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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燕谈任何30岁以下的人（吹笛） 你肯定还没过30岁～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6-3 18:12

惭愧，也快而立之年了：）燕谈现在也有90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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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果戈里传统，对个人伦理责任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当时有人认为社会体制的不合理造成人的犯罪，犯罪人是没有责任的，要消灭这样的犯罪，要消除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种观点 ...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6-3 13:12

应该是孙传钊吧，孙老先生好久不见了。
包括还有ys1937于邵老先生，老爷叔等网友，不知道他们何时能回来论坛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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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note/20113756/
偶遇“孙传钊”
2008-10-20 17:47:21
?【转帖】怀念孙传钊教授:一个自由主义学者的人间情怀和学术研究以及其他

作者：著作郎 提交日期：2006-10-1

很早之前就已经听说过孙传钊先生的大名了，而且在听别人讲到他的时候，绝大部分同学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两个短语去形容，那就是“有个性”和“有思想”。作为一个渴望聆听大师级人物声音的人，我一直都怀有和孙先生面对面畅谈古今中外的想法，而且几次三番有去听他讲课的念头，但却囿于种种原因一直都未能成行，差不多算是我夙愿中一个无法释怀的遗憾了。今天正巧遇到了和孙传钊先生学习日语的李涛同学，他刚好要去孙先生家看望他，了解到我的心愿，便有意要带我一起去，这正是一个久等不来的好机会。于是我推掉了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和他虔诚地去敲叩孙先生低矮的房门。
　　
　　 和想象中的稍稍有些不同，孙传钊先生个头中等，面庞略微有些圆胖，头发一缕一缕的披散着，显得很花白，和旁人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很深邃，像从史前穿越过来的一样。孙先生的住宿条件比较差，一间小小的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专业书籍的小书房，就是这些承载了他生活中的全部饮食起居。由于家属长期在日本居住，所以每年寒暑假孙先生都要去日本探亲和做三个月的研究，这个小小的居室就显得有些格外的冷清和朴素。窗外，偶尔有不知名姓的鸟群飞过，孙先生或许听得见或喜或悲的啁啾。
　　
　　 孙先生于1949年出生于上海，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游学十几年，于1999年回国在宁波大学教书。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最近关心的研究领域是社会伦理中的个人责任问题。他给我们举了一个文革的例子来解释他研究的责任问题，文化大革命既有毛泽东的责任，也有四人帮的责任，但是同样的也有我们当时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当时大家都站出来抵制或许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中，责任是分层次存在的。
　　
　　 处于社会低端的弱势群体同样也一直都是孙先生的关心对象，他们的生存境遇时时刻刻牵动着孙先生的热情和关注。聊天的时候，李涛说到他明年毕业了要考浙江大学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将来也希望能留在高校做他喜欢的学术研究工作，孙先生有些不支持，建议他倒不如找一家单位就业或者考各省师范大学的教育史专业，因为浙江大学的教育史专业的确很好但也确实很难考，怕是接连考不上了会耽误生活问题，会给家庭和父母添麻烦，而且还可能加重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负担。
　　
　　 还曾经有一位叫赵虎的物理系同学，他经常到孙先生家中帮着做些家务，洗衣机坏了他鼓捣鼓捣就修理好了，马桶坏了弄一弄也修好了。常常，孙先生留他在家里吃上一顿晚饭，他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他。现在，赵虎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书，待遇不是很好，孙先生劝他不如利用专业知识开一家修理店多挣些钱，不要亏待了自己和家人。赵虎现在也常常给孙先生打电话问候，有时还会寄来各种各样的茶叶。孙先生说，他有时候很怀念赵虎。
　　
　　
　　 孙先生坦言，他现在每天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所喜欢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了，以前每天只打一会乒乓球，现在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校园里散步，其余时间他都利用来读书和著作。和我们同去的徐雷说孙先生的这种研究精神很值得学习，孙先生摇着头态度坚决地说不应该也不值得学习。他说，学术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而这两个条件作为大学生很不具备，一是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二是没有很好的物质营养，所以不提倡大学生像他那样做研究。这时候，孙先生给我们看了几份他购书的发票，那些书的价格都很昂贵，动辄在几十元上百元，都是他从微簿的工资里毫不吝啬地拿出来的。
　　
　　 孙先生和我们讲，他做学术研究有两个底限，一是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再一是不能亏对了自己的身体。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做学问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而至于说到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身体，那是因为还要依靠不能垮掉的身体来支撑以后自己所醉心和喜欢的学术研究。听到这样的话，我想每一个稍有良知和道义感的人听了都不应该不为之动容，而那些靠混关系、靠剽窃别人的东西来填充自己权势和地位的所谓教授、专家、学者等等之流听到这样的话则又怎么能不感到汗颜和羞愧呢？
　　
　　 我们在孙先生的大书柜里看到了很多他每年从日本复印回来的各种资料，装了满满十几抽屉。而且孙先生还曾经到德国做过很多实地调查研究，也带回国内很多的资料和书籍。真不知道他一次次带着这些书籍和资料满心欣慰地回到家门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的一次次不辞辛劳。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所爱放在至上之位的人，为此什么不可以付出呢，何况是辛劳？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孙先生也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他已经先后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知识分子的背叛》、《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等译著，并在《读书》、《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中华读书报》等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层杂志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孙先生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三联书店的编辑还专程给他发了电子邮件商讨他著作的出版情况。但是由于政治、思想、观念等等方面的原因，孙传钊先生却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学术和生活待遇，这是我们所感到痛心的。
　　
　　 孙先生一再和我们说，不要报道他的研究或者是他这个人，他说主流舆论对他是排斥的，主流机构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不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做他的宣传无论对哪一方面都没有用处。我自然明白他话里行间的个中含义，但却一直都弄不明白，不明白的是一个如此出色的、一流的学者究竟为什么令某些个人和机构所不容，在一个如此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度做一个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研究者竟有这么困难吗？王国维先生、老舍先生以及傅雷先生的自绝在一个民族思想与观念觉醒的曲折道路上难道就像昨夜的昙花在瞬间的绽放过后遂被岁月和无知匆匆淡忘了吗？
　　
　　 我们在孙先生的书房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去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而卑贱地活着，但更多成熟的男子只是为了活着而卑贱地活着。孙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摘自于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孙先生说他自己现在所做的就是这句话里的第二种人，他愿意而且正在为某种事业的前进而永远卑贱地活着。
　　
　　 孙先生的书房里还挂着一块条幅，写的是王国维先生论读书的三重境界，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不知道孙先生自己现在做到了哪一重境界，但我知道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未曾能达到他的境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王国维先生的三重境界谓之为何，更不用提用此言语来督促和鞭策自己了。
　　
　　 先前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网站上看到过孙先生的那本名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的译著，因此便想向他借来原书看一看。我很冒昧地对孙先生说想借阅他的那本书，孙先生很高兴地为我在书架上找来找去，似乎我的借书也成了对他学术价值的一种肯定和支持。孙先生建议我还可以读一读他那本叫作《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译著，因为那本书里讲的是怎么样做一个有人格和尊严的现代知识分子，而那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则显得很专业化，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我愿意看两本都可以拿走。同去的徐雷很细心地询问是不是要留一个借书的条子，孙先生爽朗地大笑说没有必要，只要不损坏他的书就行了。窗外，清晨的雾霭即将散尽，一个孤独的背影还将在思想与现实鏖战的巢庐里继续徘徊，除了道义和良知上的支持，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却什么也不能为其分担。
　　
　　 走出孙传钊先生家的时候，他还一再说不要在报纸上宣传他的什么，他说自己是个不值得宣传的人，最后竟用“求求你们了”相劝告，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了，老先生竟然动用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就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费正清先生在火车上不能忍受列车员接二连三播放的音乐竟以下跪相求一样，大人物在某些方面是惊人地一致的。在孙先生说“求求你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直视他圆胖的面庞和深邃的眼睛，我真的害怕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仆仆风尘和悲苦辛酸后我的良知再会在别人落井下石却还无动于衷的欣慰与欢笑里所陶醉以至麻木而不仁。
　　
　　
　　 注：孙传钊先生曾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其后在日本游学十多年,归过后先在宁波大学任教,后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任职，研究方向是教育的社会问题和伦理中的个人责任问题，其个别研究在中国处于顶尖地位，但由于思想和观点和主流的不协调，所以一直得不到院和系的重用，政府也对其处于排斥状态。孙先生和我是忘年交，本人深感荣幸之至。2006年春节前的时候,听说孙先生长子在东京出车祸,孙先生连夜赶到日本处理后事,最终还是不幸,其爱子落得终身瘫痪,后来孙先生回上海,听说因精神分裂或者抑郁症住院了,具体情形不知道怎样,仅在此以前文怀念孙先生和我再一起的日子.

来源：天涯论坛“闲闲书话”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85138.shtml

什么都略懂一点

一位教授问耶稣如何才能进入天国，耶稣说：除非你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里说的你死，当然不是要你去杀死自己的身体，而是精神上的自杀。荠菜种子要长成大树，种子必须死掉，发芽和成长才有可能，这和约翰福音上的说 ...
水色 发表于 2014-6-4 08:59

李苗真乃神人也！

什么都略懂一点

秦国再强大，秦人的生活，六国绝对不羡慕。——战国时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户籍制度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家到哪国去乃是常态。但没谁想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秦国可能，大家都很恐慌。（刘勃 ...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6-4 14:48

美好的社会啊，是谁发明的户籍制度啊，这个人应该钉入黑暗史啊。

吹笛在湖北

2006年春节前的时候,...后来孙先生回上海,听说因精神分裂或者抑郁症住院了,具体情形不知道怎样。

——这个好像好了吧，年前好像还来过燕谈。

吹笛在湖北

如果未来，又出来一个马克思+秦始皇，如何是好呢？————我国人大确有“特色”：1、人大代表3000人中，中共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2、党员代表统一按照本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投票。3、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人大代表无权组织讨论，相互之间不可以串连研究决定投票。（依炎黄春秋高锴访谈）

拯唯冬

华中村附6号，吹笛小学住这儿。

    对门家亲戚的妹子从县城来，一个俏丽小姑娘，说来找“组织”。邻居家人不敢睡觉。怕她跑出去。白天里，一个人总被关在屋内。她决然背门返身，大步走近床沿，颠起脚尖，一把捧起蚊帐帘子紧紧贴在脸颊上，就象簇拥红旗的一角，一边千言万语似地涔涔流泪。因为她口口声声找“组织”，窗外吹笛触景生情：她是“吴清华”，要冲出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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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是武昌华中村吗？

现在华中村还在吗？

吹笛在湖北

63522

华中村附6号，吹笛小学住这儿。
    对门家亲戚的妹子从县城来，一个俏丽小姑娘，说来找“组织”。邻居家人不敢睡觉。怕她跑出去。白天里，一个人总被关在屋内。她决然背门返身，大步走近床沿，颠起脚尖， ...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6-22 10:19

老拯知道华中村啊？华中村卖给美院了，盖了教工宿舍，面目全非了。还剩下两栋。包括几棵老树。这几有几张图：http://www.yantan.cc/bbs/thread-117860-1-1.html

拯唯冬

记得华中村当年居住的都是湖北省文艺团体及武汉大学的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
笛兄在华中村付六号住过？六号与付六号是一会事吗？

吹笛在湖北

记得华中村当年居住的都是湖北省文艺团体及武汉大学的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
笛兄在华中村付六号住过？六号与付六号是一会事吗？
拯唯冬 发表于 2014-6-22 11:41

老拯在武汉工作过？华中村文革插进来湖北曲艺团，原来只有华师和省美院（不是美术学院）现在基本被美术学院统占了。

大概是这样的，六号原来是两家，后来两家隔成四家，附六号出来了。
华中村现在想来房子分四类，最高档次居房是带阁楼（升降楼梯）和地下室（厨房楼道通地下室，屋东边可以直接进地下室），那是带壁炉的，我猜是老教会学院院长住的，独此一栋，一栋一家（已经拆了），后来（解放后？）楼上一家，地下室一家。文革楼上又挤进去一个教师一家，和一个食堂员工一家；地下室又进了两家。这居房旁边还带个防空洞（比庐山美庐的好得多，跟南京总统府那个不分上下）；
次类的居房就是燕谈照片上的二层洋楼，大概是教授，系主任住的，正常的是一栋两家，楼上楼下对称，各占一边，带抽水马桶，主副楼梯；后来（解放后？）一栋四家，一边楼上楼下各一家。文革中楼上楼下各挤进一家，一栋楼住八家。

三类就是附六号（但不是我照片上说的那个附六号，那是四类了），说三类的标志就是没有抽水马桶和壁炉，以及一体厨房。而是厨房在外，厕间（或者储物间，供放马桶用）一家一个。另外，室内隔断不是砖砌，而是木板（我们叫鼓皮），因为原本是一家，后来分成两家鼓皮成隔“墙”了。

四类房就是照片上说明是附六号的，一边一家，一家三间，各自一间厨房和储物间。文革有的三间分出一间。后门做前门了。这个大概是副教授住的。
还有一类，大概是讲师或教辅住的，一栋楼，两边各自上下楼梯，没有厕所，上公共厕所，厨房在楼外，一层油楼道两边各两间，至于一户住一间还是两间，看人口。三四类的房子不少。

再次的就是后来叫筒子楼的，实际是学生宿舍做了交工宿舍了。

拯唯冬

华中村文革插进来湖北曲艺团，原来只有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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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师不是武大我记错了，谢谢笛兄纠正。
华中村我去过那是三十多年前了，如果你三十多年前在六号住过。
那么我在华中村的一些朋友你也会认识的。

100d161

秦国再强大，秦人的生活，六国绝对不羡慕。——战国时普遍没有什么爱国心，除了秦户籍制度外，其余各国的人，觉得哪个国家好就搬家到哪国去乃是常态。但没谁想去秦国，相反一旦有置身秦国可能，大家都很恐慌。（刘勃 ...
吹笛在湖北 发表于 2014-6-4 14:48

草原上有鹿，也有狮子，鹿当然盼望着狮子全部消失，但是当有一天狮子全部消失的时候，过不了几年，草原的灾难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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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永远不可能仅依靠版规来吸引新的有识之士加入。（燕谈，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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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像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燕谈，Wind转引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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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何理解？————在诗经的时代，还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土地制度形态特征；王土，用现在最接近的来解释，应该的概念是“领土”了。 问题是，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发育不全，没有彻底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田产。就是说，传统中国的土地从来就没有一个完全彻底的政治上的领土概念和经济形态的土地财产概念的分离。（燕谈，自觉梦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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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话怎么说来着，地狱的地板是由美好愿望铺成的？（燕谈，iron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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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追求公平，就是要为那些你所“不待见”的人争取，因为公平这杆秤本来就偏向你喜欢的人。（燕谈，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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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一间卧室。厄休拉的房间里有鲜花，有书本，还有一张华丽的红色大床。她梦到的并非爱情而是神祗。在睡梦中，她看到了一些东西，将会引领她献身捐躯。（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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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控制所有资源的基本事实不变，腐败就控制不了。印尼苏哈托军人政权也很腐败，他那一家人也很厉害，但是和中国比，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没有掌握国家的全部资源，不至于像中国这样，腐败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进每个角落。”（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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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 给人借钱。——————友人以妻病向他告贷，他就把刚收到卖画的400元全数出借，朋友坚持立下借据后，才把钱拿去。不久这位朋友病逝，他前往吊祭，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在祭文中说，他与那位朋友若都健在，则借据有无都无关宏旨，现在朋友死了，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成为日后两家纠纷之媒，故拿出烧掉，以长保交谊。（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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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装”。——————“中国古代其实并无“人格”一词，有的是“人品”的观念。中国人从来不具有person意义上的人格观念，不懂得唯有个人（私人）才是权利和义务的最终主体。正因此，中国人必然只能将人格理解为一个人的“品格”，即用普遍性的“道”来制约、压抑个人欲求这种做人原则和道德规范。人格本身并不意味着诸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德行，相反，它标志着一个人的不可入性、不可窥探性，即他的隐私，他有权将自己个人的东西（即使实现出来将是不道德的、丑陋的，如罪恶、卑劣的念头）秘而不宣，只要他不用这些东西付诸实行或损害别人。因此人格就是“面具”，就是表演或扮演的“角色”。在西方人看来，任何人、包括十恶不赦的罪犯都有人格，这是一个事实（其依据是每个人都有灵魂、思想和理性能力这一事实），并没有道德褒贬的意思。一个人有人格并不就是道德的，只有他尊重人格（包括尊重自己的人格）才是道德的。”（邓晓芒《灵之舞》）————邓晓芒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格”就是一种装，是我们人人都必须有的一种表演，装作慷慨，装作关心，装作优雅，这都是很好的，我们有权这样表演，也应该这样表演，但凡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装的人，恰恰是人格缺陷的人。不允许别人装，非要去窥探、猜测，讥讽他人人格表演背后隐藏的东西，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另外，装高贵是装，装粗俗，装狂野也一样是装。但凡可以自我标榜的东西，都可以是装。媚俗和媚雅同样都是媚，在表演性上压根没有本质区别。（燕谈，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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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眼光是一维的，文化的眼光是多维的。————以多维的文化的眼光更多关注徐继畬而非林则徐，石达开而非洪秀全，曾国藩、张之洞而非李鸿章、袁世凯，严修而非陈天华，赛金花、惠兴而非秋瑾，宋教仁、蔡锷而非孙中山、黄兴，关注资政院那些敢于公开同王权争夺国权的议员们而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燕谈，负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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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约翰逊在英美被称为保守派，这就等于说他已经进入主流了。————而你说的那些什么新纳粹新土匪主义是不入流的。当然英美的主流一直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争论，现实中保守派是老大，通常被自由派挑战，时不时出来应对一下。保罗被美国总统授予自由奖章，可以作为一个保罗不是信口开河之徒的佐证，否则连累起来总统都要被人嘲笑的。（燕谈，georg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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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长相判断一个人的智商高低（男性与真实情况更为接近）。————方法一：从嘴巴中点向两个瞳孔各连一条线，两线夹角越小则人越聪明。如果夹角达60度则该人很可能是先天愚。方法二：计算指纹条数，与指纹是“斗” 还是 “簸箕” 有关。“斗” 的条数较多，如果有8个以上则较聪明；反之，如果十个指头全是 “簸箕”，则该人很可能是先天愚。（燕谈，晓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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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是一种放大了的族长权力。———— 皇帝要能支配普天下的其他家族，治理天下，必须依赖官僚系统。因此，必须容忍官僚政府的权力在天下通行。宫廷与朝廷，并行不逆，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统治的基础。 但这两者的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最难处理好的矛盾，具体就表现为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黄宗羲更深刻的，是认识到官僚系统与封建皇帝家天下的本质，其实是相冲突的。 （燕谈，蓝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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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骨子里瞧不起对工人阶级，是源于其共产主义学说。—————— 一是马克思认为支撑共产主义革命当包括两个元素：头脑和受头脑指挥的心脏（“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两者属于支配和被支配关系，所以为什么马克思提出没有哲学能力的工人阶级不但受困于经济贫困，且受困于”哲学的贫困“，故作为提供”批判的武器“的头脑，当然对心脏要优越而傲慢；二是马克思依于“教条”——弥赛亚般诗性的辩证逻辑——的革命理念，是一场消灭资本主义（文中最终称为“世界商业”，由此可见商业是现代社会的本体）的社会革命。而一方面，没有哲学头脑的工人阶级却忙于一场政治（要求政府制定劳工法）或经济（劳资关系的改良），这些实用性的解决办法。这些没有头脑无心社会革命，而主张政治、经济改良的工人阶级队伍后来成了第三国际、德国社民党，乃至美国工联、劳联。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论是不但消灭资本主义，且连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一同消亡。在马克思的革命伦理里，工人阶级只是一个“执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的阶级，是一个“人的完全丧失”的阶级，也只是在实现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共产主义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意义”的阶级。马克思跟后来毛泽东对青年学生的看法一样，不过是把工人阶级作为抵达目的的“桥梁”工具罢了。由工人阶级如此不堪的历史面孔，马克思当然蔑视并诅咒其资本主义一同消亡了。（燕谈，吹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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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问题。——————有些东西要保密；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如何决策，结果培养愚昧主义，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1956年10月王飞，转自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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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就是用来钻漏洞的”。——————数十年前来到美国，第一次报税，拿到税表见几乎每一条款下都注明如何钻漏洞。某条下注明你也许同时适用另一条，可以省银若干。又某条下注明该条的漏洞直径为几许，请量一下自身如能钻过则可省银若干等。看后感叹不已，这样的政府谁还会有心思去打倒。再如美国的律师极多，医院急诊室内日夜有律师徘徊，每有车祸者送来，会主动上前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输了不要钱赢了对半分。这些人和住院的人也联系，时不时到病房转一圈，为病人提供法律服务。说白了就是守法医闹。法院外这种人就更多了，一拥而上争着为你服务。他们对法规的漏洞非常熟悉，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帮你搞定。这显然是好事，如果没有医闹，什么都是医生说了算。明明事故硬说本来就该死，也不是事儿。所以我以为法规就是用来钻漏洞的，同时，法规是用于限制执法者和政府的，简单地说是用来限制强势一方的。（燕谈，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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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永远不可能仅依靠版规来吸引新的有识之士加入。（燕谈，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