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高原：李沛瑶

李沛瑶（1933—1996），1986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届中央主席。
　　李沛瑶，广西苍梧人，1933年6月1日生于香港。父亲李济深是著名爱国将领、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领导人。李沛瑶同志自小受父亲的熏陶，不但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而且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特殊的家庭背景，影响了李沛瑶的一生。
　　严父慈母
　　李沛瑶是李济深的第五个儿子，但按照家乡的习惯，算上叔伯兄弟，他排行第八，因此弟妹们都称呼他八哥。
　　李沛瑶出生的前后，其父李济深正忙于组织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活动。李沛瑶的童年时期主要是在母亲双秀清的呵护下度过的。双秀清是李济深的第二任妻子，出身旗人，虽然家境贫寒，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继承了满族女子善良开通、勇于担当的性格。这对李沛瑶兄弟姊妹的成长与性格形成，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可惜，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了，未能和丈夫子女一同回到大陆。多年以后，李沛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总是表现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1989年，已经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副部长的李沛瑶曾率领全总代表团访问香港，借机携同父异母的妹妹李筱桦为自己的母亲扫墓，他对妹妹说：“在所有亲人中，我最思念的就是我的母亲。她曾日夜为父亲担惊受怕，还要照顾众多子女，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为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却没有等到过上一天好日子。”
　　李济深是政治活动家，交往甚多，颇有长者之风。他的家里总是宾朋满座，甚至与他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到他家里去吃饭，他也迎若知己。而当时他在香港的寓所，又是“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民革”等反蒋政治组织的活动据点，其人员的庞杂和家务的沉重，可想而知。
　　由于李济深忙于政治斗争，对子女很少顾盼。但在孩子们的眼里，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李沛瑶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好，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让他到书房里罚跪40多分钟，直到父亲办完公事，才让他起来吃饭。他的一位叔伯哥哥因为逃学，被父亲关了半个月禁闭。这些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养成了发奋学习的品格。
　　1949年夏天，在中共的安排下，李沛瑶兄妹带着丧母之痛，从香港北上。到达北平车站时，父亲看到他们臂上的黑纱，不禁潸然泪下。这可能是小沛瑶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在他心目中，父亲有军人的沉着坚强，泰山崩于前也不会眨眼。
　　在北平，李沛瑶进入著名的汇文中学读书。汇文中学历史悠久，创办于1871年，最初是美国基督教堂附设的蒙学馆，1888年改名为“汇文书院”，1904年又更名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汇文大学部与华北协和大学等合并成立“燕京大学”（校址即为现北京大学所在地），留下大学预科及中学部，称为汇文中学。1952年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中共著名将领彭雪枫、张学思，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两弹一星的元勋王大珩等人，均在汇文中学读过书。
　　李沛瑶在这所中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老师和同学们看来，他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是个温文尔雅、兴趣广泛的少年。这些兴趣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
　　他爱好书法。后来在他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时，曾留下了不少题词题字。从著名计算机教育家、科普作家谭浩强，到内江一个丝织厂的厂长；从西双版纳，到安顺开发区；只要人家要求题字，李沛瑶总是来者不拒。他说，不是我觉得自己字好，而是盛情难却，咱何必摆架子呢？
　　他爱好摄影，曾动手把家里的一个储藏室改造成暗室，自己冲胶卷、洗相、放大。他总是拉兄弟姐妹给他当摄影模特，搞得大家都很烦，可后来，家里保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多是李沛瑶这样“烦”出来的结果。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比较珍贵的竟然是几台不同年代的照相机。
他爱好钓鱼。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儿子万伯翱著有散文集《元戎百姓共垂竿》，其中一篇《春水东流话李公——忆好钓友李沛瑶副委员长》，对他的钓鱼做了细腻的描写……
　　到下面去
　　那正是共和国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人们满怀希望与激情的时代。共和国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自豪的宣示，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其实从孙中山开始，中国的革命者就怀着同样的憧憬：革命一旦胜利，唯一的任务就是全力投入为祖国富强的建设。李济深同样如此。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政治角力中险恶阴霾的深刻体察，他不愿意自己的子女走宦海沉浮的老路，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国家建设者。因此，他支持儿子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后来改建为北京航空学院）。
　　专业学习对于李沛瑶这样一个名牌中学毕业的青年，并不是沉重的负担。倒是新社会让人们焕发出来的蓬勃热情，与诸多崭新的政治概念，感染了他那年轻而纯洁的心灵。他像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一样，渴望拥抱火热的生活，渴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当然，也渴望着美丽动人的爱情。他是幸运的，在学习外语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美丽文雅的姑娘，很快双双坠入爱河，大学未毕业，他们就结婚了，并且有了第一个女儿。
　　李沛瑶这位第一任夫人姓陈，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她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北大教授。在她4岁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带领学生去前线声援，就此一去未回。其母就读于早期北平艺专，颇有绘画天分，曾得大师齐白石赏识与点拨。
　　1957年，经过五年的大学生活，李沛瑶毕业了。按照他当时的条件和家庭背景，分配在北京工作很容易。但当时北京没有飞机制造厂。李沛瑶实习时曾去过江西的洪都机械厂，当时代号“三二零厂”，是新中国最大的军用飞机修造企业。那里肯定比北京艰苦，但在李沛瑶的心目中，那里才是他大展宏图的地方。
　　李济深也支持儿子到下面去。他对儿子说：“在我身边，你的翅膀长不硬。你要走自己的路。”
　　于是，李沛瑶来到了南昌，从此在这里一待就是30年。第二年，他的妻子毕业后也追随他来到了南昌。
　　他先是在南昌航空学校担任教师。后来又在洪都机器厂即后来的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担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职务。
　　李沛瑶从开始就抱定了扎根江西的信念。他虽然多次回京探亲，而且因夫妻工作繁忙（他妻子在同一工厂的职工医院做医生），把两个女儿寄托在北京岳母家。但从未试图调回北京。
　　李沛瑶对自己的专业技术有坚韧的执著，对生活有广泛的乐趣。因此，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融入了工人群众。大家对他的称呼，也不知不觉地由文雅的“李老师”变成了熟稔的“李师傅”。
　　他对专业是那么地热衷。潜心钻研，进行技术革新，编写技术教材，撰写技术论文，因此曾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他对人是那么热情厚道。谁家的收音机坏了，他就去帮助修理；谁家孩子功课不好，他就去帮助辅导。
　　他对生活是那么兴趣广泛。跳舞、唱歌、游泳、滑冰、摄影、钓鱼，或许因为这是排解人生苦闷最好的方式。
　　有苦闷吗？李沛瑶没有说过。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肯定有着不必言说的感受。人生如何无挫折？何况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至少我们能肯定的是，虽然李沛瑶所在的工厂曾为我国空军开发了歼字系列战斗机，但却没有让中国的军用航空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还知道的是，李沛瑶的个人生活也遇到了挫折。他和第一任妻子分手了。或许因为性格原因？或许因为文革时的政治原因？或许……我们不知道，他和前妻均回避这个问题。
　　当然，到下面去的30年，无疑对李沛瑶来说，更多的还是人生的财富。
　　对基层生活的深刻了解，成为他后来走上领导岗位最丰厚的基础；对工厂和工人的理解，为他在劳动部和全总任职提供了迅速进入角色的感情积累；对科学专业精神的实践和把握，又让他能够尽量摆脱官场形式主义的陋习，更多地解决实际问题。
　　1970年，李沛瑶与第二任妻子许克坤结婚。许克坤是一位音乐教师，性格热情大方，特别是在音乐和舞蹈上，和李沛瑶有共同兴趣。她后来为李沛瑶生了一个女儿。
　　天降大任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迅速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社会利益的多元趋势，对现有的政治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成为共识。特别是在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设想之后，继承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立刻成为民主建设的重点。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沛瑶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急剧性的根本改变。
　　1986年，李沛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担任民革江西省副主委。1988年1月，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4月，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同年10月，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89年3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副部长。
　　如此迅速的职务升迁，当然有李沛瑶与民革的渊源因素，但更和社会政治生活变化的需要密切相关。包括民革在内的中国民主党派，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重要辅助力量。但后来受极左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党派组织长期处于沉寂瘫痪状态。政治意识消沉，人员老化，成为其发挥参政作用的重要障碍。因此急需补充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
　　离开自己熟悉的工程技术岗位，离开30年朝夕相处的同事，李沛瑶确实犹豫过。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专业，也担心自己不能适应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后因各方面的领导多次做他的工作，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李赣骝也到江西说服他，才最终让他接受了急剧降临的重任。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共加快了国家政治协商的民主制度建设，并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了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2年12月，李沛瑶接替已是高龄的朱学范，任民革中央主席。次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
不负众望
　　原劳动部部长阮崇武在回忆李沛瑶任劳动部副部长后的工作情况时说，劳动部的中共党组织和中共党员干部十分尊重和信任李沛瑶，大力支持他的工作。李沛瑶不仅多次主持全国性的专项工作会议，协调部门关系，而且当主要部领导外出时，还多次主持劳动部的日常工作，主持部长办公会议。作为非中共领导干部，他还被邀请列席劳动部中共党组会议和党员民主生活会。部党组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研究基层党组织建设、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包括人事任免事项时，也请李沛瑶参加，听取他的意见。李沛瑶直接领导过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起草制定和贯彻落实。
　　正是有了这样的真诚与信任，李沛瑶感受到了巨大的动力和责任。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用过去钻研技术的那种坚韧精神，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后来回忆，都对他刻苦研究的精神、深入调查的作风、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及忘我的工作热情深有感慨。
　　李沛瑶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主管就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当时正是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推广实施，仅仅几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率就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猛增，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农民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形成了“民工潮”。而当时城市也正处于就业高峰，加上治理整顿、结构调整等因素，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对于这样的新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之前，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使许多人不愿意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体制更恶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处境。
　　面对这一切，李沛瑶决定从调查研究开始，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决策提供现实依据。他多次带领有关人员下基层，还特别利用春节期间北京站和崇文门地带滞留大量民工的机会，冒雪前往现场做调研工作。他认真倾听民工们的诉说，和蔼地询问民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活，能挣多少钱，为什么出来打工。甚至和几个坐在行李卷上的年轻人攀上了老乡。
　　从丰富的调研中，李沛瑶逐渐形成了比较清晰的思路。他还查阅了大量国际上关于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的资料，更坚定了应该建立规范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市场，用疏导而不是堵塞的办法，用大力发展城乡工业和城镇化的办法，解决就业和民工潮问题。他说：“必须帮助、支持农民就地就近找出路，这是根本的解决办法。”“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引导和对农村就业的研究，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打下基础”。
　　基于这样的思路，在他的主持下，劳动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项目。该项目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在8个省50个市县开展了试点工作，为推进农民就业积累了经验。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但人们的思想认识转变总会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上，一些同志囿于劳动力进入市场就会变成商品，就会产生剥削，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存在劳动力市场的传统逻辑，反对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李沛瑶却不同意这种逻辑，他认为只有用市场机制，才能充分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
　　因此，当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在征求民主党派对《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时，针对《决定》草案中“劳动就业市场”的提法，李沛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明确提出发展劳动力市场。这一建议被接受，“劳动力市场”第一次写入党的文件。现在看来，这样的写法，让《决定》这一重要历史文献更科学、更严谨，也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规定，更好地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李沛瑶对劳动就业的意见。在一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听了李沛瑶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的发言后说，欢迎你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虽然国事繁重，李沛瑶却依然高度关注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他认为这是关系社会稳定、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1994年，他率领民革中央、劳动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组成的调研组，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五个省区的22个市县开展调查，形成了《关于搞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几点建议》的调研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这份调研报告明确提出，劳动力转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应坚决克服将这种转移与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对立起来的观念。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可以释放出新的生产力。报告从城乡劳动力就业占用国家投资和物质资源的比较等方面，论证了开发城乡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资源，搞好劳动力转移，可以发挥劳动力对资金和物质资源的重大替代作用，是国家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一条在极少资金投入的情况下靠劳动积累实现高产出的道路。报告针对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项措施建议。特别是有预见性地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转移必须加快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今天看来，确实显示了报告作者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和认识的历史深度。
　　李沛瑶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非常关注。他说，职工技能的高低，从企业角度看，关系企业的兴亡；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看，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地增长。不重视职业培训，就不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影响。他多次深入各地调查了解职业培训工作，研究发展职业培训的政策思路。第一届全国奥林匹克青工技能大赛举办时，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沛瑶也亲临比赛现场仔细观看。他对参赛选手说，技术能手也是人才，没有好的技工，企业永远出不了好产品。
　　残疾人的就业和技能也在李沛瑶的视野中。1989年5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李沛瑶亲临赛场。
　　李沛瑶当时担任了诸多推进劳动者素质的社会职务，如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
　　因为有30年从事技术工作的深刻感受，李沛瑶深知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他曾任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
　　他十分尊重和推崇那些在科学技术上有创造性成就的人。我国著名速算专家史丰收就和他是知交，并得到过他的多次帮助。后来在李沛瑶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史丰收竟恸哭失声。
　　《冷冲压工艺手册》、《英汉航空航天工程词典》等书的作者、编者也都表示，他们的工作曾得到李沛瑶的关注和支持。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这样一项崭新而艰巨的工作，李沛瑶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0年初，劳动部成立了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研究小组，李沛瑶担任组长。他带领研究小组的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通过广泛调研，提出了社会保险改革的总体规划，以及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方案。后来，国务院正是在综合包括劳动部在内各相关部门的方案，确定了劳动保险改革的总体原则以及具体的改革办法。
　　劳动部率先采取了积极推动企业养老保险改革的动作。在李沛瑶任副部长期间，首先在国有企业推行了职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十多个省相继实现了省级统筹，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试点方案顺利出台，一大批省市进行了改革试点，为全面推开养老保险改革创造了社会氛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复杂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权力和利益，其矛盾和难度可想而知，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养老保险，既牵涉历史沿袭，又与现实中企业管理的条块分割互为纠葛。方案出台过程，不知经历了多少冲突、谈判、协调、妥协。作为主管部门代表的李沛瑶，面对的艰难复杂，付出的巨大精力，难为外人道。即使如此，国务院强力整合推出的养老改革方案，依然是一个各方平衡的结果。其中不仅提出了两个实施办法，让各地根据情况自主选择；而且保留了许多行业自我统筹的权利。
　　由于全程参加了改革方案的制定，李沛瑶深知其中隐藏的问题。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下发后，李沛瑶马上率领民革中央、劳动部、国家体改委、社会保险研究所等单位的人员，赴四川、上海、陕西等地开展专项调研。此时，李沛瑶已卸任劳动部副部长，身份已经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因此，此次以民革中央名义报送的调研成果《关于深化养老保险改革的初步建议》，摆脱了部门利益的影响。在肯定改革的基本方向与灵活选择的合理性的同时，综合地方的情况反映，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现行方案存在的弊病；提出了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取消行业统筹、研究归纳综合两个方案、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等中肯的建议。这一公允客观的立场和及时的建设性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
　　深知技术重要性的李沛瑶，还十分重视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改造社会保险的管理。他要求，为将来实现社会保险的全国计算机联网管理，必须统一软件和数据口径，从一开始就要强调标准化。
　　作为新时代劳动主管机关的代表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从社会主义政治公正与社会和谐的高度，认识劳动权益保护、劳动安全问题，是李沛瑶从事劳动工作的鲜明特色。
　　李沛瑶大声呼吁劳动立法，甚至说这是涉及人权的政治问题。当《劳动法》出台后，他亲自走上街头开展宣传。离开劳动部后，他依然关心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就在他遇害前不久，还听取了劳动部有关同志关于落实《劳动法》的情况汇报，并表示要亲自带队下基层调查研究。可惜这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
　　李沛瑶身兼劳动部副部长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尤其意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资本的强势，建立保护劳动者法律机制对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推动劳动合同制度与集体谈判制度的建设。他为此曾多次主动到中国企业联合会，商讨建立“三方机制”问题，让担任该会名誉会长的老共产党人袁宝华先生感慨不已。
　　李沛瑶把安全生产工作视为关系职工权利和社会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他多次亲赴铁道部、交通部、公安部、兵器工业总公司等单位，协调安全生产问题。他多次深入重大安全事故现场，听取汇报、察看实情、部署调查、看望伤员、安抚家属。
　　作为新一代民革中央领导人，李沛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深刻理解并执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并以加强民革自身建设，全面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实际行动使之落实。
　　他说，把一个什么样的民革带入21世纪，是需要用事实来正确回答的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无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加强自身建设和发挥参政党作用，是民主党派的双重任务，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加强自身建设是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基本前提。因此提出从加强学习、建立参政党机制、发展组织、强化制度、培养干部、改变机关作风等方面入手，真正把民革建设成一个合格的参政党。
　　李沛瑶是一个工作求实的人。他提出参政党的建设问题，自己也就身体力行，亲自做参政议政工作。其选题则集中在带有普遍性或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上。
　　1993年，上任伊始的李沛瑶就率领民革中央考察组，两下云贵考察智力支边扶贫以及边境贸易发展趋势，为贵州落后地区的经济振兴出谋划策、牵线搭桥；组织有关同志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进一步发挥云南在重振南方丝绸之路中的战略地位作用问题的建议》。随后又率队奔赴江浙沪三地，就港口建设问题进行考察，向中央送交了《东方大港的崛起应早日决策》的建议报告。这些参政议政成果，因问题重大，调查翔实，建议中肯，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民革因与国民党的渊源，在祖国统一工作上占据特殊地位。李沛瑶对祖国统一充满信心，并利用一切机会，与台湾及港澳人士广泛接触，增进了解和情感交流，积极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多次呼吁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共襄和平统一大业，同创民族振兴宏图。
　　李沛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作为国家领导人，多次率团出国访问，为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开展和平外交，不辞劳苦。
　　他努力服务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并担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中国锅炉水处理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
　　李沛瑶生活俭朴，成为部级干部后，仍然经常骑着自行车外出。甚至在出国访问时，也不愿接受豪华住房，力图为国家节省开支。
　　1996年2月2日李沛瑶不幸遇害。2月13日，李沛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江泽民、乔石、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群众参加人数原定在1500人，而实际人数不下3000人，大大超过了事前的预定。
　　2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李沛瑶治丧的综合消息，并全文发表了《李沛瑶同志生平》，高度评价了李沛瑶的一生，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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