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回忆录 (摘译自: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
(译按:冀朝铸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期翻译,有「红墙第一翻译」之称。他对毛泽东有近身的观察。)
(···通过激发人之本能中的自我膨胀、权利欲来调动与领导人的兴奋力,为我所用。所以毛总是寻找可以打击的小比例的对象,寻找敌人,以此为靶子,来调动一大批人的力量。毛泽东的本领就在于始终能把握往强大的力量,让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地利用。在解放前,他找到地主、国民党为靶子;解放后,他先是把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作为打击的靶子,后来把一些自己的政敌定为一小撮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成为新的靶子。)
目
录
初会毛泽东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文革序幕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下)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中美关系的启动(一—四)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一—四)
中国驻美联络处的设立(一—四)
周恩来逝世(上、下)
卷入乔冠华的政治斗争中
毛泽东的「几件事」
从费孝通说开去
—
兼论翻译被偷窃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初会毛泽东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车子风驰电掣的驶过市区。它拐了一个弯以避开麇集在闹市道路准备游行的人群。我收到一些简单的指示,不久便发觉自己身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我很久以前遥望毛泽东所在的地方,俯视着天安门广场。广场现在是沸腾着上百万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红旗在招展着。大批军队正在队列而过,连同各种各样的兵器和辎重。群众的呼叫声震耳欲聋。
在城楼上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著名人物:苏联的赫鲁晓夫、北韩的金日成,以及华沙公约国的代表。中国的领导人和众多宾客在天安门塔楼前的平台上互相交换客套话语。
天安门是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那时我在哈佛。当我读到他的讲词时。我两眼充满喜悦的泪光。毛说我们站起来了,我们的国家不再受人欺凌和侮辱了。
而现在,穿着灰蓝色中山装的毛泽东真人,却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站在栏杆后面,向着看不尽像海洋一样的人群安祥地挥手。在城楼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长陈毅、毛的继承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许多早期参加斗争而现在是国家领导人的老革命。
这些都是现代中国的创建者,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不由心里忐忑。但是,我不容许自己被紧张克服。是工作的时候了,或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我的任务是,和几个同僚一起,协助我们的领导人和说英语的嘉宾交谈。我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以及避免引生误会或惹出乱子。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做翻译,不是呆头呆脑的看客。于是我和往常一样,把自己变成一个说洋话的娃娃。我站在中国主人的右面,隔在主人和宾客之间。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在宴席之中,客人总是坐在主人的右面。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
大跃进与毛周关系
到了1961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闹饥荒。我们把原因归咎于干旱,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加拿大送来了小麦。即使美国也表达了人道的关注。(当时美国仍然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在外交上也敌视中国。)联邦法庭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显示美国人「有清明的良知,而且古道热肠。」他是对的,但可惜这个建议没人附和,因而失去了一个和中国沟通的机会。但是,即使肯尼地总统和一些美国私人团体愿意提供援助,恐怕中国也不会公开、直接地加以接受,因为这会使毛泽东——造成饥荒的人——更加失面子。
为了减少城市粮食压力,二千五百万人被令离开城市迁移到农村去。大跃进时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比解放初期多了五千万人。
在有些地方,当地的军人向市民下手,成为抢匪,而非保护人民的人。中国正在分解,而虽然毛主席向党的其他领导人宣布去位,退居「二线」,但是他清楚表示,他期望这些领导人按他的「思想」去管理国家。这意思是「继续革命」和「痛打落水狗」的政策不改。
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多次下乡调查,亲自看看情况差得怎样。静静地,而且勇敢地(因为有违毛泽东的政策),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农民分配到一些土地,以耕种粮食。全民大炼钢停止了,而公社食堂也无声结束。透过层层乌云,一丝实用主义破绽而出。
但对彭德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无情镇压,却对当时政治气氛注入了毒素。从此,再没有人敢对毛泽东的「智慧」,无论是过去的或现在的,说三道四或提出公开的质疑。
毛泽东是转换命题的大师,特别是当他辩论失败的时候。现在他要发起一个新的群众运动,目的是铲除封建的物质残余。这意味有系统地拆除古城墙,包括北京的万里长城。我们在外交部的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参与此事,组织一个工作组用铁锤和铁锄去「对付」那巨大的石块。
万里长城是千年前用砖和水泥混和糯米浆而成,其意是永垂千秋。许多石块上刻着记号,说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所造,都是历史上遗留下来之物。这对我一个喜爱古物的人,真是心碎的事情。大部分的砖都打碎了,而较为完整的则运走作为建造厕所或猪舍的材料。
侥幸的是,领导人之中有些还是头脑清醒的,特别是邓小平——一个老革命,当时的总书记。他反对拆除古墙。他当时在南京,南京有着中国最美丽和最完整建于五百年前的城墙。邓静悄悄地反抗毛泽东的命令,他发出指示严禁任何人触动城墙。南京城墙因此今天仍是耸立着,但所有其他的城墙,包括好些其他难以弥补的古物,都差不多打掉了。
比毁坏物质遗产还可怕的是,对政府和党的各级官员的谴责,而这些官员都是匡补大跃进所引生的问题的人。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打手所恶毒攻击的目标,这些打手乘机利用这个机会打倒政敌和夺权。
1962年初,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大跃进和公社运动作一个不愠不火、毫无诚意的自我批评。他对引致千万人死亡和亿万人痛苦毫不表示悔意。他着那些「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承认错误。于是,所有人都奉命自责,包括周总理。
许多外国的历史学家都不能理解中国这时的气氛。他们经常引周总理,认为他对毛主席过份臣服。但我经常和周总理在一起,并时常见到这两个人在一块。我觉得他们的关系远比所谓「臣服」为复杂。在外国宾客离去后他们有空坐下时,从任何角度看他们都像两个老战友一样,说说笑话或讲讲旧事。我从没听过他们彼此间有尖酸的语言。
接着以后的十数年,毛把许多和他一起打江山的老同志加以惩罚或消灭,因为这些人或真或假地要取代他,又或这些人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他不愿意见到的地方去。周总理也遭到谴责,但他没有向毛反抗或与反毛的人结盟。他只是对毛的说话唯唯诺诺,而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做。例如在60年代中期当毛正和苏联抬杠时,周恩来和苏联签订合同共同向北越提供援助,并让苏联利用中国的铁路运送军用器材。当毛知道这事后,他暴跳如雷,但却没有对周采取任何行动。
在中国的领导人中,周恩来似乎是最少野心和最希望调和的人,不论是在中国内部或对外皆是如此。和谐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以和为贵」。毛泽东对每一事物都看到矛盾,周恩来却每事追求和谐。周恩来有一个本领,便是在不论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拆弹」,缓和矛盾,或在非常不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共同立场。他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宝贵的财富。他是天才的演说家。他有敏捷的头脑,且能善听人言。
国内的政治气氛愈来愈糟。彭德怀元帅发觉(以后其他人也同样发觉),你不必搞阴谋也可招致杀身之祸。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的反应是贬抑爱国者和破坏中国传统,这使我们非常懊恼和丧气,但有谁知道,这只是重头戏的前奏,而这重头戏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序幕(上)
大跃进「拨乱反正」后,随着地方官员和农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不断有所改善。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管理国家大事。这维持到六十年代中期,然后毛泽东又「不甘寂寞」,蠢蠢欲动了。天边乌云开始积聚,暴风雨即将来临,把中国推入了大混乱和大倒退的境界。
党开展了两个新运动,号召干部回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要在农民中培养政治忠诚,而四清运动则要清理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投诉地方干部贪污舞弊、欺压农民,以及胡乱夸大生产数字。
我在很多年前已曾被下放农村,喂了一年半的猪,现在是工作排得满满的。但即使如此,在1965年年底,外交部翻译组的领导仍认为我应该再下去,接受农民的锻炼。
一天,翻译组的政委着我回家收拾,准备与组内一些其他的同僚到遥远的湖南作长期的蹲点。政委告诉我们这些翻译,之所以派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是因为要我们熟习毛主席和刘主席的湖南腔调。
向同正怀着第二胎,预产日期是1966年年初。我向政委请求待婴儿出生后才出发。政委严肃地看着我,责备道:「是你的老婆生孩子,又不是你。赶快去!」于是我顺从地和同僚们坐火车出发。我们坐着硬席车厢,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抵达湖南长沙,再转长途车到浏阳县。该县以爆竹业著名。
在我整个蹲点期间,我和最贫穷的农民生活在一起。我改变过几次睡眠的地方,因为屋内的气味令人非常难受。我希望找一个空气可以忍受的地方。原因是当地的习惯是把尿缸放在屋内,让它发酵。在第一个家里,我问户主是否可以把尿缸拿到屋外。
「不,不,不!」他说。「这样会给人偷去的。」他解释说尿是如此宝贵的肥田料,如果放在屋外无人看管的话,是冒很大的风险。我决定睡在马厩里,与马为邻,那里马粪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跟玫瑰花一样香。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发掘贪污,予以铲除。我们鼓励农民举报他们的队长或大队长。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例如突然穿上新衣服或家里有新的家俱,便告诉我们。然而,我们毫无所获。
我们不断被要求不要怕苦,并要成为干部的样板,勤勤恳恳地工作。我在1959年已有类似的经验,努力表现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干部。可是在湖南,条件更为艰辛。这里,环境更为肮脏,气味更为难闻,冷天更冻,因为南方的屋一般没有炕或其他保暖的设备,以助度过短而潮湿的冬天。
这里总是下雨,但农民并不理会,照常下田作活。我们不能例外。我自从1959年下放农村后,从那里所得到的经验,使我的革命热情大减。经过几天的湿雨和冰冻后,我们(我的外交部的同僚和我)感到吃不消了,并且认为假设因此患了肺炎而倒下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定当天气不好时,留在屋里不出去。
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被命令返回北京,以免在农民喜庆的佳节里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如释重负,立即赶回家去,因为向同快要临盆了。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晨当还在熟睡的时候,向同推醒了我,说她感觉是时候了。于是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医院去,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匆匆忙忙地到了人间。这之后我便要返回湖南了。
回程的火车非常挤迫,不幸取暖的设备也坏了。我的咳嗽还没有好,一路上捱着冷,等到抵达省会长沙时,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竟然瘫倒在我过夜的客店浴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送往医院。一路上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由于担心在这情况下会说出一些「反动」的话,我不断重复说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医生诊断我是严重支气管炎,如果不及时治理的话,可能会发展成为肺炎。我被送到一个单人病房里,留医七日,然后返回生产大队。此时我发觉我们的工作重心改变了,变为清理地方机关,进行阶级斗争。政治口号也不同了,现在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和我的同僚都弄不清这实在是什么回事,只好按上级的指示去做。
文革序幕(下)
积压多时的乌云,挟着暴风雨,现在开始侵袭人们。毛泽东对国家的管理方式,愈来愈不满意。到了1965 年年底,在他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的私下接触中,他抱怨党的领导人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在12月26日庆祝他七十一岁生日的宴会上,他直接点名批评刘邓,说他们有反马克思思想,并警告要搞斗争以「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人不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因为毛泽东年纪已经老迈,而且他已经退到「二线」。
但一些看不见的发展却静静地进行着。毛的妻子江青,(她数年前曾患了癌症)现在成为毛的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江青是神憎鬼厌的人物,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说她好话。她疑神疑鬼,凡事要作主。而且眼红别人,野心大,又天真和任性。她许多年前已不是毛的女人,但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她咬谁便咬谁。
此外,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军事人物,发动起一个空前规模的个人崇拜运动。他把毛的说话编辑起来,称为「毛语录」,又叫「小红书」。这本有红色塑料封皮的书被印行了亿万本。
1966年五月中旬,政治局发出了一个通告,首次攻击那些「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并号召发起一个伟大的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我突然被命令收拾一切,返回北京。在北京,我发觉北京市长彭真被公开抨击。彭是刘少奇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亲密盟友。现在我们这些在政府工作的人,已经很清楚看到一场政治大动荡即将发生。
在所有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我都是有惊无险,只受到很温和的攻击,所以这次我也不特别担心。我返回北京后,便立即有任务,陪同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说英语,而我们的外交部也不乏说罗语和阿语的人才。过去,在周总理访问非英语国家的期间,我通常留在国内。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我的责任是做笔记。但我的速记是用英语写的,而我的中文书写能力仍相当差劲。我出席周总理的所有正式活动,协助速记员和口译员誊写会议记录。但事实上我的贡献不多,因此我的整个行程就像假期一样。为什么周总理要带我到国外访问?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可能是,因为国内已开始动荡,周总理要保护我。无论如何,当代表团返回北京时,文化大革命已经闹起来了。不多久,无数的无辜中国人被杀戮。中国进入黑暗时代。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上)
关于文革的个人回忆和官方记录,在图书馆中随处可见。文革发生于1966年8月至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9月其间的十年。在这期间,千百万人死亡,而死亡的人中,不知多少是受虐而死。文化大革命是这么恐怖和不理性,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奇怪,怎么可以发生这些事。当然,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
让事实来说清楚吧。毛泽东从他的半隐居地方回到城市,清除那些妨碍他重新掌权的人,代之以怕马屁者、激烈分子和对他从不说「不」的人。这些人都指望当毛泽东归天时能够霸占权力地位。这次毛泽东又再鼓动群众以助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群众不是被饥饿逼迫的农民,而是充满激情的学生。这些学生被纵容可以任意胡为。
公安警察不止被命不要干涉,而且协助学生搞破坏。公安部长谢富治给高级干部发出指令,其中有这样的话:杀了人的红卫兵应该不应该受责?我的意见是如果人死了,就是死了。这不关我们的事。.......人民警察应该站在红卫兵的一方。我们要向红卫兵提供地富反右坏的资料。
年青人的狂热和反叛性,加上不受约束的环境,造成极大的带荒谬性的悲剧。据估计,在北京每条里弄上,红卫兵(有些只有十三岁)最低限度打死一个人;而杀人事件发生在全国范围里。有学者说:「这是在地球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受到国家政权允许的、在整个社会出现的『发狂症』。」在街上走着的人,随时可以被截停,盘问他们的背景,并被拷打,即使他们的背景毫无需要隐瞒之处。孩子们出卖父母,工作同僚互相举报,夫妻彼此批评谩骂。
文革最早的受害人之一,是67岁的著名作家老舍。他和二十多名知识分子一道,被扣上红卫兵臂带的一群十几岁的孩子从家中拉出来,集中在一座旧的孔庙里,剃上阴阳头--即一边头发被剃光,另边则保存。在整个屈辱过程中,老舍和其他人不断被高声喝骂和拳打脚踢。他们面上被涂黑(黑资产阶级分子),戴上牛鬼蛇神的标志,被打倒在地上。当老舍回到家后,他的妻子要把他的衣服剪开才能除下,因为衣服都给凝结的血迹酱死了。医疗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没有医院敢接收他,也没有医生敢医治他。第二天,他挣扎地走到紫禁城附近的一个湖边,投水自杀。
红卫兵是革命的孩子,他们大部分是解放后出生的。在官方的鼓励下,他们开展了自己的革命—为毛泽东奋斗的革命。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大肆破坏和杀人。教师们被枪毙、或生葬,甚或被迫坐在火药上引爆。夫妻被命令互相殴打,有时甚至打死。红卫兵虐待人和杀人的方式,「千奇百怪」,非普通人所能想及。
一句不经意的说话,便足可让红卫兵对被怀疑是资产阶级的人上门抄家,砸烂他们所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财物,并拷打屋内的人,不论这人是年迈的长者或幼稚的小儿。就这方面来说,可称「一视同仁」,而且被伤害者是「投诉无门」。
我和我的同僚都被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外交部也有同情红卫兵的激烈分子。每人都知道,部内有人已经或可能成为红卫兵攻击的目标。
我对自己担心不大。我倒担心我的父母,他们可能成为斗争的重要目标。我想出一个方法保护他们。此法虽然有风险,但我有信心它能够收效。无论如何,坐着不动风险更大。
这个时候,很多报章刊有毛泽东和宾客交谈的场面,而在两人之间充当翻译的,便是戴着黑边眼镜的我。我站在毛泽东的右边,一个没有名字的翻译员。我把这些图片中的一帧加以放大,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文革正在闹得乱哄哄的时候,我把这张照片拿下来,挂在我父亲经常坐着的沙发上面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我大声给戴着助听器的父亲说:「你坐在这里,不要动,也不要说什么话。我很快便回来。」说完,我找着街道上的红卫兵代表,「举报」我的父亲。「他是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分子,」我告诉他,并装得高度拥护文革剿除社会「黑五类」的样子。「他就住在附近,请跟我来,帮我闹革命。」这年轻人中了我的饵。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领着一群个个如狼似虎、准备粉碎一切的学生操向街道尽头我的家。到了家门前,我推开故意不关好的门。(避免要我父亲或母亲来开门。)
当我领着这些红卫兵经过回廊时,一个说:「看这资本主义家俱。」说时,他指着一张我父亲读书的已陈旧非常的座椅。我继续带着他们走过大堂,进入起居间,那里我父亲端端正正地坐着,以困惑的神情透过厚厚的眼镜观望这些陌生人。
一个红卫兵留意到他的藏书。「我们要烧掉这些书,」他说。正当他们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一个一个看到我父亲头上挂着的那幅图片,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望着那幅相,又望望戴着黑边眼镜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我。他们的情绪好像左右晃动的悬垂。
「同志,很抱歉,骚扰了你,」红卫兵的头目跟我说,并向我躬身为礼。「我不知道你有这么革命的家庭,请原谅我们。」于是他率队离开,而我也透了一口大气。在返回办公室前,我告诉父亲务必把相片挂在墙上,不要除下。而事实上,文革噩梦还刚开始,无人知道会持续多久。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题目借用巴金先生语,因手边缺乏参考书,引词容或有误,敬请读者指正。)
无知、愚蠢、荒唐、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下)
几个星期过去了,又是几个月,疯狂的日子没有结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走到街上,随处可以见到疯狂的痕迹。屋子被搜掠,女人被剃光头,人们面部被涂黑。每人手拿着毛语录,而且要被人看到拿着毛语录,否则后果自负,甚或连累他人。每天早上十时要向「毛主席请示」,晚间则向「毛主席汇报」。接电话的时候,开口要说:「为人民服务」,而对方则回答:「完全地、全心地!」如果你不这样说,红卫兵就可能找上门。
中国成语说:「骑虎难下」。红卫兵是「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骑上了「虎」背。这「虎」造成了政府最高层的波动和紊乱。曾经有一次,近千个唱着革命歌曲的红卫兵包围国务院的大门,要求周总理交出刘少奇,以处罚他对毛主席的「不忠」。「老虎」已到了不受驾驭的地步。国务院要求红卫兵离开北京,同时让军队介入。然而,混乱依然继续。
这时,所有小、中、大学都被捣乱了,而且像这个样子持续了许多年。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而高等学校只能教授毛泽东著作。在外交部,我们尽己所能和极左派纠缠。我也被命出席一些斗争大会,并逐步被褫夺去一些职务,例如我再不能给毛泽东翻译,虽则仍然可以给周总理服务。外交部的正常活动停顿了,而虽然周总理竭尽所能把我们和政治隔离,我们的外交机器仍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一天我回到家里,躺在我小房间的地板上,望着墙上的毛主席挂像,我对他说:「毛主席,你是否疯了?」
在这个乱疯疯的时代,出现的一个讽刺的事件是涉及唐闻生的,我父亲办报时的伙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这个当我们住在陋室时给我们送来热水的女孩,现在已完成学业并在外交部工作。由于几年之后我便满四十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翻译员来说,是继续在外交团队里向另一个部门发展或向上升级的年龄,鉴于唐闻生的英语很好,我建议她代替我的位置。
由于她是我通家之好,也是我的同事,我有许多机会跟她谈国家的形势。让我大为懊恼的是,她也变成极左派。我们比较彼此的笔记,然后开始辩论,互揭短长,最后成为争拗。唐闻生不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会伤害许多无辜民众和危害中国的前途。最后,有一天,她控制不了大哭起来。这是我们就这个问题最后一次的谈论。我们的友谊结束了。后来,她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层。当我想到我和她曾有争论,我感觉不安。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约一年后,我收到来自父亲的消息,说他要见我。我到达他家的时候,见他发烧得很厉害,亟须即时医治。他招我走到他的面前,意图说些什么,可是我无法听清楚。我只能不断地点头,并好言安慰他。送他到医院去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都被红卫兵控制了,他们热衷于在病人中找出「隐藏的反动分子」。我听到有些老年病人在医院中,不止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还被强迫参加斗争大会,完后任其自生自灭。
红卫兵从毛泽东处学到的,是谁的学问愈大,谁便愈反动。在医院里,医生经常被命令洗厕所和擦地板,而护士和杂工则有时做医治病人的工作。翻译部俄罗斯组有一个年轻的革命派,他从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有一次在我面前自夸说,他刚给一个病人开了刀:「很容易,很简单!」
如果父亲要死的话,那就死在家里,这比在医院任人宰割或在斗争大会中让人鱼肉为佳。
我尽量在父亲面前显得温柔,掩饰我的不满和愤怒,直至他逝世为止。我父亲为这个国家付出这么多,到后来国家竟然对他弃而不顾。在此之前,我已被外交部的造反派指为「保皇党」了,因此我不敢申请放假以照料我父亲的丧事,也不敢戴上黑纱,以免给予造反派口实乘机斗争我这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儿子。到最后,由于造反派的作梗,我申请死亡证以殓葬父亲也出了问题。父亲死时官职是中国红十字会山西省分会主席。最后,多得内子向同的奔走,由红十字会发出了死亡证。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尼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资料。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会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 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一)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人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追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内。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军用物质给北越。
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二)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刻—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打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这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 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得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报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三)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机,这飞机刚从北京回来,机上载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员,包括翻译唐闻生在内。至于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员先期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妻子向同并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以为我在地球另一面工作。飞机降落后,缓缓驶到机场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剑英,政治局的资深成员,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国宾馆。我们乘坐的是黑色红旗牌轿车,窗帘闭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叶帅对基辛格没有多少言语,只说周总理会在当天稍后接见他。
当天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宾馆。由于得到预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门前恭候。当周总理下车时,基辛格显得有点紧张,但总理的微笑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使气氛缓和起来。基辛格伸出手,总理和他握手,然后两人一起进入客厅。吃过茶和寒喧后,双方连同各自的随从走进隔壁的会议室。会议开始时,周总理先致欢迎辞,然后请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事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纸张,翻了一会,然后开始念。至于总理,则面前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纸。基辛格顺畅地读了好几分钟,然后念到了这一句:「许多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然而对我们说是神秘的地方。」这时,总理微笑着打断他的话:「当你认识了这地方后,你便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神秘了。」这话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起来。
第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一个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续了七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已到了午夜时分,总理照例还要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告。由于毛和周两人都是通宵工作,于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参观紫禁城。
唐闻生和我轮流为这个会议作翻译。当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往外参观名胜古迹时,通常是由我负责翻译。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总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问,彼此的分歧既然这么严重,是不是还有需要邀请美国总统来中国探访呢?对此问题,基辛格似乎有点措手不及,但他随即冷静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来考虑决定。吃午饭的时候,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但总理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长篇叙述中,周总理似乎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评自己。后来我细心一想,这可能是总理对基辛格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吃过午饭后,会谈继续。周总理告诉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适当时机。基辛格绽开了笑容,他不再担心了,很明显周恩来先前的关于中美分歧的话不是当真的。最后,双方同意把访问订于1972年的春天,这样不会妨碍美国的大选活动。在怎样宣布这个消息的谈判中,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尼克松的访问是尼克松本人要求的,还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涉及一个重大的「面子」问题。第二,而这对中国更为重要,提不提台湾和怎样去提?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公告便发不出;联合公告发不出,尼克松访华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长黄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告文本,以在双方不失面子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基辛格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便接受了。这个联合公告震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第一段解决了第一个困难。使用「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双方很巧妙地避开了谁采取主动的问题。第二段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退让,因为任何美国改变支持台湾的暗示,都会在大选年中置尼克松于不利的地位:他的对手会乘机攻击他对共产国家不够强硬。自然,「双方关心的问题」在定义上可以包括台湾在内。在外交实务中,任何一个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计较和争辩。
中美关系的启动(之四)
访华公告发表后,最受这个公告震荡的国家,可能是日本,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然而,虽然日本可能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应,立即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国家都不甘后人,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间,台湾失去了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有分参与尼克松访华谈判的黄华,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再次访华,但这次是公开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准备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我参与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和定稿的讨论。
正当我们的对外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宗当代中国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国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国。关于此事有许多解说,但基本事实是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周总理对他亦没有使用价值。根据一个传说,该年较早的时候,林彪曾试图暗杀总理。林彪的儿子,一个空军将官,涉及暗杀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阴谋。也有传言说,林彪曾意图在广州设立另一个政权。根据我从政府内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实是林彪知道他已内定为被清算的对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毙。他的儿子安排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他正在度假的海滨住地。飞机载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机。林家计划沿着最短的航线逃离中国,即北向俄罗斯飞行。
林彪的儿子调动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处,周立即告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说:「让他去吧!」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定,因为把共产党副主席打下来极可能被视为一宗谋杀,可能引发动乱。然而,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飞机烧光了汽油,紧急降落时堕毁在外蒙,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苏联的法医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经此事后,毛泽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中。他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倒为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国家的知识分子在鸣放和反右运动中被搞得遍体鳞伤。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砸烂了党的体制。仍然对毛泽东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当过红卫兵的年轻人,以及他的亲信。他的亲信个个都野心勃勃,觊觎权力,并利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清除政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场合,是在电视上会见北越新总理。看到这纪录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肩膀佝偻着,双腿无力,摇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爱得像父亲一样的陈毅元帅因癌病逝世。我如丧考妣,哭得像泪人一样。陈毅是文革的另一无辜受害者,死的时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中,毛泽东亲临陈毅的丧礼。他看起来举步维艰。根据在场的人所述,毛的情况很坏,非常衰弱。告别礼完了之后,他对周总理说:「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了。这算是我的遗嘱吧。」
周总理说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疯了起来。她是一个心怀叵测、专搞阴谋的人,意图在毛死后继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继承人。她认为毛的周围有一个「间谍网」。由于她是政治局成员,她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夜进行,其间她宣称「主席身体很好」,并指责周恩来「强迫主席交权力给你」。其实,自从文革开始,江青便阴谋中伤总理。现在更是关键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毛泽东这时逝世并把权力交给总理的话,江青和她一帮的日子便不好过。因此她竭力打击周恩来及周恩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这当儿,亦即在毛的身体发出警号及林彪事件发生仅一个月之后,基辛格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这时 -- 1971年秋天—中国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代表团入住宾馆之后,他们发觉迎接他们的,是张贴在他们房间墙上的反美口号和标语。谁命令张贴这些标语?无人知道,也无人承认。周总理不会这样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后黑手应该是江青,她现在是进行殊死战,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访问成功,因为这会给周恩来脸上贴金。
基辛格明显地因这个耻辱而愠怒,但他把这处理得大方得体,符合他的作风。他命团员把所有的大字报和标语拿下来,集中在一起,送往我们的礼宾处。他并给足我们面子,说这可能是上一团人留下来的。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周恩来当天稍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代表团时立即被消解了。周在这个场合发挥他无比的魅力和亲和感。在接着的酒会中,他致辞欢迎美国客人。这个欢迎辞从未正式发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访问成功的基础: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后,中美关系现在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还必须有一个领路人,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伟大的人民。虽然中美两国被辽阔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起来。今年,在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我们还接待了好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时代。
「我建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后,周总理穿梭宴会厅和基辛格代表团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个秘书和飞行人员。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这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第一张合照。
在公报上、怎样提台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基辛格有办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虽然中美公报的其他内容还须修改,但上述聪明的说法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会谈后,正当基辛格的飞机徐徐驶往起飞跑道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台湾已被取消她的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我们每人兴高采烈,但是无暇庆祝,因为我们要马上装备几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的正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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