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总督的收入与支出

邱晓云

清代总督的真实收入与支出（《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终于当上了总督。总督和巡抚则是辖内千百万人的土皇帝。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一手遮天，说一不二。他们在地方上一跺脚，就会地动山摇。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顺治年间，国家考虑到总督生活的实际需要，还给他几种补贴：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诸项，这部分合而计之为五百八十八两，是基本工资的四倍左右[1]。
这五百八十八两，对一位总督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花用，况且三藩之乱起，国家财政紧张，大部分补贴又取消了。因此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2]，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只此一项，比起穷京官岁月，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张仲礼先生说，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3]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一百八十元人民币计，可达三千二百四十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清代总督的收入并不算特别高。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有很大差异。今天的公务员福利待遇优厚。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虽然工资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有公房、公车，公款吃喝，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公款按摩。很多情况下，高级公务员们可以做到“工资基本不动”。但是在清代，即使贵为总督，国家也不配给公房、公车。他们不但不能公款吃喝，甚至出门也没有差旅补助。生活中处处需要他们自己花钱。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给一位总督的支出大致算笔账，看看他一年要花多少钱。
第一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
清代大员之家,往往是数世同堂。一旦当官，父母兄弟依靠不说,就连宗族亲戚甚至于同乡也要投奔,一个人的收入要照顾少则几十位多则上百位的消费者。
第二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以今天的省长而论，身边都有办公厅、后勤处、保卫处等一大套常设机构。比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参事室、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4]中列出，陕西省政府办公厅设十七个内设机构：从综合一处到行政处（财务处），共有行政编制一百六十三名，这些人，都是直接给省级领导服务的。
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都有这样一个相当庞大的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开支。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了。从表面上看，这会给国家节省大量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十分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简却使督抚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上引曾国藩信中有“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一句，所谓“弁仆”中就包括许多承担日常后勤及行政工作的仆役。同时曾国藩又拥有晚清最大的幕府。虽然部分幕僚的薪水由所在办事机构直接领取，但仍有相当多的“文事”及钱粮、刑名师爷工资由他直接负担。
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而这份奖金，国家不出，要总督自己出。[5]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弛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6]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 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7]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8]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
选自张宏杰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1025200


  1  黄慧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4页。
[2] 《中国俸禄制度史》，第551页。

[3]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4]  见陕政办发〔2009〕143号文，颁布机构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时间2009-10-19。

[5]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年第2期。

[6]张玉柱：《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二册，第51页。江西古籍出版社, 1989年。转引自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年第2期。

[7]张玉柱：《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四册，第462页。江西古籍出版社, 1989年。转引自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年第2期。

[8]李春梅：《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途》，《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7年第2期。

歪弟

这个很有意思，放到今天也大同小异，工资表上的东西只够抽烟，规费才是根本

showcraft

以下摘自洪振快《亚财政》：
http://book.jrj.com.cn/book/book/detail_19054.shtml
在18世纪初，广东巡抚的“节礼”（即一年四节——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和官员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礼金），超过了10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两江总督则表示，如果他愿意收，一年四节的“节礼”还不止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那个时代的10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300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年光是收礼就成千万富翁了！

http://finance.jrj.com.cn/book/book/detail_19064.shtml
四、工资要养多少人
《亚财政》新星出版社作者：洪振快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口，平均每户4口，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他是汉族的，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县令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邱晓云

秀艺五点就上燕谈了？起得好早啊。

邱晓云

以下摘自洪振快《亚财政》：
http://book.jrj.com.cn/book/book/detail_19054.shtml
在18世纪初，广东巡抚的“节礼”（即一年四节——端午、中秋、春节三个传统节日和官员本人生日所收受的礼金），超过了10万两银子。（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法海奏折）两江总督则表示，如果他愿意收，一年四节的“节礼”还不止10万两银子。（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折）那个时代的10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3000多万元。这就是说，一年光是收礼就成千万富翁了！

showcraft 发表于 2013-9-12 04:34

这都算是正常收入，实际情况是给督抚送礼的司道官员、知府们也是靠收这类节礼才能给上官孝敬的，所以经常有官员正好碰到过节口上调动工作，就会纠结于到底收到调令就走，还是等过了节，收过礼才走，做得漂亮是应该节前走的，让新官可以收这份礼，还了路费（官员赴任只自己一个人有免费的路条，家眷仆人都要自己出路费，经常是拿到任命了就要先借债）

督抚们收了这节钱，也要开销，皇帝过生日难道不收礼？还有皇后皇太后，真的就如电视剧里刘墉送一桶生姜，讨个一统江山的好彩头就可以混过去？清人进北京前，故宫里的东西已早被抢空了，后来故宫里那么多前朝的宝物，原来多散落民间，然后慢慢经督抚们历年搜罗再进贡回到故宫的。

邱晓云

重庆文强某年过个年净收礼伍佰肆拾万，后来定成了受贿。

梅茗

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

感觉作者比较懒。苏轼遭贬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笼统说20余口，很是随便。
记得好像苏轼是在黄州时吧，每月有把4500钱分三十串挂在屋梁，一天只花一串的故事，不知道宋代的150钱相当今天多少人民币。

邱晓云

一两银子少的时候换730钱，多的时候也有能换2300钱的，懒一点，就照一般算换1000钱吧，一两银子大约值现在200元，那时候银子少，可能值钱一点，有人算到值600元，马马虎虎照300元算吧，150钱值45元，一家人吃喝，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

李大苗

不谈及历史背景，主贴的说词给人的印象是扭曲的。

曾国藩当到总督时，由他主导提出的“厘金”已成为地方的基本财政资源。此前地方不课收厘金，没有这笔收入，总督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支配权。

清代没有工商税这个名目，流转过程中，只在不多几个地方设有关卡征收过关的物品税，如浒墅关等，在朝廷那里有名册。

城镇中对商户征收铺税等。这笔税款不列入国家财政，由地方自征自支，且也没有公开和规范的制度约束。所以，商业发达的地方，地方官的收入就超强，贫匮的地方，官衙的状态就紧吧。

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鱼米之乡，商贾重地，所以是个天朝最肥的缺儿，比起陕甘和云贵总督简直天地之差。较之，两广总督的肥要多于闽浙，而闽浙要高于直隶。然后者的权势为总督之最。

showcraft

4# 邱晓云 回邱版，最近尝试早睡早起，早上效率比较高，呵呵。最近发现一本不错的书，特维德的《逃不开的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