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

马勇：胡绳晚年如何分析“左倾幼稚病”

時間：2014-06-15 21:54

核心提示：宁左毋右，忽左忽右，左右摇摆，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最真实的写照。历史主义地说，左倾思潮与左的实践让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沉重代价


宁左毋右，忽左忽右，左右摇摆，大概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最真实的写照。历史主义地说，左倾思潮与左的实践让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沉重代价，胡绳在生命最后岁月的思考，始终围绕着“左倾幼稚病”这条主线，其以为中国要想步入现代化发展坦途，必须时刻警惕左倾回潮，警惕左倾幼稚病。

新民主主义：克服“左倾幼稚病”的成功案例

胡绳指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对列宁主义的扬弃。新民主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要怕资本主义发展太多，中国应该怕资本主义不能更多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共的使命，不是在中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用新民主主义指导，让资本主义获得任何一个体制都不能获得的速度、质量与意义，让中国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新民主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根据胡绳的分析，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势力”就是在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下逐渐放弃了蒋介石、国民党，逐渐向毛泽东、中共靠拢，成为中国革命获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制定《共同纲领》时，尽管有民主人士希望早点走上社会主义大道，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一大批中共领袖毫不动摇地坚持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此时如果从左的立场进行解读，当然有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同流的意思，有一种右倾嫌疑。但是，在中共领袖看来，中国在1949年后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一批资本家跟着蒋介石走了，还有一批资本家自己离开了大陆，中国如果不能让资本主义获得恢复、发展，得到的政权，照样可以丢失。


“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

当然，根据刘少奇的看法，1949年之后的新民主主义也不是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可能会在思想理念上，在人们的公共行为规范上，渐渐增加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新民主主义，必须让中间势力有一个明天更美好的期待。只要中国经济获得比1949年之前更快更好的发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一定会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左倾盲动地人为推动。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资本主义玩完，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建立，中国只会重回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空想主义，是乌托邦。

胡绳晚年在反思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情形时指出，刘少奇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确实不应该那么早地放弃新民主主义，应该接续先前的新民主主义路径，让社会主义自然过渡。不幸的是，刘少奇的预言一语成谶。毛泽东在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后，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改变既定想法，让其能够这样简单地说服他的党内同志、党外朋友，这确实很值得思索。根据胡绳晚年的分析，毛泽东之所以重犯中国历史上如此低级的错误，主要的还是其思想深处的民粹主义作怪。胡绳指出，在毛泽东最辉煌的岁月，在他领导中国革命所向披靡的年代，确实没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得非常明白：“中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是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七大开会时，《论联合政府》作为书面文件印发，毛泽东没有宣读，另外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在谈及民粹主义时，他强调：民粹主义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不存在，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必然存在。苏联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反复告诫全党不能着急，一定要坚守新民主主义。


“左倾幼稚病”的极端化：民粹主义理想的试验场

胡绳指出，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都曾花大力气批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农民的最原始的乌托邦，是一种小农经济思想。他认为这种思想在中国有非常丰厚的社会基础，太平天国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预演。太平天国那时当然并不知道什么是民粹主义，但太平天国的实际做法就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他们在打到南京后就立即实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把所有商铺分门别类收归军队，这实际上就是彻底消灭了工商业。这种政策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民粹主义，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可能真平均，建立在落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只能是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

胡绳说，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有清晰的思想意识，但毛泽东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并没有坚持到底。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这一年，中共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布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果再加上前面三年恢复时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实只有十八年。这个口号当年听起来令人振奋，但是几十年之后再想想，这不是民粹主义是什么？胡绳对此深表惋惜：“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从1953年至毛泽东去世，长达二十多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从合作社，到生产队，到人民公社，到全民所有制，再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对于民众任何充满创意的思路无不兴致勃勃，大力支持。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一个庞大的中国，简直就是毛泽东民粹主义理想的试验场。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历史，完全胡来。毛泽东之所以对于一切具有民粹主义的东西兴致勃勃，主要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中国革命最大危险不是右，而是左。中国革命的“左倾幼稚病”与生俱来，真正的右，是敌人，是蒋介石，是国民党，并不会有谁去犯这样的错误。而“左”，即便错了，改了就是。殊不知，就在中国“左倾幼稚病”折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无形扩大，与世界主流国家变得格格不入，中国以民粹主义立场看世界，到处都是水深火热，人吃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而世界看中国的民粹主义试验，更觉得不可思议，弄不明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为什么显得如此幼稚？

左倾幼稚病，就是病。它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违背了历史的逻辑，正因为如此，身历其境的邓小平最有感触，他后来一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一定不能再犯左倾幼稚病，一定不能被民粹主义所蒙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