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吴秋婷：评王朝循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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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婷：评王朝循环论2014-12-04 11:2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吴秋婷262次点击:我要评论

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担忧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勃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对毛泽东不无担忧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勃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国人素以“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作历史注解，以王朝兴亡划分历史阶段，委心安命于王朝兴衰更替必有道的信仰之中。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历史也不过是兴盛--停滞--衰亡，统一--分裂--统一的循环往复罢了。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剑桥史》)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普通中国人理解历史的视角出发，以清末比附旧王朝末期的衰败，以1949年中共建立的政权比附新王朝的大一统。克理斯玛型的魅力领袖，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宣传，所向披靡的军事实力，万众归心的民情民意，新政权近乎满足了王朝统一的所有必备因素。在王朝循环论的理解框架下，《剑桥史》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与封建君王相联系，并直言前者与后者不过是殊途同归，以不同方式寻求最终的国家统一与政权巩固[1]。现代技术革命并未改变普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统一乃政治中的至善之物，革命者们革王朝之命，却革不掉渗入血液乃至细胞中对统一、稳定的推崇，甚至可为政权巩固而全然抛弃旧有的政治理想。此论一出，自当是遭至各路人马的批判质疑，人们愤愤不平道：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的残枝余孽被秋风扫落叶般地消灭殆尽，怎能以王朝循环、君主帝王作比附，此不谓造谣污蔑、荒唐偏见更谓何?然评判一个理论、一种史观，断不可因情废理，当详查其理据，从解释力、启发性角度出发作一评判。王朝循环论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偏向性的历史视角，与普通民众对历史的理解方式相贴切，其对1949年后中国传统的延续性、真实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文化亦具有启发性，并为1949年后共和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今人当穿越迷丛、还原理论真实面貌，重估理论背后的文化传统与现实。
　　对《剑桥史》王朝循环论的批判常建立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批评者认为，王朝循环论将新中国的成立看作“过去历史的重复”，是无视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偏见。[2]然王朝循环论谓之循环，却绝非简单意义上的重归原点。循环指宏观层次上的政权更替，是超脱于个体政权之上对分—合—分的形式总结，若将视野放于一个个的个体政权，则各政权、各社会皆有所不同。循环非指历史周而复始、不倒翁式的原地摆动，而是螺旋形般，不断循环、上升与进步。循环论并未否定近代中国的变迁与现代化成就，而是着重关注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下层民众的传统性。
　　“历史是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3]，王朝循环论是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它以文化延续性代替中断性，以内在性代替外生性，对传统与现代非二元对立关系的历史现实具有解释力。现代化进程中，通信、交通等现代技术获得进步，知识精英现代思想观念形成，“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4]，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口号喧嚣震天。但如若回归现实，于普通人而言，传统是记忆承载的习惯，习惯是稳定的代际经验传递，普通民众精神层面的价值伦理、家族观念、人情关系非一朝一夕所能变更，传统的思想仍扎根于现代的土壤之中。从人类学的诸多著作中，可以对1949年后农村社会的传统延续窥知一二。如黄树民笔下的福建林村，即使是当时代表进步思想的村干部也必将风水列为阴阳宅建造时无可忽略的考虑因素，农民自然地奉毛主席为神，无人敢对代表最高权威的毛主席和党有所不忠[5]，此非袪魅化、无神论的现代观念所能轻易取代。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对物质经济的强调，认为“物质生产对政治、宗教、社会、文化有决定性作用”，王朝循环论强调文化传统的稳定性与惰性，认为“中国社会建立在古老结构基础上，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价值观根深蒂固，迅速的变化难以很快改变它们[6]”。王朝循环论不同于宣扬新人新世界、侧重逻辑合理性的官方历史叙述，它更关注政治文化现实性，视线由应然转向实然、由上层制度转向下层生活，对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新与旧相结合的历史现实具有强解释力。
　　对于解读当下的政治文化现象，王朝循环论的视角具有启发意义，突显出理论价值。如卡尔所言，“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7]，合理的因果关系研究能够启发、拓展、加深对当下的理解，历史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体验过去。在现时代，新与旧的交织错杂，不禁让人产生疑惑：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王朝循环论在研究历史时侧重于古今相通之处，由政治文化内部之演变性解读历史因果关系，并由此启发今人打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之框架，从传统延续性角度理解现实社会。君主专制时期，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统治者既扮演领导角色，亦扮演教化角色。而在现代中国政党政治中，对官员的考核除政绩外，首先注重其德行，例如中纪委以通奸罪为名对官员进行重罚，以加强官员在道德品行领域的模范作用。及至于普通民众，经济、技术现代化的同时却保留了传统的对单一政治权威的崇拜。以网络上近来火热流传的一首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为证，此曲由河南两个年轻小伙创作，歌曲主题是赞扬国家领袖及其夫人的爱情故事，其歌曲内容、形式(如“中国出了个习大大”)总不免令人联想起60年代个人崇拜狂潮下诞生的革命史诗——“东方红”。推崇个人权威、神化国家领袖的文化惰性自始至终不曾退离历史舞台，借用费正清在《剑桥史》中的一句话，“人们在用各不相同的歌词唱同一首老调子”[8]。与此同时，在现如今的政治观念领域，不论官方或民间，源自传统的“政治秩序至高无上”的文化倾向依旧沿袭下来。人们渴望社会秩序，将统一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并以统一与秩序作为政治、历史评判标准[9]。王朝循环论关注近代革命对帝王时期政治结构、政治观念肤浅改变的一面，观察国民性之向后性[10]。借王朝循环论重估传统，拨开层层的现实迷雾，倒也可对当下众生相多几分智识上的理解。
　　王朝循环论是一种中国中心观，为1949年后共和国史的研究提供独特视角。在钱穆先生看来，历史定有变，不过有大变和小变之分。“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考察其因何而变、何处在变、变往何处，“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11]，而共和国史也自当明察大变与小变、洞悉精神所在。传统革命叙事为强调变革生产关系，推翻旧有秩序的重要性，以论证中国近代革命之合理性与必然性，重点突出历史之大变[12]，强调与旧有政权、旧有社会和旧有传统决然断裂。而王朝循环论将数十年的共和国史置于数千年中国历史之长河中，以中国内部而非外部标准为准绳，注重现实中的小变化，更符合中国历史变动隐而在内、不易察觉之特点[13]。卡尔将历史研究比作钓鱼，事实是海洋中流动而非案板上静止的鱼，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角度)、所用的渔具(方法)决定了其所钓起的鱼(事实)[14]。王朝循环论采用内部的视角、统贯的方法，因而导向对文化惰性、历史小变之处的强调，对阐明1949年后文化经历之真过程有所裨益。
　　面对王朝循环论，中国人出于情感上的不悦，往往急于否定，斥其为西方人的偏见，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式的局外人史观。然正如柯文所认为的，不论是从外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还是从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中国史家，“事实上所有史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环境的囚徒，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15]”。每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都有前提假设，而此预设受内心世界的制约，真正局外的历史是未对自身内心世界有充分认识，对自己解答历史的前提假设一片无知，最终远离客观历史世界所造成的。理解1949年后的共和国史，身处历史内部的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有着更为深刻的记忆，但也未必能够全然超脱于环境的束缚，在史学视野上优胜于外部的史家。只可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一分宽容的理解，少一分武断的批判。以王朝循环论为出发点，重估政治文化传统于现代之延续，向历史与现实之真面目、真精神迈进。
　　参考文献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12年版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三联书店，2013年版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赵凌云、赵红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30年与三次历史创造》，《红旗文稿》，2010年05期
　　[1]【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5页
　　[2] 赵凌云、赵红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30年与三次历史创造》，《红旗文稿》，2010年5期
　　[3]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9页
　　[4]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8页
　　[5]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57页
　　[6]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4页
　　[7]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0页
　　[8]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页
　　[9] 笔者在某大学思想道德修养课堂中，听一节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课程，教师以“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实现统一、维护稳定”为论据，论证爱国主义合理性与必要性。在理发店中听到店员对民主的评价:“民主好是好，就是会扰乱秩序。”可看出普通人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念中，统一和秩序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评判标准。
　　[10] 钱穆先生将人生划分为两个偏向：偏向前与偏向后。向后型者爱好过往历史，向前型者急要向前。并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大体应属向后性。——钱穆：《湖上闲思录》，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页
　　[1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55页
　　[12] 高华先生曾对革命叙事的特点、目的有过极精当的分析，认为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方式，其主要“突出彰显了反帝、底层造反、革命组织、革命领袖人物思想和领导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9页
　　[13]“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14]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8页
　　[15]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页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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