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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4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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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文艺座谈会后写“南京大屠杀”
陈希我 2014-12-13 12:28:20|
“南京大屠杀”首个公祭日。不少人祭奠，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但有点遗憾，他们只是表现出朴素的民族情感，或者还有正义情怀吧，只有极个别的比如夏商，提出同时也要公祭“文革”。但被认为是老生常谈了，好像还有人觉得他在胡搅蛮缠。我常奇怪，一些知识分子应该所学不少，思考也不少，但一旦遭遇“日本”二字，就头脑简单，与普通人无二致了。
也许是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一种本能，爱国就是一种本能吧，确实。
爱国无论如何是没有错的。日本作家也爱国。很多人知道侵华战争中拿枪拿炮的日军，不知道当时还有拿着笔杆子的部队，“拿起笔来当刀枪”，“文艺战士”，这些词太熟悉了，这部队就是“笔部队”。“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天与第六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京先后召集了新闻界和文化界，召开了两场座谈会，也可叫“东京文艺座谈会”吧，要求作家用手中的笔为战争服务。集权体制惯于把文艺作为宣传工具，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国家服务，其实不过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既是服务，当然必须整齐划一，反对固然不被允许，疏离也是不被允许的，那是怠工。战争期间，谷崎润一郎不过写了与战争没什么关系的《细雪》，就被认为风花雪月而禁出。大岛渚在《感官世界》里，有意用一对“狗男女”来消解集权，有个镜头，“狗男”在街头冷眼瞧着一队雄赳纠的士兵，这就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士兵。正因为这个“二•二八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才得以建立，也才有了后来的侵华战争。
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就是集权体制的解构者，也因此独裁者一方面忌讳文艺，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文艺。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忆犹新，搞文艺的，有人被迫害，有人得升迁。要集权，首先得控制文艺，然后御用文艺。在战争中，日本实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制度。在这样的审查制度下，所有关于战争的文字只能报喜不报忧。这种事当今中国人应该不会陌生。这审查制度还鼓励制造假新闻，吹嘘自己成果，污蔑外国穷途末路，乃至外国媒体如何称赞我们。这我们也不陌生。
这是统治者。统治者有统治者的立场，这也无可厚非。那么作家乃至知识分子们呢？他们也闻鸡起舞了。8月23日，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召集12名作家去内阁情报部，又开了场座谈会。内阁情报部要求先派20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战场去，作家们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参加座谈会的作家白井乔二描述道：“我们都一起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看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这种调子，何其相似乃耳。26日就公布了第一批赴中国战场的作家名单。因为才22个名额，许多作家还抱怨菊池宽处事不公，这让菊池宽和内阁情报部很为难。这是始料未及的，他们原还怕名额不满，却不料因为僧多粥少而为难了。
在侵华战争乃至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笔部队”作家们用他们的笔，帮了多少凶，又为自己捞了多少政治和物质资本，这不用探究了。豢养文艺鹰犬，集权者是不会吝啬的。就说一个叫火野苇平的，他本来是“文青”，类似于周小平吧，写得也就那样，战争给了他绝好的机会，竟然在军部操纵下，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还特意派著名评论家小林秀雄专程到中国前线为他颁奖。如果芥川龙之介有知，是否会哭？这个火野苇平感受龙恩，更疯狂投身到帮凶写作中。他随军到了徐州，到了武汉，到了安庆，到了广州，一直到海南岛，笔杆不停，写了大量小说，其中有以徐州战役为题材的《麦与士兵》、以杭州湾登陆作战为题材的《土与士兵》、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的《花与士兵》，所谓“士兵三部曲”，受到军部和民众热捧，其中《麦与士兵》发行了100多万册，可谓名利双收啊！此后他又以广州战役为题材，写了《海与士兵》，以海南岛战役为题材的《海南岛记》。1939年12月，他以“英雄”身份从侵华前线返回日本，他的“士兵三部曲”先后获得朝日新闻文化奖、日日新闻文化奖。他受邀在日本各地讲演。
这些作家，他们的良心都被蒙昧了吗？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讲的是“耻”，而不是“罪”。信“罪”之人心中存有上帝之眼，信“耻”的人，这眼是他人的眼。他们在日本是那么受欢迎啊，这些欢迎的眼，就足够让他们杀人不眨眼了。
但毕竟作家自己也有眼，这眼会看，看进了心里，心会长眼。石川达三就是心不能不长了眼的。他到了南京，他看到了“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南京，开始了屠杀。6天后，石川达三到了南京，亲眼目睹了日军暴行。他的眼不能骗他的笔，于是写了小说《活着的士兵》。这小说以写实笔法描写了一支攻击南京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小队的所做所为，他想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给社会”。但他的小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后，他被逮捕了，判了四个月徒刑，理由是他的小说“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在专制社会，体制就是“伟光正”，在东亚国家尤其如此。被体制审判就是“耻”。于是他深感耻辱了，于是争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再赴中国战场，细心体会军部意图，又写了一部《武汉作战》，为自己挽回了名誉，雪了“耻”。
知道石川达三，是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的《金环蚀》，后来才知道他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当然他算是挣扎过了，比火野苇平好一些。作为作家，今天谈论南京大屠杀，我不能不想到石川达三。如果当年石川达三多一点坚持，如果石川达三把目光放长远一点，看到集权必然崩溃，哪怕他多一点对未来报应的畏惧，想想当正义到来之时，自己的后路在哪里，他战后也不至于不堪吧？当然，似乎他也并没有多么不堪。1952年，他也成了日本文艺家协会的理事长。这可是战后体制哦。
那些在战争中为军国主义造势的文人也几乎没有不堪，他们一转身，歌颂民主政体去了，这令太宰治想不通。他战时也接受了官方的资助，写了关于鲁迅的《惜别》，其实并没有多少诽谤，跟佐藤春夫泼污郁达夫的《亚细亚之子》好太多了，但他仍纠缠于“罪”。“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到底有罪没有？”（《斜阳》）他最终自杀了。日本有媒体拿太宰治比我，看来我也是必死无疑。
我今天这么说，估计也没多少人认可。拿别人之罪，刺向自身？今天可是爽快指责别人之日。但别忘了，当今的中国正以集权的体制疯狂崛起，中国文学也正乘势走向世界。
所以我仍要继续说。如果当年日本多一些石川达三，多一些直面南京大屠杀的文字，那么现在日本方面抵赖南京大屠杀，是否会被动一些？当然，在当时，这些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关乎爱国，关乎民族立场，又可以得到利益，靠“耻”之感，是抵御不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其实不过是一根毒藤上的两颗黑瓜。
而中国，当今更等而下之，无“耻”了。
但我相信仍有残存良知的中国人，至少有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无论如何爱国的人。那么，祭奠南京大屠杀，知识分子该祭奠什么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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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4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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