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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叶漂
这个小虾米可能是蛤蟆家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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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自曝舆论监督盘古大观时遭威胁
2015年4月1日墙外仙减小字体 / 增大字体发表评论阅读评论
　　不正常干预舆论监督，必然养虎遗患

　　近日，郭文贵的经历已经是沸沸扬扬，尤其是媒体透露出来的官商、政商勾结，甚至动用公权力为企业牟利的事情确实触目惊心。但是郭文贵的发家经过，并不是没有媒体提出过质疑，新京报早在摩根大厦(即现在的盘古大厦)出现土地纠纷案时就有关注，后来又对其顶楼违章建筑四合院，进行过舆论监督，但是却遭到非主管部门的不正常干预，有关方面甚至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派人持公函前来威胁。

　　一篇针对纯企业行为的正常的舆论监督报道，却引来不正常的干预和阻挠，实在有些不正常。虽然，郭文贵涉嫌官商勾结的事实仍然有待司法部门的查证，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则是，如果媒体的正常舆论监督权能够得到保障，盘古大观背后的真相，何以会到现在才被公开，某些领域的官商勾结又岂会越来越猖獗？郭文贵今日之败，虽非直接败在舆论监督上面，但是，让舆论监督充分发挥作用，又何至于会有今日的“触目惊心”？

　　显然，企业以不正常的手段干预媒体舆论监督，是官商勾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只会导致一些人有恃无恐，让不法行为为所欲为，给社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用类似方式抵制舆论监督的不只有郭文贵，以及为郭文贵站台的某些部门和官员。当年，媒体对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曾提出诸多批评，但是来自重庆方面的声音，一再警告媒体不得对重庆的做法进行质疑，要求噤声。滥用权力打击、抵制正常舆论监督，导致薄熙来等在重庆的数年间越来越肆无忌惮，最终给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抵制舆论监督的结果就是“养虎遗患”。无论是发生在一些地方官场，还是发生在政商勾结领域的惨痛案例恰恰说明，要信任媒体，善待媒体，尊重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让媒体正常行使提供知情权、监督权的职责。这样才会防患于未然，在事情出现危险苗头之际，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

　　媒体也应该慎重行使舆论监督权利，为报道负责，若是有的媒体违背客观报道原则、滥用监督权，也要由主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媒体天然对违法犯罪行为敏感，大量的正面案例与反面案例都表明，各方应该保障和鼓励媒体依法、科学、建设性地开展舆论监督。如果能够这样，很多明显的社会问题，就不会被掩盖，并且能够随时纠正，各方也不会因久拖不决，而付出更大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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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这种东西，有什么值得为他洗地的。
且不说胡舒立在所谓私生子生日前后正在出庭打官司，就算她真有十个八个私生子，这与郭与安全部门联手为恶有什么关系？

郭的思路倒是与广州警察同款，不能反证，就拿别人私生活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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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晔：胡舒立该不该回应郭文贵？


　　胡舒立，这个被《彭博商业周刊》誉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郭文贵这样的对手。以往胡舒立也因为报道得罪人，但遇到的对手无论是背景雄厚的央企、明天系这样的民营巨鳄，还是政府官员，斗争也仅限于台面上唇枪舌剑，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对簿公堂。但郭文贵不同，他直取下三路，而且人在国外。

　　郭文贵是在下三路策略上尝过甜头的人，当年摩根中心地块被定为奥运烂尾工程即将被收回之际，郭文贵曾通过一部香艳视频扳倒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刘志华，逆转局面。

　　政泉官方微博公布的核心内容为，财新近日对郭文贵的报道为胡舒立徇私之作，因为胡舒立是方正原CEO李友的情人，两人育有一私生子，并且，胡舒立还持有方正证券的股票。

　　消息一出，金融圈、媒体圈舆论哗然。但因为郭文贵方用力过猛，过于离奇的情节反而让看客连问一句“真的还是假的？”都觉得多余。胡舒立出生于1953年，往前追溯13年，就是48岁，如此高龄产子？想想也觉得困难。而且这些年，胡舒立有哪一天不是活跃在公众的视线下，想要避人耳目怀孕生子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见胡舒立的老部下“小舒立”赵何娟还在微博上扒出来一篇南方网的文章，证明在所谓的私生子出生16天之前的2002年6月4日，胡舒立代表《财经》杂志还在与上市公司世纪星源打官司，并出席了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对于被报道方如此恶意的泼脏水行为，我想胡舒立作为老一辈的媒体领军人物，从选择这条路的那一天起，就应该是有所准备的。从昨天上午胡舒立在几个微信群中的反应来看，只是在转发推荐带来麻烦的财新对郭文贵的调查报道，有礼有节没有过激反应，还是很适当的。财新传媒昨天刊发了声明，称已向警方报案，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声明更多的也是一种姿态，郭文贵身在国外，真要追究责任恐怕也难。

　　早年在《第一财经日报》做报道，曾经涉及过郭文贵的一些资本运作，彼时郭文贵还是百度敏感词，远没有现在这么耳熟能详。但从郭文贵过往的那些行为，可以判断此人很善于缠斗、故弄玄虚、浑水摸鱼。

　　一位接触过郭文贵的采访对象说：“永远不要和郭文贵争。因为他会把你拉到和他同一水平，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他讲这话的背景是，东方集团与郭文贵从首都机场手里争夺民族证券，忽然在香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负面爆料出来，东方集团遂放弃角逐。所以对于郭文贵这样的人，回应他恰是给了他缠斗的机会。

　　郭文贵唱这一出博眼球爆料，目的无非是引起公众对于胡舒立与李友关系的关注。从这一点上来说，郭文贵办到了。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8个整版揭开了李友等方正集团高管多年来通过郑州航院的同学、亲戚以深圳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暗中操控这家上市公司的盖子，质疑这是一场侵吞国有资产的灰色私有化。

　　但同年12月，正是财新传媒刊发封面文章《方正改制考》，以北大对改制是满意的，数字说明一切，业绩是最好的答复为方正改制正名。这一报道与财新以往的揭黑风格完全不同，与后来的《达芬奇案中案》等报道一道，被同行称为开创了“翻案报道”模式。

　　此后，郭文贵方爆料称，李友送给令计划妻子谷丽萍和儿子令谷两栋“价值5亿美元的京都豪宅”，财新派出记者前往日本调查采访，之后刊发《探访日本京都“令氏豪宅”》一文，称这两栋实际持有人为前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张颂义夫妇，间接澄清爆料。

　　最近，财新网《权力猎手郭文贵》报道再次对郭文贵“驾驭权贵如刍狗”般的能量和取得天津华泰的伎俩进行报道和揭露。

　　以上报道，无一不是证据充足、采访扎实。可以说是秉承了胡舒立近年来在各个场合一直倡导的新闻专业主义之作。但是，新闻专业主义是不是就等同于客观、公正？若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新闻的客观公正，并非是给了对方说话的机会就叫做客观、公正。

　　文章中选取哪些材料；选料的篇幅是否大致均等；是否有预设立场；是否带有明显倾向性等等……都会影响一篇文章是不是经得起客观公正的拷问。财新的上述报道绝对是新闻专业主义之作，但没有给予郭文贵均等的表达机会或篇幅也是事实。这样的诘问曾经出现在针对当年一财对方正的报道中，如今财新自己的报道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郭文贵通过政泉公司官微反击之后，财新编委高昱的一段话在各个传媒微信群里流传“在我们报道发之前，舒立都不知道我们在做郭文贵……”这段话读来同样有点用力过猛，反正我是不信如此大的篇幅、如此密集的报道，胡舒立老师真的不知道财新在报道方正的对手郭文贵。

　　与罗昌平《中国式收购：一名部级高官与裙带商人的跨国骗贷》一文类似，《权力猎手郭文贵》的刊发，更像是开端而不是结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胡舒立已经由一个媒体第三方，卷入到了更深层次的政商博弈中。其中的利益争夺和博弈不言而喻是极其激烈的，而收益有多丰厚风险就有多接近。

　　如果郭文贵对《南华早报》自述的事情是真的话，那么更高层面很可能正在进行着深度盘整，任何一个黑天鹅事件都可能带来突如其来的格局调整，无论是郭文贵抑或是胡舒立，都有可能成为那凌门一脚。

　　看似水面上泛起一朵不起眼的小浪花，也许深海之中已是滔天巨浪。做媒体的，若不和政治保持恰当距离，无疑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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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郭过于阴狠，乐见他有个糟糕结局。有猜测说他背后靠山是曾庆鸿。不过事情闹到现在这样，郭最糟糕结局大概也就是赖昌星那样下场。

以前觉得中国若一人一票，赢家大概会是李宏脂之流的骗子，现在觉得也许更糟，郭文贵+马建这种黑帮克格勃杂种也蛮有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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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新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