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人潘复生

吹笛在湖北

文革狂人潘复生
    作者：滕叙兖

    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有一篇张光渝先生的文章《复生不易》，我看着眼熟，赶快从书架里找到张光渝先生送我的书《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翻开一看，238页上正是《复生不易——潘复生》。2008年元月，张光渝先生与姐姐来深圳，我们有过短时间的聚谈，互相赠书，很是投缘。张光渝的父亲张霖之原为煤炭部部长，是文革之初第一位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共和国部长。现在张光渝八年前的文章重新在拥有广大读者的杂志上发表，相信会有更多的读者关注这篇研究潘复生的文章。

    目前在中国文史界几乎看不到有关研究潘复生历史的学术文章，80后或90后年轻人，大概不会知道深深沉没在历史海洋中的潘复生是何许人，所以张光渝这篇文章很有价值。

    潘复生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因为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宦海沉浮，颇具传奇性。从一个曾经有过良知的、爱护过河南人民的革命老干部变成一个文革狂热分子、祸害黑龙江省6年后下台的老干部造反派，人生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记录，的确不多见。

    因为当年我在哈军工读书，文革时耳闻目睹，潘复生此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妨写出来，为张光渝的文章做一个补充。

    我第一次见到潘复生是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现场实况由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哈军工大院里的广播喇叭刚停下不久，两大群众组织的队伍就浩浩荡荡走向大直街，开始庆祝游行。我跟着红色造反团的大队伍走向北方大厦正门广场，出来接见我们的正是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他中等身材，花白寸头，白衬衫蓝裤子，一口浓重的山东话。他以最能煽动人心的演讲表达他对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革命小将”的坚决支持，他说“省委的‘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要批判。”

    潘复生旗帜鲜明支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让“革命小将”们激动万分，马上给他佩戴红卫兵袖标，会场一片欢腾。

    潘复生造反了，他和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结成战斗同盟。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在回忆录里说，7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潘复生向家里打急电，下达4条指示，要求省委市委检查错误，坚决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他回到哈尔滨后，没有原原本本地传达全会精神，连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也不告诉省委常委们。省委的“八一六通知”（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是常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潘复生当时主持会议，完全同意，但在8.18北方大厦广场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他突然宣布“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很清楚，此时的潘复生要与黑龙江省委彻底切割，把所有的省委书记们一锅烩，都推上文革的祭坛，任由红卫兵残酷批斗蹂躏。

    文革初期的哈尔滨，成为全国瞩目的“文革先进城市”，连狂妄的北京造反小将们也不敢小觑。黑龙江省委是走资派的“黑司令部”，但是，却有一个“红司令”潘复生。在造反派的拥戴下，潘复生充分发挥出一个政客玩阴谋弄权术的才能。他善于利用造反学生的狂热，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断寻找斗争目标，把反对他的干部群众一批批送进大牢。

    1967年1月，在北京红太阳的支持下，全国掀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黑龙江省又走在全国的前列，被誉为“东北的新曙光”。潘复生是全国第一个当上“新政权”——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原省委第一书记。他红极一时，好不风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下，劲头十足的整人害人。那年6月9日，他与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一起，指挥数万工人冲进哈军工，制造一场大规模武斗，史称“6.9夺权”。后来，哈市的武斗愈演愈烈，连坦克车都敢开到大街上，一时震惊全国。戴着“新曙光”光环的潘复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评。

    受到中央批评的潘复生是否有所收敛？没有。他继续热衷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初他独树一帜，向中央上报一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很欣赏黑龙江的挖叛徒经验，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于是，一场血腥的“彻查运动”席卷全国，无数人被斗被关，饱受摧残，自杀寻死成为那时社会生活的常态。 潘复生这个LBYD，可把咱们中国人害苦了。

    在潘复生的指挥下，黑龙江省公布的最大专案是“以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里通外国苏修反党叛国集团”。

    潘复生是1966年初来接替欧阳欽的省委第一书记。过去他与欧阳钦及原省委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共事过，谈不上个人恩怨。他要革命，要造反，要上位，就得打倒旧省委。但是忠厚长者欧阳钦主政黑龙江12年，政绩斐然，想罗织罪名也不太容易。潘复生知道仅仅靠“路线错误”是打不倒旧省委的，就以“群众办案”作掩护，授意省委机关造反团的打手们：“要向中央专案组搞刘少奇问题那样搞欧阳欽的专案，使他永远翻不了案。”于是捏造出惊人的“里通外国”问题，无中生有拼凑一个“反党叛国集团”。他们把原黑龙江省委划成“三条黑线”：即苏修特务、高饶欲孽、刘少奇黑线。八位被打倒的省委书记里，有四人是“里通外国分子”，三人是“高饶分子”，一人是“历史反革命”。他们靠残酷的“逼供信”手段，编造出“向苏修领事提供情报、搞反革命政变基地、阴谋投修叛国”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罪名。

    1955年苏军从旅大撤军，欧阳欽的原外事秘书都浩然从旅大陪同史维卓夫上将到中苏边境，车到哈尔滨火车站，省里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欧阳钦、韩光亲临车站与史维卓夫上将握别，还特派黑龙江副省长、抗联老战士李延禄送苏军到绥芬河出境。这本是中苏友好年代两国军政领导人之间的正常工作关系和友谊，潘复生一伙竟把它硬说成欧阳欽指派李延禄、都浩然当联络员，去与苏联建立特务关系，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逼供信。

    这一大案涉及到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有18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牵连，26人被关押，惨遭刑讯，有的人含冤死在狱中，家属子女均受株连。

    1969年10月，年近古稀且重病在身的欧阳钦和夫人黄葳奉命离京，战备疏散到哈市。人刚到，潘复生就指示召开全省“批判刘少奇及我省代理人欧阳钦投降主义的外事路线”大会。报纸和广播也继续高调批判“反革命分子欧阳钦”。他们严密封锁欧阳钦回哈尔滨的消息和中央的指示精神。

    11月初，欧阳欽和黄葳被省革委会强行遣送到五常县，住在五常纺织厂工人宿舍的一间平房里。潘复生指派一个公安厅的造反派，跟随欧阳欽到五常县，名为照顾，实为监视和隔离。他在欧阳欽的门前房后，围上高高的板墙，平时关门上锁，谁也不许进来。时值寒冬，无室内厕所，无自来水，要挑水、倒马桶、要劈材烧煤炉子，做饭取暖，55岁的黄葳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欧阳欽吃药治疗等事情。

    1970年6月，欧阳欽黄葳获准离开五常回哈尔滨。与在五常的处境一样，欧阳欽仍被软禁，被隔离，行动受到限制。专案组处心积虑刁难折磨两位老人。那个监视人控制大院与住房大门的钥匙，黄葳每天一早必须去医院针灸治疗颈部结核和类风湿关节炎，因为不给钥匙，不得已多次攀墙而出。他们整整被幽禁了三年。

    对这两位可怜无助的老人，潘复生步步紧逼、往死里整，其人的品德何等恶毒卑鄙！

    当时欧阳欽还不知道，他的28岁的儿子欧阳湘已经被潘复生和汪家道联手迫害致死（详见我的博文《欧阳湘之死》）。

     我曾经多次采访哈军工老院长刘居英将军，谈起潘复生，刘院长感慨不已。当年八年抗战，潘复生曾是刘居英的部下，刘居英对他有提携之恩。他刚到黑龙江省上任，还特地带着夫人到哈军工大院登门拜访刘居英。然而，文革中大权在握后，潘复生翻脸不认人，把刘居英逮捕入狱，打成“苏特、朝特、国特、叛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居英出狱时大呼：“让潘复生来见我！”

    文革中的潘复生有了一大“理论发明”，他多次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他为自己能发现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自鸣得意，每次接见哈军工造反派头头时也不忘唠叨一番。令人奇怪的是，当年他在河南省当第一书记，被疯狂推行大跃进罪恶行径以致饿死数百万老百姓的省长吴芝圃打倒，潘复生的罪名就是“右倾”。他居然接受了河南的“教训”，也同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从此他就一路“反右、反右”，当然就“极左、极左”，左到后来，一头栽倒到历史的泥潭里。

    1971年6月，潘复生的路走到了尽头，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他被押送到辽宁盘锦，被看管起来，整整审查了九年。1980年，潘复生在哈尔滨抑郁而终。他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都在胡耀邦大平反的历史大潮里得以全部平反。

    张光渝的文章里把潘复生的悲剧命运主要归结于“历史的偏差和错位”，我不这样看。固然在特殊历史时期里潘复生有不得不服从中央指示的客观因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做人的道德品质，他在文革中为祸一方，害人无数，能说没有个人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