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

读史拍案

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2015-06-28 14:3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余杰5663次点击:我要评论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假如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不讲真话，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在貌似公正的面孔下，以一顶顶大帽子来阻止亲历者讲真话，最终一定是适得其反。
　　6月19日我在《上海知青网》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各方面专家对知青运动的认识和分析》文章。这篇长达1万2千字的文章对于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进行了解读。我又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原文是《智库层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作为智库，刊发了这样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令人不解。暂不说对于这段历史如何看待，就说在文中30个“第一”、“最”的故事讲述上存在着不少错误。有些错误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我真的很怀疑这样的“智库”是真的还是假的?
　　1、为何把“知青”这个词戴到了毛岸英头上?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知青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概念中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批注)知青，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这里时间被朝前推移了二三十年。作者无非是想说明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早就指出了这条“光辉道路”，而且身体力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顾事实的瞎吹捧啊。如果用知识分子一词还说得过去，套用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知青一词，想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你对于历史的无知。
　　2、最早的知青歌曲竟然用这首曲谱填写而成?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们用《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谱填词形成的。
　　(批注)是哪一首歌曲用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谱填词形成的，作者没有任何讲述。知青在什么时间，填写了哪些词，反映了什么，为什么要选用这首曲谱等等，都不得而知。
　　作为一份智库的报告，怎么话说到一半就戈然而止了，这样的智库报告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3、中国最早到国营农场落户的知青群体，为何在时间上提早了7年?
　　(原文)早在1961年，北京有55名学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落户，当地人称为“北京55”。
　　(批注)我摘录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的记载：“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196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由林力口述，张进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在总理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时，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1968年2月8日启程，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
　　这段历史怎么会提前到了1961年?
　　4、为什么要玩弄知青上山下乡的情感?
　　(原文)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在知识青年自发奔赴农村的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主席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几乎作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渝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
　　(批注)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一，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是1968年12月。那时绝非是文革“后期”。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二，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知道，这种“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到处存在。
　　吴道平先生的那篇《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里有一段精彩的讲述：“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



        除此之外，我们都经历了当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后站台上那突如其来的一片哭声。父母送子女，兄弟送姐妹，同学送朋友，离别的那一刻对于所有上山下乡的人都不会忘记。即使你是自愿的，在那一刻都不会是“口号不断，慷慨激昂”的。人之常情啊，除非你是没有一点人性的爬行动物!
　　5、写贵州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怎么成立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知青的电视剧?
　　(原文)《蹉跎岁月》是第一部描写京津沪大城市知青在北大荒囤垦戍边生活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中引起沧桑的回忆。
　　(批注)知青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描写了一群上海知青于70年代到贵州偏远山区插队落户的故事，以柯碧舟和杜见春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柯碧舟与杜见春、邵玉蓉之间的感情纠葛为基本情节，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所度过的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展示了他们所走过的那条虽曲折坎坷、但奋进向前的道路。
　　在这里被曲解为是写北大荒知青的，真的无法理解如此低级的错误!
　　6、云南知青大返城怎么提前了一年?
　　(原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惊动了中央政府。
　　197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藉的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市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各地知青们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批注)这里讲的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段文字里错误百出!
　　第一，时间错误。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发生在1978年秋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由此引发了5万知青的罢工和北上请愿。作者说是1977年，不知出处何在?
　　第二，口号错误。云南知青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口号目标明确，团结凝聚了5万知青齐心协力实现了回城的愿望。
　　第三，发起人错误。当时留在云南各个农场人数较多的是上海、重庆、成都知青。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只是极少数还留在农场。发起这场大返城风潮的主要是上海和重庆、成都的知青。
　　这段历史在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有着详细的记载。作为智库的作者们难道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7、知青在国家和军队岗位上的最高职务是这些人?
　　(原文)中国知青回城后在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上的最高职务者。知青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大多以处一级为多。曾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有人做过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目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军衔为中将。
　　(批注)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怎么会看不到目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常委)中有知青经历的那几位?
　　8、为何前后矛盾?
　　(原文)知识青年回城风。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批注)前面在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上存在明显的错误。这里又一次讲到了这个事件。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对于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解读，作者回避了一个事实。就在这次会议上做作出了一个决定，遭到了还在农场的云南知青的愤慨和反对。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知青工作会议)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这是事实!
　　9、尊重历史，不曲解历史是讨论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基础。
　　(原文)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批注)智库的作者们讲了这番话，没错!问题是自己做的如何?谁在“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
上述这些明显历史常识错误，难道不会带来片面、“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有点愧对“智库”两个字?
　　智库提到的三种片面的看法，认为原因主要是：“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人该闭嘴了?只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且对知青问题不关切的人讲述的历史和看法才会得出准确的结论呢?例如，智库!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开始有一个引言——
　　“智库首席专家杨志刚引言：不久前，智库应邀出席《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国内外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就中国知青运动的原因和历程等问题展开研讨。”
　　专家啊，学者啊，权威啊!是不是能够得出令知青们信服的结论呢?未必!
　　例如：“与会专家认为，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那么，这些“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里是不是存在?如果说存在，为什么不许说呢?即使是个别的现象，它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叙述了这些就会“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这种戴大帽子的说法令人憎恶!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假如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不讲真话，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在貌似公正的面孔下，以一顶顶大帽子来阻止亲历者讲真话，最终一定是适得其反。
　　在仔细研读了智库的这篇报告以后，我发现作者在编写这样的报告过程中是很不严肃的。例如，在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青大返城被镇压”的时候，怎么会用“第一人称”的讲述。“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这样的问题在讲述李庆霖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在怀疑，这是一份严肃的智库报告吗?难道是东拼西凑起来糊弄我们的报告?这样的智库会不会是鱼龙混杂之类的东西呢?

责任编辑：张白烨

老程

把毛岸英算成知青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不过各地知青博物馆还真·有挂毛氏父子照片的，习李的照片更是必不可少的。习李王都曾是知青不假，但他们今天的地位和他们的知青经历无关。

读史拍案

丁东：上山下乡运动的得与失
2015-07-06 15:3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丁东3350次点击:我要评论
文革年代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自愿者其实不是多数，而是少数。许多人下乡不是第一选择，而是不得己。
　　最近，我读到赵杰兵的新著《康庄往事——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引发了很多感想。
　　我认识赵杰兵已经40多年了。1972年，我和书中谈到的姜斯栋在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共事。我们都是从基层抽上来的知青。赵杰兵和姜斯栋是北京四中同学，又是同在康庄插队的好友。因姜斯栋的关系，我认识了赵杰兵。后来在80年代中期又见过一面，当时赵杰兵已在中组部工作，到山西出差，曾经天南海北，畅聊一番。以后虽再未见面，但还是听说过他的消息。因为和王小波是朋友，曾经参与他出书斡旋，和他姐姐赵洁平来往倒多一些。王小波的小说生前难出，生后火爆，赵洁平当时在华夏出版社供职，趁领导出差之机，顶着风险让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大陆付梓，因而我对她的胆识怀有敬意。最近和姜斯栋相约去中日友好医院看望调研室老领导吴象，赵杰兵嘱他将这本回忆录赠我一阅。
　　这本书主要是讲述知青时代的理想和奋斗。赵杰兵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省山阴县康庄插队。对他来说，知青经历是人生之旅上的正能量，延续至今。他就读的北京四中是全国名校，同学多有远大抱负，也的确涌现了一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精英。文革开始后，赵杰兵父亲被打倒，母亲受审查，他个人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在政治逆境中，他却在康庄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穷队，生产的粮食不足以果腹。队长换来换去，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困境。无奈之中，推举一个不肯上任的社员充当队长，那个社员就任的条件是，让赵杰兵担任副队长，和他搭班子。在中国的干部体制中，最基层的官员只到公社一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领导，还是农民身份。生产队副队长，虽不在干部体制序列，但总是掌握了一点公共权力，如何行使这点公共权力，会影响到上百号人的生计。在副队长任上，赵杰兵做了几件事，拿主意买化肥，带社员到干渠争水，一年下来，全队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以后他又当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说自己后来职务多次变动，官越做越大，但带来的兴奋都不能与担任副队长相比。这是实情。在逆境中能够掌握一点公共权力，操持众人之事，并有所成功，的确影响了他一生的抱负和走向。1970年代中期，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谓梦寐以求。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天石也是北大毕业，为了调进近代史所从事学术研究，前后奋斗了18年，才如愿以偿。而赵杰兵却主动要求离开研究所，回到插队的地方当公社干部。了解他的生活轨迹，方能理解他这一非常之举的原因。他对乡亲的感情的确比一般知青更为浓烈。后来担任了高级干部，还想为当地做事，寻求大型国企赞助，邀请知青共同捐资，终于帮助康庄打成两口深井，让当地老乡喝上了甜水。我也插过队，也曾和底层农民一块儿受过苦，对赵杰兵那种被称为“农民党”的情怀，颇能理解。
　　单这一条线索不足以引起我议论的冲动。我更想讨论的是另一条线索，即有关作者父亲的线索，本书着墨不多，不足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但他的父亲对知青运动的影响却实在不可小视。而书中只在不经意处提了一句，他是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的人。
　　赵杰兵的父亲名赵凡，1916年出生，2010年逝世。94年的人生之旅，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大历史看重他的，莫过于为上山下乡运动划句号。论职务，他最后是副部级。按说，这么大的社会运动，轮不上他这个级别的干部来划句号，但他偏偏就成了划句号的关键人物。1978年，赵凡出任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正是在履行这一职务的过程中，他留下了可以载入史册的足迹。不久前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面有个鲁局长，其原型就是赵凡。凤凰卫视曾有一个栏目口述历史，聘我担任顾问。我当时就建议做一期采访赵凡的专题。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得赵洁平从旁催促，总算在赵凡90高龄时，录制完成并播出。
　　19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式微，社会情绪怨声载道。政府因为无力安排上千万知青回城就业，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只允许插队知青返城，农场知青则视为已经解决就业，不允许返城。这个决策马上引起了农场知青的反弹。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知青，举行了大规模绝食抗议。赵凡受中央之命，到云南调查处理，本来中央的意思是让他说服知青服从政府的决定。但他到现场以后，才知道云南农场知青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作一些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中央刚刚作出的决策行不通。于是他紧急与四川、上海等地方领导协调，最终说服中央作出新的决定，允许农场知青自愿返城。一时间，大多数知青重归故里，与父母家人团聚。因此，这些知青称赵凡为“知青之父”。作为中共高级干部，在关键时刻，不是坚持贯彻上意，而是顺乎民意，推动上意的改变，这样的例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凡此举也成为后世美谈。实际上，赵凡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不久，他就离开领导岗位离休了。正是这一举措，使大批知青回城待业，冲击了1950年代形成的城市就业由政府包下来的计划体制，引发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复兴，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转型。这个深刻的变化，可能连赵凡本人都始料未及。
　　赵杰兵早在文革前刚上高中时，就曾萌生过学习邢燕子、董家耕等知青典型的念头，还到知青典型赵耘下乡的地方体验了一个月，于是主动要求辍学下乡。当时赵凡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分管农业，他给儿子浇了一瓢冷水，还请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亲自和儿子辩论，说服他高中毕业前不要下乡。可见赵凡当时就不赞成城市中学生下乡。十几年后，发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毛泽东已经作古，赵凡成了终结这场波及千万人的运动的推手。赵杰兵在书中引述了赵凡2006年对知青运动的四点看法，有肯定有否定，看起来很辩证。如果真是得大于失，赵凡又何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上山下乡划句号呢?
　　自从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等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人登上大位以后，大陆媒体有意无意形成了把上山下乡运动当作一代人成才之路的美化倾向，有的声音甚至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伟大创举。我不否认，不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如果有青年自愿到农村，到边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服务公众，造福底层，施展抱负，放飞理想，都值得尊重。其实，在某些政治运动中，不少曾经造福百姓的知青没有得到应有的善待，使那些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同龄人寒心。比如知青孙立哲在陕北那么受农民欢迎，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却差点被整死。然而对于更多的知青来说，问题不是如何善待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是如何尊重他们过常态生活的权利。文革年代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自愿者其实不是多数，而是少数。许多人下乡不是第一选择，而是不得己。毛泽东1973年给李庆霖写信以后，知青下乡被当成必须维护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制度上进一步强化，规定每个城市家庭的中学毕业生只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就业，其余必须下乡两年以上，方可招工、升学、参军。这种靠国家力量实施的强制性安排，对当事人来说是无奈的接受。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要求公民必须服兵役，除了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要求中学毕业生必须下乡。知青下乡后，能否回城，如何回城，也没有制度保障。多数知青无意追求掌握公共权力，自身的命运被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所操控。为了改变命运，太多的知青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改革开放的好处之一就是国家逐步放松了行政干预，在相当程度上把选择职业的权利还给了社会，还给了百姓。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应当从整体上否定。这才是历史应有的判断。

责任编辑：凌绝岭

水笺

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应当从整体上否定。这才是历史应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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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还有“社来社去”，这也是恶心的说法。

年华

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权利，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应当从整体上否定。这才是历史应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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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笺 发表于 2015-7-7 21:15

别扯那么远了, 现实一点，把这个句子变换一下。

如果承认国家应当尊重全中国高考考生选择考清华、北大， 复旦、交大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应当该干什么呢？  

类似的问题很多。

鞍山仁者

我准备以《知青档案》为题做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