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1）

读史拍案

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1）2015-08-03 09:40
来源:新浪微博作者:戚本禹12021次点击:我要评论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吹笛在湖北

自杀的王良恩(2011-03-21 19:35:58)：揪军内一小撮。

知道王良恩这个名字，还是看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中，提到王这个人非常势利，邓小平到江西去，晚上失眠，习惯了北京居所的窗帘，希望带走，王良恩坚决不允许；邓小平要带点书到江西，需要一些纸箱子，但是王良恩百般推脱，进行刁难，就是拖着不办，让邓家很是心寒，据说邓小平还向汪东兴说了此事，足见此人类似《红楼梦》中的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嘴脸。但这些看似是琐屑小事，却也说明人不厚道，而在中办工作的王最终却自杀身亡，令人唏嘘。他自杀不久，邓重回北京，站到权力中心。这篇文章，介绍了王被冤屈的来由，令人感叹。中办多人，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田家英是自杀。据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隔离四人帮的李鑫也是自杀；从上海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徐海涛也是自杀。这些人物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处的位置，却相当关键。王良恩（1918-1973）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1973年1月9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在中办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你们（中央专案组）必须在三天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否则按党纪国法论处！”《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周恩来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王良恩先后写了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王良恩又写了一篇检查。1月26日，王良恩在连续五次检查仍过不了关的情况下，在家中卫生间自杀，还不到55岁。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说：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决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王良恩死后，家被抄，家属被扫地出门。江青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在继续清查林彪罪证中，中央专案组从毛家湾查出一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有人揭发王良恩曾给我们讲，江青同志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还讲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1966年8月，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意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他从各大军区选调一批德才兼备，又无政治背景的军级干部充实中央要害部门，包括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部长李震等。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汪东兴（他也上任不久，顶替杨尚昆），副主任是张耀祠，主要为毛泽东服务。“外来户”王良恩和杨德中负责周恩来交办的事情。1969年4月，王良恩任中共九大主席团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和文件。1969年11月15日，王良恩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仍然负责大会秘书处。之后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王良恩出任组长。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良恩还到毛家湾向“林办”工作人员传达关于林彪的中央57号文件。据张宁回忆：王良恩握着她的手，说我认识她，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王良恩念中央57号文件时，开始有一个较长的“过门”，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张宁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终于王良恩慢慢念出57号文件，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才又慢慢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而到了1972年，王良恩也开始“倒霉”了。几顶大帽子是：一、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搞阴谋、给林彪传阅效忠信、私自批准，抢先印发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二、对汪东兴落井下石，干扰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安全服务工作、妄图篡夺中办领导权。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等。

一直到1973年1月，王良恩临死前，江青、康生等指使中办临时党委仍在连续批判揭发，不让王良恩的检查过关。甚至江青等亲自到会，逼迫王良恩交代罪行和后台（周恩来）。幸亏王良恩不是四野出身，否则，他也难以平反。但是，因为他得罪了汪东兴（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靠边一段，由王良恩负责中办），他的平反之路更艰难曲折。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给华国锋写报告，关于反党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做出王良恩是反党分子，自绝于人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政治结论。1979年11月1日，王良恩冤案经中央办公厅党委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1年5月5日，中央办公厅为王良恩举行了追悼会。）

吹笛在湖北

有谁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恨张霖之？

毛泽东恨一个人，整一个人，尽管理由不充足，但往往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草蛇灰线般的理由。例如：毛泽东恨张申府，那是两人在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结下的梁子。毛泽东恨梁漱溟，那也是在1918年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家，梁“有眼无珠”了。毛泽东恨王明，那是因为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背景，不把他放在眼里。毛泽东恨张国焘，那是因为张曾经自持人多枪多，成为毛泽东一生最凶险的政敌。毛泽东恨张闻天，那是因为张以理论家自居，不肯爽爽快快地交权；还对他与江青的婚姻说三道四。毛泽东恨项英，那也是因为项英曾在中央苏区夺过他的权。毛泽东恨胡适，那是因为胡适说过按毛泽东现在的水平，考不上北京大学。毛泽东恨胡风，那是因为胡风竟然不赞成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恨潘汉年，那是因为潘见过汪精卫，居然没向他汇报。毛泽东恨罗隆基，那是因为罗变相说他是小知识分子。毛泽东恨彭德怀，那是因为彭居然叫彭得华，他也想得中华。毛泽东恨刘少奇，那是因为七千人大会上刘让毛憋了气。-----但是毛泽东为什么恨张霖之呢？张霖之不过是一个煤炭部部长，中央候补委员，与他的地位相差悬殊，八杆子挨不着。

可是，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开了一个月的全国工作会议。这期间，在一次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口角之争。毛泽东很激动，说了一段气很粗也很经典的话：“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的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心中不服，仍然想坚持已见，于是在表面上就伪装谦虚地“请教”：“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直到点到了具体的人，刘少奇这才吓得不敢开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凭空点了张霖之的名。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薄一波曾问毛泽东，公交口谁是牛鬼蛇神：毛泽东主再开金口说：“张霖之就是”。

不久，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的高等学府群众组织代表的时候，说张霖之是主席的某个政治异己分子的死党。而这个政治异已分子则是彭真。后来，张霖之挂的黑牌子就是“彭真死党”。笔者曾经查过这两人的简历，张是河北人，1929年入党，彭是山西人，两人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交汇点。既然被伟大领袖点过两次名，伟大旗手又发了话，张霖之就被红卫兵关押了。造反派攻击他是领袖异己分子的死党，是走资派，他不承认。于是，先是游行，后是批斗，先是文斗，后是武斗。批斗来，批斗去，张霖之拒不认罪，弄得造反派的头头们很被动，面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他们迟迟交不了成绩单。情急之下，造反派的头头们从全国各地煤炭系统调集造反派进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据说，一个月时间，批斗了52多次，口号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今天，我们还看得到一张历史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五六十斤重的铁钟一样的矿工帽。这是用来批斗张霖之的工具。那玩意太重，岂是脑袋可以戴的。造反派想了个办法，用绳索从四个方向拉起来，再扣在他的脑袋上。若干年后，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上，检察官放映了一组幻灯片，张霖之跪在地上，头戴铁帽子，胸挂“彭真死党”的牌子，横遭皮带的抽打，嘴巴也被人扇来扇去。

1967年1月22日凌晨，滴水成冻的北京，张霖之死了，尸身被扔进火葬场的一间小屋子，斜卧在一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前额塌陷了，后脑勺上有个血迹风干的血洞，脖子上留下了累累勒痕。这就是妻儿见到的最后的张霖之，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部长，文革中第一个死于暴力的部长。

吹笛在湖北

李井泉（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1949 – 1966），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1959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 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1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1966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11月29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文革中，老毛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 例如 “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 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1989年去世。）

吹笛在湖北

十年动乱期间，发生过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这桩公案起源于“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笔者是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恩来总理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五一六兵团”要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大约发生在1967年8月上旬。最早发现这件事将要发生的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位通讯员。这位通讯员当时正在北京钢铁学院采访，他对北京钢铁学院各派别和他们的头头都比较熟悉，因此各派头头的观点和运动中的行动计划都不避讳他。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很小的群众组织，它的行动尽管影响不了大局，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极左思潮，他们想充当攻击周恩来的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公开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正是迎合了江青一伙的心里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但是这些红卫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造反”未成，却成了反革命。“五一六兵团”策划攻击周恩来，要公开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会议和准备过程被这位通讯员全部掌握。据说“五一六兵团”开会时他也在场，所以“五一六兵团”的行动计划，包括贴大字报的时间、地点、行动步骤，大字报的标题等，在“五一六兵团”开始行动前的四、五个小时，这位通讯员就将情况及时准确地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想要制止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充分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放纵，怂恿这个本可以避免的事件。事后，江青却把这个罪责一古脑儿地栽到即将打倒的过去的同伙的身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9点左右，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给我打了一个紧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报告。他在电话中说：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策划了一起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决定今晚零时在北京的新街口、西单、东单等闹市区大街上，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已经写好，只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出去张贴。袁光强还说了几张攻击周总理大字报的标题。他强调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五一六兵团”策划这个行动，我们的通讯员就在现场，希望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十六楼大会议室开会。我把袁光强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到会场直接找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把电话记录送给他看，他看后只说了一句：“请谢富治同志处理！”未作批示就把电话记录递给我，我考虑戚本禹的话空口无凭，我找谢富治不好说，于是我在电话记录纸的批示栏写上：“戚本禹同志说，此事请谢富治同志处理。”然后放在正在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谢富治面前，我就退出会场。按谢富治当时的身份，戚本禹让谢富治去处理，似乎也顺理成章，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公安部部长。从我把电话记录放在谢富治面前到“五一六兵团”张贴反周恩来的大字报，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可是直到12点后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散会，办事组值班室一直等待处理这件事情的批示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我听说，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和列席人员都在会场传看了这个电话记录，当晚散会后，小组成员和往常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午夜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后半夜，我打电话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秘书邵崇勇是否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周总理大字报的情况，他告诉我已经掌握了，“五一六兵团”贴出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为了证实邵崇勇所说的情况，第二天早晨，办事组的矫玉山和姜材熙乘车去“五一六兵团”贴大字报的地方转了一圈，再没有发现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央文革放纵的结果，以当时中央文革在红卫兵心目中的地位，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到钢铁学院找到“五一六兵团”的头头打个招呼，谅他们也不敢一意孤行；如果真的说服不了，还可以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它的发生，这在过去是有先例的（如对外语学院的刘令凯），可是中央文革不管，把这件事推给谢富治去处理。据我的了解，谢富治虽有那么多官衔，但在重大问题或敏感问题上，他绝不敢作决定，他要看中央文革特别是要看江青的脸色行事的，他的不作为，也不足为奇。放纵“五一六兵团”贴周恩来的大字报不是偶然的，只不过是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的一次表演而已。据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期间的了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面上似乎对周恩来是尊重的，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这只是现象。这是因为当时毛泽东要依靠周恩来管理八亿人口的国家，更主要的是周恩来在党、政、军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碍于这些，即使江青一伙对周恩来心怀不满，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运作，保证人民的衣食住行，周恩来日夜操劳，同时又要同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的“造反”，“打倒”一切，保持协调。中央文革在文化革命初期，只要开会通知周恩来参加，他都到会。1967年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国家机关逐步瘫痪，能出来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寥寥无几，周恩来的担子就越来越重。这时中央文革地位却日益升高，它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中央向全国发文件把中央文革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使中央文革变成了有实权的政治组织。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央文革要“造反”，要“打碎旧机器”，“破四旧”，煽动红卫兵冲击国家机关，破坏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周恩来必须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和正常的工、农业等各项生产。中央文革或明或暗地到处煽风点火，周恩来只好去出面救火，去说服红卫兵造反不能破坏生产和工作，而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江青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总理呀，总理呀，怎么总去当救火队呀！”二是中央文革煽动红卫兵打倒和揪斗大批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保护老干部；江青一伙认为，周恩来是“老保”，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因此，江青一伙在内心中从不把周恩来当作“无产阶给司令部”的人。两个小例子：1967年2月发生所谓“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编辑一种叫“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资料，企图说明主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不是中央文革，而是那些攻击中央文革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在这个材料中，作为正面学习的文件中选了毛主席、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要讲政策，不主张打倒一切的言论。而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的则选了陶铸、王任重、陈毅、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讲过的个别过头话或错话。这两方面的言论都没有选周恩来的言论，但是最后却送周恩来批发这个材料。另一件事是1967年6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一个外事口的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大会，这个会原来的目的是叫中央文革出面批评外事口大专院校少数人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总理、企图打倒周总理的反动思潮，然而在大会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发言，言不及义，不着边际说一通，没有一个人说周恩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可能批评了某些派别的极左思潮。他讲完后，江青讲话可能刺了一下陈伯达。陈伯达吓得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竟然从主席台上跑到后台来回踱步，他看到我，马上把我叫到后休息厅门口问我：“我的讲话你听了有什么问题吗？”我答复说：“我没听出来。”后来他又问了我一次。唯独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叶群，可能没摸准江青的脉搏，讲了两句话：“林彪同志是很尊重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嘛！”以叶群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讲话起的作用有限，因为她不算中央文革的人。这个会周总理值班室有赵茂丰等三位同志参加并作了详细记录。江青一伙在这样的会上不讲保周恩来的话，必然给那些反周恩来的思潮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五一六兵团”贴出攻击周恩来的大字后几天里，江青一伙一直没有作出反应。大约8月中旬，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五一六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王道明按戚本禹的布置，先找记者站的几位记者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记者站有个别记者反映，记者站调查组中有的记者同“五一六兵团”的成员有牵连，调查结论可能“不客观”。王道明考虑到这种意见，但并没有中止记者站调查组的调查，只是又重新组织了办信组的几个人，另搞一摊同时进行调查。经过几天的调查，搜集了一些材料，两个调查组要求向王道明汇报调查初步结果和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调查“五一六兵团”本来是王道明亲自抓的，我一直没有参与，而王道明在去记者站听两个调查组汇报前，一再让我同他一起去听汇报，帮他出出主意，我只好从命。汇报会是在花园村一号记者站开的，参加汇报会的主要是调查组的同志，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也一起听了汇报。据我回忆，汇报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所谓“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他们号称“兵团”带有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达到迷惑群众的目的。其实参加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数连一个排也没有，地地道道的“一小撮”。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五一六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能够那么准确及时地掌握“五一六兵团”的动向，肯定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否则很难了解到这种核心机密。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三、在调查中，从“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还有“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一步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四、《红旗》记者站的记者同国务院某部门的一个老干部叫何畏的有过接触。据说他同“五一六兵团”骨干分子有联系。这样又说明“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作了解释，他说，戚本禹收到过何畏写给他的一封信，请求戚本禹接见他，说有重要情况反映。戚本禹把这封信批给了徐学增，让他去见一下何畏，听听他要反映什么问题。徐学增说：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政治倾向，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何畏所反映的意见主要是对本单位的运动情况，我已经向戚本禹作了书面汇报。

汇报会还谈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在徐学增讲完话后，我顺便插了几句话。我说：中央文革的记者就是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各种情况，不管他是什么派别，只要是采访对象就必须同他们接触，既要同造反派接触，也要同保守派接触，为了采访甚至“走资派”，“反革命”也要接触，不能说，同有问题的人一接触，就成了这些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如果这样联系，那么我们的记者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我这番话，在我被逮捕后，记者站开我的批斗会时，成为包庇“五一六”分子的罪行。汇报会上，参加调查的人普遍反映，《红旗》杂志社记者站的记者，被搅进了“五一六兵团”事件，调查很难继续下去，王道明听了汇报后表示，调查还需要深入，要有充分证据，不管牵连到谁，调查都不能停。最后，王道明决定，调查组的活动以后不要用《红旗》杂志的名义，用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进行。同时决定原来的记者站和办信组两个调查组合并成一个调查组，统由王道明管。“五一六兵团”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即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出问题了，8月30日晚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开完批判王力和关锋的会后，他们两个被隔离审查，每人带一套《毛选》和纸笔关到钓鱼台二楼去反省检查。

对“五一六兵团”调查的初步情况已经报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兵团”同《红旗》杂志有联系，主管《红旗》杂志的关锋又被隔离审查，这正是江青一伙推卸罪责，洗刷自己的最佳时机，他们趁机把反周恩来的罪责全推到过去的同伙王力、关锋身上，似乎王力、关锋耍反革命两面派，欺骗蒙蔽了江青。1967年9月5日，江青一个讲话透露中央文革内部揪出了坏人，而这一伙坏人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五一六”反革命活动就是明证。后来，就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特征概括成上述的所谓“三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