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朝晖

摘自《对话中的缺席者--从花剌子模到话语伦理学再到台湾问题》
1、花剌子模的缺席

在《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回里，郭靖入侵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作为中文读者，我们是带着激越的、英雄崇拜式的眼光来看这场入侵。我们很难想起，我们的英雄郭靖是在入侵花剌子模；我们很难想起，我们的英雄正在参与屠杀花剌子模人民。
不只是读者很难想起，恐怕作为作者的金庸先生也是很难想起。作者在创造作品时一般都会（或者潜在地）预设可能的读者群体。无疑，《射雕英雄传》主要面对的是中文读者。所以，金庸先生无暇顾及花剌子模国人的感受。在《射雕英雄传》中，花剌子模国人成了缺席者。可以想象地到，如果那场大屠杀中丧生的撒马尔罕人看到《射雕英雄传》的三十七回，他的感受是什么。我想，这种情形正如同我们面对某些日本人肆意篡改历史、歌颂军国主义者。坦率地说，我敬重金庸先生大义批判《英雄》“欺骗观众，不尊重生命，拍得很荒唐”，但我不敬重《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七回的作者。我以为金先生并没有反思彻底，自己也犯了类似问题，尽管可能是在较小的程度上。
为何花剌子模国人没有出席《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七回？
从创作学的角度讲，金先生在创作小说时，没有“以己心观花剌子模国人之心”，达不到曹雪芹“众生皆具于我”（周汝昌语）的创作境界。这也就限制了金氏武侠书的传播范围和经典程度。其次，《射雕英雄传》出版后，也少有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人一读。再次，当年受难的花剌子模国人已经死去，而他们的部分后辈已经淡忘了血迹。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想着力探讨的。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创作，是一种与读者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牵涉到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