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被抓的老保后来都被关押在市文化宫临时设立的拘留室里。门口有人站岗，拒绝家属探望。刘义不能确定，拘留室的设立是那几天的事，还是武斗升级以后的事。他记得曾少华在那儿守过大门；门岗吊儿郎当地肩上挂着步枪在铁钎子门后面走来走去。两者代表了不同的时期。因此，拘留室很可能是就是在那几天成立的，并一直延续到武斗高峰时期，红色兵团从山上下来占领那地方为止。 就在那几天，曾明君也作了俘虏，关押在2号室里，不过后来他翻墙逃跑了。 曾明君上山后，有消息说他和房司一个女老保搞上了。他并不像他临走那天所冠冕堂皇地扬言的那样一个上山打游击去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成双成对，和那女人约好，双双出走。事实也的确如此。贺玉珍在气愤之余也骂道：“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但过后，她又奋起维护家庭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名誉，声称这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院子里一些心怀鬼胎的牛鬼蛇神造的谣。曾明君不可能勾搭上一个有夫之妇。他是一个正派的、有觉悟的男人，爱自己的家庭、孩子、老婆。尤其是后者，没有任何一个水性扬花的女人能够取代。他去到自己战友们身边，那儿像军营一样纪律严明，并非像一些心术不正的群众所说的那样，是座大妓院，所有的女思想兵都和男人睡觉。她决不听信谣言。对谣言的传播者，她一旦发现便加以迎头痛击。 但是曾少华却相信曾明君就是群众所言的那样一个男人。其所以如此，完全因为他是一个老保。所有的老保骨子里都是伪君子，心口不一，虚伪透顶。他们口口声声誓死捍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革命利益、人民利益，可心里想的却只有自己的利益。以前曾明君没有这种机会，他受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现在，居委会已被组织取代，群众也分裂成两派，人人都关心路线斗争的胜负，曾明君这样的人便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自由了，可以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了。曾少华相信山上是个腐化堕落之地。有曾明君和他那类男人，加上他姘妇之流的女人，岂有不腐化堕落之理？ 曾明君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曾经呆在大楼里。他是在大楼争夺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晚上摸回家来的。他回来拿换洗衣服，拿活动经费。时间大约九点半钟。院子里有人看见他。贺玉珍上厨房替他炒了碗蛋炒饭。她有意高声说话，以便向在一旁竖起耳朵偷听的牛鬼蛇神们显示他们夫妻关系的牢不可破。曾明君的回访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她要他留下来过夜，第二天一早再走。但不到十二点，他就被红色方面军的人抓走了。 有人说点他水的是曾少华，也有人说是院子里的造反派。听见敲院门的声音，立刻就有人跑去开了门。这前后两三分钟时间，曾明君已从床上跳起来，穿过走廊跑进厕所里。刘义躺在床上被敲门声惊醒，听见咚咚的脚步声打门口跑过。红色方面军战士在屋里扑了空后，打着手电在香蕉林里搜索。刘义在怦怦心跳声中，听见曾少华的声音嚷嚷：“他躲进厕所里去了！”接着，他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朝厕所跑去，在一阵嘈杂声中，把只穿着条裤衩的老保曾明君揪了出来。 贺玉珍以夫妻而不是以战友的身份干与了这事。她没拿出平常的作风，耍横撒泼阻止抓人，而是让她男人穿上面衣面裤，走得体面，并且说服红色方面军战士没给他上绑。 就在曾明君被抓后不几天，战火蔓延到市区来了。 红色兵团从城西、城北向前推进。他们在人民旅馆大楼打了次漂亮的胜仗后，在山上休憩、整顿了一周，调兵遣将，完成了下次战略部署。他们招募了一大批民工，把附近区镇支持他们观点的贫下中农动员起来，发工资给他们，使他们像雇佣军那样投入战斗。红色兵团战士从地面上进攻，也踩着瓦背从空中进攻。用推土机掀开路障，投掷石块、砖头，炸响雷管…… 战斗打响的这天，刘义没出门。居委会、院子里的造反派听到风声就撤到市中心一带去了，一些没参加组织的青壮年男人也跟着往红色方面军的地盘里撤。有消息说，红色兵团的人会把每一个具有战斗能力的男人当作留下来抵抗他们的造反派对待。刘义看个头已像一名能拿起武器参战的人员，他想跟邓久连表叔一块撤退，但被刘芹死活拽了下来。 刘芹看来，呆在家里比呆在外面安全。附近街道和院落很快就会被占领。刘义一旦出去，就成了那边的人，要回到这边占领区就不容易了。到时他会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刘芹不相信红色兵团的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无辜群众。他们也是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侵略军。刘义还是一名学生，哪派都没参加，这点院子里留下来的群众可以作证。“你怕什么？”她对刘义说。“出了事我负责。” 刘芹已没在粉厂上班。她是零工，又没参加组织，不可能像别人那样享受不上班又领工资的待遇，粉厂的造反派把她除了名。刘琼和张惠一周前送走了最后一批火柴盒，也因火柴厂停产而没领到下一批。武斗的受惠者是那些有正式单位的人，不管参没参加组织，只要是国营或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不上班工资照发。 受惠的也许还有牛鬼蛇神。两派打起来了，不再有人管他们。虽然这只是暂时的，但也让牛鬼蛇神们松了口气。刘义所在中学的那些关押在木工房里的牛鬼蛇神获得释放，各自回家。要不是战火临近，造反派战士一门心思对付老保兄弟，他们还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负责管教居委会牛鬼蛇神的王干事参加了红色兵团，放下管教工作和一些公检法思想兵一起跑到山上去了。作为一名管教干事，他把斗争的矛头调开去对准了主义兵。张友仙之类的牛鬼蛇神暂时获得了解放，每周星期三下午不再参加政治学习，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也免交。张友仙上市场卖葱子蒜苗也不再有市管会的人找她的麻烦。市管会的不少同志都跑到山上去了。 这天张友仙没去市场卖葱子蒜苗。因为在街口那头的市场很可能已被红色兵团占领。她呆在家里，像院子里其他牛鬼蛇神那样因居委会和本院造反派的撤离而感到轻松了不少。先是保皇派，现在又是造反派，不再有人管他们了。不再有思想改造、政治学习，不再有居委会和群众的监督。这是张友仙所能回忆起的最幸福的时期。她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她不怕他们，他们要对付的不是牛鬼蛇神。贺玉珍那婆娘也留下来了，她也在等待红色兵团的到来。 邹兴容带着刘琼、张惠呆在张三姑婆屋里。那个庆祝最高指示下达的不平常的夜晚之后，她有段时间称病呆在家里，但过后经不起别人的动员，又去参加了组织活动。参加组织活动使她忘了自己有那样两个丈夫，忘了思想改造，使她觉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不必像别的造反派战士那样撤离。她没有必要害怕红色兵团战士。 刘琼的主义兵同学来找过她，她为她的安全担心，约她上她位于市中区的家里住几天。但刘琼觉得这很可笑，婉言谢绝。她像邹兴容一样不怕红色兵团战士，认为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刘芹和刘义上张三姑婆屋里去，看见她们都不怎么说话，安静地坐着，外面一有响动便竖起耳朵。她们不怕红色兵团战士，但在等待中——他们随时可能到来——还是感到紧张、焦虑。张三姑婆头上包着帕子呆在被窝里，刘琼、张惠和院子里另外两个女孩坐在床沿上。邹兴容坐在一侧的藤椅里。刘芹呆了会儿，对刘义说：“我们到外面去看看。” “哪儿也别去。”邹兴容说。“就呆在这儿。他们会看见我们没乱走乱动，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也许他们这一天也来不了。”刘芹说，对母亲说的构不成威胁的话觉得好笑。“我们出去看看就转来。” 她和刘义朝隔壁院子走去。走廊上安安静静的，不见孩子们跑动，从屋里传来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院坝里香蕉树已长得很茂密，一只画眉在午后的阳光里婉转啼叫。他俩带上秦睡龙。后者刚打那间堆谷草的小屋里钻出来，他来此侦察，似乎打算一遇紧急情况就把自己和老奶奶安置在谷草窝里。 他们一道穿过寂静的走廊、院落。房司造反派家属已走光，锁上了门。街道纸袋厂牛毛毡搭的厂房里不见人影，一张张案板摆放在抹过水泥的神甫原来的后院里，角落上堆放着成捆的纸袋。他们来到教堂前的院坝里，五金加工厂的人也锁上了教堂的大门。 他们在教堂大门前碰见一名手持钢钎的造反派战士。刘芹用开玩笑的口气招呼他：“龚三哥，还没撤退吗？” “龚三哥决不会当逃兵。”他说。 教友，家住教堂院坝旮旯里，下苦力的无产阶级，坚定的红色方面军战士。他没和组织一块撤退，他打算留下来，孤身一人抵挡红色兵团的进攻。 他没戴藤帽，戴着顶边缘破裂缺缺丫丫的草帽，穿着件破旧的劳动布裤子，大脚丫上套着双车轮底的凉鞋，腰上扎着根宽皮带。他身上的背心破旧，汗渍斑斑，肩上只有筋筋绺绺挂着，亮出肌肉发达的半截胸脯和晒得油亮的手臂。他一只手握着长毛似的钢钎，皮带上吊着把插在套子里的短刀。刘义觉得他与其说是一名造反派战士，还不如说是丛林部落里一名狩猎者。 “这一带没人把守？”刘芹问，看了看另一名教友家的憨憨儿。后者穿着件和尚领汗衫，胖乎乎的胳膊和身段，呆在家门口高高兴兴地敲打着竹筒。 “前面街口有我们的人。” “你为什么不在那儿参加战斗？” “我们刚撤下来。还没交手就接到命令去增援张家苑——那一带战斗已经打响。” “你没跟队伍走？” “我另有任务。” “他们会从这边过来吗？” “肯定会过来。” “你一个人抵挡得住？” “你到外面去看看，还有我们的人。”龚三哥笑了。“你们上这儿来干什么？” “到钟楼上去看看。” “门开着的，去吧，有我在这儿。” “你参加战斗拿工资吗？”刘芹走开去几步，又回过头去问。 “我们搬运站现在是造反派掌权。”龚三哥说。 “拿得到工资啰？” “一天一个点工。” “一块四？” “大点工，一块八。” 他们从右手门洞进去，沿着螺旋形木梯一口气爬上钟楼，来到上方平台上。抄教堂的时候把两座钟楼里的钟都拆卸下来，送铸造厂去了。钟架空落落的，结着蜘蛛网。他们的到来惊动了一群麻雀。它们在外面砖缝里筑巢，嘁嘁喳喳地吵闹不休，从窗口看得见它们在头顶上飞进飞出。 从钟楼上只看得见下方一截街道和连成一片的瓦脊，投向街口那方的视线被瓦脊挡住了。刘义和秦睡龙翻过圆孔，顺着瓦脊往教堂屋脊上爬去。瓦脊上长着青苔，被太阳烘干，但仍然有点溜滑。刘义让秦睡龙爬在前面，万一他滑下来好把他挡住。但秦睡龙是个机敏的孩子，手脚并用，转眼功夫便爬了上去。刘义也没费多大劲就爬到了屋脊上，两人在离拆毁了十字架的光秃秃的顶端一两公尺的地方坐了下来。 刘芹呆在钟楼里。她从圆孔里看着他俩爬上屋脊，对着上方看了会儿，然后走向另一侧圆孔，往下眺望。 隔会儿龚三哥上来了，在钟楼里和刘芹说着话。刘芹的声音听上去高高兴兴的，不时发出几声哈哈笑。 刘义望见了远处的山丘，山头上矗立的白塔，一段闪光的河面。望见不远处的校园，绿荫中的一片寂静的操场。一群鸽子从军分区大院里飞起来，飞过一片低矮的瓦房、市文化宫和人民旅馆大楼上空，往山的方向飞去，在背阴一方黛青色的山影中折回，飞过广场，盘旋在张家苑一带上空。那儿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不少人爬上了屋顶，嚷叫声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西门街口这方仍然安安静静的。刘义看见房顶上呆着人，但没往下扔砖瓦，也没听见闹嚷声。一截街面上设置了路障，看得见路障后面手持钢钎、头戴藤帽的武装人员。 他安静地眺望着，听着身边秦睡龙的呼吸声，出声地往胸膛里吸气。他看看下方的钟楼，刘芹还在里面和龚三哥说话。憨憨儿又在敲打竹筒，听上去就像和尚敲木鱼的声音。他不由得怀恋起往日教堂的钟声来了。它总是在睡梦中响起，召唤他去教堂望弥撒。但进了中学后他就不再上教堂望弥撒了。在那所学校里，一个上教堂望弥撒的中学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可是学校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视线落到那片寂静的操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成为思想兵使另一个人又成为主义兵？他想到王名安，他突然长高、长结实的身体，他脸上的青春痘，上嘴唇上长出的胡须、突出的喉结……这一切都伴随着某种内部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刘义得出结论——是内分泌使他成为一名主义兵的。 这样的看法十分荒谬，但刘义却一脸沉思的表情。他从居委会方主任儿子的身上、从那个脖子上青筋鼓起激动起来像条发怒的小公牛的主义兵青年身上、从那个有一双大手的像猿猴般有使不完的精力的桥联队的领队的身上、从市文化宫门前用短棒击打女孩腹部的那个面目狰狞的男人身上、甚至从漂亮的站在楼顶上用弹弓射击的女思想兵梁丽身上都看到同样的东西。生命的骚动。内分泌。只不过他却不能解释，内分泌何以使王名安成为主义兵，而又使另外一些人成为思想兵。 多年以后，我和他谈到这事，他还坚持说他在教堂屋脊上的发现仍有一定的道理。尽管那时他还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一切都始于一张照片，始于我和他之间的一场对话——你在那个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你还记得什么？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说的东西。
二十七
刘义他们离开钟楼后不到一小时，那儿就发生了战斗。交战一方是龚三哥和一小群防线失守后退守教堂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另一方是乘胜追击的红色兵团雇佣军、武装起来的民工和区镇贫下中农。 红色方面军战士砸开大门上的锁，跑进教堂。他们在五金加工厂的车床间、杂七杂八的原料和废旧机器间与红色兵团战士交手，阻挡后者的进攻。他们企图打开圣器室旁边那道小门跑到这边院子里来。但小门已被封死，用钢钎也无法撬开。红色兵团战士一拥而上，他们终因寡不敌众，成了俘虏。 龚三哥和另外两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爬上了钟楼。红色兵团战士尾随其后，在楼道上俘虏了一个。龚三哥和剩下的一名战士登上平台，翻过圆孔，爬上了教堂屋脊。 龚三哥并非像他在刘芹面前所吹嘘的那样是名孤胆英雄，他根本就没想到作任何抵抗。他一上房顶想到的就是逃命。他事前已有所准备。他没招呼自己的战友，一个人顺着屋脊跑向另一头，从屋脊顶端顺着瓦沟溜到屋背边缘上。那儿一根绳索早已拴牢在揭开的瓦格子上，他扭着它下到墙头，然后纵身一跳跳到隔壁医院的草坪上，逃之夭夭。 站在这边院子走廊上的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弯着腰提着钢钎打屋脊上跑过的身影，看见剩下的那名战士爬上屋脊后，顺着另一侧瓦背下滑，慌不择路地爬上了另一座钟楼的楼顶。 从后面追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也爬了上去，两人隔着楼顶上的塔形尖顶交起手来。那人被逼到靠外的一侧，光着脑袋，看上去很年轻。站在里侧的红色兵团战士头戴藤帽，像只壮实的大猩猩。两人都猫着腰，紧盯着对方。那人躲过了左侧刺来的钢钎，让到尖顶的右侧，红色兵团战士往右侧刺了一钢钎，他又让到左侧。他这么躲闪了几个回合，也用钢钎还击。 这是一场无望的战斗。真正的孤胆英雄。 “他应该投降。”站在一根廊柱旁边的张友仙说。“他没有退路了，为什么不投降？” 张友仙的哲学向来就是缴械投降，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为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的命运担忧，完全忘了自己是一名牛鬼蛇神，第一次作为一名热心的观众参与了这场群众斗争，或者说这一强一弱的两人之间的斗争。她的同情在弱的一方，焦急地盼望那名战士认清形势，停止抵抗，以挽救自己危如累卵的生命。 站在走廊上的人都看到了屋脊上和钟楼右侧呆着跟上来的红色兵团战士。他们默默地为那位战士担心，捏着把汗。在刘芹的一声惊叹中，他手中的钢钎已被打落，在空中打了个调，朝楼下栽去。在此之前，他刺中了那个大猩猩的手臂。 “赶快投降吧，不要再顽抗了！”张友仙喃喃说道，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主啊，指点他，给他明悟，为他指明出路吧，他才二十岁……” 那名战士仍在进行抵抗。他双手把着塔形尖顶的腰部，利索地躲过几次刺杀，突然伸手抓住了对方的钢钎。两人各执一端争夺起来。有一瞬间，他好像取得了成功。他拼命想把钢钎夺过手。但对方突然顺势往外一送，他失去重心，身子朝后仰。接着，他松了手，企图用舞动的手臂保持身体的平衡。此时他已在往下坠毁，从钟楼顶上消失不见了。 “他摔下去了！” “他摔死了！” 从五、六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下面是青石板。谁都认为他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摔成残疾。但是发生了奇迹。事后打听到，他落地后完好无损。他好像不是从钟楼顶上而是从一两公尺高的地方摔下去的一样，身上竟然没伤着点皮肉，毫发无损。他在石板地上躺了会儿，神智清醒地爬起来，当了红色兵团的俘虏。后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没人敢动他一下。 众教徒都认为这无疑是天主显圣。就像抄教堂那天十字架倒下来砸死那个积极分子老太婆一样。同是天主参与了的事，那次显示的是惩罚，这次显示的是慈悲。不过不好解释的是，天主何以会喜欢造反派、何以会对一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如此青睐？ 仅仅因为众教徒都为他祈祷天主才格外开恩？邹兴容认为是如此，不然怎么解释呢？她所具有的唯物主义观点因目睹这桩奇迹而被抛到了一边。张友仙更进一层认为天主特别听见了她的祈祷。过后她说起来好像她亲眼目睹了奇迹发生的过程，一只无形的手托住了那名红色方面军战士，减轻了地球的引力，让他双脚触地，坐在了石板上。“若不是天主的存在，他还能活下来吗？”她说。 当时所有的人都胆颤心惊。刹那间他大惊失色舞动双臂的身影还留在合上眼睛的视网膜上。他摔死了吗？刘芹想跑去看个究竟，或者也是出于本能的反应，眼睛望着钟楼顶往院坝里跑开去几步。但就在这时，她突然站下来了。 一伙红色兵团战士出现在院坝一侧的房顶上。 没人想到他们会从这地方来，在场的人一时都看呆了。彭家的小孩吓得哭了起来。 隔壁医院的晾衣房，毗邻职工食堂。一个身材矮小、一只眼睛长着眼翳的女人在那儿负责管理，把工作服、床单、被单晾在一根根竹竿上，或从竹竿上大抱小抱地取下已晾干的东西。她也是一名教徒，和院子里的人很熟。几分钟前她还呆在楼上，隔着木栅栏往院子里望。此时她已躲起来了，跑得无影无踪。 红色兵团的人爬上屋脊，呆下来了，往这边院子里打量着。 “你们是什么人？”一个手持钢钎、长着络腮胡的男人问站在院坝里的刘芹。 “我们是群众。” “有红色方面军的人吗？” “他们早撤走了。” 那伙人半蹲着，互相交谈了几句，往后传递消息，然后站起身打屋脊上下来，顺着瓦沟往下走。前面的离开屋脊，后面不断有人爬上来，露出藤帽、钢钎。刘芹有一会儿注意那些不断冒出来的人去了，等她回过神来，明白他们要干什么的时候，前面的人已走到屋檐上，跳到院子这方的屋脊上来了。屋檐离这边屋脊一公尺左右。那人纵身一跳跳了下来，踩碎了几块瓦，顺着屋脊小跑起来，第二个又跟着往下跳。 “啊，啊，转去！”刘芹嚷道。“退转去！你们要干什么！” 房屋年久失修，瓦背漏雨，经受不起任何重压。第三个又下来了。他没顺着瓦脊跑动，而是踏着一侧的瓦背往前走。刘芹冲他嚷道：“滚转去！啊，啊，你把我们房子踩坏了！” 她声音尖细，愤怒得涨红了脸。邹兴容在门口走廊上招呼她：“大——”刘芹没理睬她，继续嚷叫，挥着手，要他们往后退。她会惹事的。刘琼跑到她身边，拉着她手臂说：“姐姐，让他们去吧……” “走开，少废话！”刘芹甩开她的手。“房子踩烂了谁来修？” 话音刚落，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完了！”刘芹说。 厨房一侧的瓦背上出现了一个窟窿，灰尘像烟似的往上冒。一声“轰隆”之后，接着又是一片哗啦的声响，瓦片瓦砾随着一名掉下去的红色兵团战士往下砸。 他掉到灶头上。脸朝上，横着身子掉下去，后腰在灶缘上一担，脊椎骨立刻就被担断了。 刘芹朝厨房门口跑去，一分钟后又跑回来，站在院坝里。“完了”她说。不知道是那名呻唤不止的战士完了，还是房子、锅盆碗盏完了。房背上开了扇不规则的天窗，在两根横梁间，支楞着一截瓦格子，射进来的光线照耀着灶头四周烟雾腾腾的一片狼藉。 房背上的进军终止下来了。走在屋檐边的人都往后退。那人掉下去之前，又有一名战士跳到屋脊上。他看了一眼，没停下来，急急忙忙往前走，追上了前面的人。 他们三人顺着瓦脊转过拐走到那头尽头上，打那儿顺着瓦沟下来，翻到秦家搭在房屋档头上的厨房棚顶上，顺势跳落在地。 从原路返回的红色兵团战士找到一条通这边小街的途径，打医院停尸房一侧的小门出去，绕道而来，几分钟后跑步进入院门。 一些人跑进厨房，救起那名脊椎骨摔断的战士，其余的人散布在走廊上、院坝里。 一名三十岁左右、指挥官模样的男人怀疑刘义是红色方面军的人，居委会的战斗人员。红色兵团战士进攻时，这类战斗人员向他们扔石块、砖头。 “他什么也不是。”刘芹说。“他还是一名学生。” 那人钢钎杵在地上，打量着刘义。他身边站着两名红色兵团战士。 “他刚满过十七岁，我可以拿户口簿给你看。”刘芹在一边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人对刘义说。 刘义伸出双手，摊开汗湿但干净的手掌。那人问：“没向我们扔石头？” 刘义摇了摇头。 “你参加组织了吗？” “没参加。” “为什么没参加？” 刘义刚想回答因为家庭出身关系，刘芹接过话茬说：“不是人人都参加了的。” “人家不会要他。”一声冷笑把这话从相隔两根廊柱的走廊那头传过来。说话的贺玉珍，她声音不大，但还是让这边的人听到了。 贺玉珍在和几名红色兵团战士说话，也在留意这边的问答。突然插进这话后她又把脸调向一边，对红色兵团战士笑脸相向。院子里的人惟有她因红色兵团战士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她向他们谈到她的丈夫曾明君，最忠诚的红色兵团战士。他现在关在市文化宫的监牢里。她希望红色兵团战士们一举攻下市文化宫，解救她丈夫和所有在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 “刚才是你在哪儿嚷叫？”指挥官问刘芹。 “你在房顶上吗？”刘芹反问道。 “你怎么敢对我们那样嚷叫？”指挥官说。“不想活了，是不是？不支持我们红色兵团？” “你们要是听我的话，他就不会摔成这样了。” 受伤的战士已从厨房里抬出来，平放在走廊的泥地上。一身一脸都是灰。额角上裂开了一道伤口，殷红的血迹在泥灰中开路，像大蜘蛛的脚爪爬向脑门，爬过眉梢眼角，伸向耳垂腮帮。他不住地呻唤着。有人跑开去找担架队去了。 他身边还蹲着个年轻小伙子，可能是亲戚或一个生产队的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急得脸色都变了，大声地叹息。 “算你走运。”指挥官对刘芹说。“我带领的是一支民工队伍，贫下中农，不是我们桥联队的战士，要是碰上他们，你这种瞎嚷嚷……” “他们就不讲道理？” “嘿！他们很讲道理！” 一名从外面进来的战士跑步来到指挥官面前，低声说道他们已彻底搜索过了，附近不见红色方面军的影子，指挥官面部肌肉松弛下来。他们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他划燃火柴，点上一支红缨牌香烟。 他不是那种粗人，实际年龄比乍看上去还要年轻，外省口音，穿着件大了一号的开领运动衫，白白净净的脸，五官端正。队伍里不止他一个桥联队的人。他与旁边一个操外省口音的中年男人搭话，后者长得五大三粗，大桥上铆铆钉的无产者。 他看了一眼刘芹，说：“你很有胆量，你应该加入我们红色兵团。” 刘芹听了打了几声哈哈，仿佛觉得这话很滑稽似的。她额头上渗出汗珠，脸色发红。她刚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现在她还想着房背上那扇天窗。她对指挥官说：“房子踩坏了，你们得找人修好。” “我们的人还差点摔死了呢。”指挥官说。“我们没怪你的房子不够结实，你倒提出这种要求来了。” “损害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刘芹说。 “这房子是房司的吧，叫他们派人来修不就得了。”指挥官说。“房子是国家的，我们人也是国家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派人来修。”刘芹说。 “我们踩坏的，会替你修好。”指挥官后退两步，看了看瓦背上的窟窿，换了种语气说。“我们会派人来修好，等我们胜利之后……” “胜利之后？” “你怀疑吗？”指挥官笑了笑。“胜利属于我们红色兵团，这点连小孩也不会怀疑。我们有群众支持，有解放军作坚强后盾，只会胜利不会失败。你要有亲戚朋友是红色方面军的人，我叫你劝他们尽快投诚，反戈一击有功。彻底打垮他们就是这几天的事了。你对你的房子尽可以放心，我们会派人修好所有踩坏的房子。” 红色兵团战士领着两个担架队的人进来了。红色兵团雇佣的民工，一副帆布担架扛在肩上。指挥官朝走廊上走去。 受伤的战士被几双手捧起来放到了担架上。那个年轻人已不再叹息，但眼睛没离开他的脸。他呻唤声已微弱下去，一脸血污，目光呆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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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15 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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