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刘义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又见到了王名安。与他们出发相隔两周的一个晚上，他在卫校附近街口上一个姓郑的同学家门口碰见他。 王名安和几个战斗队的同学坐在郑同学家门口喝茶。晚上九点多钟，天气炎热，光线昏暗，街檐上这儿那儿坐着喝茶聊天的人。刘义没注意到他们，他走过去了才听见有人喊他。 “我以为你还在L市。”刘义认出王名安，看看在座的几位主义兵同学，说。 “回来两天了。”王名安说。“你一个人上哪儿去？” “出来走走。” “到郊外去散步吗？” 打街口过去不远就是郊区了，王名安喊住刘义的时候，他正往那头走去。到郊外漫步，夜晚独自一人穿街走巷，这在刘义是家常便饭。他或者往前走到火车站再折回来，或者往前倒右手绕着公路走一大圈，从另一个方向进城。他有几条夜晚漫游的路线，往西郊方向走只是其中的一条。 王名安和另外两名战斗队的队员抽着烟。刘义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昏暗中几个燃烧的烟头。去L市那天就发烟给他们了，三角钱一包的朝阳桥牌香烟，以后每天都发给他们，或他们自己上后勤部去领。他们享受普通战士的待遇。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地方，没有必要再遵守以前的学生守则，甚至觉得嘴上叼着支烟才像一名真正的战士。王名安叫刘义也抽一支。刘义接过手，坐下来，他把烟头递过去让他接上火。 “还要去吗？”刘义抽了口，问。他没像他们希望看到的那样被烟呛着，他在工地上就抽过别人散给他的烟。 “不去了。” “战斗还没结束。” “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一个战斗队的同学卖着关子说。 自己偷着跑回来了？这念头在刘义的脑子里闪过，他面带微笑，旋即加以否定，毕竟，人家是立场坚定的主义兵、红色方面军战士。 “我们翻车了。”王名安说，把快烧着手指头的烟蒂从嘴上拿开，弹向街面。 “翻车？在什么地方？” “换防的路上。” “你们几个都没受伤。” “我们几个运气好，”王名安说。“有几个同学还躺在医院里……” 他说出那几个受伤的同学的姓名，其中一个还是重伤。运气好的这几个同学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或虚惊了一场，都笑哈哈的。主人嘴里叼着烟，拎着温水瓶给茶盅升开水，他左边额角上贴着块纱布。另一个同学手掌上缠着绷带，露出几个手指头。 开车的是个年轻人，运输三十四队的造反派战士。因为要通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地区，半夜动的身。四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互相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在最后一辆车上。碎石铺的公路，坑坑洼洼的颠簸得很厉害。昏昏月光，没开灯行驶，有的地方打着手电照路，但速度仍然很快。王名安和另外两个同学坐在车厢后挡板上。他说他有种预感，感到今晚会出事。他没想到翻车，想到的是被红色联盟的炮火打中。红色联盟在坡头架设高射机枪，封锁公路，红色方面军的车辆在那一带被打翻过好几辆。多数在白天，夜晚开灯行驶也有被打翻的。王名安一有了预感，便挤到中间去，倚着车厢板壁坐下来，枪抱在怀里。他就这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个车厢里的人都在打盹。没有人知道车是怎么翻下去的，等惊醒过来，车已翻在坎下了。 坎不算高，垂直高度大约四、五米，在一座小桥前的弯道上，下临一条小河。汽车直直地开下去，撞击在泥石滩上，车身倒向一边。 王名安第一个从车厢里爬出来。他发现自己没受伤。他爬出来后，有人才打亮手电。车厢里已乱成一团。在此之前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 在王名安之后，坐在驾驶室里的城建兵团某副连长也爬了出来。他被碎玻璃划伤，血流满面。他爬出来后，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叉开腿站下来。接着，他双膝弯曲，头歪向一边，身体旋转了将近一百八十度，昏倒在地。 谁受伤谁没受伤隔了会儿才弄清楚。没受伤的都从车厢里爬了出来。汽车歪倒在河沟里，车厢已经进水。被抢救出来的伤员躺在一边泥石滩上，呻吟着。一个撞击时摔到河沟对面的城建兵团战士这时爬了起来，蹒跚着蹚水过河，抢还提在手里，但一上岸便载倒在地。有人对天鸣枪，发出求救信号。 前面的人发现他们没跟上，开着车折回来，一路搜寻到出事地点已过了半个小时。救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幸运的是他们已越过红色联盟控制的区域。在派车来接他们以前，他们都呆在离桥不远的一家茶店子的院坝里。 只有一名医务人员，对伤员作了简单的急救处理，止住了血，缠上绷带。受伤的有他们这批学生也有城建兵团战士。一个同学摔断了肋骨，一个胳膊骨折，一个腿和腰部受伤，还有脑震荡昏迷不醒的，伤着内脏咯血的。一名城建兵团战士在撞击的瞬间因枪走火子弹打穿腹部，当时都没有人听见枪响。另一名城建兵团战士，步枪的枪端从他的右腮下穿进去，从左边脸颊穿出来。把枪筒拔出来非常吃力，准星像鱼钩上的倒刺不容易退出来，试了几次，终于一狠心拔出来了，痛得他昏死过去。 “幸好手榴弹没爆炸。”一个同学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手榴弹……” 王名安进一步解释说，那是一种自制的、完全缺乏安全系数的手榴弹，它没在撞击时爆炸真是个奇迹。外形像地瓜弹，薄薄的塑料外壳，拉掉引线可能在零秒之内爆炸，也就是说还没来得及出手就把自己给炸了（战场上已发生过这样的事）。所幸的是，他们只是挂在身上，还没机会在战场上使用。 “没参加战斗？”刘义问。 “没参加。” “那你们干什么呢？” “驻守阵地吧。” “呆在战壕里？” “不，” 王名安不愿承认他们呆在帐篷里，像在夏令营里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危险。他们干的事就是派人站岗。两人一岗，一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着转，在交接时立正，敬礼，说出自编的口令：“为人民服务！”几天后又改为“纪念白求恩！”这两篇著作加上《愚公移山》唐敏之班主任都曾要求他们背诵。他们驻守的山头附近有一所麻风院。据说战斗打响后，麻风病人都跑出来了。他们心目中四处乱跑的麻风病人才是头号敌人。一天王名安和另外两名同学在坡头上巡逻，从小路上来了二男一女，农民打扮，探头探脑，形迹可疑，立刻引起他们的警觉。他们终于碰上麻风病人了。他们发出吆喝，不让那二男一女靠近。那二男一女瞧见枪口对准他们，听见拉动枪栓的声音，吓得调头就跑。“当时就有种参加战斗的感觉。”王名安说。“肾上腺素已调节到了那种水平。他们要是不听警告继续往前走，我们真的会开枪。” 真正的战斗在离他们驻守地两、三公里的地方进行。他们听得见枪炮声，分得清三八式步枪、中正式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的射击声。有时枪声响成一片，像爆炒豆似的，噼噼叭叭，达达达达，夹杂着炮弹的爆炸声，有时也响起零星的枪声。红色联盟的人使用迫击炮、高射机枪，还使用一种先进武器“青蛙炮”。这种炮弹落地后跳起来一两公尺爆炸，杀伤力是普通炸弹的几倍。 王名安和另外几名战斗队的同学都见过被打死的人，见过被炸弹炸得残缺不全的尸体，还见过枪杀俘虏。那是在红色方面军吃了败仗、死了不少人，然后成功地进行一次反击之后。王名安他们一行四人上团部去，在离团部（设在一所大队小学里）不远的地方，看见一队人牵成线顺着小路走下坡坳。七、八名红色方面军战士，五名红色联盟俘虏。俘虏中有人受了伤，垂着胳膊或瘸着腿，红色方面军战士枪端在手上。王名安他们在另一条路上，隔开一段距离，看见他们走下坡去，身影背衬着灰暗的天空。他们站下来，几分钟后听见下方山洼里传来一阵枪声，隔会儿又响了一枪。过后便只看见红色方面军的人背着枪从那条路上转来。 王名安他们没到现场去加以印证，好像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这么做。后来他们在团部碰见那伙执行任务的人，枪已放在一边，看上去与其他人无异。 “枪杀俘虏不是我们开的头。”王名安说。 “这太残忍了，我说什么也不会干这种事。”一个同学说。 “要是命令你这么干呢？”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学说。 “我照样不会干。” “要是你的战友在你身边活活被打死，你替他报仇，你也不会干吗？”那个同学说。 说他不会干的同学笑了笑，不再吱声。 “接到命令我会干的，手不会抖。”那个同学说。 但下达到茶店子的命令却是叫他们全体回城，他们就此失去了参加战斗的机会，那个表示敢于枪杀俘虏的同学也失去了接到那样一道命令的可能性。 “我们总算什么都看到了。”王名安说。“不参加战斗也好。说不定你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像卫校那名女卫生兵那样正端着饭盒吃饭什么的就被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颗子弹撂倒了。” “我们要是不转来，也会叫我们攻打榆林寨的。” “不会叫我们上。” “叫市民中的学生上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亡命徒，自己要上。” “就像一首战歌上讲的：‘上战场想一想……哈哈，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王名安插进来说，言毕，哈哈笑了几声。 “市民中不像我们学校那样出过地、市革委会常委。”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死人多的地方不会叫我们去。” 他们谈到榆林寨，谈到另一处战斗同样激烈的回流湾。这两处地方都位于L市的南大门外厂矿区。战略要地。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战斗反复进行。激烈、残酷的拉锯战。逃亡的红色兵团老保与所有外地的保皇派组成两个铁杆连队投入战斗。 有时双方隔得很近，互相在战壕里、在断垣残壁下说话都听得清。那场广为流传的两个无名氏之间的生死决斗就发生在榆林寨的一处战场上。王名安说，一个呆在战壕里的下江北某厂矿的红色方面军战士听到对面楼房里传来本单位一个红色兵团老保的说话声，他把他喊答应了，确信对方就是他要找的人。他俩以前是朋友，同一批进厂的学徒工，都有了老婆孩子，现在一个参加红色方面军，一个参加红色兵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呆在战壕里的这个红色方面军战士到L市来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到呆在楼房里的那个亡命在外的红色兵团老保。冤家路窄，让他俩在这地方碰上了。他向他挑战，用能够想得到的脏话辱骂他，揭他的老底。“有种的你就给我出来！”他用在场的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一个对一个，就你和我！”对方接受了挑战，提着枪从楼房里走了出来，他也爬上战壕，把枪端在手里。两人似乎都等待着这一刻。在夜晚朦胧的光线中互相对看了一眼，便开枪射击。相距只有二、三十米远，两人同时倒地，并且都射中了对方的心脏。 刘义觉得难以置信，它有太多的戏剧色彩。另一个同学接着讲的发生在同一个战场上的事他却认为真实可信。一个市民中的学生呆在战壕里，战斗停顿的间歇，他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他十七岁，初六六级的，自己要求上战场，呆在他身边的都是城建兵团战士。不知是出于模仿电影里的英雄人物还是为了闹着好玩，他突然一下站起身，半截身子露在外面，高声呼喊道：“同志们冲啊！”一颗子弹要了他的命，他脑袋被打开花，一只手臂还举在半空中。 “那样的活靶子没有人会放过的，何乐而不为？”王名安说。“砰！送他上西天。” “运死人的车子快来了。”大伙沉默的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什么运死人的车子？”刘义问。 “从L市运尸体回来的车子。”王名安说。 刘义朝街道两侧看看，听见远处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马达声。从火车站方向过来的，在前面就转了弯，驶向另一条公路。 “还有一会儿。”一个同学说。 “运到哪儿？” “卫校，用药水保起来。” “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很准时，一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主人说。 “有多久了？” “一个多星期了。我们还没转来就在运。听说池子都泡满了。” “你们去看过吗？” “还没去看，谢绝参观。” “能想法进去的。”一个同学说。 “哦，尽是死人，看着恶心。” “我想我是不会害怕的。”王名安咬清每一个字说。“我不会害怕这种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物过程中的特殊形态。” 他们都在等待那辆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它从江北轮渡过河（轮渡专门为它开一班），绕着市郊公路走，在前面的岔路口拐弯，朝卫校这边驶来。刚好十一点正，有人说，它来了。刘义已听见马达声，他朝那个方向调过脸去，瞧见新修的铁路大桥引桥和宽阔的像面墙壁的水泥桥墩，一个行人的身影斜着投射在水泥壁上，在马达声中长高长大，然后倏然而逝。带篷的解放牌汽车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载着七、八具或十多具尸体驶过来，在水泥桥墩前转了弯，驶进前方的街口去了。
四十八
背着三八式步枪、戴着红袖章的门岗看了单位革委会出具的介绍信后，替他们一行人放了行。“对直进去，倒左手。”他说 单位派来的人手持介绍信，领着王名安的五孃、他母亲的妹走进卫校大门。王名安的两个表妹、还有他姨爹那边的亲戚也来了，一共十个人。王名安和刘义落在后面一点，穿过阳光照耀的、静悄悄的水泥院坝。倒左手，穿过两幢楼房之间的走道，来到一座四方形的院落。高大的白果树、柳树，蝉在枝头上鸣叫，泥地上有汽车辗出的车辙。篮球架后面一间办公室门口站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从他身后传来说话声，几张面孔隔着玻璃窗往外张望。 见来了人，那人叼着烟走下台阶。他四十多岁，理着小平头，一张颧骨高耸的缺乏表情的脸，穿着半统靴，拴着防水的橡皮围腰，亮出结实的手膀子。他接过介绍信看起来，猛抽了一口烟，拿掉嘴上唾沫沾湿的烟头扔到一边。 办公室里出来七、八个人，由同样装束的工作人员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朝拐角上的教室走去。一个三十多岁、短发、身穿短袖衬衣的妇女还没走到教室门口就哭起来了。一声突如其来的呜咽，伤心而悲戚，早就憋在心里，突然间爆发出来。一个年纪比她大的妇女紧靠着她，攫住她的手臂。他们在教室门口呆了会儿，往里张望着，开门进去了。从这边办公室里又出来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个抱着团白缎子的中年男人。 那人看了介绍信，拿在手里，耳朵上夹着单位上的人递过去的朝阳牌香烟，转身朝办公室走去。从后面看出他围腰下只穿着短裤，右腿小腿肚上静脉曲张，爬着蚯蚓般鼓突的青筋。他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办公室。紧里边的办公桌上坐着人，抬起脸来朝他们看着。 那人径直朝里面走去，和坐在办公桌前的人交谈了几句，转来从进门右手一张桌上拿起个墨绿色的公文夹，打开，托在手上，翻找起来。他一连翻过了七、八页，中指头上下移动着，没找到他要找的名字。又翻过一页，指头停下来。“这儿有个彭定雄——”他说，抬起眼睛。 “彭定亮。”王名安的五孃说，咬清了“亮”字。她也像那个半路上哭起来的妇女一样护着短发，穿着白短袖衬衫。她年龄比那个妇女大，头上已长出白发，皱纹爬上了眼角，一张没有血色的绷得紧紧的脸，哭过的红肿的眼睛。刚才那个妇女的哭泣又使泪水充盈起来。 那人放下手中的公文夹，从桌上又拿起一个，翻找起来。 “都编了号？”单位上的人问。 “都编了号。”那人说，停下来看了看。“姓名，年龄，单位都有。他，什么时候……” “我们才接到通知。” “这并不能说明他人才到这儿。我们负责我们的工作，发通知是另一个部门的事。” “有漏了编号的吗？”单位上的人问。 “有过这种情况。”那人说。“有漏了编号的，有编号和人对不上号的……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叫家属挨个去认。” “一共有多少号了？” “二百六十多号，不算昨天运来的那批……” 他谈到他们的工作，其负荷量已远远超出他们原先的估计，即使新加了几名临时工，加上学校的几名牛鬼蛇神，也应付不过来，忙得晕头转向。这完全可以想象，每晚都有新来的，得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用担架抬进教室放好。它们有的已过了一两天，没条件作需要的护理，都开始有气味了。照着名单验收是件十分费力的事。名单往往混淆不清，翻来复去的也难对上号。甚至出现过把一车名单弄丢的事。还要给它们重新编号，把它们抬上抬下，领着家属认人，替它们注射，保养它们，看护它们，给它们裹身，等等。 不是人人都喜欢这工作。它需要专业知识，幸亏有学校那几名老师。一声涩笑，没称呼他们为牛鬼蛇神。 “这儿，彭定亮，一百二十四号，城建的……”他说，从公文夹里抽出张单子，递到单位的人手里，他看后再递给王名安的五孃。 “就是他——” “运来好几天了，重新登记过的。” “可我们才接到通知。” “昨天才有人来认领头一批运来的。”他从王名安五孃手里接过还回去的单子，说。“也是才接到通知。” “没有坏吗？” “有药水保着不会坏。”他说。“你好运气好，那两天池子刚腾出来……” “你们这儿用什么布？”单位上的人问。 “白府绸。” “我们打算用白缎子……” “用什么都可以。我们这儿只提供普通的白布……白缎子裹一个五块钱。” “能打个电话吗？” “那儿。”他朝紧里边的办公桌摆摆头。 单位上的人过去打电话，他走到右手墙下，从一排木钉上取下一双橡皮手套。他们一块往外走时，他又带上了公文夹。 “这边走。”他在门口走廊上说。 他们朝一边走去，在前面转过拐。刘义和王名安打相反方向顺着走廊往前走。走廊尽头上站着个穿水红色衬衣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刚才那伙人中的一个。她面朝院坝站在石台阶边缘哭泣，很伤心的样子，他俩走过也没看一眼。石阶下有一小摊呕吐物，她出声地呜咽，擤鼻涕。从教室里也传来哭泣声，不止一个人在哭，听见脚步声，抬起泪汪汪的眼睛。 刘义和王名安踏上对面那幢楼的走廊。两幢楼房的交接处还有一条横向的走道。两头空荡荡的，一眼望得到转拐处，立着砖柱，转砌的护拦。走廊上光线昏暗，他俩走到左侧那间教室的窗口前，隔着玻璃窗往里张望。 教室里摆放着尸体。一张张课桌拼凑起来靠几面墙壁摆了一圈，中间也摆了几排。尸体一个接一个地摆放在上面，头对脚或者头对着头，穿着裤衩或腰以下搭盖着一截白布。手臂交叉搁在腹部或垂放在身体两侧，也有肢体扭曲无法弄直的。一二十具尸体，都经过了清洗，收拾，有的看上去完整无损，有的缺腿少胳膊或只剩下半截身子。纱布缠着的脑袋、肚皮。战地包扎，上面残留着乌黑的血迹。所有的尸体都肿胀、乌紫，注射、涂抹了防腐剂，暮吞吞的乌黑的皮囊，有的地方表皮脱落露出皮下组织。肿胀、乌黑的脑袋、面孔，侵蚀了五官轮廓。有的下巴光光的，有的长出了胡茬。尸体的脚拇指上套着块金属牌子，有的也套在手腕上。 刘义觉得自己瞥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在街上见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家住匡正街小学附近，在河对岸一家五金加工厂上班。但看第二眼又不能确定了。熟悉的特征隐匿不见，所有的面孔都极其相似。躺在靠墙那排桌子的正中，缺了一截胳膊，肘关节以下的部位不见了。不像别的尸体那样乌黑，略呈灰白色，同样肿胀，像充了气一般挺着胸脯。 中间靠近窗口这排档头上的一具尸体格外引人注目。一米八以上的大汉，宽阔的肩膀越过了桌子的边缘，搭着块遮羞布，肚皮肿大，浑身乌黑，斑斑驳驳。头部中弹，枪眼在额头上，像烙铁穿过木头那样留下一个乌黑的小孔。后脑勺被掀掉了一大块，填上了药棉花，垫着厚厚一层纱布，头朝后坐，面孔微微后仰。它大张着嘴，露出乌黑的牙龈和灰白的牙齿，眼球鼓出，像玻璃珠一般发亮，幽冥中仿佛生出种鬼魅般凶恶的视线。 “闻到气味了吗？”王名安小声问道。 “没闻到。”刘义说。事实上，他闻到了，药水味中夹杂着一股异味，若有若无，死尸的气味。 “我在前线见过死人……”王名安同样压低声音说。 几扇玻璃窗紧闭着，打碎的地方用纸贴了起来。里面见不到一只苍蝇。几处地方堆放着冰块，摄氏三十度的高温，但却感觉到一股凉悠悠、冷飕飕的气息。 从那头过来了几个人，听到脚步声已快到面前了。窗口上突然多出几张活人的面孔。一丝阳间的气息。卫校的学生，或设法混进来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地贴着玻璃窗往里张望。其中一个女孩手捂着嘴鼻站在一边。她跟随他们一伙往另一头走去时，也一直这么捂着，靠走廊外侧走。 穿水红色衬衣的女孩还在那儿哭泣，脸调向一边。隔壁教室左手进门的地方，那伙人围着两张拼凑起来的桌子，几张抬起来的脸，泪水未干的眼睛，那个女人还在呜呜咽咽。刘义瞥见撕成条的白缎子、肿胀发黑的肢体。一个工作人员把它托住，另一个用白缎子从脑袋开始缠裹起来。 一连几间教室都摆放着尸体，静悄悄的，门窗紧闭。空气里弥漫着药水味儿。城市的噪音被隔绝在远处的院墙之外，寂静笼罩着这外国传教士留下的古老建筑、宽阔的立着青砖柱的蝉鸣声悠扬的走廊。 刘义发觉王名安没跟在身边，听见后面传来有人呕吐的声音。王名安是不会呕吐的。可是他调过脸去，看见呕吐的人正是他。立在砖柱一侧，身子探到护栏外，砖柱挡住了他的脸。刘义嗅到空气里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味，也感到翻胃，喉头一阵阵发紧。 王名安跟上来，发青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没说一句话。 在转拐过去一间开着门的教室里，两名医务人员模样的人正站在紧里边一张桌前给头天晚上运到的尸体做防腐处理，涂抹了一面，把尸体翻转过来。四十多五十岁的人，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卫校的老师，具有专业知识的牛鬼蛇神。另一张桌前，一名戴眼镜的瘦高个儿把注射器的针头插进尸体的肚脐眼里，推进针剂，神情淡漠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他俩前后只耽搁了七、八分钟，急急忙忙赶到后面的防腐池时，寻找彭定亮的工作才刚开始进行。 院坝后面一间宽敞的砖木结构平房，两口池子位于进门左手方，戴上橡皮手套的工作人员手拿一根不锈钢叉杆站在第一口池子高出地面的水泥围台上，看上去比站在平地高大。围着橡皮防水围腰，乍看就像屠宰场的工人，或更像一名水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水池里打捞海鲜、鱼类之类的水产。围台一侧站着王名安的五孃、跟随她左右的妇女、一个五十多岁的穿和尚领汗衫的男人和单位上的人。其余的人呆在敞开的大门口，或往池子那边看着，或别开脸往外望。 池子上方吊着盏灯，但光线主要还是来自后墙上开的窗口。池子里泡的都是裸尸，不锈钢叉不时打捞上来半截水淋淋、灰褐色或青紫色的躯体。工作人员在围台上来回走动，把尸体翻转或钩拽起来。它们比教室里的尸体颜色更浅，保存得更好，好像经过挑选的品种，不见缺腿少胳膊的，但同样的肿胀，面目狰狞。王名安的五孃把一池的面孔都看过了，还没看见彭定亮的面孔。他们看面孔，也看脚拇指或手腕上套的金属牌，没有一百二十四号。 他们又来到下一口池子。又是一番打捞，翻翻拨拨，尸体像一截截木头被拖拽出水面，它们重重叠叠地挤在一块。超负荷发挥功效。富尔马林水已快漫到围台边缘。发绿的一池水，泛着鳞波，水面上支楞着一截手臂。一具尸体上半截身子露出水面，它被确认不是一百二十四号后，又被沉入水中。王名安的五孃好像不堪重负，她快支撑不住了，脸白得像纸，眼睛里含着眼泪。年长的女人攫住她手臂，在一旁架着她，目光也像她一样往池子里瞄着。 一百二十四号终于浮出水面。它被拖拽起来，平躺在一侧的围台上。王名安的五孃看上去虚弱不堪，浑身好像没有一点力气，可是当尸体拖起来，在围台上摆直后，她却尖叫了一声“定亮——”猛然挣脱开攥住她的手，扑了上去。 她很快被拽开了，听到那声“定亮——”王名安十三岁的小表妹伏在门框上哭了起来，十六岁的大表妹则一声呜咽，嚎哭着跑过去，伏倒在爸爸的尸体上。她也很快被拽开了。母女俩放声大哭。 特殊的形态，相隔阴阳两界，对亲人的哀恸无动于衷。刘义发现王名安的眼睛也湿润了，站在别人后面看着那具水淋淋光裸乌紫的尸体。它浑身肿胀，瞪着眼，张着乌黑的嘴，胸口上开了个窟窿，肿胀的肚皮和生殖器官。它曾经是王名安的姨爹，城建兵团的一名副排长，一周前胸部中弹牺牲在榆林寨的战场上。 寂静中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刘义和王名安跟在单位上的人后面走了出来。汽车还在那头院坝里，单位上的人小跑过去，在前面拐弯处把一辆解放牌汽车领过来。 汽车停在大门外的草坪上，从车厢和驾驶室里下来六、七个人。有人手上抱着卷成筒状的白缎子。单位上的同事、战友，一名革委会的头头也赶来了。
四十九
停尸场上处处体现了节俭。搭盖尸体没用整张被单，一张医院病床上用过的被单分成了若干张，小到只能遮羞的地步；人手配备不够，造成了混乱与耽延；统一配备的裹尸布只是普通的白布，等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追悼会与出殡的气派与铺张。 灵堂设在单位礼堂里。治丧委员会主席由一把手担任。烈士的遗体从头到脚用白缎子裹起来，搭盖着雪白的被单，覆盖着一面红旗，是党员的则覆盖着一面党旗，遗像悬挂在白色的帷幔上，挽联上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落款都是各单位头面人物，甚至地、市革命委员会。无数的花圈、挽联，无数的幛——青呢、华大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床单，等等。百货公司柜台上有卖的就有人送来。一个大单位的灵堂里往往挂着二、三百幅幛。 吊唁的络绎不绝，亲戚朋友、造反派群众、战友、各单位代表。庄严，肃穆，在遗像前三鞠躬。也有长跪不起的。那是本单位未被三结合的走资派和红色兵团的大小头目。这仪式在厂矿特别盛行。一个个都上了绑，胸前挂着牌子，在红色方面军战士的看守下，在烈士的遗体前跪成一排。 悲痛欲绝的烈士家属往往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刘义在某单位看见一个烈士刚成年的儿子动手揍本单位一名走资派、原党委书记。他开始还有点犹豫，对方已五十多岁，比他牺牲的父亲的年龄还大，而且绳捆索绑，毫无还手之力。但他经不起别人的撺掇，突然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一边还嚎哭着，咬牙切齿，脸红筋胀，好像走资派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每天都有出殡。有时一天不止一、两起，甚至两支出殡队伍在街头相遇也时有发生。无一例外的都要游几大街，下游厂矿区、乃至几十里外的县区的也要把队伍拉进城。 刘义站在市文化宫院墙前的人行道台阶上，看着送殡的队列越过街口缓缓开过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解放牌汽车，以步行的速度开过来，车头上扎着朵大白花。烈士的遗像镶嵌在相框里，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端在胸前。相框上扎着朵小白花，向两侧披下青纱带。炭精画像，出自某个业余画家之手，上面的人大约四十岁左右，理着小平头，清瘦的脸，穿着扣上封领扣的军干服。一张放大的多少有点走样的工作证或别的什么证件上的免冠半身像，表情严肃，郁郁寡欢。女孩穿着白府绸衬衣，手臂上戴着青纱，护着刘海，扎着一对短辫子。她也像相片上的人一样瘦弱、严肃，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紧绷着一张下巴颏尖尖的菜色的脸，目不斜视。 车厢里放着烈士的灵柩，搁着几个花圈，两侧站着戴青纱的男女。 汽车缓缓驶过后，跟着上来的是语录牌、花圈队。语录牌上写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以及无处不在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哀悼还是鼓舞？好像他还会遇到什么需要加以克服的困难似的。 花圈三个一排，由本单位的青年男女扛着。一百多个花圈，各单位送的盛开的哀悼之花，一簇簇五彩绽放的小花朵，黑字写在白纸黄纸条幅上的挽联，锡箔拼贴的奠字，在乐曲声中整整齐齐地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各单位送的幛，或扛着幛的队列。青呢、华达呢、毛毕叽、涤确凉、丝绸……像幡一般挑挂起来，或一张张搭在两人抬着的长竹竿上。二、三十幅飘动的幡（名贵的料子），七、八副搭满布料（其间距要让人数得出来）的长竹竿，令围观的群众叹观止矣。 乐队上来了，奏着雄壮的《国际歌》。有长号、小号、喇叭、长笛、木笛、手风琴、鼓等。队员穿着白衬衫，青下装。一支临时组建的出现在各出殡行列中的乐队。其中有刘义所在那所中学宣传队的几名乐手，吹木笛的还是他们班上一名同学。奏完“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刚好走到小街口上，鼓手干净利落地在最后一个音符上收了手，乐器从嘴唇上拿下来，喘上一口气，甩干小号、喇叭里的唾液，抹抹额头上的汗珠。接着，指挥棒一挥，又奏起了语录歌：“无数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结尾的重复句像咏叹调一般反复出现：“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 乐队后面跟上来的是应邀列席的嘉宾、代表。地、市革委会代表，解放军代表，单位革委会主任和全体委员，兄弟单位革委会代表，一个个佩戴青纱、白花，表情庄重、严肃。地、市革委会代表只出现在隆重的送殡队列中，死者的身份特殊或有英雄业绩，此番出面的是地革委常委、红色方面军指挥部头头。烈士的家属走在后面。烈士的遗孀，一个三十七八岁哭肿了眼睛的相貌平平的女人，由两个年轻的女人相伴。烈士的一对儿女，身穿白衬衫十岁的男孩和同样身穿白衬衫的十三四岁的女孩佩戴青纱尾随其后。还有烈士的亲属和生前好友。他们过去了，跟着上来的是本单位和各兄弟单位送殡的群众队列，戴着青纱、白花，四人一排，一支浩浩荡荡望不到尽头的送殡大军。 “牺牲了，牺牲了，牺牲了……”已走到市文化宫大门口的乐队还在反复奏着这首曲子。 群众已从讣告和街头传闻中了解到烈士为何许人，怎样牺牲的。此人当过兵，副排长专业，时任东山矿区保卫科副科长，最忠诚的造反派战士，在武装支援L市的战斗中任连长。他骁勇善战，总是身先士卒，死得也很壮烈。一天晚上，他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去摸哨，中了红色联盟的埋伏。他们摸黑越过战线，爬上一个坡头，在坡顶的平坝上一束探照灯的光柱突然射向他们，喊话筒里传来一个声音：“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他，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红色方面军二营四连连长的字典里决没有投降二字，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定是在瞬间作出的，或者根本就没作出任何决定，而是出于本能的冲动，即“正义的冲动”。他喝叫随行的战士卧倒，自己则端着冲锋枪面对探照灯一阵猛扫，并且高喊：“无产阶级革命派……”只喊到这儿，便中弹倒地，身上的弹孔像蜂窝眼一般密集。 每一场出殡都好像是对红色联盟罪行的控诉。他虽然中弹牺牲，身上开了不少窟窿，但毕竟得到的是一具完尸。而不久前牺牲的一位烈士的遗体却仅剩一截胸腔和掏空的肚腹。下葬前举行了控诉红色联盟罪行的惨烈的游行。死者在战斗中被俘，红色联盟的暴徒用酷刑折磨他，剁掉四肢，砍掉脑袋，开膛剖腹。这截残剩的躯体搁在一张木板上，由战友们抬着游街，就连见过各种残忍场面的群众也觉得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此时此刻，出殡的场面和气派却使群众迷惑，看花了眼。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所有的烈士都作因公死亡处理，地、市革委为他们修建陵墓，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安排子女的工作，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到十八岁。 出殡的游行在山脚下结束。群众四散开，幛收了起来，花圈随灵车去了新建的烈士陵园。 山背面一处松林覆盖的山丘，离后山转山公路只有几步路。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刘义独自一人踏上这条公路。 寂静的山林，树木在阳光下投下凉爽的阴影。打两山之间的岔路口过去，经过一片柑橘林、路旁几间生产队的茅舍，顺着碎石铺的路面往前走，转过一道弯，一旁的低洼地里长着片桃树林，公园的苗圃也辟在这片洼地里。公路与山丘之间隔着块长满水藻的小池塘，堰坎上已踏出条通烈士陵园的路。 没有纪念碑之类的东西，连路标也没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儿有座烈士陵园。一切都是匆匆建造起来的（两年后当造反派失势后它就不复存在）。堰坎那头长着几棵香樟树，往右走有条三合土通道。通道上有的地方已经塌陷，通往陵墓的石阶歪歪倒倒，罅牙裂缝。泥土石头垒的陵墓，在松林里上下排列成行。 坟头上立着墓碑。涂上红漆的碑文。刘义站下来，一块墓碑上的碑文跳入眼帘：“唐文华烈士，一九四六年——一九六八年”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下一块墓碑：“刘平烈士之墓，一九四三年——一九六八年”二十五岁。 上下都是墓穴，朝两侧延伸。刘义顺着墓前走道往右走。泥地上长着青苔，有人在上面留下了脚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儿的脚印，也可能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的脚印，一大一小的两双球鞋的齿痕新鲜、清晰，过了潮湿、裸露的地面逐渐消失不见。青草遮盖了泥土的赭红色，蕨草卷曲的芽茎从墓碑后探出头，一处坟头上撒着纸花，一处墓前留下烧过纸钱的灰烬（烧纸钱是禁止的）。刘义缓步向前，嗅着松林的气息，读着一块块墓碑。“赵××烈士之墓……”、“张××烈士之墓……”、“陈××烈士之墓……”有生于四几年的，也有生于三几年、二几年的。最大的五十四岁，生于一九一四年，最小的十七岁，生于一九五一年。市民中的学生，也许就是高呼“同志们冲啊”的那个，郑卫红，用的不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刘义站下来，抬头看上面几排墓穴，它们在寂静中朝他俯视着，某个墓穴里也许就葬着卫校教室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大汉，葬着他误认为在河对岸五金加工厂上班的那位青年工人。所有死者生于不同的年代，但却死于同一时期，六八年的六、七月份，而且死于同一地点。这点墓碑上没有记载。 他们出发时高高兴兴的，在乐曲声和汽笛声中站立在船甲板上。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参加的不是一次沿江旅游。那个在码头上问他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孩子，很可能等到的不是活着回来的爸爸。他们献出了生命。他们用牺牲换来了红色方面军和新生红色政权的胜利。红色联盟已被彻底打垮，逃亡到 | 
发表于 2006-8-10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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