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倒霉的教育产业化与错乱的谩骂

       如今,谁敢提教育产业化,谁敢为教育产业化翻案,他几乎就要成为全民公敌。
       我不赞成教育产业化,理由很简单,教育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种产品。产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教育虽与经济有关,虽有经济功能,但教育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化承传。即使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它也不完全是私人产品,它还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反对教育产业化的理由不外乎是这些。作为反对的论据,这已经足够清楚明白的了。但是,既然道理是如此简单,为什么仍有人在为教育产业化辩护?为什么在20世纪末中国会兴起教育产业化浪潮?原因我们清楚了吗?有人大骂教育产业化是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精英们联手打造出来的祸国殃民的理论,有人影射助长教育产业化泛滥的那届政府,总之,他们把原因归结到了政治方面,甚至暗示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果真如此吗?
      我反对教育产业化。但是,冲着这些颠倒黑白的指控和谩骂,我不得不为教育产业化说句公道话。
      请看06年3月教育部在两会期间的对外发言。周济部长称,中国教育在近几年里实现了两个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第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是,我们基本普及了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普及率现在达到95%,这是什么概念?中国有2亿多在校学生,以人均国民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水平,中国实现了2亿多学生的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何等的成就?第二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9%,后来又有统计称达到了21%,而这个数字表明中国已经达到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水平。从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四倍。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在人均国收收入很低的水平上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而且还使高等教育达到了大众化阶段的水平。这两大突破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所能达到的辉煌、足以自豪的成就。何况我们同时达到了两个!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应该问问,这种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中国不仅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而且由于人口是美国的几倍,人均国民收入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况且,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值又比美国少得多,他们一般是5%以上,而我们曾经长期以来徘徊在2%左右的水平,后来好一些了,但多数时候达不到3%的水平,这几年扩大了教育投入,但4%仍是一个期待达到的数学。那么,中国是依靠什么达到义务教育95%的普及率,高等教育20%左右的毛入学率?那些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教育产业化,高校拿什么扩大规模?高校不扩招,又有多少穷人的孩子现在是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的?
       教育产业化是精英们在迫害弱势群体吗?请看教育部发言人在两会期间的对外发言吧。在总结了这两大历史性突破后,发言人称,中国教育能有今天的发展,要感谢我们的人民,要归功于中国人民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传统。我不知道那些大骂教育产业化的人有没有听懂。谁是教育产业化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他们大骂教育产业化的那些观点我可以知道,他们是最怕在教育上吃亏的人。可以这样说,他们是一边大骂教育产业化、一边又迎合教育产业化的人!他们并不拒绝这种教育,他们拒绝的只是这个教育的收费水准。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他们是一边大骂教育产业化、一边又迎合教育产业化的人!”——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啊!如果国家多投入一些,就用不着产业化了,老百姓就可以少花钱,可以把钱用在其他地方,老百姓会更开心一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4 11:30:01编辑过]


那么,中国是依靠什么达到义务教育95%的普及率,————————————————

除了是因教育产业化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造假,造假档案!

本来新版主上任,欢迎的话还没说,是不应该来拍砖的。但看了这个题目,再看了江先生的这个文章,实在忍不住要说几句,还望江先生海涵。

首先说江先生的这个题目,《倒霉的教育产业化与错乱的谩骂》,倒霉的主体是“教育产业化”,而错乱的主体是“谩骂”——或可作进一步的理解,倒霉的主体是制定教育产业化政策的人,错乱的主体是那些谩骂的人,也就是深受教育产业化之伤害被这个产业化掏光了本就很不饱满的腰包(那不饱满的腰包又是付出了多少的辛苦才填进去的且不说)而谩骂教育产业化的普通百姓。

我想知道,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的过程里,或说从产业化至今,真正倒霉的,是谁?是教育产业化吗?还是那些制定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及在这个政策下吸足了“养分”的官员或学校?他们怎样倒了霉?倒了什么霉?

再说那些谩骂和谩骂者。首先声明,我一直反对采取谩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因为谩骂更多的时候是无能无力的表现。而我现在根据本文的观点来反思这些小百姓的谩骂时,虽然也不赞成,但多出了很多理解式的同情。因为,面对庞大的机器,他们真的太弱小,太无能,也太无力。理性的呼吁根本起不到丝毫的作用,而最现实的,他们的孩子在很快地长大,不得不要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所以,所谓对这个教育产业化,他们除了如江先生所说的“支持”,似乎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要精神正常,心智还没有“错乱”到不顾一切的时候,谁愿意只逞自己的一时之能,而牺牲自己孩子的一生吗?我个人也是个小百姓,我也是多么强烈地希望尽量少地花我的血汗钱,而让我的孩子接受到她本该接受到的教育啊!而从另一个方面,尽管我不富有,但我在现实中还是要不得不倾尽所有,来“支持”这个教育产业化。当然,我不谩骂,尽管我同样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能。同样,我也再次声明,我不支持谩骂,虽然我理解那些“错乱的谩骂”及“没有错乱”的“支持”者。但面对这些谩骂者,我只想借用一句台词:做人,要厚道。不论谁。

也许江先生此观点更多的是从“宏观”(也就是 以历史的眼光和胸怀)上看问题,而微渺如我,却只能站在“微观”里(也就是最现实的生活里)来看一些问题,发生这样的观点碰撞也是理所当然。我只想说出自己的观点,如有得罪,还望江先生理解并原谅。

握手。一并在此对江先生来主持百年树人表示我个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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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过苦味,才知道什么是甜。 欢迎光临苦丁茶舍

有人大骂教育产业化是教育界和经济学界的精英们联手打造出来的祸国殃民的理论,有人影射助长教育产业化泛滥的那届政府,总之,他们把原因归结到了政治方面,甚至暗示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果真如此吗?

偶觉得乌龙茶先生的心中敌是“把原因归结到了政治方面,甚至暗示是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这部分人。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嗯,看到了邢斌先生、边走边唱和雅萍的评论,雅萍提出的问题是我预料之中的,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呵呵,但我想等一段时间再表达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此我可以先透露一下立场:和你一样,我也是小百姓,我不可能在感情上支持一个靠压榨穷人支撑起来的庞大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相信乌龙茶说的——“和你一样,我也是小百姓,我不可能在感情上支持一个靠压榨穷人支撑起来的庞大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

所以,看了文章,很不理解。还请早日把想法讲清楚。

很乌龙.[em09][em09][em09]
问大家:大学收费好还是免费好,大家会说免费好,问:仅仅免费好还是再发点生活费好,大家会说自然发点生活费更好;但要是问发生活费可以招50万,免费可以招70万,收费可以招400万,那种好?恐怕大家会算算再发表意见,要是问:免费招70万好,还是收费招400万,然后免七十万贫困生学费好?我想,大部分人会支持收费,所以要紧的是扩大减免学费的名额,落实贷学金,不要让贫困者失学,而不是不收学费,使受教育的机会降低。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url=http://www.zmwblog.cn/user1/131/index.html]金丝铁线的博客[/url]
我支持金丝铁线
    不好意思,我在6楼回贴时,没注意到苦丁兄有很长一段回复,还向我道贺了,在此表示歉意,并向苦丁保证,一定在近期给予我的答复。我现在没有马上表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刚刚看到金丝铁线的发言,他可是比我聪明多了,几句话就把问题点到了要害上。这可给我省大事了,谢谢铁线兄。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江先生词不达意,以至于后来的帖子只及一点,这样的讨论未必有意义。

首先,不能笼统地说教育,否则必出问题。义务教育是公共品,因此,政府应该免费提供,就中国来说,连字都不认识是很难脱贫的。但高等教育不是,在发达国家,公认的观点也只认为它是准公共品,因此,金丝铁线的推理才是要点(尽管结论有问题)。

其次,义务教育解决的譬如是低保范围的衣食住行,不识字的人连出卖血汗的机会都很少,无法打工,甚至无法种田填饱肚子。而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是劳动力市场的“商品”,是“商品”必受供求关系影响,大学生越多则平均工资和就业率必然越低。当年国民党也没逃过这关,不过,汉族健忘。

因此,教育救国脱贫的思想往好里说是善意的无知,产生的却是恶果。在上海,本科平均起薪据说1500元(每月),那么一年壹万捌仟,而读书四年,至少四万。有这样做生意的商人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压榨中下阶层(约11亿人)的利器。

金丝铁线的结论有问题,就在于他没看到劳动力市场也是市场,毕业可能即失业。

non omnis moriar

赞同金丝铁线。

贴个旧作:

老百姓支撑着教育

吴洪森

       2002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将达到290万,比十年前翻了一番。招生人数的发展速度,接近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但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依然属于全球倒数行列。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十年来一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平均值在25%之间,比全球平均值51%低一半。九五计划曾制定每年增加教育经费一个百分点,到2000年达到教育经费投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这一目标显然没有完成。中国在校全日制学生有23亿,占全球全日制学生比例20%,可是教育经费却只有全球教育经费的15%。如此少的投入却在支撑人数如此庞大的教育,教育质量怎么能提高呢?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示要大力发展教育。邓小平说“教育搞上去了,我国人口素质提高了,这庞大的人口资源就很可贵了。”历史的发展证明邓小平确实有眼光,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没有教育的巨大发展,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经济长期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技术含量低、劳动力密集的经济模式,在传统工业时代能起到经济增长的作用,到了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现代化经济时代,庞大的低素质人口,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教育投入不足的后遗症将严重困扰我国的经济发展,缺少足够的人才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瓶颈。

       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严重不足,可是中国老百姓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却急剧增长。据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四城市的统计,为了培养下一代,工薪阶层投入的开支占据他们收入50-60%。据测算,将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其投入等于工薪阶层家庭十年的全部收入。因此,老百姓有个形象的说法:“孩子的书包里装着一套住房”。

       以法国为例,法国人在孩子教育开支上,平均只占家庭收入的7%。两者相比,中国很多老百姓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可以说已经到了倾其所有的地步。

       中国老百姓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一半是因为政府投入严重不足,一半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信念。世界上有两个民族的人最重视教育,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只要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下一代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不适应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地方,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最有利于现代化迅速实现的地方,就是对教育的重视。

风吹掉了我的帽子,太阳却照样升起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最有利于现代化迅速实现的地方,就是对教育的重视。

现实是那最有利于教师迅速改善生活,最有利于财富的集中,可见不审时度势则进退皆误。

你的版主的干活太差,周五的帖子,至今未审核完?

non omnis moriar
以下是引用乌龙茶在2006-7-25 1:28:00的发言:
    不好意思,我在6楼回贴时,没注意到苦丁兄有很长一段回复,还向我道贺了,在此表示歉意,并向苦丁保证,一定在近期给予我的答复。我现在没有马上表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刚刚看到金丝铁线的发言,他可是比我聪明多了,几句话就把问题点到了要害上。这可给我省大事了,谢谢铁线兄。

没事没事。江先生千万不要把小可的话当做一回事。本来,我是想用马甲来回这个帖的,但细想,总有一种我站在暗处算计别人的感觉,更何况所持与先生不同的观点,那样总是不厚道的。所以,还是这样出来说了。

我对经济一窍不通,对教育产业化也不好胡乱说话的。只是觉得江先生这个题目所指很有些令人不太舒服,所以说了以上的话。万不敢指望先生有什么答复的。金丝兄和吴先生的回帖更值得大家讨论,毕竟,经济或市场的问题,还是应该以经济或市场的分析和科学的方法去讨论的。是不是?

多嘴了,请原谅。

品尝过苦味,才知道什么是甜。 欢迎光临苦丁茶舍

首先要感谢大家的参与。其次请允许我说,教育产业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一连串问题,因此不论是谁,都很难在一两篇短文里把这个问题完全说清楚。我顶楼的那篇短文是在今年初写的,当时看了两代会期间教育部有关人士的讲话,想到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各种大骂教育产业化祸国殃民的贴子,突然有一种想法,我们就是要骂,也得知道要骂什么。否则,我们在下面骂,上面能听懂我们骂什么、为什么会骂,我们却听不懂上面在说什么,那只会让上面觉得,我们确实很愚蠢,没必要考虑我们是怎么想的。

先简要回顾一下教育产业化的出笼及其理论背景。

教育产业化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92-94年期间,当时南巡讲话不久,教育需要开放思想,谋求新的出路。所谓谋求新的出路,是指当时的教育还没有现在这么吃香(当然也没有现在那么遭人恨),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教育始终是没有地位的,在所谓阵痛期,教师人心不稳,高校的优秀教师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下海,中小学也是如此。收入低,社会地位不高,是当时学校很难留得住人才的主要原因。所以南巡讲话是一次契机,它让教育界人士觉得,属于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批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提出教育是产业、教育是无形商品、教育产业属第三产业的理论。这个新思想的结果是,各地都涌现了大量的校办工厂、校办企业,一面享受其它企业所没有的优惠政策,一面经营实利,这是改革开放的春风第一次吹到了教育领域。

在校办工厂、校办企业真的成了经营实体并法人化后,它和学校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有关产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纠纷,这里没必要多说,只说一点,这种教育产业并没有给学校本身带来多少好处,它只是给私人发家致富提供了一种途径。因此,第一次教育产业化浪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教育产业化第二次浪潮,是在“知识经济”这个概念风靡全球的时候,教育兴国战略也是在这段时间提出的。其实,早在第一次浪潮的时候,教育经济学界人士已经为教育产业化准备了理论依据,那就是7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与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有相似之处,即认为主要经教育获得的知识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促进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舒尔茨的贡献在于,他分析了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如何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了潜在的推动作用的,以及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个体而言具有怎样的经济价值。总之,根据这个理论,教育是一种投入,这种投入具有投资效应,国家投资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个人投资教育对个人的前途有好处。从个人方面看,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也越高,他在未来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所处的地位也将越有利(指机会和薪水),因此,无论是谁投资教育,国家和个人都会因教育而受益。

这个理论的一种运用方法是,既然教育投资对个人有利,也就是说,个人受教育越多,他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那么,在国家完全包办教育经费开支的情况下,教育机会不均等就是严重的不平等,可以这样概括这个问题,如果你读到博士,而我初中毕业,那么在学理上我可以问,凭什么你拿国家的钱受更多的教育,还反过来还欺负我?因此,要消除这种不平等,就要让个人为他所收的教育埋单。当然,前提是国家仍要保证基础教育是普及的,因为这对提高国民素质有重要意义,也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有长远意义。这一点正如先生指出的,教育产业化不是指义务教育阶段。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基石。但我不得不指出,舒尔茨本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称“教育是伟大的平等者”。为什么?因为既然导致社会分层的是教育,导致个人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是教育,那么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使教育机会均等,当然就是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关键。所以,人力资本理论还有另一种运用,那就是国家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争取教育机会的均等。

先写到这儿吧,改日再续。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接上

教育产业化能达到第二次高潮,也就是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局面,教育界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把教育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校收学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这显然是一整套发展战略。它在朱总理那届政府提出,并在那届政府的任期内成型。这个战略的原理和目的,正如金丝铁线所分析的那样,其实质是,在收取学费后,政府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使高校招生数成倍增长,并在短短几年里使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同时,财政预算中有限的教育支出部分能更多地用于发展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达到了95%。

但是,这是不是把发展教育的困难转嫁给了老百姓呢?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来看。

中国现在的义务教育没有达到普及率100%,不仅没有达到,严格地说,现在的义务教育其实是名不符实的。什么叫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有三大特征,一是强制,二是免费,三是普及。强制就是立法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既然立了法,那就必然是免费的,即不能让任何适龄儿童因为贫困而上不了学。普及是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是在启蒙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的原则。这三个特征中,对中国来说最困难的无疑是免费。真正的义务教育是不用学生花一分钱的,在经济发达国家,路远的小学生,上学有校车接送,在学校读书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开支,这就给立法强制提供了道义基础(立法强制穷人花钱上学是不正义的)。最近,中国政府已承诺在2年内解决免去学杂费的问题,江苏省苏州市今年率先推行了全免费义务教育。但是应当看到,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现在之所以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还差5%(有人说不准确,这里先假定是准确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要为2亿中小学生实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以中国现在的财力,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里可以提供一组数据:1998GNP,中国为1万亿美元,美国为8万亿美元,美国是我们的8倍,但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1996年,中国实际教育投入为230亿美元(2.3%),美国实际教育投入为4320亿美元(5.4%);中国实际教育投入只有美国的5.3%。同年,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相当于美国同比的82.6%,但公共教育经费占我国GNP的比重相当于美国同比的42.6%。大家不难根据这组数据去推测,中国的义务教育要达到美国的水平,教育投入大约应占GNP的多少。也不难推测,这到底在近期内有没有可能。

事实上,至少从98年开始,我国财政预算用于教育支出的部分确实是逐年递增的,尽管增幅远不能令人满意,但终究是增加了,因此,那种认为政府自己不承担义务,而把教育发展的重担全部撂在了老百姓的肩上,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马燕日记公布之后,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耻辱。而长征六号升空后,亦有人提出质疑,中国究竟需要的是长征六号,还是让千千万万个马燕能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来自民间的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长征六号的意义远大于马燕能上学,另一种认为马燕上学的意义远大于长征六号。

这似乎有点扯淡了,其实不然!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长征六号的意义远大于马燕上学的意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涌动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另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他们认为,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局部的暂时牺牲有时是必要的。马燕日记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的,每次上教育学课给学生讲到马燕日记,我都会强忍住不让自己流眼泪,说实话,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不会选长征六号。但我的专业与心理学有密切关系,我知道期望一个强大的中国,那也是一种社会心理,是近代以来民族自豪感一再受挫的中国人在心理生存方面的一种依赖。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问一个普通老百姓,国家是应该把更多的钱花在高等教育上(比如花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还是应该花在基础教育方面,那么在不会危及他们自身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那个能使中国变得强大的决策。

我的意思是,中国义务教育的真正敌人不是教育产业化,而是高等教育的扩容。每年的GNP就那么多,我们可以抱怨政府用于教育投入的财政预算少了些,但是我们不能抱怨说,政府既没有办好义务教育,也没有办好高等教育。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穷国,确实是一个人口大国。在GNP总量有限,摊到人均上更是有限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政府既能保质保量地实现义务教育,又能扩大高等教育,还能使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的水平。没有特别的手段,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6 0:39:06编辑过]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18

我在上一个贴里强调,义务教育的真正敌人是高等教育的扩容。理由是,每年政府用于教育投入的财政支出是有限的,高等教育投入多了,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就会相应减少。但安宁先生转贴了《中美义务教育经费对比》一文,文中说到,美国义务教育经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联邦政府,二是地方政府(州),三是个人财产税。其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是美国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与中国的情况相对比,答案似乎是,导致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够,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够。

安宁先生的转文中,有一个观点值得商榷,它说:“1996年,国家又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就是说,从1996年起,义务教育就不再是免费,而是收费教育了。特别是在农村与贫困地区几乎是完全靠收费维持,而收费的口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拾。因为这给那些专门想方设法敛财的各级政府官员创造了生财之道。”

我想作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实行过全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所以,说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义务教育变成了收费教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文中提到的《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是针对外来人口,二是针对择校。前者事实上不包括民工子弟,因为民工不仅没有户口而且居无定所,那么剩下的就是诸如在外地做生意一类的外乡人了。由于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这部分人的子女被排除在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原则之外。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没享受义务教育,其上学是要花钱的(叫借读费)。择校是另一个问题,它首先因为不同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其次因为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后者吴先生的文中也提到了。但我的看法是,这种观念既是我们民族的优点,也是导致应试教育多年来无法扭转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暂且不表。

从《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针对的两种情况不难看出,说《办法》成了各地政府的一种敛财之道,也是不准确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外来人口子女不能享受义务教育,根本上是因为各地政府的教育投入均严重不足。由于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地方政府普遍采取地方保护主义的义务教育政策,这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从这个现象我们还能领略到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吝啬。以江苏为例,江苏号称教育大省、文化大省,但由江苏省统计局和教育厅联合公布的数据表明,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基本上都低于1.9%2000以后反呈下降趋势。2004年只有1.8%,还不到规定比例的一半。

对于这种现状,如果我们认为根源是地方政府在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更偏向经济发展,这可能导致把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原因都归结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不过我们可以问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国是联邦制,教育是各州自己办的,中国相对更集权一些,按理,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力度应更强于美国,为什么美国地方政府能自觉贯彻义务教育,而中国地方政府却敢不按法规办事,也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批评和追究责任?

原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掌握这方面的事实证据。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不作为的理由。我想可能的理由不外乎两个:首先,中央政府自己也没有兑现它的承诺。如果要追究责任,那不应该是从地方政府开始。其次,中国GDP年年都在增长,而要保持增长,中央就要给地方规定任务,这就像近年来全国性的房地产热一样,各地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找不到怎么办呢?中央可以给政策。为什么中国人办事总是一窝蜂呢?因为任务上面已经规定好,政策也给你了。你不这样办,还能怎么办?我们前面说过,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是以免费为前提的,不免费就没有理由强制。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我把钱都花在经济建设了,我没有钱办教育。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不在教育上多投入一点,因为是什么原因你比我更清楚。

所以,《中美义务教育经费对比》的作者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认为穷不是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理由,因为义务教育是立了法的,并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你地方政府必须保证GDP增长多少或保持住多少,那么,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按法律办事呢?谁不按法律办事谁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观点。道理当然是不错的,但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的事情要比美国复杂得多。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几条:

第一,中国是穷国,但中国这个穷国要办大教育,不仅要办大义务教育,还要办大高等教育。

第二,中国不仅要办大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办成经济大国,要保证GDP年年增长,且年年都高速增长。

第三,GDP是有限的,经济建设上多花了钱,教育上就得省着用。

第四,教育支出是有限的,在高等教育上多花了钱,在义务教育上就得省着用。

第五,政府手上的钱不够办大教育,但中国老百姓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可以让老百姓为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埋单。

第六,义务教育不能再收费了,但高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可以收费的。

第七,全免费义务教育的呼声目前还不是很高,还可维持现状。

第八,某些人有钱,他们要择校,我们可以向他们收取择校费。

第九,某些人更有钱,他们要上贵族学校,我们可以给政策办起来,这种学校越多,义务教育的压力就越小。

第十,穷人上不起大学怎么办?政府可以规定,不能让一个大学生因为贫困而退学或无法上学。这个任务交给高校。因为高校现在有钱了。

就这样,中国的大教育办起来了。除了极少数边远落后地区确实客观上存在巨大困难,无法保证义务教育的完全落实,今天大部分孩子是有学上的。而且,能上大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而且,由于部分中小学可以收取义务教育外的额外费用(实在不行还可以搞家教),中小学教师收入过低的现象得到了缓解;而且,自从允许高校收取学费后,高校有钱了,高校招的学生越多,手上的钱就越多,国家还可以给高校提出更高的要求,办世界一流大学!

这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思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思路是成功的。它不仅办起了大教育,办起了大义务教育和大高等教育,而且,它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是一致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27 23:16:15编辑过]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回复:(乌龙茶)接18楼 我在上一个贴里强调,义务教育...

对不起,我不清楚文中所用“我们”是指谁,是你本人还是什么其它教育部的形象代表。所列出的总结在我看来不属于理论总结,到有点象做买卖的,看看怎样做最实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我不太擅长理论这些东西,也不想在这些方面下功夫。

如果说这是中国特色,我并不奇怪。因为所有在中国发生的事。可以以用“中国特色”一言避之。如果你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

    呵呵,安宁先生,忘了,“我们”确实用得不好,你在另一种语言环境里,不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的疏忽。

    你说后面的总结像做买卖的,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那你应该是知道那个“我们”是指谁的。另外,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是人力资本理论,那是经济学家的理论,而且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哩。所以,要说有点像买卖的,这并不奇怪。

    这个贴子不是什么论文(没有这样写论文的),当然也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或总结。我只是想把教育产业化怎么来、它想达到什么后果说清楚,目的是给那些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提供一种思路。我认为很多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其实不了解教育产业化,比如他们认为义务教育经费不足是教育产业化的罪过,穷人上不起学是教育产业化的罪过。我想说,教育产业化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实现穷国办大教育的理想。我们无法从这种手段本身以及它已经做成功的方面来批评它。要批评,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内涵实质,其次要弄清楚,哪些是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哪些不是。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以下是引用乌龙茶在2006-7-28 12:46:00的发言:

    呵呵,安宁先生,忘了,“我们”确实用得不好,你在另一种语言环境里,不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的疏忽。

    你说后面的总结像做买卖的,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那你应该是知道那个“我们”是指谁的。另外,教育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是人力资本理论,那是经济学家的理论,而且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哩。所以,要说有点像买卖的,这并不奇怪。

    这个贴子不是什么论文(没有这样写论文的),当然也不是什么理论研究或总结。我只是想把教育产业化怎么来、它想达到什么后果说清楚,目的是给那些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提供一种思路。我认为很多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其实不了解教育产业化,比如他们认为义务教育经费不足是教育产业化的罪过,穷人上不起学是教育产业化的罪过。我想说,教育产业化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实现穷国办大教育的理想。我们无法从这种手段本身以及它已经做成功的方面来批评它。要批评,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内涵实质,其次要弄清楚,哪些是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哪些不是。

"它的目的是实现穷国办大教育的理想。"

这是一句很迷惑人的说法。似乎是在为执政者开脱。说白了“穷国办大教育的理想”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想得到的无非是可以吹嘘自己有多了不起,其实骗到最后只是骗自己。

什么叫大教育:什么叫大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当一个政府制定了法令要办义务教育的时候,这个政府行为意味着什么难道政府自己不知道。骗谁呢。最后只能说这个法令是欺骗,颁发法令的更是大骗子。难道这还用得着含蓄吗。

政府为什么要办大高等教育,有这个能力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那就是这个“我们”得到了世界上有钱人都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可以大吹特吹:中国就是再穷,我们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我们的子女都是从那儿毕业的,就象中国可以放载人飞船那样。

任何一种教育理论拿到中国来,都谈不通的愿因就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根本不讲理的群体,如果有人能指出他们的非理性,那就是做了好事。让老百姓不上当。

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长征六号的意义远大于马燕上学的意义?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涌动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另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他们认为,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局部的暂时牺牲有时是必要的。马燕日记我是含着眼泪看完的,每次上教育学课给学生讲到马燕日记,我都会强忍住不让自己流眼泪,说实话,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不会选长征六号。

江先生胡言乱语了。恕我直言。长征六号不止事关脸面。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只能是血汗工厂,那是你推行教育的目的吗?显然不是。那种流氓无产者的逻辑能成立?中国也不该研制飞机,因为有数亿穷人坐不起飞机,我们甚至不该用计算机上网,因为中国有数亿人根本没接触过计算机,遑论上网。

那些流氓无产者真的爱穷人?

看看中国的慈善事业如何发达吧。

non omnis moriar

什么叫大教育:什么叫大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当一个政府制定了法令要办义务教育的时候,这个政府行为意味着什么难道政府自己不知道。骗谁呢。最后只能说这个法令是欺骗,颁发法令的更是大骗子。难道这还用得着含蓄吗。
政府为什么要办大高等教育,有这个能力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那就是这个“我们”得到了世界上有钱人都能得到的东西,他们可以大吹特吹:中国就是再穷,我们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我们的子女都是从那儿毕业的,就象中国可以放载人飞船那样。

中国的老百姓是傻瓜?您的精英情绪太浓厚了。我这样的傻瓜不需要救世主,无论是您指的“我们”,还是您。武汉市郊有个案例,一个中学生数次纵火被捕,他被捕后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直到警察偶尔问起他在学校吃什么,他才痛哭不已。因为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吃操场里的草!

美国人权宣言发表之日还实行奴隶制呢。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可以直接查美国学者的著作,我翻译过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论文。至于“大高等教育”,我认为也没什么特别不妥,一个国家不靠精英能行吗?

我不为“我们”说话,只是别以为国内尽是傻瓜,或者硬币的另一面就是真理。

non omnis moriar

    安宁先生:我不想扮演替“我们”说话的角色,我不喜欢这种角色,也耻于这种角色。但是我不得不说,你说那全是在欺骗,这不符合事实。不错,这里面有不真实的成分,但是它也有真实的成份,自98年到现在,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是在提高的,上大学生的人数已经成倍增长。这是事实,它没有骗人。至于其它的批评,恕我不能像你那样说话,我们情况不一样,当然出发点也不同。我只针对事实,只针对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或不解决的人是谁。这个我管不了,也不想管。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乌龙茶先生你能不能拿出这五年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的数据来,是增长还是减少? 另外你是否认为政府财政目前无力承担免费的九年年制的义务教育?

    章先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流氓无产者是什么人,而且我也没看懂这和我的观点有什么关系。

    我在你摘的那段话里,仅仅是表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让我来选择,是把钱花在长征门六号上,还是把钱花在马燕一类的孩子身上,我会选择后者。我没有说不要搞技术开发,但我承认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我只是说,当出现这种两难时,我在不得不选择的情况下,我选择的立场是什么。我认为这和你说的流氓无产者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你说看看中国的慈善事业如何发达,这是什么意思?

吃的是草,吐出来的也是草。

就是那些口口声声为百姓鼓与呼,其实只是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瞧不起穷人的人。

这不是两难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如果不是两个问题,那么你我用计算机上网也是罪错,这钱应该交给政府办教育去。您认为可行吗?现任领导在促进社会公平上做了大量的事,试图做大量的事,问题是没有先前的经济发展,没有先前的“不公”,他们凭什么这样做呢?您再想想。

有人问您:“你能不能拿出这五年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的数据来,是增长还是减少?”可是他不清楚GDP是什么意思,要是拆房和造房各一次增加的GDP就是现金,那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他也不考虑基数的大小。所以,他必然认为中国政府一定有能力支付义务教育的钱,可惜“认为”可以是一种情绪而不是思考的表现。按一亿孩子计算,每人每天一只鸡蛋和一瓶奶的确可以迅速改善民族素质(体质),那要多少钱?一天一元(当然不止),一年下来就是365亿,而据说农业税减免的结果只是600到1200亿人民币。4亿人赚钱,养13亿人,我不知道这个家那么好当。要再按您的逻辑,乘飞机是奢侈,用计算机是奢侈,那农民的产品卖给谁,如何富裕?彻底消灭文盲,达到高中毕业水平,中国就富裕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嘛。上海今年本科毕业生的起薪据说只有1500元。这种情况下空谈教育救国,好像您也认为,只会起到利益集团富裕的作用。老百姓没那么傻:读书立穷,不读书将来穷,这总结一针见脓,强于精英吧?

non omnis moriar

调查显示:八成贫困学生家庭致贫主因是教育支出
 
2006年7月3日 17:38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145347/userobject1ai2151789.html
 
  东方网7月3日消息: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费用在6780元左右。昨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八成贫困学生家庭致贫主因是教育支出。目前全国有178万贫困大学生需要经济援助。
  本次调查覆盖了北京、河北、安徽、湖南、重庆、广西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16所高中。调查数字表明,贫困高考生年人均教育支出高于4756元的平均家庭收入,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调查显示,六成贫困高考生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学费。15.9%的贫困生表示可能因为交不起学费而放弃大学,选择外出打工、在家务农或者去学习一门技能。

  截至去年8月,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量为1561万多,其中贫困生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但截至去年底,大学生中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仅占在校生的14.6%。也就是说还有约178万大学生“该贷而未贷”,国家助学贷款提供总量与实际需求间还存在缺口。

  今年,被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新生将达到500多万人。对很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而言,一纸录取通知书让他们喜忧参半。昨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央电视台共同启动“共同关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该行动”开辟了www.shangdaxuela.cn(上大学啦)网站,寻找符合条件的大学新生向“圆梦行动”申请资助。整个公益活动将历时4个月,计划资助逾万名贫困大学新生。

  申请学生的资料将在活动网站上发布。有捐赠意愿的热心人士、机构和企业可在网站上选择、结对资助大学生,并通过银行、邮局、网络在线、手机短信(短信捐款:移动用户编辑短信2006至12006,联通用户编辑短信2006至9802,即为“圆梦行动”捐款10元)等方式进行捐赠。资助每名大学生的捐款标准为4400元人民币。全国33家省级青基会同时受理社会捐赠。

  全国的青基会系统在收到捐款后,将向受助学生邮寄《资助通知书》,向捐赠人颁发《结对资助证书》,双方可建立长期联系。在寄发证书的同时,青基会系统将资助款一次性划入受助学生的个人银行账户。
 
 

选稿:吴颖    来源:北京晚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7-31 19:24:4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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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贫困大学生调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2006年5月25日 11:51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4月8日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日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

  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

  “你们有没有‘三金’啊?”“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

  “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136836/userobject1ai2060465.html?index=1

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

  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厅招生办主任战斗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达88%,其中乐都一县达100%,当年,青海省高考录取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省内大学和省外大学近年频频扩招,像青海这样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现高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竟大于青海考生总人数的怪现状。“为了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分数线只好逐年下降,总分刚过200分也可以上大专。大学几乎是无门槛,想上就上,这在外省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官员说。

  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青海大学一位教授特别强调,就业特别困难的那些学生,其实就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限于地方财力,青海高校的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扩招的成本只好让农民自己承担了。”

  “扩招使这些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也就难以就业,众多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贫困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说。

  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1/3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4月中下旬,本报记者走访了青海平安、乐都、互助3县多个供子女上大学的农村家庭。

  平安县八藏沟乡是国家级贫困乡,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几乎家家债务缠身,长期贫困。刘国柱的4个孩子有两个上大学,老大在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正读大三。刚东凑西凑了3万元学费,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法系,实在没钱只好退学了,现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学还不如打工,上大学债越背越多。”刘国柱说,“村里好几个大学生都找不上正经工作,都干保安、推销化妆品。”

  50多岁的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

  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

  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颜老汉的老伴双目失明,一听记者打听儿子的去向,眼泪哗哗流,“儿子前年文秘专业毕业,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被人说闲话,有天悄悄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不知能不能吃饱穿暖?”

  “家里花了这么大代价读书还就不了业,孩子没脸回来啊。考上大学时多荣耀,戴红花,全村人送,现在就是在外面当乞丐也不会回来了。”给记者带路的学区校长孙老师说。

  乐都县虽是有名的贫困县,但自古重视教育,民国17年就有完全小学。为了儿子能读大学,马厂村一户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6000元交学费,“现在老两口打工到哪,一顶窝棚建到哪”。

  “农民供孩子上大学本来是为了改变前途,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现在看来,一个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多,这家的经济状况就越差;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就越贫困。”曾到乐都县调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吴建功“发现”了经济与教育的反比规律。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2.5万余名在校大中专生中,约2万人为农村生源,“年花费近2亿元”。据统计,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近2.9亿,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贫困县数量全国最多,近两年青海省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800元。但是,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136836/userobject1ai2060465.html?index=2

待业一族的还债人生

  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在本报记者走访的村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乐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有15人未就业。

  “大学毕业八九年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程苏说。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先干着,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政府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

 

?本文所涉部分应届毕业生为化名

 

  在全国“两会”上,程苏不止一次强调几个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136836/userobject1ai2060465.html?index=3

non omnis moriar
西部贫困大学生调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2006年5月25日 11:51

“永乐馄饨店”,在一块醒目的“用人单位”招牌前,青海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磊停住了,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盘子的地方。老板很热情,“小王,到我这边干吧。别人一个月给350元,我给你400元,包吃包住!”王磊没敢应声,拔腿跑了。

  4月8日上午,“非公有制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青海民族学院举办,西宁很多大学的应届生都赶来了。

  “好不容易读了本科,出来竟是端盘子?”王磊看上去很难过。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他,4年大学的费用几乎拖垮了全家,临到毕业,却不能靠一份满意的薪水还上读大学的“巨债”。

  青海省属高校的学生中,像王磊这样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生,约占半数。

  在“读书改变全家命运”的感召下,西部贫困地区的许多农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后几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学。大学学费成了他们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额投资。可“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打破了他们的梦,也使两代人深陷债务泥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历数上学贵、就业难,引起了有关高层的注意。

  “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

  在4月8日的非公企业专场招聘会上,本报记者看到了一长串“非传统意义”的用人单位——

  天然居菜馆、豪门足浴、排骨面片馆、贾三包子馆、美容美发店、极速网吧……

  就业岗位——

  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配菜工……

  郁金香餐饮服务公司的桌子前挤满报名的女大学生。中年主管扯着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当服务员,一个月350元。要会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

  一家家具中心的店铺在招儿童套房的导购员,有六七个女生抢着填表。一个女生和招聘官对话:

  “你们有没有‘三金’啊?”“私企都没有,你不知道吗?”

  “试用期多长?”“这可说不准,得看你表现。”

  这女生是平面设计专业,“学校不出名,我也没信心找到好工作,家里再也没办法拿出钱了。”

  招聘会上,一个学生劝同学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当一文盲,只要收入能养活自己就成,别想那么多了。”

  “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样低的工资可以招到大学生,饭馆、餐厅何乐而不为?”阶梯英语公司负责招聘的马主任说,“我最纳闷的是,大学生争当超市收银员!”

  “大学逐年扩招,而西部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就业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厅下属的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为本报记者分析,“由于行政事业单位搞机构改革,国企也改制,毕业生原来的就业主渠道需求明显减少。我们提倡学生灵活就业,到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去,或者自主创业。但西部的企业远不如东部的发达,工资低、保障差。”

  他认为,“在青海,扩招的普通本科和大专生居多,专业设置往往脱离市场,人才相对过剩。而与西部大开发的特点相适应,交通、建筑、工业等高职学校培养的技术人才,就业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长线专业就业尤其困难。”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刘学英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浙江一家私营茧厂的老板到班上挑人,底下坐着20多个学生,老板用手指点,“这一个,那一个”,4秒钟内点了4个人。

  “当时如果不是老师在场,真想立刻冲出教室。那种感觉,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刘学英说。

  在青海师范大学门口,王磊指着一辆校车说,“这辆车每天都在西宁的3所大学来回跑,送同一拨老师巡回上课,师资太缺了。”即便如此,这所师范院校的非师范生已经膨胀到超过师范生。王磊入学那年交学费,从早上开始排队,一直到夜里12时还没轮到,“腿都麻了”。

  “我们专业的老师全是从历史系调过来的,上课时说着说着就绕到历史上去了。”青海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应届生李文秀说。

  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青海很难找到合适岗位,2004年起该专业停招。2002年入学的李文秀现在边实习边找工作,“实习就是在麻将馆洗麻将。”一次次求职受挫后,她郁闷不已,“我们简直就是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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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招生人数大于考生人数

  民盟青海省委调研课题组不久前完成的对青海省海东地区的平安、乐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县的农村大学生状况调研显示——

  从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间,回到海东地区的农村大学毕业生共计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业。其中,乐都县、平安县的待业率分别高达82.8%和96.2%,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厅招生办主任战斗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学率从扩招前的不足50%一跃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达88%,其中乐都一县达100%,当年,青海省高考录取率位居全国第一。而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向本报记者透露,由于省内大学和省外大学近年频频扩招,像青海这样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现高校计划招生总人数竟大于青海考生总人数的怪现状。“为了满足高校扩招的需求,分数线只好逐年下降,总分刚过200分也可以上大专。大学几乎是无门槛,想上就上,这在外省是难以想象的。”这位官员说。

  紧随高升学率之后的,却是低就业率。在升学率一度高达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属高校公布的就业率却只有45.9%,2004年为58%。青海大学一位教授特别强调,就业特别困难的那些学生,其实就是大学扩招后涌入省属高校的农家子弟,“限于地方财力,青海高校的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这个扩招的成本只好让农民自己承担了。”

  “扩招使这些农村孩子圆了大学梦,但是因为基础薄弱,他们中很少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多数都被扩招进了一般地方院校,而这些学校的师资、教学设施本来就差,学生短期内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也就难以就业,众多企盼富裕的农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贫困境地。”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苏说。

  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

  马上就要毕业了,大四学费还没交的王磊焦虑不已,“交不齐学费,领不到毕业证,找工作就更难了。”令人吃惊的是,王磊所在的班里,有1/3的学生未交齐学费。

  4月中下旬,本报记者走访了青海平安、乐都、互助3县多个供子女上大学的农村家庭。

  平安县八藏沟乡是国家级贫困乡,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学的农户,几乎家家债务缠身,长期贫困。刘国柱的4个孩子有两个上大学,老大在青海民族学院物理系,正读大三。刚东凑西凑了3万元学费,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法系,实在没钱只好退学了,现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学还不如打工,上大学债越背越多。”刘国柱说,“村里好几个大学生都找不上正经工作,都干保安、推销化妆品。”

  50多岁的颜宗奎到现在还住着逼仄的土坯房,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家里靠卖鸡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块钱,为筹学费,连盖房子的木头也卖光了。”

  颜宗奎老汉本想让儿子申请助学贷款,“可一个班只有一两个人能申请到。因为前面毕业的同学找不到工作,收入低还不上,银行不愿意贷了。”

  他后悔送儿子上大学,家里至今还背着近1万元外债,“餐餐都是开水就馍馍”。

  颜老汉的老伴双目失明,一听记者打听儿子的去向,眼泪哗哗流,“儿子前年文秘专业毕业,没找着工作在家闲了一段,被人说闲话,有天悄悄走了。两年多没跟家里联系了,不知能不能吃饱穿暖?”

  “家里花了这么大代价读书还就不了业,孩子没脸回来啊。考上大学时多荣耀,戴红花,全村人送,现在就是在外面当乞丐也不会回来了。”给记者带路的学区校长孙老师说。

  乐都县虽是有名的贫困县,但自古重视教育,民国17年就有完全小学。为了儿子能读大学,马厂村一户村民把家里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变卖了6000元交学费,“现在老两口打工到哪,一顶窝棚建到哪”。

  “农民供孩子上大学本来是为了改变前途,提高生活质量。可是现在看来,一个家庭的孩子书读得越多,这家的经济状况就越差;大学生越多的村庄就越贫困。”曾到乐都县调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吴建功“发现”了经济与教育的反比规律。

青海省海东地区的2.5万余名在校大中专生中,约2万人为农村生源,“年花费近2亿元”。据统计,西部12省区农村人口近2.9亿,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贫困县数量全国最多,近两年青海省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国家级贫困县甚至低于800元。但是,10年间,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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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业一族的还债人生

  就业困境使农村大学生成为新的边缘人群,尤其是待业多年的毕业生,10年内都将陷于“学债”的纠缠之中。在本报记者走访的村庄,许多农家子弟毕业后难以在城里找到工作,回到就业机会更少的原籍,多年待业荒废了所学知识,相当数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砖头、端盘子等体力活谋生。

  青海省海东地区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乐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学毕业生尚有15人未就业。

  “大学毕业八九年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可能回家种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程苏说。

  在平安县清泉村,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马富泰,他是青海医学院临床医学毕业生,2004年至今无工作。当年家里借债供他上学,“羊卖光了,还欠4000元钱”。

  马富泰怕荒废了专业,打算过几个月去县城找个小诊所打工还债,每月能挣300元,“我的同学都进不了医院,去开出租车、倒药材。”他原本想在村里开个小诊所,“可考行医资格需要3年临床经验,启动资金最少也要3万元钱。”

  在乐都一所僻远的山区学校,本报记者见到了2003年从青海师范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毕业后自己挣钱来还4500元学费债务,但没工作只好让父亲还。“他是代课老师,一个月只有100多元钱收入。”李海洋为此很内疚。

  到2004年,李海洋当上了父亲所在学校的数学代课老师,一个月240元,“这点钱只能天天吃土豆”。

  每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宁、格尔木跑遍了,没结果”。而且,维持生计的代课老师也干不了多久,“明年学校就不收代课老师了,即使上学期我带的班数学在全县排第二,”李海洋说,“我只是个过客。”

  李海洋的隔壁房间里,一个英语专业的往届女生仍在盼着当代课老师。

  “有的学生甚至主动要求不拿工资,先干着,就等老教师退休、学校有新编制空出来。”程苏说。

  旧有的人才吸纳体制已成就业的一大障碍。“有一个县,从西北政法学院回来20多个政法专业毕业生,一个都没进公检法系统,那边岗位是满的。还有的县师资很缺,却成立一个所谓的教育督导机构,把教师编制占满了,师范生都当不了老师。”青海省民盟参加调研的吴建功说。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的县人事劳动部门办公室经常坐满求职的学生和家长。让青海省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张普权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农村老汉在政府门口坐了几天,为儿子找不上工作讨说法。

  为谋一个像样的饭碗,债台高筑的农民家庭往往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保证金给用人单位,一些潜规则更让他们雪上加霜,“双向选择变成了选权力,选金钱,农村家庭一没钱二没关系,总是处于弱势”。

  乐都县的一户村民,有一对师范毕业的儿女,5年中几次投考教师资格高分落败。今年母亲以养牛羊的名义向农村供销社贷款1万元托人送礼,儿子终于被录取,可女儿马上也要再次报名考试,“这1万元钱相当于我们一家10年的收入。”母亲说。

  采访中记者发现,待业的大学生年龄大多在25岁—30岁之间,他们既就不了业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毕业生甚至加入盗窃团伙,而在海东某地,已发生两起待业多年的女大学生自杀的悲剧。”吴建功说。

 

  “我真的不甘心,职业学校的女孩子初中毕业都能挣700元钱,她们嘲笑我读了大学还买不起手机。”李丽说。

  李丽3年前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两年找工作无果,只好在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当会计,一个月挣400元。互助县职业技术学校目前招收初高中毕业的农村学生培训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住宿,结业发初级技术等级证书,输送到上海、江苏等地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700元。

  上大学被农民称为“倾家荡产”式的教育。当青海省民盟调研组到教育大县乐都县调研时,有村民竟拉着调研员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学了。”

  本报记者也多次听到村民抱怨,“举债三四万读大学,出来还四处晃荡,不如就做个小买卖,学点实用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直言,“读书无用论”在贫困家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重新抬头,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程苏也认为,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农村籍学生的命运,家长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子女的厌学情绪日增。

  新“读书无用论”还迫使一些农村家长让上大学的孩子中途退学,这一趋势更波及到中小学。据民盟青海省委调查,近几年,西部地区中小学的辍学学生正逐年增多。

  西宁市某中学一位副校长告诉本报记者,她教过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学生家长却不交学费,逼儿子辍学。学生请她劝服家长,可该生父亲的一句话让她无言以对:“家里穷,交学费确实困难,但最要紧的是,孩子毕业了饭碗在哪里?”

 

?本文所涉部分应届毕业生为化名

 

  在全国“两会”上,程苏不止一次强调几个数据对比,“按平均水平计算,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支出7000元,这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强劳力35年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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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 omnis mor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