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苦涩之果》长篇小说连载

路边毛茛

苦涩之果

 

——老三届的学校生活

 

 

一

参观地主庄园画展那天，是十一月一个阴沉、晦暗的日子。那天早晨，李富坤和同学们一道，在集合哨声中来到操场上。天气骤然降温，同学们都穿上了冬装，站在操场上黑压压一片。班主任一张严峻的脸，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指挥官，穿着件青灯芯绒军干装站在队列前。他身后是两株高大的槐树。风吹落一片片枯黄的树叶，吊在槐树横梁间的爬杆也在轻轻摇晃着。

地主庄园是本省最闻名的一个。它的罪恶事实已作过大量报道，印成教材，写成小册子，在电台上广播。但图片绘画却具有直观的效果。当时，很注重这个。一进大厅，迎面便是一副毛笔书写的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字体遒劲，衬托在绛红色的金丝绒帷幔上。大厅底层玻璃窗都被遮了起来，深褐色的幕布把宽敞的厅室隔成一个个展览间。展览分内容、项目陈设。在一名手拿细木棍的女解说员的指引下，他们缓步经过放置在入口处玻璃柜里的庄园模型，悬挂在幕布上的庄园平面示意图。同学们排队进场时还在小声说着话，但一步入大厅，便变得鸦雀无声。

展出的图片种类繁多。有剥削用的风车、斗和秤，有血写的卖身契，沾满血迹的皮鞭、刑具，关押穷人的牢房、地牢、凶恶的狼狗和脚镣手铐；也有画家们用粗劣的色彩描画的面黄肌瘦的农民，头戴破草帽手拄一根木棍的讨饭的老人，瘦骨如柴的妇女、孩子……面对这些阴森可怕的画面，同学们都屏住气，睁大了眼睛。这不仅仅是一座地主庄园。这是整个旧社会的缩影。

同学们跟解说员前去了，李富坤还站在一幅画前。画面上一个交不起租的农民被捆绑在一根柱子上，地主的狗腿子用气枪把气打进他膨胀起来的身体里。狗腿子狞笑着，充气的肚皮像孕妇的肚子，破衣服下面的纽扣都崩掉了。画面似乎产生了一种动感，刹那间变得栩栩如生。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幻境中，他似乎是唯一的目击者。他对着那肚子、那被痛苦扭曲的脸望了会儿，转身走出了展览厅。

门口站着一些别的年级的同学。他们刚刚参观了出来，一个个像做了场噩梦似的沉默不语。他在右手石柱一侧的台阶上坐下来。台阶前铁栏栅圈起来的花圃里开着白、黄、紫三色菊花。铁条锈迹斑斑，有一排圆圈组成的图案，上面的铁管被手磨得发亮。他默默地坐着。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过头去，是斑上的同学陈永宁。

陈永宁穿着件蓝卡琪中山服，领口处露出红色统绒服的翻领，一张笑嘻嘻的脸，丝毫没有他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那种噩梦般的感觉。

“你总有点儿正二八经的。”他对他说。“从没见你到操场上活动，除了读书，你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他望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也许有不痛快的事。”

“什么不痛快的事？”

“这难说，你和谁也不往来……”

他脸上有种羞怯、试探的表情。他避开他的目光，调头朝大厅那头望。

刚才站在那儿的学生到前面球场上集合去了。大厅里又出来了一批，同样的沉默不语，同样被噩梦般的幻觉所困。一名身穿呢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一侧，注视着从他面前经过的学生。高中部一位姓朱的政治老师弯腰在留言簿上题词。从大厅里传来解说员说话的嗡嗡声。

他没想到他被别人观察，看在眼里：孤立，不合群，除了书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调头往大厅方向望时，脸上一副成年人的愁苦相。

“他们快出来了。”陈永宁说。“我有个主意，我们上广场去租自行车骑。”

“等会儿要点名。”他说。

“可我们不能老呆在这个地方……”

班主任从大厅里出来的时候，他俩一个倚在厅侧的石柱上，一个已从石阶上撑起身。一双轮胎底皮鞋咯吱作响地踏着麻石地面迈了过来，扳着的面孔问：“你们看完了？”

“我们上厕所去了趟。”

“那还站着干什么？”

陈永宁搔着脑袋朝大门走去。班主任调转身来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去从头再看一遍！”

 

 

二

 

参观地主庄园画展是学校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动之一。那时有许多这类活动，参观，访问，听报告，请老工人、老贫农到学校讲家史，忆苦思甜。学校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家史进行忆苦思甜。那天下午，他们班在礼堂分小组讨论。一个叫王英的女同学的发言引起班主任的重视。他们不在一个班组，李富坤只能断断续续地从礼堂台子上听到她的声音，看见台下她身穿花布棉袄的背影和搭在背上的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她掏出手绢擦眼泪，调过脸来擤鼻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默默地望着她。负责记录的副班长郑新也停下了笔。他很想知道她都说了些什么。从班主任那张激动的脸上，他看出这次“忆苦”有点不同凡响。

课外活动，班主任叫他去办公室一趟。教师办公室在教学楼对面的四合院里。他从二楼教室里下来，横穿过操场。陈永宁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在槐树下练习爬杆，望着他神情抑郁地打一旁走过。他不知道班主任叫他去做什么。是为了上午在展览厅前那事，还是他读的那些书？新学期开始，他就爱上了阅读。他已读了不少书，学校图书室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就搞了张借书证，上市图书馆去借。他读莱蒙托夫、普希金，读能借到手的翻译小说。班主任打比喻说：一盆清水滴一滴墨水进去，看不出变化，滴两滴、三滴进去，也看不出来，水仍然清澈透明，不会变色，但不断滴下去，墨汁多了，水的颜色就会改变。你现在还是一张白纸——我衷心希望是这样——要注意在上面涂上什么颜色。“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接班人来说，‘德’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走什么道路，你自己去选择。”他这番话是分两次说的。一次是在前不久的晚自习上，他缴获了他读的《猎人笔记》，另一次是在民主生活会上。他当时拒绝表态，班主任说哪天找他单独谈话。

班主任叫他去，是为了他填的一张表。

“坐吧。”他说，没望着他，推开正在批改的作文本，拉开办公桌抽屉，把取出的个人档案在桌面上摊开。

李富坤隔着办公桌坐下来，双手把着藤椅扶手，眼睛落在那张划满表格的纸页上。班主任对着它望了会儿，清了清嗓子说：“需要问你几个问题，有的地方你没填清楚。”

他在藤椅上动了一下。他认出表上自己的笔迹，但却记不清表是什么时候填的了。

“你没很好理解这上面的要求。”班主任说。“社会关系这一栏，你什么也没填。”

“我家里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他说，感到喉咙发紧，声音有点儿走调。

“没有和你家庭来往密切的人？”

“没有。”他视线越过去，望着窗口。二班一个同学双手吊着窗框下缘，往里瞧了瞧，跑开去了。他调开脸，往一旁二班班主任那张办公桌上望了望。

“你可以仔细想想，问问你家里的人。”班主任说，继续盯着表，眉毛扬起来，不很宽阔的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抬头纹。他三十岁出头，菜色的脸，扁平的鼻梁，略微凹陷的眼眶下高耸着一对颧骨。他往表上低下头去时，李富坤注意的正是他脸上这一突出的特征。“亲属这一栏，你只填了你舅舅、孃孃，你母亲的兄弟和妹。”班主任把表推开去一点，说。“可这一栏也包括你父亲那方的人，你父亲的兄弟姐妹……”

他真想看一看那一栏他是怎么填的。自进校以来，他先后已填过几次表，他是否每次填的都一样？他想到以后填表一定要留一份底稿。班主任抬起头来注视着他。他说：“我父亲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别的亲属？”

“我不知道，就连他我也没有见过。”

“你从没见过？”班主任问，脸上没表现出多大的好奇。

“我生下来不久，他就逃窜了。”他说，虽然表上已填，但他还是补充道：“逃到台湾。我母亲一直没和他住在一起……”

“他在伪政府里任什么职务？”

“我不知道。”

“你没问你母亲？”

“我母亲也不知道。”

“可你应该了解。像你这么大的年纪，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父亲究竟是干什么的。”班主任说，望望二班一个进办公室来交作业的男同学。

“我想他没当多大的官儿。”他说。

“是吗？”班主任说，扬了扬眉毛。“可一般的官儿是逃不到台湾去的。”

他注意到班主任笑了笑。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露出这样一丝笑容。沉默中，他瞧见班主任掏出烟盒，抽出支烟，几个手指头像擀面条似的在桌面上擀了擀，然后擦燃火柴点上火，从眉毛下瞥了他一眼。他可能不相信他，怀疑他没说实话。但，他知道的就只这些。他不仅没见过他本人，甚至也没见过他的相片。

“魏老师……”

“什么事？”

“我家庭成份没填错吧？”他双手把着扶手，踮着脚，身体前倾。“我母亲说该跟她填，解放后她一直靠教书抚养我们……”

“我请示一下，也许可以这么填。”

“还有什么事吗？”他问。班主任没吱声，皱了皱眉头，脸上一副不很痛快的表情。他一声不响地从笔端取下钢笔套，插上笔。它打开搁在那儿，本来是想填上点什么的。

窗外操场上的欢闹声突然变得响亮起来。刚才，他一直集中注意力，这声音只是隐隐耳闻。他已感到呆得太久，面前这张脸已叫他视力疲倦，一个球飞来碰在窗下板壁上弹了回去。他挪动了一下藤椅。 “你再问问你母亲，有什么情况你都可以补充上去。”

“知道。”

班主任把桌上的表收起来问：“这次你姐姐上山下乡去了？”

他点了点头。

“她以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班主任说。“你应该向她学习。”

 

 

何立明

期待，也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写照......只是不知这个“苦果”如何，所以，且等待......

路边毛茛

也是老三届的吗？希望不至让你失望。

三

他没向母亲提起填表的事。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从来不想在他面前提到那个毁了她的政治生命的人。有关父亲的记忆就像腐烂物质沉淀在家庭这片死水塘中，只要牵动表面漂浮的水生物便会带上来团团污泥浊水。

他姐姐李萍去上山下乡，是为了离开居委会，离开这个她越来越觉得沉闷的家。班主任叫他向她学习，却是提醒他和家庭划清界限，注意不良影响。

李萍已满过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她做零工，在居委会服务。但在居委会，出身不好的子女的名字是不会出现在招工单位的名单上的。一开始动员上山下乡，她就去报了名。好像上山下乡也是种新工作，给她提供了一种新生活的前景。她瞒着家里下了户口。她受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的表彰。母亲却为此伤透了心。

晚饭桌上，李萍谈到发给下乡知青的新铺盖，说她打算留在家里，带床旧的去。她想打破饭桌上的沉闷空气。但母亲杨庆容却没好气地说，家里不想沾谁的光，发给你的你就带走好了。

吃过晚饭，李萍出去找一块下乡的伙伴去了。杨庆容去学校参加晚上的政治学习。他没去上晚自习，请了假在家帮母亲改作业。从新学期开始，他就抽空帮她改作业，改部分测验和考试试卷。他坐在油灯下，改算术题，听着院子里小孩子们的闹嚷声，脑子里却想到地主庄园，和班主任的谈话，想到一周前他在民主生活会上作的那次划清界限的发言。一想到它，他便感到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发言完全以失败告终。尽管他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事前就接到通知，要在会上作划清界限的发言，但到头来还是一败涂地，比什么都不说还要糟。

他的手神经质地抖动了一下，一滴红墨水从蘸水笔笔尖上滴落到作业本上。充盈，饱满，像一粒樱桃，一只拖着尾巴的蝌蚪。他拿废纸吸干，仔细擦掉印痕。拿出实际行动，高六七级二班一个女同学发表一篇声明，和家庭脱离关系，打起铺盖卷搬到学校去住，那就叫拿出实际行动？那个女同学因此出了名。几天前他看见她穿过操场，穿件桔黄色的灯芯绒上装，长长的辫子，漂亮但冷冰冰的脸。她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却并没得到集体的温暖，取得别人的信任。人人都注视着她，避开她。

在民主生活会上，他也体会到不信任的眼光。他最后一个发言，听前几个同学发言时，他已如坐针毡。一个女同学流下了眼泪。他没听清她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流眼泪。他照着发言稿读，觉得不能控制自己的发音，声音听上去软弱无力，就像双腿和膝盖的感觉一样。发言只用了三、四分钟。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发言稿竟然这么短，他都说了些什么？沉默中，他听见一个女同学问他为什么走只专不红的道路。他朝女同学看看，她正注视着他。他替自己辩护说，他像大家一样，学习目的是很明确的。他听到了笑声。不信任的笑。他的态度很诚恳，可在同学们看来，那是一个明知自己在撒谎的人的诚恳。他想到陈永宁，他肯定也注意到他的窘态了。他想到他在展览厅前说的话：“你也许有不痛快的事。”

班长邓洪提到他读的那些资产阶级的书。这次他保持沉默。他宁肯永远失去信任，也不愿保证不再读那些书。班主任就在这时插进来说了那番有关接班人的话的。

他没作任何保证。现在，他没再上学校图书室借书了，但仍上市图书馆去借。他改完作业，拿起搁在写字台一角的《老古玩店》。他母亲并不反对他读书，她认为凡是图书馆借的书都可以读。

他取出夹在书页里的书笺。他正读到小耐儿离开伦敦的那一章。书还没人借过，散发出一股油墨味儿。他很快沉浸在幻想的世界中，啊，油灯下的夜读，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了。

 

 

四

他姐姐临走的头天晚上，母亲杨庆容对她说：

“你从小就个性好强。到了那儿，要注意和一块去的伙伴搞好关系，和贫下中农也要搞好关系。你们这是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知道。但要注意身体，你是女孩子，凡事不要呈能，干得了的活就干，干不了的就别干。安家落户，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辈子。身体搞垮了就再也为革命作不了贡献了——这不是我说落后的话。”

“我知道。”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愿你不要后悔。”

“我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李萍说。“我并不想让你伤心。你知道，在居委会，是等不来工作的。”

母亲叹了口气，没说话。她俩睡在一张床上，小声嘀咕。院子里已静下来了。转拐处叶家的小孩哭闹了一阵也安静下来。隔壁邻居家的挂钟敲响了十一点。

“我走了，就剩下你和兄弟。”李萍说。“我希望他能好好读书。等我挣了钱，我会寄钱给家里。”

“嘿！能挣什么钱，吃饱饭就不错了。”母亲说。

“听说会把我们组织起来办农场，关工资吃饭。我会有积余的钱。”李萍说。

“你们是去插队，办农场是以后的事。”母亲说。“一辈子安家，今后你怎么解决个人问题，你想过这事吗？”

“我在乡下不会考虑这事的。”

“一辈子不安家吗？”

“我不知道。”李萍说。“至少我现在还不去考虑这事。”

“你迟早会考虑的。”母亲说。“你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要是你当时对我说一声，我会挡你的。我这不是拖你的后腿，也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你挡不住我。”李萍说。

“我知道这是响应号召。”母亲说。“文件精神也向我们传达了。我当时没有细想，可是当涉及到自己的子女……”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妈，你放心好了。不必去想今后的事。”

李富坤又听了会儿，睡过去了。第二天，学校组织了欢送队。他在游行队列里没见到李萍。接到他姐姐写来的信，他已在度寒假了。

李萍在信中说，他们所在公社，离西昌专区还有半天路程。他们六个人分在一个生产队，四个是同一个居委会的。他们刚到就集中起来学习一周，统一思想认识。目前是农闲，他们还没正式参加劳动。这地方不如想象的那么理想，但她会慢慢习惯的，不会像一些年龄小的伙伴那样哭鼻子。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是居委会一个女孩，那天在车上，汽车刚刚过了河，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使得一车人都跟着哭开了。李萍说，唯有她一个人没哭，因为她早就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李富坤在回信中谈到他的假期生活。他正在过一个愉快的寒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市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他读了乌克萨柯夫的《学生时代》，柯罗连诃的《盲音乐家》，契诃夫的《草原》、《第六病室》，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以及杜布罗留波夫对该书的评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还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这后一本书他尤其喜爱。自从读了《老古玩店》后，狄更斯就成了他最崇拜的作家。能够崇拜一个作家是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

他等候在一楼光线幽暗的办理出借手续的柜台前，总会感到怦然心跳。图书管理员可能从一排排书架里取出他渴望读到的书，也可能磨蹭半天空着手转来，神情淡漠地把写着书名的纸条退还给他。两名管理员，一个是白胖的中年妇女，一个是肤色黧黑、凸额头、扎着对短辫子的姑娘。他从她手里借书的时候多。一本书借到手，常常是还没走进二楼阅览室，他就在楼梯上翻阅起来了。他相信阅览室墙上那条高尔基的格言：读书好比爬山，越爬得高就越望得远。他要抓紧时间读书，读完图书馆里所有他渴望读到的书。

一天在阅览室里，他听见两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谈论巴尔扎克、雨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他上出借期刊杂志的柜台前去借阅《体育画报》，两个年轻人就坐在柜台一侧窗口下的长椅上，一个膝盖上搁着本摊开的书。他在柜台前只呆了一会儿，听到了谈话的一个片段，只言片语。但这已足够了。那一刻，他好像是用另一种听觉器官来倾听似的。夹杂着翻译词汇的言语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有种打动他、令他神往的东西，令他激动、欣喜，仿佛给他开启了一扇窗口，揭开一片未知的天地。他拿上《体育画报》往座位上走去，甚至没注意那两个年轻人长得什么模样。

假期里，他和几个同学有了交往。他们都家住学校附近的街上。其中有郑新，他俩以前就是朋友，郑新当上副班长后，并未妨碍两人的友谊。假期快结束的那几天，四省一市篮球赛在本市举行，他们一块去看球赛。在校外，他发现几个同学都活跃得多，敢说在学校里不敢说的话。他们属于无票观众，总是开赛后翻墙进去。班主任知道了，准会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班主任有个笔记本，记下同学们私下的言行。虽然谁也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的笔记本，但它的存在却尽人皆知。一年级下期，学过鲁迅先生一篇文章后，几个男同学在礼堂里讨论课文里一条有关民主人士的注解。什么叫民主人士？现在还有民主人士吗？一个同学说有，就是政协里的人。一个同学加以反驳，说政协属于组织，部门，而民主人士却是指个人，没参加任何组织的个人。一个同学说他今后也想成为一名民主人士。他们的谈话被一个在附近棕垫上练习前滚翻后滚翻的女同学听到了，她向班主任反映了这事。班主任把那几个男同学叫去一一盘问，并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给那个表示想当民主人士的同学着重记上一笔。那个笔记本之所以使人感到可怕，是因为它记下来的东西都可以写进操行鉴定，而且没有谁知道它会针对自己记下些什么。

决赛那天晚上，他在球场大门外碰见陈永宁。后者搭乘厂里的班车进城看球赛，身上多一张票。“没想到你也来看球赛。”陈永宁说。“我多一张票，就想到或许能碰上一个同学。”他俩站在嘈杂的、亮着盏聚光灯的大门外，陈永宁拉着他的手，笑嘻嘻地打量着他。他显然就是他希望能意外碰上的同学。整个假期，他差不多把他忘了。可这次邂逅，他也像他一样感到喜悦。有种久别重逢的意味。两人脸上都闪现出光彩。

球赛结束后，他和郑新一块回家，两人默默地走了阵，穿过一条小街。郑新问他，觉得陈永宁这人怎样。他正想着他，想着从球场出来他们分手的那一刻，脑子里响着中场休息时广播里播放的歌曲《红梅赞》的旋律。

“我们以前很少接触。”他说。“你呢，觉得他怎样？”

“我觉得他爱出风头，工农子弟嘛，自以为是。”郑新说。“你不会和他合得来。”

他感到暗暗吃惊，调头看了他一眼，说：“你自己也是工农子弟。”

“我家庭成份是一般劳动人民。”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工农子弟。”

“要说，我爷爷倒是真正的老工人，纯粹的无产阶级，在旧社会吃的苦比谁都多。”郑新闷闷不乐地说。“可在学校我不愿说这些。我讨厌那种老是炫耀自己出身的人……父母捡骨头有什么光彩！”

他说的是班上一个女同学。随着王英同学的忆苦思甜之后，大伙都争先恐后地发掘自己的家史。那个女同学把自己的父母说成在餐馆里捡剩菜剩饭、捡骨头的叫化子了，她为此骄傲。可是陈永宁并不炫耀自己的出身，也不在小组会上讲家史。他俩从一盏路灯下经过，他没把话接过去。他对郑新无意中表现出的怨气感到吃惊。

 

 

路边毛茛

五

新学期开始，王英成了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那个家史报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时间，人人都知道初六六级三班出了个苦大仇深的女同学。

上次的家史报告是在班上作的，影响范围有限。新学期开始，学校进一步掀起忆苦思甜的高潮，各班级选派代表参加全校的忆苦思甜大会。其中高中部的代表居多，王英是初中部派出的两名代表之一。

在小组会上和后来在班上发言时，她并没想到自己的家史有什么特别之处，并不比班上另一个女同学的家史更惨。但她是班上第一个起来讲家史的同学，祖宗三代都是无产阶级。班主任竭力推荐她。

班主任叫班长邓洪协助她写发言稿。两人一到课外活动时间，便一块上办公室去。由邓洪执笔，她口述，有疑难之处，便请教坐在一边办公桌上改作业的班主任。这次报告代表班级，一定要在全校打响。他俩参考有关方面的书籍，配备了一个成语词典，对发言稿改了又改，尽量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报告不单纯是干巴巴的事实报道。谁也不需要这种东西。上次王英同学在班上发言没取得应有的效果就是因为太拘泥于事实。要有阶级感情，要有文采，要形象化。他俩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发言稿比王英同学在班上的发言要具体、生动多了。

有关她爸爸被狗咬伤的那一节，在班上发言时，她也有点弄不实在。她可能听她爸爸说的，也可能在哪本书上读到的。当时说了也没在意，那次是口说，这次是写在纸上，而且宣讲的对象是全校师生。她回家去向她爸爸核实。她爸爸说是有放狗咬人的事，不过他自己却没碰上过。她说，你腿上不是有块伤疤吗？那是在大腿上部，她爸爸穿裤衩时她偷看到的。她爸爸说是有块伤疤，但那不是地主的狗咬的。她说你能肯定吗？感到很失望。她爸爸说他能肯定。

她一老一实向班主任汇报了这事。班主任认为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发言稿还是照原来那样写。她爸爸上地主家去讨要工钱，地主唆使狗腿子放狗咬他，他拖着受伤的、淌着鲜血的腿走开去，地主和狗腿子在后面狞笑。“同学们听了你的发言后，已相信那是真的了。”班主任说。“连我也信。把那说成是你的想象，我倒有点不相信了。这没什么，立场观点是最主要的。你既是写你爸爸，也是写千千万万像你爸爸那样在旧社会受苦的人。那个情节很感人，不能改。”

忆苦优先考虑的就是感人。与王英的家史可以媲美的那个女同学的奶奶的一只眼睛瞎了两次。第一次，是她奶奶小时候被地主家少爷扔石头击瞎的；第二次，她奶奶年轻时给地主家当女佣，夜半三更还被迫做针线活，她累得打瞌睡了，被狠心的地主婆用针刺瞎的。奶奶的同一只眼睛瞎了两次，就因为第二次比第一次更感人。

邓洪的爸爸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数九寒天，打双赤脚，穿件破棉袄，为了不至于被冻死，他便在雪地上来回跑动取暖。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没引起同学们足够的注意。他说服王英，把这一情节作了些改动，移植到她的家史报告里去。

报告写出来了，王英现在要做的事便是熟悉它，用自己的口气背诵出来。那几天同学们都注意到她表情紧张，常常一个人喃喃自语。写成文字后，她觉得背诵的好像不再是自己的家史。它使她紧张，还有别的原因。背她是能背了，但难的是她得把它讲叙出来。这第二次讲叙与第一次讲叙相比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大不相同。她没有上台讲演的经验。一旦离开了发言稿，她便感到手脚无措，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在班上试讲了下来，她便跑出去在走廊上追上班主任，说她干不了，她无论如何也不敢在全校师生面前登上讲台。

“我第一次上讲台，也像你这么怯场。”班主任让她说完，冷静地注视了她一会儿说。“那是在大学最后一年，上台去批判右派分子，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我那时也很害羞，这你相信吗？但最后还是责任感占了上风。人人都有这一关的。拿出勇气来，你不能泄气，你没有权利说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想你父辈所受的苦，你难道想让你父亲那样的穷苦人再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只有在新社会，你才有今天。你一个穷孩子，才有机会受教育，才有机会登上讲台。你应该珍惜，应该自豪。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呢！董存瑞托着炸药包的时候，能临阵脱逃吗？小英雄刘文学看见地主破坏集体生产，能不挺身而出和他斗争到底吗？想想那些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先烈们，作为一个接班人，你不感到羞愧吗？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他这番话是当着几个女同学的面说的。王英哭了起来。班主任转而安慰她，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她被说服了，答应在大会上发言，但一定要用发言稿，至少开头她离不开它。班主任表示同意。

她那天换了件肩上补了巴的衣服，仔仔细细梳了头，脸色苍白地坐在班主任身边。前面几个上台发言的都是高中部的同学。他们有的照着发言稿念，有的没用发言稿。说到伤心处无一例外地都流下了眼泪。其中高六七级二班一个叫潘军的革命烈士子弟哭得泣不成声，发言不得不中断片刻，台下响起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她很紧张，中途跑出去上了次厕所。点到六三班的名时，她站了起来。班主任亲切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去吧，勇敢点！”

 

 

六

在所有上台发言的同学中，她年龄最小，又是女孩，所讲的家史又那么感人，一时间她成了女同学们钦慕的对象。六八级的新生，简直把她当成了英雄，她走到哪里，都向她投来暗暗钦佩的眼光。她自己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她成功了，却想尽快忘掉它。她在班上同学中，声望是提高了，乃至科任老师也对她另眼相看。而在以前，她由于学习成绩差，受到一些同学和科任老师的轻视，数学老师一直认为她是她教过的最笨的学生，也是唯一不把她的成功当回事的科任老师。班上部分同学也抱着这种态度。她的同桌曾华贵便是其中之一。在他眼里，她还是以前那个吵吵嚷嚷、不讨他喜欢的女同学。曾华贵用小刀在课桌上刻了条三八线，她一越界，他便豪不客气地给予打击。班主任早就想把其中一个调开，但一直未能付诸于行。一天下午上自习课，她手肘又越界了，她趴在课桌上，手倒拐朝着边界那方大肆入侵。她正和前排一个女同学说话，冷不丁地挨了一拳。她立刻调转身去，进行还击。她伸手去抓曾华贵的头发，但后者剪的是小平头，她没法抓牢，便扯他的耳朵。她气疯了，使足劲儿拧。一只手还不解恨，需要两只手同时拧一对耳朵。两人扭成一团，掀翻了凳子，课桌也掀动了，桌上的课本、钢笔哗哗掉了下来。坐在后排的郑新好不容易才把他俩拉开。 “要打到外面去打，不要影响别的同学！”郑新面带愠色地说，他刚才劝架，脸上挨了一拳。 “他先打我。”王英喘着气说。她一根辫子扯散了，脸涨得通红，眼睛熠熠闪光。可这已不是因为愤怒。经过刚才那一番搏斗之后，她已怒气全消，有点难为情地笑了笑。曾华贵自知理屈，保持沉默。他一对招风耳被拧得红肿起来，额角上也被指甲搔了道抓痕。他出身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属于那种智商较弱的少年，不思上进，思想上从不自觉要求进步。然而，郑新似乎却站在他那一边说话。“你是女同学——”他冲着王英说。 “女同学又怎样？”本来已平静下来的王英又被激怒了，她冷笑一声，放下正在整理的辫子，脸隔着课桌朝郑新凑过去。“女同学就该挨男同学打？你说的？你算什么班长！” “你又算什么？”郑新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还不就是上台作了次报告……” 他话音刚落，王英便一瓶墨水给他泼去，泼了他一身一脸。接着，王英呜咽一声，跑出教室去了。郑新呆呆地站立着，隔了会儿，手才慢慢伸向墨水沾污的蓝得发黑的脸。就像一个在战场上受了伤的人，满怀惊愕地想弄清自己伤势怎样。他眼睛里也进了墨水，他眨巴着，脸上不自觉地挂着笑。打击太突然了。他说漏了嘴。这个时候他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懊悔。课堂上骚乱了一阵，很快又安静下来了。曾华贵从作业本上撕了几页给他擦脸。他木然地听任他用纸擦了又用脏手巾擦。他身上也泼了不少，蓝卡琪学生装胸前画上了深色的图案。五分钟后，班主任上楼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对他和曾华贵说：“你们到办公室来一趟。”然后补充道：“其余的同学下课后不要离开。” 他转身就走。他俩一前一后跟了出去。上完自习课，他们一块转来了。王英走在后面，低着头回到座位上。郑新作了公开检讨。班主任宣布暂停他的副班长职务。对王英和曾华贵也作了严肃批评。

 

 

路边毛茛

七

对十五、六岁女孩的心，他们那个年龄还懵然无知。以前，别人问他的问题，或找他反映班上的事，他总是爱理不理的，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而对和他相隔一个座位的女同学，他却有说有笑，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这都不能不被一双眼睛看在眼里。做出那样的举动，是她自己所料不及的。无论如何，对别的男同学她就不至会那么做。

给郑新处分是为了维护工农子弟的荣誉。他有不满情绪，一段时间灰溜溜的，不再上操场参加活动。那个叫谢玲的女同学就找他下棋。谢玲长得细眉细眼，一张瓜子脸，凸凸的鼻梁，秀气的嘴唇，光滑的额头上长着绺淡黄的头发。他俩安静地坐在教室里，棋盘摆在课桌上，下翻翻棋。一个手肘支在桌面上，手托着下巴；一个端坐着，姿态娴雅，文静。只听见偶尔一声叹息，一声窃笑。时间悄悄地打身边掠过，常常是放学铃声响过了，两人还坐着不动。

扫地的来了，他俩便搬到前排去。地扫过来，他俩又从前排搬回原来的座位，小心翼翼的，连棋局也不乱，一坐下来又继续进行，对满教室的灰尘毫不在意。

逢上王英当值日，她便把课桌板凳弄得乒乓作响，有意不在地上洒水，让灰尘扬得老高。但，两位对弈者专心致志，并未予以理睬。自然也不会注意谁在教室里呆的时间最长，谁总是绷着一张脸，像赌气似的把课桌门窗擦了又擦。

两人下了阵象棋，又突然对军棋发生了兴趣。下军棋需要一个裁判，他俩便邀请李富坤参加。两人的游戏变成了三人的游戏，乐趣仍然不减。郑新喜欢猛打猛冲，用军长、师长打头阵。谢玲则把旅长以上的官儿安全地放在营房里，让排长、班长打冲锋。她挖炸弹挖得很准。但常常是她的人马多，却突然被对方的工兵夺了军旗。

一天下午，李富坤上图书室去了，教室里只有王英和另一名叫王静元的男同学。打那次争吵后，王英的座位调前了几排。她在复习英语，背单词。谢玲听了听说：“她把‘hometown’读成‘红糖’。”对她的发音，两人暗暗觉得好笑。郑新说：“还记得‘play lan qiu’吗？”两人又一次格格笑了起来。那是王英不久前闹的一个笑话。在课堂上，英语老师问她，“打乒乓”英语怎么说？她回答：“play ping pang”，英语老师又问“打篮球呢？”她回答：“play lan qiu”全班哄堂大笑。英语老师也忍俊不禁。

郑新叫坐在走道对面的王静元过来当裁判。王静元说他正想出去打乒乓，他放下手中的连环画起身走出教室去了。两人正觉没趣，谁知王英回过头来说：“要我帮你们当裁判吗？”

谢玲望望郑新，郑新冷淡地说：“我们下翻翻棋。”

王英坐了一分钟，合上课本，神情高傲地走出教室去了。

“她想和你和好。”谢玲说。郑新没吱声，低头摆棋。

李富坤借了书转来，看见下操场左手球场上一伙同学在打篮球。他站下来望了阵，王英从教学楼里出来，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闯过。他目送她穿过操场，进了木工房旁边的过道。他拿不定主意是上楼去呢，还是过去看打篮球。

他刚才借到本《儒林外史》。新学期开始，他又上学校图书室去借书，借的都是古典文学作品。课文里学了吴敬梓一篇文章，他想到把《儒林外史》借来读读。此时书借到手，他又没兴趣读。这几天来，他对什么都缺乏兴趣。他也不想下棋。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已走到教学楼门口，一只脚踏上石阶又退回来，不引人注目地、姿势优美地轻轻一跳，一个180度的转身落在台阶下，迈步朝下操场走去。

他迎着阳光走。太阳已偏西，但光线仍然刺目。这已是春天的阳光了。他不知道春天是何时降临校园的。他想起一年级语文课上学过的朱自清的《春》：春天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他当时觉得老师真了不起，一篇短短的散文，一经他阐述顿时大放光彩。他曾经崇拜过他。也许，每个入学的新生对老师都有一个崇拜的过程，不是对班主任就是对某个科任老师。他们需要崇拜，但往往却找错了对象。这个世界和他从书上读到的东西多么不同啊。他再没什么好崇拜的了。作为语文老师，班主任的讲解也大不如从前。他的心思不在教学上。课文里也再没出现朱自清的《春》那样的抒情散文。

他往前走去，望见远处淡紫色的山影，土墙外闪着波光的湖水和公园那方小丘上抽芽发绿的树木。上下操场上到处是玩耍跑动的低年级的学生。其间也有一些在春日阳光下显得没精打采的孩子，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孩子。他看见一张张笑嘻嘻的脸，也看见抑郁的、皱着眉头的脸。青春期少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也许也是某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像他一样心头笼罩着忆苦思甜留下的阴影。这阴影多么沉重。但此时此刻，李富坤却感到它正在春日的阳光里一点点地消融。他瞧见一个六二班的同学坐在石阶上聚精会神地翻阅一本画报。下操场墙根一带的草地和槐树丛中散布着一些捧着课本、书籍阅读的人。陈永宁站在篮球架下，穿着件黄色的翻领衫。刚才他在教学楼前望见的就是这件耀眼的黄汗衫。他刚从球场上下来，浑身汗淋淋的，面带笑容望着他走下上下操场间一段走道。

“借本什么书？”等他走近了，他问，把书接过去翻了翻。“看了也借给我读读。”

“你恐怕没兴趣。”他说。

“我也该读点文学作品了。”

“你读它还不如读《水浒》。”

“你以为我真的没读过一本书吗？”陈永宁说。“《水浒》、《三国演义》我上学期就读了。——你答应借？”

“我看完借给你。”

“等会儿我们接下？”

“我看你们打。”

“你也该上操场活动活动了。”陈永宁说，跳起来接着一个球，抛回场上去。“怎么样，我们一块接下？”

“你们人够了。”

“会有人让你，只要你来。”

“好吧。”他爽快地答应了。一分钟前，他就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答应参赛。

“把外衣脱了。”陈永宁打量着他的青灯芯绒青年装说。

“我就穿它上场。”他说。

青灯芯绒青年装已穿得很旧，袖肘磨得发白，上下都掉了颗纽扣。他面衣里没穿衬衣，穿着件补了巴的春秋衫。他已走得发热。他朝球场上望了一眼，同学们都穿背心和圆领汗衫，也有穿衬衣、中山服的。初中部学生中穿衬衣的不多。常常是大热天穿单衣，单衣一脱就穿汗衫。

球场上有打赤脚的，也有穿布鞋、塑料凉鞋、解放鞋的。他脚上穿的是一双浅帮水胶鞋。他把书放在堆衣服的条石上，把袖子卷了两扁，一只手撑着篮球架，一只手轮换着脱下鞋，垫平里面粘腻腻的鞋垫。体育课上，他也接受过篮球训练。一上场，他就投进去一个球。陈永宁传给他，他躲过剃着小平头的曾华贵，抬起一条腿，把球投进篮圈。他笨手笨脚，姿势引人发笑。不过他却感到快活。他背心汗湿了，脸上也淌着汗。他站下来用衣袖擦额头，发红的脸上挂着笑。

他在球场上跑动，跳跃，匆匆瞥见碧蓝的天空，反射着阳光的玻璃窗，墙头发绿的杨柳，开花的老槐树。他浑身燥热，汗水淋漓，但却畅快地呼吸着。一种轻灵感使他充满活力。他感到自己漂浮起来，打现实丝丝缕缕的网络中挣脱出来。那件晃动的黄汗衫、那双笑盈盈朝他注视的眼睛吸引了他的视线。仿佛经了魔术的点化，眼睛光彩四溢，令人应接不暇。其余的一切都消失不见了。啊，令人欢快的幻影！这只是刹那间的超乎现实的感觉。宛如一束亮光骤然落在一幅神秘的画面上，亮光一熄，画面又重新隐没在深不可测的幽暗中，被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一个球从他未抓牢的手臂滑下，撞在他胸口上。他脸上泛起笑容，重又感到球场上的喧闹、运动产生的热度。他们输了球下来，他仍然很高兴。他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对浑身的汗水毫无知觉。

他俩一块离开球场。陈永宁是住读的学生，邀请他去学生宿舍。他一手拿书，面衣脱来搭在肩上，穿着件泥巴色的、缀了补丁的春秋衫。

 

 

八

青年节文艺晚会上，他们班安排了两个文艺节目，全体合唱和王英的独唱。王英选唱的歌是“不忘阶级苦”。一首很流行的歌曲，音乐课上刚教过。她提出用笛子伴唱。班上会吹笛子的唯有郑新。郑新起初不肯合作，但班主任责成他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他只好从令。

合唱节目在礼堂里排练。邓洪负责指挥。那天下午课外活动班主任走进来，背着手在旁边听了阵，叫邓洪停下来，先由女同学唱，再由男同学唱。

班主任脑袋微微偏向一边，仔细聆听，从二十几条嗓音中分辨出那个略微高昂、欢欣的嗓音。它走调，不和谐，不谦虚，带着变声期的沙哑，决非他平常听惯的那个声音。他再朝那张脸望望，不由得恼怒地说：“你在怎么唱，李富坤？”

“我照大家一样唱。”他回答说。

“大家别唱，听他个人唱。”

命令在稍稍犹豫之后被执行了。尽管有点儿邪气，但用的还是平常的声音，脸上的表情也很正常。他身上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他没再穿水胶鞋，穿着双新买的青色列士鞋，青灯芯绒上装也换成一件灰色的粘胶布衬衣，上理发店剪了头，看上去整洁、清爽了许多。班主任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等他唱完最后一个音符，问：“大家认为他唱得怎样？”

没有人明白他的意思。班主任调过脸来说：“你可要留神点，集体活动容不得个人出风头。”

“我没想个人出风头。”

“叫你注意点，对你有好处。”班主任语气缓和下来了。

排练结束后，他问旁边的同学：“刚才听出什么来了吗？”

“我没听出什么。”

“那他干吗那么说？”

“老师总有他的理由吧。”

“我不管什么理由，他可不能动辄训人！”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仍然犯疑：班主任究竟听出什么来了呢？

“又在一个人想什么事？”他走出礼堂大门，陈永宁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他拉他去打乒乓。

 

 

路边毛茛

九

演出那天晚上，礼堂里坐满了人。他们班坐在过道左手固定的位置上。轮到合唱时，才从侧门出去集合。上一个节目刚开始，初六六级二班的男女生二重唱，“唱支山歌跟党听”。他们站在舞台一侧的黑暗中等待它结束，然后从后门上台，在舞台上站好队列。舞台两侧站着学生会的文艺骨干、报幕员、拉幕布的同学。邓洪在指挥的位置上站定。班主任穿着那件从不换洗的青灯芯绒装，像只巨大的乌鸦站在绛紫色幕布的阴影下。他脑子里反复出现一段歌词：哪里有荒原，我们就在哪里安家；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在哪里锻炼成长……他总觉得好笑。那样的歌词他都能编写。他的日记本上有他写的几首诗。他最近还写过一篇描写田园风光的散文。就像在梦中一样，他直想笑。幕布徐徐开启，在强烈的灯光下他什么也看不清。他记不清自己唱了些什么，幕就落下来了。他们跑下台阶，重新进入礼堂坐下来。

王英和手拿笛子的郑新出现在舞台上。王英穿件花布衬衣，扎条喜儿似的辫子，脸上搽了厚厚一层红。自从那次登台作了报告后，她就破了胆，不再惧怕上台了。她表情大方地面对观众。报幕员报了她演唱的歌名。她模仿演员的动作，向郑新调过脸去。郑新吹响了前奏曲。她双手合扣在胸前，手臂微微张开，脸朝上仰起来。

她的歌声在班上男同学中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她不是一般地演唱歌曲。她是在表演。歌曲以抒情的曲调开头：“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她把整个感情都灌进歌词里去了，歌词这容器都快被撑破，配合着脸部悲哀的表情，几乎带着种哭腔在唱。她大概觉得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苦。这太可笑了，他尽量忍住，不去望她。他听见憋不住的一声轻笑，他不知道是谁，觉得可笑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人，好像有人在搔他的胳膊窝。当她尖声尖气地唱到“摸着妈妈的伤疤，千仇万恨心头挂”，他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只笑了不大的两声，但毕竟是笑。

第二天早晨他一进学校，就被叫到办公室去。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班主任盯着他，没叫他坐。

他当然知道。班主任当时不在场，可出了什么事，总会有人及时向他反映的。班主任凝视他片刻，问：“为什么发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好想想，什么事总有原因的。”

“我没什么原因。”他说，望了眼窗外走廊上经过的同学。三分钟预备铃响了，都加快了脚步。一个女同学匆忙跑进来抱作业本。他们第一节课是代数。代数老师拿起课本、粉笔跟在女同学后面走出办公室。其余几位老师也先后走了出去。

从进校起，他还没缺过一节课。这次他不得不缺了。他望着迟来的一名六七级的男生打窗下跑过。睡过头了，要不就是在街上耽搁了。他跑得赢吗？还有几十秒，他跟踪他跑过空下来的走廊，穿过操场，登上教学楼前的石阶。可这当儿上课铃响了。他很惋惜他没跑赢。

“你觉得好笑，是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刚到那头一张办公桌上冲了茶转来。

“我没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笑呢？”

“我不知道，我本来并不想笑。”

“会搞清楚的。为什么别的同学没笑，偏偏你笑……”

答案要让他自己说出来。他用稍息的姿势站着。他旁边就是藤椅。可班主任没请他坐并非一时的疏忽。他犯了那个错误后，是不配坐着回答他的问题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王英同学唱得不好，引你发笑？”班主任倚在椅背上，问。

“她太夸张了……”

“夸张？她满怀阶级感情，在你看来是夸张吗？”

“我是说她的唱法，她唱的调子……”

“她的调子很可笑？”

“是的，还有表情……”当时的情景突然间又变得生动起来。他觉得真是太可笑了。所有这一切，王英的歌声，他面对的这张严肃的脸，一大早就开始的这场谈话，他都觉得可笑。他又有一种被搔胳膊窝的感觉。他尽量忍住，憋红了脸。但，他朝那双惊讶地瞪视的眼睛瞧了一眼，终于爆发出来了。

“不准笑！”班主任呵斥道，手指头在桌面上重重一叩。

“我实在是……哈哈哈！……”

他手撑在办公桌边缘上，弯着腰，浑身颤抖着。他笑得呛住了，眼睛里充满泪水。他这是怎么啦？这是失去理智的冲动，他无论如何也不该笑啊。他对劳动人民是有感情的，就像每一个同学一样，他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可这怎么能再叫班主任相信？

“你笑够了？”班主任等他停下来，问。

“我不笑了，请原谅……我不能控制自己。”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班主任双手搁在桌面上，冷冰冰地注视着他。

“我不是高兴……”

他心里连一丝高兴的影子都没有。这感觉和脸上相应的表情不可能出于伪装。班主任凝视片刻，问：

“你有哪点不舒服吗？”

“我没有哪点不舒服。”

“可你有点儿不正常。”

“是的，我想有点儿。”他伸手去抹眼泪，眼帘不住地抽搐着。班主任点燃一支烟，一只手夹着烟卷，另一只手端起茶盅，吹着气喝了口滚烫的酽茶。

“你还没认识自己的错误。”隔会儿，班主任说，声音听上去很滋润。

“我认识到了……”

“写份检查交上来。”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还没接触实质性的东西。思想动机你还一点没谈。而且，你的态度……我只能认为是种反常现象。”

“我并没什么思想动机。”

“思想支配行动，该不否认吧？”班主任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不。”

“你动一个脚趾头，如果你思想上没想一想，脚趾头自己会动吗？”

“不会动。”

“那怎么说没有思想动机呢？”班主任说。“好好想一想，写深刻点，不能蒙混过关。对你，我们还是采取批评、教育……要走什么道路，你自己去选择。你可以走了。去找校医看看。”

他穿过空旷的操场回教室，脑子里想到的不是思想动机，而是刚才那令人羞愧的一幕。他现在心情沮丧，内心隐隐感到不安。班主任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甚至看到了他自己还未察觉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觉得那么好笑呢？

课间操，他去医务室，郑新在走廊上追上他。

“找你去怎么说？”

“叫写份检查。”

“检查什么？”

“思想根源吧。”

“总是这一套。其实，有时的行动并不受思想支配。”

他想郑新是指那次发生在自习课上的事，当时他也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动机。

“她知道我笑她？”

“她下来就听说了。”

“她怎么说？”

“没说什么。”郑新说。“她的表演本来就可笑嘛。太做作了，排练时音乐老师就指出过，她自己下来也感觉到了。”

“或许我真不该笑她，可我忍不住想笑。”

“我当时也没想到会是你，不过笑了也没什么。想笑的不止你一个人。”

他俩到医务室，郑新领了几片阿斯匹林。他因为睡不好觉，领到一小瓶溴剂。

 

 

十

那份检查，他绞尽脑汁，写了短短三四百字。他说自己之所以发笑，是因为对劳动人民缺乏阶级感情，受了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在忆苦思甜运动中没认真接受教育，甚至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等等。他一点不相信自己说的东西。事实上，忆苦思甜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他相信同学们讲的家史，相信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难深重。这一切都是剥削阶级造成的。他生于剥削阶级家庭，是名“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每次进入忆苦思甜会场他总感到紧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也好像是冲着他来的。他不知道别的剥削阶级子女的感觉如何，在这愤怒、沸腾的海洋中他感到孤独。这些他都不能写进检查里。不过这事却给他敲响了警钟。班主任的话还在他耳边回响：为什么别的同学没笑，偏偏你笑？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他把检查拿去交了，然后回教室带上书去隔壁公园。下操场墙角上塌开了一个豁口，他攀着紧靠墙根的柳树翻了过去。墙那头的斜坡上已踏出了一条小路。他穿过草地，来到对面小丘上的草亭里。草亭四周长着稀疏的槐树丛，透过树叶望得见茶馆那方坐在露天茶座上喝茶的游客。游人倚着栏杆，湖里有人划船。一艘漆成油绿色的游船从石桥孔下穿过。船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划船，悠悠荡桨，女的身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坐在船头弯腰戏水。

他想把看到的景致描绘下来，用散文的细腻笔调和字字珠玑的四字成语。他手里拿着本散文名家的集子，他正在读其中一篇《直薄峨眉金顶》。他听陈永宁说他去过峨眉。他读子弟校小学五年级时，暑假他爸爸出差带他去的。

他想着这事，抬起头来，望见班上几个同学正翻墙上公园这边来。一行五人，陈永宁走第二，都翻过来后，才斜穿过草地，说说笑笑朝茶馆那头走去。

他坐在草亭里，手里拿着书，目送他们踏上前面的水泥走道，顺着栏杆走到茶园。他们没进左手茶厅，几个人靠成一团，穿过露天茶座与茶厅间的葡萄架，朝公园那头去了。

他猜不出他们去干什么。他们看上去高高兴兴的。他要是打声招呼，他们也可能邀请他去。但好像有什么东西阻止他似的，他一声不响地坐在小丘上，眼睁睁地望着他们离去，把他心里本来属于他的那份快乐也给带走了。

这只是刹那间的感觉，过后他便重新打开合上的书。

 

 

路边毛茛

十一

他们穿过公园，走捷径，上河边那片荒滩去。

荒滩一侧靠河，一侧紧靠市郊公路。以前上面长着芦苇，一大片沙地一片片卵石滩。大跃进时期，芦苇砍光了，开辟成菜地。靠近市郊一方的低洼地大水天被洪水淹没，枯水季节断了流，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洼、水塘。他们穿过荒滩，去远处一个有水母和对虾的水洼。

太阳还很高，天气炎热。他们已经走出汗了。他和陈永宁落在后面一点，两人把鞋脱来提在手里，光脚踩在太阳晒热的、软绵绵的沙地上。

“没想到你们是上这地方来。”李富坤说。抬头望望两只飞得很高的小鸟，它们在寂静中发出云雀般嘹亮的叫声，扇着翅膀停在空中的一点上。远处地势较高的地方长着几棵柳树，附近菜畦里零零星星地散布着郊区生产队的农民。

“你以前来过这儿？”

“读小学时经常来，一进中学就没来过了。”

“也来摸虾子？”

“不，摸九香虫——听说过吗？”

“困难年在摊子上买来吃过。”

“我们摸来自己吃。”他说，他查过字典，没查出这种可食用昆虫的学名。当地人叫“屁斑虫”。“必须要有雾的天气。大雾弥漫，它们都躲在鹅卵石下。有时搬开一块石头，能摸到满满一把。”

“那时一角钱只能买一小纸包，吃起来很香。”陈永宁说，上路边麦地里摘了一角野豌豆，做成哨子吹起来。

“可有时也很难摸。”他继续说，望了望前面乱石和沙滩中显现的一片发蓝的水面。“雾一散，它们便从石缝里飞出来，发出嗡嗡声，我们脱下衣服扇，扇着一个，就装一个进布袋里……”

他还从来没向人谈起过这事。那河滩上的雾、那昆虫飞动的扇翅声、那饥饿中的扑击须臾间出现在头脑里。在学校，没人谈六0年。那两三个饥饿的年头，他们一伙孩子靠捕捉九香虫充饥，也靠隔壁院子里神甫种的香蕉树树头充饥。他饿得皮包骨头，得上了肝炎险些丧命。他小学毕业后耽误了一年才考进中学的。

“你会游泳吗？”陈永宁问。

“不怎么会。”

“我们班上的干鸭子可不多。你应该学会，我来教你……我读小学二年级就会游泳了。”

“你家里准你下河？”

“我爸爸一手一脚把我教会的。”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他问。

“我妈，一个姐姐，一个兄弟。”

“你妈也在工作？”

“和我爸爸一个厂。”

这是第一次，他打听别人家里的事。同学们对彼此的家庭情况都很了解。尤其是女同学，别人家里有些什么人，父母在什么单位工作，都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多半来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母有站柜台的，在街道生产上班的，搞体力劳动的，也有在市场上摆摊子的。只有邓洪的父亲是一家棕绳厂的党委副书记，谢玲的父亲是商业局一名副科长。母亲中有不少是家庭妇女。同学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父母，便是双双在国营单位工作、有一个好出身的父母。但像这样的父母并不多。

陈永宁的爸爸会游泳，也会打篮球，拉小提琴、二胡。他是厂工会主席。他谈到他时有种自豪感。这方面，李富坤没什么好说的。每当别人谈到爸爸，他便保持沉默。

他俩穿过一片熟透的豌豆地，来到水边沙滩上。几个早到的同学已脱了衣服下水去了。

水很清凉，站在沙滩上便能感到一股凉爽的气息。陈永宁在一块岩石边脱掉衣服裤子，光裸着身体走进水里。他身体匀称，结实，皮肤晒得棕黄，趟到齐肚脐深处，他站下来浇水拍了拍胸口。

“好凉快！”他转过身来说。“你也下来。”

“我等会儿下来。”他说。

陈永宁游着蛙泳追几个伙伴去了。他站在沙滩上观望了一会儿。水洼不算小，在前面沙咀上转了个弯，那头的水面被岩石挡住了。水深的地方一片碧绿，越朝岸色调越浅。岸边的水清澈见底，沙石粒粒可见。

掀起的浪花并未打破两岸间那片椭圆如镜的深水湾。一只鹰在低空盘旋，突然向岩石后面的水域俯冲，几秒钟后又急速升起，扇翅朝远处河湾飞去。

他到离岸不远的一块石头上，弯下腰去，观赏水中游动的水母。它们从水深的地方缓缓升起，他看见了一只，接着又看见了一只，两只。它们游得不慌不忙，悠闲自在，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他的脸已凑得很近，嗅到一股夹杂着苔藓味的水的气息。他伸手捞了一只。它在手中变成粘乎乎的一团鼻涕。但一放进水里又获得了生命，活过来，一张一缩地游走了。

他回到岸上，脱掉衣服，下水去摸虾子。水深的地方他不敢去。他一个虾子没摸着，伙伴们便游过来了。他趟到旁边的浅水滩上扑打了一阵，上岸穿上衣服。

藏虾子的石头在浅水滩外，或沉没在水中，或露出一个顶。他拿上网兜，站在水中一块平坦的石头上。陈永宁摸到第一只虾子，抛给他。他没接住，虾子掉到后面的浅水中去了。

他们找到块石头，深吸口气，潜下去，双脚在水面上拍打着水，绕石头一圈，然后兀地冒出水面，大口大口地喘气，高举攥着虾子的手。

陈永宁嘴里含着虾子朝他游过来。水梳洗过的头发搭在他光滑的额头上。他眼睛有点儿充血，鼓起两边腮帮，抿紧泡得发白的嘴唇。他游着蛙泳过来，手摸着石头，站直了身体。

他站在齐小腹深的水中，脚下升起的一团浑水遮住了他小腹以下的部位。接着，他往前移了两步，那个刚开始发育的部位从水中露了出来。他注视着，脸上的表情坦然。他看着他弯下腰，吐出含在嘴里的三只对虾。

“一次摸着的。”陈永宁说。

三只沾着唾液、滑溜溜的虾子像死过去了一样。可一会儿，动了动触须，伸了伸多节的细腿，活过来了，开始在石头上爬动。长着长长的前夹，一只母虾腹背上长着暗绿色的茸毛。

“咸津津的，老大股腥味。”他吐口唾沫，喝水漱了漱口。

他身上有种吸引他的地方。他俩目光相遇，陈永宁朝他笑笑。接着，他游开去了。他目光追随着他。他感觉到他的目光，潜水前，又回过头来朝他笑了笑。

这片水洼和下午的这段时光是属于他俩的。他又一次体验到一种奇异的感觉。它不同于他所熟悉的任何其他感觉。它多么奇怪。它存在又难以捉摸。像水中游动的鱼，潜游了长长一段距离后又一次探出水面。

太阳已偏西，他们还正在兴头上。

“该走了。”一个伙伴说，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抹干头发上的水。

“再摸一会儿。”另一个住读的同学说。“反正开饭的时间都过了。”

“再不走恐怕连晚自习也赶不上了。”

他们离开那片水洼时，太阳已接近山颠。开阔的沙坝上升起灰蒙蒙的雾气，郊区灰色的瓦房和河岸像一道弧形的边镶嵌在远处的边缘上。为了赶上晚自习，他们不得不一路小跑着往回走。

 

 

十二

每年五、六月，学校都放农忙假一周，到乡下参加劳动。

这是学校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事前就开了动员大会。提出的口号是：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学们互相搭伴。他们只带铺盖卷，草席，盥洗用具。只去一个星期，不少同学连换洗衣服也不带。轻装上阵，这也是个附带的口号。

星期天一大早出发，沿着河边一条小路往上游走上三十里路。中途走走停停，到达目的地已过晌午。队伍解散后，大家坐在草地上吃自带的干粮。大队派人来给他们作当前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四十多岁，穿着中山服，一张太阳晒黑的宽脸膛，络腮胡，某大队的党支书。他首先谈到“四清”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谈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大队原来有这类家庭四十七户，通过“四清”给漏划的地、富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后，使这类家庭增加到五十四户；有两户地主、一户富农畏罪自杀，其中一户未遂……还谈到忆苦思甜，发动群众，清理阶级队伍，等等。

李富坤记起上次农忙假，他们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列队参观了住在半坡岩洞里的一家人。大伙牵成线从一条小路上去，在岩洞前参观片刻，又从另一条小路下来。岩洞里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谷草铺的地铺，破旧不堪的棉絮，一口石头垒的灶把岩壁熏得黢黑。没有人解说，一家人呆呆地坐在岩洞口，就像是旧社会的穷人，有如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任人观赏。他至今还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谁让这一家人过上这种生活的。

那是贫困地区，这里是较富裕的经济区，但阶级斗争同样很激烈。出现了地、富分子破坏生产的现象，出现了暗中散布谣言、国民党反动派要反攻大陆的现象，出现了反攻倒算、念念不忘在土改时被没收的房产的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利用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贫下中农进行打击报复的现象。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但，广大农村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的阴谋注定了不能得逞，“四清”运动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美梦。

报告完毕，各班级由班主任和队委会的人带队，挨家挨户分了下去。

他们班分在坝上。他们属于最后分下去的一批，顺着一条红褐色的沙土大路走了好半天。班主任和一个矮个子贫下中农走在前面，班主任最近被学校党支部批准为预备党员，情绪亢奋，一路说个不停。他们则沉默不语，一个个都走得疲倦了。大路穿过平坦的坝子，路边一块块菜地，沟垄整整齐齐，延伸出去很远。远远地望得见江岸，寂静中隐约听得见滩头的涛声。

 

 

路边毛茛

十三

他和陈永宁分在一户姓江的贫农家里。他俩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担着桶到井里去挑水。水井在坎下，几户人公用的。他俩在井边也碰上别的挑水的同学。帮贫下中农做家务是劳动锻炼的一个重要内容，同学们之间有责任互相监督。他俩一共挑了六挑水，把水缸灌满，才坐下来休息。

草房单门独户。门前有一大片菜地，长着茄子、海椒、番茄。番茄长在路边上，果实有青有黄，一棵棵都用竹条支撑着。菜地边缘有道土埂，高出地面，像道堤坝，上面长着桑树、黄荆丛。四周竹笼环绕，房前屋后则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一笼竹。敞坝边上两根木桩支着的竹竿上晾晒着女人的内衣内裤和小儿穿的衣服。一根木桩上挂着双男人穿的布鞋，青灯芯绒鞋帮，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门前的屋檐下，一个大簸箕晾晒着麦子。此外，几只鸡在敞坝四周觅食，一只毛耸耸的小狗懒洋洋地蹲伏在檐下柴草中。

男主人四十来岁，瘦黄的脸，一双机警的小眼睛，下巴上蓄着绺山羊胡。他打双光脚，中上装袖子卷到手肘上，在给他俩铺床，从屋里抱出一大抱旧草。他俩近屋去，把剩下的草抱出来。房主人爬上一道楼梯，从竹楼上抛下一大捆新草。他俩解开篾条，铺在扫干净的床篾笆折上。女主人把吃奶的娃儿放在竹椅里，过来帮他俩把草铺平。草是上年的，窸窣作响，仍然散发出一股稻禾的清香。她身上有股奶味和小孩的尿味。一捆不够，她叫男主人再抛一捆下来。她站在床前，抬起手臂别头上的钢夹，胸前挺起的衬衣里乳房颤巍巍地抖动了一下。床铺好后，她上隔壁房间去拿来了一个装高粱壳的枕头，浅蓝色麻布套子，两头手工绣了花，长溜溜、方方正正的。 “去把帐子拿来。”男主人从竹楼上下来说。他们铺床时，他一直呆在竹楼上顺整东西。 “那床帐子千巴万补不像样了。”女主人说。 “你怕两位同学笑话？” 他俩表示不用帐子。男主人涩笑一声，说：“乡下不比城里，你俩到晚上就晓得了，没帐子别想睡觉。”

 女主人进屋去抱出床麻布帐。上面缀满补丁，但却洗得干干净净，有股皂角味。她在床上牵开，检查了一遍，用准备好的针线在一处地方仔细串了几针。男主人找来两根细竹竿。床在右手墙角上。一大间长方形的屋子，既是厨房，又是堂屋，左上角上有个竹篱笆隔开的茅厕，左下角有鸡圈、鸭圈。土墙上没开窗，光线来自敞开的门。灶上方的竹楼被烟熏得黑亮，挂下一串串毛茸茸的烟炱。正面墙上贴着的每幅画上都有扎冲天辫、拴红布兜的胖娃娃，有的抱着条鱼，有的抬着个大苞谷，一个个都笑哈哈的。家里不见有大的孩子。躺在竹椅里的小孩不满一岁。女主人三十岁左右，身材丰满，五官端正，肤色比一般农村妇女白。听见婴儿的啼叫声，男主人说：“喂得奶了。”女主人说：“他才吃过不久。”“他饿了才哭嘛。”男主人说，走到竹椅前，弯下腰，把哭叫的婴儿抱起来，拍了几下，递到她手里。她坐在矮凳上，解开衬衣纽扣。望见女人的乳房，两个城里来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调开脸去。婴儿出声地吮吸着。“我说他饿了嘛。”男主人望着母子俩，满足的程度不压于吃奶的婴儿。

他俩没事做，又不好离开草房，去找别的同学。吃饭前这段时间，两人便坐在门口一侧的木墩上，聊一会儿天，沉默一阵，望着西南方渐渐涌过来的云团。太阳被遮住了。竹梢在风中摇曳。转眼，四周的景色变得晦暗起来。 “会下雨吗？”陈永宁问。 “或许是过路云。”他说。两人都抬头望了望天空。灰白的云层铺展开来，云头翻卷，弥合，几处云缝中，天空蓝得像口深潭。 “要是下雨，我衣服还带少了。” “我也只有这身衣服，五月间的天气，不会有多冷了。” “可你记得去年农忙假，一场雨下来，冷得穿毛衣？班上还派人回城去拿衣服。” “那要早点，还没割麦子。”他笑笑说。“去年和谁住一起？” “我们四个人住一户农民家里。”陈永宁说，一一回想起另外三个人的名字。 “我们也是四个人——邹氏兄弟，我，郑兴。” “我还记得我们住过的那间草房。”陈永宁说。“坐落在山洼里，门口有条堰沟，有口小水塘。那好像隔了很久的事了，要不是下乡来，我就不会想到它。”

 李富坤已站起身来，在敞坝里逗那条小狗。他脑子里想到去年乡下他们住过的那座茅草房，那片麦地，篱笆墙的厨房。他们帮着主人烧火，一人负责一顿。那场大雨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起来了。天还没大亮，他在厨房里帮女主人烧了会儿火，走到敞坝里。大雨停了，天上还飘着零星雨点。凉风阵阵，有股寒意。但空气异常清新。麦地在敞坝对面。一片成熟的黄灿灿的麦地。他们收工回来，都要站到地头上搓几粒麦粒放到嘴里咀嚼。但一夜的风雨，麦秆都倒伏了。朝着一个方向倒在地里。有的地方乱了点，好像被旋风吹成那样的。他走到地边上时，男主人也出来站在屋檐下望望又一声不响地进屋去了。他想起白居易的《观刈麦》：“夜来南风起，小麦伏垄黄。”麦地位于坡顶上，四周光秃秃的无一衬托，灰蒙蒙的天空，云层急速地移动，远处坡头上雾气缭绕。他在麦地前没站多久，就回厨房烧火去了。过后他也没再去想它，好像什么感受也没有，已把它忘掉了。可是在同样的季节里，在这间茅草房前，它又重新出现在他头脑中，真切，生动，宛如一幅充满诗意的油画。

 

 

十四

陈永宁默默地坐在一边，小狗欢蹦活跳的，咬他的手指头。男主人抱着娃儿走到敞坝里。天色暗下来了。乡日的黄昏，鸡鸭归圈，鸟儿归巢，蚊蚋声嗡嗡。有种与世隔绝的味道。屋里已点上油灯，女主人在灶头上准备晚饭，李富坤想到去帮她烧火，但男主人叫他别去，烧火做饭是女人的事。

“可带孩子也是女人的事。”

“说这娃儿，他可不一样。”男主人说，低头看看孩子的脸。

“满一岁了？”

“九个多月。”

“长得很可爱。叫什么名字？”

“江棚生。”男主人说，把食指伸到他嘴唇上，婴孩闭着眼撮嘴做出吸奶的动作。他拍拍他的脸蛋：

“贪吃的小东西！”

“长牙齿了。”

“噢，长了好几颗了。”男主人说：“把嘴张开让叔叔看看。”他示范性地张开嘴，但婴儿却张开了眼睛。

“让我抱抱。”

男主人把他递给他。他抱在手臂里，婴儿好奇地朝他望。

“两位同学住城里哪条街？”

“他家在厂里。”

“哪个厂？”

“七0一。”陈永宁说。

“你们书记姓唐？”

“唐书记已调走了。”

“几时调走的？”

“一年多以前。”

男主人点点头，问李富坤住哪条街。

“去军分区就得走那条街过。”得到回答后，他说。

“看怎么走。”

“从老汽车站这方去。”

“那倒差不多。”

“我有个朋友在军分区办事。”男主人说。

坐到晚饭桌上他又谈起这事。两杯烧酒下肚，他脸色红润起来，汗腻的额头上鼓起一根青筋。他说别看他这副土头土脑的样子，进军分区大门却没人拦他。他那位朋友是军需处处长。他大摇大摆地进去，门岗都不会问一声。

“市委我也照样能进去，你们信不信？”他红光满面地说，把剩下的几滴酒喝干。“不用通报，对直就进去了。见我这副穷酸相，有些女接待员会想，哪里来的土包子，找错了门儿。可怪事来了，王书记一见我就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握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递烟，像见了老朋友……不是王书记这人没架子，随便见了个土包子都会这么热乎。他这人有架子。那些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小妮子不敢小看我了……我口头没说，我跟王书记干革命那阵，你们还不晓得在哪里抓搪鸡屎吃呢。王书记是我们这个区的老区长。刚解放那阵，我在他手下当通讯员。那阵子我人年轻，腰上别杆盒子炮，还真有点威风呢！……我们一块干事的几个朋友，这会儿都有出息了，有的调到县里当书记、局长，有的调进城里。我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上，我要是有文化，脑筋够用，就不会替一个地主成份的本家亲戚说好话，就不会头脑冲动犯那个错误，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当农民老二哥了……”

他俩一边吃着白菜汤下麦粑，一边听他说。他是个见过世面的农民，这是他想给他俩留下的印象。不管怎么说，他比以前的房东有趣多了。他和他俩说话，就像和成年人说话一样。

桌上点着盏油灯。女主人抱着孩子默默地坐在对面，喝一口汤，掰一块麦粑送进嘴里。婴孩哭起来，她又解开衣服喂奶。

“你看我多大年纪？”男主人问。

“不到四十吧。”

“我出老，人家都这么说。”

“三十六、七？”

“不到三十五。”他苦笑了一下。“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才有这么个娃儿，你们奇怪吧？”

“为什么奇怪？”

“我们下乡人，男人大多数二十岁就当爹了……”

“我三十五岁才当上爹，”他接着说。“这上头有段历史。”

“啊？”

“我这是第二次当爹。”

“第二次？”

男主人伸手拿了个麦粑，朝对面的女主人望望。女主人也抬头望他。屋子里静了刹那。他调开脸去望着灯光，摇了摇头，说：“我大的三个娃儿，烧房子烧死了。”

“前年腊月间。”男主人说。“至今还不晓得火是怎么烧起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生产队开会，看见半边天烧红了，还没想到是自己的房子……我们平常开会都把两个小的带在身边，可那天晚上开斗争会，没带他俩去，叫他两兄弟和姐姐一块看家。我大的那个女读小学二年级了，她要不进屋去救她两个兄弟，她不会被烧死……火是从厨房里燃起来的。厨房挨着套屋——老房子的布局和现在不同。两个小的大概上床睡了，她在这头堂屋里做作业。她已经跑出来了，想到两个兄弟还在里面，又跑进去救他俩。这是坎下一个老年人说的。主劳都开会去了，只留下老年人和孩子看家。她拄着拐杖出来，爬上坎，看见火已经窜出房顶了。大娃跑进去就再没跑出来。三个娃儿都烧得只剩把骨头。”

“半夜火才打熄，什么都烧光了。”一阵沉默后，男主人继续说。“东西烧了我不心痛，我痛的是几个娃儿。我最小的那个生在六0年，刚吃上几天饱饭，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难受。他跟在我屁股后面已经追到小路上来了，我把他喝了会去，我最后悔这事，我伤心透了……我躺在新搭的窝棚里，茶食不进，躺了一整天，一句话没说。我翻来覆去地想：房子烧了可以重新盖，粮食烧光了可以找亲戚朋友借，生产队也可以给些补助，可娃儿死了怎么办？我三十四岁了，却突然成了无儿无女的孤人。我留下了眼泪。我已好多日子不知道流泪是怎么回事了。我想，人活着，除了传宗接代还有啥想头？我这辈子没做缺德事——我在旧社会吃过苦，斗地主、富农是为了响应号召，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不能让我断子绝孙啊！我太想要娃儿了。我想我们人还在，光伤心有什么用？当晚，我就想到再和我女人生孩子。她还在伤心，哭哭啼啼的，可最后还是依了我。她一直在哭。我们俩都没有一点高兴劲儿。我感觉就像在完成一项任务。可娃儿还是在那个棚子里怀上了……”

两个城里来的学生安静地听着。男主人点上一支南雁牌香烟，继续发挥他的感想：“你们还是学生娃，不懂有的男人在那种时候会是窝囊废，想干也干不成。我这根××，不是为了取乐……我们还要生几个娃儿，她又有了……”

他俩调头去望那母子俩。棚生娃倚在他妈的手臂里，仰起脸，嘴里咿咿呀呀地伸手去摸她的下巴颏。她低眉垂眼，一声不响地嚼着麦粑。

“我不是就不伤心了。”男主人隔着饭桌对她说。“我跟你一样伤心。可日子还得过下去。这就像种庄稼，一茬遭了灾，就栽一茬补上。”

路边毛茛

十五

早晨他很早就醒了，穿上衣服，去帮女主人烧火。女主人也刚起床，正发燃火，站在灶前刷锅。

“你不再睡一会儿。”她说。

“不想睡了。”他说。“我平常也起得早。”

“你家里也烧柴？”

“以前烧柴，现在烧煤球了。”他说，坐在灶前的矮凳上，想到母亲这个时候也可能起床做早饭了。离家才一天，他就有点想她了。

“麦粑当顿不习惯吧？”

“我吃得来，这是新麦粑。”

“你那个同学昨晚没吃多少。”她说。“我煮点稀饭。”

她把米淘干净，下到锅里，把面粉调好，走到角落上去打开圈门。五六只鸭子，两只生蛋母鸡和几只个子鸡。鸭子嘎嘎叫着，扇着翅膀，一股臭熏熏、热烘烘的气味从圈里冲出来，挾带着羽毛飘散开。一只刚长出冠子的小公鸡一出圈门便伸长脖子打了个鸣儿。

她把一钵掺和了糠和麦麸的饲料端到敞坝里，转来接替他烧火。“你去洗脸。”她说，从灶上一口砂锅里舀了瓢热水到洗脸盆里。

他去取挎包里的毛巾，但想到三同，又折回来，用洗脸架上的毛巾洗了脸。过后他站到门口檐坎上漱口。天色大亮。昨晚下了雨，此时云层散尽，天空清亮如洗，又是一个大晴天。

女主人走到门口来，说她去摘桐子叶。他说让他去。他放下漱口盅，和她一块走到屋档头上，她把桐子树指给他看。右手矮坡上长着七、八棵桐子树，她叫他摘路边靠近一块大石头的那棵。他踏着湿润的沙地走过去，站在树下把雨水摇落。大滴大滴的水珠凉悠悠地滴落在脸上、手上，沙地和枯叶上响起哔哔啪啪的响声。泥土的气息和草木的芬芳唤起他遗忘了的童年的印象。他兴奋地攀着枝条摘起来。女主人站在屋档头檐下望着他。她望了阵，然后走到旁边地里摘了几条黄瓜。

他捧着一大捧桐子叶转来，男主人已经起床，穿着背心裤衩，趿着鞋上茅厕。

他把桐子叶洗干净，到水缸里去舀水喝。女主人说茶缸里有凉茶，但他说他就喝凉水。他这段时间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盅凉水。他读了《燕山夜话》里一篇文章，上面谈到喝白开水的好处。他把作者的话当真了，用凉水代替白开水。

陈永宁还在睡。看见撩开的帐子，他睁开眼来，问：“还在下雨吗？”

“早没下了。”

“我昨晚醒来听见滴屋檐水。”陈永宁说，仍然躺在床上不动。墙角上光线模糊不清，他懒洋洋地躺着，半裸着身体，穿条蓝裤衩。温热的被窝里有股稻草、麦芽混合的气息。他打了个呵欠，笑嘻嘻地朝他望。

“你睡得很死，老是裹铺盖。”他说，陈永宁掀开铺盖，他注意到他裤裆处湿了一团。他画地图了，他想。

“我可不觉得，你该把我蹬醒。”陈永宁说。

“我倒是蹬了你几下。”他说。“快起来了。”

“我醒来，还以为自己躺在学校寝室里……早饭吃什么？”

“麦粑下稀饭，腌黄瓜。”

“这还差不多。出太阳吗？”

“大太阳。”

他感到兴奋。他说不出为什么，心里还有种不甚踏实的感觉。昨晚他睡得不好。他兴奋的后面还有一丝倦意。他没对陈永宁说，昨晚他把腿搁在他身上了。他侧着身体紧挨着他，呼出的气息触着他的颈脖，手臂也搭过来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成了他意念中想要拥抱的对象。当然啦，即使他真的那么做，他也不会动一动的。

他转身朝灶前走去，已摆脱掉这个念头。灶头上搁着盆热气腾腾的稀饭，锅里刚蒸下桐子叶包的麦粑。他们今天干的活是薅洋芋地。男主人从茅厕里出来，便给他俩准备锄头。他用柴刀背把榫头抖落，重新投上，然后提着半桶脏水到敞坝里去磨锄。

洋芋地在河边沙滩上。他俩吃过早饭来到地里时，别的同学己等候在地头上了。陈永宁见了他那伙人由衷地感到高兴，老远就扛着锄头跑了过去。他俩正走在竹林下面的斜坡上，他望着他跑开去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酸溜溜的醋意，妒嫉地想：他或许认为我索然无味，和我一块感到无聊才会这么高兴。他慢腾腾地落在后面，踏上洋芋地中间的沙路，郑新招呼他：“过得怎样，Comrade Li？”

“不怎样。”他笑笑，见到郑新他很高兴。

“你们早饭吃什么？”

“麦粑下稀饭。”

“我们也吃麦粑，可惜没有稀饭。”郑新说。“能喝上口稀饭倒真不错。”

他们分在一户下中农家里。女主人有病，四个娃儿还不到挣工分的年龄。昨晚吃得更差，豆渣煮南瓜藤颠头当顿。这话只能在两人之间谈谈。他们必须做到三同，对吃什么不能妄加议论。

他的伙伴吴学红拄着锄头站在一边。吴学红是个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的少年。过去一点站着邹氏兄弟，一对双胞胎，较矮的兄弟下巴搁在锄把上，往他们这边望。王英和谢玲站在一边。她俩不知怎么结上伴了。谢玲朝他笑笑，她似乎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他很高兴班主任在另一个组。他们这个组由劳动委员刘彰负责。生产队的人到齐后，他们便一字儿排开，从地的一头往另一头薅草、松土。地是湿的，粘锄，薅一阵就得停下来，把锄背上的泥巴刮掉。他们正对太阳升起的一方，左手离河岸不远，望不见河，但听得见滩头流水声和纤夫拉纤的号子声。

尽管一个老贫农作了示范，该怎样在沟垄间使锄，他们还是笨手笨脚地使不好。房主人把锄头磨得锋快，洋芋秧一碰就断。李富坤铲断一棵，便捡起来插进土里。他叮嘱自个儿细心点，但没隔多久，又铲断了一棵。他同样不引人注意地插进土里。接着，他又铲断了第三棵。他想土很湿润，也许它们能活过来，就像生物课上讲的插枝成活一样。太阳已经升高，表面的土层已烤晒得干爽，插进土里的洋芋秧仍然显得生机勃勃。他只希望自己离开这道沟垄前，它们不要很快蔫下去。

他一共铲断了九棵。休息时他还想着这事。不能损害贫下中农的庄稼。但铲断洋芋秧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他听见王英问旁边一个农民：“洋芋秧铲断后会重新长起来吗？”

“会长起来。”那个农民说。

“怎么长起来？”

“从蔸子上发芽。”

“它有蔸子吗？”

“每棵下面都有蔸子。”

“我还以为它会长出根来……那会影响洋芋生长吗？”

“会有一点影响。”

王英说幸好她很注意，没铲断一棵，下不了锄的地方，她都用手去拔草。

“你们刚学干这活，铲断几棵不要紧。”那个农民说，吧嗒了两口叶子烟。

王英不再开腔，看见谢玲在竹林附近的小溪边向她招手，便高高兴兴地跑了过去。

李富坤提着水胶鞋来到小溪边，她俩正把解放鞋脱了当船放。两人的裤子都卷到膝盖上，露出洁白的小腿肚在溪沟里趟水。

“你也来一个。”谢玲邀请他。“你的水胶鞋放得更远。”

一会儿郑新走过来，望了一眼，说：“你们还在干儿戏！”

但一分钟后，郑新也把球鞋脱下来加入了船队。它们顺水漂流一截，越过浅滩、浪花与漩涡，又被追回来，重新放下去。

“你们瞧李富坤！”谢玲笑道。

他玩得很认真，跑过去追他的一只鞋，踩着块鹅卵石滑了一跤，差点掉进溪里去。

陈永宁他们一伙男生在下游一点的乱石滩中捉螃蟹。出工哨子响后，大伙回到地里摸着活了，他们一伙才磨磨蹭蹭地爬上坎来。

陈永宁把捉到的几只螃蟹用草茎穿起来，下工回去，舀瓢水喂在洗脸盆里。吃过午饭，他俩正站在檐坎上观赏，班主任魏德明来了。他来向房主人联系讲家史的事。

“你捉的螃蟹？”他问陈永宁。

“我捉的。”

“你捉来干什么？”

“玩吧。”

“听说你们为了捉螃蟹，工都不上了？”

“我们只迟了一会儿。”

“要想迟多久呢？你知道自己上这儿来干什么的吗？”

“参加劳动锻炼的。”

“捉螃蟹重要，还是劳动锻炼重要？”

“劳动锻炼重要。”

“去把它倒了！”

陈永宁正要去端洗脸盆，房主人抱着棚生娃出来了。“向老师认个错。”他说。“螃蟹就不要倒了——我这娃儿要看。”

棚生娃向脸盆挣过身去，房主人抱着他俯在上面瞧。清水里几只螃蟹警觉地伸出螯，爬动的脚爪搔着盆底沙沙作响。

“做事要用脑筋想想，”班主任说。“要注意影响，知道吗？”

“知道。”

班主任一转身，陈永宁说：“谁去告的呢？”

“总会有人吧。”李富坤说。

“这么快就告到他那儿去了。”陈永宁说。“可恶的特务！”

 

 

十六

吃过晚饭，同学们都集中到房东家里来听房主人讲家史。

堂屋里很快坐满了人。所有的凳椅和能当座的东西都用上了，队委会的人还抬来了两条长凳。即使如此，来得迟的同学也只好垫把谷草靠墙打坐。一张长凳上挤了十来个人，有的女同学就坐在别人的腿上，他俩睡的那张床上坐了七、八个男同学。女主人抱着娃儿，站在房间门口。桌上点着盏马灯，搁着口茶缸，一个粗茶碗。班主任准备了笔记本，同学们也有带笔记本的。讲话前，班主任作了简短的发言。房主人在一阵掌声中站起来，向全体听众微微鞠了一躬。

他先从他爷爷讲起

路边毛茛

十七

他们那伙男生住在一座四合院里。四合院又名曾家院，几个房东都姓曾。陈永宁从屋里拿了电筒出来。他穿件翠绿色的圆领衫，饭前冲了个澡，头发还是湿的。

“你去吗？”他问站在敞坝里的李富坤。

“不想去。”

“你反正也没事。”

“我想早点睡。”

“那我走了。”陈永宁说。

他走到敞坝边，他冲着他的背影说：“那事你不会对别人说吧？”

“嘿！我就揣摸你有什么心事，”陈永宁说。“原来如此——你胆子太小了。”

“你以为我是胆小鬼？可是……”

“我说你胆子太小了，那样的事也要放在心头。”陈永宁笑了笑，转身跨过敞坝边的阳沟，头也不回地走开去了。

他望着他穿过小路，经过路边的番茄地时，顺手摘了一个抄进裤兜里。再朝前，翻上土埂，消失在一笼楠竹后面。天麻麻黑，楠竹笼里麻雀吵个不停。

他是下了点决心，才开口提到这事的。事情的重要性已超过了任何可能引起的羞愧。他站在敞坝里，回想起午饭桌上的那一幕。男主人问：“你爸爸在哪个单位上班？”他们在聊城里和乡下的区别。城里一个工人的收入相当于乡下几个农民；即使像他们这样的经济区的农民，也远远不能和厂矿里的工人相比。男主人说：“要苦还是我们农民苦，脸朝黄土，背朝天……”李富坤说：“城里也不是人人都有工作。”男主人就是在这时问他的。他本来想说他爸爸已经死了，那也就没事，但他却说：“他在外地工作。”他并没怎么想，话就出口了。他接着又不得不回答：他是地质队的工作人员，搞测绘工作的，每月工资六、七十元。他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不久前读过一篇介绍地质队的文章，他们在野外工作，脚迹遍布荒山野岭，这工作很吸引他。他看见陈永宁抬起头来望他，他脸红了。一个下午他都在琢磨这事，翻来复去的，丢不开。他也知道陈永宁不会说，但却又总觉得放心不下。理智帮不了他的忙。他需要得到保证。然而现在话说出口了，他却并不感到丝毫轻松。

屋里已点上灯。男女主人在给娃儿洗澡，一个托着胳膊窝，一个用毛巾浇水洗。娃儿在浮了层肥皂泡的脚盆里动来动去，两条腿高兴地打水。

“怎么没一块去？”见他进来，男主人问。

“我不想去。”他说。

但他心里的感觉却刚好相反。他留下来干什么呢？他并不想睡。他走过去，在脚盆前站下来。男主人把娃儿托起来，擦干身体，放在膝盖上，仔细地在各个部位撒上痱子粉。女主人给他穿衣服。她脸上有种抑郁的神情，笨手笨脚地把娃儿弄哭了。男主人接过去穿，她蹲在一边呆着，头发散乱，从敞开的领口露出一大片胸脯。他站在那儿，觉得自己多余。

他真该出去走走。他想到郑新，他那儿离得不远。男主人把穿好衣服的娃儿递到女主人手里，她已站起身来，接过手坐到一旁的竹椅上去。李富坤说：“我出去找一个同学。”

“天都黑了。”

“他就在坎下。”

“你点支火把去。”男主人走到墙角上，拿来一根剥了皮的麻杆，在灯上点燃，交给他，“我们乡下走夜路都用这个。”

他从屋里出来，踏上小路。天全黑了，没有一丝星光。天气燠热，一丝凉风也没有。他握着麻杆中节，把火光举过头顶。火光摇曳，在四周照出一团模糊的光晕。路边蟋蟀唧唧地鸣叫。翻上土埂，他脚步慢下来。昏黄的光照出脚下厚厚一层竹叶和头顶上鸡爪楠纵横交错的枝条。竹叶丛中发出簌簌的响声，鸟叫的嘎嘎声，翅膀的扑棱声——在另一处枝条上安静下来了。几条小路在竹林里相交。他走右下方一条，经过水井，绕过一片菜地，几分钟后，来到草房后墙一排荆棘组成的棘篱笆前。

刚转过墙角，一只狗便汪汪叫着冲他跑来。房主人把狗喊住了。他站在门口灯光里，一个小女孩迈过门槛从里面出来，紧贴着他大腿站在他身边。接着，又出来一个，两个，默默地像兔子般胆怯地张望着，三个黄毛丫头和她们的下中农爸爸。

“郑新在吗？”他隔着敞坝问。

“他俩上对面房子去了。”

“去了多久了？”

“吃过晚饭就去了。”

真不凑巧，他想，把火把换了只手，迟疑起来。

“进屋坐吧。”房主人说。

“不坐。”

“你等会儿，叫大娃去喊。”

“我自己去好了。”他说。“走这条路？”

“对直走，转拐就望得见了。”

他又看看那三个小女孩，其中一个已跑到檐坎下的敞坝里来了。一个农妇从厨房里出来，也站在屋檐下张望着。

那幢在一片桂圆林后面的瓦房住着王英和谢玲。敞开的大门里，他们四个人正围着饭桌坐在堂屋里打牌。郑新面朝门坐，见了他，吹了声口哨。其余几个都从牌上抬起头来。

“我当是谁，”谢玲说。“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问来的。”

“你那个伙伴呢，没一路来？”

“他上曾家院去了。”

“没想到你会来——喝茶吗？”

“不喝。”

王英穿着件花布衬衣坐在她对面，袖口捞在手肘上，牌收来捏在手里。灯下的几张脸都笑嘻嘻的。他把熄掉的火把倚在一边墙上，望望牌桌问：“打什么？”

“对家拱猪。”郑新说。“我这盘打完你来打。”

李富坤说他不会打拱猪，边说边调头去望侧门里出来的一个十七八岁的穿黄色衬衣的姑娘。房东的幺女。套屋里有说话声。她在门口站了站，又转身进去了。

“会打千分吗？”谢玲问。

“也打不好。”

“他只会x+y，A、B、C、D。”王英说。

吴学红格格地笑了两声。谢玲也抿着嘴笑。

“你嘴太厉害了。”郑新说。

“我不过开句玩笑罢了。”

“他那样的脑袋瓜要学打牌还不一学就会？”郑新用教训的口吻说。他坐在这儿牌桌上俨然是个发号施令的头儿。

“我没说他不会。”王英说。

“我来教你打。”

“你们打，我看会儿就走。”

“我们也只打一会儿。”

他们又打起来。一副桐油浸泡过的饼干大小的儿童扑克，房东借给他们的。谢玲出了张A，把对方的羊子吃进。他们盯着牌，眼睛也不时溜来溜去。王英牌打得很精，她和谢玲之间有点子，出关键的牌时，互相都要望一眼。

一局打完，她洗着牌问：“再打一局怎样？”

“不打了，”郑新说。“明天还要出工。”

“不到九点，反正也睡不着。”

“你来打。”郑新对他说。“我帮你看着。”

“我不想打。”

“打完这局我们一块走。”郑新说，伸手去摸牌。

他站了五分钟，他们打完一局，又重新洗牌，一个个都正在兴头上。他说他得走了，郑新说：“你该学会打牌，好久我教你。”

“他不会学打牌。”谢玲说。

“他当然不会学。”王英说。

“打牌没什么意思。”

“那你干吗打？”

“混混时间吧。”谢玲笑道，看看手腕上的表。李富坤一来就注意到了，出工时她没戴过它，那大概是她母亲的表。

路边毛茛

他在黑暗中站了片刻，望着火星渐渐熄尽，才转身往回走。黑夜并非一团墨黑，凭借路旁的树影和依稀可辨的路面，这段路他完全可以摸回去。他已走过路旁那座茅舍，但蓦地想到草丛里的窸窣声，便调身到房子里去点火。

给他开门的是个青年农民，中等个子，穿件粗布衬衣。他打开了半扇门，身子挡在门口，用探询的眼光盯着他。

“我点个火。”他陪笑说。

青年农民上下打量了他，没说一句话，让到一边去了。

屋里还坐着两个人。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妇女，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两人坐在饭桌前做针线活，抬起头来默默地注视着他。

“我点个火。”他又说了句，这次是对母女俩说。

女主人挪了挪针线蓝，把灯移到桌前来。但他没伸麻杆去点。屋里的气氛使他感到异样，他问：“你们这儿没安排学生住？”

一阵沉默。姑娘盯着他的眼睛垂下去了。她坐在右手方，微微侧过身来，穿着件手工缝制的对襟子蓝布衫，在凳子上坐得端端正正的。青春期的少女，一张五官清秀的脸，头发仔细梳过，扎成两条粗辫子，光滑的额头，黑而弯曲的眉毛，忧郁的眼睛。此时调过脸去了，低着头，专心纳一张用碎布块拼接成的鞋垫，就像城里来的姑娘穿着一身乡下人的衣服坐在这儿的灯光下。李富坤出工时没见过她，也没见过这家里如何一个人。他想他们大概属于另一个组。

“不会安排给我们。”头上绾着发髻、脸色憔悴的女主人说。

“住不下？”

“不光是住不下……”

主人没叫他坐。看来在催他走。但他说：“我找点水喝。”

“有茶。”女主人说。

站在门口的青年走到右手墙下，从搁在木凳上的一口缸钵里舀了半盅苦丁茶递给他。青年脸上长着雀斑，胖乎乎的脸，看上去不很健康，漠然的神情中透出一种警觉。一只黑猫从厨房里窜出来，钻到桌下去了。厨房里亮着灯光，在煮猪潲。右手套屋敞开黑乎乎的门洞。李富坤喝着茶，眼晴落在正面墙上贴的画像上。

“别对人说你来过这儿。”他把空茶盅递过去，青年人说。

“为什么？”

“我们姓周，你一问就晓得了。”

李富坤心里一咯噔，不用问他也知道他们是谁了。队上只有一户姓周的地主，还有富农、伪保长、坏分子等，但地主独此一家，下乡第一天队委会的人谈到生产队的阶级斗争状况时就向他们作过介绍，没想却让他无意中闯上了。

他去点火时，朝姑娘望了一眼。她低着头纳鞋垫，但仍感觉到他的目光。

他往回走，一路都想着这一家人。他想，他自己也是剥削阶级子女，他和那俩兄妹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城里人，他们之间就有了等级上的差别。

他想到她身穿蓝布衫的身影，想到“田间少女的蓝布衫”、被批判的诗人以及不久前在学校图书室走廊上无意间听到的两个高中部的男生有关诗人和这首诗的对话。其中一个说，没有纯粹的少女，就像没有纯粹的人，纯粹的爱情一样；如果抛开了阶级识别标志，一个地主佬朝你走来，你还会以为是一个人朝你走来呢。另一个哈哈笑了几声，表示赞成这种观点。第一个接着说，“田间少女的蓝布衫”说的是纯粹的少女，抛开了阶级性，而我们知道，田间少女包括贫下中农的少女，也包括地主、富农的少女，纯粹的少女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问这句诗应该怎样改，第一个想了想说：“田间贫下中农少女的蓝布衫”。另一个重复了一遍，觉得虽有点拗口，但还是改得很精彩。两人笑了起来。李富坤听了觉得很惊诧，“田间贫下中农少女的蓝布衫”算什么诗句呢，纯粹的胡诌。他不赞成这种观点，但又觉得难以反驳。因为这也是报上文章的观点。

他身边在发生一些事情，他对此却熟视无睹。他登上斜坡，站下来往来路上望。他没望见那间草房，它侧面向着这方，灯光被竹笼遮掩，隐没在黑暗中。他没看见那家人的男主人，他想可能已经死了，地主帽子便由女主人接过去；女主人死了，便交给那个脸上长着雀斑、有点儿虚胖的接班人。他想到那个姑娘，她不再有纯粹的青春，也不再是他第一眼见到她时那个纯粹的少女。

他丢掉熄灭的火把，摸黑回到草房。男主人还没睡，坐在堂屋里抽叶子烟。

陈永宁还没回来。你没碰见他？男主人问。没碰见，他没精打采地说，还想着那双纳鞋垫的手，那低垂的头。

“他怕就在朋友们那儿住下了。”

“他拿了手电，会转来。”李富坤去灶上舀水洗脚。男主人坐着没动。他抽着烟坐在进门一张矮凳上，腰弯得低低的，背影对着他。李富坤把木盆端到桌前来，脱了鞋，在长凳上坐下。他遮住了灯光，坐在矮凳上的身影朝门外别过脸去。

他在等这家的女主人，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她有时会一个人摸出去，在附近转累了又摸回来。

李富坤望着他，没说话。婴儿睡着了，房间里异常安静。男主人的声音低沉，疲倦。一个不祥的夜晚，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自从那场大火后，她脑筋就出了点毛病。”男主人用同样的声调说。“她有时想那三个娃儿还活着，她去找他们……平常她人上好的，你这几天没看出什么吧？”

“没看出什么。”他说的是她？那个在他讲家史时无动于衷地在一旁听着的女人？那个温顺的女人？ “她有时会脱光衣服……”

“要不要去找她？”

“不用，她今晚自己会回来，她没走多远，就在附近。”男主人脸朝门外。黑夜，支楞着耳朵在听。接着，他调过脸来视线疲软地落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地说：“她有啥丢不开的呢？我是他们爹，我就一点不伤心？人死都死了还能活过来吗？”

可是她却相信他们还活着。她去找他们去了，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李富坤陪着沮丧的男主人坐了会儿，上床去睡了。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半夜醒来，他听见她哄孩子的轻柔的声音。

 

 

路边毛茛

十八

李富坤一个晚上都睡得不安稳，醒过来几次。陈永宁没回草房过夜。他梦见他拿着火把上什么地方去找他。一会儿是火把，一会儿是电筒。他爬一个坡，老爬不上顶。火把烧着手了，他想丢却丢不掉。

他也没回草房吃早饭。李富坤到地里，才听说曾家院一个姓陈的同学得了疾病，连夜送回城去了。

发病时不到十点，传话的人说，去请了大队医疗站的医生，但打针吃药全不顶用，折腾到半夜才决定送医院。生产队派了船。班主任和几个抬他上船的同学也一块回城去了。

“出了事老师最着急。”

“人家家长会找他。”一个矮个儿、麻脸的农妇望望旁边站着的李富坤说。她穿件肩上缀了补丁的蓝布对襟衫，稀疏的头发在后脑勺上绾成一个松松垮垮的髻，丑得引人注目。大伙都拄着锄头立在地头上。到上工时间了，还没人吹哨子。

“自己得的病，老师管不了。”李富坤说。

“那他管啥？”

“管全面的。”

“他把人家娃儿带到乡下来，总脱不了关系吧？”

“我们是自愿下来锻炼的。”

“锻炼个×！好端端的书不读，却跑到乡坝头来挖泥巴。”农妇说。“真出了事人家家长会找他的。” 只有贫下中农才敢这样说话。农妇以为她的话得到了李富坤的赞赏，朝他投过来得意的瞥。李富坤却觉得她的装束、形象使他看上去有点像是从另一个朝代里钻出来的人。他想，家长和班主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他们不懂事的时候属于家长，属于那个小家庭；一旦懂事了被送进学校，就属于学校这个大家庭的人。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比起集体生活来是微不足道的。剥削阶级家庭的家长只能遭到班主任的白眼，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到学校参加家长座谈会。家长的话子女可以不听，但班主任的话却不得不听。那个为了和家庭划清界线搬到学校去住的高中部的女同学，家长拿她毫无办法。她后来住了段时间又搬回去了，那也是在班主任的开导下改变初衷的。班主任认为目前还是应该由她那个反动家庭负担她的生活；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出身，虽然她的出发点是为了要求革命，应该肯定。班主任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班主任能给他们的东西，任何家长也不可能给他们。

他们开始干活了。要薅的地离河坝很近，不仅听得到滩头的流水声，还看得见下游一段狭窄的河面。太阳一露脸就被云层遮住了。薄薄的碎絮般发亮的云。刮上河风，那段河面被风吹皱，看上去像片静止的湖。水面上漂着木排和一艘重载木船。另有两艘木船扯着风帆，贴着河岸朝上游驶来。 “那后一艘是队上的船。”一个农妇说。

“没那么快。”另一个说。

“天亮从城里动身，算来也该到了。”

“不像是队上的船。”

“我说是，等会儿瞧吧。”

船驶得很快，不多一会儿就驶过那段河面，绕进河湾里去了。她们已看清不是生产队的船。后面又驶来两艘，同样也不是。李富坤朝河面上观望，很惋惜自己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夜晚抬着担架走下河坝，四周夜静墨黑，只听见河水的叹息声和病人断断续续的呻吟。有人在前面打着手电。一行人上了船。船夫抽了跳板，解了缆绳，用竹篙把船撑离河岸。那岸，那河水，那渔船的灯火，那岸边闪闪发光的萤火虫，那夜幕中显现的山丘茅舍，可惜都让他错过了。三十里江路一晃而过，尤其错过了站在船头远眺城郊河岸朦胧灯光那最富有诗意的一幕。

两相对照，眼前的农活显得多么枯燥无味。几天来都是薅地、薅地，除了劳累，谈不上任何收获。他铲几锄，站一阵，干得一点不带劲。同学们都是如此，连王英也不例外，不怕谁检举谁了。队委会的干部都到公社开会去了，地里干活的社员也都松松垮垮地磨洋工。妇女们边干活边聊天，有的索性凑在一块，拄着锄把叽叽咕咕地拉家常。

歇稍过后，船回来了。救护队的同学上岸来，大伙才看到。他们爬上河坎，穿过一片沙地，来到干活的地头上。

李富坤站在离路不远的地方，陈永宁跨过沟垄向他走来。

“昨晚你们没等我吧？”陈永宁停下脚步，说。

“等到十一点，以为你在他们那儿住下了。”

“从昨晚到现在，我连眼睛也没闭一下。”陈永宁说。

陈永宁脸色略显苍白，头发有点儿凌乱，但看不出一丝倦意。他原来一直就在等他，从昨晚到现在。他的等待、焦虑此刻都得到了报偿，但表面却显得淡漠，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得的什么病？”他问。

“急性阑尾炎。”

“我估摸也是。”

“第一个医生没诊断出来，以为是一般的肠绞痛……”

“动手术了？”

“快天亮时才动的手术。”

“你们手术完了才走的？”

“没等到那个时候，魏老师留下来了，把家长也通知来了。”陈永宁说，望望走过来的邹氏兄弟。

“没叫你们回家睡一觉？”

“放我们半天假，可大家都愿搭船走。”

“魏老师不转来了吗？”邹氏兄弟中小的那个问。

“哦，大概下午赶车转来。”

农忙假连今天在内还剩下两天了。要是那个同学迟一天得病，他们也许就呆在城里不再转来了。

“你该回去补补瞌睡。”李富坤说。

“可这会儿又好像睡不着。”

陈永宁和救护队的几个同学一块走了。李富坤下工回去，他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一倒下铺就睡了。”女主人说。“叫他起来吃饭吗？”

“让他睡好了。”李富坤说，听听帐子里发出的匀均的鼾声。

男主人下工回来在门口带孩子，他这两天在生产队公房里干活。女主人把做好的午饭摆到桌上。昨晚那场风波已经过去，白天她又是原来那个忙碌、温顺的女主人。

下午班主任没转来。生产队提前收工。李富坤回到草房，陈永宁已经起床，站在竹椅前逗棚生娃。 “瞌睡补足了？”他放下锄头问。

“补足了。”陈永宁笑着说。他补足了瞌睡，吃了饭，显得精神焕发。他总是这样，他想，他就从没见过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女主人在灶前斫猪草，锅里煮着猪潲，闻得到很浓的一股酒糟味。李富坤到石缸前去舀水，很高兴看到水缸已挑满了。他洗了脸，端着瓷盆到敞坝里去冲脚。

“我们出去走走。”陈永宁出来，站在檐坎上说。

“上哪儿？”

“河坝里。”

“好，我把鞋穿上——你帮我递一下。”

 

 

十九

他俩朝河坝走去。这是他们出工走的那条路。两人穿过竹林，走下斜坡，来到小溪边。连续几天的太阳，小溪枯了不少，石头都露了出来。有的地方溪水几乎断了流，形成一个个水潭。水潭之间只有涓涓细流连接。他俩从一道沙埂上穿过，望见旁边沙地上爬过一条杯口粗的蛇。陈永宁捡块石头掷去，蛇钻进溪边草丛里去了。他俩踏上沙坝，下午天转晴了，云层薄薄地露出一片片蓝天。薅过的洋芋地罩在烘烘太阳中，四周很安静，不见一个人影。他俩走到河边上，生产队的船还停在那儿。几个割草的孩子在旁边一点的沙滩上洗澡，背兜镰刀搁在一边，光着身子在沙滩上跑动。

他俩站下来，面对河水望了会儿。光滑的水面看上去很平静，但实际上却流得很急。这只消望望河心漂过的浮木便能感觉得到。浮木隔不多远就有一截，三分之一或更少的部位露出水面，静静地、疾速地朝下游河湾漂去。河面空旷，不见一艘船只。对岸是一排光秃秃的山丘，未经开垦，亘古风貌犹存。红砂的坡脚陡峭，近岸几乎垂直，切断了沙滩、小路，壁下水流湍急，泛起一个个漩涡。在两座山丘的夹槽间，有道干枯了的溪流，往坳口里望去，看得见后面坡上一间孤单的草房，它位于坡顶附近一处崖壁下，安静，神秘，像隐士的茅舍，引人无限遐想。

“我们朝哪头走？”

“朝上。”

“你等我一会儿。”

“什么事？”

“身上有纸吗？”陈永宁说。“我下乡来喜欢拉野屎。”

李富坤在兜里找出皱巴巴的草纸，陈永宁接过手，跳下河坎，隐没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去。他等了五分钟，陈永宁上来，他俩一块往前走。

一条小路顺着河岸蜿蜒。他俩走一会儿路，又走一会儿沙滩。一艘客轮开下来，顺着他俩的视线朝下游驶去，掀起的浪花拍击着沙滩，细浪在河面上隔了会儿才散尽。过了弧形的岸，前方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河道沿着沙坝朝前伸展，河面变得更宽。岸边的沙滩上出现了放牛、牧鹅的孩子。

“还朝前走？”他问。

“走到放鹅的那儿再转来。”

“喜欢这地方吗？”

“说不上喜欢。”

“还剩下明天一天啦。”他说，往江心漂下来的木排望望。

“觉得时间长吗？”

“也长也不长。”

“我觉得比在学校长多了。”陈永宁说。“我第一天下来就想走。我看见你在敞坝里跟房东唠唠叨叨的，都觉得奇怪。”

“原来如此，”李富坤说。“你当时闷在一边不开腔。可你后来照样过得高高兴兴的。”

“我一直数着天日过日子。”陈永宁笑了笑说。

“你最好把你的感想写在作文上。”

“要真那么写，魏德明老师准会吃惊不小。我还有些想法，要是写出来了，他肯定会吃惊！”陈永宁哈哈笑了两声，然后说：“不过说正经的，我还是很喜欢这次农忙假，因为……”

他没再说下去，李富坤已明白他的意思。他俩从放鹅的孩子身边经过。七、八只鹅，一个坐在路边石头上手拿细竹条的小男孩。贫下中农的孩子，盯着他俩望。再朝前，他俩在一处沙滩上碰见王静元。老远看见他趴在草地上瞧什么东西，走近了才发现他在聚精会神地观察一只螳螂。

“一个法布尔。”李富坤说。

“法布尔是谁？”

路边毛茛

961二十

农忙假结束后，班上照例进行思想总结，表彰先进，惩戒落后。这次针对的对象是王静元。

王静元的母亲是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据传，魏德明老师曾托她找过胎盘，要那种头胎生的、母体健康状况良好的胎盘，不知她替他找到没有。王静元的父亲是医院的副院长，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内科看门诊。王静元是独子，和家庭的界限不清。星期天，他陪父母上街，逛商店。而别的同学却羞于这么做。他对他那个家庭似乎感到骄傲，在父母身边，他从不招呼班上的同学。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宽裕，他养成了一种过分讲究卫生的习惯。他吐痰要吐到教室角落上那个盛有石灰的木痰盂里，身上总带着张干净的手绢。他这次乡下，比别人多带了两件东西：一个锑饭盒，一把长柄汤匙。

问题就出在这两件异想天开的餐具上。吃第一餐晚饭，他便从挎包里取出来，像读住堂的同学上食堂进餐一样，往贫下中农的饭桌上一放，还煞有介事地掏出手绢擦了擦汤匙。

房主人一家五口，加上他们四个，一块围着张圆桌。晚餐是稀饭掺麦汤粑，下腌黄瓜、泡酸菜。他的那碗，女主人已经给他放在面前了，但他又把锑盒递过去。

“你吃这个方便吗？”女主人问。

“方便。”

女主人望望他，见他戴副眼镜，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穿得也比另外几个整洁，还以为他是什么干部子弟，习惯了吃餐具不习惯吃粗碗，便给他添了半锑盒。

“你在家里也吃这个？”邓洪问，他就坐在他旁边。

王静元没搭理他，用汤匙舀起个麦汤粑。热气腾腾的麦汤粑烫嘴，他对着吹了吹气，然后咬上一口，细细咀嚼，觉得味道不错，才把剩下的麦汤粑送进嘴里。稀饭很稀，饭粒几乎都数得出来，他用汤匙舀着慢慢喝。咬上一口麦汤粑，喝上两汤匙稀饭，坐得端端正正的，一副装模作样的派头。他好像不是坐在贫下中农的饭桌上，而像是坐在什么宴席上，客客气气，慢条斯理。桌上其余的人却大口咀嚼，端起碗来喝稀饭，发出很响的声音。他掏手绢擦了擦嘴，尽管他的嘴是干净的。麦汤粑和削成小块的腌黄瓜好舀，但泡酸菜舀起来却有点费劲。他一连舀了几下，舀起来一片连刀菜都被一双筷子拽了过去。两个在一边好奇地盯着他的男孩格格地笑了起来。邓洪很不满地看着他。

“有啥好笑的？”女主人说，自己也笑了，给他夹了夹蘸上油海椒的泡酸菜。

“我自己来。”他说，显然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对卫生的考虑。

“你就不能用筷子吗？”

“我就用这个。”

“你在家里也用汤匙吃饭？”

“这不是在家里。”

“是在乡下？”

王静元没再开腔，脸上一副执拗的表情。

饭后，邓洪找他谈过一次话。邓洪虽是班长，但却不善于做思想工作，至少，不会做王静元这样的同学的思想工作。或许他也并没打算真正说服他。他习惯了打小报告。两人在敞坝里没站上五分钟，王静元便赌气走开去了。以后他坚持使用餐具，饭后也总是亲自拿到灶头上去洗。

在总结会上，班主任把这事作为典型提了出来。

一年一度的下乡劳动，总会出现好的和坏的两种典型。前一种是主流。班主任先表扬了救护队的同学所表现的雷锋精神，表彰了其他几起好人好事。然后话题一转，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个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同学：一个偷吃贫下中农的黄瓜，一个偷吃西红柿，两个不帮房主人做家务。曾华贵和房主人吵嘴，受到点名批评。

“你站起来，向全班同学说说。”

“我没和房主人吵嘴。”曾华贵分辨，软塌塌地站起身来。

“那同学冤枉了你？”

“我没和房主人，是和他娃儿。”

“他娃儿多大？”

“和我差不多。”

“你们怎么顶起来的？”

“他说我们乡下劳动是劳改。”

“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是劳动锻炼，不是劳改。”

“你就这么文雅？没骂怪话？——站好，没长骨头还是怎么的？”

“我骂了他一句。”曾华贵站直了歪歪垮垮的身体。

“怎么骂的？”

“我不好说。”

“说吧，让同学们听听。”

“不。”

“你知道羞耻了？你骂下流话，甩中指拇，哪点像个受过教育的中学生！我看贫下中农的孩子没说错，尤其对你这样的同学。”

“我就该劳改？”

“思想改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坐下！”

曾华贵搔搔脑袋，坐下了。

班主任走到教室门口去，掏手巾擤鼻子。他身子朝前探着，大指拇压着一边鼻翼，让另一边鼻孔像枪口似的喷射。坐在一排过道右手方的王静元从眼镜后面望着他，思想上显然没有任何准备。该批评的已经批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使用餐具也只是个人卫生习惯问题，犯不着在会上提出来。他把班主任擤鼻涕看成是宣告总结会结束的信号。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不是宣告结束的信号，而是吹响了真正的总结会“现在开始”的号角。

“我们这次下乡劳动，绝大多数同学表现是好的，”班主任收好手巾，回到讲台上说。“基本上做到了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但是，也有个别同学，表现恶劣，在贫下中农面前摆臭架子。贫下中农洗的毛巾，他嫌脏不洗，贫下中农吃的碗筷，他嫌不卫生不吃，要用自带的餐具。同学批评他不接受，态度顽固，坚持错误不改。像这样的同学，他对贫下中农还有丝毫的阶级感情吗？”

“没有！”曾华贵在下面接嘴说。

“当然没有。”班主任说。“我们进行了这么长时间的忆苦思甜教育，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说这样的同学没认真接受教育，对劳动人民、对贫下中农缺乏感情，不是给谁戴帽子。我们讲事实摆道理。我们在会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下去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教育，做到三同是最起码的要求。为什么要对着干？也许有的同学会说，使用餐具有什么要紧，这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是个人的喜好。个别同学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但大家仔细想想，全班五十二个同学，为什么偏偏只有他一个人要使用餐具，要有意闹这种特殊？这仅仅是个人爱好吗？”班主任停下来，双手把着讲台的两角，头侧向一边，似乎等待同学们的回答。但大家洗耳恭听。“——这当然不是。爱好是受思想支配的。个人爱好，个人趣味，我们不说这就是个人主义。但抱着这种思想意识的人把集体观念放在什么位置呢？我们一再强调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对这样的同学怎么就不起一点作用，都当耳边风了？我们说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说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意味着什么？我们说反修防修百年大计意味着什么？我们说思想意识，同学们，这就是具体的表现，再清楚不过了。任何行为都不是孤立的，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少爷作风一点不过分。这是和该同学平常的表现分不开的。我们今天提出来，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部份同学中还有市场，还没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王静元开始感到不安了。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坐在后排的同学，都看得见他那对发红的耳朵。他朝讲台上仰着脸，仿佛被深深吸引住了。他徒劳地想截住班主任的眼光，但班主任在批评一个同学时是决不会望他一眼的。就像一个进入角色的演员，他不望着观众。他脸色严厉，不过并没发火，甚至连语气也没提高，正因为如此，你才充分感到他话的分量。他说完，教室里鸦雀无声，安静极了。

“王静元。”

“有。”

“你向同学们谈谈你的认识。”

王静元站起来，一只手撑着课桌，面向讲台。他那圆溜溜的脑袋，细长的脖子，瘦削的肩头，磁铁般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那对发红的耳朵变得异常苍白，他的脸也白得没点儿血色，脸上的雀斑骤然变得光亮、鲜明起来。他用另一只手朝上掀了掀眼镜。

“什么认识？”他声音微微打颤，细小如一根柔弱的灯芯。

“思想认识，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向同学们谈谈。”

“我怕同学们不相信……”

“只要老老实实认识自己的错误，会得到同学们的信任。”

王静元头一低，沉默了。逻辑之网已把他网住。鸟儿吓昏了头。温和点，他需要启发：“你先从事实说起，再挖掘思想根源。同学们反映的都是事实吧？”

“是事实。”

“你当时怎么想的呢？”

“我没怎么想。”

“就是说总还有点想法，那两件餐具不会自己跑进你的挎包里。”

“是我妈叫我带的……”

“你不是小孩了，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自己负责。”

“我没想推给谁。”王静元说。“我妈叫我带餐具，是为了避免传染……”

“怕你在不讲卫生的贫下中农家里传染上病？”一声涩笑，然后朝课堂上扫了一眼。“你最怕传染上什么病呢？”

“不是我怕，是怕我把病传染给贫下中农。”王静元一字一句地说。

“你有什么病？”急速地问，血涌上颧骨，脸也微微涨红了。

“流感。”

“我星期六下午回去就发烧，我妈给我诊断是流感。”王静元补充道。

“是流感那么快就好了？”

“我打了针，并没完全好。”

“你为什么不说呢？你有病本来可以请假嘛！”

“我妈也叫我请假，但我不想请。”王静元说。他只提他妈，不提他右派爸爸，这也是他聪明之处。他声音变得清晰、镇定起来，脸色也渐渐红润、正常了。

“那你是带病参加劳动啰？”

王静元没吱声。班主任又问：“班长找你谈话时，你为什么只字未提？”

这是最不好回答的问题。班主任眉毛扬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在那样的眼光下，要编造谎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王静元干咳了一声，以无辜受屈的语气说：“我不想对他讲，我怕他担心我传染给他们，向你反映叫我回去……我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我应该珍惜。我既然去了就想好好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我在劳动中没偷懒，同学们可以证明。”

“你在吃药吗？”班主任泄气地问，手在多皱的额头上抹了抹并不存在的汗珠。

路边毛茛

二十一

农忙假前后，学校团委派了名高中毕业班的女同学，帮助六六级三班建立自己的团组织。对这个组织来说，这不啻是片肥沃的处女地。

女同学姓龚，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校团委、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她组织同学们学习团章和主席著作中有关青年思想运动方面的论著，请校团委书记，一位相貌英俊的青年老师，到班上讲团课。第一批发展的对象都是工农子弟。作为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代表，郑新破例被吸收进入那个圈子。

每逢星期三、四，一到课外活动时间，他们便抬着板凳上礼堂或下操场墙脚下的槐树丛里去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龚大姐还经常找他们个别谈话。她是个严肃但活跃的姑娘，圆圆的脸，短辫子，穿着朴素大方。她已到了发育成熟的年龄，有的低年级的学生误把她当成年轻的老师。她负责学生会的墙报工作。她写的一篇学雷锋的文章登在青年日报上。她以一名共青团员的热情投入了新的工作，很快赢得了几个发展对象的好感。他们向她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除口头的回报外，每隔一周还交一份书面汇报。

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人，一心盼望早日加入团组织。他们不仅在学校和她交心，而且放学后也常常找到她家里去。她家住在图书馆附近的一条小街上。他们一去就帮着挑水，挑煤球。郑新对李富坤谈起过这事，他是在发现别人这么做以后不甘落伍才跟着去的。龚大姐家里有个生病的老人，爸爸在药铺上班的刘彰便主动给她捡药。女同学带小女孩——一个五岁左右寄养在她家的外侄女——上街，用自己舍不得花的零用钱买糖果给她吃。

有不符合团章要求的地方，龚大姐都及时给指出来。郑新的问题是不够团结同学，对入团抱有个人主义动机。这后一条是他自己作自我批评时说出来的。“我认为入了团对操行鉴定和今后的升学就有了保障。”他态度诚恳地说。“我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团组织不是一个保险组织。我们入团的动机首先应该纯洁。”他主动去找龚大姐交心，注意她脸上的表情，感觉到她思想的明晰，心灵的温暖。龚大姐对他笑脸常开。他安安静静地坐在她身边，聆听她的教导，像个听话的小兄弟，常常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

对王英来说，关键是得把学习成绩突上去，做到又红又专。在老师的个别辅导下，她语文、政治有了长进，但数学、英语仍然处于倒数第几名上。她英语记不住单词，分不清时态，数学立不起方程。她最头痛的就是立方程解应用题，那未知数与已知数之间的关系简直就像一座迷宫，她钻进去就很难钻得出来。“我担心自己太笨了。”她对龚大姐说。

“聪明和笨都不是天生的。”

“可老师花了那么多时间辅导我，我成绩却照样上不去。”

“老师的辅导只是外因，还得通过内因起作用。”

“你认为我主观上不够努力？”

“你说呢？你并不笨。”

“我不知道，有时觉得老师个别辅导我，是嫌我笨。”

“老师不会那么想，辅导工农子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可数学老师讲的我都听不进。”王英做出委屈的样子说。“她每次到我座位上来，我都感到神经紧张。别的同学都看着我们。一道题她讲了又讲，可我却越听越糊涂……”

“她讲解的方法有什么不对吗？”

“不，都认为她是有教学经验的老师。”

龚大姐莞尔一笑，说：“你应该听得进。你不是为你自己学知识，科任老师也不仅仅是为了辅导你。我们都只有一个目标——为革命而学。”

“我学习目的是明确的。”

“这点我完全相信。”

坐在下操场槐树丛边的石墩上，四周微风吹拂，荫凉处撒满斑斑点点的阳光。令人困倦的天气。这段时间王英常常感到困倦，令人舒畅的、懒洋洋的困倦。她不能集中心思学习。

龚大姐沉默了，抬头往操场上望。她今天穿了件花府绸衬衣，尺寸宽大，但王英还是注意到她胸部突出的侧面。她思想突然走了神，想到衬衣下那对柔软、坚挺的球状体。近来，变化已在她身上发生，她既担忧又感觉神秘。她的身体还像个男孩，但那个部位已开始发育，那常常使她着迷……一些画面在她脑子里闪过——它们往往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她微微涨红了脸，赶忙把视线调开。

从操场上滚过来一个球，滚到她俩前面一点停下来。王英看着它蹦蹦跳跳地穿过坚硬的泥地，贴着草地滚动，速度慢下来，最后不动了。要是平常，她准会跳起来捡。但此刻，她望望球，坐着没动。一个二班的男同学跑过来捡走了。

“你还没向我谈谈你的理想。”龚大姐打破沉默，说。

“我个人的？”

“你个人的。”

“我已向老师谈过，作文上也写过了，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龚大姐微笑地注视着她。她心情又变得开朗起来了。“像我爸爸那样，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她自嘲地轻声一笑。“可是你知道我以前想当什么吗？”

“不知道。”龚大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想当一名歌唱家。”

“你歌唱得不错。”

“你不是讽刺我吧？”王英高兴地说，又一次涨红了脸。

“哦，不是，你真的唱得不错。”龚大姐说。“那次青年节文娱晚会上，你唱得很有感情……”

“我知道唱歌是一回事，想当歌唱家又是一回事。”王英说。“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已作了批判，早就有所认识。”她停顿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下面这事，但她没来得及细想话就说出口了。“我们班上还有个别同学抱着这种思想，前段时间我还和她耍得很好，下乡住在一块。她到现在还看不起普通劳动者……”

“你向老师谈过这事吗？”

“我不想反映同学。”

“你们都这么想？”

“不，我知道好多同学都向老师反映问题。”王英说。“被反映的同学恨他们，骂他们是特务。”

“出现过打击报复现象吗？”

“这倒不敢，只是背后骂几句。”

“怕别人背后骂怪话？”龚大姐笑了笑，说。“以前也有同学背后骂过我。”

“骂你是特务吗？”

“差不多，还是我一个要好的朋友。”龚大姐说。“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开始，一些同学还不习惯，这需要时间。不要怕风言风语，打击报复。反映问题并不是针对某个同学，而是针对错误思想。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每一个团员在同落后、错误以及一切不符合革命利益的思想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都应该起先锋模范作用……你现在还不是团员，但应该以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王英默默地听着，心里却很矛盾。一方面，她和谢玲交朋友，主动接近她，和她打得火热；另一方面，她又感到自己不能真正喜欢她，始终有点貌合神离。原因也许并不在思想认识上。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里面并没什么原则性的斗争。检举一个同学是为了帮助他。你只有帮助一个你喜欢的人，你是为了爱护他。但她是为了爱护谢玲吗？和龚大姐交过心后，她穿过操场朝教学楼走去，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班主任反映。

她不喜欢谢玲的骄傲，不喜欢她看不起普通的劳动者、看不起像她爸爸那样的劳动人民，不喜欢她下乡劳动偷着戴表——还知道英纳格是世界上最好的表，也不喜欢她总是轻轻松松地就能得到好成绩。但是她还没下决心当“特务”，她还不想迈出这一步，或者说还在犹豫不决。

一个念头在王英心里闪过：要是龚大姐以后过问这事怎么办？经过上下操场间的斜坡时，这念头突然闪现在她头脑中，使她脚步放慢下来，要是她知道我没向班主任反映，没用一个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会不会延期批准我的入团申请？啊，我太想入团了，我一定要在第一批加入，第二批我会受不了！如此一想，她便转身朝四合院走去。

 

 

路边毛茛

二十二

当王英和龚大姐在槐树丛边交心时，办公室里也在进行另一场谈话。

“随便谈谈吧。”班主任说。“我早就想找你聊聊了，可你好像一直在躲着我。”

“我并没躲着你。”李富坤说。

“我希望是这样。班主任你是躲不了的；对你，我也不想放手不管。”

办公室里只有师生俩。班主任刚吃了块蛋糕。李富坤进来时，看见他正丢掉捏成一团的蛋糕纸，掸掉掉在裤子上的蛋糕屑，掏手巾擦手和嘴。

“这段时间你在读什么书？”班主任往椅背上一靠，微笑着问。

李富坤在读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但他却说：“一本文艺理论书籍。”

“读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

“读过。”

“应该反复读。那上面什么都讲清楚了。”班主任打了个嗝。“它能帮助你辨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学，什么是剥削阶级的帮闲文学。你读那些作品，缺乏批判精神。你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说是吗？”

“是的。”

“你好像有文学爱好，这要加以正确引导。”班主任说。“我们不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你读什么或不读什么，这要通过你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说这种趣味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年轻时也有这样的爱好，还有志于文学创作，当一名作家，写出新时代的革命文学作品，像《红岩》、《青春之歌》那样的作品……”

班主任起身冲茶，李富坤望着他的背景。这是一场交心吗？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他讥讽地想，像他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当不成作家的。“我读过俄罗斯文学，读过《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青年近卫军》这类作品，但我还是更喜欢国内的革命文学作品。许云锋、卢嘉川、杨子云都是写的很生动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班主任重新坐定，架起两条腿说。“他们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与我们的思想一脉相通，我喜欢他们，也喜欢江姐、林道静这样的女主人公。”李富坤笑了笑，班主任说：“我大学毕业那年，还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反右斗争。我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心充满激情……”就像披露他单相思的初恋的秘密，班主任谈到他那部夭折的长篇小说，它的主题、构思和人物；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等等。李富坤却在想，那就像一名普通的石匠企图雕刻希腊罗马式的雕像，注定了劳而无功。他喜欢的主人公是小耐尔，大卫.柯波菲尔。说到文学，他的思想就是自由的，他觉得自己的趣味更高明。他喜欢狄更斯的所有（能在图书馆借到的）作品。 “你喜欢鲁迅的作品？”

“喜欢。”他说。

“鲁迅的作品相当深刻，要仔细领会。我们已学过他的两篇文章，以后还要学……”

他已借阅过鲁迅选集。课文里学过的那两篇文章是《一件小事》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李富坤看来，三味书屋的私塾先生并不十分凶狠，他只是叫学生们死读书，偶尔用戒尺打打调皮鬼的手心，他不讲阶级成份，对自己的学生一视同仁。那样的好先生现在上哪儿去找？三味书屋并不可怕，相反，十分美好。这样的想法在教学大纲上是找不到的。当然，班主任找他来并不是为了和他讨论鲁迅先生的作品。班主任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但你有时也拿不准是好是坏，那张似乎戴着面具的脸喜怒无常。要谈的正题还搁在一边，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读过哲学书籍吗？”班主任问。他本人的兴趣多半在哲学著作上，他读的是大部头，学校图书室有适合学生阅读的小册子。

李富坤说他读过一本介绍唯物主义的书。

“这很好，比你读那些文学作品有意义得多。”班主任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唯物主义者就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就是整整一部哲学史。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而唯物主义者则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意识来源于客观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样说对你也许太抽象了……”

班主任从办公桌上拿起个墨水瓶：“你仔细看着它。”

他把它举在面前，食指压在瓶盖上，拇指托着瓶底，其余几个指头翘着。从李富坤的角度看去，它遮住了他一只眼睛。他另一只眼睛眯细起来，瞄着墨水瓶。

“它是什么颜色？”

“蓝色。”

“你感觉它是蓝色它才是蓝色，还是它本身是蓝色的？”

“它本身是蓝色的。”

“这就是唯物主义。”班主任放下墨水瓶，说。“墨水的颜色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李富坤感到班主任本人才是客观的存在。他放下墨水瓶，掏出客观存在的烟盒，点上支烟，深吸了一口。他对自己的讲解感到满意，“我们不是先验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人是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感觉，表象，知觉。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班主任在炫耀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它恫吓人。我可别被他弄糊涂了，他想，安静地坐着没动。

“你姐姐下乡去了？”班主任问，一只手轻轻叩着桌面。

“下乡去了。”这话他以前问过。

“她给家里写信吗？”

“不经常写。”

“她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你应该向她学习。”

“是的。”他以前也对他这么说过。

“你背上家庭思想包袱了吧？”话题突然一转，问。

“我？我没背什么包袱。”

“这段时间我都在观察你。”班主任注视着他，眼睛一眨不眨。“你对贯彻阶级路线有什么看法？”

“我没什么看法。”

“你没什么看法？”

“我意思是，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你知道，对你来说，我们主要还是看表现。”班主任说。“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的观点向来是明确的。”

“我知道。”

“你对老师——班主任和科任老师——有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对同学呢？”

“也没有。”

班主任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的目光对他具有种催眠的作用。他掌握什么材料了？“有同学说我有意见吗？”他警觉了。

“你没意见？”

“没有。”

“可你也从不主动来找我。”

“找你做什么？”

“不知道？”

“不。”他摇了摇头。

“可同学们都知道。”班主任说。“思想上的问题你可以反映，同学和班上的问题，你也可以反映。”

“我没什么问题……”

“我看谁也不能这么说。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中，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问题。同学中有没有人拉小圈子？有没有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怎么能说没问题呢？而且，从入学到现在，你交过一份思想汇报吗？”

思想汇报？他不知所云。那两个例子是针对他说的吗？不，不可能。我没交过思想汇报……

“你下去仔细想想。”班主任说。“该怎么做，你自己考虑。”

李富坤站起身来，朝班主任瞥了一眼。后者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令他暗暗惊奇，它与先前谈到文学、谈到唯物主义时多么不一样啊。

他从办公室里出来，就去找郑新。郑新已打了入团申请，对思想汇报，比他更有经验。

放学的铃声响过了。他俩穿过木工房旁边的走道，从教师食堂那方往校门走。

“你应该写。”郑新说。“既然他已经问到你了……”

“每个同学都写吗？”

“据我了解，除少数几个外，大家都写。”

“都写些什么？”

“这看自己。”

“噢，我一点也不知道！”李富坤内心感到一阵惶恐。他只知道有的同学去反映别人，有的同学检举别的同学。这都是口头上的。他们出于自愿，这么做感到心安理得。可他并不自愿。他连想也没这么想过。这消息对他来说太新了。他说什么就没想到还有定期的写成材料的书面汇报。这不是陷阱吗？他惶惑不安地想，他实在不知道该写什么啊。

郑新不再搭话。他俩虽是朋友，但这样的事也不宜说得过多。李富坤本来还想问那两个例子也不好再问了。两人从一道小门出来，默默地踏上校门前的三合土通道。

 

 

路边毛茛

二十三

他动了一晚上的脑筋，思想汇报终于写出来了。比他自己预期的要写得好，语气是真诚的，他没拉小圈子，可也有过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事。他不得不撒谎，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可他心里仍然感到不安。他只谈自己，不会牵涉别人。就是谈自己，他也不够诚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写上去。这又涉及到他读的那些书，对此他决不表态。思想汇报他改了又改，用工整的笔迹誊写在信笺纸上，在下面落了名。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叛徒，一个罪犯在供词上画押。他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两遍，第二天一早便交到班主任手里。

过后他把这事给忘了。他感到松了口气。但中午伏在课桌上午睡时，他又想起来，被一个古怪的念头攫住，总觉得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一想到那个可能出了差错的地方，就再也丢不开，好像被粘在脑子里了。

教室里安安静静的，有的同学在轻声打呼噜。一只苍蝇营营地飞进飞出，远处的蝉声清晰可闻。他抬头望了望坐在讲台上备课的班主任，隔着讲台，他望见他低垂的脑袋和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班主任不近视，但备课或批改作业时喜欢戴副度数很低的眼镜。李富坤伏到桌上去，但却再也感觉不到一丝睡意。他从课桌里抽出英语课本，默默地背诵单词。不过却无法驱走那纠缠在他头脑里的念头。

午休时间一过，班主任夹着备课本刚走出教室，他在走廊上追上他。当然，他只是顺便问问：“我交的思想汇报你看了吗，魏老师？”

“还没时间看。”班主任说，没停下来但放慢了脚步。“你很关心？”

“我不知道写得对不对，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看了再说吧，你思想上引起了重视，这很好。”

“我课外活动来找你？”

“好吧。”班主任说，下楼去了。

李富坤不愿等得太久，但也不愿显得太急。课外活动过了一半，他才上办公室去。班主任正在和劳动委员刘彰和另一个班委会的同学商谈着什么，朝他调过脸来说，他已经看了，观点是对的，态度也比较诚恳，只是认识上还应该更深刻些。

刘彰和班委会的同学好奇地望着他。李富坤并不在意他俩会有什么想法，甚至没听清班主任交待下次写思想汇报应该注意的事项。

他转身出来，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原来并没出差错，原来是他自寻烦恼！

他以为这是一时的疲倦造成的，随后便把它抛在一边。他看见陈永宁他们一伙男生在球场上打篮球。他不想打篮球，提不起兴趣。兴奋之余他感到疲惫，没精打采。近来他常常感到疲惫。他的意志和理智大不如从前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他似乎已越过了某个临界点，模模糊糊感地意识到自己在和一种比他强大得多的力量抗衡。这种力量在恫吓他，腐蚀他，慢慢毁掉他。他无法逃避。他在它面前多么脆弱。

没隔多久，他在作文课上又碰见另一件事。同样的不安与恐惧再次攫住了他。

作文的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小事”。所谓有意义的小事，其实就是一件大事。他写的是一次阶级斗争教育，一次访贫问苦。

文章写好后，他反复检查了几遍。内容不会有错，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缺乏把握的是字句。一句话错了一个字，意思就全弄反了。他仔细检查，思想性强的句子，看了又看。这是他自己用词语、用谎言、用肯定和否定形式编织的网，他得仔细对付它。一些关键的词，他甚至能记下在方格中所占的位置以及笔划构成的外观。他知道没错，但又不能十分肯定。

作文课是九十分钟的连堂。他一半时间就写好了。对写作他再也感觉不到丝毫乐趣，也再不肯下功夫。但检查起来他却津津有味，似乎再多的功夫都不够。他头脑昏愦，却又兴奋异常。不到最后一分钟，他不肯交卷。

陈永宁坐在他前排，相隔一个座位，他已写好了，回过头来望他，还以为他作文本后面藏着本小说呢。 “你写的什么？”陈永宁问。

“记一次班级活动。”

“你好像在考场上一样，汗水都憋出来了。”

他望着他，漆黑的眼睛里有个棕黄的亮点。他已不再对着他笑。那笑容在不知不觉间已消失不见。陈永宁转过身来以前，他注意到那件黄色汗衫背心里汗湿了一团。不很明显的汗渍，但还是让人看得出来。他调开脸去，那团汗迹仍然活跃在他的视线中，他仿佛对此着了迷。陈永宁一声“你写的什么”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他刚才走了神，还以为自己在认真检查呢。他穿着蓝卡琪学生服。他这才注意到天气闷热，敞开的窗口里没透进一丝凉风。

陈永宁一转身，他又拿起作文本来读。其中一句，他最感兴趣。那是抒发感想、突出主题的一句：“我应该学习他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他看得很仔细，不会有错。但作文本交上去后，他又码不实在了。他可能看漏了一个字，在“应该”之前，很可能还有个“不”，被他忽略了。

这想法太奇妙了，立刻吸引了他。他正在上上午的历史课。他把它写在练习本上，两种形式都写下来：“我应该学习……”，“我不应该学习……”现在的问题是，它究竟以那种形式出现在他的作文本上？他竭力回忆它在方格上占据的位置，想对它有种直观的把握，但这纯属徒劳。

他知道这想法很荒唐，然而一下课，他还是找到办公室去了。

班主任坐在藤椅上和数学老师聊天。作文还没改，厚厚一摞堆在办公桌上。

“我有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他回答班主任调过来的询问的眼光。

“你自己拿吧。”班主任略微不快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和他打交道，李富坤也并不感到愉快。他急急忙忙地走来，身上已经出汗了，额头上挂着汗珠，双手冰凉、汗湿。

他的作文本就放在头几本上。他抽出来，翻到新写的文章，那句话以肯定的形式出现：“我应该学习……”

谈话在耳畔进行。办公桌对面说了什么，好像是个笑话，坐在那头的数学老师开心地笑了。她是他喜欢的科任老师。她对个别辅导工农子弟不感兴趣。她从他们座位上离开时，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我得拿回去改一改。”他说。

“你没检查吗？”

“我检查了，但没表达清楚……我可以拿走吗？”

“你拿去吧。”

“我改好了送转来。”

他把作文本拿回教室，又重读了一遍，两遍，三遍。逐字逐句地读，既感到着迷，又感到苦恼。

他把那句该死的话涂掉了，在方格上重新写下：“我应该学习……”一共十七个字，一字不差，都用工整的正楷写。

他又坐了十分钟。课外活动时间，教室里坐着一个读小说的女同学，一个剪纸的女同学。楼下传来闹嚷嚷的声音，对面礼堂的瓦背上太阳光明晃晃地耀眼。他让自己安定下来，拿着作文本走出教室。要是依得他自己，他是不会把它交出去的。

“改好了吗？”班主任问，数学老师已经走了，他坐在藤椅上抽烟。

“改好了。”

“你改的哪儿？让我看看。”

他把作文本递过去。班主任看了看涂改的地方，好像要从墨迹下找出原来的句子。他早就防着这一手，涂得很彻底，再好的眼光也没法识别原来的笔迹。

“你这段时间作文有点马虎，好像应付了事。”班主任合上作文本说。

“我其实很认真。”

“你没通过自己的思想，这看得出来，写出的东西干巴巴的，缺乏感情。”

这不能怪他。这样的作文他再挖空心思也不可能写出像朱自清的“春”那样的抒情散文。他自身也越来越缺乏抒情性，缺乏诗情画意，变得和命题作文上的文字一样干巴巴的、枯燥无味了。

“我以后会注意。”他说。

“你应该有这种态度。”班主任说。“作文并非仅仅是写文章。”

从办公室里出来，他并不感到高兴。他在阳光下穿过操场，对四周的欢闹声毫无知觉。他头脑里的兴奋度减弱了，但兴奋点却依然存在。他惴惴不安，心里像揣着个活蹦活跳的小鬼。它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路边毛茛

二十四

一天上自习课，他在一张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抄了两首普希金的诗，写了些生僻字，画了幅头戴钢盔的士兵图像。下课铃响后，他把纸揉成一团，顺手抛到窗外去。

一个同学过来问他的题，他并没听清他说什么。他站在窗前，往下望着掉在三合土地面上的纸团。古怪的念头突然又出现在头脑里。他丢掉的似乎不是一张废纸，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掉在水泥乒乓台一侧，乒乓台上有半张废报纸，四周的三合土地面上却不见纸屑垃圾，唯有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问习题的同学还没走开，把翻开的数学课本凑在他面前。他糊里糊涂地给他讲了一遍，又去望那神秘的纸团。下面人来人往，但没人踩着它。那个同学走开去时，也好奇地探头往下望了一眼。

你得把它捡起来。这仿佛是道命令，他立刻离开窗口，穿过教室，朝楼下走去。下节课是政治。他刚走到楼梯口，三分钟预备铃就响了。二楼各班的同学纷纷上楼往教室里走。他没想倒回去，他非得捡到它不可。他扶着楼梯扶手逆着人流快步挤下楼梯。楼下低年级的学生还在不断走进教室。走道两旁的教室门口已站着上课的老师。他碰见陈永宁，后者拉了他一把。走道上政治老师夹着课本迎面走来，他紧绷着脸从她身边闯过。大楼出口处，几个迟来的同学小跑着跨上石阶。操场上已见不到人影。他怦怦地心跳着，但表情仍然很镇静。他转过墙角，贴着墙脚朝前走。纸团所在位置接近大楼的中段，在第二张水泥乒乓台一侧。他和它之间的那段距离似乎长得可怕，有一刹那间他都想退回去了，但他加快了脚步，走到它面前，弯腰捡起来。即使所有的同学都从窗口望着他，他们也看不出任何破绽。他把它捡起来，脸上甚至还挂着笑。

他往回走。还没走到楼梯口上课铃就响了。他颤抖、汗湿的手捏着捡回来的纸团，在铃声中加快了脚步。

 

 

二十五

他梦见一只鹰啄一个人的肚皮。他只在小时候见过真正的鹰。那是在集市上，一个大个子男人把它托在手掌上，另一只手抓住拴在它脚爪上的链条。鹰的脚爪紧紧抠着这个人的手指，它离他的脑袋太近了，他担心它会啄他的眼睛。梦中出现的是一只凶猛的鹰，它有锋利的铁一般的爪子，尖利弯曲的喙，蒲扇般的翅膀。他不知道那个被啄的人是谁。他裸露着身体，像他见过的人体模型。鹰嘴撕裂着柔软袒露的腹部，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感到痛。他看到了酱红色被剥了层皮的肌肉。梦中的鹰活灵活现，人却模糊不清。发生的地点似乎在下操场的篮球场上。他醒过来心跳不止，头发都被汗水浸透了。

这段时间他几乎每晚做梦。醒来还记得梦中的情景，梦境常常缠绕着他，延续到白昼。他梦见接到他姐姐李萍写来的信，第二天果然便接到一封挂号信。信封里还装着五元崭新的人民币。他梦见他爸爸，一个模糊不清的高大身影，走过来坐在他床前。他听母亲说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从没见过他，也从没想过他，他却莫名其妙地来到他梦中。虽然只有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但他却知道那就是他，不是别的什么人。他醒过来，想到这个在他生活中从未存在过但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人。他第一次从别人嘴里有意识地听到他，是在他六岁的时候。那时他姐姐八岁，读小学二年级。一天放学后她在街上惹了祸，玩耍时把一个小孩的鼻血碰出来了。她背着书包飞快地往家里跑，后面女孩家里的人紧紧追赶。他站在院子天井里无花果树下，听同院的几个大孩子摆刚看过的一部电影，他姐姐红着脸跑进来，一阵风似的从他们旁边跑过，跑进屋里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后面女孩的父母、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还有女孩本人一窝峰地追进院子里来。当时母亲还没下班。他站在那儿，生怕他们认出他是一家人。他们都是同一条街的。女孩的鼻血已经止住了，鼻孔里塞着打湿的草纸。女孩的妈，一个肥胖的女人（她站下来好半天还在喘气），站在门前天井里大声嚷道：“跑就跑得脱吗？跑到台湾也要解放，照样抓回来！”他知道这是说他爸爸。这是他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听说那个逃到台湾去的反革命分子。后来读小学他又听说过几次，都是在和别的同学发生口角的时候。只要别人一提到他爸爸，他一下就沉默了，就像挨了一记耳光。

星期天早晨，他在梦魇中醒来，在床上躺了一阵，没精打采地起床，到厨房去漱口洗脸。他母亲已把早饭做好，厨房里弥漫着火烟味和泡菜坛里飘逸出的气息。

坐下来吃饭时，他母亲问他什么时候给他姐姐写回信。他说今天就写。他母亲说叫她以后别寄钱了，她自己更需要。那是李萍小春分配进的钱，是寄给他的，叫他买支钢笔，买本笔记本。

他对自己感到不满，觉得不配接受那五块钱。他坐在饭桌上，脸色苍白，精神萎靡不振。对母亲的注视，他感到不快。他还没睡醒，脑袋昏昏沉沉，眼帘抬不起来。在母亲面前他感觉沉重，就像做错了事又固执己见的孩子，他避开她的目光。

饭后，杨庆容家访去了，他担着桶上街口的自来水站挑水。他挑了四挑水，把水缸挑满，才坐下来写信。

院子里的孩子都起床了，吵吵嚷嚷的，在天井里跑动，提着桶到院坝中间的水井里去打水，偶尔有上厕所的孩子拿着张废纸从走廊上跑过。院坝那头传来洗衣服的声音，倒水声、泼水声。院子里有几户人家是帮人洗衣服的。

屋檐外阳光明亮刺眼，无花果叶片上的露水已晒干，一只画眉在树梢上婉转地啼叫。门口檐外有一小块他开辟的菜地。他在读信，读一会儿又透过敞开的大门往菜地里望上一眼。绿油油的葱子蒜苗，露水浸润的苋菜、血皮菜，载在菜地边上的一棵丝瓜在新搭的竹架上开出几朵鲜黄的花。

他关心他姐姐在乡下的生活。李萍写来的信，他总要反复读上几遍。他捉摸她在信中没说真话。她调子过于乐观。现在，他对乐观的东西总持怀疑态度。读她的信，家里并不真正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生活得怎样。她违背母亲的意志，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她不能说它不好。她在信中说的多半都是她以为他们希望听到的东西：贫下中农对他们很关心，下半年生产队要给他们盖新房，有消息说很快就要把知青统一组织起来办农场，等等。从不说那地方贫穷、落后，没有电影，没有书籍，赶次集要走二三十里山路，农民虽是公社社员，但过的还是原始人的生活。从那地方已有人回来，居委会一个女孩下去三个月回来就再不去了。李萍离家已经半年多，她在信中说她长胖了，他们一块去的知青都长胖了，是因为新鲜空气、粗粮、劳动长胖的。他们已逐渐习惯了乡下生活。当然，也有一部份人不习惯，想到要在那地方呆一辈子，便感到灰心丧气，前途渺茫。她信中的调子虽然乐观，但也不再谈所谓思想改造之类的积极话了。

李富坤回信谈到他的学校生活，遮遮掩掩，是是而非。他不会说他现在越来越喜欢过星期天了，不会说他不要求上进，喜欢闲散、不负责任不动脑筋的生活。他感到自己得不到休息，困倦，内心不安。他正在一天天垮下去。他甚至连简单的日常生活也应付不了。他总有一天会出事的，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就像骑着刹车失灵的自行车往摆满凉水摊、水果摊的集市上闯，总会闯在什么东西上；或者更像纵身跳下悬崖，等待他的将是那个命定的终点。结局不可避免。这些他都不会写在信中。这是他个人的秘密，他会守口如瓶。

信写好后，他拿到邮局去交。他思想涣散，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都记不清。在邮局的长椅上，他把信抽出来读了一遍。现在，对任何写在纸上的东西他都要检查。确信没错，他才封起来，贴上邮票，投进信箱。

从邮局出来，他去了新华书店。他没书好买。凡是新华书店有的书，图书馆都借得到。他在文学类书架前站下来，抽出本当代诗集翻了翻。当代诗人他知道得不多。对他们写的赞美诗他不感兴趣。他把诗集放回去，心想不知道哪些读者会掏钱买它。他走到医药卫生类书架前。这类书他从没在图书馆借过。玻柜后的书架前站着一个穿短袖衬衣戴眼镜的老头和一个中年妇女。老头捧着本精装的解剖学在读，中年妇女仰着脸浏览上层格子里的书目。李富坤从玻柜间的一扇腰门进去，抽出本人体生理学翻起来。书上配有插图，他匆匆翻过。男女差别在于第二十三对染色体。他无法想象那是怎么回事，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怎么会长出一个完整的、有灵魂的婴儿出来？棚生娃的爸爸并不知道有染色体存在。我这根××，不是为了取乐……关于那桩罪恶书上是怎么说的？他书脊抡在手里，迅速翻动书页。几个年轻人走到玻柜前。他合上书，放回书架上。

他并没走开。他往老头那方挪了挪位置，眼睛落到一本青春期卫生知识小册子上。关于那桩罪恶小册子是这样说的：一种恶劣的不良行为，来源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淫秽书籍的影响，严重时会使精神萎靡不振，削弱革命斗志；纠正的方法是，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强体育和意志锻炼……它还有另一个名称。有个同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书上读到便去请教班主任。他要是知道这决不敢问的。班主任没回答他，却追问他读的是什么书。这种自投罗网的蠢事并没什么好笑。李富坤把小册子放回书架，心情一点不愉快。

他顺着新华书店这排房子往前走。星期天人群熙熙攘攘，街面上一派嘈杂。他对一切视而不见。他能接受小册子上提出的警告，彻底加以纠正吗？哦，可怕的诱惑，可耻的行为，过后又悔恨不已。他没读过淫秽书籍，可并不是他不想读，没有好奇心。他的好奇心是十分可耻的，还有诱惑，堕落。有时是在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的时候，有时是在幻想活跃烦躁不安的时候，最早是一个人光着身子把两条腿埋在太阳晒得暖暖的河沙中玩耍的时候。你以前从没干过？要我帮忙吗？我们那条街的孩子都干。在院子里的某个角落，趁大人不在的时候，像一种集体游戏。一个孩子对此津津乐道，说他只怕以后生不出娃儿。那多半是些只读过小学四年级或六年级的孩子。他在河坝里看见的那个少年大约十六七岁，瘦瘦的身体，长着双斗鸡眼，右眼角上有块疥癣留下的疤痕，一个人走到河滩上，脱掉衣服便叉开腿坐在沙地上干起来。周围还有不少人，滩头上水声轰鸣。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望了一眼又调头去望第二眼。感到惊奇的远不止他一个人。有几双默默注视显然印象强烈的眼睛。自渎者却若无其事，不知羞耻，干完那事满不在乎地下水游泳去了。

他摇了摇头，像赶苍蝇似的赶走这些念头。他脑子里容易产生联想。不是他要想，而是所想的东西一触即发自动浮现出来。多半是些幼稚的童年印象。它们不断出现，使他怀疑自己的理智正处在退化中。他和现实间隔着层半透明的薄膜。所有的感觉都是不真切的，容易忘记。他有时记不清前一两天发生的事，把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弄错，把星期六的课记成星期五，糊里糊涂，有如在梦境里一般。

电影院在上映《燎原》，一部描写党领导下的煤矿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影片。他看过一次，还想看第二次。他喜欢影片里那首歌：“穷走江外，饿走厂，离乡背井别爹娘，可怜不过去厂人，不知哪年回家乡……”他脑子里响起感伤的旋律，抬头望望黑板上的场次安排，犹豫片刻，到售票处买了两张八点十分的票。

他打算邀陈永宁一块看。陈永宁请他看过一场《战火中的青春》。他想到他，好像他就在身边。他从一个穿汗衫四肢灵活的少年身上看到他熟悉的特征，有一刹那间他相信就是他本人。他又望了一眼，少年从瓜子摊前转过身来招呼站在橱窗前的伙伴。

 

 

路边毛茛

二十六

上晚自习前，他把票给了陈永宁。两人约好不请假就走。晚上班主任没到学校。陈永宁先出去，在校门口等他。他又坐了几分钟，才起身离开教室。

两人从小街抄近路走，到电影院离开映还有几分钟。他俩刚刚找到座位坐下来，陈永宁碰碰他说：“你瞧谁来了？”

场子里已熄了灯，银幕在现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标语口号。他朝过道上进场的人群中望去，却什么也没望见。

“咱们的班主任，和他老婆一路。”陈永宁说。

他脸朝那个方向，眼前却一片模糊。

“上对面座位去了。”陈永宁说，前倾的身子往座椅上一靠。“你以前见过他老婆吗？”

“从没。”

“银行里的会计，不怎么漂亮。”

同学们消息都比他灵通。他还在朝那个方向望。此时此刻他关心的不是师母的漂亮与否，而是班主任是否看见了他俩。他俩离过道两个座位，班主任从后往前走，很可能无意中已看见了。电影开映后他一直心神不宁。离结束还有几分钟，他便催陈永宁走，后者正看得起劲，他却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说：“我在门口等你。”

他在电影院大门一侧橱窗旁的昏暗处没等上两分钟，第一批散场的人群一出场，他便转身走开，撇下他伙伴一个人回家去了。

半夜醒来，他想起这事，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光彩。醒来前，一种亲密无间的、令人心动的感觉攫住了他，他真切地感到他的存在，他做了件对不起朋友的事。陈永宁要是出来，发现他溜走了，会多么失望。

第二天他一早到校，陈永宁刚去学生食堂吃了早饭转来，他在四合院走廊上碰见他。他拿着饭盒，见了他脸露笑容。

“昨晚，很抱歉……我没等你就走了。”他说。

“你是怕魏德明看见。”陈永宁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吧。”

“你没等我是对的，我是和他一块出来的。”

“和谁？”

“魏德明老师。”

他疑惑地看着他，陈永宁笑了笑说：“这是个意外。电影映完，亮起了灯，我还坐着没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受了感动。他站在过道上招呼我，问我一个人看电影吗？我说一个人。他老婆在身边，我们一块往外走。我真担心在门口碰上你……”

“可那是晚自习时间。”

“他没提这个。我一向就是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嘛。他当时心情很好，他有时也并不很死板。他很称赞这部电影——很好的阶级斗争教材。他可能认为我受这场教育要胜过上两堂晚自习课。”

李富坤感到很失望，他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没等陈永宁把话说完他就转身走开去了。

 

 

二十七

学校出现反标，这几乎是件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它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礼堂右侧的墙角上，用粉笔写的，离地面一公尺左右。公安局到现场拍了照。各班班干部和团员都召集去开会。那几天一到课外活动时间，李富坤都上操场去，脸露笑容，说话和行动比平常多。他参加篮球赛，打乒乓，和几个同学翻墙上隔壁公园去。他已作好思想准备，随时都可能通知他去对笔迹，盘问他那天的活动情况。他没到现场去看那几个字。有人说是孩子写的，也有可能是伪装孩子的笔迹。一周过去了，他没接到任何通知，倒听说学校附近一个居委会的男孩被抓住了。他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可靠。

听到这消息前，他生了场病，得了感冒。他没请假，仍然坚持到校上课。课间操，他上医务室去拿了药。

那晚他没去上晚自习。吃过晚饭，杨庆容到学校参加政治学习去了，他坐在油灯下做带回家的作业。下午自习课他还有道数学题没解开。他对着打开的数学课本，但心思却一点不在上面。

这段时间来，他一直就担心自己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住。他处处小心，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把自己伪装起来，一放学就往家里走。这件倒霉的事把他烦透了。他不断为自己辩护，开脱。他接到通知时应采取什么态度，他如何在在关键时刻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往他们面前一放，使他们哑口无言。他想他们是抓不到他把柄的。他清白无辜，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那是他写的。然而他没想到，寻找把柄的是他自己；而且一个把柄就要由他亲自制造出来，就在他认为比学校更安全的家里。

他心烦意乱。他吃了感冒药已经好多了，扰乱他的是另一种东西。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把课本推开，在草稿纸上画起画来。小时候他喜欢画画，用铅笔在练习本上画带烟囱的房屋、鱼虾等小动物。这次他在草稿上画裸体画，像生理卫生书上的人体插图，也像希腊神话插图上的裸体素描，还添上了生殖器官。一种意念情不自禁地通过颤抖的笔尖表达出来。

他放下笔，摸黑去了趟厕所。几分钟后他满怀悔恨地回到屋里。他望了眼桌上的画，有一瞬间，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从黑暗的厕所回到屋里，灯光格外明亮、耀眼。它搁在数学课本一侧。他刚才离开房间，就让房门这样大敞着？

他没再看它一眼，便抓在手里撕起来。他没拿到灯下去点，是怕它燃烧的光。他撕了又撕，直至把它撕成碎片。他眉心出汗，满脸绯红，异常兴奋却又神志不清。他对着碎片瞧了阵，感到还不放心，又放到嘴里咀嚼。他恶心地把嚼成泥状的纸团吐出来，仔细扯开唾沫濡湿的纤维，再也看不到一丝墨迹，才把它撕碎丢到桌旁墙柱下的泥坑里。

他母亲回来时，他正坐在灯下做作业。他样子疲倦，萎顿，但已恢复正常。他在等她。听见她推开院门的声音，听见她闩上院门。整个院子已安静下来了，家家户户熄了灯。她总是院子里回来得最迟的人。他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一边穿过黑黝黝的走廊。他小时候总在床上等她，迷迷糊糊地听到她的声音，那是他等待的信号，总是不等她走进屋他就睡过去了。他那时多么爱她啊。

“你还没睡？”杨庆容问。

“我在解一道题。”他说。

“别把眼睛搞近视了，什么题留到明天再解吧。”

“快了，还有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抹了抹搭在额上的头发，注意母亲那张略带倦意的脸。他刚才等她的时候，心里充满感情，而现在似乎却又找不到话说。母子间可交谈的内容不多。母亲有她的学校，她的校长、同事，有她经常来往的熟人、朋友圈子。对她另一部份生活他了解不多。她整日忙忙碌碌，工作占去了她大部分时间。她即使人回到家里，心里也还有所牵挂。

“你们怎么学习这么久？”他问。

“今晚开民主生活会。”

“有那么多话说？”

“人人都得发言，开会前还学习了一个文件。”

他母亲点上一盏灯，上厨房去了。那道难题他终于解开，把正确的答案写在作业本上。另一道他无法解开的难题却悄悄地在他脑子里盘踞下来。

第二天上自习课，一个女同学来借他的数学书勾复习题。他把书递给她时，下意识地拎着书脊抖了抖。课外活动他上图书室去还书，又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书里好像藏着什么东西，他没法把它抖出来。

“你还本什么书？”陈永宁在操场上追上他。

“《真正的人》。”

“写的什么？”

“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

他喜欢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这段时间读了不少这类作品。他欣赏书中的一个情节：一位受伤的空军英雄，为了讨年轻护士的欢心，蹲在厕所间里照镜子。我们的小说就不会这样写。这会认为是给英雄脸上抹黑。英雄也不会长一张麻脸，更不可能干出蹲在厕所间里照镜子这种低级趣味的事。

陈永宁说外国小说人名太长不好记，他就不知道苏联人的姓名该怎么读。

李富坤想他自然不知道该怎么读，他问他还什么书。

“《秦楚演义》，看过吗？”

“以前看过。”

图书室前没几个人。因为快放假了，他俩还了书没再借。

两人站在四合院走廊上，炎热的阳光照亮了一半庭院，高大的银杏树上蝉在鸣叫。陈永宁问他去不去河坝洗澡。

“不想去。”他说。

“回教室去复习？”

“不。”

“你已经复习得差不多了，我却什么也没准备。”陈永宁说。“我们学生负担仍然过重，要是再砍掉三分之一就好了。”

他有种扳着脸说笑话的本领，虽然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砍掉三分之一功课的指示不是随便可以开玩笑的。他今天情绪很高，几乎精神焕发。相比之下他却显得没精打采，老气横秋。

“干脆什么也不学更好。”他说。

“你就不怕当白专典型？”

“我这次没怎么准备。”

“别人说这话我还相信，你我就不信。”

他俩走下走廊台阶，从十字走廊报栏旁边经过。陈永宁说他要求不高，考个及格就满足了。

“你英语恐怕还及不了格。”

“不一定，考了下来才晓得。”

“你数学也很成问题。”

“你真的相信我考不及格？”陈永宁站下来。

“你有把握？”

“及格的把握总有吧——有几道题肯定要考。”

“老师漏给你听了？”

“你不信？要我告诉你吗？”

“不。”

“那你相信了？”

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新闻。科任老师有责任使工农子弟的成绩突上去，填鸭式的个别辅导见不到成效，便干脆把题漏给他们。这对工农子弟很公平，但对一些需要辅导的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就不够公平了。科任老师心里怎么想呢？是爱护还是轻视？他们大多数都是热爱教学的老师。

他俩走到图书室斜对面的体操器械室。陈永宁走开去几步，站在棕垫上，握着双杠一端纵身跃了上去。他做了套体育课上教的体操动作，摆动身体，双臂打直抬腿，肩膀抵杠倒立，等等。他体育成绩一向很好，现在又解除了考试可能引起的后顾之忧，动作做得优美、潇洒。李富坤在一旁不无嘲讽的观望着。他觉得他可笑，但同时又被他身上某种东西所吸引。他至今没有清清楚楚地看过他。他还不完全了解他。他这样想的时候头脑是冷静的。

陈永宁结束了杠上动作，跳到棕垫上，说：“你也来练练。”

“我不行。”他后退了一步。

“要德智体全面发展。”陈永宁过来拉他的胳膊。“来吧，别不好意思。”

他也真想活动活动身体。他看看四周没人注意，便走到双杠前，跃上去摆动起来。他涨红了脸，望着下方注视着他的黑漆漆闪亮的眼睛，看上去很快活了。

“腿伸直，再摆高一点。”

他试着摆高却突然感到手上无力，从杠上掉下来了。

“没摔着吗？”

“

路边毛茛

二十八

考试前的星期六，学校组织初六六、六七两个班的学生到河对岸白塔寺附近搞了一次劳动。

他们从古老的码头上乘木船过河。一道石梯从城门洞下去傍着高高的河坎通往河边沙滩。两艘木船来回摆渡。他们赶最末一渡船，登上跳板时，已在岸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船靠对岸沙嘴，一个女同学不小心从跳板上掉到河里去了。她浑身湿淋淋地爬上岸来。班主任叫她坐船回去。但女同学不愿放弃锻炼自己的机会。她和另外两名女同学跑到旁边的岩石后面去，一会儿又穿着脱下来拧干的衣服跑回队伍里来。要是冬天，同学们会把身上的衣服脱给她穿，但是热天大家都只穿着一身单衣。班主任望望她心里也不免产生一丝怜悯：“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去，你会着凉的。”女同学说雷锋同志着了凉也参加劳动，她为什么就不能呢？“何况——”她打了个喷嚏——“我还并不一定会着凉。”“你干粮也掉了，中午吃什么？”女同学说她不会饿，她早晨吃得饱，能坚持。“我们可以分点给她吃。”王英在一旁说。班主任不再说什么。女同学的表现他很满意。他本来想叫她回去，但她要是真的回去了，他也许又会认为她太娇气了，这点苦都吃不了，对自己要求不严。至于女同学本人，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愿作一名思想上的逃兵的。她平常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她甚至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引起班主任和同学们的重视。她属于这个集体的一员，尽管穿着一身皱巴巴的湿衣服，她走在队列里还是感到很自在。他们爬上河坎，顺着公路走了段路，再插小路爬坡。天气炎热起来。到达目的地时，女同学的衣服已被太阳和她自身的体温烤干了。

他们在接近坡顶的荒地上坐下来休息。下方坡腰和左侧坡头上散布着其他几个班的学生。班主任带领几个男同学到生产队去领来了工具。生产队也派了贫下中农来带领他们干活。他们的任务是开荒，挖排水沟。

李富坤和郑新、谢玲分在一个组。谢玲把布鞋脱了，打双光脚，裤脚卷了两扁，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腿肚。自从上次王英反映她轻视普通劳动者，班主任找她去谈过话后，她就很注意自己的劳动表现。她的好朋友王英还反映她下乡劳动偷偷戴表，有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她现在很注意自己的穿着。六六级三班那块菜地里常常可以看到她一个人在那儿除草。今天她穿着她妈穿过的一件旧衣服，戴顶破草帽，一个人埋头干活。谁见了这个有意把自己打扮得土里土气的漂亮女孩，都不会想到她不久前的理想还是考外语学院当一名女翻译家。

一会儿王英过来了。她和谢玲仍然是朋友，过来挨着她干活。她俩旁边一点是穿着白汗衫的郑新。他用锄头撬开一块顽石，在两个女同学的目光下，神气活现地亮出手臂上的结实肌肉，把石头抱到地边上去。

附近一伙同学中发生了一阵骚乱。一条蛇从草丛里钻出来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我最怕蛇了。”王英说。“我这段时间常常梦见蛇。”她说到前几天晚上做的一个梦，她攀在一棵树上，一条蛇盘在树下，她从树上掉了下来，蛇在她脚趾上咬了一口。

谢玲说她最怕耗子，有一次她在舅舅家里看见五六只小耗子一只咬着另一只的尾巴从她前面一点的地方跑过，她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她俩亲亲热热的，可不多一会儿却因为一只蛤蟆发生了争执。

草地上有蚱蜢、癞蛤蟆。锄头一去，蚱蜢纷纷逃窜，癞蛤蟆却懒洋洋地蹲着不动。谢玲差点挖着一只。 “哈，一只癞蛤蟆！”她停下锄头朝它望。

“你说话怎么老是这么书生气十足，”王英说。“什么癞蛤蟆！”

“不是癞蛤蟆是什么？”

“癞疙宝——”

谢玲红着脸分辨道：“也可以说癞蛤蟆。”

“只有知识分子才说癞蛤蟆。”

要是郑新不插嘴，争论也许就到此为止。大家都知道所谓知识分子的语言是怎么回事。谢玲沉默了。郑新却自以为该出面打抱不平：“我看说癞蛤蟆也没有错到哪儿去。”

“我看就错了。”王英立刻给予反击，她越来越喜欢争论，任何事都非争个赢不可。“癞蛤蟆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没有哪个劳动人民会说：一只癞蛤蟆！”

“劳动人民不能说哪个。”

“你别抠字眼。”王英说，突然灵机一动，调过身去问站在一边的贫下中农。“你们说癞疙宝还是癞蛤蟆？”

“癞疙宝吧。”贫下中农说。他四十多岁，矮矮的个儿，穿件破烂的、汗渍斑斑的中山服。

“癞蛤蟆也听得懂吗？”

“那还不是癞疙宝。”贫下中农笑了笑。

“他是听你说才晓得的，他以前根本没听说过癞蛤蟆。”

“你听说过吗？”郑新调过脸去。“癞蛤蟆是个新名词。”

“不是他应该向我们学习，而是我们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

“这是说语言，不是说思想品质。”

“语言也一样。”王英涨红了脸。她把草帽取下来。因为太阳、劳动、出汗，她脸颊绯红，汗湿的刘海搭在额头上，干渴、肉感的嘴唇沾着唾沫。“语言就不向劳动人民学习？”

“其实，癞蛤蟆和癞疙宝都是口头语，”郑新说。“劳动人民的语言。书面语都不这么说。”

“那你说怎么说？”

“我忘了，但我知道词典上它还有个名称。”

“癞蛤蟆就是那个名称。”王英说。“知识分子的语言。我从小就听我爸爸说癞疙宝。”

“那是你爸爸的个人习惯，不能代表劳动人民。”郑新讥讽地说，调头问站在一边的李富坤：“你说是什么？”

“蟾蜍。”

“听到了吗？蟾蜍——”

“要你搭白！”王英冲着他说。

“我为什么就不能搭白？”

“就是不要你搭白！”王英真的生气了。“你少管闲事，你把你自己的事管好！”

李富坤被抢白得说不出话，可并不感到气愤。他不明白王英说的“你把你自己的事管好”是什么意思。

班主任见他们争得起劲，扛着锄头走过来。几个当事者沉默了。旁边一个同学向他解释是怎么回事。 “王英同学说的没错。”班主任锄头拄在地上说。“我们应该尽量抛掉自己的学生腔，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不仅说他们乐听的语言，还要吸收他们的新鲜词汇。语言是在劳动中创造的，最早产生于原始劳动者的哼唷声中。劳动人民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口头语言，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要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只有掌握和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言……”

那个劳动人民谦卑地拄着锄头站在一边，望望老师，又望望同学，对他们说的东西不知所云。

“我们是争来玩的。”郑新说。

“我可不是争来玩的，”王英说。“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认为有这么严重。”

“就有这么严重。我早就对你有意见了。”

“有意见你尽管提。”

“还不到时候。”王英冷笑一声。

两人又斗起嘴来。应该说，班主任心里是喜欢的。争论是件好事。不过现在应该加以制止。旁边那个农民很好奇，以他简单的头脑，大概还以为他们为什么个人私事争执不休呢。

“你们态度严肃认真，这很好。”他说。“争论可以明辨是非。回学校我们开个专题讨论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现在就不要再争了，要注意劳动纪律。”

“看你怎么说吧。”等班主任一走，王英说。她热衷于一切形式的讨论会。

郑新没吭声，用眼睛寻找那只癞蛤蟆。它刚才似乎也听得入迷了，往前爬动了不到两公尺，呆呆地蹲在一块石头下。郑新走过去，用锄头把它勾出来，一锄砸下去。

“你可别拿癞疙宝出气。”王英说。

谢玲戴着破草帽站在一边。望着五脏六腑迸裂的癞蛤蟆，她感到一阵恶心。她是肇事者，但后来他们争论时她却默默地听着，始终一言未发。

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叫癞蛤蟆也好，叫癞疙宝也好，都和劳动人民毫不相干。什么事都拿劳动人民当挡箭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劳动人民的独特语言，劳动人民的立场观点，劳动人民不答应，劳动人民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你听得耳朵都起茧了。真正的劳动人民却谁也见不到。李富坤对这样的争论感到厌恶，不过也有点后悔自己刚才自作聪明。他自己的事已够他伤脑筋了。

歇气时间一到，他便放下锄头，一个人朝坡坳上走去。没有路，他踏着荒草地走，惊起草丛中的蚱蜢、蟋蟀。爬上一道斜坡，同学们的嚷嚷声小下去了。烈日当头，四周一片沉寂。从坡坳上望得见下方低洼处的一座草房，一片桂圆林，一块四四方方的稻田。草房锁着门，几只鸡躺在敞坝边的竹荫里，一只母鸡咯咯地啼叫。红褐色的坡头重重叠叠。从一处豁口望得见一段公路，一截河面。另一方白塔在阳光下矗立。他没想到它离得这么近，塔上的窗口、塔檐上的几株灌木都清楚可见。

他曲腿坐在草地上。草地晒热了，散发着苦艾和官司草的气息。一只蜥蜴在石缝里探了探头。他拿不准是蜥蜴还是蛇。他坐着没动，弯了弯膝盖。右膝盖上那块伤疤还在痛。那是骑自行车摔伤的。他俩那天上广场去租到辆破车，他刚一骑上去就摔下来。虽然摔得不重，但却让他心里发怵，担心再出什么事。他后来的时间都坐在一边草地上看陈永宁骑。陈永宁也刚学会不久，在足球场来回兜圈子。每次他骑过来都朝他笑。他笑得真开心。他却因为膝盖碰破了皮，坐在那儿，始终闷闷不乐。

还车时，他争着付钱，似乎因自己是个败兴的伙伴而表歉意。他想着这事，从坡坳上下来。坡下地里的人已摸着锄头了。

 

 

路边毛茛

二十九

午后一点，吃过自带的干粮，他们一行人从小路翻上左侧坳口，去白塔寺。

路看起来近，但走起来却花了半个小时。王静元背着军用水壶，没带草帽的都摘路旁的黄荆编成冠戴在头上。他们从小路插石板路爬上坡。到塔前青石铺的坪台上，一个个都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他们站下来观望，喝干军用水壶里的水，然后蹬上石阶，走进阴森森的有股潮湿霉味儿的塔门。一道螺旋形的石梯盘旋而上，开着拱形的窗口，窗台上铺着苔藓，外侧檐上长着杂草、灌木。墙上的砖石已风化、剥蚀，地上铺了层砖头、泥灰，空落落的神龛结着蜘蛛网。破败而荒凉，还有种被弃置的古老建筑所具的悠远的寂静。他们一路往上走，一路张望着，不时往窗洞里探一探头。

蹬上顶层，他们意外地发现塔顶在半人高的地方塌开了一个窟窿，露出片几何形的蓝天。

“可以翻到顶上去。”陈永宁探出身去望了望说。

他让到一边，其余的人也探身往外望。“太危险了。”郑新退回来说。

“有人上去过。”陈永宁说。“有踩过的脚印。”

“我们没有必要冒险。”

“你怕，我来带头。”

“谁说我怕？你敢上去我也敢！”郑新一反平常的谨慎作风说。他大概想到回学校有个讨论会等着他。陈永宁垫了几块砖头，一只脚踏上窟窿的断墙，手攀着上方边缘，往上一用力，身体站上去了。灰尘掉进他的眼里，他站下来，松开一只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然后双手撑在窟窿上方的砖石上，扭头去寻下脚的地点。下面的人都伸长了脖子。他的身影背衬着天空，有一刹那间显得犹豫不决。“能上去吗？”有人问。他没吱声，侧过身去，跨出一只脚，手挪了一个地方，接着再跨出另一只脚，整个身体很快从他们视线中消失了。

第二个上去的是郑新。李富坤跟在他后面，膝盖有点儿发软，不敢朝下望。陈永宁拉了郑新一把，又俯下身来拉他。

他们上去了五个人。王静元没上去，还劝他也不要上去。“在下面也同样能观赏风景。”他说，满足于站在断墙后往坡后一带张望。可是在上面观赏到的却大不一样。凉风拂面，有一刹那间，他感到心旷神怡。砖石砌的塔顶铺了层溜滑的苔藓，向外倾斜，中间靠近窟窿的顶端有块一米见方的平台，他们挤在一块，默默地眺望下方低矮的山丘，眺望河面上来往的船只和河对岸雾蒙蒙的城市的一角。

陈永宁一只脚踏着平台外抹斜的塔顶，站起身来。

“当心掉下去！”郑新说。

他面带微笑，把另一只脚也往前挪了一步，面向河对岸，站直了身体。

李富坤想他也能办到。不过，他刚撑起身，往下方的山丘望了一眼，便感到头晕目眩，双膝发软。

“别朝下望。”陈永宁说。

他试着去望远处，却感觉到四周空旷的压迫。他只有坐下来才会感到安全。他刚一这么转念，就发觉身体已经落座了。

他觉得自己窝囊。回去的路上，他都在琢磨这事。他有种在竞技中失败的感觉。他以前是办得到的。是什么使他的神经变得这样脆弱呢？他面对的似乎不仅仅是眼前的东西。他在它面前软弱无力，内心畏惧，双膝颤抖。

因为是星期六，收工后陈永宁决定从公路步行回家，他邀李富坤一路：“你可以从上渡口过河。”

“那太转了。”他冷淡地说。“我有事，想早点回家。”

他们从原路乘船过河。他和郑新一伙男生上码头一侧的沙滩上游泳。平展的沙滩，浑黄的河水，他游了会儿上岸穿上衣服。浅滩上一片欢闹声，船来了都游上去吊舵。他还在公路上行走。下午的公路炎热，宁静。他独自一人靠着太阳晒不到的一方的阴影地里走，时而也走进太阳光里，始终彳亍而行。不是在河对岸，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超越时间、距离，仅仅是个幻觉，深深烙印在他的头脑中，使他感到痛苦。

 

 

路边毛茛

三十

考试下来，李富坤各科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但他领到成绩册，心里却并不高兴。

在操行鉴定上，班主任提到那些人人皆有的优点后，给他列举了三条缺点：对集体不够关心，不积极靠拢组织，学习目的不明确。这后一条最严重，有了它，再好的成绩都等于零。

他对这一切并不真的很关心。成绩册他只看了一眼，便夹进语文课本里，对操行鉴定，他也并不感到十分委屈。影响他心情的是另一件事。

他在收拾课桌里的东西时，感到心神不宁。他把课本和作业本顺出来，摞成一摞，里面的废纸也尽数收净，塞进衣兜里。他还感到放心不下，又把垫课桌的牛皮纸揭起来，彻底检查了一遍。什么东西都收干净了，一枚别针，一只蘸水笔尖都搜了出来。现在，除了他用小刀在左下角刻的名字和两个五角星外，再没什么东西可以判断这是他使用过的课桌了。

他们下学年是毕业班，教室将调到下院去。放假后，他们的课桌也将抬到另一所学校去，作为考场临时借用。

学校为几个年级的学生联系了有报酬的假期劳动，到河坝里挑沙。他们班由劳动委员刘彰负责登记。

“你报名了吗？”郑新走过来问。

“还没有。”

“我报了名，假期反正也没事做。”

他知道郑新家里并不缺钱交学费，他去是为了好在河坝里洗澡。

“有多少人报名？”

“二十来个。”

“都是男同学？”

“有几个女同学。”

他和郑新一块到前面去，劳动委员刘彰把他的名字写在登记本上。

“自带篮子扁担，下周星期一七点在校门口集合。”

他把课本装进书包里，和郑新一块下楼，在操场上碰见陈永宁。读住堂的同学都在打点行李回家。陈永宁打男生寝室那方过来，走到槐树荫下站下来了。槐树叶在微风中簌簌抖动，他黄汗衫上撒满斑斑点点的阳光。

“还没走吗？”他问。

“还有会儿。”

“那么下期见。”

“下期见。”

他走开去几步，又继续和郑新聊起来。他还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他在等谁呢？

回家，他把成绩册拿给母亲看，杨庆容注意到他政治、语文成绩下降了。语文以前一直是他成绩最好的科目之一。

“那是因为作文写糟了，分数被扯了下来。”他说。

“你读了那么多文学作品，还写不好作文？”

“文学作品和作文是两码事。”

杨庆容看了看操行鉴定的评语后说“对集体不够关心，为什么这样说？”

“不知道。”

“不积极靠拢组织——你不是打过入团申请吗？”

“人人都打，我打好后没交上去。”

“为什么没交上去？”

“因为不会批准。”他说。

“但那至少表明了你的态度。”杨庆容不很肯定地说。“学习目的不明确，我对我的学生就从来不下这种鉴定。”

“你们是小学，不是中学。”

“我对学生最多只说不遵守纪律，不够团结同学，对公共财物不够爱护……”杨庆容列举她说下过的最严厉的评语，然后问：“那么你究竟为什么而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是为革命而学吗？”

他摇了摇头。

“这不是真的，不是。”杨庆容忧虑地说。“我教的学生个个都知道，连一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

他觉得母亲认真得有点可笑。他学习就是为了自己。为革命而学不过是挂在嘴上的一句空话。工农子弟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天生就是为革命而学（科任老师也是为革命而教把试题漏给他们），地富子女只好为自己而学。学习永远是自己的事，就像他的阅读爱好那样。为革命而学不会使你变得更聪明。他觉得可笑的是，班主任竟然在评语中说他对贯彻阶级路线有一定的认识。这是作为他的一条优点提出来的。他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什么。他交上去的思想汇报中从未谈及过这事。

杨庆容望着他，叹了口气说：“这都怪你父亲，那个逃犯……”

逃犯这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来，使李富坤感到惊讶。他同样惊讶地看见母亲眼睛里含着眼泪。他想这都是为了他。他突然感到自己伤了她的心。他不再说话，转身走开去了。

整个下午、晚上他都感到烦躁不安。吃过晚饭，杨庆容出去了。他收拾好房间，提着桶到院子角落上砖块垒起来的露天澡堂里冲了个冷水澡。他坐下来看书时，天己黑下来了。雨点抽打在无花果叶片上，洒了几点又停了下来。他心情会好起来的。他坐在桌前，打开本在市图书馆借的《金银岛》。但他却读不进，一种莫名的恐惧攫住了他。外面大街上开过一辆“水龙”，他呆呆地坐着，倾听逐渐远去的火警声。

他合上书，带上房门，走到街上。他去找郑新，他家里人说看电影去了。他不想看电影，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小街小巷转悠。天气燠热，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个阴暗的角落里坐着躺着汗淋淋摇扇打扇的人，男人光着上身，人体的汗臭、蚊香、煤烟以及阴沟里蒸腾出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他穿着长衣长裤，洗过澡又汗湿了。他怨恨天气，怨恨他见到的每一个人。一个穿拖鞋的男人老是跟在他后面，那啪嗒啪嗒的声响像在敲击他的脑髓。他加快脚步摆脱开它。经过一学期的折磨他已厌倦透了。他是无辜的。他没有罪恶。应该有人把他从这地方带走，去旅游，走得远远的，享受空气、阳光和自由的呼吸。哪怕作个流浪汉也好。他会慢慢恢复过来的。他会把一切忘掉。放假了，他丝毫也不感到快活。他很懊悔自己报名参加了假期劳动。他精神那么沮丧，以至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是学校变着法子强迫他接受的而不是他自愿报名参加的。

他在街上转累了，才拖着脚步会到家里。当晚并没发生什么事。他一倒下铺，便昏睡过去了，连母亲什么时候转来的都不知道。

半夜他惊醒过来，感到喉咙里干渴，心跳得慌。他上厨房去舀了冷水喝。躺在床上再也不能入睡了。那在黑暗中燃烧的暗红的点是蚊香的烟头，他嗅着掺和了六六粉的锯末面燃烧的气味，听着对面床上母亲的呼吸声，隔壁一个老年人的咳嗽声，外面风吹动树叶，凉气从窗口透进来。他眼睁睁地躺在床上，钟打过五点。隔会儿，他听到了教堂的钟声。

小时候他信教，是一名天主教徒，每个礼拜天早晨都上教堂望弥撒。读中学后他就再没去教堂了。钟声停下来，他耳畔嗡嗡作响。院子里有人起床上教堂，穿过黑黝黝的走廊，打开院门，空寂的小街上响起脚步声。那个思想搅乱了他。他满怀兴致地注视着。天亮时，由于精神的专注和兴奋，他已累得精疲力竭。

吃过早饭，他朝学校走去。在校门口，他碰见数学老师，她笑着招呼他。他走过教师办公室，看见班主任还坐在里面，和两个女同学说话。她俩背朝窗口挡住了他的视线。放假了，下操场上还有人打篮球，也还有打扫清洁的同学，在菜园里搞义务劳动的同学。楼下教室里有人往外抬课桌，他在石台阶前站下来给他们让路。他上楼去，刚登上楼梯口，就听见敞开的教室里传来说话声。他没想到教室里会有人，更没想得所有的课桌都搬空了。六七个同学在打扫清洁。除一个要求上进的女同学外，都是团员和班干部。

李富坤在教室门口站下来，望了眼空荡荡的教室，课桌搬空后，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

“你也想来为班上做好事吗？”衬衣袖子卷得高高、站在一条凳子上擦玻璃窗的王英说。“我们正缺一个提水的人。”

李富坤没理睬她，问靠近门口帚地板的刘彰：“课桌都搬走了？”

“昨下午就搬走了。”刘彰停下拖帚，陌生地望了他一眼。

“你们搬的？”

“同学们一块搬的。”

“怎么没听到通知？”

“通知了，你自己没听到。”

“我钢笔忘在课桌里了。”

几个同学互信望望，脱了鞋蹲在窗台上的邓洪说：“没听说谁捡到钢笔。”

“有人捡着支圆珠笔交给老师去了。”要求上进的女同学说，她像男同学一样打着光脚板。

李富坤没走开，站在门口好像胶住了。他们又干起活来。王英说：“去给我们提桶水。”

他望望窗台下盛着的半桶脏水，目光直直地瞪了她一眼，转身下楼。他心里一个声音不住地说：完了，完了，完了。

 

 

路边毛茛

三十一

他原来以为已经忘掉的那幅画，却再次在他头脑里出现。这第二次出现造成的印象之强烈，使他再也没法摆脱掉了。

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赶到第二中学去寻找那张课桌。他从校园里出来，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往那个方向走。他不可能找到它。他即使打听到堆放课桌的教室，也不可能从几百张课桌中把它找出来。他以什么为借口？又说掉了支钢笔吗？他是这么心虚，要是被人发现，受到盘问，他很可能就张口结舌，把自己的动机暴露了。他现在需要谨慎，不能贸然采取行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它就在课桌里，他没把它毁掉。

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当时的情景。他用的是一张什么纸，他怎么在纸上用钢笔画了那幅裸体画，怎么去了厕所转来意外地发现它和数学课本搁在一块，怎么怕把它拿到灯上去点，以及怎么把它撕成碎片放到嘴里咀嚼，怎么带着恶心把唾沫沾湿的泥状纸团撕扯开丢到墙柱下的泥坑里。使他苦恼的是，所有这一切他都不能十分肯定。他也许并没撕毁它，并没把它放到嘴里咀嚼，并没把撕碎的纸团丢进泥坑里（扫帚已经清扫过，泥坑里没留下任何痕迹）。他撕碎放到嘴里咀嚼的也许是另一张纸。它蒙蔽了他，而那张纸，那幅该死的画却逃过了他的眼睛。

他既毁掉了它，又没毁掉它。这荒谬透顶，但他却没法克制。他在回忆中再现当时的细节。他想把它确定下来。然而观念无法把握，他什么也不能确定。他只能反反复复地回忆，一遍又一遍，吃饭，做事，睡觉，没有一分钟的间歇。

他专心，执著，不知疲倦。他在解一道最复杂的题。它前后矛盾，模棱两可，没有答案。他解得头昏脑胀，心力交瘁，可还是不得不解下去。他不能停下来，不能有片刻松懈，恐惧在后面驱策着他。他只要稍有疏忽，便会整个儿毁掉。而且，疏忽很可能已经造成。它很可能并没被销毁，很可能就夹在数学课本里，被他抖落在课桌里了。他真的彻底检查了吗？他能肯定它没逃过自己的手，巧妙地躲在某个角落里？

不过谁又能断定那是他的课桌呢？

答案由他异常活跃的头脑提供：可以通过桌角上刻的名字和那两个五角星断定。

课桌是他的了，就算是吧，但怎么能断定那画一定就是他画的呢？他就不可以否认？

他很快提供了有利于侦破的答案：可以请公安局鉴定指纹，可以把他作为嫌疑犯提审；否认根本不可能，他只要一看到它，便会满脸羞愧，不打自招。

他真是太不幸了！他为什么会画那样一副违背常情的画？既然画了又为什么不早点引起警惕？为什么那张关键的课桌要被抬走？为什么他已经忘了的事又会突然想起来？为什么如此惧怕？所有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这是早就注定了的，他逃不了！内心深处他知道它是幻想（因而他才最终没有冒冒失失地找到那所学校去），但这丝毫不能宽慰他慌乱的心。他真正惧怕的东西就隐藏在幻想的后面。就像魔鬼现身，它前后已变着法子出现过几次：他下乡劳动时和房东的对话他怕泄漏出去，说他隐瞒出身，替反动父亲涂脂抹粉；思想汇报，他担心出错；作文，他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间绞尽脑汁，惶惶不安；扔到楼下的废纸，他怀疑自己写了不该写的东西；还有对反标的自我辩解。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他没有别的出路。这最后的形式是致命的形式。他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他再不能说自己清白无辜了。

哦，哪怕是一则反动日记也要比那幅画好！别的任何人——工农子弟或一般劳动人民子弟——都可以画那样一幅画，他对他只会表示同情，因为他了解那是出于一时的糊涂，他已羞愧不已。惟有他不能画那幅画。命运给他开了个什么样的玩笑啊！他想象自己被揭发出来的情景。他被叫到办公室去，同学们闻讯后都跑来观看。办公室里有他尊敬的科任老师，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多么可怕的场面！其中尤其使他难受的是陈永宁的目光，他从那双纯洁无邪的眼睛里看到震惊、失望和深深的鄙视。班主任决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大做文章，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对青少年的腐蚀、危害。班主任会运用阶级分析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的思想意识，你的家庭出身，你总是抵制思想教育，欣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你的自我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他仿佛看到了那张得意洋洋的判官的脸。他会多么高兴把他作为他的阶级分析观点的牺牲品！他的伪装被揭穿了。他所有的一切顷刻间都化为乌有。想到这点，李富坤便不寒而栗。

他在想象中把自己的罪行无限夸大了。他害怕被揭露，害怕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班主任的分析是开错了处方。比起来，他自己是更加严厉的法官。他不是没有接受思想教育、改造，实际上他不比别人接受得少，就像一株植物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法抗拒光合作用一样。他的出身就是种罪恶他不知不觉中已接受下来了。他内心意识到这个世界缺乏同情心，他看到的现实与别人看到的不一样。面对这桩罪恶，他既是法官，又站在被告席上。他是这么孤立。他根本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不过他们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他决不让自己受那种侮辱。

这是他的决心。他想用死来抗拒。但在那个命定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不得不对付自己的幻想，他的事实。要是他能像1＋1＝2一样证明他已经把罪证销毁了，什么代价他不愿付啊！他不能证明。他的1＋1可能等于3。他耽于白日梦中，昏愦，沉迷。脑子里像炸开了一枚炸弹，散开的碎片是再现的幻想，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既然总有一天会暴露，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一天他走在一条小街上想。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这条小街上来的。这是收工回家吃过晚饭后半小时的事。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漫无目的地游荡。小街已属于另一个城区。天还未黑，居委会在敲锣熏蚊子，从石板缝里冒出缕缕青烟。一处靠墙的地方石板被揭开了，敞开的阴沟前蹲着妇女和孩子，那儿的烟最浓。一些孩子抱着晒蔫的青草从街上走过，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小男孩想赶上前面的伙伴，一路走一路把草散落在地。一个穿青丝裙的过路的姑娘用手绢捂着鼻子，低着头，快步从他从他身边闯过。他被刚刚冒出的念头所吸引，对呛人的烟味毫不在意。但，这念头和这段烟雾腾腾的街景连成一体深深烙印在他心里。

他生命的指针停在一点上不再往前运转，肉体在习惯的支配下没精打采地起床，吃饭，扛上篮子到河坝里挑沙，在河滩上洗澡。

他仰卧在水面上，手在身下划动，使身体保持平衡。他的眼睛盯着蓝天，顺水漂浮了一段距离。四周的嘈杂声逐渐小下去了。他并不很认真。他只是起了这个念头。每年都有几个孩子淹死，他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几天前，一个居委会的少年站在岩石上跳水，落下去就再没见爬起来。他多么困倦，何必再挣扎呢？这一切有什么用？他躺在水面上不动了，最后望了眼上方没有丝云彩的天空，它多么篮，多么深邃。它的奥秘谁知道呢？可能班主任会说他知道，他的唯物主义能解释一切。他如此转念，脚慢慢沉了下去，身子也跟着往下沉很快没了顶。他在水中睁开眼来，看见橙黄的一片。他继续往下沉。橙黄的颜色逐渐加深，水摩挲着他的身体，逐渐变凉。他还没触到底，但已听到水流冲刷沙层发出金属般的沙沙声。他快憋不住了，他胸膛快要爆炸了。再坚持一会儿，然后就是呛水，昏迷，不再有感觉、知觉。那个声音继续怂恿他呆下去。他想过上吊，卧轨。一天早晨他在山上公园看见一个上吊自杀的少年，就吊在半坡上的葡萄架上，他爬了山下来，当时天还没亮，有人用手电照那少年的脸，他从一旁的石梯经过，不敢走过去看。当飞驰的火车从他面前开过时，他心醉神迷地望着呼啸而过的哐当作响的铁轮，铁轨在它的重压下一起一落。不，他还不能就这样完结，他还年轻，还不到十七岁。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他的脚触到了水底的沙层，用力一蹬，身体越过一段长长的水域，一冲出水面，便大口大口地呼吸，拼命朝岸上游去。

 

 

路边毛茛

三十二

中午，在过秤处旁边的窝棚里吃了自带的干粮，上附近木材加工厂的库房里去休息。库房宽敞，通风，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松脂味。大伙懒洋洋地坐在或倚在码成堆的松木板上。

“我肩膀都磨脱皮了。”郑新对坐在一边的邹氏兄弟说。他绷开汗衫领口，脖子扭到最大限度，斜着眼往右肩上望。

“我也差不多。”两兄弟中大的那个说，建议他睡觉前用热毛巾敷敷。

“那管用吗？痛得手都摸不得。”

“脱层皮就好了。”小的那个说。

“我们在作文上赞美劳动光荣、伟大。”郑新说。“我到现在才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它难道不是那样吗？”一个叫刘通的同学问。

“谁说不是？”郑新笑着调过脸去。“劳动改造思想，锻炼人，我觉得它比我以前理解的更伟大了。” 劳动向来是个神圣的字眼。他们能用这么随便的口气议论它，是因为大伙都感到劳累，压在身上的担子并不讨人喜欢；另一个原因是这是在校外，干的是挣钱的劳动。在他们的字典中，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是劳动人民干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从事脑力劳动，或不劳而获，体力劳动者才是应该尊敬的高尚的劳动者。

“你晚上睡得早吗？”郑新问李富坤。

“看会儿书就睡。”他说。他手臂枕着头倚在一块木板上，半小时过去了，还感到累得喘不过气。

“我可天一黑洗过澡就睡了——太累了，读不进书。”

“我也只看一会儿。”

“你看什么书？”

“《马丁.伊登》。”

“作者是谁？”

“杰克.伦敦。”

“哪个国家的？”

“美国作家。”

“你为啥总爱看外国小说？”倚在对面木堆上的刘彰问。

“写得好吧。”李富坤漫不经意地回答。

“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什么好？”

他调过脸去望望他，他可是很认真的。

“你以为凡是外国小说都是资产阶级的？”

“不是吗，美国就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

“可美国也有无产阶级。”李富坤说，从木板上坐起身来，讥讽地笑了笑，他并不想辩论。“你知道杰克.伦敦是谁？美国最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和高尔基都称赞他的作品。”

刘彰咽了口唾沫，两眼瞪视着他：“无产阶级作家毕竟是少数，你读的小说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作品。”

“资产阶级作家也能写出好作品。”他说。

啊，他说溜了嘴，赶快抓住他！刘彰是班上最爱反映人的团员同学之一，可以说他就是靠这个入的团。他认为团员的责任就是随时随地监督和发现同学们的错误言行，及时向班主任和团组织汇报。

“你说什么？”

“我说他们也能写出好作品，你奇怪吗？”

“我当然奇怪！”刘彰提高了嗓门，向四周环顾了一眼，想引起别的同学的注意，以便必要时替他作证。事实是，他们都很注意。这是个敏感的题目，一开始就引起大伙的兴趣。

“算了，一个少说两句。”郑新说。他想当和事佬，他知道争论下去对李富坤不利。但李富坤却激动起来了，他刚才还感到累得不行，这会儿却几乎精神振奋：“巴尔扎克是资产阶级作家，政治上的保皇党，可马克思却推崇他的作品，你感到奇怪吗？”

刘彰转动了一下眼珠，没立即作出回答。

“马克思也喜欢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你听说过这些名字吗？没听说过？列宁喜欢托尔斯泰，你恐怕也没听说过？”

有谁笑了一声。李富坤调头望望，又回头面向自己的对手。

“列宁可没说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学生应该读他们的作品！”

刘彰涨红了脸，眼看这个思想落后的同学占了上风，不由得义愤填膺。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他决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导师会喜爱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他气愤自己找不到证据。

“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都要读他们的作品。”

“我可没听说。”

“那只能怪你书读得太少了。”

“除了我们国家的革命文学作品，我什么都不想读！”为了加重语气，甚至用拳头在自己胸膛上捶了一下。

事实上，好多同学的课外阅读都只限于学校团委推荐的红书，它们多半是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也有反映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作品，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

“这是各人的爱好，你没有必要发表这种宣言。”李富坤讥讽地说。一只自以为是的井底青蛙。

这是他挑起的，既然开了头，他就得奉陪到底。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他不想让同学们获得（虽然他们早已获得了）这种印象：读外国文学作品是种不良行为。他对不良行为患有过敏症，就像有些人对资产阶级患有过敏症一样。

他的天资显然要比不知选择、只读红书的同学高。他自己也是这么看的，只不过他不会说出来。他愤愤不平地想人家资产阶级作家就是写得好，有什么作品能和别人相比呢？人家不强迫你去赞扬，不害怕批评，但你会从心里热爱、崇拜他们(他多么热爱、崇拜狄更斯)。没有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没有翻译工作者把它们变为中国的方块文字，他这个精神上的孤儿还会感到更加孤独。

他很喜欢孤儿这个词。现在他身处绝地，无亲无友，孤立无援，孤儿给他一种鼻尖发酸的自我怜悯的感觉。

“照你说来资产阶级作家写的都是好作品啰？”刘彰以一个共青团员捍卫真理和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坚韧精神，又一次出击。

“我可没这么说。”

“他们也写过坏作品？”

“这要看你怎样去判断好坏了。”他有点儿故弄玄虚。

“以无产阶级的观点去衡量，他们也写过坏作品？”

“这是肯定的，不然怎么叫资产阶级作家呢？”

“你也读过？”

“不，我没有读过。”

“你这不是前后矛盾？”

“这一点不矛盾，我读的都是国家出版的书，经过严格审查翻译的作品。我们国家决不会拿钱出坏书。”

“那不一定，有些书就是坏书，不适合我们青少年读。”

“哪些书？”

“写资产阶级腐朽爱情的！”

爱情，资产阶级腐朽的，这字眼就几乎和说手淫差不多，一经出口，两人都感到很窘。李富坤走到一边去，暗暗后悔自己说得太多，暴露了一些不该暴露的思想。在学校他是决不敢这么放肆的。他说的虽然有根有据，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在这间散发着松木味的库房里赢得了这场辩论，但别人听来总会认为他在为资产阶级作家、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辩护，他的立场或多或少是有问题的。他厌恶这场争论，厌恶自己不计后果的自我暴露。不过这比起那最终的暴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此一想，他又安下心来了。

 

 

路边毛茛

三十三

精神负担使他的体质变得虚弱，劳累一天下来他感到浑身乏力，腰酸背痛。要是在以前，只消洗个热水澡，睡上一觉，体力又会得到恢复。但现在他却失去了这种恢复功能。他困极了却睡不落觉。头脑里那个兴奋点使他得不到片刻的休息。他即使睡过去了，也还用一只眼睛挂着它。他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不能有安稳的睡眠。他老是做梦，没有一天晚上不做梦，几乎整夜做梦，做的多半是噩梦。稀奇古怪的梦，醒来有的还模糊记得，有的已忘得一干二净。他梦见陈永宁躺在河边沙滩上，他拉他的手想把他拉起来。地点突然转换成他们去白塔寺前坐在一块吃干粮的那片草坪。他懒洋洋地躺着，他拉了他一把，两人都高兴得直笑。他醒过来发觉自己刚才在梦中笑出声来了，梦中有种他在清醒时从未体验过的亲昵感，他一个上午都无法摆脱。

他觉得自己该去找医生看看了。他请了一天假，上第一人民医院挂了内科门诊。

光线昏暗的走廊上坐着就诊的病人。医生依次喊号，进去的病人每隔五分钟就出来一个。他们知道自己看什么病，相信医生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他抱着什么目的求医，他自己却弄不清。他对医生说他失眠，做噩梦，精神不振。医生是个有点儿秃顶的，戴副宽边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给他听诊，量血压。没有器官性质的疾病，他诊断的结果是神经衰弱，一种青少年时期常见的心理失调现象。他建议多参加集体活动，增强体育锻炼。

“我现在在搞假期劳动。”

“那也是种有效的锻炼方法。”

他见医生开处方了，问：“总是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也是种病吗？”

“要看想的是什么事。”医生继续拼写拉丁字母。

“譬如作文上一句话，总是担心它写错——有时作文上错一个字是很危险的。自己知道它没错，但总是担心，总禁不住要去想……”

他的语气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的语气。医生停下笔，抬起头来。他在镜片后面看见的是一双和蔼的眼睛。嗅着诊室里的酒精和刚刷过墙壁的石灰味，听着走廊上传来的病人的呻吟声，有一刹那间，他真想把一切和盘托出，包括那最难启齿的事实。那样一来他也许就会卸下重担，重获新生。他曾经转过这样的念头，找个人说出来。但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找不到一个如此值得信赖的人，一个仁慈、智慧、理解一切并原谅一切的人——小时候他在弥撒中向他祈祷的那个人。他只是换种形式对医生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他对方块文字所具的某种担忧心理。

“我看这没什么。”医生淡然一笑说。“我们每个人都总得担点儿什么心，担心工作没做好，担心挨领导（对你们来说就是班主任）批评，担心犯错误。这都是正常现象，要是什么都不担心，像小孩一样无忧无虑，我看倒有点儿不正常了。”

他觉得这话很有幽默感，报以一笑。

医生给他开了溴剂、安眠宁和维生素，他在学校医务室拿的也是这几样药。

 

 

路边毛茛

三十四

他把自己的思想和痛苦隐藏起来，每天坚持去上班。表面上他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引人猜疑之处。他像别人一样上下班，说笑，下河洗澡。别人挑多少，他也挑多少。他们在靠近河边的沙坑里铲上沙，担着穿过一大片茄子地。铺了层沙的软绵绵的平路接连着一道之字形的上坡路，最上面的一段路最陡最软脚。他们每天得爬十五六趟。炎夏时节，烈日当头，从早晨起就没有一丝凉风。爬第一趟就出汗了，多爬两趟就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常常是一些体力好的同学完成定额下河洗澡去了，他还担着担子艰难地爬坡。沙地晒烫了，冒着丝丝蒸气，汗水浸透了裤腰，皮肤凉飕飕滑腻腻的，粘上了一层盐粒、污垢。颅腔内的温度增高，太阳也蒙上层紫色的阴影。就在他两腿打战，累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也摆脱不开头脑里那个执着的思想。它耗尽了他的精力，比压在身上的担子还要沉重。

他坚持下来了。劳动了一个多月，他挣了四十五元。他一个不少地交到母亲手里。

“给你置套衣服吧。”杨庆容说。

“我不要。”他说。

“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杨庆容说。“我把它存起来，交学费剩下的钱，等你姐姐需要路费的时候给她寄去。”

劳动结束了，他多少感到松了口气。对剩下的假期，他没有任何安排。他渴望休息又得不到休息，嗜睡又得不到睡眠。他晚上睡不着觉，早晨起来得迟，午觉昏昏沉沉的有时一躺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一个人到郊外漫无目的地游荡。他熟悉每一条幽静的小路，每一处清静宜人的场所。他常去的地方是城郊铁路后面公园一侧的山坡。他从小路爬上山，在一处阴凉的草地上坐下来。草地背靠一棵树冠巨大的黄角树，一侧有道溪涧，被岩石折为几段，溪水边长着茂密的水竹。他喜欢这地方的清幽，常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从这儿眺望下方的公路，远处的河滩，假期安静的校园和阳光照耀的寂静的操场。他呆坐不动，心里除了幻觉无任何体验。四周草地散发着清香，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抖动，蝉在槐树枝上悠悠鸣叫。有时小路上会走过一对情侣，走过几个上山玩耍的小孩，或背着背兜上松林里去捞松针的妇女。有人走过，他便拿起搁在一边的书。他常常天快黑了才一个人下山去。

有时他心底也能爆发出一种渴望。但生活可望不可及。这感受当他在一个燠热的晚上独自坐在院里井底石梯间搁置的一块木板上纳凉，仰望井口一小片星空时越发体验得强烈。

他有时也上图书馆去看书。在一楼借了书，上二楼阅读。以前只要手中捧着本自己喜爱的书，便能忘掉时间，忘掉周围的一切，整个儿沉醉其中，世界也充满种种幻想和乐趣。而现在，再好的书都没法使他达到这种奇妙的境界。他注意力涣散，常常记不住书中的情节，忘了刚读过的东西。他不能集中精力读上一小时的书。读着读着就走神了，停下来恍恍惚惚地想到什么，猜测作者言犹未尽的意图，文字下隐秘的意念。一个词、一句话就可以触发一连串幻想。目光在书面上游动，幻想的精灵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没。

他甚至不能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这种感受相当微妙：除了那个折磨他的思想，他不能再有其他思想。

他用自己想到的一套方法进行增强意志的锻炼，纯粹是为了生存的需要。

他穿着条松垮的青色泳裤站在河边一块岩石上。岩石间有道一米多宽、两丈多深的罅缝。他站在较低的一边，另一边的边缘抹斜、溜滑，落脚点只能选在靠后一点的地方。他要跳过去就不得不担风险。但他一定得跳过去。高尔基说，对自己一次小小的胜利都要使你坚强许多。他需要赢得一个小小的胜利。他后退了两步，瞅准对面一小块平坦处，猛地一冲跳过去了。第二次，他没加助跑就跳了过去。紧张心理一旦消除，他便更加热衷于这项新发明的锻炼。他涨红了脸，神情仍然有点儿抑郁。坐在沙滩上的郑新和刘通抬头观望，还以为他在做什么有趣的游戏呢。

他想到的另一项锻炼是晚上一个人去登山。

他不走正面公园的石梯，走一侧的转山公路。天黑后从广场出发，经过几幢居民住房，穿过平交道，几分钟后便把几对漫步的情侣甩在后面，一个人进入两山之间的夹槽中。山岗黑黝黝的，头顶上星光闪烁。烤晒了一天的松林散发出浓郁的气息。一路上都看得见萤火虫拖着发亮的尾巴从草丛里坟墓里飞起来。坟墓的轮廓依稀可见，里面埋着棺材、尸骨。棺材已经腐烂尸骨露了出来头颅上张着两个深陷的窟窿。什么东西从草丛里爬过，蟋蟀的叫声停下来了，也似乎在倾听。不远处传来汩汩的流水声。树林里不知什么鸟儿扑楞楞地扇动翅膀，发出尖厉的叫声。他一路走，一路东张西望。他浑身出汗却又直起鸡皮疙瘩。他在之字形弯道的第二个拐弯处站下来，眺望下方城市的灯火，让心跳恢复正常。

他已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前面公路通过一段长长的斜坡，顺着山岩绕进前方山谷里。那儿的岔路口曾经作过刑场，枪毙过犯人。那是两年前的事，他去看了后，一连几天都直想呕吐。踏上这条路的时候他并没想到这事。现在他想到了。该犯三十一岁，汉族，家庭出身工商业主，被捕前系二轻局职工，该犯一贯思想反动，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恶毒地攻击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了配合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六二年十月，伙同李××、彭××成立反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党，任该党主席……他往前走，加快脚步走完斜坡。他并不害怕。瞧，已经到了，就在这儿，就躺在这地方。脑袋开花还剩下半边脸身上的衣服被剥光了一位显然属于贫下中农的农村妇女为了她得弱症的儿子割下他的睾丸。他眼睛在黑暗中盯着那具尸体，脚步兜着圈子从旁边绕过。树林里没有一丝风，头顶上星光多么璀璨。你站下来听一听，夜晚多么寂静，除了蟋蟀的唧唧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死人并不可怕，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唯物主义无神论者是不相信有什么鬼魂的。你听见的咚咚的脚步声是你自个儿的心跳。你别走得太快，没人在后面追你，勇敢地回过头去望一眼。他没回头，他跑起来了。一只瘦骨棱棱的手想从后面抓住他，啊，他跑得真快！从那道弯里一口气跑上一道斜坡。两旁黑黝黝的杉木夹道，浓郁的气息好像变得粘稠了。他跑到尽头，转过拐又望见了城市的灯光。他已经进入安全地带。他又跑了段路脚步才放慢下来。公园茶园旁边一间屋里亮着灯，有人轻声说话。他从一道木桥上走到对面凉亭里倚着栏杆坐下来。他浑身湿透了，心还在跳过不停。他坐了没多久，隔着一片池塘，看见屋子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男一女。女的穿着短袖衬衣、青色长裙，男的穿件和尚领汗衫，在后面熄了灯，锁上门。四周一片漆黑。两人打着手电朝池塘那头的宿舍走去，转眼消失在茶园那排房子延伸出去的一道砖墙的拐角后面。

他又坐了十分钟或者更久。四周的松林墨黑一片，与夜色融为一体，夜晚的风轻拂汗湿、发烫的脸庞。他呆呆地眺望下方闪亮的点点灯火。他感到困倦，像一个梦游者一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呆在这地方。啊，他有时真想离开这个地方到远处去流浪！读《苦儿流浪记》，他便想到当一名流浪儿，从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向另一个陌生的地方。读《鲁宾逊漂流记》，他向往那种一个人在荒岛上的生活。不过，在荒岛上他就能得到安宁吗？即使到了荒岛上他恐怕也逃脱不了自己的思想。

在下山的路上，他萌发了去一次教堂的念头。第二天早晨他在教堂的钟声中醒来，穿上衣服，摸黑走出院门，来到小街上。上教堂的都是附近一带的居民，天主教徒，一个个都上了点年纪。只有大瞻礼期间才有从附近区县赶来的教徒。这天不是礼拜日，上教堂的人不多。他从门口挂着块“天主教爱国协会”的大门进去，穿过天井，来到教堂前的院坝里。弥撒已开始了，神甫正在布道，敞开的大门里烛光明亮。他来之前，已下了决心。他这么做担着极大的风险，在学校，这是闻所未闻的事，几乎就是种异端，一旦发现后果将难以预料。但那个最坏的后果却给了他勇气。他不会被发现，现在是假期，没有人会知道，他悄悄进去，就坐在后排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没有谁会看见他。但此刻站在大门前，他又犹豫起来。他需要祈祷，像他小时候一样。可问题在于，现在天主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吗？他的祈祷管用吗？就在这时，有人从他身边闯过，调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看着转眼消失在门洞中的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妇女的背影，认出她是居委会的彭玉英主任。他看见她朝左手方走去，在后排找座位坐下来了。那儿灯光昏暗，正是他想坐的位置。她认识他，也认识他母亲。现在有单位的教徒都不再上教堂，她怎么倒信起教来了？她是天主教徒还是别的什么？她的出现使他心神不宁。此时布道已经结束，教堂里响起诵经声。他朝她坐的地方望望，转身走开去了，心情沮丧。

一天下午，他到河坝里去，看见往日欢闹的沙滩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光腚的男孩在岸边戏耍。他在河坎的石梁上站下来，洪水还在上涨，淹没了岸边的茄子、海椒地。一艘生产队的木船把社员送上对面沙坝，再载回从水里抢收出来的蔬菜瓜果。不远处的滩口传来澎湃的水声，一股激流从斜刺里流向大河。他眺望泛着浪花、泡沫的水面，呼吸着水的凉丝丝沁人心脾的气息。他把视线收回来，沙滩上那几个孩子互相追逐了一阵，抱着衣服裤子走开去了。沙滩在阳光下显得越发空旷、沉寂。水淹了上来，前面一道他们经常游过去攀爬的石梁已淹过了顶，只剩下一线打着漩涡的水面。他默默地望着，洪水淹没的似乎不仅仅是沙滩，它还淹没了别的什么，那应该是属于他的他却错过了，再也不能追回。这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深深刺痛了他，他往回走时发现自己眼睛里含着泪水。

 

 

路边毛茛

三十五

第三学年开始后不久，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搞了一次军训。

为了统一行动，吃住都在学校集中。学生自带行李，交口粮和基本伙食费。六六级几个班的男生被安排在礼堂的台子上睡地铺，女同学把教室当作寝室。木工房出口那一带的操场成了开饭的露天食堂。男女同学各分成三个班，每班由正副班长到食堂去领饭菜。洗脸盆蒸的盆子饭，由正班长按人头划分成匀等的份数。同学们个个胃口都很好，都有点儿小气地注意他是不是划分得很匀均，一双双筷子也总是争相拣起夹在菜里的少量肥肉片。每天一到开饭时间，那一带的操场上便热热闹闹地蹲满了一个个进食的小圈子。

军训期间，他们还集合上电影院看了几场电影，《攻克柏林》、《第三次打击》、《华沙一条街》、《列宁在十月》、《难忘的一九一八》。

《华沙一条街》给李富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列宁在十月》、《难忘的一九一八》则是为了配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我身上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后一部影片中，列宁对前去探望的高尔基说。

他们上西郊打靶场打了一次靶。每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五发子弹。一个班一个班的挨着轮子打。高六八级二班的一个男同学调转枪口去打麻雀（在两个班交接的间隙中一群麻雀飞来落在射击场右侧的梨树上），体育老师把他从棕垫上拉起来，他想把他带走，但他死死抱着砖柱不放。他哭鼻子了，说体育老师欺负工农子弟。尽管体育老师是挂名的副营长，学校还是派人下来调查了这事。

军训结束前的最末一天晚上，学校指挥部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捉特务活动。

所谓特务是指六名事先到山上埋伏下来的男同学。都是经过挑选的、灵活机智的男同学，由体育老师带领到山上躲起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整座山林。他们可以躲在任何一个藏身之处。他们应该想象自己是真正的特务。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存自己，躲过搜捕队的搜捕。

搜捕队由全体同学组成。他们应该具备全民皆兵的敌情观念，应该想象搜捕对象是真正的台湾空降的特务，受过美国训练的美蒋特务。他们的任务便是一个不留地把他们从藏身的地点揪出来，不管他们多么狡猾，藏得多么隐蔽，都要一网打尽。

约定的信号是三声哨音。在信号发出以前，他们应该安心睡觉。他们躺下去的时候，并不知道特务会来，并不知道一架敌机正偷偷地接近目的地。但他们已准备好火把、木棍，衣服和鞋也放在顺手拿得到的地方。

没有谁睡得着觉。大家躺在黑暗中眼睁睁地等待着，小声说着话。李富坤躺在陈永宁身边，侧身对着窗台一方。风轻轻掀起遮在窗上的帷幕。帷幕脚下吊着砖块，像帆似的鼓起来又瘪下去。他望着觉得更像是特务的降落伞。为什么偏偏是台湾空降的特务？为什么一提到那个还未解放的岛屿他就表情紧张呢？他的思想似乎明明白白地袒露到脸上来了。

李富坤回想这一周来的竞技活动，他成绩平平。打靶场上五发子弹都吃了烧饼，障碍赛中穿越平衡木时从上面掉了下来，钻板凳卡住了身体。当那个同学说你欺负我们工农子弟时他就站在一边。体育老师涨红了脸。他本来想把他拖开去，但听了这话立刻住了手。他自己不是工农出身，再有多大的火听了这话都会怒气全消。只有他们才能以主人翁的身份说话。李富坤他们这些人就不能。他们这些人不会说你欺负我，或调转枪口去打麻雀。他们这些人平常都不够活跃，沉默寡言，仿佛身上贴着标签，很容易被人识别。你在校园里看见一张与众不同的脸，一双抑郁的若有所思的眼睛，你便认定他多半属于这一类人。

一个同学起来解溲，从他身上跨过，趿着鞋走到后门台阶上哗哗地撒起来，刚摸回铺位上躺下，另一个同学又起来了。接着，又起来了一个、两个、三个。他们跑上跑下，是因为睡不着觉，因为胡思乱想，也因为晚餐吃的那顿清汤寡水的忆苦饭。一个同学还向班长请假上厕所去拉肚子。

为了把忆苦饭做出来，伙食团派他们这个班去豆腐厂拉来一车豆渣，再去菜市上拉回来一车烂白菜。一个人一大碗，掺了许多水（有人还建议掺些野菜和糠）。吃的时候一个个表情凝重，没有平常的说笑声，只听见稀哩呼噜的响声四起。没有人敢不吃完，有的同学吃完还要再添一点。他们怀着阶级感情吃下去，想到旧社会劳动人民所受的苦，旧社会的穷苦人吃的就是这种食物，连盐也没放，旧社会的穷苦人好像连盐巴也吃不起。

李富坤想着这些，肚子里发出咕咕声，翻一个身，还听得见叮咚的声响，好像摇动一个没有装满的橡皮水壶。耗子在楼板下跑动，噬咬。第一天晚上它们跑到楼板上、铺上来了，引起一阵骚动。这几天它们都躲在楼板下阴暗的角落里。有两个人的脚步声从操场那头过来，打着手电，小声交谈，转过教学楼墙角去了，一会儿又折回来，从窗口下经过，是负责巡夜的老师。还有些老师等在操场上。

听到信号已是下半夜两点。李富坤刚刚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便听到三声哨响：“瞿——瞿——瞿——” 两声短的，一声长的，和信号弹升起的时间几乎一至。发信号弹的是带领那六个同学上山的教初中部的体育老师，吹哨子的站在操场上的教高中部的体育老师。他穿一身绛红色的运动服，同学们在纷乱中紧急集合时，他一直用手电对准手腕上的表。

行动最迅速的是初六六级三班，仅用了六分钟就全体站好了队。新入学的六八级四班用了十六分钟，最后两名女同学才从厕所里跑出来。操场上只听见兴奋的低语声，报数声。六七级二班一个女同学在下楼时从楼梯上摔下来崴伤了脚，班主任叫她回教室休息，她委屈得哭起来了。

队伍两点四十出发，开出校门，穿过寂静的老远亮着盏路灯的街道。一个同学走出队列拴鞋带，班主任上前几步在昏暗中撅起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快跟上！”他以为是个男同学，但却听到一个女同学羞红了脸的尖叫声。

队列里发出一阵低笑。班主任也忍俊不禁。那不能怪他，男女同学穿的衣服颜色都差不多，在那样的光线下你就很难分辨是男是女。

队伍穿过小街，在街口分兵两路，一支从正面石梯上山，一支经广场走转山公路。他们属于后一支队伍，一路小跑到半山腰的指定地点。各班排沿着公路拉开，站下来等信号。

夜晚寂静，星光璀璨，半边月亮落到山巅后面去了，还能望见它的余晖和映衬出的山岗的轮廓。余晖也给山顶上一片浮云镶上一道发亮的边。这是李富坤锻炼意志走过的那条路，他们站立的地点就离枪毙犯人的岔路口不远。

同学们准备好火把和点火用的火柴，安静地等待了一刻钟。望见前山升起的两发信号弹，班主任排长一声令下，大伙便点燃火把，排成一线进入树林。

李富坤和陈永宁、王静元走在一块，各人手拿一根棍子，边走边往蕨草丛里乱打乱戳。大伙虚张声势，吵吵嚷嚷，整个山林里只见火把在移动。路不好走，根本就没路，有的地方蕨草、灌木齐腰深，走起来绊脚。没走多远队伍就乱套了，有的走到前面去了，有的还围着一丛乱草打打戳戳。“快出来投降！发现你了！”李富坤听出是王英的声音。她那个班的女同学就走在旁边一点，每发现一处藏得下人的草丛，都要尖声尖气地嚷叫一阵。

他们来到一处矮杉木丛前，陈永林拿火把照了照，树丛密密的，木棍戮不到底。

“不可能藏在里面。”王静元说，他拄着木棍喘气。

“你能担保？”

“这和钻刺巴笼差不多，至少，我来就不会往里钻。”

“你还没有资格当特务。”陈永宁说。“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很机警的家伙。”

他又拿火把照了照。邓洪和另外两名同学过来了。“有情况吗？”邓洪问。

“里面好像有处藏得下人的凹塘。”

“钻进去看看。”

大家站着不动。邓洪是副排长，灰卡其学生装上神气活现地扎着根军用皮带。他命令李富坤：“你去——”

李富坤作为一名战士，用沉默拒绝了这道无理的命令。

陈永宁说他去，他把火把递给他，用衣袖护着脸，匍伏着钻进去了。

“要注意树上。”邓洪说。

“树上藏不住人。”王静元说，抬头望了望四周细长的枝条稀疏的松树。

邓洪说：“不能麻痹大意。”

李富坤瞧见王静元朝他眨眼。邓洪弯下腰往杉木丛里望。里面没藏人。陈永宁从另一头钻出来，在身上拍打了一阵，接过火把。邓洪带着两个同学上旁边一个班去了。

他们攀上一道陡坡，落到后面一点的王静元突然叫嚷起来：“快出来，他妈的，缴枪不杀！”

他俩回过头去，看见他正用木棍捅一条寸把宽的只藏得下耗子的岩缝。汗湿的一张笑脸，镜片后面一双闪亮的眼睛。李富坤觉得这太可笑了，忍不住笑了起来。陈永宁说：“我还以为你他妈的真的发现了特务！”

他们往前走过了一片抹斜的蕨草地。左右两侧的坡上都看得见移动的火把，听得见嚷嚷声。“快跟上！”陈永宁说。

李富坤发现王静元不在身边，回头看去，他正弯腰在草地上摸索着。“你在干什么？”

“我眼镜掉了……”

他叫陈永宁等一等。但右前方传来一阵嚷叫声——抓住特务了。陈永宁拿着火把跑过去，转眼把两个伙伴丢在黑暗中。

“你以为他听到了吗？”

“谁知道，也许没听到吧。”

“你眼镜怎么掉的？”

“在树枝上挂了一下……就在这儿附近，不会掉多远。”

“你没有眼镜看得见走路吗？”

“看不见。”

“不要慌，慢慢找。”

李富坤听见王静元深吸了一口气。他往四周望望，没有火把跟上来，他们落在最后了。他身上没带火柴。他蹲下身，在草丛里摸索。

“我们还参加行动吗？”王静元问。

“找到眼镜再说吧。”

“你觉得这次行动如何？”

“你说呢？”

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很快能找到眼镜的希望，但王静元见他留下来后，似乎不再着急了，他呼吸缓下来说：“我觉得很愚蠢。这纯粹是捉迷藏，却偏要安排在半夜三更搞。”

“特务不会在大白天空降。”

“真是笑话，什么特务！”

“你眼睛不好，为什么不向魏排长请假？”

王静元听出他话中的讥讽意味，吃吃地笑了两声。“他会说我参加军训不积极。自从那次总结会后，他就一直盯着我，我不想让他又拿我当典型。我讨厌这次军训！”

这样的话别的同学是不会对他说的。也没有人会对别人说这样的话，除非是他很信任的人。“向解放军学习，一个个都争着表现……”

李富坤看见他对面说话的黑影停下来了，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但不是眼镜，黑影跟着又动起来。

“把我们丢下就跑了，要是有火把照一照……”

陈永宁不可能没听到他喊他的声音，他想，他太起劲了，他整个军训期间的表现都太起劲、太积极了。他听见王静元说： “我看他没长什么脑筋，工农子弟，自以为优越。”

这次他吃吃地笑了起来。

“你好像还和他耍得好？”

“哦，不，那只是表面的。”

“我也奇怪，他那么浅薄，你和他各方面都完全不同……”

王静元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他刚才说话的语气过于仓促。他觉得自己被这个小同学看穿了，在黑暗中涨红了脸。这个小同学鬼得很，那次在总结会上差点使班主任下不了台（当然他要是不辩解，就会给他写进操行鉴定）。他俩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王静元的反映似乎和他不一样。这就好像同一类植物，耐旱和抗菌的能力却有所不同。王静元更善于自我保护。他想这或许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他爸爸虽是右派，但毕竟还是地区医院的一名医生。右派之间也有区别。一年级教过他们半学期的一名英语老师也是右派。一天在学校附近的小街上，两口子打架他出面干涉。旁边一个学校毕业的已穿上工作服的青年当即喝斥他“人民群众的事有你右派分子管的？你他妈的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他当时正好在场。右派老师没说一句话，转身走开去了。他不知道王静元的爸爸是否也是这样一位右派。

“你喜欢普希金的诗吗？”他听见王静元问。

他手停下来，望望那个四肢触地上身略微抬起来的黑影。

“我正在读他的诗集。”

“图书室借的？”

“不，爸爸的藏书……他有不少藏书，都对我开放了。”

李富坤感到那张向着他的模糊不清的脸是自豪的。他想有这样一个爸爸倒也不错。恐怕没有一个工农子弟能夸他的爸爸有藏书并且年轻时读过普希金吧（自然他们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夸耀的事）？他跪在地上，手继续在蕨草丛里摸索着。

“你喜欢当代诗人吗？”

“

路边毛茛

三十六

“啊，等一等。”谢玲说。她鞋绊脱了，蹲下身去扣。郑新转身过来，拿着火把给她照亮。他俩不是一个班的，但混乱中不知怎么走到一块来了。

“你怎么穿布鞋？”他问，觉得自己该这么问一下。

“我那双解放鞋洗了没干。”

“好了吗？”

“好了。”谢玲站起身来，笑了笑。

“我们落后了，快，跟上去。”

他俩爬上一道斜坡，攀上一块岩石。郑新先上去，把手伸给她。这是第一次，他握着一个女同学的手，柔软温暖有点儿汗湿。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当他松开她手，火光在一丛灌木前奇迹般地照亮了王英一张惊讶的脸，她是回来找谢玲的，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他俩窘得好一阵开不了腔。互相连心跳都听得见。“你想她会告给魏老师听吗？”默默地走了段路，谢玲问。

“她告什么？”郑新说。他已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过来。

“我们……拉着手。”

“我是为了帮你爬上那块岩石……”

“啊，开头确实是那样！”

“后来也是。”

“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喔，真不该那么做！”

“这都怪我……”

“我并不怪谁，我只怪我自己。”

“也许她不会说。”

“她不会吗？她刚才那么望着我们，没说一句话……”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她。”

“可我觉得我对谁都不了解。”

“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呢。”

“我没有朋友……你有吗？”

“那看怎么说。”

“但你肯定她不会说出去？”

“我以为她不会。”

他俩脚步慢下来。现在追上队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人走到一条铺满松针的小路上，他走在前面一点，火把斜伸在一边给她照路。

火光不夠亮，他把竹筒倒过来，让塞在竹筒口上的布芯浸上煤油。

沉默中她感到自己还在心跳。她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又好像确实做了点什么，还在那儿，她还能感觉到它。“我们不能对别人说知心话。”她抓住朋友和友谊的话题。“我意思是，说那种有时你心里真正想说的话。”

“我完全能够理解。”他说。

“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到班主任面前反映过我……我们有时很要好，有时又互相提防。我们从来都不是那种互相能说真心话的朋友。自从她入了团，我们就更没什么话好说了。”

“你没听说她在团委会上投我的反对票？”

“没听说，怎么回事？”

“在讨论我的申请时，她认为我不够一个团员的资格。”

“为什么？”

 “说我喜欢与思想落后的同学为伍。”

“我知道她指谁。他只不过出身不好罢了。”谢玲说。“你们是朋友？”

“可以这么说。”

“我有时也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朋友……你记日记吗？”

“不，”他调头望了她一眼。过了那段小路他俩已并排走在一块。她一张脸红扑扑的，微微喘着气。他把火把换了只手，好让她更靠近他。

“这就像对一个朋友说话。”她仍然隔开一点距离说。“我把不能对别人说的东西——我不是指落后的东西——都写在上面。”

“你迟早会有自己信得过的朋友的。”他说。

他想他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俩正在说着知心话，在这片火光照亮的寂静的松林里，他又想到他握过的那只柔软的手，那种他从未体验过的亲切的感觉。

 

 

三十七

“它在这儿！”李富坤的手在两棵幼小的松树间触到掉在蕨草丛中的眼镜。

“没摔坏吗？”

“没摔坏。”

王静元接过手，往草地上一坐，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干笑。终于找到它了。他摸摸索索地检查了一遍，掏出手巾把镜片擦拭干净。

“我们怎么办？”

“只好追上去。”

“可他们已经走远了，再说，我们也没有火把。”

李富坤手摸着树干上粗糙的树皮，往他呆着的地点望。王静元戴上了眼镜，仍然盘腿坐在草地上。“我们不如倒回去，从公路绕到前山，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他们下山时偷偷混进去。”

“可说了要在山顶集合点名。”

“我们可以说出了点意外事故。”

“什么意外事故？”

“譬如，崴着脚了……”

“我看最好还是追上去。”李富坤说。“魏排长这次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意外事故。”

“说实话我肚子有点不舒服。”王静元不大情愿地从草地上撑起身来。“这都怪那顿猪潲，我怀疑豆渣有问题。”

他俩往前走。黑暗中望不见一星亮光，但隐隐约约还听得见吆喝声。往上坡势变得陡起来，蕨草逐渐稀疏，铺了层苔藓和松针的地面踩上去打滑。他俩攀着一根根树干走。他身后的王静元呼哧呼哧地喘气，像拖着只风箱。他不时停下来等他，在陡峭的地方拉他一把。

“你想特务都落网了吗？”

“大概抓得差不多了。”

“我不明白干吗也让我们参加军训，既然我们以后注定了当不成兵，连基干民兵也当不上。”

“你喜欢当兵吗？”

“不，”王静元说。“尽管我没有这种资格。”

“我们这种人参不了军，也升不了高中。”王静元接着说。“你对升学抱希望吗？”

“不抱。”他说，实际上他还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切像是做梦一样。”沉默片刻，王静元说，仍然呼哧呼哧地喘气。“要是这会儿跑出来一个真正的特务，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他想他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太疲倦了。他却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恍若置身梦境中。他不再说话，注意着树干细长的阴影，在黑黝黝的树林里走得更快了。

两人穿过一道沟壑，绕过一块岩石，兀地望见前面树林里有支燃烧的火把。

拿着火把照路的是王英。她刚才一气之下走迷了路，已经在一个地方来回走了好几圈了。她担心自己遇上了道路鬼。就像她爸爸年轻时遇到过的一样。她爸爸相信道路鬼，相信这个世界存在鬼神，她受她爸爸的影响多少也是相信的，只不过她不会拿到学校里说，而且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她的相信也是有限的。不过这次却让她碰上了。她被迷昏了头，像进入迷魂阵中一般糊里糊涂地掉进道路鬼设下的圈套中。怎么没人叫醒她？人都上哪儿去了？班长丢了，怎么没人跑回来找？她迷迷糊糊的，一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两个使她走迷了路的人。啊，真叫人恶心！当大家同学都在完成严肃的政治任务的时候，怎么能那么做！怎么不感到害臊！也许，她当时真不该糊里糊涂地走开去，而应该理直气壮的站在那儿，看他俩有什么话说！她冷笑了两声，幸亏她在团委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他这种人根本不配入团！以后她决不再理睬他了。她寻思着，忽听见附近传来脚步声，是来找她的人，还是漏网的特务？

“啊，吓了我一大跳！”她猛地把火把调过来，嚷叫着说。

见到两个思想落后的同学，她第一次感到心里很高兴。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李富坤望望她那张发红的、汗水浸透的脸问。

“走迷路了吧。”她说。“我去追一个特务，可是让他跑掉了……你们怎么也才摸到这儿？

路边毛茛

三十八

李富坤开始和陈永宁疏远了。他找出种种理由说服自己，没有继续交往下去的必要。陈永宁是工农子弟，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陈永宁三代工人出身，可以参军、考飞行，他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陈永宁靠老师个别辅导，可以顺顺当当地升入高中，他初中毕业后很可能就不能继续升学；陈永宁头脑简单，对文学作品丝毫不感兴趣，他却视文学作品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陈永宁处处以主人翁自居，是天生的接班人，喜欢出风头，他却宁愿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等等。这类对比他还可以列举下去。他赋予它们特殊的意义。所有这些他都认为是头等大事，或者说他要自己相信是头等大事，但他却不能使自己完全信服。他热衷于找他的岔子，然而，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始终还是牵动着他的心。

一天下午在操场上，陈永宁和一个叫周志宏的同学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争论，最后打了起来。周志宏不是对手，捡起块石头朝他砸去。他让开了，却气得脸色发白。周志宏转身就跑，他在后面紧紧追赶。打架斗殴在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有人跑去通知班主任去了。李富坤在一旁冷眼相看，觉得这种行为幼稚可笑。两人在球场上追了一圈，跑过来扭在一块滚到操场边的草地上。班主任及时赶来制止了这场斗殴。两人被叫到办公室去训了顿，分别写了书面检查。

这事使他把他看轻了不少。这是可以捉摸的事。而另一些事却模棱两可，难以捉摸。他总是企图证明什么，确认什么。但证明了的可以被推翻，确认了的可以变得似是而非。他唯一可做的就是尽可能避免和他接触，尽可能少去注意他。陈永宁似乎有所觉察，找他问过几次题后，也不再主动接近他了。

就是这样他还感到不满足。他需要彻底中断他俩之间的一切交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得以如愿以偿。下院有道小门通隔壁公园。每天早晨他都带本书上公园草亭去读。那段时间，他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沿着公园走道小跑一圈，到草亭里坐下来时光线还暗得看不清书。一个有月亮的早晨，他跑了下来在草亭里坐了一阵，感到衣服穿少了，身上凉飕飕的。他想到教室里要暖和些，便起身朝小门走去。天还没大亮，草地上沾满露珠，月亮悬挂在山颠上空，启明星还在闪耀。他夹着书登上石阶走进那道小门，却意外地碰上了陈永宁。后者站在教室后墙的石台阶上，模糊不清的脸朝上仰着。他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他。他站在这儿干什么？他连想也没想便径直走过去了。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反常，相反，他觉得自己就该那么做。他站在那儿或许在等后面的什么人。他唯一不敢想的就是他在等他。要是他当时招呼他，两人站下来，会说什么话？会发生什么事？他所有的努力会不会顷刻间化为乌有？

陈永宁在等他。对他的疏远，他感到困惑。他注意到平常不易接近他，尤其是当着同学们的面，他不能有任何表示。他挑选这个时候，是想等他坐在草亭里时走上前去，像以前那样随便和他搭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许他们能消嫌释疑，重归于好。但他穿过两排教室间的夹角，刚转过柺，就从敞开的门洞里看见他从草地上走过来了。他既想退回去，又想站下来等他。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他已登上石阶，穿过小门，一声不响地从他身边走过……

他俩疏远了，互相见了面不再说话。但这种疏远却另有一番吸引力。这是他没料到的。

班上选派几名同学去考飞行，其中有陈永宁。一方面，李富坤希望他考上永远离开这所学校；另一方面他又担心他考上，远走高飞，去享受一种没有他参与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他满怀妒嫉，为什么他有资格，他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资格？

结果，陈永宁没考上，因为听力不合格。他暗暗感到高兴。他们班一个都没考上。有个同学体检合格，但政审一查祖宗三代，却发现他外祖父原来是个被镇压的恶霸地主。

他们回来的第二天下午，一伙男同学围在下院门前的操场上，听他们讲旅途和体检的见闻。他们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一切都很新鲜，飞行体检也异乎寻常。最使大伙好笑的是，他们脱光衣服检查时，一位考生的那玩意儿翘了起来，负责给他检查的一位女医生不客气地对他说：“请你自觉点，同学！”

李富坤从图书室转来时，他们正讲到这儿。一阵哄笑后，他看见一张张笑嘻嘻的脸朝他调过来。陈永宁也在笑，眼睛望着他。他没走过去，夹着书跨进院门回教室去了。

 

 

路边毛茛

三十九

课外活动，李富坤坐在教室里。课桌上摊开一本刚借到的《海涅诗选》。外面操场上传来闹嚷声，信号枪的枪声。诗集还没人借过，散发出一股油墨味。他从眼前读到的诗句想到他喜欢的一首彭斯的诗：

 

谁能忘记那昔日的爱，

而不它常回忆？

 

他并没什么昔日的爱，但这首诗却使他着迷。近来，他喜欢上了诗歌。他借海涅诗集时，在图书室走廊上碰见高六六级二班的罗骏。他俩前段时间在借书时认识的。后者看了看他手中的精装本说：“你现在还在读这种东西？”他分辨说海涅是马克思喜欢的诗人。但罗骏说：“他毕竟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诗人，已不适合我们今天的青少年阅读。我以前盲目地崇拜过普希金，而现在却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看待所有他那一类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打了个比喻：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马赛曲是进步的歌曲，当时的革命群众是唱着马赛曲进军封建堡垒巴士底监狱的。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歌后，资产阶级的马赛曲就失去了它的进步性，甚至变成反动的了，如果它想和国际歌对抗的话。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罗骏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看问题，不能脱离现实，还让自己的趣味停留在这种过时的东西上。李富坤并不赞成这种辩证法。现在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比过去的好。不过他也没再作争辩。他的想法他不会轻易说出来。

对他的阅读，班主任现在似乎不再干涉了，他对他采取一种听之任之、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事实上，他并没丢下他不管。他在严密注视他。他的爱好已作为一项学生思想动态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这是学生中一股小小的自由主义思潮，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的伪装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他不可能无拘无束，这种感觉由来已久。班主任对他放任自流，他反而觉得蹊跷，不踏实，不由自主是想引起某种注意。有时在语文课上，他故意不把课本打开，或者班主任讲课时，他便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一天上作文讲析课，班主任甚至注意到他讥讽的眼光。他作文越来越马虎。中秋节前夕，作为作文题目是写给驻守边防的解放军战士的慰问信，李富坤只写了干巴巴的两三百字。他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写。在讲析课上，班主任把他的文章作为坏的典型批得体无完肤，然后把校长兼党委书记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拿出来作范文讲解。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一句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整篇文章的基调，既突出了主题，又表达了作者对亲人解放军的深切思念之情。整篇文章就围绕一个情字来写。作者有感而发，一件看似普通的小事，一经他点染便呈现出新意，意韵悠远，耐人寻味。他拿它和一位散文名家的作品相比，认为在主题的发挥上更有深度，等等。校长本人就坐在后排一张藤椅上听着这种言过其实、令人肉麻的吹捧。李富坤想他怎么不脸红？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十全十美的话，怎么不拿到杂志上去发表？现在的杂志是很乐意登载这种思想积极的文章的。班主任就是在那时注意到他讥讽的眼光。李富坤对最终的揭露的担心，有时倒使他忘了伪装。

他对着海涅诗集琢磨班主任对待他的态度时，郑兴进来邀他去看比赛。

一年两次，学校举办田径赛。这是秋季田径赛，操场上正在进行的是高中部女生竞走。

王英和龚大姐站在院门右侧教室伸出去的墙角上，高高兴兴地说着什么。龚大姐看见郑兴，招呼他过去。李富坤走到一边站下来。

竞走场上，一个高六八级的瘦高个儿女生远远地把其他对手抛到后面。她穿件方格线呢上装，黄卡其裤子，两条长辫子拖在身后随着胯部的扭动一摇一摆的，还剩下最后一圈，她从本班一伙女同学面前走过时，她们嘻哈打笑地给她加油。

李富坤朝他们那边望了一眼。龚大姐微笑着，在和郑兴说话。王英把脸调开，观望上操场上最后的冲刺。郑兴身穿灰卡其夹克上装的背影打得笔直，他比龚大姐还高出一个头顶。李富坤往前走到教师宿舍墙下的走道上等他。郑兴过来，两人一块朝上操场走去。走上那段抹斜的跑道，隔着操场他望见陈永宁。后者站在教学楼前一伙男生中，他今天有两项比赛。他想到他跑的时候头总是可笑地歪向一边。

参赛的女同学中有谢玲，她参加四百米跑，绕操场两圈。

六名女同学都穿着平常穿的衣服，只不过把里面的线子衣、毛线衣脱了，穿单衣。身穿蓝色运动衫的教初中部的体育老师打响了信号枪。她们中有人抢跑，又重新来了一次。谢玲一开始落在后面，她们经过木工房门口，四合院院墙下，跑下那段斜坡，到了下操场逐渐拉开了距离。谢玲穿着件红灯芯绒上装，跑在倒数第二名上。她迈着细碎的步子，脸朝上抬着。王英站在弯道上给她加油。王英没参赛，她当上团小组长后就认为这类比赛不适合她参加了。她参加的是另一类形式更高级的比赛。她们跑过两个篮球场中间的跑道，转过弯朝起跑线跑过去。谢玲超过两名女同学，跑到第三名上。下一圈，她又超过六七级一名女生，最后冲刺时超过最后一名对手，跑了第一名。

接下来是男生四百米跑。他俩换了个位置，站在木工房前一棵柳树下。李富坤往赛场上望时，郑兴碰了碰他，叫他注意从教学楼里出来的一个高六八级的男生。他穿件青上装，夹着本书，穿过操场上的人群上图书室去。

“你仔细瞧瞧他。”郑兴说。

他正走到和他俩视线平行的槐树荫下。人群把道路让出来，他俩往后退了点。“他喜欢早晨上公园读英语，我见过他几次。”李富坤说。

“你知道他闹了个大笑话？”

“不知道。”

“全校都闹动了。”郑兴说。“他表面上装得正二八经的，可骨子里却是个最不正经的家伙！”

“怎么回事？”李富坤问，自己倒先红了脸。

“他对女同学的胸部有种病态的欲望……”

“他自己说的？”

“他在交给团支部的思想汇报上说的……他是作自我检讨，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

“他是团员？”

“他想入团，交了几次思想汇报，越写越深刻。”

“别人怎么知道这事的？”

“团委的人说出来的吧。他们吃惊极了。”郑兴嗤笑了一声。“ 他在汇报中说得很具体，把自己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暴露出来了。他们班一个女同学还为此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她就是他针对的人……”

李富坤调头去望那个倒霉的家伙，他幽灵般的身影已消失在四合院的走廊上。

“思想汇报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吗？”

“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

“那不是思想吗？”

“原则上是。不过，这种东西……”郑兴笑了笑说。

李富坤一时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这事，怎样看待那个倒霉的当事人。秘密已经被揭穿了，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正二八经的，沉得住气。他能做到吗？他一想到自己那个秘密就感到脸红心跳。

“他别想再入团了。”

“那还用说。”

“你自己呢？有希望吗？”

“这次有可能批准。”郑兴说。“我前后已打过几次申请了。可也有只打一次申请就批准的人……”

“谁？”

“陈永宁——”

“他也要入团？”李富坤轻蔑地问，心里陡然觉得很不是滋味。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不要求进步？”郑兴说。

李富坤往操场上望去，眼前却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他感到自己很软弱，刹那间，甚至真的相信存在所谓进步这种东西了。不是他不要求，而是别人不让。

 

 

路边毛茛

四十

六六级三班有两块供同学们从事劳动锻炼的菜地。一块在教学楼一侧坎下，一块在下操场墙角下。这后一块菜地，是搬到下院后同学们在槐树丛中开辟出来的。

他们只管锻炼，不管收获。萝卜快上市了，他们才开种萝卜，栽白菜秧苗也是过了季节。那天在教学楼坎下的菜地里种萝卜、白菜秧，王英挖着地，突然惊叫了一声：“看，好大一条蚯蚓！”

谢玲拄着锄头站在一边暗暗觉得好笑。王英大概忘了在白塔寺劳动时那场有名的癞蛤蟆之争了。劳动人民不会说“蚯蚓”，只会说“曲蟮”。王英现在说话也文绉绉的了，她知道别人不会挑她的漏眼。那确实是条大曲蟮，有小指拇那么粗，被锄头铲成两半截，一截缩紧土里去了，一截还在泥土中蠕动。郑兴担着粪过来，听见王英说蚯蚓，朝谢玲眨了眨眼。

近来谢玲和王英很要好。那次在松林里被王英闯见后，谢玲一直感到心里不安。她提心吊胆地等待班主任找她去谈话。王英没向班主任反映，这就给了她一个悔改的机会。她主动去找她谈心，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那样的行为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不符合无产阶级世界观，等等——得到王英的原宥。王英很高兴她能认识错误。她鼓励她靠拢组织，并表示愿意当她的入团介绍人。

王英也原谅了郑兴。他的申请这次就可以批下来。但眼下郑兴浇粪时，不小心把粪水浇到她脚上了。她穿着双红灯芯绒鞋帮的新布鞋，弄脏了她很生气。粪水不比泥土，她跳到菜地边上去，用废纸擦了又擦。“你没长眼睛？”她冲郑兴嚷。郑兴玩笑地说：“你怕脏怕臭。”王英说：“你不怕脏怕臭，我来给你泼点在身上。”她走到粪桶前，舀了半罐粪水提在手里。郑兴说请吧，我正需要施点肥呢。王英扑哧一声笑了，把粪水泼在他脚下的萝卜窝里。粪水、粪渣还有截新鲜的粪便，谢玲看着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恶心了。他们下乡劳动都用手抓粪。那是掺了谷草灰的牛粪、猪粪。她起初怕脏，不敢伸手去抓。但看见同学们都用手抓着往豆子窝里丢，她也只好用手去抓了。过后她洗了又洗，可仍感觉洗不干净。这事她不能对别人说。怕脏怕臭，是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劳动委员刘彰在讨论会上谈到自己的感想时，语气豪迈地说道：“不是大粪臭，而是自己的思想臭！”

这样的豪言壮语也出现在报刊上的社论和批判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