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毛茛

四十一

位于下操场旁边有口古老的井。它的历史远比校史悠久。学校开创之初不过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校舍原来是座庙宇（现在的下院就是以前和尚们念经的地方，据说前几届的学生有时在晚自习后还会听见某间熄了灯的教室里传来木鱼声和喃喃的念经声），后来改作男生寄宿学校。解放后直到五七年以前也只收男生。原来的庙宇房舍经过整修扩建，新修了礼堂、教学楼，向四周居民区扩充了地盘，学校才具现在的规模。那口井的水以前可以食用。井底有口泉眼，一年四季，总是蓄着满满一井清凉的水。但自从学校安上了自来水后，它就废弃不用了。井台上长满青苔，水也渐渐枯了下去。六六级学生进校时，它里面还有半井深的水，水面漂浮着枯枝败叶，浑浊不堪。泉眼已被泥沙堵塞。两年后，即他们搬进下院后不久，它便完全干枯了。热天积了层雨水，一到秋天泥沙石头便露了出来，中间洼着塘稀乎乎的污泥。

由于它紧靠六三班的菜地，有的同学便建议把它掏干净，重新取水浇菜。班主任表示赞成。这项工作由男同学承担。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轮流参加劳动。

李富坤和郑兴一个组，两人负责井下作业。由一乘木梯下到井底，把掏起的淤泥石块装进一个竹篮里，井上的同学吊上去，抬到左侧墙根一处凹塘里去倒。

那天下午，谢玲和几个女同学在操场上打毽球，她跑过来看了看。井底塘了层污泥浆，他俩捞袖扎裤，泥渍斑斑。望着郑兴那张朝她抬起来的泥水玷污的脸，她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下午上自习课，郑兴借她的几何课本勾作业，还给她时小声说：“注意26页。”

她把课本拿到课桌下，在第26页出发现张纸条。她打开来读到：“课外活动请到公园湖对面假山后来一趟，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她把纸团捏成一团放进衣袋里，调头看了他一眼。他伏在课桌上做作业，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下课铃响后，郑兴走出教室，双手抄在裤兜里，不引入注意地顺着走廊朝后墙那道小门走去。谢玲拿不定主意去不去。同学们出去了，她还坐在座位上。她刚才耽搁了还有道几何题没做好。负责收作业的同学把放在各排头的作业本收起来叠成一摞，站下来等她。她说：“你放在那儿，我给你送到办公室去。”

要是办公室里有老师她就放下作业本倒回来。但门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她把作业本放到几何老师的办公桌上，转身朝那道小门走去。

一穿过草地，踏上三合土走道，她就放慢了脚步。她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看上去像一个人上公园来散步似的。不过这却不是一个散步的好天气。凉风阵阵，吹皱了湖面，梧桐树上的枯叶簌簌作响纷纷飘落。游船停靠在售票亭一侧的石台阶前，朝岸边吹来的浪碎在船帮下发出哗哗的响声。她从石桥上经过，湖心亭里坐着几个高六六级的男同学。他们没注意她。她从一边绕过，走过另一道拱桥，从两座假山间的夹道上穿过。这儿风变小了。她站下来整理了一下吹乱的头发。

郑兴等在左侧假山后一棵香樟树下。

“你想拿什么东西给我看？”她走过去，开门见山地问。

“你没见过的东西。”他笑了笑说，一只手抄在裤包里。

“你怎么知道我没见过？”

“我敢肯定……你见过这个吗？”

“这是什么？”她往他摊开的手心里张望着，问。

“银元，没见过吧？”

两枚银元，她接过一块看起来。先看一面，再翻过来看另一面，好像看一件她不大感兴趣的东西似的。

“这上面的像是谁？”

“孙中山你都不认识。”

“可不大看得清。”

银元擦得干干净净，边上齿形轮廓分明，有头像的部位却模糊不清。他在手里捏得太久，上面还带着点温热。“这真是银铸的，很值钱吗？”

“当然很值钱。”郑兴说，她看的时候，他一直在注视她。

“你家里的？”她把银元还在他手里。

“我家里不是地主资本家，哪会有银元。”

“那你哪儿来的？”

“掏井捡到的。”

“真的？”

“真的。”

“啊，那一定很有趣！”她说，想到小时候居委会掏阴沟，在污泥里发现一颗玻璃珠或一枚铜钱什么的心里都高兴得像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郑兴发现这两枚银元是在井下作业快结束的时候。李富坤已经上去了。他装完最后一篮污泥，又拿起锄头往下掏，想看看离原来的井底还有多远。石块砖头已清除干净，脚下是软乎乎的一层稀泥，他没掏上几锄，锄口便碰在什么东西上。他把它掏起来，拿在旁边污水洼里涮干净，顺手放进衣袋里。他当时还没想到是银元。没隔多久他又掏到一枚。

“他们知道吗？”

“我没对任何人说。”

“可你应该交给学校。”

“学雷锋？”

“你不打算交？”

他望望她：“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她没吱声，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他想送一枚给我？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他说。

“听我的意见？”

“对，……我很高兴你能上这儿来。”

“那你会交啰？”

“你想我会留下来吗？”

他注视着她，她不觉脸红了。“让我再看看。”她说，又从他手里接过银元，仔细观赏起来。

“古老的井里总有金银财宝。”郑兴说。

“你想它里面还有吗？”

“很可能……”

她把银元还给他，他在手里抛了抛：“是金元就更棒了！”

他俩互相望着笑了笑，都觉得有许多话想说。从湖对面校园那方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他俩站立的地方望得见校园那方过来的人，这样的天气没有人上公园来。四周风摇曳树木，梧桐、香樟树的叶片纷纷飘落在花圃里、女贞树的树篱上。偶尔从旁边的走道上走过一两个游人。谢玲往校园那方望望，心想要是王英知道了会怎么说呢？她会认为她欺骗了她。她会把共青团的大门砰地一声在他俩面前关上。不过，她当然不会知道，这想法太有趣了。她脸上不禁露出笑容，笑哈哈的，好一会儿都没法把嘴合上。

接着，他俩谈到明天的讨论会。班主任给他们出的题目是：你怎样理解雷锋精神？

“你准备好了吗？”

“没什么好准备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可它总有新的内容……我还一点没作准备。”

“雷锋精神就是甘当螺丝钉的精神。”

“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这都是一回事。”郑兴说。“应该围绕这个中心加以阐述。”

“你怎么阐述？”

“想考我？”他调过脸去望望两个背挎包的外地出差人员。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这要从几个方面着手。”

“可我都忘了以前说过些什么了。”

“讨论会不怕重复，关键是要有话说。”

“我说不了几句……我最不善于阐述了。”

谢玲露出为难的表情。他俩在一个组，每次发言她确实说得不多，只有那么几句话，要是查一查记录的话，很可能还大同小异。考虑到她各科成绩都那么突出，她那样的发言确实很难令人满意。

“我真羡慕那些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她说。“他们怎么找得到那么多话说。”

“关键还是要联系实际。”郑兴说。“你知道是什么使雷锋由一名普通的战士，变成我们时代的英雄吗？”

“因为他在旧社会吃过苦，具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谢玲态度不很认真地回答。

“还有呢？”

“他热爱党和人民。”

“还有呢？”

“他甘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完全正确，不过还得不到满分。”

“那你说是什么？”

“当雷锋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他是怎样解决的？”

“通过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吧。”

“这才是最根本的——到主席著作中去寻找答案，时刻不忘毛主席的教导。”

“我想我本来也知道这点。”

“在所有英雄人物的成长中这都是最关键的一条，不管雷锋、王杰，还是焦裕绿、欧阳海、刘文学，都离不开……他们都是毛主席著作哺育出来的英雄。雷锋说他一天不吃饭能行，但一天不读毛主席的书却不行……”

“要是有那么一天，全国人民每人都手捧一本毛主席的书，人人都认真读……那有多么好！

路边毛茛

四十二

学校井里共发现十二枚银元，有大小两种型号。李富坤向母亲说起这事。杨庆容说这并不稀奇，她以前也有过银元。

是吗？他说，他可是第一次听说。他有点愁眉不展地坐在饭桌上。

“那时都用银元，”杨庆容说。“也叫大洋。”

李富坤想那是他从未谋面的父亲寄给她的。她有过银元、金箍子、金戒子。这后两件东西也是他偶尔从她嘴里听到的。原则上，她不在他面前提她年轻时那段经历，但有时也不免说漏嘴。她害怕和过去的一切发生联系。她说她以前也有过银元，似乎无形中流露出点什么，别人会说这是留恋过去的剥削生活。但李富坤知道不是。这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回忆。

“你姐姐有封信。”杨庆容放下筷子说。

“她说她回来过年吗？”

“她没说……过年还有段时间。”

“可我们居委会已有人回来了。”

“你没问问他们？”

“我和他们不熟悉。”

“你回信记着问一声。”

才十月下旬，他们就盼着李萍回来过年了。这也是目前他们这个家唯一可盼的一件高兴的事。母亲杨庆容再没别的东西好盼啦。以前她寄希望于他。现在看来这希望已渺茫。他不要说上大学，成为她所期待的一名工程师了，恐怕初中毕了业连高中也考不上。她不再夸耀他的好成绩了，他在学校的表现更没什么好夸的。她对他已灰心失望，在同事和亲戚朋友面前，她便经常提到她那响应号召在乡下建设新农村的女儿。

李富坤还有件事没对母亲说。在陆续发现十二枚银元的第二天上午，班主任叫他课间操到办公室去一趟。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叫他去。办公室里只有班主任一个人。李富坤坐下来，听见操场上正在播放广播体操的序曲。班主任没说一句活，打开办公桌抽屉，把那十二枚银元拿出来摆在桌面上。九枚大的，三枚小的。李富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觉得他接下来的举动就像一个清点自己财宝的守财奴。这四枚是郑兴交上来的，班主任笑了笑，几个指头卡起四枚银元放到一边。这两枚是劳动委员刘彰交上来的，拿了两枚放在那四枚旁边，先放一枚，让第二枚落下去发出叮当的响声。这一枚是陈永宁交上来的。这一枚是吴学红，最后一枚是李晓宁。九枚大的银元都排上号后，他才抬起头来，搓搓手说，这些银元都该交上去了，但他还想等一等。他斜过眼去望了那三枚搁在原处的小银元一眼。其中两枚是曾华贵交上来的。他起初想私藏下来，但通过做思想工作，他自己主动交上来了。李富坤坐着没吭声。班主任问，你一直和郑兴一块下井？他点点头，咽了口唾沫。你们下井的同学这次都应该受表扬，班主任盯着他，声音缓慢地说，我们说学雷锋见行动，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就是具体的表现。学校领导很重视这事，我跟着就要写份书面报告。对曾华贵同学我们也不打算批评，因为他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交出来了。李富坤眼睛盯在桌面上，感到自己脸红了。他想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红脸，但越是这样想就越是红得厉害。他恼恨自己竟然找不到一句话说，脑筋迟钝得就像一个白痴。班主任又说了什么他没听清。课间操结束了，闹闹嚷嚷的声音涌进各间教室。有同学进来望见办公桌上的银元又退了转去。他听见班主任说你可以走了，便撑起身来，昏头昏脑地走出办公室。

第三节政治课一下，他又上办公室去。班主任似乎知道他会去，正坐在藤椅上等他。他走过去，避开办公室里其余的人，注意那双盯着他的眼睛。他只站了不到两分钟。他没捡到银元。他要是捡到早就交了。他不是那种捡到东西不交的人。下井的同学没捡到银元的还有邓洪和另外几名同学，为什么不问他们只问他一个人？那双眼睛冷冰冰地注视着他。他相信了多少呢？

第四节自习课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找到办公室去。班主任正和英语老师说话，见了他皱了皱眉头。但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他必须说清楚。班主任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他的。是哪个同学看见他捡到银元没交吗？他可以和他对质。郑兴也可以给他证明。这事他还没对他说，他俩在井下一直呆在一块，郑新一共捡到了四枚，不能就此断定他也应该捡到，这可以向他调查。他还想说下去，说下去。但班主任突然打断他，在桌上猛拍了一巴掌：“你这是有意捣乱！回教室去！”李富坤被那双瞪视着他的眼睛里的恶意所震慑，后退了两步，刚想转身往外走，蓦地觉得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他记不清自己怎样离开办公室的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教室，伏在课桌上哭起来。放学的铃声已响过，教室里还有几名同学。他觉得自己很丢脸，可又忍不住哭泣。

 

 

四十三

他姐姐李萍关心他的学校生活，他的学习和进步。对自己，她谈得越来越少。他应该多想想她，多想想她在乡下的生活。她越是说得少，越是证明她在乡下的日子不好过。但每次对着信，他只体会到一种麻木、冷漠的感觉。他和他姐姐的生活之间隔着层薄膜。这层穿不透的薄膜也隔在他和周围的生活间。他没法想到她。他有他自己更感兴趣的东西要想。

那是一些困扰着他的幻影。有时是书中的一个情节，有时是童年一个回忆，有时是一段梦境。现在他读书，总是活灵活现地想象书中的场景和人物。场景像一幅幅画面，人物栩栩如生，比现实中的人更美、更有魅力。他们为爱情、欢乐而生；生活中却没有爱，没有欢乐。他们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朋友有友谊；而现实却使人感到孤独，处处设防。他沉溺于幻想的世界里，回忆的世界里。他会毫无来由地想到以前见过的一个人，小学的一个同学，曾经唱过的一支歌，或无意中受过的委屈。所有这些既阴暗又感伤，常常使他流泪。晚上睡觉，他便用铺盖蒙住头。

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过去的生活，对眼前的事却漠不关心，容易遗忘。眼前发生的事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模模糊糊的像梦中发生的一样。所见所闻的东西容易遗忘，就是以前学到手的知识，也逐渐忘掉了。有时一道数学题涉及到以前的公式、定理，他不得不去翻课本。对掌握新的知识，他越来越感到困难。他并没少动脑筋，但他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那样乐于克服困难了。这是他生活主题之外的东西。他脑筋只容得了幻想，其余的一切都枯燥无味。

表面看来，他还是显得正常。这正是他费尽心机努力要做到的。他按时到校，按时交作业，上课也集中注意听讲。他并没什么明显异常的地方。他也参加集体活动，和同学下棋，打乒乓球。但他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穿过空旷的操场，害怕莫名袭来的恐惧，害怕难以预料的羞耻和屈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要做到不露形迹有多么艰难。但是他做到了。他沉默寡言，衣着不整，有时和别人说着话突然转身走开去，无缘无故地发笑、脸红，脸上的肌肉痉挛抽搐。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不会涉及到他隐秘的思想。甚至他考试成绩明显下降，也可以解释成他担心自己成为白专典型，有意为之。

唯一注意到他成绩下降可能另有原因的是他们的几何老师、也就是原来的数学老师。他安静地听讲，却不能回答她提出的问题。他人坐在教室里，心思却在别的地方。他演算习题常常在最简单的地方出错。他一向是个勤奋的学生，她很看重他的领悟能力，讲解难题时常常注意他的反应。而现在，她看到的却是一对蹙起的眉头，一张失去光彩的脸，一双暗淡下去的眼睛。他对知识已失去了兴趣。他有时从梦幻中醒来，会注意到她的眼光。一次他当值日，把作业本抱到办公室去。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他放下作业本就想走，她喊住了他。她想对他说句亲切的话。她问他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什么问题。她说一个人的出身是没法选择的，但要正确对待，有些事不要太放在心上。他感觉到她的关心，也知道她对辅导工农子弟不感兴趣。但就是这样的关心也不能打动他，他对此麻木不仁。

同学们都在长身体，长头脑，长经验。他却原地踏步不前。他们开讨论会，组织自学小组，和班主任、团组织交心，写思想汇报。他们互相团结，互相竞争、批评、检举、打小报告。他们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不断要求进步，决不做一个落伍者。

他们是模范班级。学校墙报上经常登载他们的先进事迹，市团委组织的青少年活动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迎接文教局检查团召开的会上有他们班级的代表发言。在这个不断成长的集体中，一个落伍者会倍感孤独。他安于沉默。但有时心里也会爆发出愤激的情绪。一次在讨论会上，他和班长邓洪发生了争执。邓洪指责他在小组会上发言不积极，没触接到自己的真实思想，同学们听他发言却并不知道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他突然涨红了脸，说想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他用不着别人管。邓洪说作为班长，他有权了解班上同学的思想状况。你没权管！他说。我有！邓红说。两人都激动起来。邓洪又指责他读外国小说，把暑期劳动中他和劳动委员刘彰的那场争论也搬出来了。刘彰和别的什么同学会打小报告他一点不奇怪，但在他看来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事了。邓洪一提到它他就沉默了，联想到别的一些事。班主任加入进来了。这场争论也就发展成对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严厉批判。他最后不得不作了检讨。班主任说：“你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你已经落伍了，与一个合格的接班人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历史是自己创造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人要是坚持抱着自己的错误思想不改，最终只能被时代前进的车轮所抛弃。”

即使像这样的检讨、批评，也触动不了他的心。他已经被时代前进的车轮抛弃了，掉进了滚滚尘埃里。时代正大踏步地前进，他关心的只是他个人的东西。他个人生活的主题与别人不一样。他死死抓住个人的秘密不放。他对现实缺乏感受。看见同学们忙碌起来，抄复习题，接受科任老师的个别辅导，他才意识到已经临近期终考试了。

 

 

路边毛茛

四十四

谢玲以前的志向是当翻译。她幻想翻译世界名著。她现在读的名著还不多，只读过《八十天环游地球》《神秘岛》《格林童话选》《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她喜欢外国小说，不过都是偷着在家里读的，因此别人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外国小说的爱好者。她想当翻译的志向也只对王英说过。班主任找她去谈过话后，她的志向仍然没变，只不过她再不会对任何人说了。她喜欢英语，也喜欢英语老师。她想当翻译，多半是受了第一学年教过他们半期的曹老师的影响。曹老师三十多岁，个子不高，但显得精力充沛。她听说他在首都一个重要部门当过翻译，一开始便对他很尊敬。但后来听说他是右派，她对他的尊敬便逐渐减少了。他上课时喜欢把手抄在裤包里，他穿西式背心时就把手插进背心插包里，有时只插上两个大指拇。她以为一个翻译就应该有这种姿势。相比之下，班主任和另外两名男老师就要逊色多了。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大家都公认他发音最准，是标准的伦敦音。她还清楚地记得他上的第一节课。他用英语说“Let’s be friends”的声调、神态。“Let’be friends”是课文的标题，后来差不多就成了他的绰号。同学们见他来了，便说“Let’s be friends”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像外国人的名字。不过他们当然不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们听说高六二级一个女生不仅成为他的朋友，而且毕业后还成为他的妻子，都觉得惊奇。更使他们惊奇的是，她本人还是团支部委员、学生会的积极分子。当时他刚摘帽，教高中部的英语，在五四青年节营火晚会上演奏小提琴。但摘帽右派毕竟还是右派。学校发现苗头后，曾多次找她谈话。她要么彻底和他决裂，站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要么嫁给他，断送自己考上大学的前途。她选择了后者，不顾学校和家长的反对，毅然嫁给他去了。四清运动中，这笔账算到了他头上，他又重新戴上了帽子。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爱情？谢玲在日记中写道。像她这样的女学生，现在的高六六级中决不会有。龚大姐会看上他吗？不要说嫁给他作妻子了，就是见了他都不会正眼看他一眼。爱上并嫁给一个右派，高六六的女生中没有一个的思想会落后到这种程度。尽管如此，谢玲还是很想见见她。她究竟是什么样子始终牵动着她的好奇心。我只想见见她，她在日记中说，我对她丝毫也不同情。

学期快结束的一天，她终于在上学的路上见到了他俩。她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事。一个有雾的早晨。淡淡的雾和炊烟，农民担着菜担，自行车在人群中打着铃铛。他和她一路往菜市上走。谢玲因为去喊一个同学才绕道从菜市上经过。突然她脚步慢下来了。这就是她？提着菜篮，穿件花格子线呢中西式罩衫，脖子上围着块纱巾，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脸蛋冻得绯红。照谢玲的标准看来，她不够漂亮，但却有一种魅力，而且显得这么年轻。他则胡子拉碴的，看上去老了许多。她已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学校已停了他的课，叫他在总务处干一些工友干的杂活。

谢玲呆呆地张望时，他点头招呼了她。她也望着她笑了笑。谢玲高兴地涨红了脸。她没想到他还记得她，而且他是从来不招呼学生的。她拿不准他是否真的朝她点了点头。她整整一个上午都想着这事。

 

 

路边毛茛

四十五

今天上午考英语，谢玲一早就来到学校。

同学们都抓紧考试前这段时间复习，争取多背几个单词或一段课文。当然也有不进教室，呆在外面操场上的。天气很冷，瓦背上积着霜。从窗口望去，模糊不清的光线中芙蓉树光裸的枝条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谢玲喜欢教室里明亮的光线。她身上已经走得很暖和了，脱下毛线手套，从课桌里取出书本。

早晨这段时间她脑筋特别灵，读过的东西都记得很牢。谢玲这段时间有种奇妙的感觉。晚上躺在床上，她感到头脑里阵阵晕眩。那不是一般的头晕，那种体验很令人兴奋。她心跳着，血液欢快地流淌。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向外扩张，心里充满各种奇妙的、音乐般的感觉。她甚至感到脑细胞在不断生长。当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那种感觉却难以形容。她想到许多以前没想到过的事，她要读许多书，要考上大学，要做一个善良、不自私的人。她爱生活（她模模糊糊地感到生活不是她想象的那种生活，但离开了现实她又无法想象另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爱父母，爱外婆，爱邻居家的小孩。那孩子的爷爷是单位上的管制分子，但她还是喜欢那孩子，有时真想亲亲他的脸蛋。她知道这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学校号召的东西格格不入。她也知道尽管老师谆谆教导，她还是缺乏阶级斗争觉悟，对资产阶级的东西恨得还不够，面对阶级敌人、右派分子也恨不起来。她多半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天地里，有些东西她恐怕永远也学不会，习惯不了，而且使她害怕。感谢上帝，她没生在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她爸爸是党员、干部，但她并不就因此就瞧不起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和她并没有什么不同。她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人。她心里的感觉要她这么做。她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同学间越来越不能说真话了，就是在日记里她也不可能完完全全说真话。她可能入团，可能做个接班人，但她不会完全成为与别的那些人一样的人。

这些想法只是偶然钻进她的脑子里，还不会使她烦心。她感到快乐，浑身洋溢着生气。她会突然睡去，睡得很沉，醒来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她还来不及梳头，便打开卧室的窗口，呼吸早晨寒冷、清新的空气，倾听楼下院落里发出的各种声音。她看什么东西眼睛都好像睁得很大。眼睛还是以前那一对，只不过变得更黑更亮了。她从镜子里看见它们，这两扇心灵的窗口向所有善良微笑的人们敞开着。她真希望自己永远这样看待这个世界。

廖小蓉从座位上走过来问她的题。她说你的手真暖和。廖小蓉衣服穿少了，手冷冰冰的，冻得缩手缩脚。她俩现在是朋友，廖小蓉是个沉默的、模样不美的女同学，在同学间默默无闻，但她喜爱文学，有头脑。这也许就是谢玲乐意和她交朋友的原因。她不接近别的同学却主动接近她，总是不知不觉得跟在她左右。一碰上她的眼光，她本来无神的眼睛里便有了光彩，脸上的表情也活泼起来。谢玲感到她对自己的信任，也许还有点儿崇拜。这使她很得意，她有一个朋友了。正如书上说的，她需要一个朋友，于是便有了一个朋友。

廖小蓉走后，郑新朝她调过身来时，她发觉自己正陷入遐想中，她本来还以为自己能专心复习呢。郑新坐在前排另一个同学的座位上，拿着打开的课本问她一道翻译题。他语文、政治好，但英语、数学却不怎么行。他想问的题是“解放后我们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句子怎么翻译，他要她给他写在纸上：“Since liberation our hometown has greatly changed ”她说这句翻译课文里也有。他说他知道。她说知道怎么还问。他说他总是记不牢，想用这种方式巩固一下记忆。她觉得好笑，他为什么不记别的偏要记住这一句。郑新说他听英语老师叫王英翻译，还叫她熟读并翻译其中一段课文。他课本正翻在那一页，他用笔头给她指了一下。

对他这种举动她可不怎么喜欢。她但愿不是这样。她本来已经作好充分准备，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哪怕增加一分。她英语成绩一向都在前一二名上，要说她有竞争对手的话，那就是李富坤。不过李富坤半期考试成绩明显下降了。这次期终考试他似乎也没怎么准备。他到教室来了，却坐在那儿发愣，连放在课桌上的英语课本都没打开。他在想什么呢？

铃声响了，外面的同学纷纷走进教室。老师抱着试卷进来，大家已作好准备安静地等待着。考试前这一刻，谢玲总体会到一种微微令人打颤的紧张与兴奋。

试卷发下来，她飞快地浏览了一遍。果然她在翻译题中看到了那道题，最后的英译汉又恰好是课文里那一段，只是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些改动。所有的题她都能做。他真不该对她说。也许是她自个儿疏忽了吧，试卷交上去后，她才发现那道翻译题她少写了一个has，把现在完成时译成了一般过去时，时态全错了，一分都得不到。她真是懊悔死了！

谢玲有几天没理睬郑新。他也有所觉察，不敢再向她漏题了。考试结束的这天下午，她坐在教室里，他把政治笔记本拿过来佯装和她对题。她上午政治考糟了。名词解释错了两个，问答题答偏了题。对政治考试她没抱过高的希望，没考好她并不很难过。她难过的是英语试卷上少写了一个has。

两人心不在焉地对了几道题，他对她说，试卷已经改出来了。她问什么试卷。他说英语试卷，她说不可能这么快。他说这是真的，他们几个同学到办公室去看了卷，你得98分，他说。她说不可能，他说你其他都没错，就错在那道翻译题上。她说那道翻译题不止两分。他说是4分，但老师只扣了你两分，她认为你错得很可惜，你不是做不起，是大意了。她确实是大意了。她问他自己得多少分。他说82，笑了两声。她问李富坤呢。他说87。她没问最高分是多少，但他对她说她得的就是最高分。她表示不相信。他说信不信由你，98分不仅是全班最高分而且也是全年级最高分。我们这个班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成绩一向都是全年级最好的，这多亏了个别辅导，我们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工农子弟多。老师说这次考试题很难，能上90分就很不错了。这是她没料到的。郑新后来的话她都没听清。他在说班上上了90分的有哪几个。接着，她听见他说，你好像生我的气啦？她望望他，他在仔细注意她的表情。我没生谁的气，她说。现在她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不过她不会轻易表露出来。现在，像她这样看重成绩的在班上已经没有几个了。我知道不该对你说，他说，漏题只对那些脑袋瓜苯譬如王英那样的同学才有好处，对聪明的同学只会有坏处，这是对她的恭维。他说他自己总怕吃亏，总想去探听。正说着，王英进来了。她看见的是两张友好的笑脸。她这次政治考得很满意，很高兴过来和他俩对答案。

 

 

路边毛茛

四十六

散学典礼后，她们没直接回家。她们七八个女同学回到教室里，好像有点儿舍不得离开似的。

“你假期打算怎么过？”廖小蓉问谢玲。

谢玲坐在课桌上搭拉着两条腿。廖小蓉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朝她抬起脸来。可怜的廖小蓉，她瘦黄的脸上长出了青春痘，才几天时间，两边颧骨上都快长满了。这在女同学中是件很丢脸的事。她俩是朋友，她不会像别的一些同学那样取笑她，相反，她很同情她，希望她假期能想办法治一治。她俩家隔得远，假期见面的机会少。当然啦，这样的分别她不会觉得有多难过。但她从廖小蓉那张脸上看出她会很难过的。

“我不知道。”谢玲微微一笑说。“像以前那样过吧。”

从进校起，他们已过了四个假期。她的确不知道每个假期是怎么过的。开头盼着放假，假期还没过完又盼着开学了。这是六六年寒假，也是他们初中最后一个假期了。

“我要到我姨妈那儿去过年。”一个叫刘娟的女同学说。

“你姨妈在哪儿？”

“重庆。”

“啊，那真是太好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坐过火车呢！”

“我觉得过年没什么意思。”王英说。“小孩子才想过年。”

“可你现在也并不是大人。”

“我觉得自己够大了。”王英说。“都长胡子啦。”

王英说着用拇指在上嘴唇上一边撇了一下。一个女同学发出格格的笑声。她不管什么事都喜欢笑，圆圆的脸，绰号笑嘻罗汉。她们觉得好玩，便说到班上哪个男生已长胡子了，不过是在上嘴唇上冲出的一点茸毛罢了。一次谢玲和郑新面对面地说话，就注意到了他这种刚刚显露的特征。她还以为就她一个人注意到了呢。

“我们女同学要长胡子才丑。”

“女的不会长胡子。”

“为什么不会长呢？”

“因为这是自然规律。”王英说。

她们从没读过这方面的书。生理卫生课上也讲解得很含糊。但她们却感到自然规律在不知不觉地起作用。热天她们在指定的游泳区去游泳时，互相都羞怯、好奇地打量对方在换衣服时袒露的身体。她们大多数的身体还像男孩，胸部平坦。只有王英和另外两三个同学有点儿不同。王英穿一身紧绷绷的游泳衣，让体育老师在水中托着她的身体教她游泳。谢玲这段时间也开始有了变化。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身上有些变化真叫她担忧。第一次，要不是她母亲指点，她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要命的事呢。

“我们来唱一首歌。”刘娟提议。

“唱什么？”

“音乐课上教的……”

“音乐室门锁着在。”

“我去拿钥匙。”王英说。“好久没唱歌了。”

她们走出下院，操场上还有伙男生在打篮球。冷风飕飕，杨柳、槐树的叶片都落光了，有人在扫走道上的香樟树的落叶。经过教师宿舍，王英登上几级石阶，朝曾老先生寝室跑去。她们继续往前走，穿过四合院走廊，到音乐室门口没等多久，她就手里晃动着一串钥匙，从器械室那方过道上跑过来了。

音乐室位于四合院凹进去的角落上，宽敞的瓦檐下光线昏暗。她们开门进去，拉亮了灯。屋内有股潮乎乎的霉味儿。王英走过去打开风琴盖。另一个同学把讲台后墙上的护窗板掀起来，用木棍撑上。

“同学们请坐。”王英擦了擦凳子，在风琴前坐下来，模仿音乐老师的外地口音说。

曾老先生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戴的那副金丝眼镜一般人带上会什么也看不清。他看乐谱时眼镜几乎贴在上面了，头来回摆动，样子很滑稽。王英用双手代替乐谱，觑着眼，模仿得惟妙惟肖。大伙被她逗得笑了起来。你能嘲笑科任老师，但不能嘲笑班主任。

“请严肃点。”她放下乐谱说。“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是《毛主席来到咱家乡》。”

“唱《黑人姑娘》。”

“老师说了算。”王英说，神气活现地按响了前奏曲。

 

麦苗儿青来，

菜花儿黄，

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千家万户喜心怀，

好像那春雷传四方。

…………

 

唱完这首，她们又唱《毛主席来四川》。

 

毛主席呵，

来四川呐，

红光闪闪哟，

照满天，

照得大地金灿灿哟，

照得夜晚像白天，

…………

 

接着又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腾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不管风吹和雨打，

社员永远离不开它！

…………

 

然后唱《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

反美的烈火越烧越旺，

要把帝国主义豺狼统统埋葬！

…………

 

接下来，她们又唱《不忘阶级苦》，然后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的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

…………

 

她们从没唱得这么认真、这么富有感情。她们的眼睛湿润了，歌声久久地在这校园的一角回荡。从音乐室里出来，谢玲和王英一块上教师宿舍去还钥匙。她问到她交上去的入团申请。王英说等下学期开学小组就会开会讨论。

 

 

路边毛茛

四十七

回想那个寒假，李富坤有种孤独、寒冷的感觉。吃年饭，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人。屋里没烧火炉，风从窗口里灌进来。大年三十那天降了场这地方罕见的雪。院子里，积雪覆盖了地面，压断了无花果树枝条，瓦背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老年人怀里抱着烘笼，孩子们冻得索索发抖。这个冬天比他记忆中的哪个冬天都冷。

李萍没回家过年。他们一块去的知青大多数都回城来了。一天李富坤上街口挑水，碰见居委会回来得最早的那位青年。他三十岁左右，穿件破棉袄，大伙叫他曾二哥。他主动招呼李富坤，问他姐姐有没有消息。李富坤说家里正在等她的信。“要回来过年，这个时候也该有消息了。”曾二哥说，一双大手捧着擦燃的火柴，向着风面点上支烟。他或许是居委会年龄最大的知青，下乡前四处打零工，在居委会参加义务劳动，李富坤还见过他在市场上卖叶子烟。“你好像回来一段时间了。”他说。“我回来过的元旦。”曾二哥说。“过了年走？”他问。“不一定。”曾二哥说。“习惯乡下生活了吗？”他提了个自己觉得很蠢的问题。“你姐姐写信怎么说的？”曾二哥笑了笑，反问道。

两天后，李富坤又在街上碰见他。李萍刚来了信，说她不回来过年，她和几个伙伴一块在公社参加修建水库。“就为了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年都不回来过了。”曾二哥说。“看来你姐姐没对你们说实话。”他问为什么。曾二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对知青生活还不了解，小兄弟。”“可是你们是自愿去的。”他说。“要是居委会有工作，我就不会自愿去了。”曾二哥说。“我跟你说吧，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再去了。哪怕在城里打零八天，也要比呆在那个屙屎不生蛆的鬼地方强。”

这事李富坤没对母亲说。杨庆容在亲戚同事面前口口声声夸耀他姐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实际上，她没回来过年她心里很难过，年饭也难以下咽。“你要好好读书。”她对李富坤说。“党的政策还是要看表现……”

她甚至想到他应该上教堂望望弥撒。她自己从不上教堂，但他可以上，只要不让学校知道就行。他以前是个多么虔诚的孩子，考初中前那段时间经常上教堂望弥撒，现在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李富坤想她是脑筋糊涂了，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她不知道他已经去试过了，在教堂大门前碰见居委会主任。她也不知道教会已不再是原来的教会了，它已逐渐失去自己的教徒，被孤立起来了。

但他有时还是祈祷，祈求帮助，他遇到困难了，帮助他渡过难关吧。

过了年，杨庆容用他暑假劳动挣的那笔本来打算给他姐姐作路费的钱，给他置了套灰卡其衣服。她到商店扯好布，带他上裁缝铺去比尺寸。这是许久以来，他第一次和她一块上街。裁剪师是她一个学生家长，开学不久就取到缝好的新衣服。

听报告那天，他就穿着新置的中山装进学校。在校门口碰见王静元，两人一块穿过四合院走廊，走下上下操场间的斜坡。上晚自习的时间已过，同学们陆续抬着凳子从下院出来往礼堂走。他看见陈永宁，扛着凳子，和一伙男同学斜穿过操场。

本来李富坤希望这学期能有个新的开端，希望自己能像对待别的同学那样对待他。开学第一天，他就作好思想准备，要是碰上就主动招呼他。他并不指望什么，仅仅想做到胸襟坦荡。但结果却出乎意外。当他走进校园，看见他站在男生宿舍前的石台阶上，他感到自己脸上表情不够自然。陈永宁正和同寝室一个伙伴说话。尽管他见了他调过脸来，面带微笑，他还是一声不响地从台阶下走过去了。他就不敢想象对方也可能抱着同样的愿望。

他作了努力，但仍然归于失败。那一瞬间的接触，给他俩新学期的关系定了调。他不可以再去接近他。他需要做到自然。他的感情已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思想冻结在某一点上。他对自己不能有丝毫改变。

然而尽管如此，看见校园里绽放出嫩芽的杨柳，他仍然感到一阵喜悦，一丝朦胧的希望，拂面的风已不再使人觉得寒冷了。他脚上的冻疮发痒。他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你知道谁给我们作报告吗？”走进下院，王静元问。

“听说是前两届毕业的一位同学。”

“只是我们这个年级听？”

“我们是毕业班嘛。”

“帮助我们作好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准备，是吧？”

“是这回事。”

“还记得我们上次去欢送他们吗？”

“当然记得。”

“不久就该欢送我们了。”

他俩走进教室，王静元问：“你带笔记本吗？”

“不。”

“我看好些同学都带笔记本。”

“你要带就带吧。”

“我带一对耳朵就够了。”王静元说。“我还不知道它们会听到什么呢。”

他俩抬着凳子穿过操场。杨柳发绿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空气中有股醉人的花草的气息。通常这个时候，正是槐树抽芽，孕育槐花的时节。可惜的是，为了平整操场，上操场那两棵老槐树已在假期里砍掉了。树坑还没填上，锯成的截的粗大的树干堆在一边。

礼堂里各班同学都已到齐。大门口贴着标语，挂着横标。外面光线还很亮，但里面两盏百瓦的灯泡已大放光芒。这是邓洪、王英他们布置的会场。他们七八个同学忙碌了一个下午，请来了学校工友和一位擅长毛笔字的老师。整个会场具有一种大家庭的气氛。接班人密密匝匝围成一个半圆，主席台上坐着各班班主任、校长、教导主任。校长和教导主任之间的位置上坐着一位留短发穿蓝色中山装的青年，他就是作报告的人。

他们班的位置正对主席台。郑新坐在后排，朝他招手。

“认识他吗？”他俩坐下来，郑新问。

“不认识。”

“**级的。”

“我觉得面熟。”王静元说。

“**级校团委的，刚毕业就下了乡。”

李富坤隔着几排人头，打量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青年。那青年显得很沉着，一张严肃的被乡下太阳晒黑的脸，双手搁在绿色的台布上，坐得端端正正。他们是怎样请到他的？他是学校毕业的学生，以这样的身份回母校来作报告他的感觉如何？

会场上的嗡嗡声静下来了。校长站起身来，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们是毕业班的学生，很快将面临毕业分配问题。他们应服从祖国的需要，作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能继续升学的同学将投身于三大革命实践中，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也是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分水岭。农村需要你们去建设，需要你们去贡献青春。将来下了乡的同学会回忆起这个晚会，他们会从中吸取鼓舞自己的力量，等等。在介绍到报告人时，那青年在热烈的掌声中起立，先向老师们深鞠了一躬，再调过身来向同学们深鞠了一躬。有人被他这种过分拘礼的举动逗笑了。友好的笑声。会场上再次静下来，记笔记的同学掏出钢笔，打开笔记本。

报告人没带讲稿，开始有点急促，停下来几次端起茶盅喝茶，咳嗽，但很快便抓住主要线索，说得流畅起来了。

外面天色已黑。第一节自习下课后，传来闹闹嚷嚷的声音。礼堂大门和侧门关上了，有人隔着玻璃窗望里张望。对这样的报告，李富坤没兴趣听。他可怜那个作报告的青年，报告作完后，他还是不得不返回农村，比起他一些伙伴来他已经在城里呆得够长了。他来动员他们下乡，他自己对乡下生活的感觉如何呢？还在一心一意想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他说到学习主席著作，把团员组织起来起带头作用，等等。他说的是真话？他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知道该怎么说，知道学校喜欢听什么话。有多少人相信他呢？实际上，毕业后一踏上工作岗位，自然就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了，要说不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倒是件不可能的事。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已说了这么久，是学校用来衡量学生是否革命的一条标准，人人都自觉地朝这条标准看齐——在讨论会上、作文上、思想汇报上。工农子弟会继续升学，剥削阶级子女和表现不好的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弟，毕业后可能不得不走和工农群相结合的道路。李富坤厌恶学校生活，可说来奇怪，他却愿意继续升学。

陈永宁坐在他前排，低着头做笔记。他有点妒嫉地想，他是不会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

隔了会儿，他没什么可注意的，又去注意陈永宁。他从他手弯望过去，看见他正在笔记本上画画儿。

路边毛茛

四十八

春天没给李富坤的生活带来变化。他的心仍然是死寂的一片。在这个春天里，他个子长高了，脸型也长变了。他原来光滑的额头上添了两道浅浅的皱纹，脸变得更加瘦削。原来柔软的头发变得粗糙、蓬松，长出一根根白发，眼神也更抑郁、专注。他经常穿的是那身灰卡其服装，他原来的衣服已短得不能再穿了。对外表的变化，他几乎毫无知觉。他就不知道自己长高了，脸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只有白发使他稍稍感到不安。不过在读了有关这方面的书，知道青少年长白头发只是因为缺乏某种营养物质后，他就不再把它挂在心上了。对营养他毫不关心，每顿饭吃的什么东西他都糊里糊涂的无甚知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是几乎没吃什么东西都过出来了吗？他常常不吃早饭到校，中午也照样不饿。他的身体是否还能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这都很成问题。至少，他认为大脑的某一部分已失去这种功能了。他的生命已经停滞。他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他觉得自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要不是它还有生的愿望并期待着某种变化的话，简直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隧道尽头有亮光，但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头。他有时不免会问，这一切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总是执着于一个思想，一种幻觉，总是没完没了分析、抵制、斗争。他和现实之间那道鸿沟越来越宽。他自我隔绝在时间之外的孤寂中。他保住了秘密。他付出了代价。他并不感到丝毫喜庆。无论他从何种观念出发结果都走向了它的反面。这是他看不透的东西，挣扎不开的网。来自外部的揭发、打击，虽然仍使他感到不安（他很可能就不能完全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心惊胆颤了。

他和同学们之间仍然保持了原状。他们不愿和他接触，但也不至于轻视他。他是个落伍的同学，同时也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古怪的同学。他的智力远远超过他们，就是在受到摧残后，也还胜过他们一筹。他有时会说一些他们不理解的话，有时会投过来一道冷冷的讥讽的眼光，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激动，或不动声色地说上一两句挖苦话。所有这些同学们都见惯不惊，习以为常。在集团面前，他软弱、孤立。他们都知道班主任对他的权威的看法，知道李富坤是全班同学中最没希望升上高中的一个。

春天给校园生活灌注了新的活力。在这个不详的春天里，同学们的政治热情变得更加高涨。他们参加各种自学小组，组织各种讨论会。他们学习和探讨姚文元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头的一系列批判文章。为了指导他们，高六六级团支部派了几名有理论水平的同学到班上来。他们充当辅导员的角色，一到课外活动时间，你便可以看到走廊上、槐树荫里，或某个阴凉的角落坐着一小组一小组开讨论会的人。他们挨着轮子发言，小组长认真作记录。他们都是些极其听话的成长中的少男和少女，生怕成为一名时代的落伍者，一张张脸那么严肃认真，记录下来的都是改头换面的报刊上文章、社论的片断。

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兴无灭资的思想教育。要做到政治挂帅，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就必须自觉地在自己头脑里进行兴无灭资，重点主要放在灭资上，消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暴露出来，然后像动外科手术般加以切除。大伙结合班上的情况、动向反复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人学习目的不明确，没有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个人主义严重，对政治不关心，不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而是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有的人不热爱劳动，怕脏怕臭，在贫下中农面前摆臭架子；有的人轻视普通劳动者，具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有的人不关心集体，不团结同学，不积极向组织靠拢；有的人和自己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背上思想包袱，对贯彻阶级路线认识模糊甚至有抵触情绪；有的人读资产阶级作家的书，班主任一再对他进行教育仍然阳奉阴违，坚持错误立场不改；有的人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求穿著打扮；有的人学习雷锋不积极，毫无实际行动，等等。凡是想得到的东西都说了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翻。李富坤犯得多却谈得少，而别的犯得少的同学却谈得多。发言中大家都乐于承认自己具有某种程度轻微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是他自己不愿承认的别人又给他指了出来，他便牢记在心，下次也以同样的方式帮助那位同学。其中团员同学的报复心最重。

他们反复学习老三篇，不仅学并且要求背诵。规定的时间是一周。男女同学分成两个组，分别由邓洪、王英负责。每人的名字登记在笔记本上，背诵了一篇，便在下面打个勾，三篇都背诵完了，便画一个圈。

李富坤的圈老是画不圆。这是因为邓洪对他比对别的同学更严。邓洪没有忘记那次关于有权和没权的争论。对别的同学，他可以提示，漏掉一句，也让继续背下去，完了再提醒他。对李富坤则不然，他忘了一句就得从头再背，在需要提示的时候，邓洪则盯着书一声不吭。他表面上装得心不在焉，好像他并没注意他的背诵，但哪怕他漏掉一个字，他都会立即给他指出来，要求把那段重背一遍。李富坤本来能背的，经这一番折腾也忘掉了。《为人民服务》他前后背了五遍，《纪念白求恩》背了七遍。他感到头痛，背完这两篇，让脑筋休息了一下，期限快到的前一天下午，他才又去找邓洪。

邓洪在操场上看球赛。高六六级联队对教师联队。魏德明老师也上了场，穿条不很文雅的裤衩，把一个本来该进的球投偏了。听说他要背诵《反对自由主义》，邓洪便和他一块回教室去。背诵《反对自由主义》显然要比看篮球赛有趣得多。教室里也正有两个女同学找王英背诵。王英从办公室抬了张藤椅坐在讲台和课桌间的走道上，架着二郎腿，书搁在膝盖上。两个女同学一个望着黑板在背诵，一个翻着书在作准备。谢玲坐在她自己的座位上，低着头翻一本画报。

他俩坐下来，邓洪从课桌里拿出书，翻到那一页，打了个响指，李富坤便开始背诵。

两个女同学背的也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一个背完了，第二个接着背。她声音尖细，不像背诵，倒像是朗诵。李富坤转过身去，请她小声一点。

女同学正在兴头上被打断了，脸上表情极不痛快。她的监护人王英对她表示支持：“就用你刚才的声音背，别理他。”

女同学又朗朗有声地背诵起来。李富坤尽量不去注意她。但他今天精神涣散，没法不受这二重唱的干扰，刚背两段便卡壳了。

“下面是什么？只说开头一个字。”

邓洪一声不响地把书倒过来，递到他面前。

他又得从头开始。这次也不比上次好多少。他不得不去注意女同学的声音，没背上三分之一又停了下来。

“你还没背熟。”邓洪说。

“我以为自己能背了。”

“下去再准备一下，我们晚自习再背。”

他今天不想背了。他建议明天上课前背，他早晨的记忆要好些。

“那不行，这是最后一天了。”邓洪说，合上书本。

那个女同学背完了，王英在笔记本上给她画了圈。邓洪问她们组还有几个没背。

王英说都背完了，女同学是最后一个。“你们组呢？”她伸了个懒腰，好像被累着了。

“还有三个，今天能背齐。”

“他也是一个吗？”

“他还有《反对自由主义》没背。”

“他背X＋Y，ABCD倒满行。”

一个女同学神经质地笑了几声。是刚才背完的那个女同学，她的背诵被他打断过，现在可以发出报复的笑声了。李富坤坐着没吭气。他们下乡劳动她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什么时候、怎么说的？那仿佛已经过了许多年，那个夜晚……

“我们晚上再背。”邓洪冲他笑笑，语气好像在安慰他。

回忆又一次袭来，带来更多的感受、模糊的联想、幻觉。缕缕欲念编织成粘性很强的蛛网兀地蒙蔽了他的心，使他窒息，几乎瘫软。他困难地站起身，极为阴沉地离开座位，绊倒一张凳子。他听见王英在他身后说：“他不高兴了，瞧他的脸色。”

操场上两个联队的球赛还在进行。李富坤碰见郑兴。郑兴刚从另一个球场上下来，穿着汗湿的背心，面衣搭在手臂上。他俩一块往校门口走，他需集中注意力才能听清郑兴说的话。他满面愁云，深缄其口。

发生这种情形，他总是异常沉默。晚自习他走进教室，蹙着眉头对谁也不望一眼。他在座位上坐下来，机械地打开书。班主任走到他面前，他连头一没抬。

“你还有篇文章没背？”

“我正在背。”

“你记性好像不大行了。”

“是不大行了。”

“有的同学一天就能背完三篇，你知道为什么吗？”班主任两个指关节在桌面上敲击了一下，故弄玄虚地停顿了几秒钟。“这是因为他们对主席著作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平常就自觉地学习，认真领会精神。我们要求背诵，主要针对某些缺乏自觉性的同学。就是对他们，我们也不要求死记硬背。”

“我并没死记硬背。”

“学习这篇文章，关键是要有的放矢，针对我们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行为……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就是一条。”

又是一个停顿，班主任在观察他的反应。他毫无反应，眼睛始终盯在摊开的课本上。

“同学提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应该虚心听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他不明白他干吗说到这上面。王英说的那句风凉话能算提意见吗？谁又去反映了？可恶的特务，谁说过这句话？他不想听。他只希望他快点滚开。他在失控状态下十分不礼貌地笑了两声。

“好久我们抽空谈谈。”班主任说，觉得他的笑声很蹊跷，他又站了一分钟，才不大情愿地走开去了。邓洪的课桌前坐着曾华贵。他面对他，半边屁股挤在前排凳子上，朝过道上歪着身体。他在背《纪念白求恩》。教室里只听见他嘟嘟哝哝的不甚连贯的背诵声。他最近一段时间喜欢唱一首叫《采茶姑娘》的歌，一下课就唱，或唱着走进教室，坐下来还要上唱一两句。“山上的大路通到茶山顶，石头都踩得亮晶晶。”或者，“茶叶青啰，水也清啰，清水烧茶烧茶送给解放军。亲人上岗你停一停，亲人上岗你停一停哟，喝口清茶表表我的心。”这会儿他一双眼睛滴溜溜地东张西望。邓洪显然想放他过关，不断给他提示，也不干涉他玩赏拴在棉线上飞动的一只红头苍蝇。他背完《纪念白求恩》，又背《反对自由主义》，一个人占用了第一节晚自习和十分钟课间休息。等第二个同学背完，第二节自习课只剩下几分钟了。

李富坤坐着没动。铃声响了，同学们很快走出教室。他站起身，邓洪还坐在座位上，眼睛望着他。

“我们来背吧。”教室里只剩下他俩时，邓洪说。

“不耽搁你吗？”他说。“我可能一次背不好。”

“你背多少次都行，直到背好为止。”

“万一背不好呢？”

“会背好的。”邓洪说。“全班五十二个同学，不会就你一个人背不好。”

坐下来背诵前，邓洪起身关掉了另外三盏日光灯。从暗淡下来的窗框里李富坤望见斜对面教室的灯光，听见男女同学的说话声。窗外暗黑的过道上也还有人走过。

邓洪坐在他对面，架着腿，背靠着前排课桌，盯着摊在膝盖上的书。头顶上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吸引来了一小群夜间的飞虫。大如飞蛾，小如蚊蚋，乱糟糟的一团，绕着光晕飞行。有的停在日光灯上，有的也落在他俩身上，或绕着头顶飞。邓洪用手指弹掉一只掉在课本上的飞蛾，掉在地上还不满足，又伸脚去踩。李富坤听到它肚子爆裂的的声音。一只甲虫嗡地一下飞来在光柱上碰了一下，飞开去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碰了第二下。

背诵开始不大顺利，但反复了几次后，现在进行得很顺利了。即使他不时抬头去注意那只甲虫，去望黑板上方那张模糊的画像，也丝毫没有分心。背漏了一句，他立刻就注意到了，忘了一个词，也马上就会想起来。他的背诵进行得这么顺利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他差不多是在自动地背诵，词和句子自动跳了出来，缓慢而流利。邓洪想找他的岔子都没法找。他从书本上抬头望了他几眼，觉得他脸上的表情和背诵的流畅毫不相称。

那只甲虫又碰了次日光灯。这次碰昏了头，拍地一声掉到旁边的课桌上。李富坤抬头望望画像，探过身去把它捉在手里。背诵仍在继续进行。这是只绿壳甲虫，吃桐子树叶的那种。他不知道是否就叫金龟子。它搔得他手心痒痒的。他把它放到桌面上，让它爬。

“把它给我。”邓洪从书本上抬起头来说。

“不。”他说。

他两只手放在课桌上，邓洪从他的姿势中看出，要是试图伸手去夺的话，他是不会让他轻易得手的。他十分不快地瞪了他一眼，又低头去注意书本上的文字。

背诵继续进行。速度放慢了，有些不必要的停顿，但一字一句都咬得很清，挑不出漏眼。甲虫爬到课桌边上，他又把它捉回来让它重新爬。它装死，他搔搔它的背，它又爬动起来。顺着同一条路线，脚爪在桌面上发出轻微的搔爬声。斜对面几间教室已熄了灯，整个下院已沉寂下来。寂静中仿佛又响起了昔日的木鱼声和和尚的念经声。甲虫爬到第四次，他背诵完了，从胸膛里舒了口气。邓洪合上书本，拿出笔记本，在他名下画了个圈。他脸上毫无表情，背诵顺利结束，他好像觉得有点遗憾似的。

“你记性并不坏。”邓洪说，插上钢笔，和笔记本一块塞进课桌里。

“要看时候。”他说。“下午就很坏。”

“能够背诵只是学习的第一步……”

“当然。”

邓洪关了灯。他俩一块走出教室。他手中捏着甲虫，来到操场上，他轻轻地把它抛了出去。

他俩顺着过道往前走。熄了灯的校园洒满月光，白天喧闹的篮球场静悄悄地显得更宽敞。四合院那方的阴影很浓。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男生寝室里出来，在石台阶上站下来了。他俩从下面经过，邓洪招呼道：

“还没睡？”

“还没睡。”

“明天能上课吗？”

“能上课了。”

“你该早点休息。”

“白天睡多了，晚上睡不着。”他说，轻笑了两声。

他俩走到四合院走廊上，他问：“他得了什么病？”

“流感……在床上躺了两天了。”

路边毛茛

四十九

星期六下午放学后，谢玲胳膊下夹着一本书，高高兴兴地往家里走。

明天星期，她们几个女同学约好到山上公园去搞活动。每人出三角钱半斤粮票，做成凉面带上山去。

谢玲家住东城区，离学校远，走大街要走二十分钟。她抄近路走，迈着轻快的脚步。下午送垃圾到郊区肥料厂，回来又在操场上练习托排球，她已经饿了。她这段时间总觉得饿，吃什么都很香。有一个劳动人民的胃口。她在街口摊子上买了个什样卷，一路吃着回家。

她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站在灶前削黄瓜。听了她要去搞活动的消息，她鼻子里哼了一声，没表现出相应的兴趣。

“要我做什么吗？”谢玲放下书，问。

“把饭菜端出去。”

晚饭有葱子炒鸡蛋、豌豆酸菜汤、绿豆芽。谢玲把碗筷摆好，她爸爸放下报纸，从里面房间里出来。

“班上组织的活动？”他问。

“不，就我国几个女同学去春游。”

“这个时候去春游？”她爸爸在他固定的位置上坐下来，望望她说。

“现在不是春天吗？”

“我以为春游应该更早些，在杨柳刚发绿桃李花开的时候，现在清明都已过了，你们已去烈士陵园扫过墓。”

一年一度的扫墓活动也算是一次春游。只可惜那天碰上下雨，丝毫也没感到春光的明媚。春天眨眼就过去了。实际上，她爸爸对春游应该选择什么时候也像她妈一样不感兴趣。他们坐下来吃饭时，他就不再提这事了。他和她妈都只顾埋头吃饭，很响地喝着汤。他俩心里搁着什么事，谢玲一回家就感觉到了。就像书上说的空气不对头。她想那或许是工作中遇到的什么麻烦，她不便问。

晚饭后，廖小蓉来约她去看电影，谢玲正提着桶热水上楼房走道尽头的浴室去洗澡。廖小蓉坐在她房间（同学中有自己房间的只有谢玲和王静元）里翻着画报等她。她转来，换上干净的衣服，两人一块下楼。匆忙中，她忘了带上放在换下来的衣服兜里的零钱。

走到街口上，谢玲才突然想到这事。廖小蓉说她身上有钱。但她已请她看过一场电影。时间还早，她叫她等一等，转身朝家里跑去。

谢玲跑上楼梯，到走廊上才放慢脚步。天快黑了，外面屋里没开灯，她爸爸在里面房间里说话。吃过晚饭这段时间是最不安静的时候，楼上楼下闹哄哄的，隔壁在放收音机。谢玲推开虚掩的门，穿过光线昏暗的屋子，里面的说话声静下来了。她以为他们已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想掀开房门进去，但听见她爸爸说：“你想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没有。”她妈的声音说。“不过她快要死了……”

“那又怎样？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人总有感情。”

“什么感情不感情，别来婆婆妈妈这一套……我们不为自己作想，至少也得为玲玲作想。”

“她不会知道的。”

“我看谁也保不了险，要进坟墓的人可以不负责任。”

“我们怎么给她婆婆回话？”

“就说我不同意。”

她妈叹了口气。她爸爸擦火柴点烟。房间里一时很沉寂。接着，她妈说：“也好，玲玲自己也说不定不想见她。”

“这完全可能，我们应该尊重她的意见。”她爸爸说，咳了声嗽，走到窗口去吐痰。

谢玲知道他们说的是她二孃，她妈在乡下的姐姐。她听说她得了什么病，前不久用滑竿抬进城住进医院里去了。她的确不想见她。她怕他俩发现她在门外偷听，不敢开自己房间的门进去拿钱了。她又站了会儿，才蹑手蹑脚地离开。

廖小蓉站在街口电桩下等她。她俩一块上电影院，廖小蓉掏钱买了两张票。上映的是戏曲片《秦娘美》。坐在电影院里，谢玲差不多把这事忘了。演到秦娘美复仇那一节，她俩一块开心地对财主的丑态发笑。

廖小蓉家离电影院不远。她俩分手后，谢玲一个人回家，脑子里还反复出现财主那段可笑的唱词：“想不到，我今晚上，大喜临门……”

她心里搁着点什么，否则的话，她今晚确实很高兴了。

家里，她父母还没睡，坐在房间里等她。

“电影好看吗？”她爸爸问。

他坐在沙发上抽烟。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盛满烟蒂。窗子没打开，室内烟雾腾腾的。他抽完一支，又从烟盒里掏了支出来接上火。她妈坐在藤椅上，一声不响地望着她。

谢玲走到写字台前喝茶，然后打开窗口透气。她走热了，脸颊绯红，倚着写字台站下来。

“你明天什么时候去？”她爸爸问。

“说好早上七点。”

“到同学家里集合？”

“对。”

“你们会扇凉面吗？”她妈问。

“有个同学会。”

“不过闹着玩罢了。”她妈把踩死的一只蟑螂拣起来，丢到窗外去。“你们不会拌作料。”

“我还没给你钱。”她爸爸说，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张一元的人民币。谢玲接过手，打算回自己的房间。

“你坐下来，我们有话跟你说。”她爸爸说，眼睛望着她。

“我想睡了。”她说。

“只一会儿，要不了五分钟。”

她在椅子上坐下来。

“你二孃生病了，你知道吗？”她爸爸说，把烟灰缸拿近点，弹了弹烟灰，眼睛落在那只青筋鼓胀的手上。

“她得的什么病？”

“肝硬化腹水。”

“医不好了吗？”

“医院已出了病危通知。”

“她怎么拖到这个时候呢？”她说。她其实并不知道肝硬化腹水是怎么回事。

“农村嘛，生了病总是拖。”她爸爸说，撇嘴一笑。“实在拖不下去了才想起送医院，可已经迟了。”

“谁在医院里照看她？”

“你表哥。”她妈说。她二姨爹和她表哥一块送她进医院，二姨爹回生产队去了，留下她表哥照看她。

“你们去医院看过她？”

“暂时抽不出空。”她爸爸说。“我们这段时间都很忙。”

谢玲知道这是个借口。他俩都是坐办公室的，不会忙得连这点时间都抽不出来。她这么想，并没责怪他们的意思。二孃虽是她妈的亲姐姐，但他们两家很少往来。谢玲长这么大只见过她几次。除一次外，都是在外婆、也就是舅舅家里。二姨爹她只见过一面，表哥则从未见过。他二十多岁，上面有个已出嫁的姐姐，有个妹死于六0年。他们家离城一百多里路，在下游一座县城附近。谢玲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当然，她还知道二孃家成份是地主，二姨爹至今还戴着帽子。他们不和他们往来，多半是为了划清界限。

“你想去医院看看她吗？”她爸爸问。

谢玲没吱声。他们又改变主意了？不是说好不让她见她吗？

“她带信来说想见见你。”

“什么时候的事？”她问。

“你外婆刚才来过。”

“我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回来她刚走不久。”

外婆平常很少登他们家的门。这次是晓红、她舅舅的幺女陪她来的，坐了不到十分钟。晓红有时也陪她上教堂。

“二孃为什么想见我呢？”她问。

“快死的人心里都有些古怪的念头吧。”她爸爸苦笑了一下，摆了摆头。“我和你妈是这么看的，她想见见这几家的孩子。”

舅舅家的晓华、晓红去了，五孃家的几个孩子也去了。

她妈说：“你去看她，我们给你准备点蛋拿去。”

“你们也去吗？”

“我们以后抽空去。”她爸爸说。

“我不想去。”她说。舅舅、五孃家里的都是一些小孩子，没有一个是中学生。

房间里一阵沉默。她爸爸望望她妈：“我们把话传到就行了，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

“你去看看你二孃，玲玲。

路边毛茛

五十

她们从山上下来，己打过五点。匆匆吃过晚饭后，谢玲一个人上外婆家去。

外婆家在一条临江的小街上，离他们家七八分钟路。外婆和舅舅的两个孩子在家。兄妹俩在堂屋里做作业，外婆坐在进门左手角落上一把老式躺椅里抽水烟。

“舅舅呢，上街去了？”谢玲问。

“上医院去了。”外婆说，把烟锅里的烟灰吹掉。

“舅妈也去了？”

“你舅妈上中班。”

谢玲见她气鼓鼓的，满脸的不高兴，便调身走到桌前去。

“你说这道题该怎么做？”晓红问。

“照我说的做保险不会错。”她哥哥晓华说。他是六年级的学生，晓红读五年级。两人的成绩都不怎么好。

谢玲看了看题：

某班学生学雷锋，本月拾废铁240斤，比上月的3倍少30斤，上月拾废铁多少斤？

“我说该用240除3再减去30。”晓华说，毫不怀疑自己的正确性。

“240减30再除3。”晓红像猜谜语似的说。

谢玲摸摸她的脑袋瓜，望望桌对面那张极认真的男孩的脸。兄妹俩长得极其相像，而且都漂漂亮亮的，只可惜脑袋瓜还不够灵。

“两种算法都错了。”

“那你说该怎么做？”晓华不服气地说。

“240加30再除以3。”

“该减30再除以3。”晓华说。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他妹说。

谢玲从晓红手里接过钢笔，在草稿纸上演算了一遍。验算的结果完全正确。兄妹俩似信非信的，都说要去问老师。

“你们玲姐姐说的还会有错？”外婆说。“她文化不比你们老师差。”

晓红吃吃地笑起来。谢玲知道外婆并没多少称赞她的意思。她没上医院去看二孃，她正在生她的气。

“我妈上午来过？”她问。

外婆含着铜烟嘴，不满地抬了抬眼。晓红说四孃来过。

“是我自己不愿去的。”她调过脸去说。

“我晓得了。”她外婆说。“她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就怕我听不懂。”

“她说什么啦？”谢玲问。两个小学生已停下手中的作业，坐在桌旁注意地听。

“夸你思想水平高呗。”外婆瓮声瓮气地说。“你要入团了，你思想进步，又红又专的标兵，去看你地主二孃会影响你入团……”

“她这么说？”

“别以为我听不懂，”外婆说，把水烟袋搁在旁边矮凳上，拈熄了手中的纸捻。“我也经常到居委会参加学习……人到了霉，儿女都不认，不用说姐妹了。”

“谁叫她是地主呢。”

“地主就不是人？”白了她一眼。

“是剥削别人的人。”

“她这会儿剥削谁？”外婆说，在躺椅上撑了撑身。“她解放后一直就靠自己劳动生活，剥削谁啦？”

“可她解放前是地主。”

“一个人吃过几年地主饭，一辈子就是地主？”

“她地主成份永远也改不掉。”

“为啥改不掉？”

脾气古怪的老太婆激动起来了，外孙女却心平气和。谢玲说这些话就像背诵课本上的名词术语那样，她没想惹她发火。她上这儿来并不是要和她辩论二孃的阶级成份。但话说到这儿，她还是说：“这是历史决定的。”

“历史？哼！”外婆轻蔑地说。“历史还不是人说的。她娘家的历史是贫农，又怎么说呢？你外公，从小就帮人……”

她讲起家史来了。这可不是那种能拿到台上去讲的家史。这是一部并不很光彩的小商人的发迹和变迁史。他们这个家原来都是县城附近乡下的人，解放前十年她外公才脱离农村，在县城街上摆了个卖百货的摊子。后来赚了钱，生意做大了，才举家迁到城里来的。那时没兴户口，想迁就迁来了，不像这会儿的户籍制卡得那么死，一个农民想迁进城里比登天还难。她二孃没跟着来，因为她已经出嫁。她嫁给她二爷爹的时候，他还不是地主，照现在的政策衡量，顶多是个上中农。他靠勤劳节俭发了家。那时的农民谁不想发家？他们哪有现在的阶级觉悟。他要是知道有今天，也不会攒钱买地方了。她最替他值不得的是，他那个地主没当几天，却要戴一辈子的帽子。他和那些真正享过福的地主不同……

外婆说到这儿沉默了，眼睛从眉毛下盯着她。外婆虽然七十多岁了，现在还能背诵几首唐诗。只不过她的思想已跟不上时代了。她信天主教，每星期早晨上教堂望弥撒。听说她还在居委会的学习会上发言，谢玲真不知道她会信口开河说些什么。她这会儿在认真思索。她皱着眉头独自坐了会儿，说出她思索的结果：“一说就说成份、出身，以前可没有这么多名堂。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鬼话：布告上的坏人都是出身不好的，好人都有个好出身。我有个教友，在居委会受管制，可她相信天主，心地善良……”

 “你这是反动话。”晓华说。

他胳膊肘支着身体趴在桌上，嘴里含着笔头。他妹已丢下作业溜出去了，刚才有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在门口露了露脸。

“连孩子也被教坏了。”外婆说。“老师教的是这些，天天听到的是这些……”

“你说的就是反动话！”

“我看有的人作业没做好，倒要像反动派一样挨屁股。”

“你在学习会上也说这种话？”她外孙女问。

“你以为我活糊涂了？嗯？”外婆乜了她一眼，皱巴巴的脸上闪过一丝老年人的狡黠，好像说，她才不会让魔鬼揪住辫子哩。但旋即她又转守为攻，更进一步地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说的话就错得那么厉害？你老子出身好，他就是好人？我看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你们不同。在天主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天主不会讲阶级成份，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你老子一说就说他的无产阶级出身，可现在为啥不当无产阶级了，要去坐办公室？当副科长还不够，还要削尖脑壳往上爬？你妈没长脑筋，是个应声虫，口口声声一个‘谢明森说……’男人的话成了她的圣旨。他支使她来，以为我老糊涂了，识不破他的阴谋诡计……你二孃住院快半个月了，他们去看过一次吗？她住院都是你舅舅想的办法。你舅舅没有他们有钱，但比他们有良心……你妈在我面前说东道西，还不就是嫌你二孃穷，怕粘惹上他们……穷地主，比狗还不如……”

她的嗓子眼哽住了，咳嗽起来。谢玲不得不走过去给她捶背。外婆不喜欢她爸爸她已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但她却没想到她会生这么大的气，会这么严厉地谴责她父母。

她爸爸并不像她外婆说的那样是无产阶级出身，他出身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因此他虽是党员，谢玲在班上却并未作为工农子弟对待。

晓华倒了半盅温开水，一声不响地递在奶奶手里。她捧着茶盅，胸口还在喘气，手也在不住地颤抖。他俩望着她把水喝下去，每喝一口，喉咙里都发出咕噜的响声。

“你也不听外婆的话。”她把茶盅递给晓华，揩揩苍老润湿的嘴唇，声音嘶哑地说。

“你要是高兴，我就到医院里去看她吧。”

“为了讨好我？”

“我还会为了什么呢？”

外婆沉默了。谢玲说：“告诉我，外婆，我无意中听到我妈他们的谈话……他们好像担心二孃会对我说什么事，你一定知道那是什么事，他们为什么怕让我知道？”

“你去问你妈。”

“她不会对我说。”

“你也别想从我这儿打听到什么。”

“你们都想瞒我？”

外婆望着她不吭声。她说：“究竟是什么事？

路边毛茛

但就在外婆吹燃火捻，凑向烟锅的时候，舅舅回来了。

晓华一直安静地坐着，一只手托着脸。见爸爸进来，他拿起桌上的钢笔。

“玲玲在这儿？”舅舅问。

“我在问外婆一件事。”

“什么事？”

“她不肯对我说。”

舅舅和外婆交换了一眼目光。外婆问：“她怎么啦？”

“还是那样。”

“明天是她的生日……”

“我看就是这几天了。”舅舅说，把一个锑饭盒放在桌上，背对灯光站着。晓华从他宽大的背影后面探出脑袋来。

“他今天该到了。”

“大概什么事耽搁了吧。”

“你知道玲玲想问我什么事？”

舅舅望着她，没说话。

“你跟我来。”外婆手拿水烟杆从竹椅上撑起身，和舅舅一块进里面房间去了。

谢玲坐到竹椅上去。外婆坐过的地方还是温热的。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儿心慌，脸也烧得发烫。晓华好奇地注视着她。他跪在板凳上，一会儿又转过身去，隔着窗框往房间里张望。

几分钟后，舅舅从里面出来。晓华讨到一角钱，乖乖儿上外面天井里去了。大门关上后，谢玲脚步轻飘飘地穿过堂屋，迈过房间门槛。“你坐吧。”舅舅指了指一张老式木椅说。它摆在进门左手窗口下，紧挨着茶几。谢玲坐下来，朝外婆笑笑。外婆坐在床头竹椅上，一声不响地抽着烟。

“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舅舅说，他在紧里边一个平柜前站下来，拎起温水瓶，往茶盅里冲茶。谢玲没开腔，注视着他身穿蓝中山装的背影。平柜上摆着老式座钟、蓝瓷色的长颈花瓶、雕花的笔筒、椭圆形的相框、带底座的十字架。这些都是谢玲从小就熟悉的东西，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烛台上方的墙壁上还是那幅怀抱耶稣的圣母像。

“我们不知道你在家里听到了什么。”舅舅把一个茶盅放在外婆旁边的方凳上，把一个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我和你外婆商量了，决定告诉你……因为，你迟早会知道的。由你父母告诉你，还是由外婆告诉你，你完全有权自己决定……”

“是的，”她说。“我已经不是小孩了。”

她说话时伸手拢了拢额上的头发，坐得更端正了。

“你拿出勇气来。”舅舅说。“这对任何人都是件……”

他顿住了，皱皱眉。她说：“说吧，是我自己要知道的。”

“你爱你父母？”

“我当然爱他们。”她笑了笑。还应该笑得更自然些。

“他们也爱你？”

“是的。”这还用问？

“记住这点。”舅舅说。他背靠平柜，眼睛盯着她。不过他心思更集中在他要说的事情上。他好像卸下一个包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它的重量。他是天主教徒，一家机修厂的技工，说话总是一板一眼的。“你不应该有任何怀疑……”

“我毫不怀疑。”

“你不怀疑就好。他们现在是，今后也仍然是你的父母。他们养育了你……但，他们不是你亲生父母。”

“不是我亲生父母？”

“他们不是……”

谢玲对面那张脸刚才还有点儿激动、抽搐，这会儿却冷冰冰的毫无表情。

“怎么会不是？”

谢玲调转身去望外婆。她抽着第二锅水烟，咕嘟咕嘟地响。

“你亲生母亲是她，”舅舅说。“——你二孃。”

“你说什么？”

“你舅舅说的是真话。”外婆说。“她是你生母，你不到一岁就抱过来了……”

她垂着眼，说完，把烟灰吹到地板上。

“不，这不可能！”

“这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她说。但她心里已相信这是真的了。

外婆和舅舅不再说话，默默地避开她的眼光。应该给她一点时间。平柜上的座钟滴答滴答地摆动钟摆，十字架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这是真的了？没法挽回了？她呆坐着，感到浑身瘫软，没有一丝力气。 “你仔细想想，玲玲，这不是谁的过错。”隔了会儿，舅舅说。他声音低沉，但现在说话要容易多了。“她生了你，不是她的错；你父母收养了你，不是他们的错；你生下来，更不是你的错……你有这样一个母亲，并不是你的耻辱，她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这么多年，她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两声笑打断了他。他望望她，很怀疑她是否真的笑过。

“她和你一样难过。”舅舅接着说，仔细看着她。“要是由她自己决定，她是绝不会对你吐露一个字的。”

“我并不怪谁。”终于挤出了一句话。

“见不见她你自己决定……你知道了事实，但其余的一切并没改变。”

已经改变了。她是怎么抱过来的那是一个故事；通过外婆唠唠叨叨的讲述，像事实一样重新创造出她。

 

 

 

路边毛茛

五十一

她妈闯进来了。她一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把谢玲拉在怀里哭起来。

谢玲感到心里一阵酸楚，憋了许久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哭有什么用。”舅舅说。

“你别哭得这么响，”外婆对她妈说。“隔墙有耳。”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她妈说，放开她。“我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眼！你们对她也太狠心了，她今后怎么去见她的老师、同学？！”

“这事我们只让家里人知道，对外人我们不说。”外婆说。

“你们这是在害她！”她妈说，掏出手巾擦眼泪。“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不问一声……你们以为该说的时候她爸爸和我不晓得对她说吗？”

“现在就是该对她说的时候了。”舅舅说。

“她知道了对她有什么好处？”她妈说。“我们本来就想让她去看看她，等以后再对她说。她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她在表上从没填过她……”

“学校不会知道的。”外婆说，眼睛从她妈身上落到她身上。“除非她自己说出去。”

“你不会说吧，玲玲？”她妈问，手巾从脸上拿开，捏在半伸出的手里。

“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她懂。比他们都懂。

他们静下来倾听。隔壁有人往天井里泼水。才回来不久，外婆说，刚才他们都不在家。

她妈坐在床沿上，朝她望望，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她是由你们抚养大的，成份该跟你们填。”舅舅说。

“这事谁说得清？”她妈说，往痰盂里擤鼻涕。“现在进幼儿园都讲成份、出身。她成份跟我们填，可却要注上一笔……即使她爸爸是党员，这也帮不了她的忙。单是她在表上没填她，她就已经没法交待……”

“我们不会让外人知道的。”外婆说。“这算不了啥。我这辈子见得多了……再大的秘密都保守得住。”

“她还是孩子，老师教导他们要诚实。”她妈有点儿担心地抬起脸脸来望她。

“她听大人的话。在天主面前我们才应该诚实。”外婆说。“好了，你别再哭哭啼啼的了。这事已够叫人心烦。”

屋里一阵沉默。她妈擤了擤鼻涕，收住眼泪，渐渐平静下来。舅舅把茶盅递在她手里，她咕嘟地一口气喝干，放回方凳上。

晓华兄妹已摸回家，在外面堂屋里已偷听了一会儿，这时进屋来挨在奶奶身边。晓华说：“我不会说出去，奶奶。”

“好孩子。”他奶奶说。

“这事不能怪外婆，”谢玲说。“是我要他们说的。”

“你怎么知道？”

“我昨晚和同学出去后，又转来了一趟，听到你们的谈话……”

“看来老天有眼。”外婆说。

“可我还是觉得你们不应该对她说。”她妈说，看看表，快打十一点了。

“你爸爸在等我们。”

外婆坐着没动。舅舅送她俩到街口上。街上冷清清的，细雨刚把地面打湿。谢玲和她妈穿过灯光昏暗的小街，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听到开门声，她爸爸从里面房间里出来。不用问，他已猜到发生的一切。

“他们不守信用，违背了当初的协议。”他说。“甚至也不和我们商量一声。”

“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她妈胆怯地说，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父女俩的目光相遇，他竭力朝她露出一个笑容。

“让你知道了也好。”他在她身边说。“这没什么。血缘关系并不那么重要，你知道就是了。本来，我们想等你大学毕业成年后再告诉你，你现在知道了也没什么……你还是我们的玲玲。”

“我爱你们，爸爸……”她呜咽一声，说。

“你当然爱我们，还用怀疑吗？我们也爱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是一家人。我们会经受住考验的……不要难过，这没什么，坚强点，坚强点，像个共青团员那样……”

他嗓音哽塞了，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她低着头抽抽嗒嗒地哭泣。

“去看她吧。”他说。“让她了个心愿。”

谢玲决定第二天请半天假，上医院去看她。

 

 

路边毛茛

五十二

半期考试后，他们提前去乡下劳动了一周。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农忙假，去的地点离城十来里路。他们一大早出发，到目的地生产队刚吃过早饭。

他们五个男同学安排住在队上一间空草房里。草房位于山坡间的低洼处。从房东家里出来，一名生产队干部带领他们穿过田埂，爬上一段砂石斜坡。班主任和房东谈话走后一步，还在那头田埂上。

“我们就住这儿？”来到草房前的小敞坝里，王静元放下铺盖卷，问。

“就住这儿。”生产队干部说，推开没上锁的、吱嘎作响的门。

他们站在屋檐前，对着破旧不堪的草房打量了一番。除王静元外，铺盖卷都还挂在肩上，裹成卷的草席也抱在怀里。

班主任一来便和生产队干部一块进门去了。他们站在原地没动。

“这房子以前作什么用的？”

“生产队堆肥料的。”

“住五个人够宽敞。”班主任说，朝四壁土墙扫视了一眼。

“只怕同学们不愿意。”生产队干部说。

“不愿意？”班主任干笑了一声，他还从来没听过他们说不愿意。“他们是来锻炼的。”

两人朝横里走了几步。班主任薅掉蒙上脸来蜘蛛网，隔着牛肋巴窗口说：“可以靠墙铺一排铺。”

“湿气太重了。”

“草铺厚点就行。”

干部未置可否，两人走出门来，他望望他们说：“生产队有户人家倒住得下他们五个。”

“是贫下中农？”

“贫下中农倒不是。”

“富农？”

“也不是富农。”

班主任猜疑地望着他。生产队干部慢条斯理地说：“照说，也是团结的对象——上中农。他家住房条件最好。空一大间屋子，空床也有，竹楼上还可以住人……”

“我们只能住贫下中农家里。”班主任说。

“其实那有啥。”干部皱起一张脸，下嘴唇努出来，表示那确实算不了啥。“就只两老口，几个女都打发出去了，嫁的都是贫下中农。三丫头嫁了个解放军，小伙子也是我们大队的，在部队上开坦克……”

“你问他们愿意吗？”班主任打断他，语气带有几分只有他们才熟悉的嘲讽。

“有啥不愿意的，住那儿吃住都方便。”干部调向他们。“我这就带你们去。”

他说着就去提王静元的铺盖卷。但看见同学们一个个都站着没动，他提起来又重新放下去。他四十五六光景，一张瘦黄唧唧的贫下中农的脸，汗渍斑斑的白布衬衫，打双光脚，青灯笼裤的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另一只拖在脚踝处。他稍稍退到一边，从吊在裤腰上的一个布口袋里取出烟叶，卷了支叶子烟含在嘴里，眼睛在班主任和同学们之间溜来溜去。

“你的意见，是住这儿还是住那儿？”班主任问郑兴。

“住这儿。”

“你呢？”班主任问吴学红。

“住这儿。”

然后问李富坤，问另一个同学。问到王静元，他双腿一并，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住这儿！”

五个人都表态愿意住这间破草房。干部看看他们说：“你们老师真会教育。”

“这是最起码的。”班主任向他站的那方调过脸去。“他们决不会说住那儿。要是连这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向贫下中农学习。”他向他们调过脸来，“我看你们安顿下来后，可以就这个问题讨论讨论。”

“有什么好讨论的。”等他和干部一走，王静元说。“我倒真想去住那户上中农家里。”

“你刚才怎么不说呢？”和他睡一张铺的罗福平同学说。他是个普通的同学，还没打入团申请。

“你没听他说我们决不会那么说吗？”王静元装出一副委屈相。“我怎么能说出我们决不会说的话？我们从不会说不，只好他妈的住这种猪圈。”

他们把行李放在门口檐坎上，去附近公房找来扫帚、撮箕，开始打扫屋子。房东家的儿子过来通知吃午饭了。他们一块过去，吃了饭又过来，上公房去抱谷草。来回跑了几趟，在紧里边靠墙铺成厚厚一排草垫，再铺上油布、草席。房东家的豁嘴女人带着两个猕猴般的娃儿过来，他们已铺好铺，在清理地上的乱草。她带来一个空粪桶，搁在门口檐坎上积肥。吃过晚饭，他们又带过来一盏煤油灯。

郑兴擦燃火柴点上。他们从公房抬过来一条断了只腿的凳子。他把油灯搁在上面，坐在地铺上，对着灯光出神。

“带笛子了吗？”王静元问。

“带了怎样。”

“拿出来吹吹。”

“不想吹。”

“那我来。”

王静元从吴学红身上爬过，从挂在墙头木钉上的挎包里取出笛子，爬回来，盘腿坐在铺上吹了首《社员都是向阳花》。

笛声静下来，屋里灯光摇晃，门外已漆黑一团，狗吠声后的寂静中各种昆虫叫得正欢。一只蟋蟀在铺对面墙角上唧唧地叫，与窗口下一只蟋蟀唱和。

王静元又吹了首《二郎担山赶太阳》，一首歌颂大跃进的荒诞的歌。李富坤接过笛子，吹了首《卡秋莎》。

“没想你也会吹笛子。”王静元说。

“我读小学五年级就会吹了。”

“这首歌是怎么学会的？”

“照着简谱学的。”

他能识谱并对歌曲感兴趣，他们都感到意外。在他们的要求下，他把歌词唱了一遍。他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他读的书是外国的书，他唱的歌曲是外国的歌曲。尽管唱得不十分准确，但《卡秋莎》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郑兴呆在一边，手臂枕着头，闷闷不乐地躺在地铺上。

早晨，天刚亮就起身，到附近坡上去出早工。生产队点豆子，李富坤和郑兴搭档，一个打窝子，一个丢粪。掺和着谷草灰、牛尿的畜粪湿稀稀的，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丢粪的同学都用手抓。谢玲挎着箢箕，走在旁边一块地坪上。一个生产队的女孩递把竹夹子给她：“用这个不脏手。”

“我就用手。”

“你们城里的学生不怕脏？”

“不怕。”

“用手抓粪真不觉得龌龊？”

“不觉得。”

那女孩子似信非信地望望她。在坎上打窝子的班主任却很满意她的回答。同学们都懂得不是大粪臭，而是自己思想臭的真理。用手和用竹夹子效果虽然一样，但意义却迥然不同。

太阳对他们没有意义，挂在草尖上的五彩露珠对他们没有意义，清晨的微风、松林里的鸟鸣对他们没有意义，甚至劳动本身对他们都没有意义。意义只存在于用不用手抓粪这一事实中。谢玲白净的手撮一撮稀粪，准确地丢进刚打好的窝子里，跟在旁边的贫下中农的女儿也用竹夹完成了同样的动作。谢玲是在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贫下中农的女儿用不着改造。

她们几个女同学住在半坡上一户贫农家里，和他们草房遥遥相对。一座丁字形的房子，一半瓦房一半草房，正门对着这面坡。房后一片青杠林，房前光秃秃的，她们做什么站在草房前都看得一清二楚。她们帮主人挑水、劈柴、种自留地、带孩子。那孩子不足一岁，是个好哭宝。有时是谢玲，有时是王英、廖小蓉抱着他在敞坝里走动，哄他别哭。孩子要吃奶了，便把他交到一个肥胖、邋遢的农妇手里。

李富坤想到去年他和陈永宁住过的茅屋，想到房东和他女人，想到夜晚碰上的那一家人、那身穿蓝布衫坐在油灯下纳鞋垫的非贫下中农少女……

王英到草房里来找郑兴，他们刚从房东家吃了晚饭过来，躺的躺在地铺上，下的下六码棋。郑兴在吹笛子。王英站在门口对他说：“你还真有闲情逸致的。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

郑兴放下笛子，走到门口，王英说：“你们帮房主人做家务了吗？”

“怎么没做。”郑兴说。他手扶着门框，站的地势较高，几乎比王英高一个头，有点居高临下地注视她。

“做了什么，你们连水也没挑。”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挑水？”

“我看见房主人自己挑。”

“我们挨轮子转的。”郑兴说，朝里面调过头来。“今天该谁值班？”

“我。”正在和吴学红下六码棋的王静元说。

“你没挑水？”

“我忘了。”

“你自己出

路边毛茛

五十三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李富坤和郑新顺着小路朝左侧坡上走去。他俩快到坡顶时，看见她从另一条小路下去了。

“那好像是谢玲。”李富坤说。

郑新调头往那个方向望。谢玲穿一身深色的衣服，走在背亮处，身影和夜色融为一体。她们那座草房就在下方不远处，一扇窗口亮着灯。

“她看见我们了？”

“不知道。”

“她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呢？”

“像我们一样，散散步吧。”

两人往前走了几步，李富坤说：“她这段时间没以前活跃了。”

“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够活跃的时候。”

他俩穿过一片茶叶地，登上坡顶，在草坪上坐下来。晚风轻轻吹拂，月色朦胧，薄薄的云层遮住了一片星空。沉默了一阵，郑新说：“我们都可能碰上什么事，总有某个同学突然之间变得沉默了，某个同学突然之间又变得活跃起来……”

“总有什么原因的。”李富坤说。

“有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

“我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变得活跃起来，而你，却一向都很活跃。”

“可我有时也很沉默。”

这要看怎么解释，李富坤想。他的沉默才是真正的沉默，纯粹的沉默。

他俩静下来，眺望月光下的山丘。山丘明暗错落，朦朦胧胧，罩在一派静谧中。几处坡头上亮着灯。一只狗叫起来，接着又是一只。静下来后，一声火车的汽笛声隐隐约约地从远处城郊传了过来。 “我们都快毕业了。”郑新调过脸来，说。“你想过今后的事吗？”

“很少去想。”他说。

“我以前也很少去想，过一天算一天。”

“你会继续升学的。”

“我说的是另一种今后……光升学有什么意思，照这样下去，没有一点欢乐……”

“我们不是为欢乐而生的。”李富坤说。

“确实。”郑新把话接过去说。“除了个人一些小小的秘密外，没有多少值得回忆的东西。”

李富坤连这些小秘密也没有。他只有大秘密。

“也许换个班主任要好些。”郑新说。

“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的，都差不多。据我了解，高中部的思想抓得更紧。高六六级这次下乡是去搞‘四清’——不是上一次的‘四清’，他们叫‘小四清’，帮助农村抓思想工作。”

“我见过高六二班一次讨论会，有关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

一个绰号叫老猫的同学给李富坤留下深刻的印象。老猫发言时，神采奕奕，两眼放光，学生会、校团委委员，父亲是某工厂党委书记，又红又专的典型，百分之百会被推荐上大学。但在发言中，他却表示愿意（非常愿意）去工厂、去农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沉默了一会儿，郑新说：“有时，我觉得生活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是一种不幸。”

“可你还是入了团。”

“喔，那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别人差罢了！”

关键还是升学问题，李富坤想。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什么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能升学的同学和不能升学的同学之间的区别。他们有时会忘记这点，有时又会牢牢记住。他们记得最牢的时候隐瞒得最深。他想郑新会继续升学，陈永宁会继续升学，他就不能，王静元也不能。奇怪的是，他明白了这点却又并不死心，似乎总期待着某桩奇迹发生似的。

“还记得高六八级那个写思想汇报的同学吗？”郑新说。“几天前，我在操场上碰见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完全变了个人……当时，我嘲笑他愚蠢，神经不正常。可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干出那一类的傻事。”

李富坤不很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他没开腔。两人又坐了会儿，草地上起露了，才默默地起身从来路回草房去。

生产队一连点了几天豆子。李富坤用手抓粪，心里总暗暗憋着股气。对畜粪他已不再觉得脏臭了。他气愤的是为什么自己就不能用竹夹，而一定、必须得用手抓。

点最后一批豆子那天下午，刚出工就碰上下雨。贫下中农都收起锄头、箢箕，跑到坎下一所房子里躲雨去了，他们这批城里来的学生却站在地头上不动。

“歇会儿再干。”队长招呼班主任。

“这点雨不要紧。”班主任说。

“下大了。同学们会着凉的。”

班主任望望天，扫了同学们一眼：“大家去躲会儿雨吧。”

他自己却呆在原地不动窝，像只虎视眈眈的大鸟。他没走，大家也就没敢走。几个走开去的同学，也赶忙走了回来。

雨下密了，很快打湿了他们的头发、衣服。他们挥锄的挥锄，丢粪的丢粪，谁也没吭声。好一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以王英为首的几个女同学甚至还唱起了革命歌曲，音乐课上教的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前辈挥血汗，换来了人民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那社会主义的乐园………”雨下得更大了，淋湿了歌声翱翔的翅膀，唱完这首没接着再唱。贫下中农坐在屋檐下抽叶子烟，打扑克，好奇地望着他们。他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却反而比他们更积极。贫下中农单纯的头脑不可能想象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正在经受考验。谁要是走开了，谁就是思想上的逃兵；谁要有怨言，谁就会在总结会上受到揭发。

雨水顺着头颈直往脖子里流，这个时候，李富坤心里那股怨气又冒了出来。他鄙视自己，也鄙视周围的同学，觉得自己和他们都虚假透顶，是没有个性的、念念不忘表现的怪物。

一场偏东雨，下了半个小时。等它撒下最后几颗雨点，贫下中农干干爽爽地从屋檐下出来时，他们一个个都淋得像落汤鸡了。

 

 

路边毛茛

111961五十四

发现谢玲日记以前，班上已开过一次民主生活会，针对的对象是智商较低的曾华贵同学。

曾华贵所以受到公开的“帮助”，是因为他平常的错误言行，也是因为他骂一个反映他在劳动中偷懒的女同学是“女间谍”。他正处于青春骚动期，教育对他好像不起作用。他似乎认为在集体之外还存在一个个人主义空间，动不动就和干部、团员顶牛，对要求进步的同学冷嘲热讽。总之，他身上有股歪风邪气的嚣张气焰，完全有必要用民主生活会治一治他。

那是总结会后两三天的事。发现谢玲的日记只隔了一个星期。星期三下午课外活动，廖小蓉在她课桌里找英语复习资料，无意中发现了它。

谢玲为什么把日记本放在课桌里而不放在家里，这始终是件令人费解的事。也许她认为放在家里不够安全，怕被父母发现（她不能肯定自己的日记本是否被动过。以前她父母很尊重她的个人秘密，不过在她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后，他们或许也想了解她有些什么想法，尽管这是出于对她的爱护）？也许她再也守不住自己的秘密了，出于一种自我暴露的心理带到学校来的？其时，她的入团申请已经第二次拿到小组会上讨论通过了，团组织将会在受到蒙骗的情况下破例吸收一个地主的女儿。也许她精神负担太重，这对任何一个心地单纯的女孩都是难以承受的，乃至她才会一错再错。

廖小蓉坐在她座位上翻日记时，她从外面进来了。她上图书馆去借了书，胳膊下夹着本秦牧的《艺海拾贝》。开始她没意识到廖小蓉在翻她的日记，她想她那么认真地在看什么呢？她从走道上走到她面前，廖小蓉神经质地抬起头来，谢玲才注意到她手中刚合上的红壳子日记本。

那是她考上中学，她爸爸送她的。扉页上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题词。

她要廖小蓉还给她。但廖小蓉把日记本压在她胸脯上，眼睛看着她，恳求让她读一读。她刚刚读了其中一则，觉得写得太好了。

谢玲没问是哪一则。她看廖小蓉态度诚恳，目光殷切。倘若她坚持，廖小蓉是会还给她的，那样一来也就没事了。但她没坚持。廖小蓉是她最好的朋友。也许她也真想让一个人读读吧，在所有同学中，没有比廖小蓉更适合的人选了。

谢玲叫她看了别对任何同学说，第二天上午一定还给她。

廖小蓉确实没对任何同学说。但第二天上午她没把日记还给她，她避开她，没和她说话。班主任上午出席一个模范教师会议去了，下午他刚一到办公室，廖小蓉就把日记交到他手里。

当天晚上上自习，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事。团员和班干部召集到办公室去开会。教室里大家安静地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即将提前举行的期终考试。谢玲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出乎意外的显得很镇静。

翌日下午停课，分小组宣读日记片段。日记作者本人却被叫到办公室去，在里面呆了将近两小时。校领导对这事很重视，派了一名政工干部下来。谢玲出来时脸色苍白，但看不出其他惊慌失措的迹象。

同学们只听了需要他们知道、分析的那一部分。王英却读了全部日记。最使她气愤的是谢玲写下的有关她的话：她和另外两三个女同学的发育状况；她让体育老师在水中托着她的身体教她游泳。她认为这很下流。有关男同学长胡子的那一段也很下流。她不能理解日记上怎么能写这种东西。她和那几个女同学根本没议论这种低级庸俗的事。这是对她们的污蔑（日记还诬蔑了刘明秀和其他同学）。她在班主任面前哭诉，不过，在民主生活会上她却只字未提。

上晚自习前，王英和邓洪带领一批同学布置会场。一张张课桌按四方形排列起来，绕教室两圈，大的四方形套着小的四方形，中间也留出块四方形的空间。课桌都编了号，各人的位置都被事先固定下来。

当王英站在讲台上最后一眼审视会场时，离晚自习只有几分钟了。同学们已陆续来到。

 

 

 

五十五

谢玲没回家吃晚饭。放学后，她一个人呆在教室里。王英他们在食堂吃了饭来布置会场时，她便出来到操场上看打篮球。六六级一班对六六级二班。廖小蓉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也站在那儿看。见了她以前的朋友，廖小蓉把脸调开去了。

谢玲没多想廖小蓉为什么要背叛她，自己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傻事、如此信赖一个事实证明值不得信赖的人。她在想别的事情，或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不想。她在球场角上站了几分钟，见二班一个同学投进一个球，又起步穿过操场，朝礼堂走去。

礼堂里几个乡下来的木工在做木活。烧着堆火烤胶。凿子打着榫头，斧头劈开一截原木，木马前推出一大堆刨花。谢玲站下来看了会儿，拾了卷刨花拿在手里，从另一道门走出礼堂，横穿操场，上四合院的十字走廊去看墙报。登载的都是批判文章。还有几幅漫画。她在那儿碰见刚从校门进来的郑新。她没和他说话，一个人走开去了。

随后她去了器械室。从四合院出来，她在上操场体育老师住的那间小屋的拐角上看几个六八级的女生跳橡筋绳。上晚自习的学生逐渐多起来了，到处是一片欢闹声。她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游荡。班主任派人来找她时，她正坐在下操场教室后墙的石台阶上。

她试图回想日记的内容。但脑子里翻来复去地回想起的却是去医院探望的那一幕。有些她已记在日记上了，有些没记在上面，就像她以前的日记那样总要略去或突出一些东西，记下她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她的私人日记，不像雷锋日记那样，是写给大家看的。一些东西她明明知道很傻，但也写在上面了。因为她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她的真实的想法。记下来以后再读就会看到自己成长的过程。严格说来，她日记里也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她不明白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天她妈陪她一块去的。提兜里装着一包白糖、二十个鸡蛋。在医院大门口，碰见英语老师。后者刚从门诊看了病出来，拿着药袋和一瓶中成药。英语老师招呼她，问她上医院看谁，她说看一个亲戚。

你们英语老师真年轻，她妈说，你们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你功课都准备好了吗？

她说都准备好了。一个穿青灯芯绒上装的男人的背影使她想到班主任。但她想他是不会上医院的，他这人似乎从来就不会生病吃药。她俩从门诊部右手一条走道穿过一处门洞，那儿一扇窗口在办理住院出院手续。一副从门诊部抬过来的担架挡住了她的去路，她让到一边，等担架过了，再在走廊上追上她妈。宽阔的走廊，靠庭院一方立着一根根石柱。她妈说这是以前教会办的医院，她好多年都没上这儿来过了。她看病都上中药院。她那次胆囊动手术也是在中药院外科动的。

她俩登上一道楼梯，在二楼走廊上碰见一名护士。她说传染病房在对面楼上。

顺着回廊过去，她妈说见了面你还是喊她一声，也可以就照你以前那么喊，我们只呆几分钟就走。我受不了这股药水味儿。她们经过的是外科病房，一扇扇门都敞开着，望得见躺着或坐着的病人，缠着纱布的脑袋，吊在绷带里的胳膊，拐杖支撑的腿。她走在靠栏杆的一方。下方院落里，灌木篱圈起的花圃里开着鲜艳的花朵。砖块铺的十字甬道，一张绿色长椅上坐着一对安静地享受阳光的老年夫妇。一个穿黄卡其上装的小男孩蹲在草地上采官司草。他母亲在下面走廊上喊他，小男孩站起身来跑过去了。

朝右手转过拐，她妈在一间病房前站下来。五号病房。窗口下摆着张竹椅，一件破旧的棉大衣，一个煤油炉子。从病房里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她妈小声对她说你就照以前那样喊他们好了。她二姨爹中等个儿，穿件半新旧的中山服，戴顶便帽。建华表哥也穿件中山服，垂着双手腕露在衣袖外的大手。二姨爹上午赶早班船到的。舅舅上医院来刚走不久。“这就是玲玲吗？都长这么高啦。”他脸上有种谦卑的农民的表情。

他们进病房去。她就躺在进门左手第一张病床上。手伸在被单外，半睁着眼。

“我给她带了点东西来。”她妈说。

她打开床头一个柜子，把糖和鸡蛋捡进去。谢玲站在一边望着她。她和她头天晚上竭力想起来的那个二孃判若两人。但这张面颊深陷、鼻梁尖削、嘴唇发青的脸却深深吸引了她，她没法把视线移开去。

“没给她吊盐水针？”她妈捏着空提兜，站在她身边问。

她没认出我们，她妈望着她，眼睛里流露出胆怯、探究的神情。

“给她打了针止痛的药。”表哥说。他和二爷爹站在床头走道上。他往前探了探身，“妈，四孃她们看你来了。”

他们都望着她。她呆滞的脸上毫无表情。

“早两天她人很清醒……”她表哥说。

病房里一共摆了九张床。有几个病人坐起身来。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的床前有家属看护，都好奇地朝他们这边望。

“是你亲戚吗？”邻床的一个女病人招呼她妈。

“是我亲戚。”她妈说。

女病人三十多岁，漂亮的脸蛋，穿件淡红色的的确凉衬衣，胸口上别着朵黄桷兰。她说她这几天折腾得够厉害，一晚到亮呻唤，打针也止不了。现在总算安静下来了，肚子里的血水也拉完，消下去了。

她妈眼圈儿红了，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手巾。

“她有个孝顺儿子。”女病人说到她表哥。“整日整夜守在病床前，没离开一步。”

建华表哥在偷偷注视她。她感觉到他的目光，但心思更集中在病床上。“你喊她一声吧。”她妈很快控制住自己，调过脸来对她说。“你喊了我们就走。”

她怀着对自己的担忧，走到她面前。她始终望着她。也许她的位置正好落在她的视线上？她放在被单上的手手心还是温热的，脉搏还在跳动。“妈妈。”她弯下身去轻声呼唤道。

谢玲回想的就是那双紧盯着她的眼睛。听到她的声音它里面是否闪过一丝亮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7 16:50:42编辑过]

路边毛茛

五十六

李富坤走进教室时，其他各班都在上自习课。同学们都已到齐了。他的位置在讲台那方四方形外圈的角落上。他从讲台上穿过，在座位上坐下来。他旁边一张桌上坐着郑新，再过去坐着陈永宁。两人都在纸上写发言稿。谢玲坐在对面内圈正中专为她设置的座席上，脑袋低垂着，脸上毫无表情。

李富坤从课桌里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下午在小组会上打过招呼，每人都得发言，站稳自己的立场。谢玲的问题是原则、立场问题。她企图欺骗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她对班主任的教导阳奉阴违，自始至终抱着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不放；她同情右派分子，用欣赏的笔调说到他和那个被拖下水去的女人；她诬蔑同学学雷锋，把学雷锋的实际行动说成是作假，等等。她日记的性质是反动的。她发现自己的母亲是地主后，没想到划请界限，相反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大唱挽歌。这些，同学们在小组会上都作了充分分析，统一了口径。他可以选其中一条来批判。但他刚开了头，就写不下去了。他停下笔，把纸捏成一团丢在地上。

曾华贵坐在他前排座位上，趴着胳膊在下面翻一本小人书。他大概不打算发言了。准备好发言稿的同学都安静地坐着，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他们要说的东西彼此都一清二楚。他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使李富坤感到吃惊，同在一个教室，其他组的发言也听得到。一些平常和谢玲要好的女同学表现尤其积极。她们是想洗清自己，还是落井下石？李富坤感到吃惊的还有，谢玲似乎无意中取代了他的位置，他本来该坐在她现在坐的地方，是伪装保护了他。

李富坤和坐在斜对面的王静元打了个照面。后者腰弯得低低的，下巴抵在手肘上，只露出额头和一对眼镜。

班主任和几个骨干分子还呆在办公室里。自习课上到一半们才走进教室来。

会议由班主任的发言开始。他站在讲台上讲了短短的几分钟。单从他脸上的表情是看不出他讲话的内容、他主持的这个会议的性质的。他似乎有点儿高兴，甚至容光焕发。从侧面看去，他的颧骨发亮，扁平的鼻尖下勾的鼻梁也隐隐放着幽光。日光灯给他菜色的脸上添了层油亮的釉瓷般的色彩。他头发向上梳，窄额头上的抬头纹明显地露了出来。衬衣最上面一颗钮扣紧锁着脖子，鼓起一根青筋。他来主持这个会议，特地换上一件深灰色的衬衣。平常他是十天半月也难得换一次衣服的。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自信的笑。他奇特的笑容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出现在脸上，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消失。这会儿就消失了，目光冷冷地瞥了被批判对象一眼。

他说这个会由同学们自己来开，班主任不能包办代替。他相信通过近三年的学习教育，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已得到空前提高。他们已掌握了阶级分析观点，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学习主席著作，学习老三篇，已初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现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了。谢玲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实弹演习”的机会，通过对它的分析、批判，同学们可以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我们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被批评者只有端正态度，虚心接受群众意见，改过自新，彻底放弃自己非无产阶级立场，才能重新回到集体的怀抱。他相信大家在班委和团支部的领导下能把这个会开好。

班主任也没忘了表扬廖小蓉。廖小蓉敢于背叛自己的朋友，站稳立场。廖小蓉同学这么做，针对的不是自己的朋友、日记的作者，而是针对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只要涉及到立场，不管是什么人，我们都要敢于捐弃个人感情，勇敢地进行斗争、揭发。这是一个革命青年、一个接班人应有的品质。生活会对我们作出考验，绝大多数同学将会在现实生活的风雨中、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说完，他便离开讲台回办公室去了。但第一个同学站起来发言时，他又出现在窗外的走廊上，隔着玻璃窗也望得见他模糊窥视的身影。

第一节晚自习上完，其他各班的同学都拥到走廊上来，那个身影维持着秩序，不让他们靠近窗口。

 

 

路边毛茛

五十七

同学们发言以前，谢玲从课桌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她得把批评的要点记下来。但第一个同学发言时，她刚记了两句，便停下来了，放弃了作记录的打算，插上钢笔搁在摊开的笔记本上。

听同学们发言时，她的头一直低垂着。这或许是态度诚恳的表现。你不可能抬起头来瞪视着发言的同学。她的脸先是一阵苍白，接着便升起两团红晕。第二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刘明秀。她已有点迫不及待了。她必须在同学们面前洗清自己。谢玲可耻地污蔑她，她日记里记下的都是谎言。她可以找人作证，那钱是她在街上拾到的，她爸爸也并没有责怪她兄弟偷了家里两元钱。根本没有这回事！她说着便哭了起来。这不仅是谢玲对她个人的污蔑，这也是对整个学雷锋活动的污蔑！谢玲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我们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同学们相信她的话吗？谢玲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她理解刘明秀为什么这样激动。她写下这事的时候并没想到要把它公诸于众。这不是她的错。不过她还是认为她日记里写的是真实的东西。她并不想污蔑谁。

场面十分热烈，发言大都简短、切中要害。一个坐下去了，另一个接着站起来。谢玲不明白同学们为什么这样恨她。为什么一开口就称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她真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说话吗？一个人要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说话，他自己首先就会意识到这点，他必须先要有反动思想，然后才把它写下来，就像反动日记那样。她写日记的时候一点没想到同学们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她连想也没想过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她的日记里了？同学们说的真是她写在上面的东西？她都写了些什么？她必须认真听他们说。因为他们说完后，她还得站起来表态。我们的目的还是批评教育，但你必须态度诚恳，谦虚接受。怎样才算态度诚恳？她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也不认识周围这些同学。她头脑昏昏沉沉，无法集中注意力。一个人的发言她还没弄清，还没把要点记住，另一个人又在说了。有时她被一句话、一个念头困扰，设法抓住它，而一两个人的发言就已经过去了。一句句她无法听清因而更加可怕的话朝她劈头盖脸的抛来。她感到自己非常软弱，孤立。

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这是她真正做错的地方。她隐瞒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知道该听谁的话。她承认了，会让父母、外婆他们伤心，她答应过他们不说出去。她也有过向班主任承认的念头。但承认了会更好吗？同学们轻视她，厌恶她，不正是因为她有那样一个母亲？她在她探望她的第二天早晨就去世了。当天就抬回乡下去。舅舅也跟着去了。晚上上完第一节自习课，她一个人又去了趟医院。她那张病床上已换了人。一个十四五岁患急性肝炎的女孩，照看病人的中年妇女探询地望着她。她只在门口站了两分钟又转身往回走。她从医院出来上舅舅家去才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她去迟了一步。一开始就迟了。明白真相是件令人痛苦的事。要是他们不对她说，或者要是她没偷听到父母的谈话没刨根问底她就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那样更好吗？知道她是她亲生母亲她丝毫也不后悔。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生下来不是她的错。不是说出身不由己吗？她不可能选择自己的母亲。她没有错。你更没有错，妈妈，我爱你。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也许我还該喊一声爸爸、哥哥，因为我已知道他们不再是二姨爹和表哥了。他一点不像黄世仁、刘文彩那样的地主，老实，谦卑，和普通的农民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知道他就是她亲生父亲，她没敢多看他一眼，也没敢多看建华哥哥。她第二次上医院就是为了弥补过错。她去上晚自习的时候还没想到要去。但一旦想到就再也在教室里坐不住了。从舅舅家里出来，她伤心地哭泣。她在日记里说她恨不能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对新社会、对党和人民的仇恨吗？她当时伤心得不想活了，怎么会想到仇恨党和人民？这些话真是针对她说的？她真有点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她往日的同窗。

我们和日记的作者针锋相对，一个平常不多言语的女同学说，我们觉得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无比的幸福、自豪！她在作文上也说过这样的话。她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还多一份真诚，她那时感觉生活快乐，她希望是这样。另一个叫赖允琼的同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谢玲爱她的地主母亲，是和她的思想立场分不开的，她顽固地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甘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们不得不这么说。他们是代表集体说话，或者说集体代表他们说话。她听到的是集体的声音，集体愤怒的声讨。面对集体，她是孤立的个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她感到自己被淹没了，变小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几乎感觉不到存在了。她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她去世的母亲，他们在注视着她，他们多么爱她啊。她在家里是个任性的女孩，现在她多么需要他们的爱。这一刻她被亲情所俘虏，快要流泪、快要哭泣了。但她不能哭。她还要听他们说。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东西吗？

她的反应已不再迟钝，她的听觉器官变得灵敏起来了。她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了。这是王英的声音，在揭发她如何挖空心思地妄图混入团组织。她伪装积极，拉拢团干部，她入团的动机就是为了将来升学，考上大学，实现自己成名成家的目的。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她接的是资产阶级的班，不是无产阶级的班。班长邓洪说，右派分子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感到受宠若惊，她的阶级觉悟到哪里去了？她站在什么立场不是很清楚了吗？刘彰称她的外婆是“思想反动的老妖婆”。有关她外婆的话她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在日记里，她当时很糊涂，写了什么都记不清了。但外婆说的“天主不会讲家庭出身，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她却写在上面了。她觉得自己出卖了外婆。好在外婆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正式工作单位，不会通知居委会。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她划入阶级敌人一边了。她身上被贴满标签。她还有什么希望？她内心深处一股力量在挣扎着，挣扎着。听见郑新的声音，她抬起头来。她的脖子已经僵硬。就这样别再低下去。她看见廖小蓉就坐在她对面，已经发过言，丑陋的脸发红还有点儿激动。她以前怎么把她当朋友呢，太可笑了。廖小蓉并非像班主任说的那样是为了站稳立场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背叛自己的朋友。她们不是朋友。要是日记是廖小蓉的，她不会检举揭发她。这就是她们之间的区别。她把脸调向郑新。他也称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并不相信她真的是。他不得不站稳立场。日记中有他在公园里拿银元给她看的那一节。还写下了别的一些对他不利的话，她都记不清了。他会受牵连。她不知道会怎样处置他。这算是什么民主生活会？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一个同学替她说话，她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她痛心然而冷静地看到自己进入这一角色后所鲜明呈现的前景：升学的大门已向她紧闭。啊，死了这条心吧！她抬起头来已经有人对她表示不满了。表态对她已不起任何作用，那不过是多一层侮辱罢了……

郑新照着发言稿念，皱着眉头，表情严肃。但拿着发言稿的手却不听使唤，纸张发出脆弱的响声，他不得不把胳膊夹紧。他声音听上去振振有词。他不用这种高八度的声音很可能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发言和别的同学没有什么不同，但别人却用不信任的眼光望着他。他恨不起来。他在装腔作势。他和她一样孤立。念完最后一句，他坐下来，始终没抬头望她一眼。

接着发言的陈永宁。他一只手撑着课桌，抽着肩膀，身子站得歪歪垮垮的读搁在桌面上的发言稿。李富坤觉得他姿势滑稽可笑。为了看清一个地方，他向下俯得很低。嘴里挂着间隔造成的上个词的拖腔。他注意他的姿势和来回摆头的动作，却没注意他嘟嘟哝哝地念了些什么。

会场的气氛肃穆。这气氛对他是种压迫。剩下的同学都争着发言，一个完了，几只手同时举起来，似乎怕会议结束前轮不到自己发言似的。会议会照顾同学们的积极性。它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丝毫不理睬第二节晚自习下课的铃声、窗外响起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它用一支笔作记录，用五十一双眼睛观看，还有窗外那双老练的、时刻警觉的眼睛。

王静元最后一个发言。像李富坤一样说得简短，站起来到坐下去不足两分钟。全班唯一没有发言的曾华贵同学。他刚刚作过被帮助对象，发言与否已无关紧要。

会场静下来了。窗外也静悄悄的。大家等待着，眼光聚集在同一个对象身上。他们对自己的发言感动满意，但还需要她表态。没有她的表态，认罪，他们的满足就会不完美，就会欠缺点什么。她站起来了，低垂着眼帘，吐出一句他们怎么也没料到的话：“你们开除我吧！”

她声音很轻，但会场上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还听出了其中的倔强。沉默了刹那间，会场上顿时喧闹起来，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的愤慨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打日记公布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被这个集体从思想上开除了，她的一切权利已被剥夺，比一般剥削阶级子女还不如。她只不过说出了真相。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使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她还想要回她的日记本。但班主任没还给她，说要存入档案。她脸上有种坚决的表情。班主任困惑地看着她。“你态度不老实。”他出乎意外地用温和的语气说。

谢铃参加了期终考试。一个人来，一个人去。最后一场考下来，她便收拾好课本，离开教室。从此，再没踏进这所学校的大门。

 

 

路边毛茛

五十八

李富坤站在市图书馆大门一侧的橱窗前读报。橱窗前挤满了人。他只能从脑袋间的缝隙处断断续续地读。他刚才读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又过来读《人民日报》上刊载的一篇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文章。读完第一版，他转到背面读第二版。背面橱窗的灯坏了，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人用手电照着读。没有人说话，大家的视线随手电光移动，集中在不很明亮的光晕照亮的那一行方块文字上。

李富坤到橱窗前读报已经有段时间了。这儿的报栏最齐全，各种报纸都有。他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的系列文章，也读了报上登载的持相反观点的文章。那些文章认为不能无限上纲，不能把学术性的争论扯到政治上去。但姚文元的文章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学术之争。《海瑞罢官》旨在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关键是“罢官”二字，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家村”恶毒攻击人民公社。《燕山夜话》中的篇篇文章堪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典范。“一个鸡蛋的家当”影射大跃进，“喝白开水的好处”影射三年自然灾害，等等。这决非什么学术之争，这是思想和路线之争。

学校也在批“三家村”。同学们读姚文元的文章。班委和团支部组织学习讨论。王英、邓洪带头贴出了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大字报。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了。学校开辟了几处大字报专栏，供同学和老师们贴大字报。教高中毕业班政治的朱姓的老师写的大字报最多。此人戴副近视眼镜，长着张阔嘴，三代工人出身，每次学校召开声讨会他都要上台发言。李富坤不喜欢这个人，觉得他很假心中似乎有许多仇恨。他们的班主任也登台发言，也用笔名“卫东”写大字报。

班主任说现在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在批判“三家村”中的表现，就看他对待大字报的态度。而以前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是否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李富坤在橱窗里读过批判肖洛霍夫的文章。批判他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大毒草，它颂扬白军，污蔑红军。肖洛霍夫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以同情的笔调描写顿河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仇视苏维埃政权。他笔下的主人公是葛里高里这样的白匪，是阿克西妮娅这样的死心塌地追随白匪的女人。没有批判眼光的读者，读《静静的顿河》会受到迷惑，同情会在白军一边。在肖洛霍夫的笔下白军的哥萨克士兵更像是真正的战士，他们为保卫家乡与红军作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顿河反革命武装暴乱是由地主富农发动的，目的在于推翻苏维埃政权。肖洛霍夫颂扬白军，对红军则竭尽污蔑诽谤之能事。他写下了这部反革命作品，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青睐，给他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人的遭遇》刊登在报纸的副刊上，作为批判材料。李富坤花了一个晚上仔细读完。作品深深打动了他，与他以前读过的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完全不一样。他也读了批判文章。《一个人的遭遇》宣传“活命哲学”、“战争恐怖论”的修正主义观点。作者不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凡是战争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污蔑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他笔下的主人公和共产党员都是贪生怕死的家伙。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起来斗争，没有党支部把被俘虏的红军战士组织起来。他们为了自己活命不惜出卖同志，为了一点面包出卖战友。当战争结束后，小说的主人公不是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苏联人民一道重建自己的家园，而是对着一片废墟发出个人主义的绝望的悲叹：生活啊，你为什么这样残酷地捉弄我？为什么这样厉害地惩罚我？

肖洛霍夫仇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仇视苏联人民和苏维埃政权，对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却很欣赏。他宣扬修正主义观点，肉麻地吹捧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解冻文学的鼻祖之一。

另一个解冻文学的鼻祖爱伦堡也受到了无情的批判。

在西方文学中，首当其冲受到批判的是狄更斯，李富坤对批判狄更斯的文章尤其感兴趣。他至今仍然热爱狄更斯。文章说狄更斯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是有限的。他笔下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的工人，只有小耐尔和大卫.科波菲尔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主人公。他笔下的主人公出身下层社会，没有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却一心想往上爬，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双城记》中他描写了一场虚假的法国大革命，以此反对暴力革命。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我们知道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狄更斯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也就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虚伪性。狄更斯的作品在我国青少年读者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对他的批判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李富坤也读过批判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勿抗恶”、宣扬阶级调和的《复活》）等西方文学大师的文章，读过批判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尼采、叔本华、休谟等西方哲学大师的文章，读过批判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柴科夫斯基等西方音乐大师的文章，读过批判亚当。史密斯、李嘉图、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大师的文章。写文章的有工农兵，也有教授、学者，各个领域里的红色专家。逐一批判了儿童文学领域、戏剧理论领域、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资产阶级权威。也批判了在中国的代言人或代理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因其修改主义性质受到最严厉的批判。受到最严厉批判的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摩根的遗传学。

形势在迅速朝前发展。持相反观点的文章最终已在报刊上绝迹。文章的作者也受到批判。他们自我暴露，充当跳梁小丑，自绝于革命人民。他们的黑后台也被揪出来了。一小撮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人长期盘踞在文艺界，把持了文联和作协，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反对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不是让工农兵，而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他们提出写“中间人物”，以对抗写工农兵、写英雄人物。利用文艺作品反党、反毛主席，是他们的一大发明。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反对鲁迅，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抗。鲁迅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狼子野心，轻蔑地称他们为“四条汉子”。他们贼心不死，窃取了文艺界的领导权，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现在是彻底清算他们罪行的时候了。文章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一大批披上革命伪装的文学作品受到批判。《红岩》赤裸裸地为叛徒树碑立传，《青春之歌》歌颂的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林海雪原》为个人英雄主义大唱赞歌，等等。书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个读毛主席的书，没有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反党文学作品和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刘志丹》、《保卫延安》受到批判。锋芒所到之处一批反动影片纷纷现出原形。《赛金花》、《武训传》歌颂卖国主义、投降主义。《桃花扇》是株十足的反党毒草。《舞台姐妹》《早春二月》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桃花扇》中女主角说的黑话：我生是大明朝的人，死是大明朝的鬼，翻译过来只消把“大明朝”改为“蒋家王朝”便一目了然。《舞台姐妹》中那个老家伙临死时告诫弟子：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说穿了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剥削压迫，老老实实当奴隶。这两部电影，学校组织学生去看了。影片配上了批判词，每当银幕上出现含有阴谋的镜头，便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揭露之声。

这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阶级敌人并没睡大觉，他们向我们发起了猖狂的进攻，梦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

看那样的电影和读这样的文章，都使人心情激动。知识分子摸样的人头上冒汗了。他本人已经读完，但仍然继续用手电给其余的人照亮。这样的文章是为了关心思想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写的，正如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文章是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写的那样。班主任一读到它，便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结束了，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学生们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对大字报的态度。就像一头领头犬，他满以为自己有资格带队加入这场对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牛鬼蛇神的大围捕。他的退出并非心甘情愿。矛头已调转来对着他了。他感到自身难保。这是他没料到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不是他的发明。回想他的教育工作，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在培育接班人上不遗余力，他尽了责，他播种的思想已牢牢地扎下根，已开花结果。

毕业考试已经考过，学校已停课。学生们的操行鉴定已作出来了。是由同学们自己作的。李富坤的鉴定仍然很糟。同学们在小组会上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都希望自己的鉴定比别人好，以便被推荐继续升学。虽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大家仍然想继续升学，对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历史使命暂时还缺乏意识（初六六级三班的学生后来绝大多数都参加了红卫兵）。

李富坤离开报栏，漫步回家。灯光昏暗的夜，下起雨来了。他想到近来在学校和社会上流传的谣言：人民币通过光线透视发现上面有厕所二字，一幅画上三面红旗竟然倒了一面，另一幅画上毛主席的位置没摆在正中，还有一幅画丑化了英雄人物，等等。底层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正在高涨。他加快了脚步。家里，被即将到来的革命吓得惶惶不安的母亲正等待着他。

 

 

路边毛茛

五十九

几天后，李富坤得到可靠的消息，班上的推荐已最后作出来了，他和王静元以及另外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榜上无名。他回教室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从下院出来。

校园里刮着风，纸屑和灰尘一阵阵扬起来，在操场上打旋。教师宿舍墙上还贴着一些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经过风吹雨打，字迹已模糊不清。风把撕破的纸张翻卷起来，一张大字报吹落了，朝操场上刮去。风把教学楼的门窗吹得砰砰地响。一伙女生从里面出来，横穿过上操场，不知为了什么事哈哈笑着。她们的头发被风吹乱，衣服贴着身体，衬衣下突出刚刚发育的乳房。李富坤注视着这一幕，在四合院前的走道上站了下来。

他回头往下操场望去，风在下操场墙根一带肆虐。几棵杨柳摇摆不定，一会儿枝条吹向一边，一会儿又吹向另一边。枝条向一边扬的时候，露出树叶背面的灰白，朝另一边又呈现出一片深绿。它们摇来摆去，没有片刻的静止。他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常常在文章上引用的话。它们想静下来风却不让静。他望着它们，飘扬的枝条，望着阵阵扬起的灰尘和摇曳起伏的槐树丛，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这就是他们的校园。接班人欢闹的地方，我的销声匿迹之地。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地方？他这是在和它告别？如此冷漠、陌生的眼光。

陈永宁从下院出来，走到教师宿舍墙下，也站下来调头往那个方向望。刚才他收拾课桌的时候，他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他。他们还要留下来，工作组即将进驻学校。此时，他大概想知道他在观望什么。他俩隔开一段距离站了会儿，不等陈永宁转过身来，他已起步往前走。在四合院出去的三合土走道上与班主任迎面相遇，互相像路人似的对望了一眼，他从他身边走过，走出校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