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与红斌间的壁垒，是因我发现我的话变成了她断章取义的依据、成了她整我的把柄时形成的。我变成了沉默的人。我也使用了那名句——“最大的轻蔑是无言”，而且没有一丝善意地把它发扬到我能做到的极限。我时时刻刻让她看到感到我对她的无视，并把对自己的保护措施尽力严密起来。我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完整的沉默来迫使她沉默——让她在我面前，甚至在阿爸面前，无话可说。我们包和有的包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大吵大闹中过着日子，而我是在沉默中准备着分包。 我们包的分裂使人惊讶，因为我们从不吵架但却最决绝。而且，我当时最遭人恨的地方就是我咄咄逼人地“正确”，这与已经给我定好的位置、身份太不相符。
当时，我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注到了红斌身上。我认为，我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生存方式，只要不因此而伤害了别人。我还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可以看到木圈的好处却故意视而不见，就是成心刁难。那时，我认为只能“以斗争求团结”，否则就是圆滑。要冲破一种重围，总要选择最薄弱的地方作突破口，红斌内在的浅薄使我们在面对未来时成了对立的双方。 红斌的出身不能纳入“红五类”，充其量只能当个“红外围”，环境的压力迫使他们这一流人学习洗刷自己靠拢组织，这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流行的证明自己是“好人”的办法是把别人说成坏蛋。而她虚荣地“相信”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自己，甚至人为地制造或保留一些艰苦，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事迹”在被描述时显得丰富动人。他们知道，只有踩着这份艰苦，才能使自己更容易获得超拔的机会。而在他们踩着这份艰苦的时候，也就踩在了想改变这份艰苦的人们的身上，并使这些人的生活更沉重。
在我明白，没有或多或少被扭曲的人性，就不会有被扭曲的时代时，如果我仍不检讨自己的顺应扭曲，光责备那个时代，“被颠倒的历史”怎么还能颠倒回来？！ 回忆我们受的教育，或许可以看出，这么多年，我们是按驯服工具的标准被培养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人性，因为人性总与“资产阶级”相联系，而“资产阶级”是要永远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驯服工具的反面就是无限霸权。在因生存环境的险恶而当不了驯服工具时——那已是清清楚楚的死路一条了，就面临了分化。为了摆脱困苦，就会有人怀着各种心态用各种方式向权势靠拢。投机，因此也就成了“正当的”生存需要。 我曾经以为，一个事物的掘墓人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不是，是它自己。对立面是帮助它生存的。古老的《易经》早就指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没有了对立面的事物便到了它的死期。后来，红斌的返城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当他们破坏了一切为着好好地像样地在牧区活下去的努力之后，他们也就发现，牧区其实没什么可留恋的，于是就到别处寻找新的“生存的需要”去了。口头扎根派就这样掴了自己一个嘴巴——“誓言是写在流水上的。” 那时我还不懂得，誓言其实是不信任的表示，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我并不认为仅是因红斌们的作为使我们圆不了自己的梦，但是红斌们的存在使那时的生活更难忍受。他们的存在就像强权的影子一样笼罩着我们，充填了我们周围的空间。当我用沉默来对付红斌的时候，多像唐吉诃德对付风车；当我终于发现自己是个傻瓜时，又多想找回那份拼命想扎根的糊涂来做挽回梦想的救命稻草：可在插队的十年中，在一个翻云覆雨的手掌中，竟连撒泡尿，留个“立此存照”的机会都没得到。
在那儿，我们不仅仅只是做了木圈。我们还试着提出过许多建议，也试着做过其他的事，尽了我们的全部努力。1975年底，小祥离开我回了北京，但从她给我的信中，仍留有我们草原梦的残迹： 1977年2月17日 北京－内蒙古 收到了你托人寄来的相册和日记本，我又想起了那些时时出现在我眼前的往事。我多么想念我们的草原啊！在草原上是自由的。我现在心情糟透了，自从回北京以来，我几乎没怎么有计划地学习过什么。我的学习时间，被没有意思的家务事和工厂万恶的形式主义抢夺去了。为了应付无穷无尽的答案去翻书本、抄选段，多么可怜又可笑呀！可不这样，又怎么能够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青团呢？！在多少事情上，都必须口是心非呀！ 看着你送给我的日记本，想着你给它们的任务，我不禁感慨万分：在两个时间里的情形差距是多么大呀！ 我现在如果写些东西，那一定是描写将要死的人的眼睛最生动了： 在一圈突出的眼眶中央，一双被粘住的眼睛拼命地睁着、用力地看着，但那眼光却不能定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我爸爸。 她侧身躺着，嗯嗯地做着梦，鼻子因为脸上的皮肉松弛而歪到一旁。当她醒来睁开眼时，上眼皮沉重得像两只装满水的热水袋。——这是我妈妈。 有时我感到一阵阵的害怕，我觉得他们马上就要死了似的。 今年春节，你不在，我姐姐也没回来，我的惟一乐趣，就是坐在那儿，发一会儿呆，白日里做上个梦： 来到乌拉山下， 重游草原，探望我的家。 亲爱的战友啊， 你是否还是： 每天在浮动的白云边唱着你的赞歌？ 蒙古族老阿妈， 又给我们烧了多少奶茶？ 我的红鬃、黑子可好？ 我们的羊群又有多少增加？ 我们的草场， 又多了几口机井？ 我们的基地， 又开了多少苜蓿花？
战友不回答，笑指山脚下， 那里，整齐的人造森林、 漂亮的砖瓦新家， 风力发电站 建在青山下。 一片片金黄一片片赤 高粱稻麦丰收啦！ 传出悠扬音乐的 是我们的挤奶场， 那正冒青烟的 是汽车拖拉机的疗养院。 千遍万遍看不够啊！ 离别只一年， 你的变化竟这样大！
醒来恨梦断，腮边挂泪花， 梦中件件事，心里牢记下。 美丽的草原啊 你是那么宽，又是那么大。 在你的脊背上， 居住着我的亲人， 驰骋着我的战马， 我时时刻刻都在把你惦挂。 你四季的娇姿在我心中变化： 春天的狼毒， 夏天的马莲， 秋天的山丹丹， 冬天的干枝梅。 可是再过几年，我将想不出 你是怎样梳妆打扮。 英雄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 怎样把你描画？ 但是呵，你 永远是我的草原 永远是我心中的 憧憬之花！
1972年11月，我从北京返回连队，路过团部时去找政委。听调到团部的几个北京知青讲，有人告诉过政委，说北边牧业连的德方说牧业团不抓牧业，牧业不抓改良是方向问题，他挺感兴趣。政委不在，我只好留了一个条子。12月中，收到了政委的回信。 1972年11月18日 内蒙古 德方同志： 你好！你在路过团部时给我留下的信收到了。你们对我们团的牧业建设如此关心，特向你们表示感谢，尽管也是你们份内的事情。 10月下旬在北边连队转了几天，本想多呆几天广泛地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可惜未完成即到师部开会，会后想返回北边，结果又通知去自治区开会。看来今年已无机会听取你们的意见了。不过你们还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牲畜改良、改良和发展草原、搭棚定居、生产管理等诸方面的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如条件不方便，等以后见面谈，或者向连队处一提均可。 祝你们学习进步！工作上取得较好成绩！
1973年7月的时候，我听说团里新来的新疆种羊没人爱放，就把羊分配给了没有放牧经验的兵团战士。这个消息就像当心一拳，这比放牧改良羊更震动我吸引我，所有的梦想又都复萌了。我立即给那个听说是带队的北京知青写了一封信。 后来，我碰上了到基层检查工作的孔副师长，对他讲了我的想法和希望，并在没有等来任何消息时，给他写信，再次向他表达了迫切希望放牧新疆种羊的愿望。由于这已是在非常绝望的心情下的最大努力，对我而言，它可谓“字字是血、句句是泪”了。 在同一封信中，我帮已婚女知青大刘去争取一次参加兽医学习班的机会。大刘是老高三的学生，有很好的知识底子，在结婚后，必须面对如果不能继续放牧就没有收入的问题，而知青家庭不可能长期放牧的趋势，在那时已很显眼了。围绕为牧业服务有着许多工作的机会，早一点儿得到这种工作，会使她的生活早一点儿获得稳定。可是，连队的达勒嘎却因为她已结婚而感到安心，就以没有可以替换她放牧的人为借口，拒绝了她。 1973年 8月 2日 内蒙古 孔副师长： 上次在大队碰见您时，我向您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您能够“干预”一下我们团，对我们团的领导讲讲，把那群新疆母羊给我们包放。您没有忘记吧。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牧区怎么学？怎么达到稳定、优质、高产呢？要抓方向，关键在于抓好改良工作。这个工作自然不是仅仅指品种的改良，像定居、水源、草场、放牧方法的改革……是一整套的变革。我们是具体的放牧人员，在这一整套的工作中，我们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虽然在内蒙改革工作不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改良工作仍是有阻力的。牧民不愿意放，而且用过去的放牧方法，长期下去，对改良工作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希望接一群新疆羊，想在放牧方法上下下功夫，摸摸规律，这样对今后大力发展，是会有一定的用处的吧。这是从工作角度来考虑。 从知青的生活问题上，我们是这样想的：牧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但是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甚至再过几千年。但这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是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精神的。知青的大有作为，应该表现在对牧区的改变面貌上。同时，知青的生活也有了相对的稳定和保障。牧区的游牧方式，在目前对知青生活的影响已经看得出来，以后会更明显，这不仅仅是解决蒙古包与牛车的问题，这是知青今后正确的出路问题。知青的新的家庭，难道还应重复牧民的那种落后的方式？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希望领导上在考虑知青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这点。 现在，知青对学习新事物、新东西的要求是很迫切的，他们希望脚踏实地在牧区好好干，为改变这里的面貌真正下一番功夫，只有肯出一定的代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真正想在牧区扎根的知青，必然要在草原今后的建设上下苦功。对于我们这种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多地为建设牧区出力的想法，我们希望得到领导上的帮助与支持。 第二件事，我们非常支持大刘的想法，并且希望您也支持她。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学习问题，今后知青成家立业的多了，难道个个都要被家庭琐事锁在家里？那知青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人民让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就这样白白的度过去？问题的关键不是非她不可，而是领导考虑的角度不对，为什么结了婚的人就不能去学习呢？我们认为，她结婚了，说明她决心在这儿干一辈子，那么，对于这种决心在牧区扎扎实实好好干的人，领导有什么理由反而因结婚而使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呢？
这封没有得到回答的信粉碎了两个知青的扎根梦，轻松得不费吹灰之力。
很多年以后，一些知青回内蒙古探望。在夏草场那口知青和牧民合挖的深水井旁，当年的小孩子、当时的小伙子——阿拉腾格日乐向外来的人骄傲地说：“玛乃 斯和腾 嘿介！” 其中一个知青回京后特意告诉我：“牧民夏天也用圈了。”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曾有些“青春无悔”之说。我想，当我们的到来与离去并不真正是我们的自主，而我们的到来与离去又没有使牧区有多少改变，面对并不是由我们自主的青春及“碌碌无为”的青春，似乎该问的不是“悔”与“不悔”的问题了。 | 
发表于 2006-10-14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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