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

网事情缘兄的“嘀咕”精神真是令人感动，没说的，俺得跟着“嘀咕”。

“不论说“中国作家”还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者“有一些中国作家”本来都是虚指，没有必要指向具体的个人，再以刘亮程为例（其实本来这个讨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弄，反成典型性对象了，呵呵，那就委屈下吧），如果说“中国作家”一定包括刘，那么“大多数中国作家”就一定不包括刘吗？在这个讨论中，对“中国作家”的群体性指向是明确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以谁为例都不是很合适，而且容易偏离主题。”

 

——我的意见很简单，虽然都是虚指，但表达上如果可以相对准确些，那就尽量向准确靠拢，而不是反正不能达到精确，就连相对准确也索性放弃。说“中国作家”而不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有一些中国作家”，只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令文字显得火力十足。当然我也承认，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暂且略过。

 

“泽雄兄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并不难理解，也许确实是文学或者作家的方向，但在中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什么顾彬会发出“中国作家胆子小”的感慨？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特色环境，哪怕你是个体的作家，也不能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遑论“中国的声音”。”

 

——这段话我非常不同意。愤怒者的思维往往容易陷入简单二元，比如，把专制社会中的成员简单划为主子和奴才两种。事实上，即使在比我们目前处境可怕得多的环境里，“自己的声音”和既非主子、又非奴才的身份，是屡见不鲜的。我的意见是，只有你自己想做奴才，你才会成为奴才，否则，哪怕在最专制的环境里，你也未必就是奴才，你也依旧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人如果有自足和独立的精神支撑，哪怕他迫于现实情势而被迫向权势者鞠躬磕头，他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书斋里发出另一种声音。歌德就提供了一个例子。另一种简单二元是：除非我能说出完全自由的声音，否则，我就是在发出奴才般的声音。事实上，人们可以发出的声音无虑其多，即使不能发出民主、自由的最强音，也未必就是在发出向专制投诚、向权势献媚的声音。李白的声音，既与民主、自由无关，也与奴性无缘。在一个相对可怕的环境里，作家们可能只是无法发出代表人类普世价值的最强音而已，这不等于他不能设法发出次强音，渐强音。因为“最强音”的缺失而忽视“次强音”“渐强音”的存在及其价值，也是不妥的。何况，人类可以发出的声音，还有艺术之声。后者虽然无关普世价值，却也同样弥足珍贵。从人类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后者或许还更加弥足珍贵。

 

“因此，只有普遍的自由和公义建立之后，个体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否则所有的文字都是靠不住的。”

 

——最后一句我不赞同。人类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在“个体的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情形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优秀文化遗产，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在“个体的自由”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形下留下来的。它们靠不住吗？不，它们非常靠得住。“个体的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个体的自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并不等于你就必然要写出奴性的文字。这根本就是两码事。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沙皇的专制统治或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写出来的。作家的个人自由连基本保障都得不到，但这不妨碍他们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文字。

 

换一帖再“嘀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7 20:37:22编辑过]

周泽雄

“倘若，我们觉得可以义不容辞地把一些“不过问”社会事务的作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刘亮程（不好意思，又要以他为例了）就会认为，我不过是在炕头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种个女儿；二月河就会认为，我也不过写写康熙雍正。如此演绎下去，贾作家也就写写西京的破事，铁作家不过写写小姑娘的红衣服，张贤亮也可能说，我也不过就栽栽什么绿化树啊，每一个人都能在强权面前寻找到遁世的借口，责任就会在无形中消解，还有谁来担当社会正义？是等待官家的良心发现还是等待街头小贩的觉醒？”

——恕我冒昧，我确实觉得，网事兄对作家的认识有误。关心“社会正义”，不是作家的天职。想必，我们这里谈论的作家，主要是些诗人、小说家或剧作家吧？而不是如卢梭、伏尔泰、萨特之类本身具有思辨才能和哲学家气质的两栖类作家。那么，作家按其职业，隶属于艺术家的范畴。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型的人物，天然是有差别的。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艺术天赋越高，他的政治敏感度有可能越低。作家与其说关心世俗政治，不如说更关心自我和他人的心灵，他也可能仅仅关心并热爱大自然。作为一个合格的作家，不管身处何等时代，他只要写出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出来，他就称职了。要求作家来“担当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正义的呼声，当然有令人动容之处，而一旦结合作家的职业和性格特征，却是说不过去的。

作家各各不同，有些作家特别具有社会正义，有些作家特别关注底层民众，这是事实，但这绝不等于关注社会正义、关心百姓疾苦乃是作家这一行的天职。它从来不是天职。不同时代的读者，会养成不同的阅读口味，也会调整对作家的期待，这很正常。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民主自由早已深入人心，社会公正也已由各色人等分头维持，社会的发展良性而健康，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就不会向作家提出“担当社会正义”的要求，他们只希望作家写出美妙的文学。而在另一个相对专制、封闭和落后的社会里，读者就会不期然地要求作家承担社会正义。这说明，作家是否应该承担社会正义，并非作家这一职业的内在要求，而是社会的外在要求。我承认，这种要求非常正当，也自有其合理性，但我同时要说：这种要求并非作家这一行的天职。就像我们在非常时期会歌颂梅兰芳蓄须明志，而梅兰芳是否蓄须明志，并非京剧花旦的内在要求。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可以歌颂那些具有社会正义的作家，但我们应该知道，这类歌颂，其实是出于一种不乏正义色彩的功利。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应游离于现实政治，但也未必非要深入现实政治。说来令人沮丧，虽然我也无比崇敬索尔仁尼琴、崇敬乔治·奥威尔，但我心里很清楚，一旦中国成功地走向了民主和自由，最先被中国人抛弃的，也许正是这两个作家。我们肯定他们，并非因为一杆文学尺度，而是一杆非文学的现实政治尺度。从文学尺度来说，无论《古拉格群岛》还是《1984》或《动物庄园》，写得都不能算特别优秀。

周泽雄

猪头兄说得妙，俺陪着木匠师傅，翘翘大拇指。

对文学本质具有精湛理解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一句话：“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布鲁姆在《西方正典》里冲动地表示：“假如我有行事的权力，我会要求把这句话刻在每一所大学的校门之上，以便每一个学生都能思考其中的真知灼见。”

什么真知灼见呢？依我理解，就是坚定不移地明白这一点：文学天然只承担文学的使命。文学是非道德的（既不呼应道德，也不刻意违反道德）；文学是非正义的（既不捍卫正义，也不捍卫邪恶）；文学是非教化的（既不教人学好，也不教人学坏），文学的真正使命，只是展示文学的美。

王尔德的格言，如果我还要多此一举地解释一下，他显然是想说：一切充满道德或正义的文学作品，都会予人以诚挚之感。而正是这种教化类的诚挚，判处了它艺术上的死刑。文学才是文学的目的。正义或道德从来不是。

说实话，这才真是文学的本质，而国人由于深受“文以载道”的影响而不自知，以至我们要理解这一点，会显得格外困难。所谓“鼓舞人心”，从来不是伟大文学的内在品质，正如它历来就是蹩脚文学的标志特征。《红楼梦》鼓舞人心吗？《哈姆雷特》鼓舞人心吗？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在世俗道德领域获得过高的成就，基本上，它在文学性上就无可观瞻了。

周泽雄

回阿厚：

网事兄的立场，我完全赞同，他的情感指向，我也非常认同，但这类认同或赞同，只是事关社会正义，一旦与文学相套，立刻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还会对文学构成误导。

“我想说，网事的意思顺着泽兄望下说其实应该是：有了制度的保障，应该会催生更多的经典。”

——网事兄也许确有此意，但非常遗憾，文学史对此似乎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明。优秀文学对良好制度的依赖，是相当有限的。假如在秦始皇手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文学；但只要事情没有糟到这个程度，我们甚至发现，一个相对有些动荡、黑暗或专制的社会，反而更容易催生文学的发展。举个有点庸俗的比喻：文学的玫瑰，也是性喜绽放在带刺的枝叶上的。“文章憎命达”，这个“命”，既可能指个人的淹蹇，也可能指时代的苦难。我个人以为，天堂里大概是没有伟大文学的，只剩下“到处莺歌燕舞”。

先说这些。明天再聊。

周泽雄

网事兄和天高兄的说法，“政治正确”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也差不多都能认同，简单地说，分歧只有一条：“政治正确”不等于文学正确，甚至相反，过于注重政治正确，反而会扭曲文学。文学没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必然使命，文学惟一神圣的使命只是文学。文学也可以积极介入并推动现实政治，这是因为文学天然具有开放的特征，但文学拒绝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任何一种具有社会正义的目标，都不应该单单由某一类人承担。作家没有义务充当伸张正义的排头兵，为了中国人民的社会正义而用文字身先士卒，赴汤蹈火。如果有一位作家这样做了，我们感谢他，崇敬他，爱戴他，但我们没有权利对别的作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真是个胆小鬼。

看到天高兄和网事兄都不约而同地质问：“又有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我就试着来说说这个问题。

看天高兄的意思，好像是否写得出《古拉格群岛》，主要取决于世俗胆量？你是否敢于冒犯体制，是否敢于不畏杀头、坐牢的危险，为历史负责，为人间存档。我不否认索尔尼尔琴的胆量，但我要说的是，这首先不是一个世俗胆量的问题，《古拉格群岛》绝非豁出命来的产物。我认真读过《古拉格群岛》，不瞒各位，我为该书做的读书札记，就超过十万字。你们或许可以相信，对这本书的价值，对索尔仁尼琴的尊敬，我的认识未必低于你们。我的理解是：中国作家写不出《古拉格群岛》，根本不是胆量问题，中国作家也没有可怜到连一个具有索尔仁尼琴胆量的人都找不到的程度，如果我们这么说，对于个别中国作家（我就不点名了）难免也会构成污蔑。而是：中国作家的思想深度、思维能力，决定了他们无法写出《古拉格群岛》。在真名网上我好几次引用过索氏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连巴金、老舍这样的人，在反右和文革时期都会丧失基本的人格立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出不了索尔仁尼琴式的人物：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单独的观点，他们没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索尼仁尼琴由此感叹：“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我重申一遍，这根本不是胆量问题。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个艺术问题。

还有，不必过于夸张索尔仁尼琴的胆量，我们伟大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也未必没有人格上的瑕疵，在俄罗斯，也有很多对他的指责。甚至，《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俄罗斯同样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干过些混帐的事。我们只是感谢他们的作品，而不予计较罢了。据以撒亚·伯林揭露（伯林的揭露则得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在一份《把他们（指俄国优秀知识分子）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的可耻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他们没有你们想像得那么勇敢，他们并非单纯豁出命来的勇士；他们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来自一种非世俗的胆量，一种作家的文胆。

另外，伟大的作家都是例外，他们不可能是计划内的产物。即使苏联出现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明苏联没有出现更多的混蛋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只是说明了他本人的光辉，他不能为别的下贱文人遮丑。同样，老是拿索尔仁尼琴来映衬中国作家的寒酸懦弱，也未必深得要领。附带说一句，我可以蛮有把握地肯定，索尔仁尼琴本人，不会以自己为榜样来嘲笑中国文人。在《古拉格群岛》里，索氏多次提到，中国的情况比他们更糟，他还认为，斯大林的老师，来自他的那个东方邻国。

中国作家确实出息不大，但那不是胆量问题，而是思想上的出息不大，人格上的自尊不够。想想吧，在中国建国后的著名知识分子中，真正从来没有被人找到一丝人格污点的人，正好是那两位多半具有“自己可以独树一帜和站定脚跟的真正反对派的思想体系”的人，我指的是陈寅恪和钱钟书。两人均手无缚鸡之力，均不以世俗胆量为人称道，但性喜毁谤前贤的个别国人找来找去，至今都没有找到他们出卖朋友、为虎作伥的直接证据。原因很简单，这是两个真正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的人。

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可不是说有就有的，更不是呼唤一下就能如约而至的。

周泽雄

网事兄：中国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显得成就不大，在49年以后更加乏善可陈，这都是事实。理由么，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因为多灾多难。对文学家来说，最大的灾难倒不在于经济上的困窘、个人命运上的遭际不堪，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和钳制。我们的传统文化原本就在舆论一律、精神管制方面有着可怕而高效的传统，到了上个世纪，这方面的能力更是达到了某种极致。某种程度上，中国作家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人，从来没有另一代作家，曾经面临如此高度艺术化的思想管治。

我也可以说，中国作家曾经是世上相对最可怜的人，最值得同情的人。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他们的同行不曾遇到过的；或虽然遇到过，程度也是轻微得多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也不妨这么说：在遇到如此非文学的可怕遭遇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竟然还能多少绽放出一些花朵出来，真是不容易。中国作家非常伟大。他们与域外的同行，并非在一个相同的平台上进行竞争。

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客观上对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构成了某种夹攻。即，由于西风东渐，由于中国式文明与西方式文明原本几乎在各个环节都扞格不入，为了与西方文明接轨，我们自觉不自觉地疏离了传统文化，在这个旧文化已遭否弃、新文明尚未深入骨血的转型时期，中国文人难免成了一群飘浮在半空中的无根人。他们一边操持着汉语，一边却被迫向强势的西方文学寻求标准认同。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求他们在文学上获得可与西方文学等量齐观的成就，难免有点勉为其难。

以网事兄前帖为例，当你说“我们该不该有《傲慢与偏见》、该不该有《追忆似水年华……”时，你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原来也可以换一种提问法的：西方作家中为什么没有出现《红楼梦》？但你不会这么问，我也不想这么问，理由很简单，中国文学已经不成其为世界性标准了。它目前只能向域外寻求标准认同，但这种寻求，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总是一种命定的吃亏。

继续扯下去，话题会越来越多，比如，文学提倡独特，中国文学固然没有自己的《尤利西斯》，但中国文学也永远不应该有自己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的荣耀，就让其闪耀在爱尔兰人或欧美人的文学天空上吧。中国文学只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够了。我们有一些了不起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有达到欧美第一流文学的高度，但也未必就低得太多，而且，那也是欧美人永远写不来的，比如，汪曾祺式的小说，刘亮程式的散文。

无论责怪中国作家胆小还是要求中国作家大胆，都只能体现责怪者或要求者的正义，与文学不会发生内在关联。很简单，真正的文人，他写作的动力一定来自自身。一个随时听从他人（不管这个他人是政党还是民间，是集体还是个人）召唤的作家，必然是没出息的作家，哪怕这个召唤非常文学，也是如此。所以，无论德国汉学家的批评还是天高兄和网事兄的批评，看上去都只是在抒发社会正义，与文学无关。为了顺应某种呼声而写作的作家，也许是民主的斗士，但也同时是文学的市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9:16:50编辑过]

周泽雄

兮兮：“我文可从来没有阻挡作家写花鸟虫鱼，不存在“文必石乎”的罪状。好一个千秋万代！好一个人性！既然你承认作家要表达人性，请问，熟视无睹的精神创造者，可怜的鸵鸟作家，当下黑暗里的人性，他们是否表达？哦，你会说他们要表达的是晴空下的人性，是超时空的永恒的人性，呵呵，晕死~~明明是石使你们不敢言石,还要说"巨石于我何有哉".”

——不得不说，兮兮兄过于愤怒了。按照你如此义愤填膺的谴责，那么，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作家，也会同样被你痛斥为“鸵鸟作家”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这位无名氏写出如此美妙诗歌的时代，竟然会比我们今天要稍稍民主一些。——当然，我也记得，在兮兮兄不太愤怒的时候，你也曾高度肯定过这两句诗。

身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中国写作人遭遇的不幸处境，我自忖未必比兮兮兄和网事兄缺少了解，我的愤懑和沮丧，也未必比二位来得少。对中国作家的整体失望，说不定我还比二位更加强烈。为什么我还会与二位持异议呢？我的理由很简单：不管我是作者还是读者，我都没有权利指责别人不够勇敢，指责别人不够正义。作家不是战士，他们没有赴汤蹈火的义务；捍卫正义，这是属于众人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单独属于作家的事业。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原是所有人的职责，把作家单独揪出来，让他们单独承担原本应由所有人承担的责任，这不仅不公平，还有点寻找替罪羊的味道。作家，一般讲起来，除了具有更多的文学天赋、更多的文学抱负之外，与别人（包括兮兮和网事兄）没有任何两样，那针对作家的指责，也完全可以针对所有人。

换个角度，假如中国的实情是这样：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实情是这样吗？根本不是。我们可以说中国作家做得不好，但哪个领域的从业者又肯定做得比作家更好呢？作家不是一群特殊的选民，他们本身也来自众人之中，中国作家虽然不太有出息，但与别的行业相比，他们并非特别没出息、格外没出息。

在回复博客留言时，我曾写过：“倘若一代中国作家突然集体丧失了胆量，那么，原因一定在别处，中国作家反而可以集体免责了。就是说，别说区区顾彬先生，就是歌德活在当代中国，也会变得胆怯。事情真到了这步田地，被指责者还应该是中国作家吗？”既然你们认为中国作家集体堕落了，那你们事实上是在说，一旦你们中（或国民中）的任何一位成了中国作家，那么，他也同样会堕落。既然如此，堕落者还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呢？当堕落成了一种概莫能外的规律，当凡中国作家都会堕落就像凡人均会死亡一样成了一种宿命，扪心自问，谁又真正能以超然物外的态度谴责别人的堕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作家都在堕落，如此简单的判断，除了激扬愤慨，我看不出有多少认识上的价值。当你们质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古拉格群岛》，我确实不知如何回答。因为，可以有很多种回答。比方说，如果是绝对意义的相像，那么，苏联也只不过出现了一部《古拉格群岛》，假如《古拉格群岛》可以随随便便地在异地复制一本，那反而说明，这是一本毫无文学独特性的书。如果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相像，而只是比喻意义上的大致说法，那么，第一我想问：你确信自己的阅读，已经足够对中国作家下出如此肯定的判语了吗？第二我想问：假如中国出现了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的著作，同时还能被你读到，那样的中国，你还会如此义愤填膺吗？关于第一，据我有限的阅读，中国作家并非寸功未立，类似《中国1957》以及一些纪实类著述，如《夹边沟纪事》，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贡献。我们谁也无权为了一己快意而轻率抹煞。关于第二，你们的谴责事实上是建立在一种猜测基础上的。记得兮兮还说过一句“千万别说什么……”的话，我真不明白，你凭什么让别人“千万别……”。我只想提醒一句，在俄罗斯还没有被称为“前苏联”的时代，大量俄罗斯人也未必知道《古拉格群岛》，但是，它已经存在了。

周泽雄

一会儿要出去，简单说两句：

我和网事兄的一大分歧在于，作家在我眼里，的确是各各不同的，同样冠名以作家的，其中差别甚巨。我甚至认为，没有第二个行业像作家那样，从业者之间竟然如此缺乏共性。这使得我永远没有胆量和心情，针对作家这个群体说些概括性的话。

经验上，有几个特殊的行业，人们在认识上特别惯于以点带面，比如，足球界就是如此，出现几个混蛋，人们几乎二话不说就将这几个混蛋放大成足球圈的代表。作家也是如此，无论打架还是乞讨，分明都只是个别现象，但人们却是那么容易把它视为整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一个作家打架了，记者写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很可能会写出“中国作家怎么啦？”这样的标题，奇怪的是，读者通常也会不以为怪。

我说过，我还想不厌其烦地重申：优秀的作家，与蹩脚的作家，几乎是两类人，他们之间的共性远远少于他们之间的差异。一个索尔仁尼琴，似乎可以使整个苏联作家跟着沾光，哪怕苏联作家中的混蛋、懦夫完全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也是如此。出现几个不争气的作家，也可以使中国作家全体跟着倒霉，哪怕陪绑者对那几个不争气作家的恼怒，远在声讨者之上，也是如此。

网事者切莫如此抬举俺，俺承受不起，真的。

明天再聊。

周泽雄

以下是引用橙橙在2006-12-30 21:39:00的发言：

谈论中国作家的胆识,还必须横向比较,与同样处于集权体制的苏联、东欧各国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家群何止是胆子小，简直就是良知的缺席。

周泽雄说的不应该要求作家如何如何的话，对于某一个作家个体而言当然没有错，网事情缘和兮兮所说的责任是对于作家群体的要求，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一样了。

我不太了解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但我至少知道，由于双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差异太大，即使表面上接受了一个相同的制度，实际执行上，也会有很大差异。所以，拿中国人与苏联、东欧各国进行横向比较，我相信其中存在大量变量和不可贸然比较之处。同理，即使古巴也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拉美国家的民族性与我们过于不同，这决定了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的做法，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曾经有过的严苛。这并非卡斯特罗的原因，而是民族差异的结果。如果真要与中国作家进行横向比较，朝鲜也许是一个最接近（也就是变量最小）的对象，那么我们发现，中国作家并非那么不堪。

橙橙第二段中的内容，我前一帖已经回复过了。除非你能反驳我的观点，否则，你的看法在我眼里就是不成立的。

诸位喜欢举《古拉格群岛》为例，用来证明中国作家的良知缺失，但你们好像不自觉地犯了一个错误，即《古拉格群岛》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没有虚构，没有典型或生动的人物形象，没有完整的故事，它是一个纪实性文本。事实上，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与写《癌病房》的作者，几乎是在从事两种不同的工作。写《癌病房》时，索氏是一位小说家，写《古拉格群岛》时，他更像一位史学家，一位学者。所以，按照你们的举例法，《古拉格群岛》如果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的不足，那它与其说证明中国作家的不堪，不如说证明中国学者的不堪。用《古拉格群岛》来单单烛照中国作家的胆小，是一种误判，真要说，你们得把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给数落一通。——还有，我再啰嗦一遍，在《古拉格群岛》之外（也许还包括一部我没读过的类似著作《科雷马故事》），苏联作家中的胆小鬼和混帐，并不比中国作家来得少。我们不该惑于索尔仁尼琴的巨大光环，而将本应献给索尔仁尼琴一人的赞美，不由分说地献给整个苏联作家群。建立在误判基础上的正义，不是正义。它只是看上去最像正义而已。

附带说一句，早在我还没有听说过《古拉格群岛》时，我就读过《癌病房》，认为《癌病房》中有与《古拉格群岛》类似的内容，是一种臆测，《癌病房》中完全没有类似内容。作家早年一部描述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是因为正好符合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政治需要，它是由赫氏亲自批准出版的。还有，别忘了，在后斯大林时代（早在沙皇时期俄罗斯也有这个传统），苏联当局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最高处罚，可能恰恰是中国一些作家求之不得的无上待遇：把你驱逐出俄国，送你到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索尔仁尼琴1972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后，遭到的待遇是：被送上一架飞机，押送到西德（注意，不是东德），这以后，他就在美丽的苏黎士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假如中国作家也能遭到如此待遇，我甚至会不怀好意地怀疑，个别作家哪怕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可能冒充持不同政见者，以便获得如此流亡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