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关于《作家胆量》，再与泽雄兄及各位学长的嘀咕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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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说“中国作家”还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或者“有一些中国作家”本来都是虚指，没有必要指向具体的个人，再以刘亮程为例（其实本来这个讨论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一弄，反成典型性对象了，呵呵，那就委屈下吧），如果说“中国作家”一定包括刘，那么“大多数中国作家”就一定不包括刘吗？在这个讨论中，对“中国作家”的群体性指向是明确的，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以谁为例都不是很合适，而且容易偏离主题。

 

泽雄兄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并不难理解，也许确实是文学或者作家的方向，但在中国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为什么顾彬会发出“中国作家胆子小”的感慨？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特色环境，哪怕你是个体的作家，也不能随便发出自己的声音，更遑论“中国的声音”。因此，只有普遍的自由和公义建立之后，个体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保障，否则所有的文字都是靠不住的。

 

也许泽雄兄会认为，那些真正个体化写作的作家还是能够写出自己的文字的，比如刘亮程，这么好的文字不是也能够展现在读者面前吗？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刘亮程、二月河文字的出现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他们拥有一定量的读者，也取决于权力的开放程度，在绝对的专权下，可能让你的文章出现，也可能不让，也就是说，作者发布作品的依据并不是法律中所标明的“言论自由”，虽然中国的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言论不自由”，但实际上自己真正拥有多少谁都知道。想当年沈从文的文字不好吗？他干预过社会吗？可是结果呢？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这样的时代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比方何家栋，比方丁东，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

 

倘若，我们觉得可以义不容辞地把一些“不过问”社会事务的作家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刘亮程（不好意思，又要以他为例了）就会认为，我不过是在炕头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种个女儿；二月河就会认为，我也不过写写康熙雍正。如此演绎下去，贾作家也就写写西京的破事，铁作家不过写写小姑娘的红衣服，张贤亮也可能说，我也不过就栽栽什么绿化树啊，每一个人都能在强权面前寻找到遁世的借口，责任就会在无形中消解，还有谁来担当社会正义？是等待官家的良心发现还是等待街头小贩的觉醒？

 

为什么要选择作家而不是别的？法学家关心的是法理，哲学家研究的是思维，政治家扯的是体制，经济学家说的是市场，和人类精神、情感、心灵联系最紧密的只有作家，如果作家的笔不能照耀人的心灵（当然不是要求所有的作家），那么这样的写作多半是失败的。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为读者编一个圆满的故事，刘亮程之所以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散文家”，因为他打动的是人的心灵，他所打动的不是一个人的心灵，而是一群人的心灵，但是，社会必须要为刘亮程们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说话的基础，而刘亮程们也不能觉得只要自己能发表文字，别的就与自己无关痛痒，今天能说，明天就不一定能继续说，沈从文就是镜子。

 

其实，我在前面所说的“公共性”并不是指公共知识分子，直到目前，我还没有认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形成了多大的力量，贺卫方说了那么多话，我觉得很在理，但同时也遭到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许多人没有法学常识、没有权利意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来自哪里，甚至不觉得自己应该拥有这些权利，而贺的语言再生动，到最后，他都要归结到法理上，而不是心灵上。要让人从心灵深处认识到专制的危害，只有作家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奥维尔的1984、动物庄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要比贺卫方的作用大的多，这就是公共性的力量，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看看我们的作家，除了风花雪月就是花天酒地，再不就是长袍马褂加辫子，即便是些不愿意合流的作家，也不愿意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多是皮里阳秋、隔靴搔痒地说上几句，在道义问题上，中国作家有愧，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有愧，而是集体有愧，这样的愧疚，不仅是对过往的历史，也是对现实的。因此，对待作家良知的问题，我不可能在这样的讨论中仔细地甄别谁的愧大些谁的愧小些，而我对每个具体的作家都谈不上有更大意见，不仅如此，我还喜欢沙叶新、喜欢刘亮程、喜欢周泽雄一干人等的文字。

 

从纯粹的文学角度，也许一个刘亮程比十个二月河更加高明、比五十个开会的更加优美、比一百个农民富有更多的感触，但在表达权利上却是一致的，没有谁比谁具有更多的权力。作家站在道义的面前为普罗大众争取自由，争取说话的权利，从实用主义的利益出发更是为自己，仅仅因为作家比农民更喜欢表达，因而也更具有危险性。

 

作家作为一个最喜欢说话的群体之一，如果自己不开口说话，那么就不要指望别人会把说话的自由送给作家，而作家智慧的心灵，与其说奉献给的是大众，不如说奉献给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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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兮兮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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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6

先说和泽雄兄一致的地方：

 

一、《古格拉群岛》没读过，但《1984》和《动物庄园》的文学成就确实不高，但令人恐惧；

 

二、从文学的特性上讲，文学不应该过深的干预政治，把文坛弄成政坛，必然丧失文学的应有的属性。

 

 

反过来，我更反对政治干预文学，这不仅使文学丧失自己的属性，尤为致命的是，它甚至导致作家丧失人性——不，是使整个社会陷入黑暗的深渊。

 

我与泽雄兄的“嘀咕”的出发点，正基于此。

 

因此，兮兮兄的解释和我的认识吻合度极高，而我与泽雄兄更加一致的地方还有，我也不认为民主政治就一定和文学经典是等比例的。

 

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讨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拿什么保持作家的独立性？我们不是在已有的民主条件下，讨论作家如何以一个优美的姿态去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而是在一个基本自由难以得到保障的现实中作家该做什么。

 

作家是否都必须要关乎社会正义，这是个人的选择，我不能横加指责某个或者某些作家不问世事，但在社会正义普遍缺失的状态下，中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是如何表现的？这才是我所关心的。如果说黑暗可以催生经典，那么，谁在写中国的《古格拉群岛》？谁在展望中国的《1984》？谁在描绘中国的《动物庄园》？哪怕这些写的都不够好。如果说作家的自由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作家有风花雪月的自由而不能有直面社会的自由？

 

泽雄兄说：“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沙皇的专制统治或斯大林的极权统治下写出来的。”可在我们经历过的极权统治下，又有谁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正是因为有索尔仁尼琴的存在、有鲁迅的存在，这才印证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懦弱。

我重申选择作家的理由，绝非猪头兄和木匠兄所言，企图在当今的时代寻找新的清官，而是因为作家所联系的是人类的心灵，我们不该忘记，吹起中世纪那一湖水的不是哪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而是但丁的神曲，而使西方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也不是哪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漫长铺垫，法兰西可能不会产生罗伯斯庇尔，即便是晚清，没有那些大学者，大思想者们的竞相投入，孙中山又能有怎样的作为？由此，我更不相信政治家会站在时代的前列，没有作家——或者再放大到文艺家们的心灵的启迪，我们就无法进入一个心灵自由的世界。

在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难以保持世界里，作家是不能把自己完全混同于一个普通人的，对世象的同情、怜悯和挚爱是作家的应有之情，怎么能够把这些置之度外、反而希冀自己在温暖的羽翼下寻求体制的开恩呢？但是，六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们，前三十年在自相残杀，后三十年在投怀入抱，现在却期待出现一个叶利钦为作家燃起思想自由的火炬，这正如兮兮兄所说“有愧当代，有污先贤，有误将来”。

 

我看了泽雄兄在那个帖子里转述的韩石山的对话，韩的回答固然机智，但答完以后呢？是不是继续做精神上的逍遥游？我以为韩的回答忘记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条陈：覆巢之下必无完卵。

 

    在兮兮兄与泽雄兄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交流中，我冒昧地以为，泽雄兄是“直把杭州做汴州”，在泽雄兄的观念中确实道尽了作家或者文学的应有之义，可那只存在于将来，而看着的是现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5:41: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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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以为杜斑斑正好倒置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公民政治如何建立公民文学？究竟应该由谁来还原文学的属性？是该由政治家把自由还给作家还是应该由作家自己为自己的自由呼号？

相反，俺从不反对文学的趣味性，只但愿中国的莎士比亚在扮演幽灵时不要遭到无妄之灾，那时，不论作家是个啥样，俺都乐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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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MM，俺在15楼帖子的开头说的应该比较清楚的，文学企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是一种当下即得的事，现在不是文学要不要摆脱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紧紧地盯着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没有义无返顾地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责任，自相残杀和投怀入抱作家都不少这一份，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对文学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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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兄和天高兄的说法，“政治正确”的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也差不多都能认同，简单地说，分歧只有一条：“政治正确”不等于文学正确，甚至相反，过于注重政治正确，反而会扭曲文学。文学没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必然使命，文学惟一神圣的使命只是文学。文学也可以积极介入并推动现实政治，这是因为文学天然具有开放的特征，但文学拒绝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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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雄兄，网事非常认同泽雄兄对文学的态度，网事也认为这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但应有之义并非等于是现实之义，正如泽雄兄所言，文学是具有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然而，文学所遭受到的尽情凌辱，作为操持这个“职业”的作家，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一种处于极权下的文学，它又可能回到自己的本原吗？六十年来的中国作家，为我们呈现的到底是什么？泽雄兄前面说“以作品回答”，而质疑作家的胆量正在于作品无法回答，也在于它丧失了自己的应有之义，我们可以没有《古格拉群岛》，也可以没有《1984》，甚至可以放弃文学的所有政治寓意，那么，我们该不该有《傲慢与偏见》、该不该有《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该不该有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有《画布上的泪滴》。

既然在中国还有“写作”事件的存在，既然作品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公共性”的先天性特征，它如何能够逃脱世人的评价，并在一个极端世界里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乐园？文学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在作家的笔下，他的另一端连接的是人类的心灵。人类之所以有文学的创作，难道不是为自己的心灵寻找精神的庇护么。如果文学只能是压在箱底的自说自话，那么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离开这个世界。

网事从来都反对把作家变成街头的斗士，也丝毫不指望文学身先士卒地扯起革命的大旗，我所希望的是，文学能够站在自己的时代面前发出自己心灵中悲怆的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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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泽雄兄嘀咕几句吧。

 

在整个讨论中，网事自觉与泽雄兄的认识并不存在十万八千里的差异，不同的认识虽然在所难免，但无伤大雅。泽雄兄24楼帖子的一些意思在《漫议文人的尴尬》一文中已有体现，文章最后有这样一句话：“文学与人性的高度契合，决定了它即使有可能不再高贵，也不会走向消亡”。对文学的人性要求，也正是我所期待的。

 

23楼帖子里，我提到文学所遭受到的尽情的凌辱，在被“凌辱”的名单上，许多人都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这是中国文学或者作家洗不尽的痛，对这样的痛，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不仅是悲哀，也不仅是同情，而是深深的颤栗，尽管对那个时代的文学产品几乎感到绝望，但我无法谴责，国家精英的批量性死亡都不能唤起怜悯，谁能不恐惧这样的命运随时降临到自己头上？

 

今天的相对开明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曾经被描绘过的第几个春天，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冬天，不过是零下三度和零上三度。

 

但不论多少度，文学都必须向前走，这并非在对文学发出如何的召唤，乃是文学自身的要求，它所指向的未来不是由我，而是由它的书写者来承担。因此在我看来，文学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乃是文学自身的一个正当属性，或者说，这是人性要求的一个部分，在其愿望的终端却是使其从政治的羽翼下走出，并且不以社会正义为其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其主要目的，从而进一步达到文学意识的自觉，这样的工作只能由作家自己完成。当今，文学对社会正义的关注也就是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不能奢望政治家们的心血来潮，突然赋予文学一种无与伦比的宽厚。

 

其实，在纯粹的文学形态面前不论提出怎样的看法原本多余，心灵的创造不同于机械的制作，每一个作家的每一个思想都可能有其自在的理由，我们不能去指导这个作家的正义或者非正义。但我必须有所希冀，一个现实的理由就是在文学的上空依然飘荡着专制的幽灵，它使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正义，也包括文学，我们已经失去了远远不止一个时代，而这些失去的时代正是作家自己的时代，是全体作家的尊严。

 

或许，这是一种另外式样的尴尬。

 

谢谢橙澄和下岗公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33: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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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中国，太特色也太悲惨了，有时候说什么都不可以，有如文革，有时候说什么似乎都可以，有如当代。但不论什么时候，就是不能说真话，不能直面现实。

或者，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性都不包括这两个内容，想想，偶尔会感到愤怒，但更多时候却是悲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寸心何在？又到底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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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与泽雄兄嘀咕，嘿嘿。

 

泽雄兄说：“除作家之外，别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教师、法官、公务员、企业家、白领等等，都在捍卫正义、追求自由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贡献，惟独作家这一行在一味歌舞升平，我们指责作为一种群体的作家，倒还有一说。”这确实不假，但这并不能构成作家可以与之同流合污的根据，作家的精神到底在向谁看齐？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正是有其精神的独特性，使之形成了一个与他人所不同的群体。作家不能以“别人不做我就可以不做”的话语来回答自己的良心。从最基本的技术上讲，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他们所从事的正是别人所不能从事的事业，教师可以授业，法官可以断案，公务员要为政府工作，他们中间或许有能够舞文弄墨的，但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操持“写作”这个事业的本领，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更要有直入心灵的洞见。就以泽雄兄自己为例，泽雄兄之所以拥有广泛的影响，正因为掌握了别人所不能掌握的技术，也更因为泽雄兄有一颗纯真的心。

 

作家断不好案，不仅不会有人责备作家无能，反而会指责法官的混帐；而官家的腐败，也没有人直接从作家身上寻找根据。但是，为什么当人们诉说社会正义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问问作家在做什么？且不说外国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就从中国的历史里寻找答案，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记录历史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能写者”，尽管他们在“能写”之余还能做点别的。比如说到司马迁，可能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其后才想起来他也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而在中国历史上，作家（文学家）与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与科学家，几乎就是同一个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良知的担当者。除此以外，不是说别人就应该忘记社会正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不是历史的优秀书写者，即便那些叱咤风云的领袖，他们不仅写不好自己的历史，最终还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交给写家，作家怎么能够说自己就责有旁贷？

 

而同样，这里对作家的批评，不等于就放弃对其它群体的批判，也包括对自我的批判，只是在说作家“没胆量”的同时，不一定非要把所有人都弄到这一锅里煮个大杂烩，尤其在书写的问题上，我不觉得操持其它职业的人与作家担当同样的责任，就如从来没有人要作家担当专制的责任是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作家的良知不能觉醒，沦为帮凶倒是极有可能的，尽管对专制而言多一个帮凶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状况，也知道自己曾经的历史，唯一能够呈现这样这些的只能是作家，不能期待别人来书写这些，特别不能期待别人把书写的自由送给自己。而往往，当农民感觉到生活不堪的可能更加可怕，他们“觉醒”之后会指着作家的后背说：你们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可当我们遭到欺压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做。而中国的农民是每隔百余年就要“觉醒”一次的，最后一次“觉醒”的伟大成就是：广大农民没站起来，全体知识分子也倒了下去——尽管我对农民从来没有任何成见，以我“十年插队”的经历，我知道他们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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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此旧帖，怀念网兄。
心中有刀 发表于 2014-5-28 23:43

刀兄好。网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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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网兄，问好。
老西安 发表于 2014-5-30 00:45

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