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楼上诸位男同胞是否还保存有足够的理性感到怀疑。 假如以有限的证据而怀疑和反对整个女性主义，是否过于草率粗暴了？或者，这么做仅仅是为了发泄一下内心的厌恶和恐惧？如果是这样何必找这么多借口呢？ 现在以一直作为某些人反对女性主义的借口的问题——两性的同与异问题，摘抄李银河《女性主义》一书的片段做一个更理性和更全面的回答： 三、同与异的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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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史中，差异是一个最充满争议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关于在性别关系中争取平等与保持差异的论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到底女性应当争取同男性平等还是保持差异？同与异的问题因此成为女性主义理论论争中引起最多关注的问题。
概括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五种立场： 1、男女相异——男尊女卑，男权制，父权制 2、男女相同——男女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3、男女相异——男女平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4、男女相异——女尊男卑，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 5、男女混合——男女界限不清因此难分高低，后现代女性主义 这五种立场虽然是并存的，但是它们又是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兴起与衰落的。传统的性别观念主张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强调男女的区别和差异，并以此作为性别不平等的基础。现代的性别观念不强调男性差异，提出“男女都一样”，批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随后发生了否定之否定，女性主义又重新强调男女差别，但是更激进、极端者为女性气质赋予前所未有的价值，发掘各种“女尊男卑”的文化、伦理和道德理念。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观念主张弱化两性的界限，以量的差异代替质的两分。 在性别异同问题上的第一种立场是传统的男权制思想，它认为男女两性当然不同而且是天差地别，男尊女卑是再自然不过的正常秩序。这种思想观念已经盛行了几千年，是不公正、不正义的，又是十分陈旧过时的。 在过去的数千年间，这种思想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就连许多优秀的思想家也不能免俗。如前文所引，许多以智慧、深刻著称的思想家都有男尊女卑的看法。有时我想，对前人不应过分苛责，对他们的预见能力也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女人终生呆在私领域中，她们在公领域中行动的能力完全无法显现。如果要求一个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成员能够意识到边缘群体的利益和要求，那是过高的奢望。前面引述的许多大思想家在性别问题上令人遗憾的浅薄看法，其实只是当时世人的一般看法而已，我们只能说它不高明，但是并不特别令人鄙夷。倒是在21世纪世事大变、女性生存状况大变之后还坚持此种立场的人，才真正不可救药。 性别异同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早期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没有什么差异，因此要争取男女平等。 女性运动第一波时（19世纪），女性主义认为：男女在本质上没有不同，由于教育等后天原因才分出了等级。因为男女原本无差异，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波伏瓦就是从理性角度否认差异的。 男女无差异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588年，启蒙思想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指出：“我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个模型制造出来的。如果不看教育和风俗，两性的区别不大。”（转引自Blakemore, et al., 55） 持这一立场的女性主义者即使承认男女两性有差异，也一定要强调两性的相似点超过相异点。“男人女人当然不同。但他们的不同并不像白天与黑夜、天与地、阴与阳、生与死那么不同。事实上，从自然的观点来看，男人和女人比他们同其他许多事物都更接近——比如，大山、袋鼠或可可树。那种认为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别大于他们与其他事物差别的观点必定不符合自然……相互排斥的性别认同所反映出来的远远不是自然的区别，而是对自然相似性的压制。它要求这种压制，所使用的标准是男人根据‘男性’特征的地方版本；女人根据‘女性’特征的地方定义。性别的分工具有压制每个人的个性特征某些方面的作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Glover, et al., PXXIV） 在性别问题上，从认为男女不同，到主张男女相同，再到强调差异的否定之否定，最早是由法国女性主义者提出来的。1970年代中期，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反对波伏瓦的观点，强调差异，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伊丽加莱强调把政治的重心从回应式批判改变为肯定正面的与男性价值相对立的价值，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前提之下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直接的原因是，她们认为此前的女性主义已经丢掉了女性的特征。 米利特也持这种观点，她说：“男性和女性确实属于两种文化。”（转引自Glover, et al., PXXIII） 这种观点既反对夸大差异，也反对缩小差异。它提出要同时反对两种偏差：阿尔法偏差是指夸大差异，认为男女有对立的相互不包容的品质和特征；贝塔偏差是指忽视、缩小差异，只看男性特征。（Herrmann, et al., 84-88） 在中国，此种观点的典型表达是这样的：“女性解放历程中，关于女人有了许多新的说法，比如说‘男女都一样’，站在男性优势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还有当今风靡西方学界的‘后现代’，在‘反本质主义’的旗帜下坚决否认男女两性之间‘质’的差异，也是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女性——但，无论你在政治上在理论上怎样操作，男女其实仍然不同。至少在今天乃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天生就有的‘生理’差异和不可更改的‘历史’差距仍然结构着男女两性不尽相同的‘集体命运’，男男女女仍然难以逃脱。”（李小江，第13页）“在反对生物决定论的意义上，我赞同波伏瓦的立场，但并不认为这些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于女人的社会存在‘毫无意义’。不错，它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但它确定使得女人‘不同’于男人。”（李小江，第119页）这种观点既不赞成男女相同的看法，也不赞成抹杀男女界限的看法，既主张男女平等，又坚持承认差异。 第四种观点比较激进和极端，它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并且认为在这种区别中女性属于比较高明的一方。例如：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女性就高于男性，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看重攻击性和竞争性的道德标准。吉利根在其名著《＃＃的声音》中提出，过去的伦理只关注正义和权利，贬低关爱与责任，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否定了女性气质的优越性。 这种观点又被批评为颠倒过来的生理决定论。它不仅承认两性的基本区别，并且赞美它，使之纳入女性主义的政治议程。例如赞美诸如和平、关爱、养育性一类的女性特征；贬低以攻击性、好战性、毁灭性为典型的男性特征。19世纪的女性达尔文主义者甘博（Eliza Gamble）赞美“地球母亲”、“大地女神”，反达尔文之道而行之，主张女性在本质上高于男性。无独有偶，有为男同性恋者辩护的学者认为，男同性恋者比异性恋男性优越，因为他们敏感度较强，具有更多的艺术创造性，更发达的情感发展。 艾格说：“强调男女区别，这一区别是女性最可喜的解放。她们不必再参与男性的世界，而可以超越男性的世界。男性被剥夺了非线性的想象力。”（Agger, 60） 强调两性差异的做法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具有明显的策略动机。女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两个策略派别：差异最小化和差异最大化。例如，在争取投票权时，前者强调女性像男性的方面较多，不像男性的方面较少，因此应当像男性一样拥有投票权；而后者则强调女性的特长，比如哺育性和道德感强，因此应当拥有选举权。在20世纪60-70年代，差异最小化的一派占上风；80年代以后，差异最大化一派占了上风。（Ben, 127） 上世纪90年代，一种新的思潮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崛起，它从根本上反对两分的思维模式，认为两性的界限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并且主张进一步混淆两性之间的界限。对性别问题的这种看法受到后现代思潮和多元文化论的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过去人们心中的差异总是分上下等级的，总是两分的。这是一种应当批判和否定的思维方式。这种理论主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与过去两分世界的对立政治不同，这种立场主张差异政治：人有各种差异，但是不一定是对立和截然两分的状况，而是一个以黑白为两极的充满各种间色的色谱样系统。在他们眼中，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两极分化，而被视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 后现代的本体论否定本体性的传统模式，力图克服心灵身体两分模式，主张身体是可变的，不是天生和永恒不变的。它甚至反对女性主义早期提出的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经典区分，反对那种一向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遍看法：生理性别是自然的、生理的、肉体的；社会性别是政治的、文化的。他们认为，就连生理性别也是经由社会建构而成的。 在同与异的问题上，强调差异曾是法西斯主义把人分为等级的基础，差异实际上就是“不如”。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低级。同异问题上的两难来自现实生活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否定差异是不对的，因为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这主要表现在生育、哺养孩子方面的差异。但是如果承认两性差别，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依据。 在我看来，性别的异同问题其实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原则来处理：争取两性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但是承认并保持其他方面的差异。将性别问题上的立场区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面：在短期的策略层面上，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以争取现实生活之中两性的平等权利；在长期的战略层面上，消解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身份，保留个人的差异，为丰富多彩的个性的实现创造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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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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