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征集]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请77、78、79级的网友留下自己的高考印记

老木匠

编辑说明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年纪念，作为头三界的考生，肯定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回忆，恳请77、78、79年的考生们写写自己的考试经历。在这个不允许纪念的国度，总会有一些方法留下什么的。

高考三十年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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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三十年

沐　杉

　　敲打这篇文字的兴致，缘于前几天与天益几位年轻人的聊天。大家聊到自己儿时的“可怜”，勾起了我的回忆。现在的年轻人，小时候再怎么可怜，与我们那一代人还是无法相比的。

　　我出生、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小矿山，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那里。那段漫长的岁月，使我充分体验了什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极度贫困！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正好是文革十年。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便可想象得到当时物质匮乏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购买，使处于生长期的我们几乎个个营养不良。相反，我们男孩子还要时常帮家里干砍柴、扛柴等重体力活，后来一个个都长成了“二等残废”（七八十年代指称找对象时个头不高的男人）。当时，广播里几乎天天宣称，外国人民、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开放之后才发现，真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物质的匮乏，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极度贫困。

　　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小矿山里所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书籍几乎都被清剿殆尽。而我从小又是一个特爱学习、求知欲特强的人。那时候上学，没有正规的教材。《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就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历史、地理课从未上过。数学、物理、化学课还是70年代邓小平临时主政时断断续续上过一些。对此，我极不满足，便钻墙打洞、四处找寻散落民间的各种书籍。找到一本便会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即便如此，当时的阅读面之窄、知识面之浅也是可想而知的。实在无聊，我又开始自学起了绘画。当地没有老师，只好自己瞎琢磨，并经常外出写生、画速写。那时，小矿山里时常放映露天电影，几个样板戏来回地放。我很少去看，总是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画画。

　　而这一切，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政治气氛是“读书无用论”，崇尚的典型是张铁生（“白卷先生”）、黄帅（“反潮流勇士”）。但父母当时反对的理由则是出于更为实际的考虑：“读书、画画又不能当饭吃！”他们经常这样训斥我，并责令我去经营自家开垦的自留地（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又排行老大）。我只好每天放学后便先到公共厕所去偷粪便(当时那可也是公共财产)，挑到菜地去施肥、灌溉。干完活再偷偷看书、画画。为此，还真没少挨过父亲的揍。

　　若干年后，父母说起此事时总是很懊悔。但我理解他们。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从没读过书的人，怎能料到日后还会恢复高考？怎能预见还会有读书有用之时？

　　1975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开始实行每家可有一名子女留城的新政策，不用上山下乡了。家里便想方设法为我去找份临时工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养路工，每天都要在烈日下、风雨里碎石、铺路，月工资16元。这在当时养活自己已不成问题。但我老是不小心砸伤自己的手指，只好又去找别的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干过砖瓦窑的挑夫、机械厂的车工、民兵连的巡逻队员等。因为发现我能写会画，后来矿里一个车间把我调去专门出墙报，并兼任食堂管理员，居然享受了临时干部的待遇。到1977年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我已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一家机械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要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正式编制可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许是过于自信，第一年我报考了理科。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只要是考试，我就是第一名。但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我的自信。考试结果出来，我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只好改报文科。对此，我并没有把握，不敢放弃正式工作，只好白天坚持上班，晚上自己复习。那时也不知市里办有补习班，全凭自己死记硬背。尤为可气的是，我们集体宿舍所在的区域属于贫民窟，几乎一到夜晚就停电。我只好跑到一家电影院的候映走廊去看书。那里的阿姨也许是被我的精神所打动吧，一见我去就主动倒杯水给我。

　　努力终有回报。那年我终于考上了本科，成绩还超出了本科录取线20多分。可惜的是，数学只考了36分。否则也许可以进一所更好的大学。但我当时已经非常满足了，哪想得到那么多！当时的录取比例极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的就是那时的情形。在我的同伴，乃至整个小矿山的所有学生中，我是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这能不让我异常满足、极度兴奋、彻夜难眠么？

　　我终于有机会进入知识的海洋，彻底摆脱精神的贫困！所以，我们那几届大学生尽管年龄参差不齐（我班上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16岁），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习异常刻苦！因为我们都是经受了苦难而换取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异常珍惜！

　　岁月的流逝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十年就匆匆过去了。三十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的人生轨迹应验了“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么多年的打拼中，我们那批人基本上都成了同龄人中的中坚。但有些遗憾是那场高考改变不了的，有些先天不足是后天无法弥补的。我们儿时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古文、古诗、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很不扎实（少数家境较好、父母有知识的除外），外语普遍都很差（上大学才开始学ABC，毕业后又长期用不上——用进废退）。这对我们日后的发展以及工作、生活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外语不行，电脑操作就时常遇到障碍，一看到那些英文提示就傻了眼。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非常感激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它使我摆脱了苦难，获得了重生。从此，它也使一茬又一茬的中国人通过相对公平的渠道走向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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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最近几天的媒体及网络，一直有人在吵吵要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了。与几个老同学碰头，也说起这事来着。

自己写不出什么，看到这一篇，转过来。

但是并不是说我喜欢这样的文字。

30年过去了，恐怕更重要的是要反思一下，这次翻烙饼式的变革留下的教训。

[em05]

老木匠

当然是看见了的[em04]

不过俺觉得那只是“纪录”，还不是“纪念”[em01]

老木匠

写在前边——三十年前的一个梦 　　差不多正好是整整三十年前，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曾经有过一次急剧的转弯：失学十年之後，神迹般地又突然得到重新读书的机会。像是一路赶车不上的旅客，我们荒不择路地紧紧抓住擦身而过的列车，不管它是从那里开来，也不管它是驶往何方，一把攥紧，捷足先登。 　　于是我选修了石器时代考古，而小青则着手研读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史。诚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用时人的眼光看来，这实在是无功无利，味同嚼蜡的两个行当。但坦白地讲，当年我们是抱着十二万分的欣喜和热情，如今其实也仍在暗自庆幸：总算没有选择据说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修身对我们来讲已经足够了。 　　记得那个时候有年冬天，小青每天清早就从西直门挤车赶到柏林寺那边的北图分馆去读线装书。柏林寺的阅读室里有几只取暖的大火炉，午饭就在随身带来的饭盒里，放在火炉上随时温热充饥。直到夕阳落到大庙的红墙後面，这才开始收拾东西回家。 　　一天傍晚，小青回到家里，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今天可是读到一本好书。问她是本什么书，她对我讲：是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明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年）撰写的《职方外纪》。 　　问她里面讲了些什么？小青得意地拿出笔记，选出一段念给我听：“以西把尼亚。欧罗巴之极西曰以西把尼亚，南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度，东起六度，西至十八度，周一万二千五百里，疆域遍跨他国。世称天下相连一处者，中国为冠；若分散于他域者，以西把尼亚为冠。以西把尼亚本地三面环海，一面临山。山曰北勒搦何，产骏马、五金、丝棉、细绒、白糖之属。国人极好学，有共学在撒辣蔓加与亚而加辣二所，远近学者聚焉，高人辈出，著作甚富，而陡禄日亚与天文之学尤精。古一名贤曰多斯达笃者，居俾斯玻之位，著书最多，寿仅五旬有二，所著书籍就始生至卒计之，每日当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馀言，尽属奥理。后人绘彼像，两手各持一笔，章其勤敏也。……” 　　念罢，两人自是高兴，但又不免黯然：已经三百多年过去，我们对西班牙的所知，距离艾儒略当年的描绘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于是我们商定：若是有朝一日得了机会，定要到西班牙去看个究竟，看看“一曰多来多城，在山之巅，取山下之水……”；看看“一曰西未利亚，近地中海，为亚墨利加诸舶所聚金银如土……”；还要去看看“以西把尼亚有三奇：有一桥，万羊牧其上；有一桥，水流其上；有一城，以火石为城池。……” 　　话虽如此说，心中只当是梦中戏语，人生凭空哪里会有这等好事？ 　　不想三十年过去，这样的机会终于有了。今年的五月，我们恣意行走在西班牙。行前，小青特意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影印出《职方外纪》里面记载西班牙的章节；归来，我们得意于艾儒略当初栩栩描述的胜景至今犹在，当然，还有他三百多年前无法领略的种种风情。 　　更加令人不免得意的是：由此而自审，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对功名的企图心仍然不大，对世界的好奇心依旧不小。 　　既是上天待我等不薄，那又何不顺手写下所观所感，算是留下浅近的梦痕？ 二ＯＯ七年五月月三十一日，维一识于二闲堂。

老木匠

这个帖子如何成了一个号召贴了？俺并没有这个意思呀!

既然如此，先贴一个自己的回忆——过去发过的，但是把时间记错了，上海那一年的高考是在12月，几号？那天和几个同学回忆了一阵子，也想不起来。 

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那一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最要好的几个中学同学在一起庆祝我们的21周岁生日——应该庆祝的20周岁，因为适逢国丧，禁止娱乐活动，所以只好延到21周岁。

那天晚上我们在外滩的东风饭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到“东宫”（沪东工人文化宫）看“革命杂技”。深夜在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决定要去报名参加高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当年的7、8月份就已经传开了，我们中有一个同学早就开始复习，也力劝我一起参加。可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

在当时社会上，“知识分子”绝对是一个比不上“工人阶级”响亮的称呼；另外，大学毕业生48元5角的工资，实在比我们当时满师所挣的36元、以及在这4年里可以看得到增加的工资并不具有什么诱惑力，因此尽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可是绝大多数对高考都不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9月头上，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差点摔死，在这生日的夜晚，感觉自己所在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实在工作太危险，还是改换一下比较好。

决心下了以后，从第二天开始就把家里过去哥哥姐姐的老课本（自己的课本早就扔掉了）拿出来，每天晚上花4、5个小时做数学题目。没有为了参加高考请过一天假。

报名以前，我所在的局为了防止过多的报名，自行组织了一次测试。记得那次测试的成绩挺不错，增强了信心。不过11月份就要考试了，自己觉得从来没有学过的物理、化学实在是来不及了，还是报考相对容易的文科算了。从此“一失足遗成千古恨”。

上海那年高考似乎是在11月10日开始，记得到考场的时候，门口有大批的围观市民在那里对进入考场的人品头论足。两天考下来，数学、史地都考得很得意，尤其是在回来的公共汽车上，好多人在打听“我国最近发现的大油田”那个题目，只有我是答出了“华北油田”，不由心中窃喜。考完后就去看了一场电影《女跳水队员》。

77年高考仍然沿袭了60年代以来的传统，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所以一直等到录取通知下来，才真正松了口气。

老木匠

30年过去，真有必要反思一下当年高考的恢复。

现在我们都知道是邓大人坚持77年就立即恢复高考，这在当时的小道消息也是这样传的。

仔细想想，这真是一石多鸟的政治谋略。实际上这是在“两个凡是”——尽管当时没有提，但在正式文件上明白写着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搞一次的——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同时又使这位大人获得了一大批潜在精英分子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尤其是到了78年的高考，大人还坚持大大放宽家庭成分限制，更是使读书人感激泣零。

被这样高度政治策略化的恢复高考政策，在大人获得广泛支持、进而得逞其志、执掌大权后，就不再被大人重视了。他要忙着摸着石头规划大局蓝图，这等小事就赋予了一批从纷纷从牛棚、干校杀回权力岗位的人士了。而这批人士也忙着全面否定文革、抓批三种人等等的要务，对于高考以及高教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这是一个极端崇尚辩证法的时代：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核桃两半分，错误的反面，肯定就是正确。既然文革是错误了，那么来个兜底翻，凡是文革批判的都是正确的，都要恢复之。另外这又是一个极端崇尚科学的时代，科学就是真理，实践已经证明了，还容他人置喙？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的答案，因为这是科学的解释！

于是高考恢复成为标准答案之辨。从小学开始的一切文化学习，都被纳入到这个体系：设置标准答案、灌输标准答案、考核标准答案。终于成为标准的教育指挥棒。

30年过去，这根指挥棒下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为标准化的“套路”教育。主管教育的一茬又一茬官员，从来没有人愿意费神去想一想，除了参加高考，读书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对于一个10亿人口的贫穷大国，注定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纳入高等教育的校园，也不可能养活这么多的学究，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少年人来说，陪太子读书有什么意义？即使是能够通过高考的幸运儿，他满脑子的标准答案究竟于国计民生、自我谋生何益？

民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经常有“某某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之说，不过30多年当中，还是出了不少到了共和国时代依然被称为“大师”的学者。而有的从防空洞及棚屋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学生在海外读了研究生后，终于获得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获得过诺贝尔奖。

共和国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和平局面，尽管内斗很多，终于安静的书桌也放到了30年的时间。可是这30年里毕业出去的学生，即使也到了海外读过了研究生，好像还看不到有得大奖的前景。在国内“没有大师”却成为总理的焦虑，越过了他的部长来直接问责大学校长。

30年了，人要“而立”，高考是否也“而立”了？

老木匠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

————这个俺也赞同的说。尽管俺不是直接高中考的，作为一个7字头中学毕业生，在这样的年级里受到的教育熏陶难以语言概括。

老木匠

各地有所不同，77级上海是在1978年的2月底入学的。

77级确实几乎没有77年毕业的高中生，好像上海等地在恢复高考的文件下达后都立即将77届高中生延长一年学制，78年毕业参加高考。

77级的录取工作完全是1965年的模式，不公布成绩，注重政审家庭出身，这导致相当多的人没有能够录取。另外一个情况是，很多高校来不及恢复招生，是在高考后才补充到录取学校来的，从落榜生中招了一批人，发了通知，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当时允许参加下一次高考。

77年的高考各地分头进行，考题水平各个不同。印象里上海文科卷的数学实在简单得可以，史地卷稍微复杂一点，语文才两部分：前面是10题文言文解释字词，才10分，后面90分是作文，两个题目，一个是驳知识越多越反动，一个是记身边的新人新事。政治考的什么完全不记得了。

老木匠

许纪霖：知识导向与社会公正——恢复高考三十年的省思 
 
● 许纪霖 

    一
    
    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恢复高考不仅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我个人而言也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恢复高考便成为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文革”中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劳动，是体力而非知识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所以，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已经开始衰退，人们也纷纷开始考虑国家和自己的前途。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是知识，而不是革命的乌托邦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现代眼光的。因此，“文革”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以恢复高考作为改革突破口，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由乱而治。 
    其实，高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才选拔制度，更是一个通过选拔社会精英来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社会制度。“文革”中高考被废止，人才出现严重断层，期间虽然也选拔工农兵进入大学学习，但录取的标准却是政治成分，而不是知识取向，这样，便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入大学的荒谬事件。在革命的政治标准的导向下，全社会都拼命去赢得政治，而不是努力学习知识。因为只要在政治上红了，哪怕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照样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人物。1977年恢复高考，其实质是重新以知识取向来规范和引导社会，选拔社会精英人才，这在20世纪中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有两个事件至关重要。一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清廷一纸诏书废除了维系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科举考试，使中国整个社会产生了急剧的分化，特别是传统士绅逐步分化，游离于体制之外，以至引发了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第二个事件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使中国现代化得以重新起步，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格局，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关涉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毫无疑问，高考的恢复，确立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知识在国家中的地位，开启了以知识作为社会发展核心动力的现代化进程。就此而言，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恢复高考的意义，都并不为过。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于1977年底举行，1978年2月正式入学。我对参加高考的经历，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母亲支内在重庆的一个工厂工作，我正好去探亲，在归途的船上，从广播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重大新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觉得前途豁然开朗。其实，我读书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在农村劳动三年，也并没有放弃读书，这倒并非是为个人前途做准备，而是觉得读书是那时唯一的乐趣。我回到上海后就进入了紧张的复习，实际上也并不怎么紧张，因为虽然没有读完高中，但平时基础一直比较好。我们当时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老三届的学生，他们学得比我们扎实，但我们比他们年轻。后来，经过几天的高考，终于梦想成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 
    恢复高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用“解放”两个字来概括，也就是把个人解放出来，把精英解放出来，把国家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出来。高考用知识取向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准，知识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恢复高考之初的三年竞争非常激烈，录取率分别只有4.8％、6.6％和5.9％，再加上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尊重，所以当时大学生的社会地位是神圣而崇高的，其受尊重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博士生。恢复高考激发了一代人的热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总之，所以1977年的恢复高考不仅建立起了招生、教育和就业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且也是中国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为。
    
    二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统一的高考制度遭受了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高考也在非议中经历了由统一趋向多元的变革。恢复高考后的30年，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15年和后15年。如果说前15年高考起到了解放思想、以考促学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后15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其实，高考的弊端并非后来始有，而是与考试这一选才方式相伴而生的，只是在恢复高考伊始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它的解放作用。在今天，现代化已经不只是依靠知识的量的堆积便能实现的，而更需要创新才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才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创新又具体体现为知识的创新。对于知识的创新，也就是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问题，高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考考什么，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取人，年轻的精英就会往哪个方向努力，从而变会影响整个文化的风气。就这一目标而言，我们发现，今天高考的整个制度，乃至具体的考试内容、方法和形式，都与创新型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距甚远。最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高考的应试化。表面看来，今天高考的很多题目和方式比过去要科学的多，但客观题的分量则越来越大，无形中将学生的思维强行纳入一个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式里面，这对创造性思维的发挥是很不利的。高考恢复之初，考试题目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大多为主观题，学生拥有相对自由发挥的空间，对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积极意义。但现在的高考题目，客观的成份越来越强，使考试内容和方法变成了检阅学生是否合格的工具，忽略了对创新能力的考查。在外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考试竞争使高考变成了评价学生知识是否合格的精致化考试。这样，高考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就造成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化倾向。 
    尽管我们的教育领域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强调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但却依然无法扭转应试教育的大趋势。虽然高等教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扩招，但招生录取依然是以知识取人。要竞争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要在标准化的考试制度下脱颖而出，就必须对知识进行非常精致化的掌握和钻研，所以今天就形成一个精致化的应试教育考试方式。归根到底，高考是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这种精致化的考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严重脱节。大学的目标是培养适应世界潮流的创新人才，而创新人才除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之外，还需要创新精神和个性品格。而现实却并非如此，高考并非围绕创新来选拔学生，而是以维护公平作为第一要务。 
    为什么高考导致了应试教育，遭受了那么多批评，甚至从教育官员到中学教师再到学生和家长都认为高考制度不合理，但却一直难以废除呢？这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高考在中国目前承担了一个非教育的使命：维护社会公平。从考试形式而言，高考是目前为止形式最公平的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问出身、不问金钱，唯有分数决定成败，这给许多底层、特别是农村来的读书人带来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一传统源自于古代的科举制度。尽管大家明明知道这个制度具有很多的不合理之处，但是社会民众和舆论却有不断强化它的趋势，说到底是因为高考制度维系了社会公正的原则，具有形式公正的合理性。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下，高考赋予了每个人平等的竞争机会，维护了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公正原则，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可以说，除了考试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代替高考，所以高考这种客观化的考试方式也许是最让底层老百姓觉得放心的一个制度。换作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就此而言，高考绝不仅仅具有纯粹的知识功能，而且还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角色。正因为高考起着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因此其考试模式还具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并且还从高考蔓延到了研究生考试。今年在教育学、历史学和数学三个学科试行全国统一的研究生考试改革，使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高考。这样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特别是内地学生的赞同，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分数来与城市的学生进行平等的竞争。当然这是另一问题，恕不详述。
    
    三
    
    众所周知，2006年复旦和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是高考改革的有益尝试。两校主要以面试成绩而不是文化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这代表了高考制度另外一种方式。对于这次改革尝试，我的个人态度是矛盾的。首先我赞成这个富有意义的改革，因为这一招生方式并非中国首创，发达国家的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基本如此，其实质不是挑选考试机器，而是选拔全面发展、有创新能力的学生，这与欧美国家大学博雅教育的目标是吻合的。所以我非常赞同改革的方向，但对具体的做法如何更加完善还可以再研究讨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改革目前还不适合在全国推广，而只适合在少数大城市中试行。 
    我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多元化的，至少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继续实行原来客观化的考核方式；二是在经济发达、条件成熟的大城市实行自主招生改革。之所以要两条腿走路，是因为改革会涉及到教育和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按照知识的合理原则，那么30年前的那套高考选拔方式，应该废除了，因为这套制度只是培养考试机器，在选拔导向上是有问题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选拔具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制度，必须具备很多客观条件。比如在城乡差别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影响到考试选拔的公平性。如果以客观化的书本知识来选拔人才，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的考生还是相对公平的，正如科举时代一样，农村学生只要发愤苦读，仍然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如果要以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来选拔学生的话，城乡之间与沿海和内地之间的不公平就会凸显出来。若要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中脱颖而出，必定需要很高的成本。要考查学生的艺术修养，譬如是否会弹钢琴，是否有广博的人文及科技知识，这取决于几个条件：一是考生是否具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二是家庭是否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第三是考生所生活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发展的空间。譬如要考炒股的问题，那么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考生就有垄断性的优势，因为他的父母可能就在炒股；然而西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部农村的考生虽然可能是很好的读书种子，但因为周围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炒股，所以这对他而言是很不公平的。 
    总之，从我们目前的国情来看，只能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坚持传统的统一考试的形式，另一方面适当地扩大像复旦交大这种自主招生的模式，但也只能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大城市适当推广。同时，自主招生的比例也不能太高，最多不能超过学校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否则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
    
    四
    
    公正可以分为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两者之间是有内在张力的，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难以同时兼顾。所以在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满足形式的公正，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制度除了形式公正之外，还要符合更高的实质公正的原则。就高考而言，虽然它的形式是很公正的，但却很难说做到了实质公正，还存在很多实质不公的问题。交大、复旦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要达到实质公正的目的，这与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是符合的，也就是使学生在素质和能力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的选拔方式，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社会发展和地区差异没有我们这么大。而在中国实行就可能会问题百出，因为我们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相互纠葛在一起，很难保证各地的学生会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美国的大学招生主要是种族间入学机会平等的问题，所以他们依照补偿原则，通过“肯定性行动计划”来解决少数族裔的入学问题。中国的族群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高考中通过加分的形式对他们给予补偿。所以在高考中给少数民族学生补偿，实行加分政策。中国更大的问题来自阶层的差异，地区的差异，城乡的差异，如果按照美国补偿的方式来做，那么如何补偿，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这里牵涉到很多的因素，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就是其中之一。在现有的信用制度下，很难说农民一定是贫困的，即使他是农民，但他非常有商业头脑，并已经发家致富了，但其出身却还是农民。而在国外则不同，他们的收入非常透明，信用制度健全，富人没法冒充穷人。总之，如果中国要执行美国的弱势补偿原则，恐怕目前还难以做到，而且各种配套改革措施都难以跟上。 
    其实，中国现在问题是剪刀差，越是富裕的地区，其高考名额分配也多，越是贫困的地区高考名额反而是弱势，从某种意义来看，它的实质是贫困在补偿富裕，落后在补偿发达。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需要改变的。这就需要对高校的招生比例进行某种调节，但如何调节还涉及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大学产权不明确，比如说复旦大学，它是国立大学，产权归国家所有，但另一方面，因为是“985”工程院校，有一部分经费来自上海市，其教师的收入也有相当部分来自上海市财政。那么，既然地方投资办学，就必然会要求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所以就会在招生中有所体现。当然北大清华是一个例外，北大清华没要北京的钱，但是在北京却招生这么多，当然北京的生源比较好，这也符合两校的招收高素质学生的要求，这是一种所谓的实质合理性。但如果按照公平的补偿原则，这样的招生就是不合理的。北大和清华用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按理来说是纳税越多的地区，招生名额也应越多。科举时代科名的分配就是依照赋税来分配名额的，就是后来的庚款留学的名额分配也大体如此。出资方应该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回报，这也是招生名额分配的一种合理性。如果像中国政法大学那样按照人口比例招生，显然得益的是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山东、河南等，而西部地区反而更吃亏，因为西部人口基数少。假设中国政法大学在宁夏原来的招生计划有10个，但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招生，可能连10个也达不到，所以按人口比例招生对西部地区很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很难找到圆满的答案，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失，但我们还是应鼓励高校进行各种合理性的试验，在改革中总结经验，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的地区差异问题的确非常复杂，我们不能用一种合理性来抹煞另一种合理性，在几种合理性之间需要恰当的平衡。大学的所谓创新型人才要求，是一个合理性；富裕地区，因为纳税多，所以名额分配多一些，这也是一个合理性；贫困地区需要照顾弱势群体的补偿原则，也是一个合理性。关键是如何来协调这几种合理性，这也是我们在操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实际上，当前许多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要面临这一问题，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社会公正的理论分析。我们的公共政策之所以在各种合理性的冲突下随社会舆论及长官意志的左右摇摆而相互矛盾，就是缺乏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面对各种各样的合理性，究竟哪种合理性是优先的，哪种是次优先的，我们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持。当年美国在肯尼迪总统时期，实行平权法案，遭到的社会阻力也非常大，在大学入学中对黑人的少数族裔实行优惠政策，就遇到了很多质疑，为什么成绩差的黑人学生进入了大学而成绩相对较好的白人学生则遭到拒绝？凭什么黑人小孩要到白人的贵族学校来读书？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就全面论证这一问题。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至于如何来安排社会正义，他提供了一个理论，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之上，从照顾弱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补偿原则，以追求“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套非常复杂精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为美国各种各样的社会公正奠定了一个哲学基础，并且在很多领域还被制度化了。 
    然而，中国的情况比美国更为复杂，但如何从制度上来安排，以协调因地区差异而带来的巨大的冲突，我们还缺乏一个全局的整体的思考，缺乏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理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对策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共政策伦理背后的正当性问题。高考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公共政策，如何改革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正义理论，而现在我们缺乏理论工作者来论证这一问题，工作做得还不够。我们的改革和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策层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也是造成今天改革比较混乱的一个原因。所以，如何平衡高考改革中的各种合理性，这不仅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对公正概念及原则的一种理性选择。 
    高考改革的策略，应在确定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调控下，允许若干大学进行各种自主招生模式的改革，探索招考制度的最佳模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因为地区差异、阶层差异等问题使得改革至为复杂，任何完美的方案，如果实行一刀切，结果肯定是一塌糊涂、漏洞百出。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一刀切的方案，中国没有一个一劳永逸，可以包治百病的模式，在我们这样一个如此多元的国家，应该允许多元的高考模式存在。高考改革需要大胆地试验，谨慎地推广，特别是改革试点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开。而现实的改革则刚好相反，可谓是“小心试验、大胆推广”，教育行政部门一道行政命令下来，在没有各方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全面推开，改革的善良的愿望，就很可能变成了行政长官的意志。
    
    （原载《招生考试研究》2007年第2期，本文的完成得到了李立峰博士的协助，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许纪霖，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 

老木匠

梁治平：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从军队医院大院里的孩子成长为国内第一流的法理学家，梁治平对少年时光最有
感情：“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
活。”
　　
　　　　1959年生于湖北孝感，先后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外
国法制史专业。
　　
　　　　1985年至1993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93年起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
化研究所从事专职研究，后担任该所副所长、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书斋
与社会之间》、《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意与人情》、《法辨》、《寻求自然
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等。
　　
　　　　记者手记
　　
　　　　跟同时代的学人相比，梁治平的故事，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平淡无奇”，但也
许正好因为这样“平淡无奇”的经历，形成了梁治平朴实的治学风格。
　　
　　　　在法学界梁治平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么说也许不太确切，因为他主要的一
些文章基本上都不是发表在法学杂志上，以专业来看，梁治平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比较法
律史、法律文化、法律与社会等方面。他倡导跨学科研究，注重方法论，置法律现象于更
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来理解，致力于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和话语空间；如此一来
，梁治平不在法学刊物上发表文章也就可以理解。
　　
　　　　在梁治平的自传体文章中他曾引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话：“儒有君子小人
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唯务雕虫
，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
，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看来，他
是以“君子儒”自期的。
　　
　　　　中学，住的地方像仓库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医。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每隔几年就会调
动，我的小学和中学因此也在不同的地方度过。大约是1970年，父母调到湖北应城汤池地
方的一所军队医院。医院在一个三县交界的地方，非常偏僻，生活不方便，对孩子受教育
尤其不利。
　　
　　　　中学离家有十几里路，只能住读。当时学校的生活条件很差。我们住的地方是个
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里面摆了20多个高低床。窗子是木板做的，没有玻璃，关上之后整
个屋子就黑了。房间里没有天花板，抬头就可以看到大梁。屋顶是瓦片压着牛毛毡。冬天
的时候，我们带着棉帽睡觉，因为风会钻进来。下雪的时候，雪粒会从屋顶漏下来，住在
上铺的人要在被子上罩上一层塑料布。学校的伙食也很差。
　　
　　　　每到周六，上完中午最后一堂课后，我们都饿着肚子徒步走回家吃上一顿好饭。
周日再回学校的时候，家里会给准备一点炒好的菜，装在玻璃瓶里带去学校。上中学的第
一年，条件就是这样。后来我们有了自行车，可以中间回家补充些“给养”，回家也不需
要步行了。
　　
　　　　当时的中学同现在的中学完全不同。第一要讲阶级斗争。班上的学生分成好学生
和坏学生两类，好学生坏学生的划分主要是根据表现，跟成绩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好同
学和坏同学的矛盾可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动向。记得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个女孩，她人
很瘦小，但是阶级斗争意识很强，跟坏学生斗争的时候特别凶。我们的班主任也很利害，
严肃的时候让人有点害怕。有一次，有几个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玩，也被班干部们看成是阶
级斗争的苗头。
　　
　　　　还有一次，有个学生表示说：“我好想有一支美国枪啊。”结果校长在开全校大
会的时候狠狠批评了这件事，说这是崇拜美帝国主义。
　　
　　　　军队医院学到的东西多
　　
　　　　虽然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并不多，但那些年也不是什么也学不到。其实学习的途
径很多，可以学的东西也很多。那时的军队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
才，不但有体育方面的、文艺方面的，还有很多有比较好家庭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军队
医院里这样的人尤其多。高中一年级那年，我休学了一整年，有很多时间是和住院的部队
病号泡在一起的。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我从那些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时我很快乐，
一点也没有因为休学而沮丧，也没有觉得孤独。其实最让我感到不满足的是没有书读。整
个中学时代都是如此。
　　
　　　　除了这些，我对自己那时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满意的。当然，这里可能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生活在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有的自由感和无忧感。现在的孩子们
负担太重，而且没有自由。他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生活。如果你看过姜文导演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多少了解一点我们那时的生活。
　　
　　　　我1975年高中毕业，当时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我哥哥下乡插队，根据当时的政
策，我可以留在父母身边。
　　
　　　　开始的时候我在县里一个农机制造厂做钳工，说是在父母身边，但是离家也有四
十多里路。那时候也没有明确地想法去做什么，只是感觉很无望。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公
社小厂去做一件什么事，看到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钳工在钻床上工作。我在旁边看着那个
少年机械地工作着，心里觉得很悲哀，心想这就是我的命运。有一次我从家里回到工厂，
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走向坟墓。我开始找种种借口回家，有时候会连续几
个月不去工厂。工友们也是用一种多少有点特殊的眼光看我，他们也觉得我呆不长，迟早
是要走的。
　　
　　　　在那个工厂工作了差不多一年半，我去了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属于湖北省军区
，它的建制和管理也都与部队的方式相接近。我熟悉这样的背景，因此也很适应那里的生
活。当时工厂里大概有200多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富有朝气，这些都与我过去所在的工
厂有很大不同。所以过去之后，我精神上的苦闷也没有了。那时“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
，政治气氛还很浓，工厂里也少不了宣传活动。我能写写画画，所以经常被抽调出来帮着
车间的文书做一些宣传工作。一年以后，我被调到另外一个车间，开始独立担任车间文书
的工作。在那里又过了半年，我就考上大学走了。
　　
　　　　高考，法律是第三志愿
　　
　　　　1977年恢复高考，这件事对我们那一代人太重要了。第一届高考，我曾经想考美
术学院，但是咨询了一些人之后还是放弃了。因为经过了很多年的积累，当时社会上有太
多的人要报考美术学院，竞争很激烈，而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好，就这样犹犹豫豫，考试
的机会就错过了。第二年我报考文科，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其实那时对法律也没有什么
概念，只是因为可供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多，师范类学校我又不愿去。最后第一志愿报了
武汉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报的好像是北师大的教育心理学专业，第三志愿是西南政法学
院。
　　
　　　　大学四年在我的生活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不过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生活里也没
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那是所谓“思想解放”的时代，报纸上，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
日报》，经常会发表一些令人振奋的文章，或者提出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打破了一些禁
区或者教条。当时有些报告文学也会传诵一时，这样的文章出来了，大家会争相阅读。此
外，大学里一些思想比较成熟的同学也很引人注目，他们办墙报，写文章，也吸引了很多
同学观看和参与讨论。不过我从来没有参加那类活动和讨论，我生性不喜欢凑热闹。
　　
　　　　要说大学里都学了什么东西，好像也说不出多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律大概屈指可数，法学教育也才刚刚恢复，
指望系统地学习法律是不可能的，真正好的老师也不是太多。但重要的是，校园里有一种
自由探索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氛围。我们那一届学生平均年龄应该是二十四五岁，但大家学
习都很刻苦努力，而且怀抱理想。
　　
　　　　记得入学第一个学期，我的三门考试成绩都是“优秀”。但是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呢？刚入校的时候我只想学好老师要求我学的东西，所以各科成绩都很好。但是
后来我发现那远远不够。因为有些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本身就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我
开始不满足于课堂上灌输的那些东西，而开始选择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这样就要给自
己订学习目标和计划，自己决定学什么和怎么学，至于学习成绩，基本上是我喜欢的课成
绩一定好，不喜欢的课只求通过，分数高低就无所谓了。
　　
　　　　当然，大学里也有一些老师给我和其他同学留下很深的印象，比如教我们外国法
制史的一位林老师，教我们英语的杨老师和夏老师夫妇，还有一位教我们中国法制史的张
警老师，这位张老师是一位老先生，讲话口音重，但是他学问好，人又极敬业，同学们都
很尊敬他。别的老师到下课时间还不结束，学生们会敲碗表示抗议。
　　
　　　　张老师耳朵不太好，有时听不到下课铃声，但是底下没有哪个学生敢敲碗。
　　
　　　　在《读书》上以文会友
　　
　　　　大学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当时并没有觉得北京有特
别的吸引力，但是到了北京之后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我很适应北京的生活，感
觉很愉快。研究生的课业本来就少，加上我的导师很开明，不给我布置什么任务，而是让
我自己决定学什么，同时给我提供一些学习上的便利，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那几年我经
常骑自行车满北京跑，买书、看展览等等。
　　
　　　　我毕业的时候，国内思想界非常活跃。当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大概两三千字，
内容是关于王国维和清末学术风气的，跟法学没有什么关系，写完之后投给了《读书》，
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从那以后我开始不断在《读书》上写文章，1986、1987两年写的最
多。当时《读书》杂志经常举办读书服务日，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的一些后来
一直同我保持着友谊，直到今天。
　　
　　　　198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辨”的文章，许多朋友读
了都很喜欢，还有《读书》上的那些文章，也有不少读者。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会同时在同
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家以文会友，好像就多了不少联系。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加入了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委会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界年轻人，大家一同做事
，也经常聚会，弹琴、唱歌、聊天、野游。虽然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居住条件也差，但
是生活可以说既充实又快乐，想来令人难忘。
　　
　　　　自然，这个编委会早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那些朋友也已经星散，现在说起这些
，倒有几分京城文化旧事的味道了。
　　
　　　　口述：梁治平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http://cul.sina.com.cn/o/2005-08-05/0946138071.html 

老木匠

七七级　　

南帆

来源：左岸文化

学术中国 >> 学者之苑 >> 2007年11月B >> 随笔 发布时间：2007-11-20


　　1

　　报纸宣称，近些年冒出了许多文学神童，小小年纪就写得一手好诗，甚至直接写多卷本长篇小说。但是，我还没有听说哪一个文学神童打算写回忆录。回忆至少是年过半百的老家伙才能玩得动的游戏。这些哥们儿曾经彻夜不眠地谈事业，谈女人，谈如何周游世界的五湖四海；现在，他们腆起肚子，膝软牙松，裤兜里藏一瓶救心丹，空闲的时候就凑在一起聊养生。一把年纪的人已经写不出动人的情书，要写的话只能是回忆录。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许多故事经典性的第一句。他们的故事得从哪里开始呢?许多人毫不犹豫地直奔三十年前——一九七七年。一九七七年是一大批人共有的幸运年份。这些人老少不一，天各一方，星星点点地散落于广袤的田野或者破旧的厂房。一九七七年的时候，尘封已久的大学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他们就在这个时刻一起苏醒了过来。社会上的许多人还来不及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成为第一批历史的受惠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七七级”。刚刚跨过大学门坎的时候，这一批人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或者梳着长长的辫子，几件行李草草地塞在木板箱子里，偶尔也会因为打破了热水瓶或者丢失了一两本杂志烦恼拌嘴。但是，不俗的书生意气是这一批人共有的特殊神情。据说一九七七年大学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被挑上的多少都算个人物。我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这一届学生不仅读书用功，而且擅长在辩论中使用政治大概念，演话剧、诗歌朗诵、大合唱或者各种球类运动都能露一手。三十年弹指之间，“七七级”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身居要津，目光远大。公众舆论之中，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的二十七万人逐渐成为一个神秘的方阵，“七七级”如同他们之间特殊的联络暗号。“七七级的吗?”“七七级的。”于是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九七七年迄今已经有三千多万的考生闯关夺隘涌入大学。尽管可以听到大大小小的天才们许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光荣只能属于个人——后来的考生再也享受不到“七七级”这种特殊的集体荣誉。

　　尽管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可是对于写作这一篇回忆仍然犹豫再三。我不太愿意利用这个集体荣誉怂恿自恋主义情绪。“七七级”之中的确藏龙卧虎：一些人进入大学之前已经熟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围在乡村的火塘旁边议论民族国家的命运；一些人隐在北京的平房里或者在白洋淀的芦苇荡写出一批风格神秘的诗句；还有一些人始终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学或者外语，仿佛早就在那儿等待破冰的一刻。至于各地的小头目、小秀才、小名流，“七七级”之中比比皆是。一个家伙感叹地说，他在当地好歹也算一个跺跺脚地皮就会抖的人物，怎么搁到了“七七级”就无声无息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读书的种子，精英气质，未来的栋梁，这些事后的褒扬渐渐汇聚成了“七七级”的固定评语。“七七级”如同一个掠过夜空的彗星，它的明亮尾巴一直拖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今天。

　　可是，这似乎不太像我。虽然我已经出版了若干部著作，提出了几个略为得意的文学观点，不可否认的是，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经历简单，资质平平。那个时候，我表情冷漠地游荡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心灰意冷地对付“知识青年”的困窘生活。我的确暗地里下过决心，要像一只皮球那般顽强，无论被按到多深的水里都要竭力上浮。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倔强的生活信念，丝毫不存在对于社会乃至历史的真知灼见。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坦白，我的期待只不过做一个不错的乡村木匠，在砰砰的斧凿声和清香的木板刨花之中娶妻生子，安家立业。一九七七年的时候，中学功课的残存碎片帮助我冲破了那几张考卷设置的栅栏，这或许是幸运的偶然。我们这些混入“七七级”队伍的庸常之辈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就不要再借用“七七级”的名义为自己做什么文章了。不写也罢。

　　改变我这些想法的是一个来自外省的民工。因为修缮房子，我需要买一些建筑材料。我在社区门口的一堆沙子和几摞砖头旁边看见了这个晒得黝黑的家伙。他纠集另外几个民工，干一些欺行霸市的勾当。他的沙子和砖头卖得特别贵。如果社区居民到别处购买建筑材料，他就会想方设法刁难运输的车子，甚至把他们打跑。我用江湖气十足的口吻和他搭讪了一阵，暗示说我有一个当警察的弟弟，这多少吓住了他。压下了价格之后我点支烟和他聊起来，他告诉我前几年不过差了两分没能考上大学，只好离开家乡满世界混生活，因为脑袋好使周围几个老乡成了他的喽啰。我当时心里格登了一下——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许我也是这副模样?我历来不太善于将自己的形象估计得高大一些。因为意外的运气而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某种神秘秉赋而过上特殊的日子，这种幻想在我的脑子里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没错，不进大学我也能活得头头是道，只不过我的全部才能恐怕得挥洒在尘土飞扬的街头。

　　我就是在此刻明白过来：我的确用不上“七七级”的崇高声望——我只配享用附加于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小小主题：大学彻底改变了我的个人命运。一张录取通知书神奇地将生活截成两段。湿滑的田埂，水田里叮在大腿上的蚂蟥，三伏天挥汗如雨地割稻子，压得人直不起腰的担子，楼梯边上的大坟茔，房子后面那一口冰凉彻骨的水井，跟着手电筒光圈曲折蜿蜒的银环蛇，夜风里零零落落的几声犬吠……这些灰头土脸、汗水腌透的日子被远远地阻拦在大学围墙之外，如同另一个时代拍摄的黑白老电影。一九七七年开始，我的日子仿佛用透明塑料薄膜仔细裹好藏进了保鲜柜，鲜嫩光滑。如今看来，入学与否的确是人生途中的分岔口。当年一起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先后考上各类学校，毕业之后安居乐业。剩余的知识青年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返回城市，前几年多半又陆续下岗待业。

　　2

　　我依然记得，二○○二年的时候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小文《分量》，纪念大学毕业二十周年。《分量》之中保存了一些记忆、心情和若干的细节，干脆全文照录——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是一个手执镰刀、衣衫褴褛的农民伫立在田头。我的手心结了很厚的老茧，内心日甚一日地迟钝。恢复大学考试的传闻断断续续地飘来，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大学”这个字眼距离我的生活己经十分遥远，我从未觉得那一圈围墙里面还会和我有什么联系。我的理想是争取做一个不坏的木匠。

　　可是，消息日渐一日地明朗，周围都在蠢蠢欲动，考试终于成了一件事。当然，也就是一件可以试一试的事情而已，我不允许自己寄予过多的乐观想象。那时已经没有志气将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家作为后半生的偶像，学术如同天方夜谭，大学录取的真实意义是口粮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不敢轻易地相信命运的慷慨大方。我的父母亲曾经作为下放干部滞留乡村多年，我深知要将户口搬回城市会遇到多少额外的麻烦。这是中断了十年之后的大学考试，预测的录取率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吓住我，这个数字比我可能返回城市当一个工人的概率高得多了。温习功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自恃比别人多读了一两首唐诗宋词，中学曾经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于是决定报考中国语言文学系。有趣的是，功课温习奇怪地召回了我的数学兴趣。我徜徉在一批数学练习题之间，乐不思蜀，以至于不想理会我从未读过的历史与地理。幸亏妹妹及时提醒了我。她报考的是理工大学，但她认为我的数学水平早就不亚于她了。日后得知，我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数学方面的超额收入恰好补偿了历史与地理的亏欠。这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奇怪的是，现今我再也记不起我是在哪一个考场进行大学考试——估计是我插队所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或者中学。记住的竟然是考试前后的一零星片断：时常忧虑准考证丢失，惧怕政治审查受阻而面对表格愁眉苦脸，体检时就着水龙头喝一肚子凉水降低血压，因为嗅不出三个小瓶子里汽油、酱油和水的差别而大惊失色，如此等等。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切要比那几张考卷凶险得多。

　　忙乱过去之后，我就不愿再想这件事了。天气逐渐凉了下来，一年将尽，似乎没有人知道这次考试的结局是什么。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我在另一个知识青年家中闲扯。他忽然提到，为什么这么久了竟然没有大学发榜的消息——莫非又有了什么变卦?这话惹出的焦虑让我有些坐不住，我起身回家——到家的时候恰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片：厦门大学中文系。悬在半空中的情绪突然松懈了，一时百感难言。这一刻开始，我才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分量。

　　3

　　一排“七七级”的新生聚集在厦门大学门口，等待各系辅导员分别把自己的人领走。一个辅导员高声问道：“有数学系的吗?”“有!”两个男生应声而出，周围嗡的一片低声议论。一本著名的文学刊物刚刚发表一篇长文《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陈景润即是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中文系的吗?”另一个辅导员高声发问。“有!”另外几个新生站了出来，周围又嗡地响起一阵低语——谁都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的华丽文辞出自著名作家徐迟之手。

　　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浑身湿淋淋地站在水田里听到了大学恢复考试的传闻。当时的环境之中，考上一所大学远比考上什么专业重要得多。我报考中文系，并不是因为讨厌数学系、物理系或者经济系。一片新大陆突如其来地浮现，惊喜之后就是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地游向彼岸的时候，我根本来不及甄别、分辨自己的内心兴趣。仰仗中学课堂和父亲闲聊时传授的文学常识决定后半辈子的专业，这不啻于一场冒险的赌博。幸运的是，我押对了。

　　据我所知，许多大学里面的中文系“七七级”风头甚健。这里聚集了一批各地的才子，缠绵的情诗或者情节离奇的小说雪片般地抛出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历史造就了一个短暂的文学时代。激动人心的启蒙号角，交织在苦难之中的爱情，指点江山和纵论历史的气氛，这一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温床。只要一首小诗就可以赢得校园之内众目睽睽的仰望，诗人的风度、说话手势、阅读的书目以及起居习惯立即享有了特殊的威望。多数人把中文系的课程想象为躺在床上跷起脚读小说，枯燥的文字训诂和繁杂的文学史资料没有多少人问津。不少人听说过拜伦的名言：一朝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可是只有诗和小说才能如此惊世骇俗。那个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这些学科还在埋头积累，只有中文系的才子们趾高气扬，风流倜傥。不久前遇到一个经济系毕业的教授，他至今仍然愤愤不平：当年中文系的才子们掠走了他们周围的多少芳心，以至于他们暗地里开始策划一场雪耻的斗殴。

　　当时我决心专攻小说。即使到了今天，写小说仍然是我内心的一段斑斓的残梦。我相信所有的“七七级”大学生都曾听说过复旦大学的卢新华。据说他的小说《伤痕》先是张贴在教室走廊的墙上，随后被报纸转载。文学史记载了这个短篇小说赢得的巨大声望，但是，文学史没有记载这个短篇小说如何在“七七级”制造了一个小说写作的大潮。一个在东北就读大学的友人转述过一个壮观的景象：他们在一个巨大的阶梯教室晚自修，只有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毛孩呆头呆脑地背诵教授们的笔记。教室的后两排一溜明灭的烟头，所有的人都在低头奋笔疾书——写小说。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一天：社会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律师的崇敬远远超过了作家。

　　世事的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总之，数学不吃香了。一个数学系主任负气地说，如果校方允许，数学系宁可加入文学院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为伍。混迹于诸多财大气粗的理工科，囊中羞涩的数学系时常成了受气包。其实，文学也不行了。众多名噪一时的刊物频频告急，出版社的仓库里积压的多半是文学读物。我们的偶像卢新华正在大洋彼岸美国的一家赌馆里发扑克牌。昔日叽叽喳喳地环绕在诗人周围的美女如同候鸟一般地迁徙，纷纷栖息到房地产业、汽车业或者演艺圈。的确，相对于几十亿资金的流向、各路大亨手中的巨额利润以及惊险的股票行情，诗人的浅吟低唱或者流行小说编造的恩怨情仇又算什么呢?可笑的是，我很迟才从华而不实的文学梦之中惊醒过来。九十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在京城的一个饭局上遇到了一位经济学出身的“七七级”。酒过三巡，他开始吹嘘每年过手的钱财有多少个亿，认识多少要人，决定过多少重大项目。看着他那么大的口气和那么大的肚腩，我意识到了文学的渺小。许多当年的文学狂热分子早已撤离，撰写房地产广告词或者起草一份公文的余暇，他们时常后悔青春期的幼稚激情。我与一些昔日的文学同道一起喝茶闲聊，谈房价、谈温室效应、谈交通堵塞、谈张三与李四的绯闻——就是不谈文学。这年头还在那儿搬弄“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这些术语，看起来就像在炫耀自己读了几本书。一些中文系毕业的故人或许会在寒暄之际客气地问一问文学动态，明智的方法是找一两句俏皮话搪塞。如果一本正经地开讲座，对方的茫然眼神一定会让演讲者羞愧地住口。

　　可是，我仍然说我幸运地押对了。写出一个精彩的句子足够快活一个上午；阅读一部杰作就是一次迷醉。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就是放纵地享受这种快乐，这不叫幸运又叫什么?虽然文学已经从“经国之大业”的目录上撤销，可是文学始终盘踞在心里。我相信文学是一个人的内心修为。世俗的风沙纷纷扬扬，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实惠主义，手执计算器不停地盘点收支状况。职务，工资，奖金，上司的眼色，菜市场上猪肉的价格，水电费刚刚收过怎么又来了——一张脸皱得像一颗苦瓜，皮肤粗糙，心事重重，要么用尖刻的言辞八方讨伐，要么用讨好的笑容四面逢迎。对于他们说来，文学早就死去。他们忘记了，文学是市侩的天敌。只要内心埋藏了文学的种子，激昂慷慨之气或者浪漫情怀就会在某一刻突然觉醒。这时的凡夫俗子敢于横眉冷对，敢于拍案而起，他们懂得了侠肝义胆和缠绵悱恻，也懂得了如何对那些俗不可耐的嘁嘁喳喳轻蔑地嗤之以鼻。文学的地盘可能一天天地缩小，但是文学决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九七七年的时候我慌慌张张地撞入厦门大学，随手从书架摸下几本文学经典磕磕巴巴地读起来。三十年之后文学殿堂人去楼空，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这儿是我一辈子的栖息之地。

　　4

　　我觉得想道理远比讲道理有趣。于是，离开大学之后我远远地躲开了教师的岗位而在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工作至今。大约算知识分子吧。人们对于知识分子有哪些想象?戴厚厚的眼镜?咬着笔杆子盯着天空等待灵感?面容苍白，身材单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一直认为“七七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会那么单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他们或者肩上还搁着粪桶，或者跟在牛屁股背后扶着犁耙，或者正拉着板车走街串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外语口音不够纯正，没有拿到钢琴考级证书，四书五经、“子曰诗云”背不出三两句，三步四步的交际舞跳得很蹩脚，甚至从未听说过牛津大学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名。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打起了领带，穿着皮鞋橐橐地登上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台，或者在某一个万人瞩目的场合慷慨激昂地演讲。但是，我相信这些积累仍然潜伏在身体的某一处，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复活。只要坐上一趟每个小站都要停靠的慢车置于一大堆民工的方言、扁担、麻袋、臭汗及打牌的吆喝和争夺座位的拌嘴之间，以往的全部感觉一下子就全回来了。这生活始终压缩在他们的阅读和写作之中。

　　“七七级”这一批人于八十年代初期从大学返回社会，他们的性格多大地成就了当时的文化气氛？这是一个有趣的谜。八十年代的时候，诗人如同口念咒语的巫师令人敬畏；一大堆人心甘情愿地被种种艰深的哲学著作憋得胸部发痛；另一些人二两白酒下肚就开始辩论神秘主义，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常常把自己吓得脸色发青。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书斋式人物没有市场，文化沙龙的主角多半是上知天文、下谙地理的名流，他们或机智或叛逆的妙论与满脸的大络腮胡给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记忆。那时的女孩儿对于出身豪门的白马王子视若无睹，另一些牛仔裤包着瘦弱小屁股的白面书生也上不了台面，她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海明威或者高仓健式的男子汉，如果脸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就更好。至于房契、存折、结婚证书或者学位证书无非一些庸俗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是曲折的人生履历——至少也得曾经下乡插队，打过几场架或者偷过农民的鸡鸭。八十年代有的是放肆的激情，没有一点狂狷的个性简直可耻。那时的做生意开拓市场也仿佛是神圣的启蒙运动，商人们锱铢必较的精明很久以后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七七级”这一批人不会忘记历史的赐予，他们投入各种文化运动也就是想继续为历史做些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七七级”这一批人多半已经人到中年。中年人也就是疯过了，狂过了，现在身体有些发福，要歇口气整理一下人生了。中年人开始务实，瞻前顾后，小市民性格、暮气或者狡诈算计同时悄悄地附上身来。九十年代的社会也稳重了许多。稳重的社会就是懂得了算账，不再把柴米油盐视为不登大雅的累赘俗务。这当然就是经济学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中文系擅长的浪漫气势渐渐式微，经济学的算盘噼里啪啦地响彻每一个角落。

　　稳重的社会惊人之论逐渐减少，人们开始强调“言必有据”。“言必有据”在大众传媒上制造了一个开场的短语：“专家认为”。专家不就是知识分子吗?于是，教授、博士隆重出场。大学里面早已经将各种学衔穿成一根前后相随的长长链条，并且在不同的系列之间设定了兑换率——例如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多长时间可以当教授。各种学衔并非免费领取的午餐，每一种学衔必须得到规定业绩的支持。从发表论文的学术刊物等级、一个课题的研究历史到概念术语的来龙去脉、引文注释的数量和格式，每一个步骤都有章可循。这时，那些仅仅仰仗灵机一动就信口开河的才子们终于傻了眼。现今的教授、博士严谨、缜密、一丝不苟。他们经历了答辩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填过了无数的表格，脸上的表情已经训练得四平八稳。求证：这个问题几个解?甲、乙、丙、丁，A、B、C、D，他们的解答有条不紊，身后一摞子参考书形象地说明什么叫学术。我对于这一套指标体系毕恭毕敬，遇到某些“七七级”课堂上没有见识过的内容就老老实实地补课。尽管这是跻身专家队伍的必要修行，某些时候我还是会暗地里犯嘀咕：一大片中规中矩的面孔之间，那些横空出世、石破天惊之论是不是愈来愈罕见了?

　　当然，严谨或者中规中矩的教授、博士并非僵硬的机器人。某些时候，他们也会在表格或者引文注释的掩护下斗气，耍小心眼，占了便宜之后言辞之间就会流露出一些小得意。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一个教授逮住了另一个教授的一处史料讹误。纠正无疑是必要的，可是他脸上盛气凌人的表情让我不太舒服。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利用对方的粗疏狠狠地踩痛他的脚板，这种胜利有些无聊。至于他们内部的“人脉”关系，常常以学术的名义形成某种互利互惠的联盟。我有幸聆听一位学术大佬指点迷津。从国际汉学界到京城的著名学府，某人是某人的嫡传，某个大师与另一个大师结过何种恩怨，某个大学与某个大学之间如何互相挖墙脚，打口水战。一大堆内幕消息人物众多，情节生动，听起来与武侠小说之中的帮派关系或者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如出一辙。还有一些教授、博士无所谓哪一个门派的提携而甘于单打独斗。他们口才好，人气旺，大众传媒一下子把他们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爆炸性人物。与大众传媒的合作不仅可以像明星一般赢得追捧，而且可能像明星一般大把大把地挣钱。这些教授、博士无疑是给学术乃至文化添砖加瓦，只不过他们的方式与我当年的幼稚想象相距甚远。一九七七年的考试把我引入一个崭新的大学空间。我受宠若惊地站在图书馆和教学大楼之间东张西望，天真地认为这儿只有学术或谢绝权术或者别的什么术。当时我丝毫意识不到，这些地方有时也要讲辈分，拜码头，赔小心，打躬作揖，机缘凑巧也能淘得出万两黄金。

　　听到有些“七七级”已经退休，心中悚然一惊。凝神算了算，的确是三十年的时光。我的三十年，白了双鬓，添了皱纹，换得了一句“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也就是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功名可以轻轻一笑，荣辱也可以轻轻一笑。身外之物一松手就可以丢弃。念念不忘“七七级”，不是炫耀某种资历，而是因为那一种集体性格。见识过一些风雨，不那么温顺，喜欢用亲身经验衡量书本的知识，这一批人始终不是只懂得引经据典的迂夫子。一九七七年我从水田里一头闯入大学，暗自庆幸自己可以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

老木匠

一九七七的高考  ——小物件串起的往事
     
    新民晚报      2007－12－09

    ◆李辉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
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
艺部担任编辑。以文学传记、随笔写作为主。
    主要作品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
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和老人聊天》《百年巴金——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肖像》《
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等。
    1997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7年4月，因发表“封面中国”系列作品而被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
6年最佳散文家”。
   
准考证上的照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有了一个极为普通的号码：04013——高考报名号码。
    三十年前的准考证，收藏至今。找出它，往事立马被激活了。一个不起眼的物件，让
我的回忆也就有了一种可以触摸的感觉。
    按照今天的标准，准考证印制得再简陋不过了。长，十三厘米，宽，不到十厘米。它
不过是一张小纸片。但是，小纸片上却内容丰富，应有尽有。正面上端，印着“湖北省高
等学校招生委员会（1977）”的字样，下面紧挨着以花边加框醒目地印着三个字“准考证
”。然后依次为照片、号码、报考类别、考试地点、考试时间表。反面则是“考生注意事
项”，一共五条，简明扼要，该提醒的一点儿也没拉下。如今的准考证是什么样的，我没
有见过，想必精致考究了许多。
    仔细一看，姓名一栏“李辉”二字是手写的，不是我的字，想必准考证均统一由家乡
湖北随县（今易名随州市）招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用圆珠笔填写。报名号码、报考类别、
考试地点三栏倒是正规得多，是用印章盖的。但不知为何其中有两项盖的红色，一项盖的
则是紫色。无意为之，还是刻意为之？天知道。
    自己感到好奇的是个人照。说是一寸标准照，可是，却非正面照，身体有点儿斜，右
耳几乎看不清楚，还戴着一顶单帽，把头发捂得严严实实。照片不正规也不讲究。在今天
，恐怕任何证件上都不允许使用它，何况壁垒森严严加防范连一只苍蝇或耳机也不让混入
的高考现场。
    最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这张照片也不是我一九七七年的近影。照片上的我，圆圆的脸，
初看沉着，再看稚气犹在，完全一副少年模样，哪里像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两年半、参
加工作整一年、已经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翻出旧相册，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农村，才发现，
准考证上张贴的这张照片，应该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上高中之前拍摄的。距离一九七七年，
虽只五年多，但一般来说，这五年，是一个人从少年走进青年，外貌和个头发生很大变化
的时期。把它与我一九七七年的照片相比，差别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一九七七年的我，
脸已不再是圆的，而是显得清瘦，那副模样倒真的成熟了许多。
    已想不起自己到底为什么偏偏挑选了这张照片，贴在准考证上。是来不及照一张新的
，还是敝帚自珍？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我就是拿着这样一张印制简陋、照片也贴得毫
不严谨和规范的准考证，一路放行，走进了高考——后来，人们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次高考。
   
面对试卷，何止是汗颜
    高考后我走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大约一两年后的一个暑假，我回到家乡，一位与我同
时参加高考却未能如愿的中学同学来看我，送给我一份特殊礼物——我参加高考的所有试
卷。怎么得到的？
    是否违反相关规定？他没说，只说了一句：“其实你的成绩也不怎么样。”
    的确不怎么样。我报考的是文科，有五门考试科目，但只需参加四门。英语是参考科
目，可不参加，我没怎么学过，当然乐于放弃。其余四门成绩分别为：语文74分，数学62
分，政治69分，历史地理（简称“史地”）69.4分。加在一起不过274.5分。与如今动辄6
00分的高考录取相比真是汗颜！不过，当时听说，这也不算低分。可见当时分数普遍不高
。
    每份试卷，都写有自己的名字和报考号码。（听说现在只让写号码，不能写考生名字
，不知确否。）高考试卷居然回到自己手里，实属偶然，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三十
年后，尤显珍贵。当年全国参加七七年高考的考生有数百万之众，是否还有别的人与我一
样有此机缘，就不得而知了。面对旧物，汗颜而庆幸。
    试卷比准考证还要简陋而寒酸。每一门试卷，都是薄薄一张纸，而且大小不一。语文
、政治，只有三十二开图书的版心大小，史地和数学试卷大一些，各为十六开版心大小。
政治、数学题目只占一面；语文、史地则占两面。记得当时发试卷的时候，监考老师还发
下几张空白薄纸，供考生写作文或回答论述题使用，离开考场时所有纸张全部交上去。那
时还没有见过复印纸，发下来的纸颜色不一，或黄或白，有的纸薄得透明，如今连写便条
都不会用它们，可当年，它们却派上了大用场。都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试卷之寒
酸正好印证了当时的物资的极度贫乏，若不是再见旧物，即便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大概也
难以想象此情此景了。
    试卷的题目，今天的一个初中生恐怕都可以毫不费劲地应对。数学且不提，试举另外
三门部分考题为例。
    语文试卷的第一部分为“解释词语”，占10分，举出五个词语，分别是：诚实；俭朴
；伎俩；纲举目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们如此简单，其余部分也就可想而知了。史
地试卷，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
    历史部分有七个问答题，其中第一个问题为：“秦末、唐末、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是
谁？各提出什么战斗口号？这些起义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占12分；第二个问题
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哪四大发明？”占4分……
    地理部分有填空、问答两类考题，填空占12分，诸如地球分为几大洲几大洋，我国最
主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是哪些，等等。问答题其中一个为：“从北京到南宁
，坐火车要走哪几条铁路线，穿过哪些大平原，越过哪些东西走向的山脉，纵贯哪几条大
河的流域，经过哪几个省、自治区和省的行政中心城市？”占8分。
    政治试卷分为政治词语解释、问答题、论述题三类。词语解释共占30分，六个词语分
别是：党的十一大路线；四个现代化；“四人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主
义，唯心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问答题之一为：“在党的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中，
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谁？毛主席总结历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占10分。
论述题之一为：“简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客观必要
性和有利条件。”占20分。
    摆在我们湖北文科考生面前的，就是诸如此类简单的考题。但它们还是难倒了大量考
生。
    我也没有得到高分。三十年后，重看自己的试卷，不由得汗颜不已。笔迹之乱、知识
之贫乏、文字之幼稚、见解之浅薄，用“惨不忍睹”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羞于示人
，连妻子也不例外。
    譬如，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为《学雷锋的故事》，我的开头这样写道：“学习雷锋好
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在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到处
荡漾着这曲调欢快昂扬的歌声。它发自亿万人民的肺腑，它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它激
励着亿万人民前进！歌声中，雷锋的精神在发扬光大；歌声中，无数雷锋式的战士在成长
；歌声中，又有多少学雷锋的故事在传颂……
    多么幼稚，多么可笑，哪里有一丁点儿文学性？更难见最基本的文字功力。至于后面
牵强的构思，也就不必提它了。
    这汗颜只是我自己吗？我出生于一九五六年，要知道，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起就卷在
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折腾中。高中毕业是在一九七四年，伴随“文革”走过了八年，游行
、贴大字报、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哪里接受过一年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说是高中毕业
，其实，连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滚瓜烂熟的是毛泽东的诗词和语录，而不是唐诗宋词；
阅读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论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学名著……那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那是“大破文化命”和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后人谁能相
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学？甚至，长达十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辈人，有幸或不幸，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长大，接受可怜的所谓教育，
然后，下乡插队劳动，再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许多年、许多代后，历史老人如果再审视我们这一刻的高考，会汗颜吗？会怜悯我们
吗？
    也许，当年阅改试卷的老师们，已经为我汗颜过了。他们一定有怜悯之心，在我拙劣
的试卷上判分，给我带来了运气和希望。我从心底永远感激他们。试卷上有的老师只写姓
，有的则留下了他们的全名，勉强可以辨认。譬如，语文试卷词语解释部分是“肖鸣”，
作文部分是“毕鸿明”，造句部分是“谭联芬”；史地试卷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
分有四位老师，只认出两个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们来自何处，我不知道。三十年过去，他们都还好吗？
    当年到湖北招生的复旦大学的老师，怎么会从诸多考生中选中我？他是谁？我也不知
道。
   
复旦大学“入学注意事项”
    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在期待中度过。
    元宵节将近，一天我去打（当地话“打”即零买之意）酱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
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厂——湖北油泵油嘴厂——负责招生的师傅，他喊住我
。“李辉，你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是复旦大学的。明天到我那里去取。”“是吗？”当时
我还说了什么，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正好要去一个同学家里，与几位知青点的同学见
面。见到他们，还没坐下，第一句话就说：“我考上了。”说完，来不及聊天，我赶紧回
家，让全家人与我分享这一快乐。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达的，还有一份《复旦大学学生入学注意事项》。报到时，录取
通知书交给了校方，这份“注意事项”则和准考证一起，夹在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皮的《
中国地图册》里，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项”为单页双面，十六开，与县城的准考证和试卷相比，它显得正规得多，
用的是厚纸铅印通知。“注意事项”共十项。标题左上角，加框印一说明“此件随入学通
知书发给学生本人”。虽然是一纸普通的入学须知，三十年后，它却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条为我们提供当年的生活细节：“学生入校时，必须各自携带本人户口迁移证（
迁入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来自外地的学生，必须同时携带当月所需全国通用粮票和到
校后第二个月开始的粮食关系转移证明……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明，都必须分别
开给学生本人。”
    第六条让人感到母校带来的最初的温馨：“学生须带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
、被褥、蚊帐、餐具、雨具、热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学习等用品。”
    第八条写道：“办理入学手续时，须交最近拍摄的一寸脱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张（务必
拍摄报名登记照，切勿拍摄美术照）。复员军人应交不佩带领章的照片。”
    正是这一条须知，让我很快走进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近照。报到那天，六张照片，分
别贴在登记表、学生证等一干证件上。从那天起，我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专业
的学生，我们班的信箱号为七七一一，这个数字，从此成了我们班级的代号；我的学号是
7711026——它将陪伴我一同走过复旦四年，它也是我的毕业证上的号码。
    几年前，复旦大学百年诞辰纪念，七七一一的同学们相聚母校。这一次，几位热心的
上海同学为每个同学精心准备了一个意外的礼物——大学入学登记表的复制件。在登记表
上，我见到了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之际的我。当然不戴帽子，也不侧着身体，中规中矩，
与准考证上的那张照片上的那个我，模样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证——试卷——入学注意事项——入学登记表，四个小物件，把三十年前那一刻
的记忆串联起来，具体而生动，令人温暖至今。登记表上填表日期为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
。
    一个多月后，在大学校门口，一位新闻系的朋友刘平，为我拍下了进校后的第一张留
影。未来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完稿于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

老木匠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 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老木匠

6月22日出差去了，回来没有注意到梦子又更新了。读了真是感慨！

我还不知道还有复旦、师大卷之分的说法。

我的小姨拖著殘疾的腿腳，到處托人借書。我終生難忘的是，爲了我的高考，她為我抄了好幾本數學書的題目，可喜的是，那些都是散頁抄的，沒法保存，在我離開了農場之後，這些散頁抄的，大小不一的數學題也就只能扔掉了。

可喜——可惜吧？

另外，那天晚上是你小姨送你来的？好像没有脚高脚低的印象。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8-2 15:12 编辑 ]

老木匠

原帖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8-8-2 15:43 发表
打错了一个字。我的小姨不仅送我到师大，还把我托付给几位阿哥，从进去第一天就是一个小弟弟，这番场景想来亲切，但在当时，很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是男生，没有几个是要人送来的。但是我的小姨实在是太为小外甥高兴了，坚持要送我，我不敢违迕她的高兴，惟有听命。
最叫我气沮的是，有一段时间，只要我不“守住”小弟弟的名分，就有人提起这件事，说“侬是侬阿姨投给阿拉的”，木匠老哥也是这种人之一，哼！

哈哈，不是“投”是“托”，是托付的托，也就是法律上的监护权，由侬阿姨委托我们监护侬！

老木匠

赞一个陆兄的回忆！

32年前的事情真是现在人不可理解的。

我中学同学、单位同事里成绩最好的，参加77年高考的人很少。他们绝大多数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不愿意去背臭老九的牌子，更不愿冒再次分配的险。还有的是不愿意吃工资的亏：4年没有了工资收入，读书毕业后48元/月，也不比36元/月的工资高多少，要补回4年损失很难，更何况4年里还有涨工资的可能。

现在很多同学都下了岗。只有我这个因为不满意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工作危险的人，现在倒捡了一个便宜。

老木匠

做老板和大学没有关系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真正的老板也很少有再到大学来骗文凭的，陆兄搞错了。大学生给老板打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要感叹的。读书多和赚钱多完全是两回事。过去现在可想见的将来，都是如此。

到大学来混文凭的主要都是公务员、国企干部。民营老板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

能够让秘书来代读书的，在上海至少要局级以上了。比如那位市长，居然还是我们师大的校友哩。

老木匠

By: 晓路 发表于 2009-4-24 8:33:00
  
从老木匠的博客知道有一部叫“高考1977”的电影，据老木匠说，里面有太多肉麻吹捧邓小平的东西。我是不会去看这类电影的，因为对一个为自己赎罪的人，我们可以表扬他勇于改过自新，却不能去吹捧他。不过这却让我想到我自己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形。

1977年春天，在上海漂染23厂学工（其实是把学生当不拿报酬的童工来剥削）学了半年之后，我算是从中学毕业了。我们那时没有初中和高中，中学就是四年。春天毕业是因为文革中教育系统革委会里面的人精神病发作了，硬把合理的秋季入学改为春季入学，于是我们在小学呆了六年半，73年春天才进入中学，所以77年春天我在中学混了四年后毕业。

毕业分配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期，一半左右的学生还是要被强迫下乡做一辈子农民。我被分到了江苏的海丰农场。江苏原来有一个劳改农场叫大丰农场。我读的中学那时是按地区划片招生的，我们家正好和一片棚户区划在了一起。棚户区的住户在为穷人奋斗的共产党领导下那么多年，居住条件和环境依然是恐怖之极，而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很容易学坏，所以我们学校里有很多小流氓大流氓的。大丰农场就是这些流氓出了事被判刑或劳教后的一个去处。我猜想海丰农场应该是在大丰农场的隔壁。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血腥暴力运动过后，当权者为了便于控制已经被鼓动得有点喜欢造反的年青人，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变相劳改。海丰农场有可能是在这个背景下，参照大丰农场的模式为安置知识青年办的或者是改建的。和以前的下乡知青去遥远的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偏僻贫穷的农村比起来，应该说这样有工资拿的农场是天堂了。

虽然“两个凡是”在1977年春天还是zhonggong中央基本方针，但大家都期待着变化。而我更因为父亲长期卧病在床，学校也就一直没有来催我下乡去。从1977年春天到1978年春天，我整整一年失业在家。

1977年的9、10月份，政府正式发布大学招生的消息，报考者必须在10月份报名，考试大概安排在12月初。于是我去中学问，老师们对我说，因为我已经被分配到了海丰农场，我要参加高考必须去海丰农场报名，参加那里的考试。可是我连海丰农场在江苏那个角落都不知道，而报名截止期没有几天了，两个月之后就要考试。如果我这时下乡，即使我能报上名考上试，也早已经被折腾得没有可能考上任何学校了吧。

于是我母亲找了很多人想办法，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最后我所在的中学终于同意让我在那里报名考试，但有一个条件，我必须在报名之前把户口迁到乡下。我想这样做对我所在中学来说是划得来的：如果我考取了，我们这个以流氓众多而著名的中学就可以号称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如果我考不取，因为户口已经迁走，他们也就多完成了一个把无辜年青人赶往乡下受苦受难的艰巨任务。

我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学校老师告诉我和我父母说，除了去海丰农场之外，还可以选择去上海市郊插队。一般来说，人们以前更愿意去海丰农场，因为那是国营农场，有工资可拿，还有其他一些福利。如果插队的话，离上海市区不见得近多少，却要靠挣工分去和当地农民抢饭吃。而且插队之后身份是农民，不是国营农场职工，福利什么的就更没有了。但是对我而言，我知道我不会在乡下呆着的，即使考不取大学，我也会赖在上海另谋其他生路。如果去了农场，因为是国家职工，不去上班就成了政治问题了。我们权衡利弊之后，决定选择插队。于是我报名考大学的同时，填了户口迁往松江县张泽公社的表格。

报名时要填志愿，对我而言，户口能回上海最重要，所以第一志愿填了复旦，第二志愿是华东师大，第三志愿是我父亲以前教书的上海第六师范学校。北大清华自然是不考虑的，更不同说其他的外地学校了。不过那时的北大清华也不怎样，不会比复旦好。

接下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是复习，准备考试。但因为多数东西我没有学过，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要在两个月时间里学完所有高考中将会考到的中学课程。我们中学为摆脱了我而高兴，作为他们已经泼出去了的水，自然不会为我提供任何学习上的帮助和便利。好在我向来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自己学，记得那时听过一些复习的讲座，包括姚晶的，不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后来也不去参加这类复习活动。不过很多时候题目做不出，花去大量的时间。有些难题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就在有能人来我们家时问一下。我父亲的学生、书法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黄简那时是数学老师，有好几次他来我们家，我抓紧机会问了他一些数学题目的解法，比听复习讲座有用得多。

考试是在七一中学进行。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正经的考试，以前中学里也考试，但很多学生根本不考，自顾自地玩。老师还要恳求他们说：“毛主席说过，考试抄抄也是好的。”现在回过来看，像是天方夜谭。因为没有半点考试经验，所以考完之后实在吃不准究竟能不能考上。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中学里的一个老师来通知说，下星期有一辆大车会把我们去松江插队的人送到那里去。我也只好做好下乡的准备，一星期之后老师来通知说，这次不下去了，再过几个星期。还没等到几个星期后再下乡的日子，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当年的准考证还在，上面清楚地写着，我是松江县张泽公社的考生。到现在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松江县张泽公社。倒是我母亲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之后，专门去了一趟张泽，帮我把户口从那里转到了复旦。

老木匠

文章来源：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90513

最近常有人问：你是77级的吗？看了高考1977吗？是不是很感动了一把？

知道这个片子，因为主流媒体，尤其是上海的主流媒体鼓吹得很多。也就是因为如此，一直心存疑虑，不是很有观看的欲望。

今天陪内子到市中心逛逛，到了一个影院附近，见那里的广告上说是50岁以上的可以20元优惠。于是就进去看看。

电影一开始，是农场放映纪录片，有邓小平的镜头，下面的青年们群情激动。借着停电的情节，把这个情节翻来覆去了几遍。

是有那么回事，老邓复出的亮相，是在一场足球赛上，在场的观众也曾起哄过一阵子，因为老邓是故意在比赛进行中抵达的。可是纪录片镜头只是一闪而过。当年第二号走资派、右倾翻案风头目的黑印象还是牢牢的刻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时候，看电影的人哪里有这样激动欢呼。

看到这会儿就开始有点恶心，预感片子的主题大概并不是高考本身了。

果不其然，以后的台词中老邓被念叨了几十次，甚至在最后知青们去赶考时还用了很长的一段画外音，来强调领袖的恩情及嘱托——高度怀疑这段画外音是在审片的时候加上去的，因为和画面的配合效果实在是太差了。

想当年直到进了学校，政治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歌颂英明领袖的，只是不是邓。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要歌颂领袖。

1977的高考确实是使几十万人改变了命运，比如像我这样的。更使千万计的人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很可惜，这个片子触及到了这个主题，又逃离了这个主题。

老木匠

晃眼间，毕业30周年了。翻出毕业时的同学留言本，抄录于此，权当纪念。

本子是一个同学自制的，缎面精装本，封面上的照片也是他自己拍的华师大地理馆。



大概是1982年1月5日收到考研的不录取通知书，心情沉闷。同学们也有点鸟兽散模样。于是拿了这个本子请同学们留言。自己写的题记也故作酸样，“莘莘学友，天各一方，何以婵援，惟系此心”。

几年过去，心情转换，于是又在扉页上抄了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里的名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人，甚至是坏蛋，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天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数了一下，一共有57位同学给我留言。

壮志未酬

————这位同学和我一起去考研，一起落榜，所以写了第一个留言。

横看天下百国事，纵观人类千年史

————这位同学当年是积极入仕的干将，现在是红色资本家

相识恨晚，分手叹早！

————这是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要好同学

我看未必有人能与你在论辩中争锋，除非他也会修房子、打排球、读廿四史，又懂控制论……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同学，或许是有一点含蓄的批评意思在里面，现在是同事

用不到虚构什么，外在自然表现了内在自然

————这是班级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外国哲学语言，现在他移民到美国，失去了联系

君子坦荡荡

————这位同学1977年高考上海市语文考试状元，作文第一名，作文登在《文汇报》上

思想之敏捷植根于广博的土壤

————这也是一位老三届前辈同学，是当时上海蛮有点名气的摄影家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漂亮的钢笔楷体抄写的陆游词，这也是有点安慰我考研失败的意思吧，这位同学远在新疆任教

系心者，唯我们大家。

————这位同学现在也移民国外，失去联系了

洋洋洒洒，下笔即千言。坦坦荡荡，一见即如故。

————这是一位室友，也是老三届前辈

认认真真，痛痛快快

————后来有的同学评论，说这家伙痛快倒痛快，何曾认真过。写这留言的室友说，这家伙认真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

几张图标描尽古往今来，一番谈笑论遍山南海北

————这也是室友的留言，他是我文学阅读的启蒙者之一，真是非常感谢

自强不息

————这是几个自称为“匪”的朋友之一的留言

青天难柱，君心唯我众系

————这是睡在上铺兄弟的留言，现在我们远隔重洋，但在网络上继续近距离交流

打好调整球！

————这是班级里的排球主攻手的留言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这是班级里的老字辈，留言真是到位，点出了我的毛病

人生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任何外界的评判，而在于不断地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

————这也是老三届前辈的哲理赠言

如簧之舌，如海之学

————这是最早建立学术名望的一位同学，戏暱之外，也含有告诫之意吧

前进，这是多么好啊，这就是生活

————以列宁语录为赠言，这位同学后来也成为校领导

敏锐的目光，从最广阔的视角摄取立体的历史画面

————刚进校时，我在小组会上说过希望自己能够立体的、从各个方面把握历史，所以室友有时会说我是“立体派”

善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一位同学，现在也是同事，有点规劝的意思在里面吧

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

————鼓励我不要灰心，是当时同学留言的主题之一

东西南北中，全不在话下

————这位同学题完了字，才听说我可能要分配到外地去，赶紧又加了一段说明

尽职克守，宠辱不惊

————这是最早去世的同学，老三届前辈

微启唇齿，翻风月无他拘束；敞开心胸，拢江山入我襟怀

————这是一位被大家誉为“才子”的同学

含笑看未来

————这也是勉励的意思

无为而治学

————这是另一班级的活跃同学

潇洒而严谨，超脱而认真——不落俗套

————这位同学后来也移民海外

好剑不仅应当锋利，还需要韧性

————这也是鼓励的意思

听天由命，任己出力

————这也是年龄相仿的同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当年的游泳健将

含而不露

————这是老三届前辈的赠言，可以想见当年我实在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大海琴心

————后来我真的到了离海最近的地方教书

在芒野长川上燃起火光，在古藤索道上追求希望。录自《饶阶巴桑》

————这位同学年纪比我小，是唯一一个自愿要求到西藏工作的同学，后来成为藏学的专家，可惜身体太差，现在移居奥地利

老木匠

立体地探索人类历史，立体地观察现实社会

————这位室友年纪和我相仿，在留言里也含有规劝之意，是我非常感激的

由于你，使我深悟“反馈”的重要

————这是最绝的赠言，作为年长的室友，他是班长，看得出我当时年少轻狂、大言不惭的模样

“我们做的事本是不想做的，我们愿意做的事总是没有做”

————这位同学后来去做了体委主任，不过那倒是他想做的事情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是一位书法家同学，现在也是同事

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一切还没有开始——惜别时的一种感觉

————这位同学后来在海外成为中国当代史的专家

有规律的东西是真的，真的东西是美的，美的东西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是不绝的，不绝的东西是永恒的

————我当年给这位同学起过一个“狂生”的绰号，临别时他写了这段话要我体会。可惜的是，前几年这位同学因病去世了

口中滔滔中外事，笔底洋洋古今情

————这也是老三届前辈的赠言

富贵不能淫

————这是一位80级同学的留言

应命而生，应运而行

————也是80级同学的赠言

探索的途径尽管不同，但在历史的聚光点上我们终究要会合的

————这是一位意见经常不太一致的同学，作为党员，担负着组织的任务，后来在一个给市委写的报告里有不少他的文笔。80年代却成为鼓吹改革的急先锋，据说在海外还曾领头闹过风潮。现在则是一位事业有成的红色资本家，好像至今我们还是没有会合在一个点上

有志者事竟成！希望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这是刚进校时最活跃的同学，后来不知为何几乎从不参加同学聚会


幸运决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祝你走运”

————毕业前这位同学和我们一起去考同一专业的研究生，准备了一年多的我们都落榜，他却高中啦，所以有此赠言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路是给人走出来的

————这位同学后来成为很好的公务员

希望——生命的要素

————这位同学后来担任了很长时间母系的领导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录雪莱诗赠我的，是一位很宽厚的女同学

壮志未酬誓不休

————这是78级同学的赠言

相对无言，但是，未来是没有姓氏的

————这是年级里的一位才女的赠言，在1月14日宣布的分配名单上，和我一样是去农场局，我是马上去报到的，她一直到我第二次考研离开农场时才去报了到。现在是高干了

常乐

————这是同班一个女同学

人！才！

————这也是年级的才女，现在美国教书了

老木匠

有几个同学的留言是别有形式的



————这位同学写的数字和简谱，说是寓意转折后腾飞



————给我做了这本本子的，就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同学。大概是在1月12日还是13日，因为和系领导谈话中得知辅导员在我的政审材料里写上了“此人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甚多”字样，冲天大怒，到系办公室当面臭骂了辅导员一顿，替很多同学出了一口鸟气，这位同学当晚给我画了这张钟馗作为留言



————这是一位维吾尔同学的赠言



————这是一位日语程度很好的同学写的日语留言

老木匠

10年前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100个77级同学中，在中学里教书的有14个人，在高校里教书的33个人（其中有6个是在美国大学里教书），做了公务员的有15个人，经商的有11个人，做编辑的有8个人，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现在大多数正步入退休

老木匠

看了老木匠披露的当年留言，感慨良多。木匠毕业半年以后老童也毕业，可以肯定的是大致的氛围差不多，去向好的心里高兴但不敢流露，去向难堪的倒是不管不顾地发脾气——老童就在毕业会餐的大食堂里摔了酒碗，甚至出现 ...
童志刚 发表于 2012-1-12 22:27

我们连毕业会餐也没有，就突然之间乱哄哄的散伙

当时我们年级100人，1979年已经考上研究生10人，1981年底考取了16人，还有一个自费出国的，参加分配的是73人，10人留校，27个到中学教书，到政府机关的17个

老木匠

历史系的人喜欢微言大义的。

看看现在学生的临别赠言，一个人写的就有木匠收到的57条总和的字数

老木匠

这两天扯着韩寒的老爹，倒想起来了自己的一个两周室友。杨金福，我们同室同窗，从黑龙江农场考回来，很不容易的，还是个党员，所以刚来时那个辅导员姓周的拿他特别当回事，让他做班长。杨金福当时也很高兴，意气奋发 ...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2-2 13:24

你不说，我还真忘记了

不过我们107是6个人吧？7个人是后来搬到215的事情。老杨走了以后是我们5个人，老倪才能够走读生挤进来的。

想起来我们还去看望过在肝炎隔离室的老杨的，他变胖了很多的

老木匠

77级历史系学生，原本110人，变成一百零八将，由此都喜欢匪来匪去的，互称土匪。
自觉的梦游人 发表于 2012-2-8 10:45

哈哈，这好像不是信史哩！

老木匠

1982届数学系毕业30周年聚会


【 以下文字转载自 FDU_Development 讨论区 】

【 原文由 xys 所发表 】


看到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帖子，有热心校友整理了一个名单,转载并致谢！

加两点说明

1、该名单其实是77级和78级混合起来的，分别是78年1月到82年1月，78年9月到82年6月，这个要实事求是的，说是82届毕业生还差不多；

2、本版置底统计海外校友时发现的工作单位变化

一位朋友年底回国参加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刚刚从上海回来。他当时是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77届的学生，与传说中下一代中国核心领导层之一的李源潮同一个班（全班总共46人）。据他说，李源潮带着太太小孩，专程赶来赴会。全班基本到齐，但没想到李源潮会带全家出席，更没想到的，是李源潮居然能认出叫出所有同学的名字，很随和地与大家闲聊了好几个小时。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觉得李源潮还跟从前那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最后拍集体照时，不知谁提议仍安照三十年前毕业照的位子站。李源潮当时是站在边上的，这次还是站在最边上（见照片，李在第三排，右边第二）。倒是弄得摄影师和记者们有点不知所措，想把李源潮重新安排到前排中间，但被他拒绝了。可见中国新的最高领导层还是不错地。



数学系7718（78.01-82.01）和7818（78.09-82.06）

柏兆俊  加州大学Davis分校计算机系 数学系教授、计算机系主任(复旦大学数学博士)
陈贵强  牛津大学数学教授，原西北大学数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博士)   
范剑青  普林斯顿大学运筹与金融工程系讲座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博士)
何华    野村国际董事总经理，原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博士)   
李骏   斯坦福大学数学教授(哈佛大学数学博士 1978年首届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第一名)
李坚    华盛顿大学数学教授，复旦长江讲座教授（MIT博士）     
李乐德  耶鲁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西北大学博士)  
刘建国  杜克大学数学教授，原马里兰大学数学教授  (UCLA数学博士、计算数学)
陆盈    斯坦福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        
孟晓犁  哈佛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
孙路平  美国花旗银行总部Technical Specialist
魏景东  摩根斯坦利执行董事      
徐幼于  德意志银行执行董事      
姚大卫  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教授  (多伦多大学博士)   
叶可英  弗吉尼亚大学统计系教授      
应志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统计系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雍炯敏  中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原复旦数学系主任，数学金融研究所所长
张坚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数学系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张琪    密苏里大学数学系教授（杜克大学博士）        
张稚逸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数学系教授      
周永胜  Triver Financi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 President（located in
San Jose, CA.）
包光伟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你没看错专业！）
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陈晓曼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窦一康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总工程师
顾鸣高  香港中文大学统计系教授
何宁卡  珠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何志庆  华东理工大学数学系主任
黄民强  中科院院士，少将，总参五十八所研究员
李克难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李源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卢琳璋  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毛力奋  CCA SOFTWARE (SHANGHAI）首席执行官
毛文波  EMC中国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梅建平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邱维元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
潘皓波  金棕榈企业机构首席执行官
沈文海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
束宏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信用卡部总经理
闻申生  华夏基石公司副总裁
吴宗敏  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原复旦数学系主任
余跃年  信泰人寿保险，中国首批精算师，一次通过北美精算11门，创世界纪录
郁义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教授
张来武  科技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张振跃  浙江大学计算机图象图形研究所所长
周林    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凯瑞教授(普林斯顿大
学经济学博士)
周舜培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老木匠

今天我们7778毕业30年返校庆祝。一晃竟然30年过去了。

我也应该写一篇高考纪实，那年12月10号（15号？ 20号？）记不清了，我在二龙路中学考场。记得是个阴天，很配那不明朗的心境。从公车下来后，看到四处乌央乌央 ...
桦树 发表于 2012-8-4 11:10

欢迎桦树！

桦树从头看起，就知道木匠是77级华师大学历史的啦！

老木匠

哦，老木匠是华师大的呀？我有个同学现在在你们学校教书，叫杨奎松，不知你们老师之间是否认识。

华师大历史系很不错，过去有个陈旭麓，是和李新，彭明，孙思白一起写近现代史的。
桦树 发表于 2012-8-5 03:45

木匠是1977级在那里读书，现在可不在华师大

杨奎松很晚来华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