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玲

我的1977

我是老高二的，1977年我在工厂当工人。一个秋天的早晨，上班的路上突然听到高音喇叭中传出一条新闻：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还要特别关注老三届。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到来啦。
10年了，我在人生的长河中沉浮，因眼睛高度近视办了病退留城，自费学过医，当过街道的赤脚医生，当过代课教师，当过工人。上大学，是我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在猛烈的心跳中，我冷静地分析了自己，当年省重点中学尖子班的学生，从小爱好文学，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这么多年没有放弃过读书写作，我只要复习好数学，考上大学应当不成问题。
当天晚上，我找到最要好的朋友—— 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商量，她大力支持我抓住这个机会，奋力一搏。我当时就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从初一的数学题做起。整整一个月，我白天8小时上班，下班就做数学题，一直做到高一。做题的间隙，作为调节我还背背历史、地理、政治。
考前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填高考志愿。我从识字始就爱读书，小学四年级的外号就叫“老秀才”；五年级读《青春之歌》，别人都爱林道静、卢嘉川，我独偏爱余永泽，立志像他一样穿长衫抱线装书、钻故纸堆作大学究；小学、初中的作文都大得语文老师的欢心，篇篇作文都当范文朗读、张贴；中学就自学了《诗经》《古文观止》中的篇章……考中文系，是肯定的。考什么学校，却犯了大难，以我当年的眼光是非北大不读的，但10年的磨难却磨光了我的锐气，我不敢填北大，只求上一大学足矣。反复斟酌半天，最后第一志愿填了四川师范学院。当天夜里，我思来想去，辗转难眠，实在不甘心只上一个师院，终于在半夜近1点钟时，在父亲的陪同下，敲开高考办公室的门，将第一志愿改成了四川大学。谁料到这仍然太保守了，来年才知我的语文考了全省最高分（本来是满分100分，省里不批，压到了97分），总分也超过北大录取线5分。就这样，从小的“梦中情人”北大，与我失之交臂，到今天，这件事仍是我难以释怀的痛。这是后话，接着说我1977年的故事。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离我们工厂最近的考点是巴县三中，需步行半个小时，而且尽是田坎小路，小溪石桥，很难走。当年的考期是两天，考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四场。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上午考完，步行回家吃饭，饭后再步行去赶下午的考试，中午学校是不管饭的。幸亏那两天没下雨，否则道路泥泞，就更难走了。
1977年的冬天，真冷，是南方特有的潮湿的冷，考场上手脚冻得僵硬（当地的风俗从不关窗、从不烤火），写出的字很难看。第一场考语文，基础知识30分，有文字、语音、修辞的内容，对于我这个教过三年初中语文的老师来说，这太简单了，我几分钟就搞定了。作文70分，阅读一篇报道，写一篇读后感。我用最快速度读完报道，理出几条要点，形成我的作文大纲，开始作文。第一段用“报载”极精练的几句话概括了报道的全文，再用三个“何等好啊”排比句式开头，抒发了我的感想，大约800字，要说的话基本说完，准备想一个精彩的结尾，就算大功告成。谁知一看手表，只有5分钟了，心中大慌，来不及了，怎么办？情急之下，信笔写了一首七绝，四句话28个字结了尾。我来不及再检查试卷，更来不及修改，便匆匆交卷，跑出考场。出了考场，外边静悄悄的，几乎没有人，不像现在全社会都关注，大门外家长、商家云集，大门内保安如临大敌。交卷的铃声应当随我出考场的脚步声响起，怎么我出来几分钟了还没响呀？我满心狐疑，再仔细算算时间，原来我刚才算错时间了，早出来了半小时。此时后悔也没意思了，我只好独自一人怏怏离去。
中午时分回到家，父亲一边给我下面条，一边听我汇报考试情况，听到我早出来半小时，他比我还着急：“你考中文系就靠语文分，还看错了时间，怎么这么粗心？”为了安慰他，我只好说：“您别急嘛，我考得再不好，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您总不能不给我饭吃吧。”
下午考数学，好几道题把我难倒了，我不禁叹气。旁边的监考老师忍不住安慰我：“别着急，您上午考得挺好的。”
可能正因为我看错了时间，以诗结尾，文章结构更精美、别致；又没有一处涂改，卷面格外干净，所以歪打正着得了高分。转过年就从县里传来消息，巴县（100万人口的大县）的文科状元语文97分，是以诗结的尾。春节后就接到了川大的录取通知书。进校时，我的名字排在中文系的第一名，并代表全校新生写了发言稿，在开学典礼上发言。
这就是我在1977年的故事。
此后，我读大学、读研究生，分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副编审、正编审，一路走来，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读书改变命运，信然！



                            发表于《北京考试报》2006年5月31日

何毓玲

感谢考试

    那一年，我18岁，读高二。忽如一夜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热血沸腾，连夜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欢呼打碎了枷锁，从此天下无考试！私下里小心眼儿窃喜，可以不考试，轻轻松松上大学了！
谁知我们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这一去就是十年！
十年中，我们串联，抄大字报，撒传单，辩论，武斗……天下大乱，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然后，我们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我们的伙伴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谋生：北疆的荒原、南国的胶林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年华；天山牧马、东海捕鱼，下矿井，放木排，我们什么没干过？我们读着“社会”这本大书，有着比高尔基《在人间》还惨痛的体验。
考试没有了，大学也没有了。已有的大学生到工厂、农村、军营接受改造，脱胎换骨。几年后，也有过推荐入学、七二一大学等名目的所谓大学，但学生基础薄弱，所学也多是政治运动、文化补课。更糟糕的是“推荐”，名额本就极少，又多给予了有背景、有特权的人。而那些苦苦追索知识、坚持读书自学的学子则被冠以“白专”“不务正业”的罪名，被排斥在大学校门外。求知的路，好漫长，好艰辛，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看不见一丝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
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77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高音喇叭向全世界宣布：恢复高考！只有这时，只有经历了十年人生磨练而永不放弃大学梦的我们，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考试，好可爱！考试，好伟大！感谢考试给了我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圆了大学梦！于是，我们凭借十年的自学，凭借一个月的复习，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从此，天高云淡，月白风清，前程一派光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晋级，副高，正高……我们一路走好，全仗了层层级级的考试！
现在，我女儿15岁，读初三。如我当年一样，她上了一个重点中学，学业很重，考试不断，且愈来愈难。女儿苦不堪言，每每向我诉苦：“妈妈，世界上没有考试就好了！”我总是正色言道：“万万不可！没有考试，妈妈就不能从工人成为教授；没有考试，就没有我们家今天的一切；没有考试，国家就选不出大批优秀的人才，就不可能有这20 年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句话，没有考试，天下就大乱了，人生就更苦了！”我还会絮絮地告诉她，我们经历过的那段没有考试的日子；我还会心有余悸地祈祷，愿那种梦魇永不在我女儿身上重现！
考试，是人生长路中的一个个台阶，我们只有踏着它，才能步步向上攀缘。当然，这台阶有可能倾斜破损，有可能陡峭艰险，需要完善，需要治理，更需要认真对待，但却万万不可废除取消！
女儿马上面临中考，以后还有高考，还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衷心祝愿她，祝愿天下的考生一路斩关夺隘，旌旗飘飘，凯歌高扬！

                                 发表于《中学生》2003年第11期
                                                                                    

何毓玲

冬眠的肌体开始有血脉的涌动

“没有那场考试，我简直不敢想象今天的自己会是怎样。”
7月21日，当记者通过电子邮件与远在北京的何毓玲联系时，她对27年前的高考记忆犹新。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两大奇观：44天连续不停的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那一年，何毓玲28岁。 18岁那年，高音喇叭宣布：废除高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和同学们欣喜若狂，连夜上街游行。从此天下无考试，可以轻轻松松上大学了！”“何毓玲们”没有想到的是，“告别了考试，也就告别了大学，而且一去就是十年！” 1977年10月21日早晨，已经是兵工厂工人的何毓玲像往常一样走在上班路上。高音喇叭又响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特别关注老三届。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猛烈地跳起来。”当天晚上，何毓玲找到最好的朋友——一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向她借来一套初中数学课本。整整一个月，她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题。 次年春，以语文考分全省第一的成绩，何毓玲如愿走进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在，她是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部文科首席编辑。
何毓玲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并不鲜见。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 数据显示，1974年至1977年3年间，高校在川招生人数仅为34847人，尚不足现在在川年度招生人数的1/6。与此同时，由于高校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致使“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盛，高校似有实无，一个民族的教育体系遭遇空前“解构”。
“人才断档、青黄不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校园杂草丛生，大学老教授痛心疾首。 1977年7月，供职于省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锡宇接到命令，赴绵阳、遂宁、内江、宜宾等地摸底调查我省中学生使用教材情况。“没有明确说为什么要搞调查，但我们预感到高校招生可能有变化。”王锡宇回忆道。 变化终于在一个月后初现端倪。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京召开当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44天的会议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接到北京来的电话。”王锡宇那本27年前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下每通电话的时间和内容。“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私底下，这一消息在教育界不胫而走，人们欣喜若狂。 这消息应该说是1976年10月结束“十年浩动”后，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个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尽管那时国家的整个肌体仍处于僵硬状态，但冬眠的肌体的脉管，开始有血液在涌动。正是这根血脉的涌动，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枝青绿……
“各种询问信雪片似地飞来。”王锡宇说，那是他进入省招委后最忙碌的一个秋天。 青春的气息让1977年的冬天充满暖意。仅四川报考大学的人数就达61.1万！如此庞大的考试群体，仅考试用纸就达2000吨。
时年，我省获准录取高校新生1.9万人，占全国当年高校录取新生总数的6.95%，录取率为32：1。 省招生办公室的班子是临时抽调起来的。
身为考务组成员的王锡宇忙得几天几夜没合眼，“几十号人住在滨江饭店的录取场内，与外界断绝一切来往。尽管睡的是木板床，但心里却‘暖’得很。”
1982年春，“文革”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新鲜“出炉”，随即被一抢而光。 此后20余年间，我省近百万学子步入“象牙塔”接受高等教育。
在最近一次大型民意调查中，“恢复高考”被评为20年来“青年首选的社会事件”，55.5%的被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仅如此，恢复高考还被誉为“一场意义不亚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是“中国最根本性的人力资源投资”和“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时至今日，何毓玲的同学已经遍布政界、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多个行业。“知识改变命运。”2004年2月25日，何毓玲与部分大学同学再聚首，而今，她感慨良多。
                 《四川日报》8月中旬邓小平百年纪念专刊专稿（记者：胡敏）

何毓玲

当年四川的录取率为32：1
我们班最小的1962年出生，最大的1945年出生，小的直接跟大的叫叔叔！

何毓玲

回木匠，巧了，我当年也是不满意身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才义无返顾地去考大学，我父母还直安慰我，不要太紧张，考不上还可顶替妈妈上班。
而那些有了好工作的人似乎不屑于考试。二三十年后，人生的际遇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几乎都五十退休，每月几百元退休金。我经常感叹：考试改变命运！我那篇《感谢考试》就是应《中国考试》的邀约有感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