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杂感 [《楚天都市报》以“新三届”为总标题，请77、78、79三年考入大学的人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是叙述经历和感受。我应邀写了此文。时在1998年9月。] 作为一个群体，“新三届”无疑要比“老三届”复杂得多。“新三届”与后来各届大学生本质上的最大不同——这也是“新三届”之所以“特殊”的根本原因——就是：它是由身份有着很大差异的两部分人构成的：一部分是来自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另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工厂的工人、部队的军人、机关的干部甚至城镇的待业青年。后者或多或少的社会实践经验及其丰富的阅读经历，再加上人数上的相对优势，决定了他们在“新三届“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大家谈论“新三届”时，把后者作为主要对象那是很自然也很必然的。
我是属于“新三届”中从校门到校门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所以说到“求学经历”之类的话题，我们这批人几乎无话可谈。虽然我们也花了许多时间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但毕竟是在学校里，如果你愿意，读书（有用没用另说）总归是你的“正业”，社会实践经验则约等于没有，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就更谈不上了。我们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很窄很单调，但绝对说不上是坎坷。与我们的哥哥姐姐们相比，他们的不幸是把青春的最好时光浪费在无效的或者成效甚微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上了。除了肉体上的重压，他们更需忍受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我们的不幸则是，在我们上学读书的十年（1968—1978）里，所有的名著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哲学、历史、经济的，都在遭到严厉批判之后被销毁或者封存了。所以我们这批人所能做的就是在“帮八股”里摸爬该打。“十七年”的教育固然也有其缺憾，但比起后来的文革十年，已经是天差地别了。从荒废的角度上说，哥哥姐姐们被荒废了十年，我们也被荒废了十年。
那十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无书可读，或者严格地说是没有好书可读。我从有能力读书之日起，便开始了找书和借书的艰苦历程。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翻我们家堆放杂物的阁楼，因为曾经在那里找到过几本《儿童时代》和一本连环画《孙安动本》（我记得是这么几个音节，不知道对不对），这使我对阁楼充满了幻想，总希望在那里能有新的发现。后来姐姐说：别翻了，早都烧光了。到了1975年前后，好像各方面管得不那么严了，一些人偷偷地把家里残存的旧书拿出来摆摊出租，我便每天下午从我们住的矿区走7里路到市里一个没有花草的公园去，直到把那里摊子上的旧书一一看完为止。那时候读书主要靠“借”，但从图书馆里只能借到《艳阳天》《铁旋风》《新来的小石柱》之类，想看点“封资修”的东西就得去求有“根底”的哥哥姐姐们了。但因为怕我们少不更事走漏风声，所以借书之路上也就写满了一个求知少年的苦辣辛酸……这也是上大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几乎无法与兄辈同学们正常对话的原因之一——他们能从《神曲》、《失乐园》说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从柏拉图、丹纳说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而我们能说的，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便只有《雷锋之歌》、《牛田洋》、《春潮急》了。巨大的反差逼使我们不得不日夜苦读。大学四年，他们要做的是追回青春，我们要做的是追上他们。
幸与不幸总是比较而言，跟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忝列“新三届”之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大的幸运是，竟然能够与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的兄辈们成为同学，与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讨论，而且后来竟然还能跟他们一起拿着同样的学位证同时毕业——这样的经历相信后来人是不会再有了。可以说，我们这批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求学之路”，是从1978年秋走进大学之门那一刻才开始的。 [此帖子已经被作者于[lastedittime]1182323090[/lastedittime]编辑过] | 
发表于 2007-6-20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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