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旧苗

一九九七年入秋后，北京仍酷热难当。要不是收到老黄寄来的月饼，我还想不想几天后即是中秋节。平时家里收到邮包之类，大凡是儿子先拆，碰上他喜欢的东西，自然就截留了。这一次，儿子隐约知道邮包的特殊含义，未敢先下手。中秋之夜，一家人分享这来自岭南的佳肴，儿子稚齿留香，还有呐呐地问：“爸，你们同学现在都在干什么呢？”
    月正圆。儿子的发问，启开了我心窖里那瓶陈年老酒的瓶塞——我连明月也不邀，独自浅酌低斟起来……
    二十年前的深秋，我以比正常大学新生大一旬的年龄，带着那一代人独有的憔悴和疲惫走上了珞珈山。当年的校园，铅华不染，樱花道上的落英可以沏上东湖水啜饮。不同年龄、经历和秉性的年轻人，顷刻便被“同学”的标准同化了，被校园净化了。正当年的青春和失而复得的青春，在一间间狭小的寝室里赤条条地重聚、冲动，塑造出一个个不加修饰的故事。
    我们原学生八舍103室住的六个人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弓克、刘亚虎、杨胜群、段书伟、夏武全、童志刚。最大的二十八九岁，最小的十八九岁，少长咸集，也风云际会。寝室长是段书伟，他常去开会领会精神，但大量的日常事务却由什么职务都没担任的童志刚处理。比如，晚上自习时，因不时有人从哪里弄出点噪声来，他就用火柴盒制作了一个画着骷髅的“令牌”，对肇事者示罚。这办法开始两天还灵，大家连嗽都不改咳，但很快就实行不下去了。原因是，那“令牌”和那举牌的动作往往引起一场哄笑，制造出更大的噪声来。后来采取的是疏导政策。隔几天晚上举行一次知识问答(由每个人出一道题，抓阄回答)，让大家宣泄一下之后再进入自习。童、弓、夏出的题，大都是“××歌由谁首唱”、“××交响乐首句是怎样的”之类。我是听着牧歌和妈妈的纺车声长大的，回答这类问题常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报复，我有一次出了一道属于当代人物知识的题：“童志刚身上缺了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偏题、怪题，答不出来。还是童自己清楚，眼睛在玻璃片后眨巴一下，崩脆地不关风地回答说：“少了一颗门牙！”
    同室六个人中，段书伟是“兴福大哥”。他组装了一只电炉子，间常弄得满室飘香，不幸的是后来让学校电工侦破后给砸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忠于职守的电工凶神恶煞的样子，和寝室内外群情激愤的场面，后怕弄出什么“潮”、什么“风”来。其实风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五一”节假日里，未向任何人报告，全室人员买舟东下，上了庐山。六个人疯遍了牯岭，偏偏要把脏话仍在仙人洞，把臭脚丫子印在美庐的红地毯上。那天登上含鄱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一位过山的农民无意间说起，山那边二十里还有一处胜景，名叫观音桥。相传观世童还未脱俗时，曾经撩罗裙，漫移莲步(附会，观世音原是男身)，踏过此桥。如今那桥上还留有她余香袅袅的脚印。段、弓一时兴起，定要去寻访仙姝芳踪。我向来无豪举，刘亚虎、夏武全喜稳扎稳打，童志刚那天不知为什么也缺了往日的勇气，不主张去。一番上“纲”上“线”的争执之后，还是分道扬镳，段、弓义无反顾，我们四人沿原路下山。暮春时节的庐山更是难识其真面目，刚刚是云蒸霞蔚，一下子便乱云飞渡。我们四人刚回到旅馆，一场山雨便瓢泼而下。开始，我们庆幸自己没遭到这场雨淋，还幸灾乐祸地猜测段、弓的情形。有说他们正在观音桥上演《雷雨颂》；有说，他们正携“制芰荷以为裳”、“纫秋兰以为佩”的山鬼作雨中游……尽往浪漫处说。待雨越下越大，山影淡入夜幕，还不见他们回来时，我们着急起来，又尽往坏处想，谁说他们肯定是迷失在那片半原始森林了；谁说这两小子完了，至少有一个掉进了山谷……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无法实施救援，只能守株待兔。大家和衣而卧，盲目地做着什么准备。六个人一下子少了两个，灯光昏暗，檐边积雨时紧时慢，好生凄切。也不知什么时候，段弓二人趋趔着回来了，脸色苍白，一不吭声二不出气，任凭我们折腾着剥去无一根干纱的衣服，塞进被子……既然人回来了，我们四人又幸灾乐祸起来，“高度”评价他们，求索“美人”兮，“虽九死而未悔”。第二天，我们问起他们的观音桥之行，两人闪烁其辞，似乎是仙机不可道破。他们究竟是如愿以偿，在观音桥上与仙姝良宵共度？还是虽寻着了那桥，但“哀高丘之无女”？抑或是根本就没有找着那桥，而单相思地在山野里瞎闯了半日半夜呢？至今是一个谜。这次活动完全是秘密组织的，但还是被“当局”知道了。这并不是有人告密，103室三天三夜柴扉紧闭，焉能不让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为肯定是受到了批评，在多大的范围受到什么程度的批评，现在已说不清楚了。后来发生的一件同类性质的事，倒是说得清楚。真是树砍静而风水止。我们寝室的两个人和别的寝室的几个人，竟敢在毕业前夕需要特别“表现”的时候，擅自去游了一趟黄山。红男绿女归来不看岳，让人羡慕不已。但很快东窗事发，受到校方通报批评。作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寝室长段书伟被接连找去问话。每次问话回来，我们就像《红岩》里接“老许”似的，拥上去安慰他。
    103室还真有一个“老许”经常光顾，并受到欢迎。他就是许向明。这不仅因为每个暑假返校，他都要往我们屋里扔下一串福建龙眼，还因为他有一手绝活。那时学校吃供给制，餐票统一发放，固定日期餐期，过期作废，1日的票到2日就不能服，早餐的票到中餐就不能用。老许能化腐朽为神奇，用一支碳素铅笔，在废票上轻轻勾勒、点染，就使它重新具有了使用价值。每逢食堂吃包子的早晨，总有三五个人排着队请他斧正废票以便能吃上双份。等到把大家打发走，老许自己赶到食堂时，往往包子已经告罄，只能吃上两个剩馒头。这事偶尔也败露过。有一次，李德伦先生在老斋舍的学生俱乐部讲交响乐，我不知怎么也心血来潮，想去一睹“中国的卡拉扬”的风采，就请老许临摹了一张入场券。这张入场券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却还是被把门的学生会干部发出了破绽，没让我进。多年后，见着老许谈到各人的故伎，他说，他于此道，早已洗手不干了。
    那时，不少集体活动是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的。我们小组除103室六人外，还有汪芳(方方)、张磊、张国安、霍鹏远。汪芳是唯一的女生，全年级六个女生之一。我们小组在文娱活动方面是不错的，年级或系里搞联欢会，我们都有节目出，而且大多是自编自演。例如“李谷二乐团”、“快乐的仆人”等哑剧，现在重排，可能还是精彩的。有一次系里搞联欢会，童志刚、汪芳、弓克等从欧洲剧典里挑了一台独幕话剧(忘了叫什么名字)要排演。他们要我出演一个大臣，并说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经不住他们的软硬兼施，我生平第一次出演了一个剧的角色——尽管总共就一个动作、一句台词——我披着一条被单，一躬身对着头戴用画报纸做成的皇冠的夏武全说：“陛下，请饶恕他吧！”我的普通话二十年后还是“塑料”水平，当年就可想而知了。演出后，我谦虚地说：“我演砸了”。童、汪、弓却说：“很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不过，后来排什么话剧，他们再也没有起用过我了。
    珞珈山的樱花几度开谢之后，便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正值武汉夏季，一条条关于分配的“最新消息”口耳相传，掀起一阵阵与热浪交织的躁动与喧嚣。这时我因犯头晕的毛病搭伙搬到进修教师楼寄住，对发生在一间间寝室里的故事知道得很少了。
    好在我们这一届同学分配的流向，主要集中在武汉、北京两地，分在北京的十几个人，在寇勤、李为民、隋圻等古道热肠者的张罗下，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延续着同窗的情谊和校园的话题。虽然我们一个个都在一些牌子大得吓人的单位工作，但好多年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却比当学生时好不了多少。聚会常常是各人自带面包，或者每人凑三、五元钱。大家各自住着集体宿舍，串门自然也不太方便。后来，我有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房子，谁戏称为“汤姆叔叔的小屋”。记得，赵健曾在这里闭门写作，拈断数茎须，写出了一篇《北京市为什么有大事而没有豆腐买》的经济评论；当时还挤大篷车的汪芳，在这里风风火地煮过挂面；李军为写研究《世说新语》的硕士毕业论文，曾在这里小住，他那臃肿的南方大棉袄使小屋显得更小……不曾想，这间小屋会与后来的一代名流有这样缘分。而今小屋早已不再归我，同学们聚会也已是登堂入室，并常唤取红巾翠袖把酒添杯了。
    相聚总是有期的，离别却是无期的。
    前年大雁南飞的时节，我到广东出差，在珠江两岸，寻不着细雨如丝、淑女凭栏的情调，怅惘不已。但是，却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是见到了毕业后一直未见过面的黄应镐、王华敏和也有多年未见的师月会、骆苗。在广州，老黄驱车陪我去郊外的世界公园游览。晚上在那里看仿百老汇歌舞表演时，我们坐在前排特留的最好的们置上，旁若无人地叙旧……舞台上诱人的裙裾与身段，视而未见。在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师月会请吃饭，一杯酒下肚，他和赵健就侃股票，直至我明确表示不满，他们才把话题收到故人旧事上来，倒也新意迭起。举杯临高，指看即将回归的香港灯火，壮怀激烈，不欲归去。在离开深圳的那天早晨，王华敏匆匆赶来，我们一起吃了顿“广东早茶”。一别十六年，品茶粤海，看着他那微微发白的鬓角，我黯然伤神：岁月催着地老天荒，其淫威和肆虐，连人身上的茎毫末都不肯放过！
    记得读中学写记人的作文，常常喜欢写年近半百的人，似乎半百人生才是展开的好描写的人生。如今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时，感觉常常却是收缩和紧迫，有时甚至有一种未老先衰的恐慌袭上心头。但是，只要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我又感到自己年轻了，似乎又回到从前——尽管常常和刘亚虎、徐江等一起被寇勤呼为“老家伙”。
    月正圆，月桂常开不败。我在心里想：年轻属于同学，同学永远年轻！

李旧苗

老三届高中生、文革后考入大学的，现在也大多达到退休年龄了，如果此人大学毕业后到国企工作，即便是高级工程师退休，以常熟为例，月退休工资不过是1500到2000之间，而环卫处拉粪车、扫大街退休的，因为是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在2000到3000之间。单从收入来看，关键还是看大学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最近几年，GDP的增长是10%多一点，而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30%左右，掌勺者自肥，自己给自己定工资，公务员的待遇能不高吗。

李旧苗

高考1977，木匠教授看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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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旧苗

看看北大哲学系77级同学现在在干嘛


    来自世界各地的北大哲学系1977级同学近百人聚会于北大承泽园（科学与社会中心）。他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领域中对祖国作出重大贡献的精英人士。在他们之中有高级党政干部，如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现任zhonggong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衣俊卿，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江渝，宁夏自治区体育局白建国；也有坚持在高校教书育人的博导、教授，如北大社会学系原系主任的王思斌教授，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现象学中心主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学会会长张祥龙教授，北大哲学系尚新建、王宗昱、冀建中、韩水法、张志刚诸位教授，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小寒、张守民教授，北大郭宝平副教授，宁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李伟，中国政法大学方尔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利华副教授，中华女子学院张李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綮，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沈永社，广西桂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陶柱标；也有成功的大型国企、私企的企业家，如北京控股领导人之一张虹海，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张恒杰，北京首创集团党组成员、董事沈建平，中国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常务副总裁俞晓阳博士，凯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乔雪松，东莞市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也有成就卓著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如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樊平、宓小雄研究员，全国政协研究室郭庶增，国务院研究室张大平；还有新闻出版领域的高级编辑、记者，如光明日报评论员包霄林，解放军报局长谢京生大校，人民出版社陈光（老出版家王子野之子），人民出版社马列国际编辑室主任郇中建，人民出版社王粤，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罗林平，北京青年报编委、《中学时事报》主编姜莹，内蒙社会科学杂志哈布尔，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秦薇；还有一位作家、美学学者、画家、摄影家邹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求是杂志社副总编张晓林，zhonggong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王念宁，zhonggong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武，zhonggong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刘润忠，华文出版社副总编张惠军，江苏省委办公厅李云峰，河北省肥乡县委书记刘梦祥，大律师孔嘉，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政治科学系主任、博导何高潮，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杜丽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胡敬平，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周朗，语文出版社邢大明，深圳特区报张传伟，贵州人民出版社顾庆荣，商务部史建伟，国资委监事室刘振杰，北京中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詹清等同学因事未到。

李旧苗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图为：30年后又相聚
    武大中文系77级毕业照
    当年的青年学子，不少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杨厚兰（前二排右三），zhong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后排左六），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谢湘（前排左五），湖南出版集团总经理张天明（前二排右四），独立撰稿人高伐林（前二排左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后排左七），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於可训教授（后排左十）、陈文新教授（后排右二）、卢烈红教授（后排左十二），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刘传铁（前二排左四）等。
    （记者徐啸寒）“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昨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里，热闹非凡，48名武大中文系77级学生，从海内外返校聚会，纪念入校30周年。
    刚满60岁的武大文学院博导於可训教授，取下眼镜，仔细辨认着毕业照上的自己，感慨万千：“这不是我吧，哪有那么年轻啊？”
    入夜，梅园餐厅灯火通明。昔日的同窗，举杯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现任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琳，生于1960年，是77级年龄最小的同学，如今也年近半百了。
    据77级中文系学生、现任武大文学院副院长卢烈红教授介绍，当年，中文系共录取65名学生。由于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进校时，有的来自农场，有的来自部队；年龄相差也比较大，最小的17岁，最大的已30岁了。
    吕波是此次聚会召集人之一，现任财政部驻湖北财政监察专员。
    “近年来，我们几乎每五年就要组织一次聚会，但这次是聚的最齐的。”吕波说，77级中文系学生，在当年的武汉大学十分活跃，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高伐林这样的朦胧派诗人，体育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连续两年蝉联武汉大学春季运动会团体冠军，彻底丢掉中文系“夫子系”的帽子。
    据吕波介绍，中文系77级有65名同学，大多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其中，有“中国红色撰稿第一人”之称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研究员，他曾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片《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的总撰稿；有武大文学院博士导师於可训等13名教授；有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杨厚兰、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谢湘等10多名厅级以上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