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匠

我的高考经历

－－作者：任富田

去年（二ＯＯ七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也进入花甲之年。回想三四十年前的追求上大学的经历，很值得回味、探究，从中可以看到社会、思想、政治的艰难的进步。

我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在北京市西城区石驸马大街第二小学上了六年小学，于一九六Ｏ年九月进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那时北京市没有这么多人口，四中虽然是好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受人瞩目。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听别人说四中好，说四中有游泳池，就报了第一志愿。实际上，当年四中并没有游泳池，我也不会游泳。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下乡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一九七七年，由于我母亲得了脑血管疾病，成了植物人，我便留在北京，照料她。好像是九、十月份，开始出现恢复高考的传言。虽点燃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但几个不易克服的困难，仍让我兴奋不起来：“政治审核－－出身－－红五类”的政治标准；年龄限制（传闻有的省限制到二十八岁，将老高三老高二的人排除在外）；我能忍心放下瘫痪的母亲不管，回黑龙江准备高考吗？她现在这个样子，极左路线“功不可没”！

家里人都支持我参加高考，对于我这样三十岁的下乡知青，困退、病退无门，这最后的机会，一定要抓住。一方面，争取在黑龙江农场报上名。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年龄超限”，“人不在不能报名”，都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些彰显社会旧思维的巨大惯性，人心不古的自私本能。另一方面，我父亲请单位代为打听，下乡知青可否在北京参加高考。一开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没有户口，若算北京考生，万一考上了，岂不是挤占了北京人的名额？若算黑龙江考生，黑龙江省能同意我在北京参加考试吗？这其中复杂的手续，对一介草民，有谁会为你办理？

出乎我的意料，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还真有一条“人性化”的规定：有正当理由长期在京逗留的下乡知青，如果有单位愿出面为其办理招生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在京报名参加高考。直至今天，谈及此事，我仍对当年北京市高招办的有关人员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一“人性化”的规定，在今天看来，极普通，极自然，可在三十年前，在冲出“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红色恐怖万岁”的阴霾刚刚迈出第一步的一九七七年，制定它需要勇气，执行它让人感到温暖。

我父亲的单位愿为我办理高考的相关手续，使我们一家都很感动。我也开始复习。数理化的教材是我姐夫给找的，政治、语文就靠自己收集材料了。刚刚结束“焚书坑儒”、“破四旧”的文革，相关的书不好找，也不像现在有很多辅导班。每日里，除了做饭买菜，给母亲喂药喂饭，洗尿布这些日常必做的事以外，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复习。

大约在十一月底，海淀区招办让一星期内交考生单位的政审材料。算算时间，通过邮政信件办理此事，时间上来不及。我父亲决定他自己拿着四机部办公厅的介绍信，亲自去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办理此事。六十二岁的老人，到数千里之外的零下二、三十度气温的八五二农场去，这一路上要克服多少困难呀。父亲匆匆办好边防证，带上一个小马扎（火车上不一定有座位，更不用说卧铺了），就出发了。我则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心里没有底，不知他能不能顺利、按时回来。

终于拿到准考证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在海淀区育英学校，在高中毕业的十一年半以后，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重新恢复的第一届高考。

报名时，我谨慎地分析自己的不利条件，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工业水处理专业，好像还报了无锡和郑州的粮食学院（因为我在八五二农场当过粮食保管员）。实际上，这样低的报考志愿我都没有获得的机会。我心里的底线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都行，只要能跳出八五二，最好能回家！

一九七八年，可能在一、二月份，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大部分是年龄小的那些人，偶尔也有一两个老三届的人。我又在心里嘀咕起来：政审不行（还是要求红五类）？考的成绩不行（老高三的都不行，谁能行）？户口问题？“无产者最无畏”，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还怕什么？只是心不平！

三月初，接到海淀区招办的传呼电话，让我去一趟区招办。是好事，还是坏事？总不会是通知我未录取或因户口问题不能录取吧？可是你们同意我在京参加高考的，我也没有隐瞒我是外地户口的事实啊！

到了区招办，已有几个同龄人在那里询问着什么。办事人员解释说，志愿学校招生名额已满，未被录取。北京市打算新建一个“北京师范学院分院”，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愿意上。发给一封《北京师范学院分院招生征求考生志愿通知书》（此件我保存至今），如果愿意上此学校，要在三月六日前，将“志愿申请表”，交到海淀区高招办。拿着那封信，我急急忙忙往家赶，希望早一点让父亲和其他家人知道此事，分享喜悦！

没有北京户口是我的一块心病。收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签发的录取通知书后一两天，我去西城公安局户籍科询问如何办理户口进京，我这样的情况，户口落在家里还是落在学校。我从户籍科的墙上看到公安部有“中等以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即是户口准迁证”的规定。“准迁证”，是下乡知青朝思暮想的东西啊！我还去了一趟白广路十八号北京师院分院。办公室的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此处的前身是宣武师范，没遇到过外地户口的问题，让我第二天来听答复。

没想到第二天到那里，一盆凉水泼过来，让我透心凉：无法解决外地户口，录取你是错误的！还要收回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惊呆了。太不讲理了！报名、录取时你们都没说外地户口不行，我也没有隐瞒我是黑龙江户口的事实，怎么现在说不录取就不录取了？如果当初你们不让我在北京报名，我还可以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现在已无法补救了，凭什么让我承担后果？三十年后的今天，你可能不相信那样的事会发生，可是在三十年前，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很多人可能就得忍气吞声。我没有退路，我已在最底层，所以我要奋争！我说，准考证是北京市录取我的证据，我不能交还你们，我要拿着它去上访，应该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我在一位同学兼“荒友”俞**的陪同下，到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上访。排队等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把自己的遭遇叙述给一位老师，他要我留下准考证，明天来听他的回信儿。我想让他写个收条，人家说“你不相信我？我姓肖。”，我不敢再说什么了，但心里不服：这么不讲理的事都做出来了，我怎能谁都相信？我是一个“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北京人”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一天后，得到回音：你尽快去黑龙江办户口。办不出户口我们就管不了了。对此结果，我基本满意。因为我知道原则：录取通知书就是准迁证。

我立即准备回黑龙江。到了八五二农场，文教股的干事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未得到农场的批准！我说请示过生产队的领导，再说我也没占黑龙江的名额！干事说我们可以不给你办手续。我赶快回到生产队，副指导员告诉我，他接到文教股的电话，生产队领导把责任揽过来了：说我请示过生产队领导，并得到批准，生产队不知道还得报到农场并需农场批准。那位干事说了，不为难个人。

我赶快办理各种手续，收拾行李。四月底，告别了流血流汗苦干了十来年的北大荒。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坐在北京师院分院的教室里，开始了上大学的人生新阶段。此时的我，已年近三十一周岁。


转自《二闲堂》网站，版权归作者所有。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老木匠

推着粪车去高考


   
马继禹


    一石激起千层浪

    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10月末的一个下午。那时，我参加大队的建筑队，在临沂市原“一四六”医院门前的排水沟上修桥。这一天，我正与工友们干活。忽然，大喇叭里传来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并于当年向全国公开招考大学生。我聚精会神地听了好几遍。这消息在我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涟漪。然而，冷静下来，这个令千百万知识青年振奋的消息并没有给我带来希望和高兴，而是伤心——显而易见，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考试也不可能考取。在我为那些有机会报考者庆幸的同时，更为自己要错失良机，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悲哀。一条新闻打乱了我的心绪，打乱了我的生活，我摇头，我捶胸，我叹气，我想哭，我想叫……回家的路上，我失魂落魄。没吃晚饭，我就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床了，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昔日的学校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怨恨自己生不逢时，我埋怨老天不能让我再生一次，我痛恨“四人帮”剥夺了我学习的权利，否则，凭我的勤奋和智慧，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个样子。可是，现在，我却挣扎在无底深渊……

    我的家乡就在沂河对岸，父亲故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很小就与哥哥、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1964年，我从村里的小学考入临沂一中初中。当时，这所临沂地区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四个初中班。虽然常常连野菜稀粥都吃不饱，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初一下学期，我被评为学校为数不多的三好学生和优秀少先队员，受到好多同伴的嫉妒。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我们停课“闹革命”。折腾了两年，1968年，怀揣一册《毛主席语录》，我便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高中恢复招生，但由于家庭在“四清” 中被作为富农嫌疑清查，上高中当然没有我的份了。（其实，即使上高中，也不可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大都被打倒了。）回乡后，我干过各种农活，拉过车，采过石头，当过建筑工，还外出流浪过，出牛马力，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治上受歧视，经常受别人的白眼和欺侮。尽管大家都知道我有点才，但是没有人用我，我钻研医学，自学针灸，已经能为乡亲们治些病，可是连个“赤脚医生” 都当不上，更不用说民办教师或生产队会计了。相反，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同学，学习很不好，没上过一天中学，却能当民办教师。更令人苦恼的是，没有书读（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剧本），没有人理解我，没有知音，没有人给我指引方向。在那漫长的，迷失方向、不敢奢想前途的日子里，我想念母校，想念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可是，想想自己的处境和身份，我不敢去见他们，即使看见他们，也不敢抬起头来和他们说话，自卑和苦恼困扰着自己。有一次，在邮电局干建筑工，看见那儿的工人下了班，回到自己的单间宿舍，拿着搪瓷碗去食堂打饭，心里羡慕极了。那时，有时也渴望能再有一次读书的机会，但也不敢多想，因为那是做梦也不敢梦的事。1973年，大学招工农兵学员，但是要单位推荐；尽管我明白是白日做梦，对读书的渴求还是使我壮起了胆走到一位大队干部面前低着头问：“我去考大学行吧？”对我的请求，他连理都没理。

     大学梦

    现在，平等竞争的机会来了，十年等一回的机会来了，可是，我却没有资格，我能甘心吗？不，我不甘心失去的年华，我不甘心接受命运的摆布，我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我仔细研究了有关通知，发现除了应届高中毕业生和“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外，“有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报考。“同等学力”？我只读了两年初中，能和高中生一样有同等学力吗？这种想法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可是，我决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而且我觉得那两年初中的底子打得特别好，我还觉得我够聪明，而且这么多年来，吃过很多苦，因而有着非凡的毅力，这会使我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高中两年的课程，达到“同等学力”！

    首先要争取到报名的权利。我打听到我大哥的一个老同学——路老师在公社教育组，就向大哥询问了路老师的住址和情况，然后去他村拜访了他。得到了可以报考的肯定答复，这足以让我热泪盈眶、十分激动了！

    我想找人咨询，可是能找谁呢？连初中都没读完而且辍学十年还想考大学，别人听说了还不笑话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可是，重新学习的强烈愿望冲击着我。我鼓起勇气，来到母校临沂一中，鼓起勇气拜访了初中毕业前的班主任（当时叫辅导员）金老师，红着脸告诉他：“我想考大学。”金老师没有给我泼冷水，但是他认为：“你连高中都没读，报考大学太难，一百多人才录取一个，考小中专还差不多。”“可是考小中专超龄了。我自学吧。”为了摸一摸自己的底子，我写了一篇作文，托金老师请文科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下。王老师认为我的作文比他班里同学写得都好。这无疑增强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初 战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村联中，一路上，怕人家不给报名，又怕外人笑话我异想天开。到了村联中，顺利的领了表，报了文科。回到家，从纸箱里翻出发黄的课本，又借来几本高中的课本，我便在劳动的间隙里开始了紧张的复习迎考。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了，建筑队散伙了，生产队组织去离家较远的一条小河去搞农田基本建设。为了挣工分养家（那时要按工分分粮食，如果考不上，没有工分怎么生活？），我只好带着课本去参加工程。白天，我在工地劳动，劳动很辛苦，河里没有水了，我们就在底下清理河道，把淤泥从河底用力扔到岸上。淤泥粘在铁锨上，要用尽力气才能摔倒岸上。工休时，在寒风中，我躲开人群，捧起课本，默默的学习。晚上，我们好几个人打地铺住在当地农民过道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当伙伴们聊天或呼呼大睡时，我打着寒颤，凑近昏暗的煤油灯看到很晚很晚……

    从工地归来时，离考期只有几天了。毕竟时间太有限，实力太弱，我匆忙上阵，结果落榜了，当然分数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不公布落榜者的成绩。

    读书的苦与乐

    虽然初战失败，但是我感觉到高考并不是特别难。重新学习得到的快乐燃起了我学习的激情。听说1978年高考继续扩大招生，继续招收往届毕业生，我又开始准备自学应考。这时，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外语就重要，我初中的外语底子好，就考英语专业吧。

    因为初二只念了半年就停课了，英语只学了三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册厚。由于受“不学ABC，照样干革命”思潮的影响，已经10多年没摸英语课本了。庆幸的是，当时没有收废品的，英语课本和作业本都保存在破纸箱的最底层。我把它们翻出来，发现大部分已经被遗忘了。但是，我还认识26个字母和简单的单词。

  
  

   


    复习用的英语课本

    艰难的业余自学开始了！白天，无论是到生产队劳动，还是到自留地去收拾菜园，我都带着课本，在工休时掏出来躲到一边看。在田地头上学习时，还可以边读边用碎瓦片和草棍在地上书写，真是不用花钱的好本子啊！书装在身上，容易磨坏，我就用牛皮纸包起来。我借助认识的单词学习音标，反过来再借助会读的音标去拼读单词，并且根据词的构成归纳一些规律。这办法挺管用！干渴了十年的心灵吸收、理解特别快。不久，我就感到提高了不少。每篇课文我都反复背诵。课后的练习题，我都要做，苦于没有阅读材料，练习中的小短文，我都要背诵下来。背诵课文非常快，先朗读一遍，再回想一遍，再试背一遍，再对一遍书，就差不多背下来了。检验自己做习题的正确性是靠原来老师批改过的练习本，和练习本上一样就说明做对了。为了巩固记忆，每天学新课之前，我用几分钟快速浏览一下前几天学过的东西。


   


    在学到一定程度后，我到水稻试验站从农大毕业的陈老师那儿借来了英文的农学课本。尽管该课程比较难，我都坚持读熟，其中的词汇和语法都使我受益匪浅。为了检验自己对知识的巩固和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我用做水稻试验标牌的卡片做成单词卡片，一面是英文，一面是汉字；我还用硬纸片做成大一些的卡片用来记课文。这样，装在衣兜里，走在路上（那时步行为主），我也可以不断掏出卡片来学习了。

   


记单词的卡片


  
  

背诵课文的纸片


    书桌是一个50厘米高、50厘米见方、当年母亲陪嫁用的旧板凳，屁股底下坐的是20多厘米长的硬板凳。“书桌”上放不开课本，就放在地上。晚上，昏暗的油灯常常烧焦眉毛或头发。夏天到了，大门外是在大街上谈天说地的人们，而我仍然在蚊虫的伴奏下津津有味的“吃书”，有时，我朗读英语的声音过大，传到大街上，引来乘凉的人们的大笑。由于长时间坐在硬板凳上，屁股磨破了，烂了。但是，我不感到苦，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我觉得还不够；我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坚信我会成功！

    老 师

    我对图书馆心存感激之情，因为那时我能从县图书馆借到一本英汉小辞典。这本有音标，有例句，又有用法说明的小辞典成了我的一个老师。我反复续借，直到去学校报到。

    另一个使我受益匪浅的“老师”是一台“金猴牌”袖珍收音机。恰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英语广播讲座，又碰巧五金商店卖削价的收音机，10元一台，我凑了10元钱，把它买了回来。它对我来说，确实是pocket radio，我把它装在身上，随时随地地收听，既可以收听英语讲座（这使我的英语水平来了一个飞跃），又可以收听新闻，学习时事政治。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是我却常常一心二用：边吃饭边收听讲座，边做题边收听讲座；在菜园上翻地，把收音机放在菜地头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

   



    随着学习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的确不能解决，怎么办？我想起了母校——临沂一中，我想去找老师咨询，又担心老师已经不认识我了——10年过去了，更不用说我衣衫不整的样子令我抬不起头来。但是，为了梦想，我壮起了胆子，打听到了当年的英语老师——徐贞杰老师，想向他求教。徐老师是个教学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人，听说他会好几门外语。可是，在文革中，他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批斗，饱受折磨。我去见他时，他虽然已经恢复工作，清瘦的脸上仍然挂着忧虑，他轻声地说：“我现在教物理了，英语都忘了。你去找闵其敏老师吧。”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找到了素不相识的闵其敏老师，一个个子不高、清瘦的、慈善的老人。我向闵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听说我要学英语，他很赞赏，他说在校生都不愿意学英语。他很热情地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以后，我把问题积攒下来，就每隔一段时间去请教闵老师。有时候，我去的时候，闵老师在午休，我就悄悄地在外边等候。当然，我还是千方百计自己解决问题，把需要咨询的问题降到最少。

   


恩师闵其敏


    捡粪的怪人

    尽管我一分一秒的算计，时间仍然非常紧张。离考期只有几个月了，我不仅要学英语，还有五门别的功课，而且不少知识，如：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政治，完全是陌生的，要从零开始学。这时，我又参加了大队建筑队，正在农机厂干小工，任务是用机器粉碎废铁屑，这样，只能在工休时在轰鸣的机器旁看书，晚上还要加班，每天只能学几个小时。我还要吃饭，要养家糊口，因此也不能停工在家学习，当然生产队也不会允许一个青年在家里不干活。怎么办呢？经过昼夜考虑，我决定放弃当时很多人都想干的临时工，而去干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不愿干的活——为生产队捡粪。我分析了一下，捡粪有三个好处：一是拣粪自由，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在家学习；二是捡粪要进城，去母校咨询老师方便多了；三是捡粪可以常常去县图书馆查资料、读报。对我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在工厂当临时工怎么也是“二工人”，除了交生产队的，每天可以剩几角钱，对农村青年来说是上等活。而捡粪又臭又脏的，路人见了都掩鼻而过，年轻人谁愿意干呢？可是，我的母亲理解我，支持我。

    我砍倒了家里的唯一一棵老枣树，，找人做了简易的独轮车架子，又请当工人的姐夫给弄了个车轮，又买了一只柳条编的圆筐。我推着独轮车，车把上挂着褪了色的黄书包，在众人不解和鄙视的目光中，开始了捡粪生涯。临沂的大街上和通往临沂的道路上就出现了一个推着捡粪车，挂着收音机，嘴里嘟囔着英语的“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推着车子上路，看见牛粪、马粪、鸡粪、人粪，我都捡着。不到中午，就捡够一天的工分了。我推着车子，听着收音机，或者背着英语单词或课文回家了。回到家，把粪交到生产队，我可以一直学习到深夜。

    由于早上起床早，睡眠不足。如果捡粪回家早，中午就躺在床上打个盹。但是，由于学习入迷，往往睡着几分钟就突然醒了，就赶快爬起来，洗洗脸，接着学习。

    粪交到生产队是要过秤的，按重量记工分。过秤的人是单身汉郑淑芹。常年为生产队捡粪的还有一个人，有四五十岁了，我叫他三叔。淑芹时常对我们交的粪便质量很挑剔，杂质多了、水分多了，他都抱怨，有时候就在重量上打折扣。

   


自制捡粪车（仿画）


    学英语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天下午，村头修车行的人对我二哥开玩笑说：“你赶快回家看看吧。听说公安局的人来找你弟弟了，因为他整天哇啦哇啦地说外语，人家说他里通外国。”二哥信以为真，脸都变色了，匆忙回家了。

    捡粪并不是个容易干的活。当时，为生产队捡粪的人很多。有时看到一堆马粪，可能有两个以上的人跑过去抢。外边的粪便不多，就去家属院掏鸡粪。那时候，城里人基本上没有住楼房的，几乎每家都有鸡窝，都养几只鸡。我最常去的就是地委家属院和汽车运输公司家属院了，因为这两个家属院很大，这家没有鸡粪就到另一家。去家属院掏鸡粪，要先征得主人的同意，小心翼翼地问：“我帮你家掏掏鸡粪吧？”有的主人很客气，他家的鸡窝好长时间没掏了，很脏了，帮他免费打扫一下他很乐意。可是，有的人很凶，有时会训斥我们：“刚刚掏过了。整天来掏，哪有那么多鸡粪！”掏鸡粪有时会掏到鸡蛋，赶快讨好似的送给主人。

    有一次，到运输公司家属院掏鸡粪，竟然遭遇到“憨妁”。 “憨妁”是一个神志不正常的女人，不知何方人氏，那些年整天拉着一些破烂在临沂城游逛着讨饭，在临沂尽人皆知。那天，我是和本村的书钦一起出来捡粪的。在运输公司家属院，在一个阴凉处看到一些人在看“憨妁”“演讲”，我们也过去乘凉。看着看着，忽然“憨妁”弯腰摸起石头向我扔来，还一边骂着，说我笑话她（可能因为我总是面带微笑吧）。突然遭到一个神经病的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推起车子就跑，她就跟在我后边追。正在我不知怎眼对付这个邪女人时，书钦挥动铁锨朝“憨妁”冲过去，吓唬道“我铲死你个狗日的！”“憨妁”一下子被吓住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又说我曾经偷了她的东西。

    偶尔，一天下来，捡的粪太少，就匆忙到公共厕所里去挖一点。那时的公厕都被城区的生产队包了，如果被他们抓住，免不了挨一顿揍。有一次，我就被抓住了。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的粪筐里东西仍然很少。转到了一中西边的路上，这条路上当时有个马车店，马车店附近有个公共厕所。我看附近没人，就提着粪桶进去了。刚挖了几锨，看厕所的就进来了，大概他一直在附近盯着呢。他手里拿着铁锨，大声斥责着我。我赶紧把粪便倒回去，跟他出来，向他解释偷粪的原因，唯恐他用那沾满粪便的铁锨砸我。他把我叫到一个地方，说他大哥认识我，就算了，以后别这样干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免除了一顿穷揍。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哪位使我免受惩罚的大哥是谁。在城里捡粪，有时会碰见城里的老同学，这时，特别是看见女同学，我老远就躲到一边去，来不及时，就用草帽遮住脸，假装看不见她。尽管重重的困难和怀疑的目光包围着我，我觉得我的知识在飞快的增长，心里有别人体会不到的愉悦。连梦中也在背诵英语单词或数学公式，而且我感觉思考着问题入睡会增强对问题的理解和记忆。

   


励志铭


    时间久了，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捡着大粪听收音机、学英语的怪青年了。

   一本复习提纲

    当时没有政治课本，只有在校生有一本复习提纲。我偶然听到我初中的班主任李老师在红卫中学教务处当主任，便硬着头皮，推着车子步行10几里去拜访这位当年思想极左、歧视我的老师。到了那儿，他没有料到我是去找他的，反而说：“你是来找王主任的吧？”原来，我小学时期的教务主任王立德在那儿！这真是“天助我也！”王主任曾经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找到了十几年没见面的王老师，经过自我介绍，他想起了我，热情地帮我找到了一册十分珍贵的政治高考复习提纲。我的政治高考得了近80分（百分制）和这本复习提纲是分不开的。王老师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多次到他的老家去看他。

   


恩师王立德


    捡大粪的旁听生

    离高考只有3个月左右了，为了了解高考信息和提高学习效率，我想到毕业班旁听。经金老师热情介绍，高三文班的班主任王峄恕老师——接纳了我。我每天早上早早到校，把捡粪车子放在学校角落里，就到班里听课。来回的路上以及中午和课间，我仍然可以捡粪。那时的初中高中都是二年制，当时，班里的学生都是衣着光鲜的十五六岁的花季少年。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推着粪车的大龄青年，使得同学们很好奇，引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无视他们不解甚至歧视的目光，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午休时间有两个多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啃完了带来的煎饼咸菜，就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困倦了，就到外边读报栏里去看一会报，看到好的东西，就抄下来。偶尔也伏在课桌上打个盹，但绝不敢睡的时间太长。有时刚睡着几分钟，一下子又醒了，跑到教室外用自来水冲一下脸再到教室里学习。我虽然是旁听生，不交一分钱的费用，却没有受到任何老师的歧视，反而得到他们的重视，这使我终生难忘！

    我所在班级的学生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学习和纪律习惯不是很好。班里的有些学生不愿值日，轮到做值日打扫卫生就想偷懒。作为一个旁听生，老师没给我安排值日。可是，对王老师心怀感激之情，我每天早到校就帮助值日生打扫卫生；上课时，总是抢着帮老师擦黑板。为此，王老师多次表扬我。

    王老师就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他50多岁了，连我的井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语文水平高，而且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数学老师是唐伦廷，十几年前，我读初中时就认识他，那时就听说他对学生很好，但是无缘做他的学生。虽然当年高考数学分数不计入总分，我还是很卖力地学。“参考分也有用处啊”是我的想法。初中时，我的数学学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时候学起来倒感到很有意思，虽然大部分都是初中没学过的。我如此入迷以至于晚上睡觉也会梦境见数学公式。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改变了我内向胆小的性格，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顾自己衣衫褴褛，抓住一切机会向老师请教。打听到唐老师住的地方，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放学后，我就跑到他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帮我解答。政治老师叶老师、历史老师张若顿、须发斑白的地理老师李德聚，都对我很热情，讲世界史的青年顾老师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交往了很多年。荒芜了10年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求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觉得每位老师的每堂授课都是十分精彩的，令人愉悦的。甚至有一次，我竟然拿着自己写的作文，扣开了副校长、著名作家王火的门，请他对我的作文给予评价。这位温尔文雅的大作家多我这个陌生的穷青年很热情，认真地看了我的作文并作了指导。在得到了他的肯定后，我更有信心了。知识的甘露滋润着接近干枯的心田，使它渐渐地得到复苏。

    当时学英语的人很少，不上英语课，只有一个课外英语小组，总共6个人，都是靓丽的女孩。我去该小组听了一次课，觉得她们学得很简单，应付高考肯定不行，辅导老师说：“这些学生学得很少，你来意义不大。”但是，他们用的复习资料不错，那是老师用复写纸复写的（那时中国大概还没有复印机）。老师说：“没有多余的，否则就给你一份了。”该小组的一个叫李小萍的女生很热情，主动提出让我用她的。为了不耽误她用，我每天借5、6张。晚上我带回家，伏在油灯下，一边读一边快速抄写；为了增强记忆，我不是一个一个单词地抄，而是以句子为单位，读一个句子，一边嘴里都囔着整个句子，一边抄写。这样，抄完了，也背得差不多了。8开的纸，大概有几十页，全部抄下来大概用了十几天。当时没有白纸，抄在纸的背面。这些有些模糊的复习资料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啊！（高考时，李小萍落榜了，后来在一家副食店上班。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2009年，《临沂在线》搞了一个“我想找到你”的活动，我写了李小萍的事，点击率居首位，遗憾的是，没能得到她的信息。）其他同学也给了我不少帮助，有一个男生把他的高中英语课本借给我，说：“我不学英语，你用我的课本吧。”有的同学给我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在各位仁慈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的各门功课得到了飞速的提高。

   来之不易的准考证

    报名的时间到了。这年的考生特别多。村里的联中已经撤了，按规定，考生必须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当时叫公社）教育组报名。教育组在公社中学。下午，我忐忑不安地走了好几里地赶到了那里。担心的事发生了——负责报名的人姓宋老师（他家是我邻村的，是个典型的势利眼）不同意给我报名！理由是我不是高中毕业，又不能证明有同等学力。“不经过考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等学力呢？”我分辨道。可是，他根本不听我辩解。我几乎晕了——吃尽苦头却连报名资格都没有！我怎么说也不管用。但是我决不甘心！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推着粪车，一头大汗赶到了县招生办。那儿的负责人好像已经听说了我的事，热情地说：“完全可以报考。”他马上抓起电话，给公社教育组打了电话，又对我说：“你去报吧，他们要是再不给你报，我们给你报。”我又赶到公社，原先那位拒绝给我报名的宋老师不但热情给我报名，而且向别人吹嘘起了我。当我拿到准考证的时候，我的手颤抖了 ……

    麦收的时节到了，离高考的日子（7月7日——7月9日）也很近了。为了能去一中听课，为了能有时间复习，我不能去参加麦收。可是，这时候还是生产队，生产队长可不管这些。好几次，队长在我家大门外喊我的名字，我不回应。他就喊道：“你考大学，就不吃粮食了？看看您能考个什么样？”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不能停下！一个生产队好几百号人，麦收还差我一个？所以，不管队长叫骂也好，讽刺也好，我就是不应声。一早起来，推着捡粪车，带着书包和干粮就进城。

   似梦非梦

    考试结束了。经过漫长的、不安的等待，高考成绩揭晓的日子到了？那一天，我还没去看榜（当时并不直接把成绩通知考生本人），就已经有人说我考中了，但是我不敢相信。我推着捡粪车到了张榜的地方——沂蒙路青年商店附近，墙上贴着大红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挤进人群，从榜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和考号——高出录取线七、八十分（实际上，比师专外语系当年的最低录取线高出100多分）！我看了好几遍，“是，的确是我！”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强忍住眼泪出了人群，默默地推起捡粪车，晕乎乎地向家中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铁打的事实——回乡10年之后又要重返课堂，这莫非是做梦？不，做梦也没做过这种梦啊!甚至一直到入校半年以后，我仍然常常在梦中惊醒——高考落榜了，我被讽刺和嘲笑所包围……

    最后的考验   

    因为自己的总分数较高，填报志愿时，就在一类院校填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可是，不知是因为口试不太好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下子被打到了三类院校。经过口试和体检以后，我就一边焦急地等待，一边每天推着车子进城捡粪。谁知道，九九八十一难过去了，还有一个灾难等着我，上帝还要给我最后一次考验。

    一天中午，我把车子放在人民饭店门口，就到饭店里洗手，准备吃自带的煎饼。穿过餐厅，我直奔院子里的水龙头，洗完了脏手，转身就走。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背后放了一桶热水，大概是用来褪鸡毛的，我一下绊倒了水桶，一大桶水浇在了我的只穿了裤衩的右侧小腿上。很快，小腿上就起了泡。害怕饭店的人斥责，我忍着疼痛，赶快出去，推着粪车，赶到医院去看医生。小腿的一侧都烫伤了。医生帮我清理了受伤处，涂了一些药，给我开了一些消炎镇疼药和一瓶治疗受伤的油。我一瘸一拐地推着车子回家了。开始时，烫伤的腿是红色，后来就变成了黑色，开始是灼热的疼痛，后来变成了内部疼而且疼痛越来越剧烈，不只是外皮而是里面的肌肉疼，也不敢走路。我坐在家里，每天都涂抹医院给的油。不久，腿上起了泡。又过了一段时间，泡落下了，开始脱皮。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旧皮都退完了，又长出嫩的新皮，疼痛才渐渐消失。这也许就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考验吧，也许从此我的苦难就到头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度日如年般地盼着录取通知书。终于，我敢走路了，就进城去打听录取的事。到了招生办，被告知通知书还没到，但是录取是没有问题的。就又回家等待。尽管招生办说没问题，但是没有拿到通知书，心里总是不踏实，又时常听见有人考上大学被顶替的传说，心里免不了打鼓，夜里老是做没被录取的噩梦。于是，又推起捡粪车去捡粪，顺便打听录取的消息。反复去了招办多次以后，终于，在8月底的一天，拿到了临沂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报到那天，早晨，母亲炒了几个菜。侄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外甥则用另一辆自行车带着我的被褥和他帮我做的一个大约70厘米长、50厘米高的灰色木箱——我的书箱，送我到了车站，当汽车缓缓开动时，想起两年前离家出走的情形，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