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 下 轶 事 童志刚 到农村去 开始是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后来顺理成章地发展成干部也要去了；这两者似乎很不一样，其实骨子里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在毛主席看来都是一些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说是干部，其实真正当权的“大官儿”并不去，充其量是一些科长处长们，是一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多余人。 父亲在当了几年的“走资派”之后，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走“五七道路”；心里未见得想通了，却表现得义无反顾，一家都去，户口全迁--当时很多人都是自己去，把妻子儿女留在城里，“复辟”的企图昭然若揭--好像根本没有准备再回城里。我想，像他们这种家庭成分不好、学生出身的技术干部，当时肯定已经对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失去了起码的信心，只能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我们去的地方叫建安公社（原名二道河子，离我们原来生活的小城吉林辽源七十里地），落户在双山大队第二小队，时间是1年初，春节还没过。此前姐姐已经到另外一个公社的集体户插队一年多了，跟队长们打了个商量，我和父亲便坐着生产队派的马车，把姐姐也接到一起来了。姐姐的行李很简单，却拉了满满一车东西回来，全是集体户分到姐姐名下的过冬柴火。 开始，生产队显然并没有做好接待“五七干部”的准备，现盖房子肯定是来不及了，只好临时安排住到别的农户家。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富农家里。这家人过去是富农，现在可是连贫农都不如，房子又旧又破又黑又小，也算是老话“风水轮流转”的一个注解。富农老两口住南炕，我们一家住北炕，晚上睡觉时炕前拉一道帘子，象征着各有各的秘密，各过各的日子。富农只一个儿子，文革前出去读书，后来就留在城里工作了；儿子很少回来，偶尔回来也绝不张扬，悄悄地来，静静地走。老两口盼儿子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从不溢于言表，怕给儿子添烦添乱。那个时代，人被分成三六九等，贫下中农怎么干都行，总是人民内部矛盾，地富反坏右实在是老实得不得了，谈什么“乱说乱动”，简直是动都不敢动。 一切都自自然然，一夜之间，我成了乡下人。 小六子 小六子姓庄，名字很富贵的，叫庄千贵。 小六子是我一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农村小孩，文化一点，也许应该叫乡村少年，当时十来岁，跟我同年，大我月份，都是上三年级。 小六子家也分了一户下放干部，但小六子家成分好，所以房子比富农家的大，下放干部就单独住了他家的西屋；而且小六子家也比富农家富裕，下放干部没来得及准备的生活用品都受到了热情的提供。心里就很羡慕，父亲就很惭愧，但一家人都明白：咱们自己成分也不好，地主配富农，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因为小六子家的那户下放干部只有夫妇俩，我便成了整个生产队小孩子们关注的对象。搬家的卡车一到，马上来了一大群小孩，热情地帮着拎水壶搬凳子，可惜家产有限，一下就搬完了。小孩子们显然觉得不过瘾，不肯离去，围着，大人们赶也赶不走。我倒成了一个沉默的看客，面对陌生的一切，可能心中有些怅然（当时可不知道这个词），表情肯定就有些落寞。 小六子就过来说话，关于他自己，关于生产队的情况，还有其他小伙伴的名字、读几年级、家的位置等等，最后说：听我爸（小六子的父亲是大队会计）讲，你们下放干部家也要分自留地，过两天我来喊你，咱们一起捡粪去。 就这么简单，小六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在农村小孩当中，小六子属于比较细腻的那一类，圆脸，大眼睛，说话的声音不含丝毫北风吹过的粗糙，很纯，无机心，用现在的标准看，是个不喜欢争论的实干家。小六子也是独子，同样是独子，农村的比城市的地位要高许多，小六子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是早年守寡的老奶奶的独苗孙子，父亲（我叫他庄叔）年近五十，算是老来得子，母亲（我叫她庄婶儿）只有三十多岁，自然也把将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小伙伴们经常用他父亲和母亲的一段故事来取笑他，说是大跃进前后，庄叔来到山东某地农村，“鼻梁上架着一副小眼镜，口里含着个烟袋嘴儿，手里还拿着根文明棍儿，哄来了一个小媳妇儿。”小六子听了也不高兴，但从不因此与人吵架，只是他的无辜的表情令人不忍再说下去。 小六子跟我成了好朋友，连累得两家也来往密切起来，结果是我们家从中受益颇多。庄婶儿是典型的山东妇女，个头高高，大手大脚，性格开朗，像雷锋一样乐于助人，母亲的许多农家活计都是庄婶儿教会的。当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在捡粪、放猪、抓鱼、挖野菜、打柴火、间苗、锄草等所有的方面，小六子都当仁不让、当之无愧地成了我的老师。当然不仅如此，虽然小六子所有的活儿都比我干得快做得好，但我们显示在父母面前的劳动成果却永远是一样的--体贴和关怀，在小六子是那么的自自然然，那是他与生具来的本性。 令我至今念念不忘、心怀感激的，是一段类似电影里的情节：刚到初夏，生产队为我们盖的土坯草房就完工了，全家匆匆搬进了新房，没想到突然一场大雨，新房经受不住严峻的考验，满屋皆漏，遍地潮湿，父母也没在意，结果不久我就水到渠成地得了关节炎。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开始时，脚脖子每天不多不少只疼一次，而且一定要在我上床睡觉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准时发作，只好披衣起来，在炕上不停地跳啊跳，直到“痛魔”也疲倦了 ，我们才一起睡去。后来病情加重，有时候早上就开始疼了，疼得脚不能沾地，一次次，就是小六子背着我上学的。上学的路上还有一条小河，水浅时可以踩着石头过去，一旦下雨就得趟水，每次把我背过河的还是小六子。东北的水，无论缸里装的还是河里流的，总是冰凉，小六子代替我一再地品尝了这种冰凉。 1972年，父亲调回城里，小六子也曾经来过家里几次，感情却慢慢疏远了。后来听说小六子没有读完高中，学成一门木匠手艺，娶妻生子，生活无虞。 二老板儿 东北人管赶车的叫“车老板儿”。二老板儿姓徐，在家行二，所以叫二老板儿。二老板儿四十多岁，个头高高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很有性格，平时不苟言笑，加上出身好、技术硬，所以连威风凛凛的大队长都不太敢随便惹他。 二老板儿的赶车技术远近闻名，有点像电影《青松岭》里那个可以一鞭制服惊马的老车把式。但平时冬天送肥，春天耕地，秋天拉粮食，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名堂，只有当生产队从内蒙草原买来新的马匹时，他才有机会略显身手。来自草原的马匹，野性未脱，没拉过车，没驾过辕，背井离乡已是满心的不高兴，突然又有人要往它身上套东西，那份暴躁真是有如雷霆。每当此时，其他的车把式都蔫儿啦，远远地看着，一副无所措手足的样子。队长便喊：二愣子，叫你爸去。二愣子便钻出人群，很自豪地奔回家，不一会儿，二老板儿姗姗而来，腋下夹着自己惯用的长鞭。几声长鞭的脆响，几声朦胧的吆喝，蒙古马便服帖下来，半是自觉半是无奈地走出了节奏鲜明的草原舞步。我至今怀疑二老板儿是个“马语者”。 二老板儿的绝技要在夏天多雨的季节表现。一次，我们一群人坐二老板儿的车去公社的所在地赶集，正准备回家，突然大雨如注，只一瞬，二道河子的河水就涨到了大半个人那么深。问题就来了：住河南岸的几个大队的人怎么涉水回家？一群群人、一辆辆大车聚在河边，天正在渐渐地黑，水还在慢慢地涨，有的车老板儿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啪啪啪长鞭甩出脆响，企图驱车闯过激流，结果有的半途而废，有的被冲得顺水漂流，全都失败而归。这时候，我们坐着二老板儿的车来了。二老板儿下车到河边看了看水势，回头对大伙说：估计过得去，你们坐好扶好，都别乱动乱叫。隔壁金波大队的人认识二老板儿，过来说：二老板儿，把我们也带过去吧。二老板儿说：最多三个人。他们便推荐一个小孩两个妇女挤上车，嘴里没忘了说谢谢二老板儿啦。二老板儿两腿叉开站在车辕上，左手扯着辕马的缰绳，右手长鞭拢住拉套的两匹骡子，不让它们有一点随波逐流的想法。还是几声长鞭的脆响，几声朦胧的吆喝，浅滩缓行，中流奋勇，有惊无险，车已到了对岸，留下身后一片喝彩声。 除此之外，二老板儿还有一手绝活，也令人叹为观止。东北人喜欢嗑瓜子儿（葵花子），不光逢年过节要嗑，平时闲着说话聊天也要嗑，乡下人城里人都一样；可能有人注意到了，很多东北人的门牙上都有个小缺口，那就是瓜子嗑多了的结果。民间的嗑瓜子比赛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二十或三十颗瓜子分别摆在各人的面前，预备齐，谁先嗑完谁是赢家。二老板儿不屑于参加这种比赛，也没人敢向他提出这类要求，在嗑瓜子这个问题上，二老板儿属于另一个档次上的人：他可以把一把瓜子同时放进嘴里，嗑开、分离、咀嚼、储存，所有的工序都在内部完成，最后一起吐出来的全是瓜子皮儿。 爱情故事 爱情是乡间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冬天，人们集中在小队部，一起搓苞米；开春，人们还是集中在小队部，一起剜土豆芽子，手上忙，嘴里也不闲着。其实不管有事没事，人们都会自动自觉地集中在小队部，家长里短地闲磕牙。这个时候，人们嘴上说的肯定全都是爱情--当然，大部分内容比爱情本身要深入许多，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只听热闹不管门道的--令人佩服的是，无论多老的话题，总能常说常新。 第一个爱情故事有点邪乎。 大队长姓金，他有个弟弟，三十来岁，大伙都叫他“金小子”。金小子在当地（大概方圆十里）是个人物。在土生土长的农民当中，金小子约略算得上是一表人才，而且用东北话说是特能“白话”，不知底细的容易被他唬住。金小子是家里的老幺（东北人叫“老疙瘩”），从小受宠，后来大哥又成了本地权贵，他便愈加无人能管，整日闲晃，不干正事儿；我们平时很少见到他，据说他大部分时间是呆在城里，所以每次回来都有一系列新闻到处宣讲。 有一个名为“院长部长”的民间幽默，说有个鞋匠--掌鞋的，看上了一个姑娘，怕姑娘瞧不起自己的职业，就撒谎说：我是院长部长。姑娘信以为真，就嫁了过来；不几日，发现这位“院长部长”只是一个替人补鞋钉掌的鞋匠，于是怒而发问：你不是说自己是院长部长吗？鞋匠面无惧色亦无愧色，答道：那当然，谁管得了我？我就是愿掌不掌。乡亲们都说，金小子在城里就当过鞋匠，上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 金小子真正令人惊异的爱情故事是这样的：金小子在城里结识了一位四十余岁的半老徐娘（守寡抑或离婚，待考），未几，两人爱得不可开交，徐娘就想嫁给金小子，金小子觉得年龄差距太大，一再不允；可是徐娘已离不开金小子，别无他法，徐娘急中生智，命令十八岁的女儿与金小子结婚，终于将金小子招进门来--金小子一石三鸟，不仅在城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更一次娶了母女俩。乡亲无不感叹：金小子真是命好！ 第二个爱情故事有点凄惨。 我们小队除了有一家富农，还有一户“四类分子”--当时好像是这么一种情况：每个小队（现在叫村民组）平均总要摊上一个地主或者富农，但不是每个小队都能拥有四类分子的。比较起来，富农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因为他们是“历史”的，没什么威胁，而四类分子是“现行”的。四类分子姓赵，名字叫赵丙仙，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就觉得，什么神哪仙的，恐怕生来就不是好人，何况还是个大男人。四类分子据说原来是中学老师，但什么时候犯的什么事儿，政治问题还是男女作风，我一直没搞清楚；虽然也没发生过随时被揪斗或遭人虐待的事，但极少有人与他家来往确是事实。赵家有两兄弟，我所谓的凄惨的爱情故事就是关于赵老大的。 赵老大在生产队赶牛车。同样是车老板儿，驱牛还是赶马，有着天壤之别，温和缓行的牛车总是与老弱病残为伍，赵老大身强力壮，却只能赶牛车，可见他低下的地位。赵老大二十七八岁年纪，却已经老气横秋，没有一点青春的气息了。到这个时候还说不上媳妇，估计他自己也已经绝望，加上父亲的四类分子身份，自己又身无一技之长，多重的精神压力反映到他的脸上，是一种不会有任何女人喜爱的凹凸与干涸。 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机：一天黄昏，赵老大赶着牛车从田间回来，车上竟然坐着一个姑娘。姑娘长得黑瘦黑瘦的，一脸病容，看不出十七八还是二十七八。赵老大将牛车直接停在大队长家门口，轻声把正在吃饭的大队长喊了出来，跟大队长说了些什么，大队长又问了姑娘几句话，然后赵老大就把姑娘领回自己家去了 。 后来大队长跟大伙是这样交代的：赵老大那天去临队还玉米种子，回来的路上碰到了那个姑娘，姑娘告诉赵老大她家里已经没有其他的人了，无家可归，自己又得了痨病（肺结核，当时在农村仍然是不治之症），希望赵老大能收留她。赵老大也向姑娘说明了自己家的情况，姑娘当即表示，如果赵老大愿意，她可以给他当媳妇。大队长对姑娘说，那就先到赵老大家住下吧，结婚的事以后慢慢再说。 大约一年以后，姑娘病死了。赵老大让弟弟帮忙，一领破席子裹了姑娘的尸体，还是赶着去年把姑娘拉来的那辆牛车，到南边的山里把姑娘烧了。我和小六子到南山打柴火的时候去那里看过，远远的，一堆黑灰，有点阴森，也有点凄婉。乡亲们都说可惜，应该让赵老大跟姑娘早点结婚的，现在姑娘死了，恐怕赵老大一辈子都搞不清结婚是什么滋味了。赵老大却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很自豪地说：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姑娘来的第二天晚上就上了咱的炕，不是咱要求的，是姑娘自己主动的。好像还说了很多具体的细节，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但我们听到的转述，关键处都被含糊其辞了。 第三个爱情故事有点壮烈。 赵老大的弟弟，名叫赵林。在公社的中学读完高中，二十岁，回到队里当了农民。 赵林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样，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小伙子，有文化，手又巧，庄稼地里的活样样都行，在队里总是拿最高的工分。赵林的性格却有点孤僻，极少与人说笑，在队部集中干活的时候，他从不插言，只是听，偶尔玩笑开到了他的头上，也只笑笑；人们在地里喜欢“估堆儿”干活，手里忙着，嘴上不闲，热闹，而赵林总是一个人干在前面，到收工时则是一个人落在后面，仿佛一只离群的孤雁。当时好像有个被打倒的省委书记也叫赵林，一群小孩便喜欢当着他的面喊“打倒赵林”，赵林还是笑笑而已。 其实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赵林，要不是有一个当了四类分子的父亲，赵林肯定可以干个小队长或者会计什么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一直喜欢独自干活的赵林身边多了一个人。不是偶尔，而是从种苞米开始，后来到间苗锄草，到收工回家，独来独往的赵林的身边总有一个人如影相随。这个人便是四丫头。四丫头是生产队副队长的独生女儿，队里有名的泼辣姑娘。四丫头十七八岁，短发圆脸，模样很可爱，大伙都知道，队里几个小伙子公开或暗地里喜欢着她，谁都没想到的是，四丫头却喜欢上了四类分子的儿子赵林。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场女追男的爱情戏。据个别敏感的“观察家”后来证实，起初赵林是躲着四丫头的，可四丫头决不轻言放弃，赵林挖坑，四丫头就要配对点种；赵林锄草飞快在前，四丫头宁可空一段地不锄也要赶上赵林与之齐头并进；收工时赵林离群，四丫头跟其他人说我头卡儿丢了，然后回头还是跟赵林一块儿走。后来赵林就认命了，两个人终于出双入对。除了几个暗恋四丫头的小伙子心有不甘之外，乡亲们大都赞成这段爱情，贫下中农本来与四类分子就没什么刻骨的仇恨，更没把年轻的赵林当成异己。坚决反对并最终几乎毁掉这段爱情的，是四丫头的父亲。 四丫头的父亲是生产队的副队长，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平常也看不出太保守太固执的特点，这次却放出话来：四丫头要嫁赵林，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开始，副队长劝四丫头：你想找对象，谁都可以，就是赵林不行。四丫头问：为什么？副队长说：就凭他家的成分和条件，你嫁过去得受两辈子的苦。四丫头说：受苦我认了，不会连累你们。副队长说：你认了不作数。四丫头犟，主意正，不听劝，还是跟赵林好。副队长无法，便采取禁锢政策，把四丫头反锁在家里，不让她出屋。四丫头或者翻窗或者撬门，还是去找赵林。副队长无法，就托人给赵林带话：别把我整急眼了，否则要你好看。赵林就对四丫头说：咱还是算了吧，下辈子我再跟你好。四丫头转身回家，回家就喝了“敌敌畏”。二老板儿赶着马车把四丫头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了半天，总算没死人。第三天，四丫头出院回家，又过了两天，四丫头和赵林一起失踪了。 据说他们去了内蒙或者新疆。之后，再无消息。（此文在《长江文艺》上发过） | 
发表于 2007-6-20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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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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