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反右运动 1957年4月的一天，我到王恒守先生家去，他们正用着早餐，先生问我：
“看过今天的文汇报吗？”我说没有，其实我醉心读书从不看报。先生说：“怎
么可以不看！”边说边指着沙发上的报纸示意我看。王先生的夫人是生物系的
秦素美教授，她对着先生微嗔道：“为什么人家非看你的文章不可呢。”但仍
起身将报递了给我。那报上登载着先生一篇题为《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
副标题是乱、偏、糟三个醒目的字。文章批评了在高校中，由校长还是由集体
领导的制度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也没有制定出来。在业务领导
方面，生硬地学习苏联等。我说这意见当然是对的，并补充说例如谁不知道理
科应该和工科结合并指导工科，而不是和文科结合呢；又何必非学苏联不可呢？ 我们接着讨论了一些对教育的看法，先生告诉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共产党
很能接受意见。他谈到参加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情况。讲了一件事，原来先
生曾作为政协委员参观过上海火车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从内蒙古运来的
牛经设有养牛场的大场站不下车，却要转运至江湾站下车，理由是铁道部不允
许，怕脏，然而从另一处运来的猪却是在大场站下的。怪不得我们经常在上学
校的公共汽车上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牛被驱赶着沿邯郸路走向市区的屠宰场。先
生就此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意见。说经过长途跋涉牛已瘦了些，何必还要
经此折磨呢？要说是脏，则牛、猪又有何区别呢？他在会上风趣地说，如果真
的火星上有人，用望远镜看地球时，岂不要奇怪为什么上海的牛常常大游行？
他很得意地说这一幽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哄堂大笑。不久，反右运动开始后，
这一句玩笑话不但被大肆宣扬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而且还存心造谣在报上登
漫画，画王先生在火星上用显微镜看地球，辱骂道：堂堂物理学教授竟不知显
微镜和望远镜的区别。这是后话。 从王先生家回来后，我心中很轻松，并对文汇报也有了兴趣。这正是短暂
的一段大鸣大放时期。报上批评的文章很多，一派民主气息。校内也召开了许
多鸣放会，出现了大字报。我除了听听宿舍中同事的议论外，并无暇去参与这
些集会或看大字报。有一天晚上，原同班的马明敏同学等几个人到我宿舍来说
她们班级正召开着座谈会，并邀我参加。那时我正看着书，便拒绝了。她奈何
我不得，便玩笑地将拉线开关一拉，娇嗔道：“不让你看书！”她们一走，我
就到门口去开灯，但转眼一想，同宿舍的人都跟着去了，何况我们本是同班同
学，怎能毕业了便端架子呢？便又熄了灯，跟了上去。就这样，参加了物理系
四年级的鸣放座谈会。 座谈会设在1200号教室大楼四楼西边的大教室里，中间用课桌围了个方
块。同学们拥我坐到了桌边，四面一望济济一堂，原来除了物四同学外还来
了许多人。发言此起彼伏十分踊跃。 到会的还有人事科长王零，原来这是一
个向人事科提意见的鸣放会。同学们举了许多事实来提意见，然而王零却不作
一声。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同学促我发表意见， 我拗不过他，便站起来说了几
句，大意是：同学们提了许多，到底对不对呢？大家说人事科中每人有个人事
袋，装着当事人无法知晓更谈不上分辩的告密条子，而这告密却严重影响着当
事人的前程（4）。我看这很不合理，不合法，不像是真的。人事科长王零既然
在座，何不表个态，省得大家无的放矢！要是真有这回事呢，就不是如何改良
的问题了。人事科做这种黑暗，见不得人的勾当，太不应该了。更不去说有人提
到的党的人事科这种说法了，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怎
能管到党外人头上来呢。反之，如果我家中保有党员的档案，你们如何看法呢。
所以，如真有这种性质的人事袋，应该烧掉！ ＊＊＊＊＊＊＊＊＊＊＊＊＊＊＊＊＊＊＊＊＊＊＊＊＊＊＊＊＊＊＊＊＊＊＊
（４）80年代时我得知一件事。高中时的一位同学何福康，因被另一同学在肃
反时无中生有地密告为加入过我的小集团，虽以优秀成绩在山东工学院毕业，却
得不到重用，后来文革时与干部一起劳动，干部说“咦！你根本不像是档案中写
的那种样人。”在他追问下，才得知实情。告密者是个党员，曾争取我入团，我
则叫他也不必问政治，但我们私交不错。他就读于南京航空学院，通信甚密，肃
反后失去联系。80年代见面时也牢骚满腹。不知他当时何以出此，更不知几人受
害。1997年向明中学校庆，我们班级同学欢聚一堂，一位当时的党员同学黄绍元
坦诚地告诉我，当时徐还是团员，是受黄之命来和我要好的。黄说：“你当时如
能因此入团，徐就立大功了。那时，天主教徒吴宝昌同学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你
是争取对象，因为要发展又红又专的党团员。”我不禁发笑，还只是个中学生哪
谈得上“专”？黄在会上深深致歉，说他当时伤害了我们，这使吴和我都大为感
动。当然对我是谈不上伤害两字的。黄后来在大学里也被打为右派。同学会上还
见到一位从五爱中学转来仅在高中同学一年的党员，他说他大学四年就读了四个
大学。显然是个职业学生了。 ＊＊＊＊＊＊＊＊＊＊＊＊＊＊＊＊＊＊＊＊＊＊＊＊＊＊＊＊＊＊＊＊＊＊＊＊
王零真不愧是个老奸巨滑。借这机会就站起来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
可是大家提的意见还不够尖锐。请下次开会再提。今天的会就到此结束。”
到了6月，报上的情形已经大变了。一派声讨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几乎
都是是非颠倒的漫骂。然而我还完全没有感到迫害将临。我们的宿舍里仍然
随便地议论着报上的文字，例如葛佩琦说当年共产党进城“人民箪食壶浆以
迎王师”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则人民也会推翻共产党，甚至于要杀共产
党。这话在要杀共产党前是有假定的前提的。为何要自认前提已经成立而说葛
要杀共产党呢，莫非心中有鬼？ 6月28日中午，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又是同时提前毕业的王兆永同学对我说：
“今天下午四点半请你开会，对党提意见。”王兆永原是在肃反时负责整我
的同学，但在毕业后，住在一起，学业上亦相互有所交流，对彼此的为人都
有了了解。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枕边放着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看呢。他说这
毕竟更符合事实。又有一次我对他发牢骚说：“共产党不懂得尊重人。”我
指的是某次宿舍门口贴出布告称；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务必出席，云云。
但结果会上说的不过是：如今人民生活好了，原来不吃油的农民现在也吃油
了。于是，油的供应便有些困难。下个月起，要发油票来限量供应。我说，
发个通知不就行了！何必故弄玄虚说什么重要会议呢？再说，建国时期要省
下油来换外汇买钢铁，我们也理解，也愿意束紧裤带支援国家。但为何要说
这种混话来骗我们呢？再说召集应对会议负有责任的人来开会是发通知，而
对会议没有责任的人来说应该发请柬。你们动不动就以命令的口气出布告，
又不写内容。岂非不尊重人吗？当时他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一回却真的拿出
一张复写的请柬来。说： “这次是我们党诚心诚意地请你提意见，你看，这不是请柬吗？” 果然，请柬上有邀请参加整风座谈会云云的字样。王接着又重提了我过
去的牢骚，说现在党已经懂得尊重人了。听我再三回答说对此不感兴趣后，
他又说： “这次不但党请你提意见，而且我本人也很想听听意见。这样吧，作为交
换条件，我先请你看电影。” 这样，我们去海宁路看了第一场电影。散场后，在回校的公共汽车站上，
我推他挤上了车，却缩开了手让车门在他身后关闭了。车子起动的瞬间，他转
过身来，苦笑着点点车窗，说： “你呀！就是不肯开会。” 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起来，就等了第二辆车，到了学校。 鸣放会的会场设在普通物理教研室，与会的是全体物理系助教。谈了一
会儿后，沈天增（5）发言说： “我怀疑这次运动会不会是钓鱼？…，…”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郭有思便跳了起来，指着沈的鼻子骂他右派份子。
沈天增并不雄辩，发言时右臂成直角垂在下面，一句一挥地书生气十足。听了
郭有思以及跟着贾起民（6）等的臭骂，不禁呆了。 我这时忽然有一个念头，想当年肃反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受不了惊
吓。一年多不和我说话。现在泛泛之交（7）而已，再也没有过知心的交谈。
我却要让你看看我是怎样对待朋友的。 ************************************************************************ （５）沈天增和下文将提到的郭有思，贾起民，薛履端等都和我同班，是第二
批提前毕业的。那年共提前了12个同学毕业当助教。
（6）郭、贾二人当时最是 穷凶极恶。文革中郭带头多次抄了王福山先生的家，
忠厚如王先生对吴剑华先生说：恨不得杀了他！可见郭当时的面貌，后因和人
姘居而一蹶不振。平反后我和一位当年在北京的同学说起贾，她问我为何如此
厌恶他，我以当时情况相告。她却讲出令我吃惊的事来。原来贾是80年代才入
党的，入党时说很后悔当年之事，说那时支书薛履端抛材料，他充了大炮。薛
当年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见到我时，左右一看若无人便向我露齿微笑，我一
直还感激她呢。
（７）毕业后，经王兆永提出，沈天增，宗祥福和我每周日到王兆永家去相互
作报告讨论物理问题。 ************************************************************************* 这样我举手打断了接连着的批判发言，站起来辩道：
“我所听到的，沈天增并没有肯定地说共产党钓鱼；如果他肯定了，他就
不可能说出来。否则不合逻辑。他的意思只可能是：希望共产党不要钓鱼。再说
这话也不是他发明的，报上登了多次了。” 不料我的这句话不但阻止不了他们的无理吼叫，郭、贾二人反而马上指着
我狂叫： “你也是右派份子。不要想逃掉！” 这样，矛头便转到我的头上。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辩论可言，完全是毫无
道理的攻击。这帮人你一言我一句，以责问的口气吼出各种各样的辱骂。行文至
此，我所用的“责问”一辞其实是不确切的，他们并没有“问”的意思，而是要
套出我更多的话来供他们攻击。所以我一答辩就引来更多的攻击和挑衅。我相信
他们是预先密谋策划过的。这些人都是党团员，平时和你生活在一起，不动声色，
甚至和你一同发议论，也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表示不满，但是在运动来前，他们
便被召集起来进行阴谋策划。到时一拥而上完全丧失了人性。我如稍微关心点校
内形势，就应知道许多单位已在批斗右派，不会中圈套前来开会。但即使不来开
会，也逃不过这一劫；有一位讲师吴椿，平时很少说话，到了59年，他正在图书
馆看书，钱孝衡去找他说：“你现在算是右派了。但是不要灰心，还是有前途的。
”从此降职降薪成为贱民。后来知道，定他为右派的依据只是他对生产的火柴杆
改短和买来的布缩水太多发了牢骚。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党支部书记王兆
永却并不知道我的事情会如此严重，大概仅是受命诱我开会而已。 他们责问我王恒守是不是右派，我断然否定。又问章伯均、罗隆基。我说他
们是不是右派又何必要我来评定？在被逼不过时，我只好说就算他们是右派，但
单凭报上的材料是不足为据的，必须另有依据。 因为沈的发言中曾有怀疑共产党的本质是否结党营私之语，便七嘴八舌地责问
我： “为什么你反对党的领导？” 我答道“何以见得我反对了党的领导？” “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规定了，你认为如何？” “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又不是中华党员共和国的宪法。由谁领导
应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 “你为什么反对在宪法中规定党的领导。” “如果定死了则万一将来党蜕化变质怎么办？” 此语一出，跳起了一个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华中一（8），他居然随身携带
着党章，从口袋中掏出来念道：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自以为有理地据此反问“既是
先锋队怎可能蜕化变质？” 我听了禁不住大笑，反唇相讥道：“党章规定的不过是你们奋斗的目标，
那有一规定即成事实之理？正如物理学上有理想气体的假定，和实际气体是有区
别的。难道说你认为被你们骂的国民党其党章就规定了党员皆地痞流氓？” ************************************************************************ （８） 华中一当时并不是助教，却来此开会。他交通大学毕业，虽为党员却不服
从毕业分配，不肯去外地。后来趁周同庆教授负责研制X光管的机会，跟来复旦。
他反右起家，摇身一变成了电真空专家。据负责文革期间主编工农兵物理教材的
吴剑华先生后来告诉我，看了令他编的《直流电路》一节后，曾当面指责他“连
抄书都不会！”后来他居然荣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他“指导”的研究生无不对
其“学问”摇头。有一位和他争论后，正担心报复，不料却被送出国去也。 ************************************************************************ 又有人提到我肃反时被检举的一句话，说我讲过若鞍钢被美国扔了炸弹，
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害毫不惋惜，若中国士兵被杀，我站在人道主义的立
场上，也毫不同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的挑拨之辞。事实上，我当时是指着报
上的一段话而作的评论。报上将美国飞机在朝鲜炸我阵地说成是不人道。我批
评其不会宣传，说这和人道无关，我军也要炸他们的阵地。如说其不人道，应
举的是炸我妇女儿童。即使炸了鞍钢，杀了士兵也不干人道之事。可在恶意挑
拨之下岂容分辨？马上大呼说我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云云。这样一直瞎吵
到时间不早了。散会前令我表态，我说：
“我根本不关心整风，也无意提意见。今天来此开会全无准备。想不到有此
结果。” 于是他们便令我于7月1日再开会。 7月1日的会规模已为全系教职工会。是针对我的批判会，先令我发
言。我并未说任何新观点，不过是对他们的恶意攻击作些解释而已。然
而我被迫而随便的发言后来却被他们说成是反党八大纲领。现根据复旦
当年印行的一本《毒草集》抄录其中以“八点纲领性意见”为标题的一
段如下： １， 我要求大家抱着纯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有人说这不可能，说
不是这个立场，就是那个立场，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所谓只有两种立场
的看法，是从马列主义来的，而客观真理不见得就是马列主义，我的本
意对党并无敌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那是马列主义的偏见。 ２， 从古到今都有爱国人士，如杜子美、陆放翁等，只要是爱国人士，
都是为低层人民诉苦的，当然，所谓‘低层人民’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要
为低层人民诉苦不外是这三个理由：（１）他们是大多数，（２）他们
受到的文化教育少，愚昧无知。（３）没有人做他们的代言人。爱国人士
为无产阶级着想，不等于承认无产阶级领导。 ３， 我没有认为资本主义优越；对社会发展问题，我没有研究，我不是
学政治的，也不感兴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一种理想，可以不相
信，唯物主义不反对说有的东西我们还未知吧？我说过人类道德不可能达
到，这是不是校刊标题上说的‘反对社会主义路线’呢？我说不是。┅但
一定要说成引导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的路，我不赞成。 ４， 我觉得党有缺点，我接触到的党员就都有缺点，（这）说明（了）党
的实质。我现在赞成共产党是因为其它党没有执政能力；现在因为只有共产
党领导，不得不如此，（但）没有什么理由说一定要共产党领导。我说多
党制有好处，是指几个政党互相监督。 ５， 宪法是百年大计，希望一直用下去；但是否将来有别的政党更强大，
现在还不知道。 ６， 储安平、葛佩琦的话，本人乐于引用┅，譬如‘杀共产党人’我认
为是忠告，我不为他们辩护，因为指明他们是右派分子的，一定还有其它
材料，我不知道其它材料是什么？所以不能肯定他们是右派分子。但就他们
的发言本身来说，没有什么错。共产党不是傻瓜，他们也不是傻瓜。如果认
为死人穿过的衣服不能穿，是一种迷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认为他们讲过
的话，我们就不能讲。 ７， 我觉得对青面獠牙，杀人放火的人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
在于是不是真正肃反。有一部分不是在肃反革命，譬如我在肃反时被斗，我
就不是反革命，这样的事实全国都有，不是个别错误。我怎么是反革命呢？
这是有点杀鸡给猢狲看的。又譬如我一到系内工作，就发现即使在系内教书
的，就不如我在学生时代想的天真，常常在背后骂，这是为了政治问题（吗）
？（是）由于党脱离群众，有人拍马屁，党爱马屁的缘故。 ８， 物四会上有人讲到我系有教师领学生到北京去生产实习，因为人事材料
未到，就不许进实验室，这是对知识分子信任吗？我还从很多小说上看到党
‘只重口袋不重人’因此我建议烧掉人事袋。 这里，我举杜甫、陆游为例指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关心人民疾
苦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也并不是没有真理和正义。把一切都说成非共产党
领导不可是不对的。问题不在于我反不反对共产党，而是根据民主制度的原则，
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不能自封为不可反对的(9)。共产主义社会只是一
种理想，我不反对有人持这种理想。但以此理想为据认定了现在共产党正领导
着大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决不可怀疑此一理想，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讲
完以后，接着就又是连珠炮般的责难，虽说责问却又不许答辩。当有人问：“
你曾说肃反是杀鸡儆猴，那末谁是鸡，谁是猴子？”时，因我已多次要求发言，
名义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王先生说：“让他讲话！”我便起立说： “大家是鸡也是猴子。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还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
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 这帮仗势欺人，只管自己胡说八道骂人，不容反唇相讥的“好汉、英雄”们，
这一下可不得了啦。简直是捅了马蜂窝，全场乱作一团，几十只手指着我乱嚷。
会开至此也就散了。
************************************************************************ (9) 我当时心里想到而还未直说的是Republic这个词就是指的废除由某个个人或
集团世袭的统治。岂能借消除阶级的空想理论为名而行恢复等级之实。 ************************************************************************ 过了数日，批判会扩大到全校范围，在登辉堂(10)举行。戏台上坐了主席团，
前排空出一段放着麦克风，我和沈天增被命令坐在第一排听训。当听到我敬重的
黄烈德和周怀恒先生(11)发言时，我简直莫名其妙啦，周大声地用他的宜兴官话
叫道： “我想不到”他停了下来，作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过一会，接着说道： “我最好的学生”又停了一停“竟成了右派份子！” 我忍不住对身旁的沈天增说；这难道是真的吗？我多次要求发言，都被“
不许右派放毒(12)”的呼喊制止。有一次还是主席台上的王先生说了才让我说
话。我走到麦克风前说： “我听了半天，似乎你们在批判一个也叫李梧龄的人，可这是你们想象出来的
人，不是我。他在哪儿？……” 等不得我说下去，便是一片疯狂喊叫。鬼使神差他们是没有闲情欣赏这点
小小的幽默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说理斗争。 **************************************************************************** (10) 以已故李登辉校长命名的复旦大礼堂。
(11) 两位先生都教我数学，黄先生教微积分，极好。运动后期被查出少年时曾
加入过三青团而被劳改。80年代再见到他时，垂垂老矣。
(12) 用放毒一词来描述不同于官方的意见也的确够妙的了，既然是毒，当然可
以使人中毒，被如此威力无比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又是最聪明的劳动人民居然
如此容易，竟象中了毒品一样地去相信不同的意见，以至不得不动用专政手段来
“禁止放毒”。真是妙不可言了。 ************************************************************************
这以后，校刊就登起骂我的“文章”了。这里我用引号是因为从文字水平
而言，这种东西根本配不上叫文章！看到校刊后，我教的数学系四位同学来到
宿舍向我致意。可他们很快便被团支部围攻，其中三人被迫认错。唯有一位女
同学赵丽珠不畏强暴，反而敢于当众和我说话。后来她受到勒令退学的迫害(13)。
她自己不低头却劝慰我不要辩论而要检讨，我答以：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做不到挨了板子还大呼臣罪当诛，皇恩浩大。吃了
耳光还要大呼快乐不止。” “如你已经功成名就，作出了一番事业。那当然应该硬骨头到底。但是你
的事业还才开始，如因此夭折，岂非可惜！”她这样说。 大会以后，转入小会的阶段。十来个“积极分子”像开了发条会跳的
玩具青蛙一样围着我闹。这种批判会如果留有记录将是十分有趣的。可惜
因为完全是疯话而不可能完整地回忆出来。例如大呼小叫地令我“缴械
投降”。这又不是打仗，又如何投降？开口闭口说我向他们“进攻”了。
不按他们的意思臭骂自己就算的“进攻”了他们！整个的会议就象一群小
孩子在玩假打仗，说的胡话大概只有《爱丽思漫游奇境地》里的御前会议
可以比得上。
往往在会议开始时有人故作诚恳姿态地说； “我们是在帮助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打击你。” “怎么会呢”我不无讽刺地答道“帮助和打击完全是两码事，谁也不会误
会的。你们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于是我便受命检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既未对任何一件事提过具体
意见，更没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就无法对某件具体的事做检讨。所有的
只是平时言谈，怎能记得？而经他们举出的又往往断章取义走了样。于是只好
泛泛而谈，说从小读的书不对，认为政治是“狙公饲狙”是“天地不仁，以万
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因此太不关心国家大事。受《民约论》
之影响很大，认为政党也不过是一个法人团体，和每一个人民应该是平等的。
根本没有学习过宪法，不知道有规定共产党领导之事，平时爱好科学喜好纯客
观地看问题等等。 其实，我和他们谈书本，他们又何尝听得懂？如果他们真的能虚心听我
的“检讨”则实际上我是在给他们上最基本的民主主义课。我总是说“过去我
错误地认为┄”，其实这些认为当然并不是错误的。例如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
说到了Jefferson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论述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但他们
也根本不管我说的是什么！只等我说完就莫名其妙地、胡说八道地攻击。他们
的目的根本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要表现其自己，妄想得到好处。狼捕到了猎物
就要撕裂它。求饶是根本没用的，但不检讨也不行。否则他们没法交代；“什
么？你们这么多人竟制服不了他！“啊呀呀，这可不得了，这可误了大事，误
了他们的前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一个贼踏着垫脚石正爬墙到半空时，忽
地垫脚石倒了的狼狈不堪样子。不！不仅是狼狈，他居然愤怒起来。一个惯窃
没有偷到皮夹会比失去皮夹还要难过！ 就这样，两、三天一斗地过了一个月。到了8月9日的一清早，我正在梳洗，
电话铃响了。想不到我小学时的王校长(14)打来电话。 *************************************************************************** (13) 她此后当了多年的中学代课老师，平反后，读过两年大学的她得到毕业
文凭。可见文凭是待遇而非学历。
(14)小学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看望过王明玉校长，她是从电话簿中查到号码
的，足见老师对学生爱护之深。 平反后，我去看望王校长，他的丈夫周先生
也在家。谈起往事才知道周先生原是地下共产党员，曾被捕，押解途中跳火车
逃的命。但因此脱党。他说“幸亏如此，要不然的话为了这样的社会送了命，
岂能暝目！”说罢掩面，不胜唏嘘。 ***********************************************************************
“你怎么样了？你要当心点呀！今天的报纸……我查电话簿…”
我赶紧下楼，从厨房窗口取来解放日报，只见第二版上大标题《李梧龄
百般咒骂共产党和新社会》。其实一个多月以来报纸已面目全非，文章可笑之
至。例如有这样的大标题《驳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之类。外行当
然不能领导内行！这是普通的常识，怎么成了谬论呢？后来新闻日报的文章居
然说我出身“军阀家庭”可见胡说八道到什么程度。不过当天我看到报虽然一
笑置之，却也马上把报藏起，怕被父亲知道了会担心。后来终究瞒不住，老人
家只是笑笑说：“我的儿子虽不明利害，是非却是知道的。还不算太糊涂。”
毫无害怕之意。抗战时我家沦落在上海，他拒任伪职而失业。后来一贫如洗。
但老人家言传身教的人品使我终生受益。虽处逆境而不悔。 又有一天，新民晚报登《高教界牛、鬼、蛇、神》15一文，我的名字正
好排在第四。我哈哈大笑对一位朋友说”我可是神呢”。 我家的这位朋友名叫王湛贤笔名阿湛是新民晚报副刊编辑。常来我家看
书。曾有一次读到《水经注》中一则秦始皇去见海龙王的故事，就译成白话，
发表在副刊上。大意是：秦始皇知道海龙王有许多宝贝，很想见识见识。海龙
王于是托梦说，可以来，但不准带画家随从。然而秦始皇还是带了一位画家混
在随从中。果然，海龙王宫中琳琅满目，不胜其豪华。酒足饭饱后。秦始皇带
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一路上海水分开，让路而回。海龙王此时才发现问题，
知道自己被画了像！盛怒之下派出虾兵蟹将追赶而来，一路上波浪滔滔淹将过
来。可怜秦始皇只身逃命，失去了全部随行人员。海龙王相貌其丑无比，不愿
留下形象。是以后世无传。 鸣放期间，该报社长林放动员提意见。当时报界都在议论新闻自由、民办
报纸之类话题。社长又拍胸保证言者无罪。不料，林放去北京回来，得了消息。
自己马上转向不说，却仍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动员鸣放！王阿湛也就放心地说了。
就此上当，打成右派。前述文章就成大罪，说成是影射共产党丑陋，不让新闻自
由云云。
阿湛后被送去青海劳改，下落不明。右派平反时新民晚报还未复刊，无人问
津。阿湛没有家室，他的姐姐曾来找我写信，多方求助，都无消息。阿湛的舅夫
是柯灵，对他也无援助。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家就此消失了。当年他送我的一本
文集，也在文革中被抄去，未能留下来。 报纸也惊动了吴剑华先生，他在学期将结束时，向我交代了考试事宜说：
“我回乡去了，有事写信，就写苏北海安吴剑华收好了”。看报以后，吴先生
提前回到学校，并马上赶到我家中来规劝我小心为要。他因此参加了本可避开
的会议，会上又仗义执言说：“我是了解李梧龄的”等等。于是被人攻击，加
之他平时说了一副对联“这好、那好，牛皮最好；千错、万错，马屁不错”，
批评医务室时说了“横眉冷对同学指；俯首甘为病魔牛”。在钱孝衡等的策划
下，58年他也被打成右派。后来还了解到他被人捕风捉影地检举说他曾任美军
翻译官。事实上，他只是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时，全班参加英语培训而已。还没
来得及为抗战服务就已胜利了。吴先生后来也被送去下放劳改，但为时不多，
放回后领很低的工资，教了许多课。平反后，他坚持要那检举人道歉；但那人
却抵赖不认帐。86年他退休时，又不按规定剥夺了他离休(16)的权利。经他多
次上告市委组织部，于1992年才争得此待遇，但在工资级别等方面仍被压底。 事实上80年代的平反冤案，对于造成冤案的那帮鹰犬是从没一个受惩罚
的。他们仍然往往居于高位，极尽压制之能事。 这一年的暑假，我们年级留在上海的约40余人中，却有15人被打成右派。
王兆永在党支部的会上说了对我的了解，反对对待我的方法。说那样不符合毛
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指示精神，倒反化消极因素为更消极因素了。
他因此也被打成右派。幸而是党员，未被劳改。他很快被脱去右派帽子。78年
右派问题总解决后，钱孝衡对他说：“因为你是党员，所以打你右派。因为也
要有一定比例的党员右派啊。” 物理系的同学是被打成右派最多的。这和学科学时的思维方法有关。我
同班同学们主要是在讨论等额选举是不是民主选举？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
上被打成右派的。这些讨论会是在党委的策划下召开的，讨论题也是受其启发
的。可见用心之险恶。这两个问题，特别是选举，即使从字面来看也是从若干
个中选择之意。居然发明所谓等额选举之说，还标榜说是最民主的，岂非笑话！
学校中动员了一批学马列主义的研究生来做打手，真不知道这帮研究生是用什么
逻辑思维来做研究的。不过，也可以说他们的确是当代的一批“社会科学精英”，
因为他们年纪轻轻，在那时就已懂得了“上级说的就是真理”和“谁的官大就
听谁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哲学，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学到老了还是学不会。当
时物理系三年级的杨福家也是跨年级的打手之一。当有人责问他“你看来是有
背景的”时，他公然得意洋洋地说“我就是有背景的，是党指示我来和你们斗
的。”果然他反右以后被送往丹麦留学，成了特别培养的对象。 未毕业同学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王海容同学。她是王造时的女儿，当然在
劫难逃。班上逼她发言检举自己的父亲。她被逼不过，同意发言。临上场却说： “我的父亲，他，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他是很伟大的。” 于是全场哗然。在以后的批斗会上她从不屈服。还带了本英文小说去看，
“你们的话我爱听就听，听不进就不听”。指责她时，她转身就走。主持会议
的人指使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同学去拉她回来，她怒斥他“你想干什么！”那
小子慌忙倒退不已。她的男朋友已毕业，在同济大学工作，曾在他家帮其父誊
写过演讲稿。此事被她的一个好朋友在也被打为右派后说了出来。于是又多了
一个右派。 王海容同学英年早逝，未能等到平反。她的父亲亦于文革的监狱中去世。
我写回忆至此，忍不住停笔唏嘘。回想起在复旦吃最后一顿饭时，正碰上她，
同桌用餐，相互勉励的情形，犹如昨日却已恍如隔世。逼迫女儿反对父亲，不成，
则迫害之。天下有是理乎！海容同学将永远活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开学后，我没有被安排工作，逍遥自在得很。继续跟着王恒守先生做研究。
故仍常去他家。讨论之余，天南地北，论古说今，相聚甚欢。王恒守先生这时早
已成了报上连篇累牍咒骂的对象。他风趣地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上，王中出了一个
灯迷“寡人经常右倾”打现代人名一位。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是王恒守。 王中是新闻系教授，很有歪才。曾有一次坐在登辉堂主席台上，闲不住写
了个条子“阳夕光西无常明，监囚亡灵呼曲冤”，递给主席诸君。这些主席正是：
杨西光，吴常明，邹剑秋，王零和胡曲园。他们一个个看了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
王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状之一是说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语近幽默，却也很有道理；怎能和以新闻为教育人民的观点相容呢，虽说人民是
主人，据说又最聪明，何必佣人去教育？ 王恒守先生主要是说了大学应该教授治校。老先生为人耿直、爽朗，经常
出语幽默。他这时也经常被叫到九三支部去批斗，对我说： “开会必须剃了光头去，才不怕揪辫子。” 我答道：“那也没用，他们会捻你汗毛当辫子。” 说罢两人大笑。但他还是做了极详细的检讨，洋洋数十页，其中提到我
的部分甚至将我得过学生科研奖，他在奖品簿子中题了一首诗“声光电热探真诠，
莫让前人先著鞭；数理文章通一变，乾坤扭转几重天”也算罪孽写了进去。造的
理由是使我骄傲了才会变右派。这既反映了老先生的谨慎，也可说明在运动中人
们的心态。在没有法制约束的一批恶棍的围攻下，很有一些人顶不住时，不但把
一切所知的都抖(17)了出来，而且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事推卸到别人头上。装出
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好象推说自己思想受某人影响也可救他的命似的。先生都有
所防备也。 记得8月8日那天，我在工会楼楼上，被斗罢以后走下来。看见大厅里正
在斗孙大雨。便走进去观摩。只见孙站在前面答复责问。也早成右派的图书馆
馆长潘某、生物系教授张某分别登场责问，因为孙忘记了他们的一次谈话内容。
他们指责说那是在某月某日，竟然还会说： “那天谈得很晚，你舍不得请我们吃饭，是到宝大(18)去吃的。” *************************************************************************** (15) 单从这标题将牛鬼、蛇神两个词拆成四个就可见其水平了。
(16) 按规定凡1949年10月前参加革命的，其退休称为离休，待遇远高于
一般退休人员
(17) 这里我选“抖”字而不用“说”字，因为前者更说明问题。抖衣服
时不但口袋里的东西，而且连灰尘也都抖出来了。
(18) 上海淮海中路的一家西菜店。 **************************************************************************** 那时候报上正经常以孙大雨吝啬来对他人身攻击。此语一出，举座喧哗，
纷纷嘲笑，辱骂他。孙则举着一卷纸往头顶上敲击，愤怒地说； “我不记得了嘛！” 此情此景除了说岂有此理外还能说什么呢，这些至少曾是他的朋友的人
即使对他的吝啬有看法，也怎能在这种场合用这话去侮辱他呢。这不就是落井
下石吗？ 孙大雨先生成为右派的情况和我所知其他人都不同。他解放前原是上海
大学教授联谊会主席，解放后权位大大地不如前了，未免牢骚。以老革命自居，
骂人成性。恐不免是为地位之争吧。 然而他的批斗会也确实令人寒心。回忆那位张教授也曾在上海市宣传工作
会议上以“千士之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开头慷慨陈辞提了不少意见。很有士大
夫的气慨。然而一旦受到攻击，他和朋友之间非但做不到“泉涸，鱼相处于陆，
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反而相互攻讦。我想起清人周容的文章《芋老人传》中
有一段生动的描述：“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尹，
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褰裳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辄屈膝扣首，
款惟恐或后…”说的是一位塾师平日里和弟子们熟读圣贤书说的都是忠君爱国之
道，但一旦城陷，纷纷争先卖国唯恐落后。我对张、潘的批评也许是只看到了表面，
然而当时整个知识界的情形却真是可悲。你只要想想百万知识分子被无端的打为右
派，纷纷落马时却又相互攻讦的惨状；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争相自我辱骂。无怪
事隔多年后有人批评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被毛打得落花流水，其自身之没有脊梁骨
也是原因。这不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吗？ 散会时已是中午，我到食堂一看十分拥挤，便走进来喜饭店。这是一家很
小的饭店，只有不多几个火车座，除了一个外，也都已满座，但人们还是往已
坐了四、五个人的座位中挤。背朝里的那位没人敢惊动的大人物正是孙大雨先
生！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转身向外坐下，微笑着轻轻地说了声”你好”。他
不敢答理我，甚至微笑也不敢。但我相信他是得到安慰的。说时迟那时快，唰
地一下，全体目光向我投来。我心里想“你们又能拿我怎样？”这件事发生在
我被上报纸批判的前一天，所以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 舒服的日子没几天，就来了通知。蔡怀新安排说“请你到系图书馆去指导
编目。”蔡是53年毕业的，此时已是讲师，是一个党员干部，说起话来是很客
气温和的。我于是到图书馆去上班。系图书馆的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房间，书
籍主要都在外间，有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供阅览。里面是个小间，放即期期刊，
有沙发。我搬了桌椅进去放上打字机办公。系图书馆并不每天有新书来，工作
太轻松了，明摆着是硬添出来为了不让我闲着而设的工作。 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也兴致勃勃地去大图书馆借来了许多图书馆学的
书看。发现了图书馆目录的许多不足之处。至少就系图书馆而言，其图书分类
竟还用的是几十年前的王云五分类法。于是我按当代的物理学拟定了一张新的
分类表，请示系主任同意后，开始将书籍全部重新编目。 我这时在学校宿舍里无人说话，便搬回家里去住。每天上班路上要一小时，
约九点钟到校。不久他们传话说我应按时上班。我回话说；我是教师，本没有上
班制度，何况你们安排的是“指导编目”。我不但每本新书都亲自编好目，打好
卡片，还主动提出重编全部目录。这点工作根本用不着多少时间。如要我按上下
班制度上班，请先降我为职员。他们也就没有再坚持。 转眼秋去冬来，已到了11月份。我的父母亲为我选12月1日结婚。照农
历算法，这也正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金美梅相爱五年了，双方家长也
有往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婚事。我父亲按着古礼还亲自去求亲，约定了婚期。
只是因为我的事见报以来，金的同事们都劝她和我分手，所以就没有事先与
她们说过。这一天，她去见工会主席魏芹请结婚假期。魏吃惊地说： “什么？你怎能和他结婚？” “为什么不能？” “他是右派！” “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好，后果你自己考虑！” 魏芹的口气不无威胁，但我们也没有当它一回事。事实上，我们早已办
好了结婚登记。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结婚证书时，其上赫然签名证婚的卢湾
区区长关百胜却也是一位右派！ 我妻工作的单位是岳阳路小学。教导主任吴家琦是和她同一天去报到任
职的。吴的男朋友是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她俩关系本不错，每当她们学校开舞
会时，她总希望我去参加。当我提前毕业任助教后，她不无嫉妒之意。这也
许是她以后如此穷凶极恶的缘故吧。 小学的整风运动起步晚，一开场就反右了，这时刚“揪”了几个右派，
所以她们认为金美梅简直是胆大妄为极了。不久她也当然成了右派。其实她根
本没有鸣放过任何话，于是连平时说过美国货好也算是罪名了。这时放了寒假，
我说不要理睬她们，不必去开会。 于是有一天一大早来了两个人，在门外大声敲门叫“金美梅”，目的当
然是叫她去挨斗。她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要去！”她说“那就推说生病
吧。”说着就躺到床上去了。我快步下楼走到院子里开了铁门的一条缝问； “什么人？” “我们是岳阳路小学的。” “有什么事？” “我们找金美梅。”
“找她有什么事？” “叫她去开会。”
“她不能去。” ‘为什么？我们要见她。? “不行，她不见客。” “什么？”
她们显然惊呆了，生长在我们这社会里的人对于一个人有权不见客是完
全陌生的。“凭什么一定得见你们。”说着我用铁门把她们推挤了出去。她们在
门外踢门大骂，我就回骂她们“匪徒！”，她们却也奈何我不得。据后来得知，
她们马上去了复旦大学告状。 岳阳路小学当时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教职工只有17人。却打了7
名右派。校长是位老先生，后来死在狱中。工友林凤美还不满二十岁，也在
当时被打成右派。后来报上去时，根据其文化程度实在说不过去了，却也不
放过她，无端按上个坏份子名目。58年要赶她回乡下去，她舍不得这个饭碗，
苦苦哀求，不成。下乡不久，发了精神病，至今未愈。 我妻子后来降职降薪，拿35元工资，实际上在干校工的工作。据说是最
光荣的劳动却慷慨地让她干了多年。我出事后，她胃溃疡病发作，58-62年间
十余次住院。来农场探望我后又感染了肾盂肾炎，一病多年，有高血压、腹水、
肝硬化等症，文革时幸而病重才因祸得福，因为碰到了个好医生。当这帮人去
医院“揪斗”她时。彭龙舞医生(19)说“可以，但你们不要再送来了，出了人
命我不负责！”这样一来才吓退了这些恶狠狠的人。后来又碰到位好校长邵华
斌，在临被送下乡劳动时因病留了下来，才保住了这条命。 贱民的生活并非仅是扣工资和干体力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
凌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次我妻正在门房间劳动，忽然电话铃响了，一听，
是找一个叫陈溶溶教师的，于是我妻便高声喊她来听电话。她们原是很熟悉、要
好的同事，可是你猜发生了什么？那位“高贵”的陈老师居然脸一板，大声申
斥道“你是什么身份！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不但如此，接着还为此开会，批斗
一场。从这一小事就可见到人欺人到了何等的程度。然而这也并非可归结为小学
教师水平底、素质不够。在大学里也照样如此。我的同学张静甫被打为右派后分
配在工人师傅蔡祖泉手下的电光源实验室劳动，有一次老蔡令他去物理系的200
号楼送东西，张奉令而去。不料才走到200号门口，就见到楼梯上下来一人，此
人非他，原来比张低一级的杨福家是也。杨这时候反右起家不可一世，竟对张申
斥道： “这是什么地方，也是你可以随便来的吗？” 啊呀呀，这是什么地方？还不就是我们一进复旦就上课、做实验的一座普普
通通的楼吗？近来荣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人物，当时的嘴脸就是如此。与其说这是
个水平问题，还不如说是人的恶劣品质被当政者鼓舞起来了为确当。 再说我妻在学校里做苦力活，一个姓周的门房便成了她的顶头上司，我妻每
天得买些小点心孝敬她。只要那一天忘了，此人就马上变脸，处处找麻烦。可见
受这种小人得志的人管有多难受。 与之相比，我在监狱21年，虽然受尽折磨，但毕竟基本上是生活在所谓“脚碰
脚”即胼手胝脚的难友之间。其中固然不乏相互残害，但伥物只能是伥物而并不能
自封为老虎。这是和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公民”不同的。在“与人
斗，其乐无穷”的唆使下，把人性中的所有恶劣品质都煽动了起来，造成了多少人
间仇恨，对民族的心理素质有多大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2月的一天，我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系图书馆唯一的一位管理员项老
先生悄悄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请你帮个忙”我就跟着他走到外间去。他指着一
个书架说”我够不到，可否请帮忙替我把上面的书搬下来”。我就踩在凳上帮他搬
书。可是还没有搬完一排书，他又说“不要搬了”。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很不乐意
地问道： “什么意思，难道我搬得不对？? “不，不，不是这意思。” “那又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又说： “除非你到我家去吃饭，我才能讲。我家住在嘉陵村（20）某号。? “饭我就不去吃了，我吃完后一定到府上造访。” 就这样我饭后一肚子狐疑地到他家去。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才低声对
我说： “蔡先生来了，我才叫你搬书；他走了就不必搬了。” 原来蔡怀新吩咐他叫我劳动，他未应命。见蔡走过，叫我装装样子。我听了
气愤地说“他们竟然这样！”于是他忽然说“一碗饭吃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
”我先不明白，他又解释说他们嫉妒我，才要排挤我。当然这是他个人对运动中
我的遭遇的看法。然后他拉着我的袖子讲了他的身世。 他在复旦读书时曾和一位有钱的小姐相爱，而对方家长反对。俩人便相约
到兆丰公园21殉情自杀。吞服了安眠药。他哭别女友回家时已很晚，母亲逼他吃
了一个大西瓜。也许是这西瓜起作用救了他一命，他仅昏睡了几天。醒来时和尚
道士一房间在喊魂呢。而女友则香消玉殒。他从此心灰意懒，书也读不进了，便
恳求校长李登辉帮助，退学在图书馆工作。一晃几十年，项先生老了，天天坐在
图书馆门口管签到，读着永远读不完的《东周列国志》。他说”老人老矣，所见
实多”，对人际关系有他的看法。
分别时我说：“谢谢你的指点，我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然而我却打定主意
不去上班了。我不上班，也没人找我，但第二个月起工资七折，算我病假了。到
了四月初的一天。我被电话召唤到学校去，等着我的又是蔡怀新。他出示几页纸，
说：
“你签名。”原来纸上写了一百四十多条所谓我的言论。我说： “我不能签名，这不符合事实。” “拣你同意的签好了。” “我全都不同意。” “那你就签不同意。” “这全部都是断章取义，似是而非。不是简单的同意不同意所能表明的。”
于是我就逐条批驳，写完签上字给了他。 4月15日上午，又电召我去校，这次是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找我谈，在座的
还有一个年轻的助理，此人也姓王。王助理新来不久，只见他衣冠楚楚，扣子钮
到衣领22，一脸正经的样子。坐定后，王先生对我说； “领导决定对你的处份为劳动教养，但考虑你的前途，让你去封溪乡劳动。
明天报到。”问我“有何意见？”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去！”王助理掩盖不住他的惊讶，皱起了眉头，
说： “为什么？！”我就转脸对他说：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既然问我，当然就有两种回答。如我回答了另一种，
你就不奇怪吗？，如只许有一种回答就不必问。” 他说“那好”便转身外出了。我趁这机会问王先生：
“他们会强迫我去吗？”先生指着一份文件说；
“按规定，你还可以不接受处罚，离职自谋出路。”我说： “那很好，我也早研究过这文件了。”这时王助理回了进来，拿着一张纸
对我说“那你就办离校手续。”那是一张油印的盖巡回章的纸，上面有六个盖章的
框框。我很爽快地缴出了校徽和工作证，办好了系里的第一个章，转身就走。我于
是去王恒守先生家告诉了情况，他俩听了直摇头，说这样不行，要惹祸的。便商量
叫我写一个说明理由的报告。第二天一早我带了报告去给他们看。报告中力陈我家
父老母病，要我在家照顾。我不能一走了之，不得不拒绝下乡，自谋生活出路云云。
他们看了都说写得很动情。 到系里缴了报告，我就去图书馆还书、盖章。巡回章的最后一个是校长办公
室的一位女职员说：“校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事以后通知你。
”这样我就回了家，心中考虑着如何找工作的事。 4月19日星期六，一早就来电话叫我去。我将妻子送到她学校的门口，随即乘
车去复旦，心中还想着是不是他们改主意不要我下乡了。校门口的警卫忽地拦住我，
说要填会客单。这是个很反常的现象，从没有这样重视过查校徽，何况这么多年面孔
都是熟的？我冷笑着填了单子，就去了校长办公室。那时的校长办公室在1100号房楼
上。还是那位女职员说：“你这么早就来啦，校长还没来呢，你先请坐。”但我刚一
坐下，她又说：“喔，刚才保卫科有个人找你，你先去一下再来好吗？”我就下楼出
了1100号房，向屋后的保卫科走去，保卫科就在旁边几步路原工会俱乐部后面。我还
没进门，一辆我未注意到的尾随我缓缓开着的吉普车中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
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着我，掏出一张纸念道： “……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此致复旦大学…”云云。并马上要
动手动脚拉我。我厉声责斥道： “这文件是此致复旦大学的，念给我听干什么！交给复旦大学去！”说罢夺门
欲走，却被人拦住了。我随即大喊：“我要找校长。” 这时候另一人装模作样地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转身对我说：“杨校长正在
登辉堂做报告，你找不到他。”我仍不屈服说：“那不关你事，你尽管把这文书送交
学校好了。”于是他们来软的了。一个人说：“你不要为难我们，就跟我们走一趟，
办个小手续，我们保证送你回来见校长。” 这样，软硬兼施我被押上了吉普。谁在当时能想到，就此身陷囹圄二十一年呢。 ******************************************************************************* （19） 淮海路徐汇区中心医院医生，也是右派。
（20） 复旦大学第四宿舍。
（21） 即今中山公园。
（22） 当年很少人穿人民装如此正经。后来我在狱中见到个和他同时从青岛
一个中学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刑事犯（妙在该犯也自称右派），才知王助理
高升到大学里，不得不装出个有知识的干部样子。
| 
发表于 2007-8-22 23:28
| 
发表于 2007-8-29 1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