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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7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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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从太行山到延安·在决战东北的日子里
太南游击队的诞生
在华干学习结束，我就参加了太南游击队。
1938年5月，刘子超组织了太南游击队山西抗日新军太行南区游击队。刘子超自任司令员，调了一批华干的学生给他当骨干，又在地方上，在太行山下的武陟县等地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同志，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当时，朱瑞经常不在华干，刘子超把学校留给了王振华(冀南地区的一位老干部)管理，他自己还继续挂名在学校负责，实际上去从事游击队的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就跟刘子超搞游击队去了。
游击队刚刚成立，驻扎在陵川县的夺火镇。夺火镇是在太行山南端的最高处，到镇上去，要经过很难走的山路，那一段路，盘来盘去，就像推磨一样地围着大山绕圈子，因此就叫作“十八盘磨”。
刘子超担任游击队司令员，下面配备了各个部门的干部。我现在还能记起来的，就是在司令部负责组织工作的，叫成洲。我是在司令部里做青年工作，当青年科长，还担任少先队队长，动员当地青年参军，做群众工作，给参加部队的青年上课，讲革命道理，讲青年人要做抗日救国的先锋。过去我在北仓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同学们中间讲过很多革命故事，无形中锻炼了我的讲话能力，经过华干的学习，我的思想水平提高了许多，我讲课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太南游击队刚刚成立，司令部住在陵川县的夺火镇，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准备离开太行山南下。因为地处深山，这里的消息很闭塞，山里人什么也不知道，更没有见过日本人。给他们讲抗日道理，动员人们参军，就更不容易了。
在夺火镇，生活也很艰苦。地处深山，吃水成了大问题。水要用毛驴到很远的地方去驮，水就特别珍贵了。洗了米的水洗脸，洗了脸的水洗脚，一盆水要用好几遍。山高，还尽是石头，特别费鞋，当地老乡做的布鞋，纳了多少道，鞋帮硬梆梆的，弹得当当响，鞋底上是新鞋就钉上很多大钉子，根本没办法打弯，36码的脚要穿39码的鞋，走起来就像穿了呱哒板，呱哒呱哒地响。山里老乡穷，做一双鞋要穿一年。我年纪最小，老乡喜欢我，我在夺火镇还认了个干娘。我生病，干娘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海米鸡蛋汤，干娘不知道海米是什么，她还以为海米就是青蛙呢。
夺火镇一带，山高皇帝远，多年来闹土匪。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当地帮助群众打土匪。当地的老百姓说，打仗的时候，女的不能出来，女的一出来，必定打败仗。群众很落后，但又不能不迁就他们，因此，部队出动的时候，我们女同志都被关在屋子里，要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仗打胜了，土匪被消灭了，老百姓感谢我们，就打开义仓给我们粮食，从义仓里拿出来的小米都是灰色的，存放得太久了。当地人说是光绪三年存放进去的粮食。大老远就闻到小米的陈腐的味道。吃存放了几十年的小米，还有黄豆做菜，结果吃得大家又拉肚子了。不过我当时年轻，抵抗力强，才17岁。年龄大的一个同志，就因为拉肚子拉垮了身体。
转战豫西北
太南游击队组建不久，我们就从太行山南麓下来，向河南境内进军，要到豫西北扩展队伍，在平原上与敌人周旋，打游击，组织了太南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支游击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主力部队补充输送兵员。
下山的那一天，情况很紧张，我们选择了一个阴雨天气，在蒙蒙的小雨中我们行军到太行山南端的一个村庄，再往前走一点儿就出山了，我们的目标是到武陟县城。这时，队伍就停下来不走了，等待天黑。队伍初到河南来，害怕惊动附近的敌人。一直等到天黑，才走到平原上。走在路上不许说话，身上带的东西也不能发出响动。雨越下越大，我们是淌河水，水都齐腰深。过了河，过铁路，不让说话。我当时是新兵，没有经验，过铁路的时候，走得很快，突然有了情况，遇到敌人了，马上下命令趴下。别人都毫不犹豫地就地趴下了，我只看到满地都是泥水，怎么趴？我还没有趴下，前面就打死了一个人。我什么都顾不得了，就趴在烂泥里。然后就下命令叫我们不要动。我们就一边等待一边在泥水里趴着。等到敌人走掉了，让我们站起来往前跑，我的脚陷在泥里，站都站不起来，鞋子都陷进泥里，我从泥里拔出鞋子，干脆就用手提着鞋子，赤着脚跟随队伍，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总算是通过了敌人封锁的交通要道，队伍才停下来稍微喘了口气。
那时候，在游击队生活非常艰苦，尤其是女同志。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革命教育的，不把困难放在眼中。趟河水，跳山沟，都是不当回事的。女同志来了例假，也照样跟着队伍行军打仗，哪里有什么照顾？裤子贴在身上，湿了干，干了又湿，谁都不叫一声苦。
到了武陟县，我生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急性肋膜炎。游击队自己没有医院，不可能有啊，当时的条件那么艰苦，全靠当地的群众帮助我们。我就住在当地一个医生家里治疗。
那个医生家里很富有，腾了三间大房子给我们作病房。五支队教军事技术的梁毓忠教官，枪走火了，打伤了腿，也住在那里。我们就住在一间大房子里，他睡那一头，我睡在这一头，我当时是发高烧烧得昏迷了，什么也不知道。部队雇了两个老太太照顾我们，白天一个，晚上一个，轮流值班。等到烧退了，我身上揭了一层皮，正所谓“不死也得扒层皮”。我的头发也掉光了。我就干脆剃了个秃子，光头。医生的父亲医术非常好，在日本人占领的焦作行医，医生自己诊断不了我的病，他到他父亲那里去，说了我的病情，他父亲告诉他这是肋膜炎，告诉他怎么治疗。给我治病的医生很负责，按照他父亲说的办法治好了我的病。我身体恢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口味很特殊，就是一个劲地要吃蒜。吃包子，把里面包的肉呀菜呀都掏出来，塞进去几瓣蒜。别人来看我，什么也别带，就给我带一大包蒜。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别看规模不大，可是真繁华，跟夺火镇截然不同，这里山珍海味的，什么都有。我们在这儿“住医院”，没有食堂，就在镇上的小饭馆包饭，想吃什么都有，什么好吃的都能吃到，梁教官是外伤，不影响吃饭，胃口很好，大享口福，我是什么都不能吃，就是吃大蒜。
这样治疗和休养了一个多月，身体恢复以后，我就回部队了。正赶上敌人扫荡，我们就撤退。没有地方跑，一边是太行山，一边是黄河。我们就跑到黄河边上，不敢进村，也不敢生火做饭，怕敌人发现，万一惊动了敌人，那就只能跳黄河了。河边沙地多，老乡们种的都是花生。没有饭吃，部队就向老乡们买花生。花生还长在地里，老乡出个价钱，部队掏钱买下来，一天到晚，就从地里挖花生吃。也没有水喝。有个小水沟，沟水太浅，收不起来，就在地上挖个坑，把水积起来，用茶缸舀起来喝。我们吃生花生，喝生水，都拉肚子。
我们在黄河边上躲了几天，我们不是作战部队，隐蔽得好，敌人也没有发现。后来朱瑞批评刘子超，说不该选这个地方跑，打起来没有退路，没有周旋余地。可是，当时没有别的路可走。以后，我在那里继续工作。我一是做青年工作，给部队的青年上课，二是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抗日。
下山后，在武陟县做动员群众的工作，我在那里做了一项比较重要的事情。当地有个大地主，孙家弟兄三人，还有一个妹妹。当时我的任务就是动员他们家自觉自愿出钱出人支援抗日斗争。孙家的老大就像《家》中的大少爷，为人怯懦，撑不起事来，我们就发动他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参加抗战。老二孙永宇经过我们动员，参加了革命，后来当了太南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弟弟，老三，叫孙永宙的，当时还是中学生，在我们的发动下，也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后来也牺牲了。他们的妹妹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在北京公安部工作。
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口号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动员地主富农都拿出钱财来支持抗战。八路军哪里有钱呀？国民党不给钱，钱从哪里来？除了打土财主。我们打击的都是有证据的汉奸土豪，就是要做群众工作，做开明地主的工作，动员他们出钱出粮。我们在当地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那些青年人，不管是地主还是穷人家的，都非常积极，参加抗日嘛，同仇敌忾，谁也不落后。孙永宙的妹妹非常佩服我，她说，要参加革命，就要像聂元梓的样子。这是她后来到北京以后跟我说的。她就是和我一样地走上革命道路的。直到1966年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她从新闻里听到了，她认为一下子轰动了全国的“聂元梓”一定就是我，尽管我当年在武陟县做工作的时候是叫“聂元子”，她还是断定那带头写大字报的就是我。在北京的公安部宿舍，我还见过孙永宙的母亲和妹妹。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7岁的地委妇委副书记
1938年秋天，党组织调我到设在屯留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杨尚昆在党中央北方局当书记，李雪峰是组织部长，陶鲁笳在党校任总支书记。带我去党校的是顾大川。在党校学了三个月，正是到12月底，就分配到中共晋豫地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当副书记。我先在晋城中心县委妇女科当了一段时间的科长，后来也是常到晋城、阳城等地去做工作。
在晋城工作的时候，敌人经常来轰炸，走在街道上，敌人的飞机就突然来了。中国人的领空，日本人肆无忌惮地飞过来，无所阻拦。我们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只好是注意及时发现敌机，及时躲藏。可是，常常是想躲都来不及了。一次，敌人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炸弹丢在离我很近的一家饭馆的门前，我没有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只有趴在旁边一家门口的门坎下面。真是侥幸，没有受伤。
敌机来轰炸，我们还不能光是自己躲藏，还要照顾当地的群众。群众信赖你，才跟着你，躲敌人的飞机，他也跟着你。危机关头，看到你是穿着八路军的军装，他就跟你跑。人多了目标大，你劝他们散开，他们还犹犹豫豫。有一次，我带领群众躲到一条山沟里面的窑洞里。外面看是一大片平地，可是平地上又有下陷的宽大的沟川，在沟川壁上挖着有窑洞，本来是很隐蔽的，从高空是无法发现的，可是有汉奸报信，敌人就飞到沟川上空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正在劝说群众疏散，日本人的炸弹就丢下来了，当场就炸死一个老乡。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在晋城，我负责组织成立了晋城妇女救国会，由任秀兰任秘书(当时在山西，阎锡山规定第一把手都叫秘书)。我们一同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就回地委了。
在晋城地委时，薛迅是组织部长，后来是副书记。李哲人是宣传部长，还有温建平，也在宣传部负过责。我在晋城地委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成立了中条山地委。李哲人是书记。我又调到中条山地委去，开辟中条山的工作。
那一段日子才紧张呢。我这一生风风雨雨，饱经沧桑，这真是：我的一生似大海，波涛汹涌澎湃。
这是1939年的春天。调到中条山地委，我担任妇委副书记。在地委住了没有几天，李哲人就指示我到第七专署牺盟中心会工作，担任妇女部长。这是用来掩蔽我的真实身份的公开职务，是以这个身份被派到晋南妇女救国会筹委会等单位，指导和协助张彩组织晋南妇女救国会，并任四个救国会(工、农、青、妇各自成立一个救国会)的党组副书记的。
妇救会里的“燕文华”
阎锡山政府的第七专署，政治形势很复杂，因为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局面，山西又是阎锡山的天下，专署里各种势力都有。有阎锡山的地方势力，有我们共产党派出的干部，也有南京蒋介石委派的人物。蒋介石派了一个大特务头子李犹龙来，专门做阎锡山和八路军的情报工作。我们经常要和这个李犹龙打交道，兜圈子。
第七专署下面有当地的牺盟中心会。这是个得到合法地位的群众抗日团体。在牺盟中心会，主要工作都是党内同志在做。王竟成负责牺盟会的工作，是秘书。她是很能干的一个女同志，到北京以后在建筑工程部工作。还有一个同志叫李长庚，牺盟中心会的组织部长，在燕家山的时候就牺牲了。他得了伤寒，也没有医生治疗，自己找了一些药吃，本来恢复得快好了，没想到病又复发了，死去了。我是牺盟中心会的妇女部长，改名为燕文华，这是公开身份，实际上是地委妇委副书记。
牺盟中心会下面领导有4个救国会，工、青、农、妇女救国会。牺盟中心会的地址是在山下，李犹龙的据点也在山下。工、青、农、妇救国会的地址在山上，在平陆县燕家山，在一个大庙里，那里有两个大院子。我做4个救国会的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是工会的头头，姓朱。我们两个都直接与地委书记或青委书记路易(后改名为刘希文)联系。姓朱的后来叛变了，跑到李犹龙那里去了。青年救国会的头叫马枚，后来在中国民航工作，名字也改了。妇女救国会的头头叫张彩，解放后在辽宁工作。当时，各组织的头头都叫秘书。张彩是妇救会秘书。妇女救国会的成立是我和张彩一起搞起来的。我辅助张彩建立和开展妇救会的活动。张彩一开始以为我到燕家山是要代替她的工作。后来，她看我一直是扶持她，出头露面的工作都由她来做，都把她推到前面，让她在第一线上工作，她对我就了解了，以后我们合作得很好，关系也非常好，成为亲密的战友。
我们在牺盟会工作，牺盟会是薄一波同志搞起来的，阎锡山虽然是迫于形势需要认可和支持民众投身抗日斗争，但他心里总是不放心，他自己又搞了一个同志会，要求在牺盟会工作的我们都得参加。我参加同志会，是为了隐蔽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于工作需要，是经过地委批准的。同志会每次开会，阎锡山方面都派特派员来参加，检查同志会的工作，看我们是不是执行阎锡山的旨意，看我们是不是经常开会。我们就诚心跟特派员作对，他不来我们就不开，他一来我们就开会，都提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弄得他没有办法解答。青救会的马枚他们更年轻，调皮，就专门跟他捣乱，刁难他，弄得他非常无趣，灰溜溜地走掉了。
当时，我经常要到地委去汇报工作，要走很长的山路。从燕家山到地委所在地，上李哲人那里，经常翻山越岭，走大山沟。而且，为了掩蔽我的工作，大多是在天要快黑的时候走。大山里狼很多，特别是晚上在夜里，狼群出没，经常在路上就碰见了。当地的老百姓相信狼怕画白圈，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墙上都用白石灰水画着大大小小的白圈。不知道狼看见这些白圈会怎么样，孤身一人走在路上，看到这些白圈，反而增加了几分恐惧和荒凉感。我赶路的时候，手里拿个木棍，因为人们都说狼怕打腿，说狼是铁头麻杆腿。其实，真要遇到狼群，一根木棍能管什么用？就是给自己壮胆罢了。到地委汇报情况是工作需要，有狼也得去，害怕也得去，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多了。说来也怪，狼也遇到过，我遇到过好几次，有一只的，也有三五成群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们都只是在远处看我几眼，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怕，没有扑过来，没有怎么招惹我。这样，碰到几次狼以后，李哲人就说，以后不许你一个人来往。他有时候就说派人送送我，我不要人送。因为送我的人，回去的路上也是一个人赶路，一样不安全。
除了工作问题，我还遇到身体的麻烦。我的皮肤非常不好，就怕蚊虫叮咬。夏天和秋天，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一叮就起包。我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到脚脖子，全都是被咬的疙瘩，又被挠烂了，一抓就像豆腐一样地烂了，一直搞到流血化脓，一条腿上大约有200来个小脓疮。过河淌水就受不了。没有药，我就想起我父亲给别人治疗皮肤病的方法，他是剪下一缕头发来，用芝麻香油烧热了，把头发放到油里炸化了，再放进去蜂蜡，把纸剪成小方块，向油里沾一沾，放到小碟子里，自制成膏药，贴到腿上，一贴就好了。我就如法炮制，自己把自己的皮肤病治好了。
“夫妻双双把家还”
在燕家山工作期间，我做了许多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动员工作，活动区域是在平陆、芮城、夏县、翼城一带。其中，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从燕家山到芮城去。
当时，我被派到芮城去，成立芮城县委妇女科，主持妇女工作。这时是1938年的6、7月间，当地著名的“6?6战斗”刚过。6月6日，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恶战。国民党军队被逼赶到黄河边上，无法回旋，很难抵抗日军的进攻，身后没有退路，面前的敌人又是武器精良，战斗素养强，所以仗打得非常惨烈。你怕敌人打死，就得跳黄河，要不就得战死。在这里作战，国民党军队在地形选择上犯了大忌：这里的地形是，一边濒临黄河，一边靠中条山。中条山是东北西南走向，黄河的这一段是从风陵渡往下，由西往东，又偏北一些，呈平行状态。中间是一片狭长的平原地带。国民党军队被切断了退往中条山的道路，把部队摆在无法周旋无法退却的位置，吃了大亏，伤亡惨重。一时间，日军的气焰嚣张得很。
我从中条山下来，到芮城去，正巧要从这片狭长地带，从战场上经过。沿着黄河岸边走，黄水滔滔，浊浪翻卷，血腥犹存，还能看到黄河里漂着穿着国民党军装的战死者的尸体，脑袋都泡得像箩筐那么大了，泛着白乎乎的死光，很惨，很可怕。河岸上尸臭扑鼻，血污和弹坑时有所见。靠山的一边，则可以看到山头上日本人的岗哨，刺刀在日光下泛着惨烈的白光，趾高气扬的太阳旗，炫耀着他们的“赫赫战功”。正像那支歌里唱的，“敌人来到了黄河边”，民族危亡，迫在眉睫。
这一次赶路，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危险之一。一边是黄河天险，激流险滩，一边是日军居高临下地盘踞着的的中条山。时当乱世，汉奸土匪强盗丛生，趁火打劫，黄河边上更是土匪出没，杀人越货，抢劫行人的财物，然后再把人杀了灭口，这些乘着民族危难而兴风作浪的败类们，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一时间又没有能力清除他们；日本鬼子则是靠山而居，据险而守，居高临下，虎视眈眈。这样，真是危机四伏，随时都存在着险情。
我这次到芮城去，有一个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姓陈，和我一路走。他要到芮城那里去采访。我们都是花钱雇了老乡，借他们的毛驴骑着走在抗日政权所在地区，当地民众都有义务为抗战人员服务，只要付报酬，就能解决一路上的衣食住行问题。
其实，我在华干和太南游击队里都长途跋涉惯了，步行赶路都没有问题，是这位陈记者特别要骑毛驴，他不习惯步行走长路。快天黑的时候，走到一个岔路口，前面有两条路。一条路离黄河近一些，一条路是离日军近一些，该走哪一条路呢？河边土匪出没，当地老乡是闻风变色；离山头，离日本人的岗哨特别近的地方，敌人的刺刀在夕阳的辉映下闪着寒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办？你看这两条路，要是靠黄河边上走，听说河边上有劫路的，你不给他钱，他就把你杀了扔到黄河里，要是靠山走，日本人的岗哨把山脚下走路的我们看得很清楚。他说，那咱们是靠河边走呢，还是离山头近一点儿？我说，这样，咱们还是靠着山边。靠河边走，要是遇到劫路的，咱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多少钱，被汉奸土匪劫了扔到河里，死得就太冤枉了。乱世出土匪，黄河边上的土匪特别凶恶，咱们两个抗日战士，不明不白地被土匪杀了算怎么一回事？死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咱们还是抗日烈士呢。我身上是带着一支小手枪防身自卫的，可对付土匪也抵不了什么事，一开枪，还得把日本人给惊动了。依我说，咱们靠着山边走，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闯过去，你听我的吩咐好了。我主张在太阳落山之前闯过这个危险的关口，没准儿最危险的也会是最安全的呢。咱们先闯过了这一段路，再找个老乡家住下休息。
我们本来是两个人都骑着毛驴的，还跟着两个老乡。现在，我就重新做了安排。我骑着一头驴子，让陈记者跟着，装作赶驴的，就像是丈夫赶着毛驴送媳妇赶路，从日本人岗哨附近走。过去丈夫赶驴伴送媳妇，这是当地老乡的风俗。我让那两个老乡牵着一头驴，离我们远一些，跟着我们走。等我们平安地通过了这一段路，老乡再赶上来。
这样，离日军岗哨不远不近，毛驴走得不慌不忙，我们就把这一段路过了。我们必须是硬挺着，硬装着，不能让敌人看出我们的破绽来，可是心里却紧张得不得了，万一被敌人识破，那就是插翅难逃，一点儿都不敢麻痹大意，心都吊在嗓子眼里。而且，我不但自己要撑得住，还要给陈记者打气鼓劲儿，让他保持镇静。我们两个人，迫于形势，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演出了一场“夫妻双双把家还”，总算是骗过了敌人。过了敌人的岗哨，走出一段路，老乡也赶上来了。我就跳下毛驴，对陈记者说，你辛苦了，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长的路吧？现在给你骑着驴子走，你休息休息，我步行，我的两条腿，可是爬山跳沟地走惯了的。
到了前边，又遇到了新的情况。
这里的平原，依山傍河，地形很特别。在平原上放眼望去，是平坦的一片，但是，走着走着，却会遇见一些凹陷下去的断崖沟壑。这些沟壑，在远处是看不见的，到了近前，才发现它们，窄的有几百米宽，宽的足有几里地，陷进地下几十米，沟里还有窑洞有人家。走到一处，沟壑在望，陈记者非常疲倦，就提议说今天就在这沟里住下来别走了。我说，按照路途计算，今天一定要赶到前面的村子，明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陈记者又累又乏，虽然这时他已经是骑着毛驴赶路，他还害怕走夜路，一再说要住在这里，我呢，反复坚持说再往前走一段路。结果呢，还没有走进沟里，就听到一片脚步杂沓，很急迫的样子。我们非常紧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人。他们从那边上沟，我们从这边下沟。下了沟，按照我的意见，我们没有停留，就又翻到平原上。这时，那些不知来历的人群已经跑远了。夜色中，我们匆匆向前行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看到了闪烁的一片灯光。我们的心才开始安定下来。
这是一个村庄。我们走进去，老乡赶着毛驴，跟在我们后面。一进村子，我们就上前去叫门，那户人家的院门我记得还是斜着的。我是个女同志，叫了两声“老乡”，门就开了。老乡紧张地开门，紧张地让我们快进屋，把赶着毛驴送我们的那位乡亲打发走了，连门都没有让他进，以免人多暴露目标。老乡说，就在刚才，一群皇协军在村子里打死人了，情况很是危急。敌人是否走远，还不能断定。我想，我们先前在那道沟壑前听到的那一片匆忙的脚步声，就是敌人在奔袭吧。这个老乡很机敏，急忙把陈记者引到喂牛的棚屋里，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迅速转移，把我则带进隐蔽的小窑洞里这一带的窑洞，都是大窑洞中又掏出一个小窑洞，是储藏东西用的。也比较隐蔽。我进了小窑洞，窑洞里储藏了很多红枣。我一路上匆忙赶路，早已是饥肠辘辘，藏在窑洞里的时候，我就一把一把地抓红枣吃，那才是又香又甜呢。老乡给我们做了晚饭吃。夜里，我就和这一家的老太太一起睡在这大窑洞里的一铺炕上。奔波了一天，几次遇到险情，心一直是绷得紧紧的。直到这时候，睡在老乡的土炕上，我一天来绷得非常紧张的神经，一下子都松弛下来。
第二天，我们在村子里雇了一辆牛车，吱吱扭扭地在路上走，陈记者坐在牛车前面的车辕上，我坐在牛车中，仍然是一家人夫妻两口走亲戚的样子，从从容容，不急不忙，最艰难的一段路，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了。
经过这次历险，这个陈记者，真正佩服我了，他夸奖我年纪轻轻，就这样沉着勇敢，对付敌人有两下子，对自己人又懂得关心。他对我说，他相信牺盟会八路军里有人才，要把他妹妹送到我这儿来，让我带着她做抗日工作。可惜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了。
到延安去，到延安去
随着局势变化，国共合作的局面出现了危机，在晋西北发生了阎锡山的军队围攻抗日新军的事变，一时间，燕家山的情况也紧张起来。
在山下面，蒋介石派来的李犹龙专门在第七专署来做策反。他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拉拢青年，有一次他召集会议，我们都去了。他就讲，国民党怎么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怎么样。我是心中有数，不理睬他。可是，工救会的头头，那个姓朱的就被拉过去了。我马上跟李哲人汇报说此人叛变了，李哲人还不相信，他说此人刚刚向他汇报过工作，没有表现出异常，还说再过些天他还来汇报工作呢。可是几天以后，此人就总是跟我讲，他是东北的流亡青年，父亲母亲都留在东北，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现在给共产党做工作，都是供给制，手里没有钱，没法子顾家。要是到西安去，投奔国民党，一样是抗日，可是那边条件很优厚，也可以在经济上照顾家人了。此人还散布一些抗战必然失败的论调。李哲人听了我的汇报，还不相信。结果没有几天，此人就跑到李犹龙那边去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向山西新军动手，由抗战初期的利用共产党转变为排斥和杀害共产党，寻找借口要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新军“解决”掉，从牺盟会中清洗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危机。这也波及到我们这边来了。当时，地委要求我们全部转移，每个部门只留下一个人照应门面。这样，阎锡山的人来了一看，我们还在照样工作，这就表明我们与晋西事变无关，与共产党无关。
当时，我们都奉命撤退了，我把妇女救国会安排到夏县的一个山沟里，由张彩在那里负责。然后又回到燕家山，回来一看形势不对了。我远道而来，本来想在这里住一夜歇歇脚，却看到工会那个姓朱的头头公开叛变了，公开投靠了国民党李犹龙，我们的身份隐藏不住了，情况很紧急，我就不敢在燕家山住下，我向留守的那个同志(名叫张杰)交待情况，让她也迅速撤退，没有必要在这里留守了，告诉她怎么逃走，怎么到夏县山沟里找自己人，我就连夜离开。结果当天夜里阎锡山就派人来了，把青年救国会的小薛抓走，后来牺牲了。农民救国会的两个人也被逮捕。只有马枚跑掉了。
我从燕家山出来，连夜赶到地委，李哲人也不在地委住了，住到垣曲八路军的兵站。我就跑到兵站里找李哲人。这时候，杨惠文(原来的公开身份是在垣曲县牺盟会里工作，实际担任垣曲县委宣传部长)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出来，找到地委，李哲人就安排我们两人白天关在房子里，晚上才出来，散散步，活动一下腿脚。为什么呢？因为李哲人还准备要我们做公开的群众工作，不能暴露党内身份。我们就像关禁闭一样地关在兵站里。白天有人给送吃的，兵站伙食好，吃白面馒头，猪肉，白菜粉条炖豆腐，炸油条，八路军编为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当时国共关系还没有破裂，由国民党政府提供军需，供应较好，这在当时就是最高享受了。原先我在燕家山的时候，伙食是很差的，有时候没有饭吃，有时候只有小米没有菜。燕家山的那口锅也有问题，一边烧饭一边就漏水，烧饭经常是半生不熟。只是迫于现实条件，什么饭都能吃。现在住在兵站，可真是解馋了。我们吃了饭没事情做，就在屋子里嬉闹，每天吃得肚子撑撑的，贪嘴，都吃得消化不良了，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吃，晚上就出来到野地里遛哒，消食。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忍耐不住了，找李哲人说，总得想个办法让我们工作呀，现在这样子，每天不干事，每天还吃这么好，我受不了。李哲人开始说，你们到屯留的北方局党校去学习吧，以后形势好转再回来工作。以前我们常去屯留开会。四个救国会，农、工、青、妇，我是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的名字叫路易，后来在北京中日友协工作。我们两个常一块儿到北方局去。从平陆到垣曲、高平、长治，然后才能到屯留。我们就等待机会到屯留上党校去。后来局势进一步恶化，阎锡山部下孙楚的军队盘踞在阳城的山上，无法通行，屯留党校去不成了，李哲人安排说，这样吧，你们想办法过黄河，到西安去，从那里上延安吧。我一听，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本来在从太原撤退到临汾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延安去的，可是，我二姐怕我一个人年纪小，照管不了自己，就把我带回了河南。从华干毕业以后，我跟着刘子超在太南游击队打游击，我也提出来要到延安去，刘子超不愿意让我去，但是又犟不过我去，就派了个交通员，带着我到黄河边上走了一圈，黄水滔滔，军情紧急，从哪里也过不了黄河，只好又回返了。刘子超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其实，从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的革命青年都十分向往的地方。现在，我也终于要到延安去了，怎么能不喜出望外呢？
好事多磨
这样在垣曲待了三四个月，就决定让我和杨惠文到延安去。接受了指示，我们就从垣曲过黄河。我的党组织关系写了一个小纸条，就别在头发里。18、19岁正是年纪轻，头发非常厚，把组织关系介绍信叠成小纸块，藏进去。从垣曲出发，过了黄河，到了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里面。
这是1940年春天3、4月间。在八路军办事处停下来，因为国民党封锁边区，走不了，就在西安等待机会。没有想到，离延安只有几百里路了，却是可望而不可及，苦熬苦等，一等就是几个月。各地来的人员，还有投奔延安的学生，都在西安停下来。延安是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向往的圣地，冒着生命危险，满怀报国激情，千里万里远道而来，现在却被人为地阻隔在西安。我等得非常不耐烦。因为住的地方气候潮湿，我的疥疮又复发了。没有什么药，却有几支六零六，是治梅毒的。本来给办事处一个女同志治病，剩下几针没用完。办事处的人就跟我说，让我打六零六试一试。否则，我的皮肤病，到了延安就会更加严重，那里都是住窑洞，潮气更大。我就同意了。结果，一打针打坏了，全身都起了反应。这时有机会可以走了，我却因为打针打坏了，走不了。只能是眼看着杨惠文他们离开西安，连可以深入地交谈的人都没有了。
好不容易地等到了40年5月，我的皮肤病渐渐好了。朱德总司令从山西抗日前方途经西安回延安，从此就留在延安，再没有上前线。我们就跟着朱德总司令上延安去。当时八路军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大卡车，没有别的车辆，朱德总司令坐的也是大卡车，朱总司令的车在前面，我们在后面，充作朱德总司令的随员。有关人员事先就告诉我们，一路上都不要下车，不要讲话，遇到情况会有人出面处理。这样赶路，气氛就很紧张，一路上难免是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意外事件。路过黄陵县，也不敢下车去看看黄帝陵。好在是有惊无险，在卡车上颠簸几天，终于到了延安。
中央党校45班
这样，我从前方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圣地延安，一颗经常悬着的心，这次可放下了。终于回到家了。这里就是革命的大后方，是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啊！
到了延安，我被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分配到中央党校45班学习。这是党校的一个高级班，班里的学员都是从前方和重庆工作回来的，都是有一定的对敌斗争经验，经受过战争、经受过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从无锡来的“才女”严慰冰(后来与陆定一结婚)也在这个班上。
在中央党校学习，课程有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等。党校的学风，是毛泽东倡导的，以自学为主，发了教材，主要是马列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自己读书，然后集体讨论。早晨个人活动锻炼，晚上到延河边上散步，要不就看延安的文艺团体的演出，白天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书或者开会讨论。我年纪小，比起别的同志来，经验方面也差一点儿，就是爱提问题，爱争论，读不懂的东西，就追着别人请教，到集体讨论的时候，叽叽喳喳地抢着发言，对别人讲的，一时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看法，也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和退让，总是一五一十地跟人家“讨论”问题，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别人也习惯了，遇到这种场合，会有意无意地让着我，就像大哥哥大姐姐让着家里的小妹妹。其实呀，我就像是在外面流浪了很久、吃了很多苦头的小鸟飞回家了，能不尽情地扑腾吗？
学习了两年，就从中央党校毕业了。中央办公厅的武竞天(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长)找我谈话，说要安排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他说我第一是年轻，精力充沛，第二是经历过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考验，第三是从小就读书，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经过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是进中央办公厅的合适人选。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那可是多少人都向往的地方，是直接为中央首长服务，直接接触中央的核心机密啊。可是，我一来年纪小，没有想那么多，二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两年里，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上的差距原先在敌后工作，自己就是个小知识分子，比起那些农民来，识文断字，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再加上年纪又小，走到哪里都是让人佩服让人称赞的。到了延安，学习了两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才知道革命的队伍里有那么多水平高的同志，知道了革命理论的高深和广博。如果说，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我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就有一些个人的主见了。我喜欢上了理论工作，想多学习一些革命理论，多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因此，武竞天找我谈话，我就毫不隐瞒地讲了我的想法。我要求继续学习，这样也就表明了我不愿意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的态度。
小初中生偏要学理论
那时候，我二姐聂元素和姐夫梁寒冰都在延安，在马列学院。二姐看见我半通不通地啃理论，还要读《资本论》，就嘲笑我说，你这么个小初中生，还想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大部头，你能学得懂吗？她越这么说，我就越是坚定学习的决心。我的那股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想，我直接上大学有困难，我就从头来，决心上高中。当时延安大学的校长是赵毅敏，延安大学有一个高中班，我就上了延大高中班。这时候，杜鹏程(后来因为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而著名的作家)也在高中班学习，他整天抱着小说看。我呢，学习的时候，我就自己学着写点理论的东西，小文章。我还把写的东西送给赵毅敏看，赵毅敏看了我的学习心得，鼓励我说，行啊，写得不错，努力学习吧。
延大校址是在杨家岭旁边，和中央党校相对，斜对面，中间隔一条延河。在杨家岭的时候，天气一暖和，我们就下延河游泳，有的时候，一大早就下河了，真是充满了生气。到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出来散步，也到青年文化沟去，看童大林主编的轻骑队的墙报。这个刊物思想活跃，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都是在轻骑队的墙报上发表出来的。这些文章因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并非在延安的一般人所能写出来的，就更加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也引起了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不过，我那时候年纪轻，在延安的生活接触面比较窄，又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理论学习，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不出评价，当然，我也没有看出他们反动在什么地方。直到后来，问题闹大了，毛主席都表态了，轻骑队的墙报也停刊了。
“抢救”和被“抢救”
在延安大学高中班学习不久，就赶上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大”是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在一起进行整风的，为了便于一起组织活动，都搬到桥儿沟。
鲁艺的校长是周扬。他也是鲁艺和延大整风运动的负责人。周扬在大会上做整风动员报告。周扬是很善于演讲的，他讲话的时候，感情热烈，很有煽动性，把大家的情绪都带着跑，能造成压迫人的一种声势。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板着面孔凶巴巴的，可是，他能把大家的思想都牵着跑。周扬说，整风运动，有问题的都要交待。他有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凡是有问题的，都要交待，现在交待，还可以赶上末班车，不然的话，就是另一种后果了！”
毛主席说是要整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后来的历史记述，都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可是，整风整风，不知道怎么一来，就突然变成“抢救”运动了。在鲁艺和延大，周扬讲完话以后，就开始抢救了。我先是被派出抢救别人，后来又被别人抢救。派我去抢救谁呢？一个是朝鲜人，一个是日本人，都是女同志。她们是从东北过来的，据她们自己讲，她们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千里迢迢地投奔延安。特别是那个朝鲜姑娘，大个子，什么都好，就是28岁了，还没有谈对像，有人无中生有地怀疑她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潜入延安，又不敢结婚。那个日本姑娘，也是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因此，她们两个人都成为抢救运动的第一批牺牲者。
别人的事情，我搞不清楚，派我去抢救别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抢救法。没有想到的是，从小就参加革命，自以为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我也成了抢救对像。开始说我是河南人，是“红旗党”，是假党员。这是康生信口雌黄制造的冤案，他说河南的地下党都是受蒋介石控制的，是打着红旗为蒋介石卖力的，所以叫“红旗党”。这本来就是冤假错案，何况，我还跟河南的地下党不沾边。我入党是在太行山，是在朱瑞和刘子超领导的华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入的党。让我交待，我就这样分辩。谁知道，洗刷了这个罪名，又被安上了新的罪名。康生说我和王实味有关系。我和王实味有什么关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当时也不知道这话是康生讲的，这还是我二姐和姐夫后来告诉我的。我与王实味的联系，就是从王实味住的窑洞门前路过了几次。我是去找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就是当时延安平剧院改编上演《逼上梁山》(并且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的改编者之一。杨绍萱住在马列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的隔壁。他年龄比较大，很喜欢年轻人，叫我到他那里去玩。我不认识王实味，有时候在他住的窑洞外面碰上了，因为见面多了，也就是说一两句话打个招呼，“你来了？”“来玩。”从来没有正式打过交道。到后来，王实味因为写《野百合花》挨批了，还指责他是“托派”，延安的人们都知道，很少有人再接触他，怕受到牵连，他也更加孤僻和冷寂，遇到任何人都不加理睬。我虽然年龄小，对这些事情也都知道，我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刚刚20岁出头的我，莫名其妙地就被追查了一阵，没有查出什么东西，却把我的情绪给闹坏了。平白无故说我是特务，我当然不高兴。我是直到解放以后，才走到社会上，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我从小是在家里边，备受宠爱，15、6岁参加革命，就在革命队伍里，思想单纯得很，战斗和生活中，吃了不少苦，但是在人际关系上，却是一直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的友爱团结和互相关心的。身边的同志，都比我年纪大，凡事都愿意让着我，因此，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社会上是什么情况，不懂得什么是坏人。现在一下子挨了整，自己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抢救运动停止了。因为“抢救”我的时候，已经是运动后期，被抢救的人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一开头，我不是还参加了抢救别人吗？也没有讲为什么要停止运动，就不了了之了。延大也和鲁艺分开了，又和延安行政学院合在一起，搬到了杜甫川东边。西北局也在那里。西边是中央党校六部，对过就是高岗领导的西北局。
此事“不许议论”
很快地，我又回到中央党校六部。六部的负责人是侯维煜。我在中央党校一直学习到1945年的抗战胜利。到1945年前后，这时候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都派到各地工作去了。日本投降以前，我二姐和二姐夫也被派到晋察冀解放区去。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住在枣园，我星期天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枣园是不能随便去的，毛泽东就住在那里。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搞情报工作的，属于要害部门，要有特别通行证。但是我可以自由来往。这大概是因为我也给中央领导人做过情报工作的缘故吧。
我经常到枣园去，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事情就听到一些。主要是说，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很有一些人反对毛泽东跟江青结婚，他们对江青这样一个从上海滩来的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演员，都很反感，听说张闻天呀，徐海东呀，都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可是毛泽东没有接受。当时在前方的时候，党内还有个通知，说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不许议论”，这在今天听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可是，我们当年都是坚决执行的，谁也不许传播有关的消息。还有就是关于江青的日常生活方面的非议。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喜欢使用十几岁的小男孩当公务员，就是“小鬼”，大不过14、5岁，小的只有7、8岁。那时候在延安收留的流浪小孩参加八路军的不少，人们称他们为“小鬼”。江青就从中物色“小鬼”，给她当公务员。听说有一次，毛泽东要江青烧毁一批文件，结果江青连一些不需要销毁的文件也一块儿烧了，因为不得法，还把烟囱给堵了，让“小鬼”下到非常狭窄的烟囱里去掏，要是万一掉下去卡在烟囱里面出不来，就出大问题了。毛泽东发现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江青一顿，江青为此与主席吵了架。这样的女人，跟在最高领袖身边，怎么能让人们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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