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来点怀旧的]伏尔加河上的灯火——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

杜雅萍

闲闲书话』 [书余文字]伏尔加河上的灯火——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 [连载中]



作者：数帆老人 提交日期：2007-9-8 0:54:00

　【写在前面】
　　
　　我是个苏联文学爱好者，我热爱苏联文学，这一点我毫不讳言。
　　
　　30多年前，那个无书可读的蒙昧年代，我和我的同学间经常这样鬼鬼祟祟地碰头：
　　
　　“搞到了红湖秘密。”
　　“借我看看？”
　　“拿你哥的九级浪换。”
　　“......好吧，那朱拉再借我两天？”
　　“行，还有阿里泰，一起给你吧......”
　　
　　这有点像“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其实就是70年代上半叶我们同学之间互相交换苏联小说时的对话，在那个苦闷的灰色日子里，众多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常常是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精神生活的来源，其中又以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最受青睐。
　　
　　中国出版了多少苏联读物？数量之多恐怕连目录专家都算不清楚。建国前就不说了，据我现在掌握的不完整资料，从建国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至少在700种以上，上面对话中提到的《红湖的秘密》、《九级浪》、《朱拉》、《阿里泰到山里去》只是其中不太出名的几种而已。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海鸥》、《勇敢》、《波尼伍尔的心》、《棕榈上的霜》、《静静的顿河》……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领袖著作交相辉映。
　　
　　当年，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没头没尾的苏联小说好似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扑面而来，给了我们多大的精神满足啊，那是我们在暗夜中成长的灯塔，是我们想象的世界，是我们梦幻的未来。
　　
　　至于比我们年长的兄辈父辈，那些五十年代正好读书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几代人，苏联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我想那不只是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已，更是他们青春的向往、理想和信仰。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间那个强大的、美丽的、曾经跟我们那么好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一夕间轰然倒塌，留下一地的灰烬无人瞻仰。而我们奔向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现在终于有机会向那片神奇的土地投出怜悯甚至鄙夷的目光。
　　
　　于是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苏联文学小说随风远去，无人再提，即使说起也是被看成了垃圾，斯大林时代“粉饰现实”的有罪证物。很可玩味的是，当下一些曾经狂热迷恋苏联文学，在苏联文学熏陶下写出自己第一批优秀作品的文坛大师们，现如今翻脸不认帐，一二三四五数落起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面不改色……于是乎，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变成了点点鬼火，映照着那具曾经高大强悍的僵尸，任人践踏。
　　
　　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苏联小说真的是垃圾吗？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苏联小说真的一钱不值吗？也许吧。不管怎么样，在人生的长河中，那些苏联小说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抹不掉的印记。
　　
　　这三十年来，世界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昨是今非，今是昨非，从展览馆的老莫到王府井的麦当竟是一步之遥，不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否也是五环六环车水马龙？不多说了，让我们回过头去，我这个苏联小说的最后一代读者，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本一本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卷，回首消失中的苏联小说，为那些年长的老一辈读者和那些年轻的只读过钢铁的后生们添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1，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
　　
　　先抄一段书：
　　
　　列拉：“……你心目中净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利，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斯巴达：“你们受到你们的富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
　　
　　上面这段对话出自自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第148页（上海人民1972版），对话的是小说里的两个人物，列拉是革命的持苏联观点的嫁给意大利留学生斯巴达的苏联姑娘，斯巴达是反革命的持反苏联观点的娶了苏联姑娘列拉的意大利留学生。我在1975年读过一次《你到底要什么》，前不久又读过一次，两次阅读的观感大相径庭完全不同，比如这段对话的妙处，在当年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在1975年，柯切托夫作为反面对象提到的这几个人物（1972版该处注释：都是苏联反动作家），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闻所未闻。我不会想到，写段话的柯切托夫更不会想到，要不了多少年，这几位被他当成文学垃圾废物一般嘲弄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是如此地名震四方，他们的作品被挖掘出来是多么的受欢迎，他们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骄傲，而对话中作为正面形象提到的那几部作品却被遗忘的干干净净，他本人则在文学史上成了不起眼的小丑一般的人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就算是文学史也是这般无情，且充满了戏剧性。
　　
　　柯切托夫在中国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在中苏两党两国从亲如兄弟的五十年代，反目交恶的六十年代，视若仇敌的七十年代，到解冻修好的八十年代，烟消云散的九十年代，在每个十年里都有长篇小说中译本出版的苏联作家，除伟大的高尔基外，仅柯切托夫一人耳！他的著名作品《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到了七十年代，作为反面教材半公开出版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风靡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描写苏联另类青年生活又带点西方色彩的《你到底要什么》更受到追捧，连我这半懂不懂的少年读者也看得不亦乐乎。
　　
　　《你到底要什么》的主要情节是几个西方文化人在苏联的活动，这几个人中有纳粹余孽，有白俄后代，有美国特务，他们在苏联接触各方面人士，大肆从事间谍颠覆活动，向神往西方的苏联青年推销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未来和平演变的主力军下精神迷魂药，怂恿苏联青年丧失革命斗志、从事犯罪活动、乱搞男女作风问题，等等，再加上另一条情节线描写一位正统作家的遭遇，反映文化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个情节构成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
　　
　　当年的中国的读者看惯了战争题材、建设题材、工农业生产题材等模式化的小说，哪见过《你到底要什么》这种描绘文化界众生相的软绵绵的作品，何况还有这么浓厚的西方色彩！尽管是柯切托夫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当年的中国青年从未见识过，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魅力，因此《你到底要什么》一时风头无两，折服了尚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中国青年读者群。前不久我再次重温了这部少年时看得五迷三道的小说，不禁哑然失笑：这也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也叫西方文化？这也叫腐蚀青少年？柯先生啊，您老活过来看一看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柯切托夫给那个派遣间谍小组的西方机构命名为“新世界出版公司”，恰好跟当年那个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新世界》同名，这不会是巧合吧？利用小说反革命固然是创举，利用小说反反革命自然也是一种手段，柯切托夫作为拥护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领衔率领十月派同以《新世界》为代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自由派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从这间谍小组的名字上可见一斑。我想柯切托夫在罗列那些反动作家的名字时，不知是否在念叨着他的死对头――新世界的主编、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字？
　　
　　总体说来，《你到底要什么》反映了柯切托夫在1968～1969年的心态：对苏联现状的不满，对接受那么一点西方文化的焦虑，对苏联未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自己长期陷身于文化斗争的苦闷，等等，现在来看，这些显得多么的小儿科。小儿科归小儿科，七十年代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年那种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
　　
　　(《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2，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青春常在》、《州委书记》、《落角》
　　
　　1952年，柯切托夫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横空出世，这一年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个整年，这本书也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作品，完美的代表作。（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理解这样拗口的名词。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1934年，这个术语的定义经过斯大林批准后公布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以为，这个定义的翻译值得商榷，不简洁，不明晰，不精确，很让人迷糊。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和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区隔。）
　　
　　《茹尔宾一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时间内至少有三部不同的译本陆续问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殿兴、桴鸣译本，泥土社的徐克刚译本，作家出版社的金人译本）。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靳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向“茹尔宾一家”学习》，向中国读者如此介绍这本书：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小说，通过茹尔宾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工作，描写了拉达河上造船厂的重建，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面貌。……”
　　
　　为什么“茹尔宾一家”会立刻在中国引起反响，受到出版社、翻译家和读者的关注？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编排、结构的组织，还是细节的描绘，文字的提炼，都恰到好处，整体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作品高出一筹，而思想性更是正确的了不得，完美的苏联社会，完美的工人阶级人物，完美的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写出这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主义作品，柯切托夫可谓踌躇满志。
　　
　　我到了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小说，读过之后叹服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几乎无懈可击，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大概是所有的一切太完美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许就是后来人们指责的粉饰现实主义吧。
　　
　　凭着这部《茹尔宾一家》，本来只是众多二流作家之一员的柯切托夫一步登天：斯大林奖金，作协理事，《文学报》主编――成了一线大作家，什么都有了，就是斯大林不在了。后斯大林时代风云变幻，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发酵，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达到高潮。柯切托夫作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以后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机智地用作品来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这也导致他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水准参差不齐：
　　
　　《青春常在》（1954），描写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生活（八十年代出了中译本），与《茹尔宾一家》相比未见进步。
　　
　　《州委书记》（1961），是作者反对反官僚主义浪潮的应景之作，他笔下美化的苏共高级官员，其真实性很令人怀疑。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个人物是被作者恶意丑化糟践坏了的颓废诗人普土什柯夫，居然毫不掩饰地影射当红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这种文学令人大开眼界。
　　
　　《落角》（1967），描写列宁格勒内战时期的故事。1973年出了中译本，和《你到底要什么》一起同样在文革后期风行一时。这本书有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内战时期的历史错综复杂，敌我矛盾，内部矛盾纠缠一起，加上后来血腥的权力斗争，导致这段历史真相难明。1912年才出生的柯切托夫怎么可能写好1919年的故事？第二，柯切托夫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以及当时苏共官方历史观的限制，怎么可能写好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因此，这本书也就是翻翻罢了，不可当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柯切托夫作品都不堪一读，至少有一本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
　　
　　（《茹尔宾一家》，殿兴、桴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1883
　　《茹尔宾一家》，徐克刚译，泥土社，1854
　　《茹尔宾一家人》，金人译，作家出版社，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青春常在》，刘恩泓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州委书记》，孙广英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最爱排行榜上，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无疑是排在前列的。
　　
　　《叶尔绍夫兄弟》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凡是从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柯切托夫作品中都可排名第一。其实这部作品是柯切托夫为对抗苏共二十大前后声势高涨的反斯大林势力而匆匆赶制出来的，像是用打成两半的镜子拼起来的万花筒，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不完整的影像，看不清真面目。一方面是浓厚的政论色彩，另一方面是高超的艺术魅力。
　　
　　就思想面而言，作者的立场清晰而坚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正面描写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描写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成就，揭露后斯大林时代国家和社会自由化泛滥的危害，这与当时苏联的主流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党和国家一方面深入揭批斯大林主义的遗毒，清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反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危害党和国家发展的官僚主义习气，谴责官僚主义压制了人民的创造力。在这种背景下，柯切托夫偏偏写了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好干部与伪装成发明家的卑鄙阴险的野心分子激烈斗争的故事，其幽默和锋利让人忍俊不禁。
　　
　　抛开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作品的其他方面着实打动了我这样的普通读者。
　　
　　首先，大量的抒情笔墨，弥漫整个作品的浓郁的诗意格调，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小资情调，这种情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要靠读者凭着悟性读透全书慢慢体会。
　　
　　其次，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写的太美好了，书里的人物就像网友说的，“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作者的如花妙笔渲染开来，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向往。
　　
　　第三，书里人物的感情生活同样令人向往，比如安德烈和卡芭，季米特里、斯捷潘兄弟和廖丽亚，季米特里和伊斯克拉，这种感情生活也是纯粹和高贵的，时下风行的“哇塞！我好爱你哦！”之类的伪言情完全不可比拟。
　　
　　第四，书中描写的文艺界生活色彩斑斓，让我等小市民读者神往不已。说来也怪，从《茹尔宾一家》开始，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文艺界，《茹尔宾一家》只是一个人物，《叶尔绍夫兄弟》将近一半的篇幅，到了《你到底要什么》就整个以文艺界为背景了。作者设计的文艺界人物包括诗人、作家、画家、导演、演员等等，按理说这些人的生活应该不是身居文艺界最核心位置的柯切托夫感兴趣的，之所以要写这些大概有其他的意图。其实，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毫无作用，没必要看得这么重。
　　
　　总而言之，阅读《叶尔绍夫兄弟》是一种享受，不要说文革时代，就算在当今时代，这部作品的魅力也丝毫未减。这样一部充斥了原生态的斯大林主义、为斯大林时代辩护的类似匕首一样的作品，竟然得到中国广大读者长期的认可和喜爱，让人不能不感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认可度远远高于思想意识的认可度，其生命力的持久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思想。
　　
　　柯切托夫1912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毕业于农技学校，在校期间当过造船工人，毕业后到农村工作了七年，1938年调到报社做记者，开始发表一些中篇小说，成就一般。二战期间到前线当战地记者，战后从事长篇小说写作，进入辉煌的大作家生涯。从他的年纪和他的成长背景看，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影响无法磨灭，因此他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不能适应，这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叶尔绍夫兄弟》里显露无遗。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包括长篇处女作《农艺师同志》（又名《在祖国的天空下》，中译本名为《春回大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遗作《雷电击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于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苏联的集体，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呢。
4，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苏联小说的代名词，至少是苏联小说在中国的代名词。
　　
　　《钢铁》在苏联或者在当今俄罗斯乌克兰的影响怎么样不大知晓，反正在中国这几十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前些年还有一批中国钢粉不远万里开赴乌克兰，拍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册上也算是一个事件。喜欢这本书的也好，不喜欢的也好，反正大家都惦记着，没事的时候吵上几句：好书吗？坏书吗？有意思吗？有价值吗？是经典吗?如果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这样戏说：《钢铁》是中国人民的口水吐成的。
　　
　　关于《钢铁》的话题确实已经说滥了，从最初的1942译本到最近的漓江全译本，从小人书到电影电视剧，从教授到网民没完没了的争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和佚事，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一本书从诞生到现在热闹了70多年，就算再美也审得疲劳，再说什么都似乎没意义了……这里只好简单说说我早年关于《钢铁》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单位要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宿舍小区里开始大兴土木，东一块西一块的工地沟沟壑壑，到了晚上阴阴森森，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战场。有一次两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分成了两队，各带一队在工地打正规战，带我们的那个大男孩讲完了进攻战术，给我们按个头排好阵型，然后举起工地的木头条儿当马刀，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嗓子：“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我们这帮小孩就呼啦一下冲了上去……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后来一直犯疑：他怎么不呼喊“为了毛主席”、“为了新中国”，喊什么“保尔柯察金”啊？后来我识的字够多，开始看家里的小说，才明白“保尔柯察金”是谁。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大男孩的名字早就不记得了，但那句“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却一直记在心头。
　　
　　我家藏有一本精装的梅益本《钢铁》，人民文学1953年6月第二次印刷，大概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赶时尚买的，经过我的哥哥们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仍然品相良好。我看了第一遍就决定这本书属于我的一级保护文物，概不外借，绝不拿出示人。整个小学期间，我躲在家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抄了不少警句，把“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的时候引用了无数次，一直到上中学考作文仍然用之不误，居然还能得高分。虽然很多年没考作文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能把这句名言默写得一字不差。
　　
　　前些年刘小枫先生写了一篇《记恋冬妮亚》，带起了一股神交冬妮亚的风潮。其实在当年，我并不怎么欣赏冬妮亚，因为我就读的是科研所子弟学校，周围类似东妮亚的高知出身文化女生多了去了，一点都不新鲜。那时候，我神交的是丽达，那个被保尔错过的美丽又有革命魅力的女性。相比“人最宝贵的……”，我内心更喜欢丽达对薛尔基说的那句话：“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钢铁一般的革命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句子，这么碧蓝又温柔的男人和女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场面，着实让我们这些中国钢铁少年心荡不已。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我们班一位漂亮的女生聊起了《钢铁》，原来我们两家的藏书背景相当一致，她家也珍藏了一本《钢铁》，而且也是概不外借的。说起书里的人物，她说不喜欢保尔，她喜欢的是薛尔基，那个丽达爱上的蓝眼睛的薛尔基……往事如烟，仔细回想起来，原来我们灰暗的少年时代也还是有碧蓝和温柔的一页。
　　
　　如果说当年喜爱《钢铁》并深受影响的几代中国青年是被苏联文化洗过脑的话，现在这拨对《钢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中国时尚青年，无疑是被西方文化彻底洗过脑的。大家都是洗了脑，彼此彼此算是扯平了。我在意的是再过70年，中国会不会有咱们的《钢铁》去洗洗人家的脑？会不会有俄罗斯乌克兰的的粉丝不远万里来中国拍咱们的《钢铁》电视剧？与其大捧或者大骂别人的《钢铁》，不如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写出自己的经典《钢铁》才算厉害。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影响远远不如《钢铁》，当年我读过《钢铁》后，最想看的就是《暴风雨》，后来终于通过地下圈子搞到了，但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在众多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小说中，这本并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的《钢铁》太独特了，不可复制，《暴风雨》缺乏《钢铁》的抒情魅力，那种让人们至今争论不休的独特魅力。
　　
　　不管后人怎么评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能写出《钢铁》这样表面很政治化而实质上碧蓝又温柔的小说，绝对不可小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暴风雨所诞生的》，方羽译，潮锋出版社，1953）
　　

老木匠

这个帖子老长老长的，平平没有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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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老木匠没陪小榔头去买电脑，还在这里溜达

老木匠

　　5，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几本描写苏联英雄人物的书籍风靡中国，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这些书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心，人手一本传颂英雄的故事，异国的英雄鼓舞着积极向上、勤劳朴实、激情洋溢的中国青年们沿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激荡的年代，当我懂事的时候，那些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们被世风裹挟已英气不在，如今他们更是垂垂老矣，不知记忆深处还有没有卓娅和舒拉、密烈西叶夫、古丽雅、马特洛索夫和卡佳的影子？
　　　　
　　先说卓娅和舒拉。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传奇式的女英雄，生于1923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刚满18岁，正好中学毕业。在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危急时刻，卓娅加入了苏军，编入隶属西方面军的的一支特别部队，在深入敌后执行破坏敌占区居民点任务时，不幸落入德军魔掌，于1941年11月29日被德军绞死，英勇牺牲。卓娅的弟弟舒拉生于1925年，苏军坦克兵中尉，1942年17岁时即入伍，1945年4月13日在解放哥尼斯堡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0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科斯莫捷绵斯卡亚（新版译作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的儿女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他们一家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卓娅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牺牲经过，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特别是卓娅，她的英雄事迹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中国战后出生的孩子有很多取名为张卓娅、王卓娅、李卓娅……
　　　　
　　但在俄罗斯，卓娅的名誉却受到攻击，有些人试图质疑卓娅的英雄形象，借此抹黑斯大林，向斯大林已经惨不忍睹的踉跄的背影再揣上一脚。在剿杀斯大林的风潮里跟卓娅有关的是一道当年由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联合签署的命令，卓娅正是因为执行这个命令而牺牲的。
　　　　
　　我找到了这份1941年11月17日签署的0428号命令，要点如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1，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40～60公里、道路两侧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2，每个团都要建立由20～30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卓娅所属的部队当天就接到了命令，三天后卓娅的小分队越过战线深入敌后，执行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
　　　　
　　攻击卓娅的人说：卓娅烧的房子是村民的民房，根本没住德军。村民们对卓娅的行为很愤怒，把她抓了送给德军。卓娅没杀死一个德军。没烧过德军的辎重，凭什么当英雄？云云。还有人说：斯大林的命令太残忍，“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云云。
　　　　
　　姑且不说质疑卓娅执行任务的经过根本经不起推敲，就说卓娅勇敢地参加战斗，在凶残的侵略者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这不叫英雄什么叫英雄？为了战胜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无数人牺牲了生命，还在乎几个房子？我要说，这些攻击卓娅和斯大林的人，这些没经历过战火的无耻之徒，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打击侵略者！
　　　　
　　记得以前看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演到卓娅牺牲的场景时，响起一个浑厚的画外音：斯大林发布命令，为卓娅报仇，抓到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官兵要全部枪毙，一个不留！（大意）这时候影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场景撼动人心……对中国人民来说，卓娅和他的弟弟舒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那样熟悉，就像是自己国家的英雄那样受到尊崇。
　　　　
　　英雄是不死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么洵译，青年出版社，1952）


　　6，《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
　　
　　在70年代早期的地下阅读活动中，《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真正的人》这几本很容易得到，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时候把这类苏联英雄读物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另类课本，发行量特别可观，哪个同学家里都藏着几本，凑起来就全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菁英家长们根本不把这些应该禁的书当回事，没当成什么反动的低级的黄色的苏修读物收起来不给孩子看，大多爽快地开放给我们在地下流通，满足了我们的阅读饥渴。
　　
　　可惜的是，我们当年还小，看这些书也就是看个热闹，基本上领会不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书里洋溢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大多是朴素的感动，喜欢那些可爱的人物，中意那些精致、干净、抒情的句子而已。几年后文革结束，我们也过了看这些书的年纪，一直到这两年重温这些经典读物，才感到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伊林娜：《古丽雅的道路》
　　
　　我读《古丽雅的道路》时不像班里的女生那么入迷，觉得这本书太软绵绵了，都是些女孩子罗罗嗦嗦的事情，打仗场面比较而言也不刺激，太不过瘾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书里的插图，十几张古丽雅各个时期的照片过目难忘，特别是一张古丽雅打网球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天空、白云、山、树，衬托着一个苏联少女靓丽潇洒的身影，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无法形容。这些图片和书里前半部分战前生活的描写，让我们有了一个集体印象：30年代苏联儿童的生活丰富多彩，真是幸福啊！那样幸福的生活是我们这些习惯了晦暗郁闷的中国少年可望不可及的。
　　
　　茹尔巴：《普通一兵》
　　
　　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本《普通一兵》同《古丽雅的道路》一样，描述战前生活的前半部分极其精彩，少年萨沙成了我们的偶像，他的流浪，他的成长，他的阅读，他的友情和爱情，甚至他的战死疆场，都让我们神往不已。当年我们最爱读这本书的头两章，琪摩希加幻想到金刚山采宝石的神侃让我们心向往之：“……学者们就会承认我们是非常勇敢的探险家，会带着我们去参加远方的旅行了。那时我们就能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了。”看看人家苏联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大，人家梦想去探险，去远方旅行，还去巴西和新加坡！而我们对什么巴西新加坡全无概念，所谓探险不过是在建筑工地打打游击，所谓去远方旅行不过是去铁路边遥望远去的火车罢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少年，差别怎么如此之大呢？
　　
　　比留柯夫：《海鸥》
　　
　　小时候，邻居阿姨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海鸥》，素雅的封面，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让我眼馋得不得了，因为近水楼台，每年都要借来读一遍，恨不得据为己有。邻居阿姨说，这本以苏联著名女英雄丽莎.蔡金娜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海鸥》非常有名，她年轻时候喜欢得了不得，喜欢书里的卡佳也是喜欢得了不得。五十年代她要生孩子的时候早早决定，如果是女孩一定叫卡佳，可惜生了个男孩，让她好生失落（那个和卡佳名字擦身而过的男孩如今成长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写到这里，我一时兴起上网搜了一下，还真发现了张卡佳、王卡佳、李卡佳……或许这些卡佳起名的创意来自那只苏联“海鸥”――卡佳. 伏尔庚娜？）就在不久前，我在旧书摊发现了这本《海鸥》，跟当年邻居阿姨那本一模一样，当即拿下，就像找回了失踪多年的旧物，欣喜不已。
　　
　　《普通一兵》里，萨沙. 马特洛索夫曾在学校里和同伴们谈起丽莎.蔡金娜和卓娅. 科斯莫捷绵斯卡亚的英雄事迹，景仰万分。没过多久，马特洛索夫也成了苏军的普通一兵，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奋战，壮烈牺牲。萨沙也和丽莎、卓娅以及古丽雅一样，名垂青史。不管世态如何变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当年无数个风华正茂的卓娅、舒拉、丽莎、萨沙、古丽雅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因此，《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没有过时，也永远不应该过时。
　　
　　（《古丽雅的道路》，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
　　《普通一兵》，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2
　　《海鸥》，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7，波列伏依：《真正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随便问一个年轻人：波列伏依是谁？大概多半会惘然不知一头雾水。在五十年代，波列伏依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名气之大几与钢铁奥斯特洛夫斯基齐名，他的海量作品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法比的。波列伏依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文艺圈内口碑很好，销量也非常可观，如果放到今日，大概称得上是钱钟书加于丹的合成品牌。
　　
　　当然，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波列伏伊就是那本极其著名的《真正的人》。
　　
　　阿利克赛. 密烈西叶夫，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空军战斗英雄，空战负重伤后在荒山野岭森林沼泽爬行了18个昼夜，终于生还。他被截去双脚后没有气馁，反而自强不息，经过艰苦的训练竟然重上蓝天，加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并立下战功。《真正的人》用生动细致的文笔再写了英雄密烈西叶夫这一奇迹般的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部队官兵中，密烈西叶夫是年轻的一代学习的榜样，同志们决心要向密烈西叶夫那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而言，当年迷恋这本书，除了故事吸引人之外，更喜欢波列伏依抒情优雅的文字，比如开头那句：“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梳头，森林立刻苏醒，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一部歌颂斯大林式英雄的充满宣传说教味道的作品，竟然有如此优美的段落，跟我们当年两报一刊的刻板生硬完全不同。整个《真正的人》第一章，就是这样一篇美文，风景、环境、动作、声音、心理活动融为一体，优美的句子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读得我如痴如醉。这以后，又陆续读到更出色的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等大师的文字，大为感叹：波列伏依的文字仅仅是俄罗斯文学海洋中的一滴水，都可以如此赏心悦目晶莹剔透！
　　
　　波列伏依生于1908年，1926年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母亲任厂医的纺织厂做技师，业余勤奋写作，1927年19岁时推出第一部特写集《带虱子的回忆录》，深得高尔基的好评。1928年波列伏依调到报社任专业记者，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卫国战争爆发后，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同时兼任部队政治工作，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洗礼，军衔从少校升到了上校。四年的战地生涯使他积累了数不清的素材，战时及战后写了大量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军民鏖战德国侵略者的艰辛历程。
　　
　　波列伏依是个全能作家，创作力大的吓人，通讯、报道、特写、散文、游记、回忆录、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样样了得。五十年代作为当红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有一本翻译一本，甚至重复翻译两本、三本，中译本的版本乱七八糟，根本无从清理。这里仅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主要作品：战前发表的描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沸腾的车间》（莫野、谢祖钧译，作家出版社，1961），卫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胡文淑等译，文光书店，1953），描写战后和平重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斯大林时代的人》（金人等译，作家出版社，1953），描写复员军人回到工厂参加建设的中篇小说《归来》(冯培译，工人出版社，1950)，描写战时后方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后方》（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战时金融战线职工勇敢斗争的长篇小说《穆霞姑娘》（又名《黄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整理自战地笔记的长篇散文《随军采访四年》（《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896公里》、《纽伦堡审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3～1984），散文集《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1），《三十年以后》（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3），《名流侧影》（苏铁钢、汤民仁译，新华出版社，1988）……数不胜数，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些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散文集《名流侧影》，波列伏依用老辣的文字描写了他这一生接触到的众多著名人士，从高尔基到格瓦拉，个个栩栩如生，读来耳目一新。
　　
　　简单的说，波列伏依跟柯切托夫一样，是个典型的属于斯大林时代的带有斯大林烙印的作家，因此不能用当下的标准来评判他。他是个勤奋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朴实无华，优美生动，然思想深度不够；英雄太多，平民太少；歌德过多，缺德没有；墨守传统，创新不足，这些都是遗憾。波列伏依于1981年去世，后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青春》杂志主编，为人比较通达，笔耕不缀，简简单单地过完了余生，不像柯切托夫执着于无谓的斗争，自寻了很多烦恼。
　　
　　显然，波列伏依是个被遗忘的作家，《真正的人》也不大有人提起，在俄罗斯倒是有人记得密烈西叶夫，不过是嘲笑的口吻：“他到处讲那回事，还是那几句嗑儿，人们都背下来了――爬呀，爬；爬呀，爬……再爬，爬不动了……接下去，不用他说，人们就替他接上下句话了――伸手摘下野玫瑰的果实，野玫瑰是带刺的，带刺儿的野玫瑰刺破了手指，那鲜红的血滴在洁白的雪上……”，从五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崇拜“真正的人”的老青年，听了这种戏谑恐怕要气得吐血。
　　
　　五十年代的青少年人人知道并且崇拜密烈西叶夫，人人要做“真正的人”。如今呢，比尔盖茨倒是人人知道人人崇拜，谁知道密烈西叶夫？谁尊敬密烈西叶夫？商业时代就不需做“真正的人”了吗？如果明天发生了战争，我们的精神会不会疲软？我们爬得动吗？
　　
　　（《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9）

　　8，马卡连柯：《教育诗》、《塔上旗》
　　
　　从前，我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循规蹈矩，从没做过出格的事，但在老老实实的外表下却时常有不安分的活思想：厌恶死气沉沉没滋没味的学校生活，渴望过自由自在热闹刺激的日子，甚至羡慕那些神采飞扬的街头小流氓，很想离家出走做个流浪儿童。那个时候最想读跟我这些阴暗想法一致的书籍，比如后来风行的《麦田守望者》那样的逃学小说，但这类书很少很少。
　　
　　8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苍凉，于是扔下看了十年的八十年代闲书和西方现代文学，回过头去搜寻小时候错过的文革前老书，这样发现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卷本《马卡连柯全集》和《教育诗》、《塔上旗》的单行本，只翻了几页即“仰天长叹”：在我那个灰暗苦涩愤怒叛逆的少年时代，竟然错过了《教育诗》、《塔上旗》这样的好书！如果当年读到这么精彩好看又合口味的书，该是多大的快事！
　　
　　当然，就算当年读到了，也就是跟阅读其他地下书籍一样读个热闹，理解不了作品的精髓，理解不了作者马卡连柯的伟大思想。我以为，苏联时期固然出了很多名人，但论起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也就那么两三人，马卡连柯就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历史上，马卡连柯是个奇特的人，奇特的现象。他是一个教师，教育工作者，他以教育管理家、教育思想家、教育活动家等等炫目的头衔著称于世，同时，又以他撰写的《教育诗》、《塔上旗》、《荣誉》、《1930年进行曲》、《费捷电钻第一型》等教育小说在文学界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概括得比较简洁精确，这里就偷个懒抄录一下：
　　
　　“马卡连科（1888～1939），苏联教师，社会工作者、教育理论家，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20世纪20年代组织高尔基工学团，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此项工作颇有成效。1931年任收容青年罪犯的刑事机构捷尔任斯基公社社长。著有教育书籍多种。《生活之路――教育叙事诗》（1933～1935）记载他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父母必读》（1939）一书认为家庭是教养儿童的最适当场所，但必须避免资产阶级式的专断与剥削，而努力为大于家庭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马卡连科不赞成通过训诫和口号进行教育，认为训斥和说教最无效果。他把劳动当成发展心智和道德的基本手段，所有儿童都应负担劳动任务，并明确其责任，从而让他们了解个人权益的限界。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原则是：‘尽可能少提要求，尽可能多予尊重’。”
　　
　　这个词条有一处值得商榷。“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事实上，造成二十年代初苏联数百万流浪儿童到处流窜的原因很复杂，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后外国的武装干涉，空前惨烈的国内战争，等等，单单归咎于革命显然是不公平的。苏维埃政权为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因此出现了马卡连柯这样杰出的人物。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以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为背景）、《塔上旗》（以马卡连柯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为背景）等作品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了马卡连柯改造流浪儿童和犯罪少年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写得轻松、活泼、幽默、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为小说而言，与同时代其他大师的作品相比丝毫不逊色，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马卡连柯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划时代的人物。
　　
　　读马卡连柯的小说，我们不仅欣赏到优美的故事，更能一点一点体会到马卡连柯优美的思想：集体，纪律，劳动，活跃的人，前进的志向，生活的美感……在五十年代，马卡连柯是中国教师的偶像，有志青年因为读了《教育诗》而志愿献身崇高的教育事业，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体会到了马卡连柯式的教育快感，数不清的教师因此写了一辈子的教育诗篇。在当今的教育界中，还有多少人记得马卡连柯？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
　　《塔上旗》，陆庚译，正风出版社，1952
　　《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许磊然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59）
　　
　　9，革拉特珂夫：《水泥》
　　
　　据说学术界把我国现代文学的一等大腕，从一到六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其实十月革命后到战前的苏联文学界大佬也可以这么排列一下：高绥富革托马――高尔基总舵端坐首席，座后四大小说家护法依次排开，座前一个错行诗人活蹦乱跳......在我国知名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革拉特珂夫就是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水泥》，又译作《士敏土》。（该书通行两个译本，即叶冬心译《水泥》和董秋斯译《士敏土》，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人名以叶译《水泥》为准）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异常艰辛，先是不得已与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接着就是白匪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打了三年多血腥的国内战争，好容易取得胜利开始战后重建，列宁同志不幸逝世，党内陷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为止。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年轻的苏维埃行进在保卫政权、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党和领袖们自顾不暇，无暇顾及文艺界的是非，苏联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多少还有一点自由创作的气息，出现了相当数量继承了俄罗斯黄金和白银时代光荣传统的杰作，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就是代表二十年代苏联文学成就的杰作之一。
　　
　　《水泥》以战后重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背景，讲述从军队复原的格列勃回到水泥厂，领导和团结工人同志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与官 僚主义者腐 败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以同等篇幅描写了格列勃的格列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每个侧面都有后来的苏联小说无法复制之处。
　　
　　在公共生活方面，哥拉特珂夫写了格列勃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分子巴津的尖锐冲突与斗争，有意味的是，巴津这个形象成为绝响，在以后直至1956年的苏联文学中绝少见到了。在私人生活方面，作者写了格列勃与妻子达莎的冲突，穿插巴津和达莎的暧昧关系以及巴津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以隐晦和略带自然主义的笔调反映了革命初期特殊背景下革命者和干部的性观念，同样有意味的是，这方面的描写也是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小说中不大看得到的。
　　
　　革拉特珂夫生于1883年，1958年去世，一生勤奋写作，革命前就写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不过我国翻译界大概帮他“悔其少作”，早期的作品不见中译本，写于斯大林时期的长篇小说《动力》也没见过中译本。其他作品的中译本大概有以下这些：战前的中篇小说《桦树林子》（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卫国战争时期的中篇小说《母亲》（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宣誓》（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战后创作的回忆录三部曲《童年的故事》（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自由人》（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荒乱年代》（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鲁迅先生曾经赞誉《水泥》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诚然如此，革拉特珂夫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精心经营这部作品，写得紧凑、简洁，而又层层叠叠、高潮迭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苏维埃初期社会现实和人的风貌，称之为从批判现实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并不为过。一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几十年后还有人想起，而且不受非议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水泥》就是这样一部好书。
　　
　　关于《水泥》中译本的版本和插图，我初步考证了一下。这部书最早的译本是董绍明（即董秋斯）、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启智书局，1929，一说1930）。差不多同时，鲁迅收集了德国人梅斐尔德为该书创作的十幅木刻插图，自费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三闲书屋，1930）。1931年，新生命书局再版董、蔡译本，收入了梅斐尔德十幅木刻插图和鲁迅为《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撰写的序言。这个早期董、蔡合译本我没见过，无从比较和四十年代志凯堂出版的董秋斯译本有什么关联。志凯堂的董秋斯译本收入戈庚的《代序》、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作者自传》以及《我怎样写作士敏土》，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为以后通行的版本。解放后，新文艺出版社以志凯堂版为母版出了若干版，其插图有一个差别值得注意，第9版之前只有梅斐尔德的木刻，第10或11版用索洛明的插图换掉了梅斐尔德木刻，第11或12版之后再度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就了梅斐尔德木刻和索洛明插图并存的最好版本。
　　
　　梅斐尔德的十幅木刻依次为书名、荒凉的工厂、机器、伙伴、小组、索道、第一车、旗子、前进和波浪，自成一系，精彩之处难以言说，有兴趣者不妨去图书馆翻翻志凯堂版本的《士敏土》、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或1958年的叶冬心译本（这十幅木刻的标题为鲁迅手书）。旧书收藏爱好者以后碰到董秋斯版《士敏土》时，一定要注意鉴别是不是包括了梅斐尔德和索洛明两个系列的插图。另外，如果碰到了1929年或1930年的董、蔡合译本，也是可以考虑拿下的。
　　
　　现今流行的叶冬心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952年修改本，《水泥》问世后，革拉特珂夫修改过多次，1930版和1944版都大幅修改过，因此叶译本感觉上不如董译本原汁原味，生动活泼。当然，最好的版本应该1929年最早的董、蔡合译本，那一版依据的是1925年发表的原版，当是更加原汁原味。至于志凯堂董秋斯版是原汁原味的1925原始版？还是1930、1944修改版？书上没有注明，尚待考证。初步印象，董译本应该是保留了原始版的面貌。
　　
　　（《水泥》，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1979
　　《士敏土》，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老木匠

　　10，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
　　
　　卡达耶夫是苏联很少见的有独特文学品味的老作家，此老生于1897年，1986年逝世，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在苏联时期作家群体中，他资历极老、辈分极大、作品极多、风格极杂，文学史有他一笔，却只在边边角角露个脸儿，显赫度既不及上面的大佬，也不及下面的新秀，显得比较尴尬。
　　
　　从民国时代到八十年代，卡达耶夫译成中文的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四部主要作品曾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大受欢迎：
　　
　　1，《时间呀，前进！》。这是一部特殊背景下的作品。1929年，苏联正式完全进入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化进军。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苏共大力提倡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全国建设者响应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而表现这一活动最突出的文学作品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该书书名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形象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竞赛活动的意涵。故事以一个建筑工地为背景，描写了混凝土工作队如何在24小时之内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经过，时间跨度就是24小时，全方位地细致地描写了这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件、冲突，各式各样的人物、场面和景致，节奏明快，信息量大，整个作品的形式在当年来讲相当现代化，把苏联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式的建设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成为苏联30年代建设小说的代表作，卡达耶夫也因此转运进入大作家的行列。
　　
　　2，《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1937年的作品，中译本出自曹靖华。该书讲述了国内战争时期发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爱情故事，多方面地描绘了那个时期血淋淋的现实，各个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整个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3。《团的儿子》。卫国战争时期作品，中译本出自茅盾。战争爆发后，卡达耶夫加入了苏军情报部门，并作为战地记者多次上前线采访，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团的儿子》写一个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是战争时期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
　　
　　4，《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从1936年到1961年，卡达耶夫以家乡敖德萨为背景，精心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构成一个系列四部曲，名为“黑海波涛”。第一部《雾海孤帆》写于1936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读者中影响极大。这本书写的是1905年革命期间，两个敖德萨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之间的故事，整个小说堪称极品，读来令人心醉。《草原上的田庄》写于1956年，依然以彼嘉、卡甫立克为线索，写了1910年前后发生的革命故事，风格与《雾海孤帆》差不多。这个系列的另外两部，《冬天的风》写于1961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为了苏维埃政权》写于1949年，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这两部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从没见过中译本问世，也不知何时能有中译本，在此切望《黑海波涛》四部曲的中译本能够完壁，不要成为两个世纪的遗憾。
　　
　　卡达耶夫是敖德萨人，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敖德萨色彩。敖德萨是一个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迷人的城市，在革命前这里是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文化中转站。上世纪初叶，这里云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卡达耶夫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就是近年被挖掘出来广受欢迎的《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今年年初，我读了新出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里面有很多当年敖德萨的风景图片，建筑、街道、广场、雕像、树木、花园、海滨、灯塔、港口，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巴别尔、卡达耶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年华，走上了文学之路，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不同。
　　
　　到了六七十年代，跟卡达耶夫同辈的作家或是辞世，或是归隐，只有他文如泉涌，老当益壮，不可思议地在文坛跟孙子辈的后生青年一较长短。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接一部，有散文，有小说，有长篇回忆录（其真实性被人质疑），还提出自己命名的文学主张，卷起一阵阵波澜，让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他的晚期作品还没看到过中译本。
　　
　　从卡达耶夫一生的创作来看，我们能看到的精华作品――《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都是在斯大林时代（1929～1953）完成的。本贴将要涉及的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文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斯大林的颜色，当年没人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有这胆量的别说发表作品，能从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就算不错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在政治上写主旋律，在艺术上则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还是有可观之处，不能以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来苛求那个时代可怜的作家。
　　
　　关于卡达耶夫，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年代，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故事，但是没功夫写，于是外包给他的弟弟彼德罗夫（卫国战争时在前线牺牲）以及合作者，说好写完草稿后由他改定，然后三人共同署名。等到草稿交来，卡达耶夫傻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人物更多，情节更丰满，无须再改。于是，卡达耶夫决定大义让文，索性退出署名，换来题献和少许酬谢，了此公案。这部让出去的书就是著名的《12把椅子》，当下书店里到处有售。
　　
　　卡达耶夫虽说和《12把椅子》失之交臂，不过还好，他有《雾海孤帆》，《雾海孤帆》之杰出足以与《12把椅子》媲美。许多年之后，面对敖德萨的灯火，很多人将会回想起，如痴如醉阅读卡达耶夫《雾海孤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间呀，前进！》，林淡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
　　《团的儿子》，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雾海孤帆》，朱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白色孤帆》，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草原上的村庄》,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草原农庄》，方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1，列昂诺夫：《索溪》、《俄罗斯森林》
　　
　　在俄罗斯，列昂诺夫可能是个大姓，类似于咱们的张王李赵。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期，文坛上有好几位列昂诺夫，比如前些年走红的惊险小说作者尼.列昂诺夫。这里要说的是列昂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大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师。
　　
　　列昂诺夫生于1899年，1994年逝世，享年95岁。他迎接了苏联的诞生，目睹了苏联的死亡，在苏联时期度过辉煌的创作生涯，他写小说，写戏剧，成就惊人，其声名之盛几与苏联文学唯一的伟人萧洛霍夫并称。但在中国，却完全不能和萧洛霍夫相提并论，仅仅在外国文学教材上受到一般的注视，而翻译界则不知何故冷落他。如此一来，一般读者很难关注到这位名声如此显赫口碑如此之好的大作家。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过列昂诺夫两本长篇小说中译本，即《索溪》和《俄罗斯森林》。
　　
　　《索溪》，发表于1930年，受到高尔基的注意和好评，被高老誉为“真正的创作”，“一部用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明朗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能得到高尔基如此评价，自然不是泛泛之作。这部作品也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背景，描写索溪河畔一座造纸工厂的建设过程，优秀的党干部如何率领广大工人、知识分子群众艰苦创业，征服了大自然，并与以修道院为掩护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终于取得建设的胜利，使索溪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部作品粗看起来像是一部图解生活奉命宣传的劣作，其实不然，列昂诺夫作品向来以哲理性见长，善于观察社会背后的色彩，描绘复杂的人性，艺术手段高超，这些特质在《索溪》中都有显现，所以高老对此作青眼有加，高老甚至如此颂扬当时年仅31岁的列昂诺夫：“那真正是明朗的语言，列昂诺夫的文字是光彩夺目的。他懂得现实，仿佛是他本人创造出现实似的。他，列昂诺夫，是很有才能的，向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这才能是用来从事巨大的事业的。他很了解，必须熟悉现实，仿佛现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列昂诺夫此后的创作证明，年轻的他完全当得起高老的肯定和期望。
　　
　　《俄罗斯森林》，发表于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去世，列昂诺夫54岁，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华。《俄罗斯森林》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历久而弥新，在苏联文学史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小说的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通过描写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森林的林业科学家一生曲折的事业以及与学术骗子敌人的斗争，反映了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变迁，歌颂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高贵品格，歌颂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像俄罗斯森林那样广袤幽深，不可战胜。由于我到80年代后期才看到该书完整的中译本，那时已经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多年的熏陶，因此感觉《俄罗斯森林》的文字、立意和技巧与文学史的记载有一定距离，我想多半是因为是翻译问题，无法完整透彻地把列昂诺夫作品的全部魅力表达出来的缘故。
　　
　　在列昂诺夫的作品目录中，同样被评论家盛赞的早期长篇小说《獾》和《贼》一直没有中译本，这让我想起我国俄语翻译界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好像在刻意回避2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20年代作品的数量与30年代不成比例。如前文所说，20年代的苏联文学自有独特的气息，前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也无法相比。可惜，我们能看到的20年代作品很少，好些还是民国时代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列昂诺夫在苏联文学界是个特殊的人物，他位高名重，却独来独往，不与文学界的任何帮派发生关系。他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赞誉，却总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他的小说让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极具哲理意味，厚重而又深邃。
　　
　　中国读者很不了解这位苏联文学的巨人，没有办法，除了《索溪》、《俄罗斯森林》、若干剧本和散章外，列昂诺夫的其他重要作品――《獾》、《贼》、《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以及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金字塔》都没见到中译本，这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称。
　　
　　（《索溪》，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俄罗斯森林》，姜长斌译，黑龙江出版社，1984）

　　12，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
　　
　　我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我对《船长与大尉》的热爱：迷人的书，神奇的书，扣人心弦的书，激动人心的书……有人说《船长与大尉》接近通俗文学，不能算是经典。请问什么是经典？一本书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有人阅读，反复地阅读，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铭记心头，看见有人谈论就像遇到知音一样兴奋……这样的书，就是经典。一本书是不是经典不是所谓评论家信口说说所能界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用时间和心灵来界定的。《船长与大尉》绝对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超级经典。
　　
　　70年代中期，我借到了一本限时归还的破破烂烂没头没尾的书，在书脊上模模糊糊地辨认出－－“船长与大尉 上”。我匆匆地看完，匆匆地还掉，不知故事的开始，更不知故事的结局，好几天心里不好受。书里诗一般的语言，梦一般的少年恋情，萨尼亚和卡佳的未来，船长失踪的秘密，从此萦绕在心里放不下，一直到80年代初得到再版的《船长与大尉》才算了结。在我当年匆匆读这本“破”书的时候，并不了解这本书曾经塑造了六十年代中国读书青年的灵魂。
　　
　　关于《船长与大尉》的故事情节，我想经过几次再版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本书为什么会如此受到中国读者发至内心的喜爱，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没有刻意地伪善地宣传某种特定的意 识形态，而是通过塔塔林诺夫船长去北极探险和萨尼亚抗击侵略者、寻找船长失踪秘密这样动人的故事来打动人心，通过故事揭示书中人物的高贵品格，自然而然地宣扬了俄罗斯民族开疆拓土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苏联小说一向给人的夸张矫 饰的刻板印象。
　　
　　2，有人说，浪漫和冒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门。《船长与大尉》巧妙地把浪漫元素和冒险元素揉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萨尼亚的成长经历、种种奇遇，他和卡佳的爱情，他的朋友与敌人，冒险寻找船长下落的过程，加上战火、围困、分离、重逢，曲折惊险而又合乎逻辑，悬念丛生而又自然贴切，把浪漫的爱情故事融进紧张刺激的冒险情节中，让读者心有戚戚，欲罢不能。
　　
　　3，《船长与大尉》书写了理想状态的爱情，满足了读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年读者对爱情的集体想象，满足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纯洁的坚贞的浪漫的温馨的爱情之极度渴望。卡佳在战火中的列宁格勒呼唤爱人的那段话不知铭刻在多少人的记忆深处：“愿我的爱情拯救你！愿我的希望保佑你！让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贴在你腿上沾满了血污的绷带上。告诉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无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论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谁要是帮助了你支持过你，给你水喝，喂你饭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没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儿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这样真挚刻骨的爱情，恐怕已很难为现今我国的“情下中农”们所理解了,不过在当年……不提也罢。
　　
　　4， 《船长与大尉》宣传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类似“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类的警句比比皆是，很能达到别致的励志作用。这种通过艺术手段深入人心的激励比今天一个典 型明天一个模 范的口号式激励更有效果，也更持续，甚至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奋斗探求道路。
　　
　　5，前文我曾说《叶尔绍夫兄弟》有一种“社 会主义小资情调”，《船长与大尉》正好相反，跟社 会主义似乎没什么关系，而是通篇洋溢着旧沙皇俄国式的小资情调，粘贴在社 会主义苏联的背景里，既格格不入，又丝丝入扣，形成一种奇妙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整部书的语言优美流畅，很容易联想起想起久违的白银时代作品的优雅气息，但又没有白银时代小说的阴暗感，而是充斥明朗、乐观和进取的色彩，还有庄严的美感。
　　
　　总之，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跟其他苏联小说并不相类，能得到读者如此的认可，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就我个人而言，喜欢《船长与大尉》的上半部甚于下半部，这是有原因的。卡维林在1938年开始创作《船长与大尉》，1944年完成。当卡维林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三年后会发生惨烈的战争，连斯大林临到了战前都想不到，何况他一个小小作家。战争的爆发完全打乱了卡维林原本的腹稿，结果就是最后的完成稿跟原先下半部的构思截然不同，这也造成战前写好的部分和战时完成的部分，风格并不一致。
　　
　　据说文革前曾经放映过改编自《船长与大尉》的苏联电影《两个探险家》，而因为这部电影给小说增加了数不清的读者。这引起我强烈的好奇，我想在当今发达的网络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说既然早就看到了，电影还会远吗？
　　
　　至于从没读过《船长与大尉》的年轻朋友，就算你不喜欢苏联文学也好，对苏联文学有偏见也罢，不妨先读几页，保证你手不释卷流连忘返，不信就试试……
　　
　　(《船长与大尉》，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2002)
　　
　　13，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续）
　　
　　关于卡维林作品特别是《船长与大尉》的精神来源，是很值得探讨的有趣的问题。我想卡维林不仅仅受到过狄更斯的影响，他的文学资源应该更广泛。记得当年我看那半册《船长与大尉》的差不多同时，还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地通读了凡尔纳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当时是把凡尔纳的小说与《船长与大尉》作为同一类作品来崇拜迷恋的，现在看起来卡维林和凡尔纳还真有些气质上的神似。
　　
　　卡维林曾是20年代初彼得格勒青年作家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的名字来自德国浪漫小说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显然，谢拉皮翁作家群对霍夫曼以及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浪漫小说风格极为推崇。不仅德国的浪漫派和英国的写实派，法国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的神采都能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既继承了俄国小说的传统风格，又兼有与传统的俄国小说不大搭调的西欧味道。这就是《船长与大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吧。
　　
　　《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另一本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大，但也拥有一小批忠实的爱好者，如今知道这本书并且看过、喜欢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
　　
　　卡维林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结构严谨，非常吸引人。他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大学生、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通过描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刻划他们勤奋、坚毅、勇敢的品格。《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学生涯，在革命的年代里，如何从一个贫困的洗碗工成长为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女科学家。描述她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坚强地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如何勇敢地突破险阻探索科学的秘密，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为祖国人民为科学服务的幸福感，等等，小说写了主人公的各个侧面，围绕她的各式人物，细腻传神，生动感人，虽然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灵动，却有另一种别致的厚重感，如果认真读进去，对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
　　
　　《一本打开的书》分为三部，第一、二部出版于1953年，从这部书看来，当时卡维林已经开始向主旋律靠拢，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接轨，此时的基调和主流小说已经区别不大。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有其出彩之处，作者写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即革命前的岁月，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而占据主要篇幅的革命后那部分则感觉流于平庸。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打开的书》第一、二部，或许是这本描写科学家的书引起当年还算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父亲的注意，我家里居然留存下来这套不起眼的书，1959年2月第二次印刷，纸张极其恶劣，倒也别有风味。有趣的是，在译者前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的第三部‘探求与希望’一九五六年发表在‘莫斯科文学’第二辑，因有比较严重的思想错误，还有待于作者修改。”……苦笑不语啊。好在出版社没有忘了这部书，到了80年代居然出了第三部，使这部很不出名又过了时的书终于完壁，算做了一件留芳后世的好事。
　　
　　卡维林生于1902年，1989年过世。他生在一个音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时代已经在文学界初露锋芒，在苏联文学界他从来都是边缘人物，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作为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他一生没有写过违背良知的作品，难能可贵。在卡维林所创作的大量作品里，中译本只有《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离别情》等寥寥几种，其他主要作品大多没有中译本，而且将来也不大可能再有中译本了。
　　
　　在此我重复一遍前文说过的话：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一生中，能读到卡维林的书，是我的幸运。不能读到更多他的书，又是莫大的不幸。
　　
　　《一本打开的书》（第一部“青年时代”、第二部“符拉森克娃医生”），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三部“希望”），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3，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工程师》
　　
　　按理说，苏联的30年代应该向前向后各延伸一小段，即从1929年2月11日凌晨1时放逐托洛茨基的轮船从敖德萨起航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装甲集群大举越过苏德边界为止，这十二个多年头算是苏联成立之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斯大林意气风发，苏联人民斗志昂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消灭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建设成就之卓越亘古未有。按苏联历史书的说法，苏联从1938年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打乱了苏联进军的步伐。
　　
　　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在搞定托洛茨基后，终于有时间和闲心来整顿一下文化界的混乱局面：号召大家伙儿要团结一致，丢开杂念，不要乱说乱动，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苏联的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创作合格的精神食粮。在斯大林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苏联的文学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诞生了像《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极其杰出的作品，整个小说创作一片繁荣景象，除了前面说过的《时间呀，前进》和《索溪》以外，还有几部作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集中反映了苏联30年代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突出。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斯大林式的作品大概经不起严苛的考察，但大浪淘沙，沙里总会筛出几块石头值得掂量掂量。
　　
　　先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
　　
　　《油船德宾特号》是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背景的。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的创造性采用新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定额突破记录的群众性运动，以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命名，此人在1935年的一班工作时间内，采了102吨煤，超过定额达13倍之多。因而一举成名（虽然他这壮举不过改变了一下工作程序而已），被树为典型模范英雄，风靡全国，其地位类似咱们当年的王铁人陈永贵。在苏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苏联全国大规模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涉及各行各业，进行得如火如荼，涌现了无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其中包括航行在里海航行的一艘油轮上也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艘邮轮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文学青年，此人以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正面反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长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838年发表后轰动一时，作者克雷莫夫一举成为文学界的斯达汉诺夫。
　　
　　《油船德宾特号》描写机械技师、共产党员巴索夫来到落后的邮轮德宾特号工作，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原本懒散落后的船员的思想面貌，团结船领导一班人，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改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调动了创造性的积极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终于完成了运油任务。小说描写巴索夫依靠集体的力量，把一群落后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英雄，把落后集体改造成为先进集体的过程，讴歌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巨大成就。
　　
　　记得文革后期，就是70年代我大肆阅读地下书籍的时候，出版部门每年也出版相当数量的文学书籍，当时有不少直接来自基层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创作的小说诗歌，一般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惨不忍睹的（不是我诋毁他们，实事求是而已），给人的印象是平民布衣哪能写好小说，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克雷莫夫的作品那就走了眼了。《油船德宾特号》的走红绝非偶然，除了主题先行的政治因素不敢恭维以外，这部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文笔都可圈可点，绝非浪得虚名。
　　
　　《油船德宾特号》的中译本由曹靖华翻译，40年代初就介绍到中国了，民国时代出过多版，五十年代初也出过几次，后来可能因为其他苏联优秀小说越出越多，这本书逐渐被湮没掉了。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两个意义，不应该被遗忘：第一，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居然可以写出这么出色的作品，几乎可与大师之作媲美，让人不能叹服俄罗斯文学对民众的影响之深以及俄罗斯民众的文化素质之深不可测，这本书对我国文学青年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第二，苏联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了，就算教科书大概也不屑记载这场斯大林式的群众运动了吧？不管怎么说，当年千千万万人参与的运动并非一钱不值，《油船德宾特号》作为苏联30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学记忆，总可以为这一运动留下一点星火吧？
　　
　　在完成《油船德宾特号》之后，克雷莫夫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工程师》，篇幅不长，名气也不如《油船德宾特号》，但我以为还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三个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但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产生了先进与保守、创造性与官僚主义的冲突，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整个作品写得自然舒展，充满了抒情色彩，有点类似基于三角的言情小说，但是落落大方不俗气，大可一读。以克雷莫夫的资质，他的文学前景和成就本来未可限量，可惜，在战争爆发的早期他就为保卫祖国光荣地牺牲在战场，《工程师》成为他短暂文学生涯的绝响。
　　
　　克雷莫夫本姓别克列米舍夫，1908年出生于一个文学编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熟读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内战结束的经济恢复年代进入机械物理专科学校，毕业后作为技术人员从事建设工程和运输工作，业余热衷写作。战争爆发后，担任营政委及部队报纸的通讯员，战斗在乌克兰前线，1941年9月20日，他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寡不敌众，作家克雷莫夫英勇牺牲，后来得知他的遗体竟有敌人的七处刺刀伤口。在卫国战争中，有多位著名的作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在克雷莫夫牺牲后不久，中国读者无比热爱的盖达尔也牺牲在莫斯科前线。
　　
　　敌人的刺刀从来不会因为你是杰出的人就手下留情，现在那些时不时向未来的敌人献媚的人应该切记这一点。
　　
　　（《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工程师》，阮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老木匠

　　15，马雷什金：《来自穷乡僻壤的人》
　　
　　各位可能犯疑，本文为什么频繁使用“斯大林时代”这个词组，其实很简单，这里要和各位分享的苏联小说大部分是文革前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创作的，读那个年代的小说，本本离不开斯大林的阴影，那个时候的斯大林是苏联的主宰，说一不二，支配一切，大到指挥金日成解放朝鲜半岛，小到三等奖金给不给一个不入流的女作家，什么都管，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都和他息息相关；即使离开人世，他的影子仍然笼罩在人类的上空久久不散，这样的时代用斯大林来指代再合适不过了。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30年代的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国家工业化――建设工厂，建设水电站，建设道路，建设新城市，整个苏联成了一个大工地；第二个是农村集体化――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依靠中贫农来排挤富农，通过生产合作制逐步迈向集体化，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富农被消灭了，千千万万个集体农庄迅速建立起来。在这个激情洋溢的年代，苏联人经历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洗礼，《来自穷乡僻壤的人》、《磨刀石农庄》、《勇敢》就是描写苏联人民经历这一洗礼的代表性作品。
　　
　　马雷什金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是30年代苏联小说很有知名度的一部，同那个时代所有作品一样，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斯大林时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曾用一句话概括了《来自穷乡僻壤的人》的主题：“明确地提出了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这个问题”。
　　
　　当今的80后一代90后一代一生下就碰上幸福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经历思想改造的锤炼，大概理解不了季莫菲耶夫这个主题的含义。余生也早，有幸赶上了一次思想改造――用创造性的市场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公有者思想，当然远远没有我们的苏联前辈当年经历的思想改造那样激动人心。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顾名思义，是说一群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不只是地理上的穷乡僻壤，物质上的穷乡僻壤，更是思想、意识、觉悟、精神上的穷乡僻壤――如何在伟大的建设年代，从渺小的人物进化成伟大的人，这种进化过程是以往的文学从没有描绘过的。
　　
　　小说的背景时间为1929年冬到1930年春，描写了几个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参加工程建设的手艺人茹尔金怎么变成一个诚实有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退伍军人、莫斯科记者尼克莱.索乌斯丁怎么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情绪成为一个时代尖兵；尼克莱的情人、有夫之妇奥尔迦怎么走出个人小天地，投身沸腾的社会生活；还有雇农吉士卡、工棚管理员波丽娅怎么变成了新时代的主人公……
　　
　　作者没有写激动人心的事件，而是细致描写了几个小人物思想上精神上的变化，通过熟练的场景转换技巧，戏剧性地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场面表现出来，展示了那个时代所谓激动人心的主题――“用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来逐步改造农民的小私有者思想”。
　　
　　可惜，由于作者马雷什金在完成第一部九个章节之后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全书，现在看到的只是作者宏大构思的一部分而已，就这九个章节而言，已经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
　　
　　马雷什金生于1892年，1938年去世，年仅46岁。他早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就读时即开始发表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尽管不成熟，但已经显示出他的创作特色――真实和抒情紧密结合，表现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大学毕业后，马雷什金又读完了短期海军军校，当上海军军官，在黑海舰队担任扫雷工作，1918或1919年（资料记载不一）加入红军，参加了国内战争的一系列战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21年完成国内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攻克达伊尔》，备受好评。1931年完成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描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和心态。这两本书我都非常渴望阅读，但似乎没有翻译过中文译本。
　　
　　马雷什金是苏联杰出的作家，可惜英年早逝，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转瞬不见。在斯大林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之后，苏联文学的好作品确实不多了，但仍有真正的艺术家在夹缝里摸着良心把艺术才华发挥到极致，仔细品味，奥妙无穷，《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其影响不止于苏联一地而已。记得以前我们同学传看柳青的《创业史》，都很喜欢，尤其激赏富农姚士杰调戏素芳一节，一致认为那是国产小说最出彩的章节，文笔老辣之极。现在回想起来，《创业史》好像和《来自穷乡僻壤的人》有某种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钱诚、王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作者：数帆老人　回复日期：2007-9-23　0:43:09　   
　　
　　更正：
　　
　　书名《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应为《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抱歉！
　　
　　16，潘菲洛夫：《磨刀石农庄》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有几部名声在外的垃圾，其恶劣影响一直留到现在，仍时不时被拎出来嘲弄挖苦一番，潘菲洛夫描写苏联集体农庄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就是著名的苏联文学垃圾第二号（第一号垃圾是由潘菲洛夫挖掘出来的更著名的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雄》），而作者潘菲洛夫，这位当年苏联文学界神气活现的“二大爷”，如今的形象是人所不耻的蹩脚作家，野心家，阴谋家，御用文人，胆小鬼，拍马屁者，邀宠的小人。
　　
　　潘菲洛夫是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大致不差，我们一般读者不懂俄语，资料不够，只能任由人说。姑且当真吧，因为从《磨刀石农庄》里确实可以看出此人的不地道。
　　
　　关于《磨刀石农庄》的内容和主题，传统教科书是这样说的，“磨刀石农庄再现了从国内战争末到一九三七年间（苏维埃政权成立二十年间）苏维埃农村的生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猝然中止于一个对它说来具有象征意义的句子：‘伟大国家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潘菲洛夫描写的也正是苏维埃农民走向这一伟大胜利的艰苦的，然后是胜利的道路。这部长篇小说描述得史诗般详尽，同时又充满了戏剧紧张性。”（季莫菲耶夫《论苏联文学》下册）
　　
　　我年轻无聊的时候读过几本中国版的《磨刀石农庄》，比如《艳阳天》，比如《金光大道》，比如《春潮急》，比如《虹南作战史》，看得多了，自然琢磨出这类书的公有制套路：一个高大全，领着几个高小全，带领贫下中农排除困难走集体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打退了地富反坏的猖狂进攻，清算了腐化变质分子，团结争取了落后分子，战胜了单干致富思想，大家提高了觉悟，一起奔向幸福生活……本本如此，无一例外，看了开头基本知道结尾――前面有“磨刀石”公式，公式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容不得半点偏离。
　　
　　作为这类小说的祖师爷，《磨刀石农庄》的主线内容当然同样蹩脚乏味，但也不是一钱不值。在我看来，《磨刀石农庄》（尤其是第一部）还带有20年代文学神采，也就是学界指责的所谓“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有其可爱的一面，在支线内容上还是有不少鲜活的东西，至少比斯大林时代后期批量生产的集体农庄小说要有趣一些。此外，潘菲洛夫的初版本《磨刀石农庄》使用了大量地方土语，生硬做作，佶屈聱牙，招致高尔基老的不满和公开批评，并引发了一段公案。在中译本中，译者金人先生独出心裁地借用东北方言来处理这些土语，化腐朽为神奇，妙趣横生，处处可见神来之笔，读来别有一番韵味。
　　
　　《磨刀石农庄》还有几个别致的地方，它是第一部正面反映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比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还要早及年。它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大，描写了从新经济政策时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农村生活。它卷帙浩繁，中文译本四大册，繁体竖排百万多字，看得人眼晕。我一向崇敬长篇大论写很多字的作家，更崇敬有精神仔细研读这么多字的批评家。那些拿《磨刀石农庄》说事的人，想必都是认真读完这四册巨著的，很了不起。
　　
　　《磨刀石农庄》最为人诟病的是最后一部安排了一幕主人公到莫斯科开劳模会的场景，让斯大林的伟岸形象出现在小说里，潘菲洛夫设计了多个戏剧性的场面肉麻地吹捧美化斯大林，这个马屁拍得那叫响那叫脆，稍有见识的读者大概都恨不得替斯大林喊一声：爽！利用小说拍马屁，潘菲洛夫算是玩到了极致，失格失品失到了这个地步，难怪被人撬了棺材骂到今天，算是活该。不过潘菲洛夫不在乎这个，人家求的是现世的幸福，不求死后的清誉。
　　
　　潘菲洛夫生于1896年，十月革命后在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工作过，后来加入著名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磨刀石农庄》出炉后，他成了斯大林的宠儿，备受荣宠经久不衰，加上他长袖善舞，拉帮结派，投机钻营，一生风调雨顺，享受尽荣华富贵，长期占据文界要津――《十月》主编的位置，一直到1960年去世。
　　
　　从潘菲洛夫的生前诸状来看，算是个很成功的人物，但历史显然不这么认为。现在的俄罗斯、中国还有谁会读《磨刀石农庄》？我相信没有了，或者极少了。前些时候两次路过上海书城隔壁的旧书店，看见有两本《磨刀石农庄》（第1、2册），品相不错，价格也不贵，但无人问津。也难怪，都什么年代了，谁知道《磨刀石农庄》、潘菲诺夫是哪头大蒜呢？
　　
　　除了这部《磨刀石农庄》，我还见过两种潘菲洛夫作品的中译本：长篇小说《伟大的艺术》（维益、未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6），是说战时汽车工厂如何与官僚主义斗争提高生产率的故事，长篇小说《为和平而斗争》（齐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讲述战时一个发动机厂撤退到后方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这两本书跟《磨刀石农庄》的命运一样，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了。
　　
　　潘菲洛夫的夫人柯普佳叶娃是一位名气大不的言情小说家，代表作《伊凡.伊凡诺维奇》。为了这部《伊凡.伊凡诺维奇》能不能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斯大林曾和法捷耶夫爆发过一场冲突，耐人寻味，值得说说。
　　
　　（《磨刀石农庄》，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960）
　　
　　17，柯普佳叶娃：《伊凡.伊凡诺维奇》
　　
　　“这里有人向我们说，小说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写得不正确。而她在小说中是怎样写的呢？她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事。他是个大人物，他的工作很重要。他总向妻子说：‘我没空。’他不把妻子当人、当同志看待，而仅仅把她看作生活的装饰品。而她遇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触动了这根脆弱的心弦，触动了这个弱点，她就去了他那里，到这个人那里去了。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事，在我们这些大人物中也常有这种事。这在小说中写得很正确。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也写得很好、很真实。人们总是对三角恋爱发表议论，说这部小说中有许多三角恋爱。那又怎样呢？常有这种事。”
　　
　　以上是斯大林语录，是斯大林同法捷耶夫争论是不是应该给柯普佳叶娃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颁发斯大林文学奖金时的发言。如果不是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如实描绘了斯大林和法捷耶夫的争论经过，谁也不会记得柯普佳叶娃这个人和这本荣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如果不是蓝英年先生的文章《费佳大叔》从西蒙诺夫那里翻出了这笔旧帐，我还真不知道这位柯普佳叶娃原来就是潘太太。
　　
　　《伊凡.伊凡诺维奇》讲述了一个三角感情故事，莫斯科有才华的外科医生伊凡.伊凡诺维奇.阿尔查诺夫自愿来到西伯利亚寒冷的雅库梯亚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不久他的妻子奥尔迦.派芙洛芙娜也来到了西伯利亚，奥尔迦在旅途上结实了一个名叫塔夫罗夫的优秀工程师，之前奥尔迦一直满足于个人的小家庭生活，在塔夫罗夫的启发和鼓励下，奥尔迦萌发了投身火热生活的独立意识，可惜阿尔查诺夫医生埋头自己的事业，忽略了妻子的精神追求，夫妻的隔膜加深，终于酿成悲剧，奥尔迦离开了医生，和塔夫罗夫工程师生活在一起。
　　
　　该书的内容简介这样总结这本书的主题：作者以她的极为丰富的生活常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通过描写苏联人的日常生活和各方面的活动，大胆地、正面地提出了恋爱、结婚和家庭等问题，并都给予了从生活中得出的解答。因此，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新的道德品质――个人与集体利益的一致，道德与政治的一致。他们彼此间明朗而关切的新的社会关系，和他们的一天比一天更为充实与幸福的美满生活。
　　
　　我以为，不管这个简介总结得多花里胡梢，其实这本《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一本普通的基于三角形的言情小说，从内核来讲，和张资平、琼瑶之类的三角言情没什么不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么一本在大多数人眼中不入流的书，斯大林同志却很喜欢！为了让这本书获得奖金，不惜以领袖之尊和持反对意见的文学大师法捷耶夫争论，还长篇大论地为这本书辩护，煞是稀奇。
　　
　　1950年3月6日，斯大林招集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作家界头面人物开会，汇报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名单，法捷耶夫是在出差途中被拉回来开会的，还喝了点混和酒，作为主讲人摇摇晃晃地出现在斯大林面前。西蒙诺夫在《我这代人的回忆》中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法捷耶夫站在那里，站在这个桌子后面，面对着斯大林审视的目光，大概身体很疲劳，精神很痛苦，但他很有经验，紧紧把握自己的意志，照例作完了报告，讲了他想讲的一切，甚至就他所不喜欢的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参加了同斯大林的争论。
　　斯大林就科普佳耶娃得小说讲的话，我记了下来，但在同法捷耶夫得对话中这一切又显得不同了。斯大林列举小说的种种优点，主要论据是生活中就是这样。法捷耶夫不同他直接争论，但坚持己见，说这种事当然常有，但这一切写得不好。三角恋爱也常有，但小说对三角恋爱写得不好。雅库吉亚的生活方式写得正确、真实，但从艺术方面看，这也写得不好，写得很糟糕。
　　“我仍然认为应该为这部小说发奖。”斯大林带着某种好奇心耐心地听了法捷耶夫的反对意见，最后这样说。
　　法捷耶夫听完，把似乎一直扶着桌子的两只手从桌子上挪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他不愿同意应该为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发奖的意见，仍然固执地说：“那就随您的便吧。”表示无可奈何和惊讶的两手摊开这种姿势持续了一小会儿，手又重新放回桌子上。
　　
　　读了西蒙诺夫的回忆，我有几点感想：1，确定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本来应该是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这些文学菁英的事情，斯大林身为无产阶级领袖，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日理万机，居然抽出这么多宝贵时间来争论无聊的获奖名单，居然为一个不入流作家的不入流作品跟人家菁英争论不休，这不可思议的举动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的热爱，充分体现了领袖对文学事业的重视。2，从西蒙诺夫记述的历次奖金会议来看，斯大林不只是读过《伊凡.伊凡诺维奇》，每年发表的重要小说、剧本、诗歌，他都读过，而且仔细读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论这见解是否正确，是否和法捷耶夫这样的菁英一致，读过总比没读过好，有见解总比没见解好，关心文学事业总比不关心好，斯大林对文学事业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俄罗斯苏维埃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和巨大影响，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文学如此受重视的时代，未尝不是一种幸福。3，法捷耶夫为了自己的主张，竟然敢公然和斯大林争吵，居然说出“那就随您的便吧”这样对领袖极度不礼貌不恭敬的话，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难道不知道斯大林是什么样人？当然知道！可他就敢这样做了，也没怎么样！这既表现出法捷耶夫为了艺术良知不畏强权的品格，也衬托出斯大林维护文学民主虚怀若谷的领袖气度。
　　
　　蓝英年先生在《费佳大叔》中下过这样的结论：“这种犯上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法捷耶夫不会不知道，但还是说了。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法捷耶夫反对，除因小说本身艺术低劣外，也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因为潘菲洛夫当时在场。”
　　
　　我以为蓝先生此说值得商榷。第一，1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当时是否在场？我仔细研读了西蒙诺夫的前后文，没找到潘菲洛夫在场的证据。倒是西蒙诺夫在记述两年即1948年3月31日的奖金名单会议时，明确记载潘菲洛夫在场。不知是不是蓝先生记错了，或者参考了其他资料证实950年3月6日的会议潘菲洛夫在场。第二，当然很可能法捷耶夫从内心里厌恶潘菲洛夫夫妻，斯大林从内心里喜爱潘菲洛夫夫妻，但从上面引用的西蒙诺夫回忆来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争论的是如何衡量一个作品艺术质量优劣的标准问题，是严肃的文学工作问题，关潘菲洛夫什么事呢？关科普佳耶娃的潘太太身份什么事呢？何以见得法捷耶夫反对是“出于对潘菲洛夫的轻蔑”？何以见得“斯大林一定要给科普佳耶娃发奖，显然是爱屋及乌”？如此揣测法捷耶夫和斯大林对待工作的阴暗心理动机，岂不是把他们身为革命领袖和文学领袖做人做事的境界等同于咱们小老百姓的八卦了吗？
　　
　　从西蒙诺夫全文记录的斯大林为《伊凡.伊凡诺维奇》辩护的发言可以看出，斯大林是认真看过这部小说的，他的发言表达了一个普通读者对一本书发自内心的喜爱，当然可以腹诽斯大林的文学品味不怎么样，指责斯大林用权力粗暴地把这样一部法捷耶夫看不上眼的作品硬抬上文学奖的授奖台。但是，斯大林对这部作品纯朴的喜爱之情是无可指责的，能得到斯大林的如此厚爱，《伊凡.伊凡诺维奇》一定有其独到的地方。我想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的苏联文学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约束下，千篇一律的写些工厂生产、集体农庄、建设水电站之类的主旋律题材，很少有人关注私人情感领域的题材，更没有人写什么三角恋爱题材的小说。主旋律文学看多了，就是斯大林这样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会腻味，好比红烧猪头肉吃多了，总想来点儿青菜豆腐，《伊凡.伊凡诺维奇》受到斯大林由衷的喜爱就不足为奇了。
　　
　　柯普佳叶娃写完《伊凡.伊凡诺维奇》后，又写了两部续集《友谊》和《敢作敢为》，继续讲述阿尔查诺夫医生的故事，与《伊凡.伊凡诺维奇》构成一个三部曲。这位言情女作家作品的中译本除《伊凡.伊凡诺维奇》外，还有一部《安娜同志》（叶冬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也是说社会主义时代的三角恋爱故事。和同时期的其他女作家比起来，科普佳耶娃确实不属一个等级，比不上著名的瓦西列夫斯卡娅（《虹》）、潘诺娃（《旅伴》）、尼古拉耶娃（《收获》），还有以《勇敢》打动五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凯特玲斯卡雅。
　　
　　（《伊凡.伊凡诺维奇》，李兰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
　　
　　18，凯特玲斯卡雅：《勇敢》
　　
　　在中国东北部边境黑龙江对岸有个城市叫哈巴罗夫斯克（中文旧称伯力），黑龙江在此拐了一个弯，沿黑龙江向北航行350公里，左岸有个工业城市叫康索莫尔斯克，即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简称共青城。目前这个城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工业中心之一，著名的苏霍伊飞机厂就在这里。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村落，叫佩尔姆斯科耶村。30年代初，斯大林决定在此建设重工业城市，一声令下，千千万万个共青团志愿者来到这里，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一手一脚建起了这座共青团员的城市。凯特玲斯卡雅的长篇小说《勇敢》就是记述来自苏联各地的男女共青团员们筚路蓝缕建设共青城的经过，这是一本歌颂斯大林时代建设成就的代表性作品。
　　
　　我曾经看过一组苏联共青城的图片，印象深刻――厚重的建筑，宽阔的街道，雄伟的工厂，漂亮的港口，古董一样的有轨电车，行人很少，整个城市整洁清爽，市民看起来似乎很满足快乐的样子，这就是当年由苏联共青团员们白手起家建设起来的城市，很难想象在1932年之前，这里只是不起眼的荒村。“当年，一群在斯大林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响应斯大林的号召，来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在缺乏物资、缺乏食粮、缺乏住房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忘我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高度的革命警惕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他们牢记斯大林的教导：‘要能够帷集体工作，并且愿意把个人的意志服从服从于集体的意志，这就是我们现在叫作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过程中，他们成长为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用五十年代语言风格概括的《勇敢》的内容和主题。
　　
　　《勇敢》可以称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样板作品，所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素都包括了：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真实、历史具体地描写新现实，塑造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正面英雄人物形象，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风貌，让作品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读者。《勇敢》就是一本社会主义文学活生生的教科书，如此严肃的主题却是用抒情的风格表现出来，整个作品洋溢着诗一般的浪漫氛围，非常具有打动人影响人的特殊魔力。
　　
　　梁羽生先生的散文《读苏联的小说》这样说起《勇敢》：
　　
　　“另一本小说是威拉凯特林斯卡娅的小说《勇敢》，这本书写苏联青年在远东荒僻的森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城市。里面描写有各种各式的爱情，女性的心理，描写的尤其细致！有一个女孩子叫托尼亚，幼年生活非常不幸，长大后变得孤僻冷傲，但正因此，她突然被一个浮薄青年的感情所俘虏了，到她发现时她坚决地离开了他。可是那时她已怀了孕了。如果香港的女孩子碰到这类事情，不自杀也会消沉了，但托尼亚却更勇敢、更乐观地生活下去，后来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当然她的感情也不是没有波动的，尤其是当她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像他父亲的时候。对托尼亚感情的描写，是书中最感人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女子吉娜，却似典型爱享受的那种香港小姐，她很漂亮，但却折磨她丈夫的心灵，最后终于不能不以离婚来结束。”
　　
　　托尼亚和吉娜的故事在《勇敢》众多人物和情节中算是不大起眼的部分，在建设新城市的共青团员队伍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火车司机、红军潜水员、工人、仓库保管员、售货员、大学毕业生、党员干部等等，他们毅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奔赴西伯利亚，在艰苦的劳动中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体验爱情的幸福和痛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按时尚的话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畏艰险、坚持到底，找到了正确的生活道路；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落荒而逃。书中有个共青团员叫阿列克赛.耶比法诺夫，原是红军的潜水员，志愿来到远东参加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表现出了保尔柯察金一般的毅力和品质，当新的城市初具规模，他这样说：“我情愿这样过一辈子，一个地方建设完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从头开始，国家的荒地多，而跟着我的足迹就会不断出现城市、桥梁、工厂、铁路……”这就是30年代苏联青年的风采，表达了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喜悦和热忱，这种社会主义时代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共青团精神，我想当下在职场厮杀中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
　　
　　我读《勇敢》的那几天，既被它的巨大魅力所征服，也不免陷入一种困惑的情绪中，这三十年的市场养成教育使我下意识地犯疑：这是真的吗？不会太夸张了吧？当时的苏联青年真的那么优秀？那么听话？让你干啥就干啥，还没有废话？这些所谓青年团员不会是犯了错误的主儿吧？不会是劳改犯吧？不是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劳改犯的天下吗？那座美丽的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到底是谁的血汗建成的？当年建设这座城市的真实图景到底是怎样的呢?
　　
　　90年代中期我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乘火车来往广州上海之间，车上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一次碰到一位老太太，大概60多岁的样子，看起来干练爽利，像是高级干部的模样。我跟她坐在面对面，不知怎么就聊上了，这位阿姨很健谈，精气神儿很好。车过江西境内的时候，她问：去过共青城吗？我说：听说过没去过。她指给我看，北面多少公里，南昌和九江之间，可漂亮了。我很好奇，她怎么会提起共青城，而且很神往的样子。原来她五十年代在团中央工作，曾经多次到共青城建设现场，这座中国共青团员仿照苏联共青城建设的城市有这位阿姨的一段青春记忆。回想起我的父母，大概比这位阿姨略大几岁，五十年代初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远赴塞外支援边疆科研建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一生最好的岁月，家里的老照片保存着他们的青年形象：身着中山装列宁装，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一副祖国未来在我手中的气魄，不管后来发生多少事，他们的青春及其青春理想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从火车上的共青团阿姨，再到我的父母，我多少了解了那一代青年是怎么过来，是怎么度过他们无怨无悔的火红的青年时代的，那是他们的尊严和荣誉，如果舔着脸问他们：你们当年去共青城、去边疆，是不是当劳改犯？岂不是开国际玩笑了。同样，如果这样的问题去问《勇敢》里共青城的建设者，恐怕要挨啤酒瓶子或是猎枪子弹――青春可是不能亵渎的。
　　
　　在五十年代中国，《勇敢》的影响有多大？没法考证。在我见到的回忆当年的文字里，发现很多人都会提到《勇敢》，著名的如梁羽生、易中天。五十年代甚至出了两本专门评论介绍《勇敢》的书籍，一本是《勇敢地向着生活 介绍薇拉.凯特玲斯卡雅的“勇敢”》（韩北屏，华南人民出版社，1955），另一本是《从勇敢中学习什么？》（张明东，人民出版社，1956），单篇的书评则多得数不过来了。我印象深的中国版《勇敢》有丛维熙的《北国草》，还有郭先红《征途》，都是讲述中国知识青年去北大荒垦荒的事迹，当年这些垦荒者活动的区域距《勇敢》描写的共青城只有数百公里，苏联共青城周边地区，从伯力到庙街方圆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858年之前曾是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不知咱们的青年团员当年遥望黑龙江对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译名系统很复杂，以《勇敢》译名为准》）的著作，除了这部《勇敢》，似乎没有见到其他的中译本，也好，有这本厚厚的《勇敢》，足够了。至于《勇敢》提倡的精神过时了没有？不好说。可以肯定的是，《勇敢》不会再重印了。
　　
　　（《勇敢》，关予素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老木匠

　　19，伊万诺夫：《铁甲车》
　　
　　在我看过的苏联内战题材小说中，有两本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可称为极品。一本是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另一本就是伊万诺夫的《铁甲车》，又译作《铁甲列车Nr.16-69》。
　　
　　《铁甲车》的背景是内战时期的苏联远东地区。十月革命后，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外交困，势单力孤，无力顾及偏远地区，特别是远东地区成了无主之地，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来插一脚，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趁机出兵，大举干涉，支持反共的白匪军。当然，布尔什维克地下党也没闲着，一支支农民游击队活跃在敌人心脏，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城市的工人起义。《铁甲车》讲述渔民维尔希宁领导的农民游击队夺取白军的铁甲列车，支援海参崴起义的故事。
　　
　　作者伊万诺夫在《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中这样概括《铁甲车》的情节：“西伯利亚有一支游击队，他们只有独弹步枪和普通步枪。但他们捉住了一列白军的铁甲车，铁甲车上装着许多大炮，机枪，炮弹，还有个很有经验的指挥官！为了让铁甲车停一下，游击队员中国人沈彬吾，――沙皇政府雇来挖战壕的许多劳工之一――便卧在铁轨上让铁甲车从身上轧过去。司机刚从机车里探出身来，想看看轧死的中国人，但马上便叫游击队打死了！铁甲车孤零零地被困在荒林里。游击队扒掉了它周围的铁轨，并用烟来熏铁甲车上的军队。”
　　
　　书中最重要的场景――中国人沈彬吾英勇牺牲的经过，太过惊心动魄，现摘要抄录如下，与各位分享：
　　
　　维尔希宁跳了起来，喊道：
　　“同志们，有谁志愿躺到铁轨上，让它轧吗？……反正也要死的！怎么样？……那时我们就可以把司机从车上引出来！它在开到人身以前一定会停下来的。”
　　（游击队员伐斯佳志愿躺到了铁轨上）
　　那中国人丢开步枪，爬到路基上去。
　　“不，你等一等，中国人！”维尔希宁急忙说。“有伐斯佳躺着，他有责任躺。他是为了自己的土地躺的。为了自己的！”
　　沈彬吾稍微抬起身子。他原封不动地，对维尔希宁恳切、急躁、热情地说：
　　“啊，你……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我要让你的民族看看!.......看看我的民族的心！……”
　　维尔希宁受了感动，一心想了解这个中国人话里的意思，便赶紧问：
　　“我向你致敬，你想表示什么呢？”
　　那中国人因为维尔希宁了解他了，感到高兴，便迅速地说：
　　“是，是！中国民族向俄罗斯民族致敬！”
　　于是维尔希宁便对伐斯佳说：
　　“这位中国人想向俄罗斯表示敬意。你懂得吗？伐斯佳？不要阻挠他。他想表示自己的伟大精神！”
　　（伐斯佳离开了铁轨）
　　现在只有沈彬吾独自一个人了。
　　他的头触着枕木。随又离开，摇摆着，枕到铁轨上……向周围望了一望。
　　默默无言的农民把头伸出灌木丛，用期待的，饥饿的眼睛望着。
　　沈彬吾躺了下去。
　　那头又向上伸了伸，几百个头又从灌木丛里伸出来望他。
　　中国人又躺了下去。
　　那满脸皱纹的小农民对着他喊道：
　　“喂，黄种人，把那酒杓子抛过来吧！……还有那枝手枪也留下来吧。你要它有什么用？……嘿！……对我倒是有用的！……”
　　沈彬吾拔出手枪，头也不抬，挥挥手，好像要把它抛到灌木丛里去，突然向自己的脑后开了一枪。
　　那中国人的身体紧贴到路轨上。
　　松林突出了铁甲车，它是灰色的，方形的，机关车的眼睛凶狠地闪耀着一道红光。天空被一块灰色的霉菌遮住了。
　　中国人沈彬吾的尸体紧贴着地面，倾听着铁轨的隆隆声。
　　……
　　
　　老实说，我看完这一段后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很少有外国作家正面塑造如此可歌可泣的中国人形象，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自愿牺牲的中国人？以前似乎没有类似的阅读经验，着实感到震撼。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俄罗斯人，眼睁睁看着中国人为他们牺牲的游击队长和队员，还要什么酒杓子……这样的俄罗斯人，似乎不值得致敬，不值得为他们的所谓解放事业发扬什么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总之，心里不是滋味。
　　
　　苏联文坛有好几位伊万诺夫（或译作伊凡诺夫），《铁甲车》作者叫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生于1895年，1863年去世，早年生活落魄，当过流浪汉、丑角演员、工人、水手、搬运工，阅历丰富。1915年开始发表作品，1917年参加红军，经历了战火的考验。1921年到列宁格勒担任记者，在高尔基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长足进步。伊万诺夫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认同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主张，早期的内战题材作品《铁甲车》（小说及剧本）、《游击队员的故事》为他赢得了声誉，但他的作品显示出跟主流不大一致的文学风格，后来逐渐被喧嚣的时代文学埋没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非常之小，在后来的苏联也不见得有多大，但是西方的苏联文学研究者对他的评价却非常之高。
　　
　　《铁甲车》流行的中译本为戴望舒先生根据法译本转译的版本，民国时代出过多版，建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过，正文125页，六万余字。《铁甲车》的风格颇很像海明威，文字简洁明快，场景转换迅速，情景交融，意味深长，读第一遍的时候不习惯，多读几遍就会品味出五味杂陈的味道，过瘾之至。
　　
　　人民文学版的《铁甲车》附有伊万诺夫的文章《小说“铁甲车”是怎样写成的》，讲述了他参加谢拉皮翁兄弟的经过，以及因此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可思议的是，作者从来没去过远东，《铁甲车》竟然完全是基于想象创作出来的。
　　
　　（《铁甲车》，戴望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0，《恰巴耶夫》、《铁流》、《毁灭》
　　
　　很多人都说，从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到一九九九年的澳门回归，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戏剧性十足，举世罕见。其实，观察一下我们北边的邻邦，他们这一百年的历史同样壮观，戏剧性不遑多让。看一看他们走过的路：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发动一次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布列斯特和约；血腥的国内战争；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30年代建设；残酷的肃反；祸水西引；卫国战争；修正主义；军备竞赛；改革与新思维；东欧剧变；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从世纪头到世纪末，回到原点不说，沙皇俄国留下的统一庞大的疆域居然分裂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败家哪有这样败法的？未来的俄罗斯子孙们回过头思考这一百年的历史，究竟是得是失？苏联的从兴到亡，在我们旁观者的眼中，可以琢磨出什么可供参考的道理？
　　
　　在这百年的历史大大小小的事件中，从1918年到1922年的国内战争最令人扼腕。十月革命胜利后，极度怀恨仇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出兵武装干涉，还大力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地富反坏右分子组成白匪军，向新生的政权发动一波又一波凶恶的进攻，幸而在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英勇的红军奇迹般地战胜了形形色色的敌人，巩固了革命政权。然而，将近四年的遍地烽火，生灵涂炭，既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使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付出了鲜血和生命，这苦难的历程自然是敏锐的文学家关注的绝好题材，在众多的国内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中，除了《静静的顿河》外，《恰巴耶夫》、《铁流》、《毁灭》这三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从30年代以来即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几十年来声名始终不坠。
　　
　　富尔曼诺夫：《恰巴耶夫》
　　
　　《恰巴耶夫》真实地多侧面地描写了一个人民英雄和一支英雄部队的成长历程。内战时期的红军有个著名的英雄师长叫恰巴耶夫（旧译夏伯阳），此人出身草莽，个性鲜明，英勇善战，率领他的部队同高尔察克匪帮作战，屡战屡胜，威名远扬。1919年1月至8月，富尔曼诺夫调到恰巴耶夫师担任师政委，在富尔曼诺夫的努力下，恰巴耶夫从一个草莽式的的个人英雄成长为一名直觉的的革命者，一名有高度使命感、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红色英雄。关于这位恰巴耶夫同志的独特魅力，早年看过30年代苏联名片《夏伯阳》的朋友们一定有很深刻的印象。
　　
　　富尔曼诺夫生于1891年，曾在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就读，一次大战时志愿参军，1918年入党，成为一名红色政治工作者，转战四方，屡立功勋。内战结束后，富尔曼诺夫来到莫斯科从事文化工作，运用自己在内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素材和体验，创作了《红色陆战队》（萝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恰巴耶夫》、《叛乱》（梅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等杰出的作品，尤其是《恰巴耶夫》，富尔曼诺夫创造了一种融小说、通讯、特写、回忆录、编年史、叙事诗为一炉的新型文体，显示出了极高的艺术天分和潜力。可惜，富尔曼诺夫于1926年因病去世，未能一展长才。
　　
　　绥拉菲莫维奇：《铁流》
　　
　　《铁流》描写内战早期一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散乱的哥萨克武装和跟随的群众，在自发推举的领袖郭如鹤的带领下，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围追堵截，跋山涉水，千里跃进，浴血奋战，终于与红军主力汇合，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变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整部作品好似一首英雄史诗，气势磅礴，结构严密，充满了新时代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动容。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是一位资历比高尔基还要老的大作家，一生中创作了数不清的作品，但在中国只有一部《铁流》广为人知，深入人心，1931年曹靖华的中文译本在鲁迅主持下出版，称得上是在中国“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的新花”，好像“被践踏者争取自由解放的光芒万丈的火炬”，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了祖国的解放奋起与敌人斗争，“消灭敌人，为的自己不要被敌人消灭”，《铁流》的这句格言成了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写照。
　　
　　法捷耶夫：《毁灭》
　　
　　《毁灭》跟《铁甲车》一样，以远东地区的苏维埃游击队斗争为背景，描写由莱奋生领导的游击队与白匪军殊死搏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部队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殆尽，最后只剩下十九名战士，准备为苏维埃政权继续斗争。作者通过细致地刻划人物，如实地反映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如何在战火中成长，无产阶级队伍是如何在斗争中百炼成钢，自私自利意志薄弱的小资分子是如何在严酷的考验下被淘汰，《毁灭》生动地解揭示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如何在艰困的条件下击败凶残的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层原因：人，经过考验的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无私的坚强的人，才是胜利的保证。
　　
　　在鲁迅的译作中，《毁灭》无疑是最重要的，经由鲁迅的翻译推介，《毁灭》在中国取得广泛的知名度和巨大的影响。而在苏联，法捷耶夫因为创作了《毁灭》，一跃而成为苏联最受瞩目的新生代代表作家。与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革拉特珂夫等旧时代过来的作家不同，年轻的原远东游击队战士法捷耶夫根红苗正，属于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用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革命20后一代，不仅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卫兵，而且极具艺术才华和领袖风范，因此，法捷耶夫受到斯大林的特别赏识，长期执掌苏联文艺界就一点不奇怪了。
　　
　　《恰巴耶夫》、《铁流》、《毁灭》是代表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内战争题材作品，俗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文学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些作品中是不是完整地客观地看到苏联国内战争的真实画面？那一段历史有没有不为我们所知的另外一面？很值得怀疑。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等作品中，我们似乎嗅到了几丝异样的气息，在苏联正统史书的字里行间，用现代的眼光也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需要有心人去慢慢探索了。
　　
　　在此插句题外话。苏联的史书一直解释不清，为何帝国主义列强为何要大举武装干涉，支持白匪军，迫不及待地要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参加白匪军对抗苏维埃政权？当然首要甚至唯一的解释是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仇恨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必欲灭之而后快。我以为这只是一面，另外还有不被人提起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不顾俄罗斯军民的反对，执意同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是非常典型地把本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的败笔，因此激起了国内军民的强烈不满。而在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单独媾和，等于出卖了并肩作战的同盟国家，把战争压力全数转移给盟国。和约签订后，德国把东线主力调往西线与英、法、美等协约国联军决一死战，胜负其实在毫厘之间，幸而协约国侥幸获胜，回头想想苏维埃政权制造的危局，怎么可能不冒冷汗？怎么可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试想一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咬紧牙关再坚持几个月，结局会多么不同！类似布列斯特和约这样的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甚至陷害别人的蠢事坏事，苏联当局后来又干了好几次，中国就深受其害，遗恨至今。其实苏联的兴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把执政集团的利益至于国家民族之上，不顾盟国的行径，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或早或晚而已。
　　
　　（《恰巴耶夫》，葆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1957
　　《铁流》，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毁灭》，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1，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在我的少年记忆里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
　　
　　自古少年向英雄，不论哪个时代的少年，都是一脑门子的英雄梦想和报国激情。少年时那几本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的英雄书籍，通常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铭刻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在文化闭塞的70年代，除了校方推荐给我们崇拜的雷锋、王杰、欧阳海之外，我们还有私下里的偶像――地下流传的小说中人物，比如《钢铁》里的保尔.柯察金，比如《青年近卫军》里的奥列格.柯舍沃伊、谢尔盖.邱列宁、刘芭.谢芙卓娃，官方的也好私下的也罢，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都是那些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人物。80年代之后，英雄崇拜多元化，从80年代的郭靖杨过张无忌，到当下的宇春笔畅张靓颖，五花八门都成了少年们的偶像，跟我们当年大不一样了。
　　
　　我记不得哪一年开始看《青年近卫军》，不是1974年就是1975年。在那个充满反修防修气氛的时期，居然会公开出版这样一部情调暧昧的苏修小说，算是一件奇事。网友傲世弥衡先生回忆当年时说，《青年近卫军》有“非常好的自然、心理和朦胧感情的描写，真是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我彻夜阅读，激动不已。至今我还喜欢那个版本，前面带毛主席语录的。”我相信很多当年读过《青年近卫军》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黑暗时代的精神大餐”，一点不错！我们这一班少年结结实实饱餐了一顿，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青年近卫军》几乎包括了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元素：残酷的战争，勇敢的青年，从容的地下党组织，惊心动魄的地下游击战，美丽的姑娘，浪漫的爱情，质朴的友情，还有那么多动人的人物。在那么多人物中，谢尔盖.邱列宁最得我们欢心，我们曾经研讨过，觉得谢尔盖一个人扔燃烧瓶那段是不错，可弄死几个小兵太不过瘾了，起码暗杀个将军之类才舒服。如果苏修鬼子打来了，我们也得组织起来，暗杀领兵的苏联元帅！朱可夫又怎么样？敢来一样杀！（当时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是极热门的读物）如果事败被捕了，也要向青年近卫军那样坚强不屈，宁死不招！我们还设计好了向敌人怒吼的台词：你们！苏修鬼子们！当年你们打德国鬼子，今天我们打你们！你们不记得青年近卫军了吗？竟敢来侵略中国！你们忘本了！等等，也顾不得逻辑是不是对头。
　　
　　几年后，终于爆发了一场短促的局部战争，我们这帮人一到放学就跑到家长单位门口看战报，互相传递小道消息：××军开始调动了，高炮团开往郊区××厂了，机场戒严了……盼望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计算一下距离，苏军装甲集群开到我们城下也就两天功夫，到时候看我们的吧，我们青年近卫军要活捉个苏联元帅玩玩，朱可夫不来，李可夫也行，要不赵涅夫、刘科索夫斯基，总之来一个灭一个。那十几天我们一边关心前线战局，一遍研究本市地图，摩拳擦掌，激动不已。可惜，南线闪击战打完了，也没见苏军坦克、元帅的影子，空欢喜了一场。
　　
　　在中国，《青年近卫军》的影响度大概仅次于《钢铁》，在苏联文学早已不吃香的今天，还挂在世界名著的目录里长销不衰。这一定有其道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为了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法捷耶夫用完美的叙事艺术清楚表达了这个主题，因此这部作品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指的永恒魅力不是现在通行的《青年近卫军》版本，不是那个被很多人责备平庸乏味太多正统宣传味道的1951年修改版本，而是1945年的初版本。
　　
　　关于《青年近卫军》的两个版本，在苏联文学史上也算是一段公案，至今各种观点解读的都有，我以为最接近事实的陈述还是来自当时的苏联官方学界，这里引用一段著名文学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说法(《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季莫菲耶夫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真理报在1947年曾提醒法捷耶夫注意他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缺点。这些缺点之一，就是作家在描写共青团组织‘青年近卫军’的斗争上脱离了党的地下工作的斗争，但事实上，在苏维埃国家全部历史过程中，共青团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和斗争。真理报还着重指出，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可是，当时在陷入德寇铁蹄下的全部土地上，地下党组织在领导反法西斯奴役者的爱国斗争；而且，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
　　在长篇小说的修订本中，法捷耶夫改正了以上所指出的全部缺点，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
　　
　　大概这位理论家季莫菲耶夫权威的话说的太多，优势意识太强，写文章不经仔细斟酌，想不到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后世用放大镜研究，这段引述真理报的批评破绽太多，经不起推敲。例如，青年近卫军是不是地下党领导的？现在没有证据证实是或者不是。在季莫菲耶夫这本书的另一处有这样一段话，“在动手写作长篇小说以前，作家研究了与这个地下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有关的许多文件，好几次亲自到克拉斯诺顿去实地考察，与少年英雄们的亲友晤谈”，很明显，法捷耶夫不是凭空写这本小说的，而是仔细做了调查研究，如果在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中发现了一丝地下党组织的痕迹，作为一个忠贞的苏共老党员，他有可能隐瞒刻意不写吗？所谓“作家没有写出党的地下活动，没有写出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试问，共产党员在苏联人民反对德寇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就一定细致到领导了一个小城市地下青年组织的活动？所谓“根据伏罗希洛夫格勒省委会时候调查所得的材料；也证明了克拉斯诺顿当时存在过这样的组织”，就算当地有过党组织，就一定领导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这样毫无逻辑的批评，不是正好反证了批评者并没有证据证明地下党参与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青年近卫军非常可能只是一个自发的反抗组织吗？
　　
　　可以想象，面对这直接来自最上层的沉重压力，法捷耶夫作为苏联文艺界的掌舵人，不可能坚持艺术的真实性，他屈服了，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大篇幅地增加地下党领导青年近卫军的情节，“塑造了不少地下共产党员、人民的领导者的美丽形象，这些形象以其英勇、无畏、生活的智慧和坚忍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弦”。修改版在1951年出版，跟1945年的初版本大相径庭。目前通行的中译本都是以1951年修改本为底本的，原汁原味的1945年初版中译本很难见到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喋喋不休说这么多两个版本的争议，是因为我曾经见识过那个传说中的1945版中译本，仍然是水夫先生翻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繁体横排，正文只有54章、494页，印制清晰，非常漂亮。就内容来说，我曾经饶有兴致地大致对照了一下两个版本，感慨良多，这里只想说一句：就算没写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又怎么样？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共青团员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为祖国浴血牺牲，不正好证明了苏共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影响是多么成功吗？何必要亲自出面领导呢？难道没有地下党的地方，就不能抵抗了吗？《真理报》的批评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毁灭》和《青年近卫军》之间，法捷耶夫还有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也是以国内战争时期的远东地区为背景，描写远东地区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大时代里的命运，这部书影响不大。《青年近卫军》是法捷耶夫最后的杰作，此后他陷于行政事务，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作品。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想振作起来整顿一下沉闷的文学界，但跟新领导层沟通不利。1956年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浪潮后，法捷耶夫留下一纸遗书，饮弹自尽。有一种书法认为法捷耶夫自杀是因为被疑参与了30年代斯大林杀害作家案件，此说我是怀疑的，为一本三流小说敢当面顶撞斯大林“随你的便吧”的人，不大可能干些距离良知太远的事情。
　　
　　不管法捷耶夫的争议有多大，被泼了多少脏水，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他永远是那个用优美抒情的文笔写出《青年近卫军》的人，他的作品告诉了我们，当外国侵略者入侵时，要勇敢地起来斗争！面对敌人的屠刀，要昂着头死去！未来的某一天，如果我们遭受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希望那些习惯在网上搅拌人肉打口水仗的青少年，也能组织起来，举起手宣誓：我，在加入青年近卫军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青年近卫军》，水夫译，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974）

　　22，西蒙诺夫：《日日夜夜》
　　
　　卫国战争爆发后，以往养尊处优的作家们也行动起来，组成自己的战斗队伍奔赴前线，大多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附有许多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图片，其中一幅是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和苏尔科夫身着军服在野外战地进餐的合影，这两位战火中的记者在战后都成为了苏联文学界的领导人。诗人苏尔科夫在战前既已成名，年轻的西蒙诺夫战前还名不见经传，战争期间先以抒情诗《等着我吧》一举成名，后以小说《日日夜夜》奠定了一线作家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关注和器重。
　　
　　战争初期，西蒙诺夫在战场上为后方的情人瓦莉亚.谢罗娃写了一首抒情诗《等着我吧》，在《真理报》发表后，轰动一时，尤其受到前线将士的喜爱，几乎人人成诵，深入人心。由于该诗涉及了西蒙诺夫和美女影星妻子谢罗娃、苏联二战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三角关系，极具香艳色彩，几十年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坊间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谈论这段二战时期著名的八卦，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篇小说《日日夜夜》（以篇幅而论，称为长篇小说也未尝不可）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1942年夏初，德军卷土重来，先在南线发动进攻，夺取了克里木半岛，然后直奔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阶段，苏军处境十分被动，德军第六集团军长驱至入，固守城区的崔可夫第62集团军步步为营，与优势德军展开血腥的巷战，直至斯大林的战略预备队大举反攻合围德军为止。《日日夜夜》撷取了城区保卫战的一个侧面，描写沙布洛夫营坚守三座楼房的战斗生活。营长沙布洛夫和他的战士们在守卫斯大林格勒的日日夜夜里，浴血奋战，寸步不让，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展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英雄气概。
　　
　　作为深入前线的战地记者，西蒙诺夫亲身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日夜夜，他曾经说《日日夜夜》就是他的斯大林格勒日记，确实，小说每个场面都有强烈的现场感，这是真正来自战场的作品，绝不是后人发挥想象力所能写出来的。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苏军的普通官兵，作者写了他们的战斗历程，他们的性格和个人感情，他们在战场上的心理活动，每一笔都浓缩了作者的深刻观察和凝重的思考，可以看成是真实的战地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在众多的苏联二战题材小说里，《日日夜夜》也许不能算是最杰出的，却是西蒙诺夫最杰出的作品。
　　
　　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成长在斯大林时代，在高尔基文学院读了四年，专修诗歌创作。1939年，西蒙诺夫中断了研究生学业，作为军事记者参加了苏日哈勒欣战役，之后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记者训练班学习，成为一个职业军事记者。大战爆发，西蒙诺夫即刻奔赴前线，四年间经历了战争的各个阶段，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到最后的胜利。战火中的四年对他个人的写作生涯来说是黄金的四年，通讯报道、特写、诗歌、剧本、小说，无所不写，成果丰硕。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年，西蒙诺夫30岁，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坛新秀，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斯大林的新宠儿。
　　
　　西蒙诺夫的文学成就与他战后的显赫身份其实不大相称。战后，他的的写作特点是又多又快。但大多不堪一读，有价值的作品很少，我以为只有以下几本而已，
　　
　　战争三部曲，包括《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大部头长篇小说，60～70年代曾作为内部书籍发行，80年代后多次再版，影响相当大。这是西蒙诺夫苦心经营的作品，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主流观点重新诠释斯大林，试图全景式的描绘苏联卫国战争的整体面貌。作者野心很大，可惜就读者的阅读观感来说，没有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作品，乏味的很，远远不如速写式的《日日夜夜》动人。
　　
　　《洛帕京日记摘抄》（姚龙宝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84）。包括《四步》、《离开战场的二十天》、《你我不会再见面......》。这是一个系列的中篇小说，描写战地记者洛帕京来往战地和后方的采访生涯，大量涉及战争年代的私人日常生活，带有自传色彩和浓郁的真情实感，读来比大部头的战争三部曲更有亲切感。我以为，西蒙诺夫是有才华的，但不是萧洛霍夫那样的天才，其才具不足以驾驭巨幅长篇，驾驭《日日夜夜》、《洛帕京日记摘抄》这样的中篇则得心应手得多。
　　
　　《战斗着的中国》（蒋洪举译，中华书局，1952）。1949年，西蒙诺夫以《真理报》记者身份随四野大军向中南进军，他深入部队，从四野司令林彪到普通士兵都是他的采访目标，回国后写成了这本特写集，从一个苏联记者的眼中观察我军的胜利，别有一番趣味。
　　
　　《我这代人的回忆――关于斯大林的思考》（崔松龄何宏江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这是西蒙诺夫的最后一部作品，回顾了他的斯大林宠儿生涯，即他在斯大林的提携下，怎样以30岁的年纪成为苏联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书中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最后几年的文艺生活，斯大林是怎样殷殷关怀苏联的文艺事业，苏联文艺界的历次风波，以及作者本人的活动。这是西蒙诺夫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活生生表现了西蒙诺夫这样一位风云人物是怎样带着面具生活的，他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意味深长。
　　
　　有人说，西蒙诺夫的作品早已没人看了，我以为不然。西蒙诺夫早期的诗歌非常不错，作为战争小说，《日日夜夜》和《洛帕京日记摘抄》也是相当出色的，如果有时间和耐心，《生者与死者》三部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如果这些都没有价值的话，最起码他还有八卦话题价值。我特别查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坊间关于西蒙诺夫、谢罗娃、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情感纠葛的描述恐有问题，还需精通俄语的有心人细细考证，另外，我搜了一下谢罗娃的玉照，感觉这位传说中的美女也就是一般姿色，不知何以让西蒙诺夫这样的年轻才子，罗科索夫斯基这样的美男元帅为之神魂颠倒，一直八卦到了今天。
　　
　　（《日日夜夜》，昌浩、继纯译，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49）
　　
　　23，瓦西列夫斯卡娅：《虹》
　　
　　万达. 瓦西列夫斯卡娅，又译作瓦西列芙斯卡雅、华西列夫斯卡娅，关于此人及其作品，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30年代希特勒崛起之后，斯大林和西方都看明白了，这家伙是要大打一场，关键是先打谁。一个想祸水东引，一个想祸水吸引，希特勒成了香饽饽，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看谁下手够快够狠够准，结果斯大林赢了。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协议双方瓜分波兰。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批准了条约，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17日，为了保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居民的生命财产，60万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占领了波兰东部领土，俘虏了25万多名波军官兵（1940年4月，2万多名波军官兵被苏联内务部队枪杀，史称卡廷事件）。据说苏军和德军会师后，两军还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庆祝共同的胜利。独立的波兰灭亡了，顽强的波兰人民不甘被侵略者奴役，在以后的六年里，抵抗运动从没中断过，即使是流亡到国外的波兰人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为解放波兰尽力。在这个历史关头，有一位战前已经小有名气的波兰女作家投奔了苏联，即后来加入苏联国籍、写出众多反法西斯作品的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由于她此后一直生活在苏联，有人误以为她是苏联人，其实不是，在1939年之前，瓦西列夫斯卡娅是正宗的波兰人。
　　
　　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里这样描述瓦西列夫斯卡娅人生的重要转折：
　　
　　“作者在遍地烽火里，踏着变成焦土的城市和乡村，步行六百公里，到达苏联边境，到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她觉得这是到了老家，到了真正的家乡。她在这里受到苏联人民的盛大欢迎，受到苏联人民骨肉之亲的关怀，他们欢迎这位为自由而战的坚强的女战士，关怀这位杰出的战斗的苏联女作家！她被苏联人民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从卫国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她就执笔从戎，投身于大战的血火中，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装行列里，担任随军记者和部队文化工作，出生入死，以至今日。”
　　
　　中篇小说《虹》是瓦西列夫斯卡娅“投身大战的血火中”奉献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最好的作品。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向斯大林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战争初期，德军分三路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苏军猝不及防，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丧，苏联人民从往日的和平生活骤然陷入血与火的战时生活。当其他作家把目光聚焦于前线时，瓦西列夫斯卡娅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沦陷区，投向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抗争。在战时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描写乌克兰沦陷区生活的《虹》显得很别致。
　　
　　《虹》描绘了一幅灾难中的苏联人民的真实图画，被法西斯德军占领的村庄面对的是敌人黑黝黝的枪口，屈辱、悲愤、痛苦折磨着留下来的妇孺老弱，他们怀着对敌人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配合游击队跟敌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瓦西涅夫斯卡娅像一个雕塑家一样，运笔如刀，刻划了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奋起抗争的人物群像，特别是女游击队员娥琳娜的形象感人至深。娥琳娜被捕后，敌人当着她的面枪杀了她刚出生的儿子，她受尽折磨，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娥琳娜和其他村民的苦难象征了苏联人民的集体苦难，她坚强不屈的形象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斯大林苏联坚不可摧的胜利信念和英雄气概。
　　
　　战争爆发后，瓦西涅夫斯卡娅随军转战在乌克兰战场，耳闻目睹了乌克兰人民如何奋起与入侵的敌人抗争，特别是普通的女游击队员亚历山德娜.戴丽曼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她。瓦西涅夫斯卡用饱含激情的诗一样的文笔写出了《虹》，打动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法西斯敌人作战的苏联军民。在写作《虹》时，瓦西涅夫斯卡娅的俄文尚不熟练，原作是是用波兰文完成的，翻成俄文后在1942年八九月间的《消息报》上连载，接着出版了单行本。曹靖华先生收到苏联友人寄来的报纸和书后，即开始译成中文，1943年出版中译本，后又多次再版，传遍了中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苦战中的中国读者。
　　
　　瓦西涅夫斯卡娅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水上歌声》三部曲，第一部《沼地上的火焰》（郭一民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波兰灭亡前夜，描写波列色的西乌克兰居民在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殖民统治下的痛苦生活。第二部《湖里的繁星》（马清槐等译，时代出版社，1954）完成于德国入侵苏联前夜，描写1939年苏军占领波兰东部后，西乌克兰地区的人民热烈欢迎苏联解放者，推翻了阶级和民族敌人，在解放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的故事。第三部《河流在燃烧》（石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5），描写波兰军队和苏军并肩作战，痛击希特勒法西斯，一直打到奥德河畔，解放全部波兰领土的故事。整个三部曲可以看成是一部近代波兰多灾多难的编年史，从艺术角度看相当不错，清新可读，显示了瓦西涅夫斯卡娅不俗的写作才华。可惜这部长篇巨著是以苏联观点来解释波兰的屈辱史，而1939年后苏联对波兰的种种作为不管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瓦西涅夫斯卡娅在苏联发表的作品很多，我见过的中译本有《只不过是爱情》（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描写一个苏联战士负伤返回家乡后与妻子的情感波折。《生死斗争》（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翻译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描写二战前夕波兰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巴黎内外》（王泽民等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描写战后法国社会的众生相。曹靖华先生在《“虹”译者序》里提到的瓦西涅夫斯卡娅波兰时期作品《时代的面貌》、《祖国》和《大地在苦难中》，似乎没有中译本，这三部作品或许会有一些跟后期苏联风格作品不同的风采。
　　
　　瓦西涅夫斯卡娅生于1905年，1964年去世。战后，瓦西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先生、著名剧作家柯涅楚克（据曹靖华先生记述，瓦西涅夫斯卡娅在波兰时期结过两次婚，后来是怎样和柯涅楚克结成伉俪的，待考）是斯大林的第一宠儿，受宠度比法捷耶夫、西蒙诺夫、潘菲洛夫夫妇等要高一个级别。柯涅楚克因为在战争爆发后创作了为斯大林解围的剧本《前线》而名噪一时，深得斯大林的欢心，战后官至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一分子，但他的话剧作品却颇受圈内人的腹诽和讥评。苏联解体之后，柯涅楚克夫妇当然形象负面，受柯涅楚克之累，瓦西涅夫斯卡娅在苏联作家轶闻史上成了一个漫画式的人物，被糟践得不成体统。其实作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创作了《虹》这样杰出作品的波兰-苏联双重作家，瓦斯涅夫斯卡娅是值得尊敬的。
　　
　　（《虹》，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老木匠

　　24，别克：《恐惧与无畏》
　　
　　看过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的朋友，应该记得那个英俊潇洒的第9机械化军军长、第16集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还有第16集团军那个生气勃勃的第316步兵师师长、留了一个小胡子的潘菲洛夫将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罗科索夫斯基麾下的潘菲洛夫少将指挥第316师立下了不朽功勋，一战成名，被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近卫第8师的光荣称号，潘菲洛夫牺牲后，该师称号改为潘菲洛夫近卫第8师，这支王牌部队至今还在俄军的序列中。别克的中篇小说《恐惧与无畏》，原名《沃洛科拉姆斯克大道》，说的就是第316师守卫莫斯科的英雄事迹。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向和平的苏联发动了“背信弃义”的突然进攻。德军北中南三个集群同时进军，分别指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中路德军采用了简单而有效的闪击战术，即用古德里安和霍特的两个装甲集群沿两翼快速突进，合围苏军重兵集团后交给跟进的步兵集团军，然后两个装甲集群继续向前突进，向苏军展开新的钳型攻势。苏军被德军的闪击战打得丢盔卸甲，常常几十万精锐被合围歼灭，不要说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惨败，就是放到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其罕见。8月中旬，在结束斯莫棱斯克会战后，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决定暂停向莫斯科进军，调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南下支援乌克兰方向。希特勒的错误决定给了手中无牌可打的斯大林喘息机会，等9月下旬德军集结兵力向莫斯科方向发动台风战役时，斯大林已经缓过一口气，手里有了若干新编练的预备兵团投入战场，其中就有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师。
　　
　　1941年7月，潘菲洛夫的第316步兵师在哈萨克斯坦编成，该师按就编制组建，有15000人之多，集结了中亚地区的菁英，按照《莫斯科保卫战》中潘师长的说法，“指挥员都是精选出来的，政工人员都是哈萨克斯坦党 的积 极分子”，但是该师没有战斗经验，匆忙整训后即开赴莫斯科战场，编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守卫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宽约40公里的防线。
　　
　　沃洛科拉姆斯克在莫斯科东北方，距离莫斯科120公里，是莫斯科的门户，这里是德军重点突击的方向，守卫莫斯科的重责大任落到了年轻的316师身上。1941年10月16日到12月6日，潘菲诺夫将军的316师在这一地域艰苦鏖战，节节抗击，顶住了敌人的凶猛进攻。在卫国战争的史册上，记载着著名的316师28勇士打坦克的事迹。11月16日，在杜鲍谢科沃铁路会让站附近的251高地，316师1075团的28位战士在指导员克洛奇科夫率领下同几十辆德军坦克进行了力量悬殊的搏斗，全部壮烈牺牲，28勇士的英勇战斗为后续部队的展开争取了时间，创造了苏联红军用血肉之躯奋勇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光辉战例（2 8勇士的事迹是否真实存在，军史界尚有争议）。11月17日，316师被命名为近卫第8师。11月18日，师长潘菲洛夫将军被弹片击中，光荣牺牲。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潘菲洛夫的这支英雄部队没有辜负领 袖、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捍卫了苏联红军的荣誉，在最危急的关头拯救了莫斯科，也拯救了苏联。
　　
　　《恐惧与无畏》叙述了潘菲洛夫师的战斗历程。曾经流传的中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316师开赴战场前短暂的军事训练生活，第二部分描写316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战场的英勇表现。小说以316师巴武尔章.莫梅什-乌雷营的训练和战斗为背景，采用作者采访巴武尔章营长，巴营长口述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316师的战士是怎样从一群毫无军事经验和战斗素养的老百姓在战火中成长为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这部作品正面塑造了潘菲洛夫将军的光辉形象，从一个个细节描述了潘师长是如何带领他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守住了通往莫斯科的咽喉要道，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小说深入描写了316师官兵的内心世界，他们骤上严酷的战场，是如何克服恐惧心理，在敌人的炮火里锻炼成为无畏的战士，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潘菲洛夫、巴武尔章和勇敢的316师显示了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把敌人阻挡在莫斯科城外，“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路可退，后面就是莫斯科!”这句出自316师的名言，有力地鼓舞了苏联军民奋勇向前，绝不退缩。
　　
　　别克在苏联是个体 制外作家，不被官方主流学界认可，原因是此人天性好事，桀骜不逊，虽然资历极老，却不大认同苏联的意 识形态。别克生于1903年，1972年去世，青年时期在党 校学习时，用不当手段骗来了同学的面粉和油给自己一伙炸油饼解馋而被开除学籍、开除出 党，他拒不认错，从此一生坎坷。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作为战地记者上了战场，以现场采访的素材写成了《恐惧与无畏》。该书的前两部分写于1943～1944年，最早的中译本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43年末出版的第一部分，1945年出版了第二部分，之后在我国广为流传，各个解放区都有翻印的版本，在我军将士中尤其影响巨大。五十年代，作者续写了第三部分《几天》和第四部分《潘菲洛夫将军预备队》，似乎未见中译本。
　　
　　在别克的其他作品里，我特别喜欢并向各位推荐他和洛依柯合著的长篇小说《年青人》（邵洪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这是我早年反复阅读过的小说，留下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写的是苏联的大学生生活，还有教授之间的斗争，整个小说写得优美迷人，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清新气息，读来令人心醉。《年青人》情调和《叶尔绍夫兄弟》有些相似.但没有《叶尔绍夫兄弟》的斯大林色彩。别克的另一部作品《新的任命》（崔永昌、蒋仲鲸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9），描写苏联主管冶金工业的领导人奥尼西莫夫的生平，是一部反斯大林主 义的作品。
　　
　　苏联文学能够不朽的作品屈指可数，我以为这本《恐惧与无畏》应该榜上有名，苏联官方排斥别克，我们也跟着有样学样，居然活活淹了这么优秀的作品，实在令人惋惜。在时代话语转向的今天，更是不会记得这部曾经那么鼓舞人心的小说了，甚至连潘菲洛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师的英雄事迹也可能会被遗忘，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恐惧与无畏》，愚卿译，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1943，1945）
　　
　25，恰可夫斯基：《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围困》
　　
　　翻开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作战态势图，三支黑色的箭头分别指向北方的列宁格勒、中间的莫斯科和南方的基辅。对斯大林来说，这三个城市具有特殊的和巨大的象征意义，当苏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时，这三座城市是最后的精神堡垒，绝不容失。而对希特勒来说，占领这三个城市不仅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更是难以言表的心理满足。因此在这三个城市爆发了二战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它们的命运各有不同。
　　
　　1941年8月初，斯莫棱斯克会战结束后，希特勒意识到依靠各个方向现有兵力无法同时夺取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因此他改变了首先夺取莫斯科的计划，决定分兵南下先取乌克兰经济区，围歼南方的苏军重兵集团。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建议斯大林放弃基辅，保存有生力量，被斯大林断然拒绝，斯大林怒斥朱可夫“胡说八道”并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当斯大林意识到形势不妙时已经来不及，基辅陷落了，60万苏军被合围，损失殆尽。南方的鏖战为保卫莫斯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苏军经过血战终于挫败了德军随后突击莫斯科的企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没有落入法西斯的魔爪。在列宁格勒方向，德军北方集群长驱直入，苏军无法抵挡德军优势兵力的快速突破，连连败退，德军直抵列宁格勒城下。9月10日，在最危急的关头，朱可夫紧急飞往列宁格勒，替换了指挥不利的老帅伏罗希洛夫，在城市接近地稳定住了防线。兵力不够的德军无力继续攻击，改为长期围城，列宁格勒陷入长达三年十个月的围困封锁，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度过了惨绝人寰的围困岁月，这座以彼得大帝和列宁命名的光荣城市始终屹立不摇。
　　
　　在众多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文学作品中，恰科夫斯基战时创作的小说《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和发表于60～70年代的巨幅长篇《围困》最为引人注目。恰科夫斯基是列宁格勒人，生于1913年，1994年去世，他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战争爆发后，在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担任军报记者，曾深入围困中的列宁格勒采访报道，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由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构成，分别是《随军记者》（1944）、《丽达》（1945）、《和平的日子》（1947）。第一部《随军记者》以战地记者萨温的的视角，描写他前往列宁格勒执行任务和寻找情人丽达的经过。第二部《丽达》以丽达的视角叙述她和萨温重逢后的经历。第三部《和平的日子》描写萨温和丽达在战后的和平生活。《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没有正面描写战场上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描写那些著名的领袖人物，而是关注列宁格勒战场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情感生活，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列宁格勒军民在围困中的艰苦生活和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整部小说笔调抒情优美，心理刻划丝丝入扣，充分展现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的精神世界，非常值得一读。
　　
　　和《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相反，恰科夫斯基在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长篇巨作《围困》以列宁格勒战场为核心，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和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卷帙浩繁，气象恢弘。关于这部影响巨大的全景式战争文学的代表作，相关的介绍和评论非常多，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分为五卷六册，共173万字，全部读完需要的一定的毅力才行。我在80年代读这本书时也只是细读了战争双方高层人物活动的部分，有几个场景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个是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复杂的心理活动，作者浓墨重彩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曾被专业学术著作引用，颇有文献价值。关于苏联党政军高层在战争爆发当夜的情形，朱可夫的回忆录和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有详尽的描述，之后的情形则众说不一。按《围困》的说法，1941年6月22日午夜，斯大林率领他的政治局委员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在了解最新战局后，斯大林“对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作了愤怒的、无礼的斥责”，然后就去了他在郊外的别墅，忧愤成疾，几十个小时没有露面。谁也不知道这几十个小时他是怎么捱过来的，他都想了什么？恰科夫斯基做了合理的推测，为斯大林设计了种种可能的想法，总而言之――“怎么会会发生这种事呢？怎么会呢？……为什么我们的军队退却了？”，恰科夫没提到斯大林锥心刺骨的痛楚――他要靠谁来打这场战争？就在4年前，他一手清洗了多少军方高级将领？“苏联五个元帅中三人，四名一级指挥员中三人，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军长中十二人，六十七名军长中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师长中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长中二百二十一人……”(《让历史来审判》，麦德维杰夫，人民出版社，1981)。俗话说，英雄不可自剪羽翼，斯大林把自己的羽翼剪干净了，怎么对付希特勒“背信弃义”的进攻？恰科夫斯基写道：“几千公里以外，从巴伦支海到黑海，战争已经打响了。苏联人正在拼死抵抗，喊着斯大林的名字，为祖国的光荣而牺牲。”谁能计算清楚，有多少苏联人无谓地牺牲在了斯大林的愚蠢与残忍上？阵容整齐的苏联红军怎么可能如此不堪一击？
　　
　　第二个场景是朱可夫火线替换伏罗希洛夫指挥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经过，作者详细描写了苏联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接到朱可夫递过来的斯大林撤职纸条时复杂的心理活动，极具戏剧性。国内战争时期威风赫赫的老帅无力对抗训练有素指挥有方装备精良的法西斯敌人，无奈地退出了战争舞台，新一代的将领――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瓦杜丁，站到了聚光中心，承担起领导苏军赢得战争胜利的责任。事实上，在战争爆发前，苏联一共有过8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洛夫被斯大林枪杀，接替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年老体弱，斯大林寄予厚望的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分别承担北中南三线的指挥重任，很快证明不堪大用，对苏军初期的溃败负有重大责任责任，先后被斯大林打入冷宫。还有一位库利克更惨，战争头几天他奉命去前线了解情况，结果这位元帅跑到最前线去充当一个连长的角色收拾溃兵，和最高统帅部失去联系，差点被俘。后来他被降职使用，表现不佳，战后因散布反斯大林言论被处决。这就是战争开始时斯大林的核心力量，设想一下，如果朱可夫这些幸存的中生代将领也在1937年被清洗掉，斯大林恐怕要自己端着冲锋枪去前线了。
　　
　　五十年代，恰科夫斯基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王民泉等译，时代出版社，1951）在中国颇为流行，这本书讲述战后苏联收复库页岛南部后的建设活动，美轮美奂地描写了战后的和平建设生活和苏联收回南库页岛的豪情，从艺术角度而言写得相当不错，不过我看得相当不快，心情复杂。在此书的“关于作者”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岛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如果这篇“关于作者”是译者写的，那就太让人伤心了。
　　
　　恰科夫斯基一生创作的作品非常多，盘点一下若干中译本，数目相当可观：《胜利》（施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围困》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巨著，以波茨坦会议为背景，写美英苏三大国的外交斗争。《未完成的肖像》（程家均，张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从苏联人的角度写罗斯福总统最后的日子，别有意味。《纽伦堡幽灵》（高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说的是纳粹余孽企图营救纽伦堡战犯的故事。《未婚妻》（陈殿兴、刘广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关于一件冤案的翻案过程的爱情小说。《遥远的星光》（王复仕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描写一个飞行员寻找往日情人的经过，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凭心而论，恰科夫斯基后期的所谓国际题材小说都不怎么样，瞎扯的成分居多。在他的作品中，我比较欣赏《这事发生列宁格勒》，在战争期间创作的小说中，很少有这样纯粹的言情小说，难能可贵。
　　
　　（《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傅昌文译，时代出版社，1955
　　《围困》，叶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5）

　　26，卡扎凯维奇：《星》、《奥德河上的春天》
　　
　　经历了60～70年代的沉寂，苏联小说在80年代的中国有一段短暂的复兴，出版界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各式各样的苏联小说，其中，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挟电影之助席卷中国，名声赫赫。其实，早在40年代，苏联有一部无论篇幅、内容、风格都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神似的作品，我以为其艺术成就更胜一筹，起码不相上下，这就是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星》。
　　
　　卡扎凯维奇是苏联犹太人，生于1913年，早年做过工地主任、农庄主席、剧院经理等，战争爆发后，以志愿兵的资格参军，当上一名侦察兵，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解放华沙和攻克柏林的战役，从一名战士晋升为师侦察队队长、军侦察处副处长，先后三次负伤，荣获了四枚勋章和五枚奖章。战后他成为职业作家，中篇小说《星》和长篇小说《奥德河上的春天》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两个人》则受到批判。按卡扎凯维奇的自述，他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苏联士兵和军官，在为正义的事业、为自己的苏维埃祖国、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中不畏艰难的和勇敢的人”。
　　
　　《星》是卡扎凯维奇战后的第一部作品，以他的侦察兵生涯为素材，非常精彩。作品描写特拉夫金中尉率领一个代号为“星”的七人侦察小分队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在德军精锐部队集结的森林中，这个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了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历尽艰险，向代号为“地球”的指挥部发回了德军的情报，在险恶的处境中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使命，却不幸被德军发现，一去不回。在指挥部里，特拉夫金的爱人、通信员卡佳一遍又一遍的呼叫：“星！星！星！星！”，“我是地球！我在听你说呀！”终于等到了回答，然而“‘星’说了一半就停住，不再往下讲了。卡佳通宵没有阖过眼，但是星仍然一声不响。第二天，第三天，以至于后来，‘星’还是沉默着。”……
　　
　　《星》的篇幅不长，内容却异常丰富，在短短的篇幅里不仅写了一个生动惊险充满悬念的故事，还写活了经历不同、性格各异的战士，他们是如何结成一个团结一致合作无间的集体去完成危险万分的侦察任务，小说写了真挚的友情和爱情，笔调华丽，充满了浪漫的抒情色彩。特别有意味的是，侦察小分队的代号“星”不仅象征着那七个英勇无畏的侦察兵，还象征着所有为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流血牺牲的苏军官兵，指挥部的代号“地球”则象征着苏维埃祖国，象征着广袤无垠的苏联大地和坚强不屈的苏联人民。《星》发表后，受到高度的评价，连一向持反苏观点的美国文学批评家斯洛宁也赞赏《星》是一个“生动有力和非常浪漫的故事”，作者“娴熟地引用象征性的形象和抒情的插叙，极为生动地描绘这支小分队被德军包围后四天中遭受到的种种磨难和无法避免的悲惨结局”（《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马克.斯洛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卡扎凯维奇的另一部获奖小说《奥德河上的春天》，五十年代至少有三个中译本，岳麟译的人民文学版，孙梁、徐迈译的泥土版，林疑今、王科一译的上海文艺版，可见其流行程度和受欢迎程度。这是一本纯粹的主旋律作品，描写战争后期苏军进军东欧一直打到德波旧边界奥德河的故事，对二战史爱好者来说，这本书非常过瘾，“向西挺进！向柏林进军！”，经历了那么多失败、牺牲、磨难，苏军终于把入侵者赶了出去，并且胜利进军，解放欧洲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直捣柏林差点活捉希特勒，整本书看下来激荡人心，痛快酣畅。卡扎凯维奇以亲身参与解放欧洲攻克柏林的经历，展现了反法西斯战争最后阶段的广阔画面，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苏联红军大获全胜报仇雪恨的豪迈情怀。
　　
　　这里值得说一说的是《奥德河上的春天》发表和获奖的一段插曲。这本书的背景部队是以朱可夫为司令员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可是书里从头到尾不见方面军司令员的踪影，谁替代司令员指挥呢？是军事委员西沙克里诺夫中将。率领苏军进军欧洲攻克柏林的司令员怎么消失了？不仅读者疑惑，连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一头雾水。据西蒙诺夫《我这代人的见证》记载，在讨论1950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上，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此转述如下：
　　
　　“小说有缺点。”斯大林在结束对《奥德河上的春天》的讨论时说道：“那里并不是全都写得正确：写了罗科索夫斯基，写了科涅夫，但是在那里，在奥德河上，指挥主要方面军的是朱可夫。朱可夫有缺点，在方面军中有人不喜欢他的某些品行，但是应该说，他仗打得比科涅夫好，也不比罗科索夫斯基差。卡扎凯维奇同志的小说对这个方面写得不正确。小说中写了一位军事委员会委员西佐克雷洛夫，他在那里做的是司令员应该做的事情，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包办代替。这就出现了空白，朱可夫不见了，似乎他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不正确的。《奥德河上的春天》这部小说很精彩，卡扎凯维奇会写，而且写得好。这怎么办呢？给他还是不给他发奖？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决定，那么应该告诉卡扎凯维奇同志，他以后对此要加以考虑和修改。这样做是不对的。至少像他做的那样，留下空白，是不正确的。”
　　
　　会后第二天，西蒙诺夫在法捷耶夫的办公室见到卡扎凯维奇，一字不漏地向他讲了会上的一切。卡扎凯维奇“大发雷霆，既对别人。也对自己。他在法捷耶夫办公室走来走去，牙齿咬得咯咯响，唉声叹气，骂骂咧咧。”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朱可夫得胜回国后不久，就被斯大林调到远离首都的敖德萨军区，后来又转到二级军区乌拉尔，堂堂的第一功臣、副最高统帅，失宠了。《奥德河》的编辑体察上意，强迫卡扎凯维奇取消了朱可夫的名字，甚至连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本身也要拿掉了……古今中外总有这些人，他们怎么可能理解斯大林的境界？作为苏联人民的领袖，领导苏联红军赢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从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容忍历史被窜改，利用小说窜改历史也是不能允许，要提出批评的。
　　
　　卡扎凯维奇得知斯大林对他的批评和要求，忧愤交加，悔恨不迭：“我怎么就同意，就让步了呢？而不让步又怎么办――谁也不会给你出版，在这样修改之前人们甚至想都不愿想出版的事。而现在怎么改回来呢？怎么加上方面军司令呢？既然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发表，已经翻译成其他文字，我现在怎么可以改写，用另一个人代替一个人呢？”――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可怜的卡扎凯维奇，可怜的编辑，都不是明白人。斯大林是个明白人，小说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现实中的朱可夫可以消失，二战史上的朱可夫不可能消失。
　　
　　至于卡扎凯维奇被批判的小说《草原上的两个人》，我没见过有中译本，不好说什么。另一部长篇小说《广场上的房子》也没见过有中译本。卡扎凯维奇死于1962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蓝笔记本》讲述列宁早期地下党生活，涉及历史上的季诺维也夫，出版时曾经颇费周折。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于1966年，内部发行，就是传说中的珍稀善本白皮书，这类书我等凡人只能望而兴叹。对我而言，60年代出版的那些苏联小说白皮书始终是个情结，缭绕心头，挥之不去。
　　
　　（《星》，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奥德河上的春天》，孙梁、徐迈译，泥土社，1954）
　　
　　27，冈察尔：《旗手》、《小铃铛》
　　
　　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提高作文水平曾经向邻居家的大哥讨教，他借给我一本冈察尔的《小铃铛》，说这本书文字很漂亮，让我好好琢磨。当时我年纪还小，鉴赏力不够高，没有办法领略这本书的妙处。很多年之后，我才省悟到，当时那本土兮兮的黄色封面《小铃铛》就是神秘的文革前内部出版物，即如今很多老读书人怀念不已的黄白皮书。80年代，《小铃铛》再版公开发行，我又细读了一遍，不再觉得平淡乏味，反而觉得深不可测，内心很佩服邻居大哥识见之高。
　　
　　这本《小铃铛》只是苏联乌克兰作家奥列西.冈察尔众多作品中的一本。50年代，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有中译本，代表作《旗手》甚至不只一个中译本。60年代中苏交恶后，只有一本《小铃铛》内部出版。到了80年代苏联小说在中国复兴，冈察尔又红了起来，后期的作品纷纷出了中译本，代表作《你的朝霞》有三个不同书名的译本，估计有些糊涂的读者还为此多花了几钱银子。90年代以后，除了几本苏联经典小说和出土的不同政见小说外，冈察尔这些二线作家被边缘化，书店里再也看不见曾经很受中国读者青睐的《旗手》、《小铃铛》、《你的朝霞》了。
　　
　　战后不久，苏联出了几本描写苏军横扫欧洲的长篇小说，其中，冈察尔的《旗手》和卡扎凯维奇的《奥德河上的春天》齐名，风格也很类似，简直不分彼此，同样地看得激荡人心，痛快酣畅。《旗手》由各自独立而有连续性的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第一部《阿尔卑斯山》，第二部《蓝色的多瑙河》、第三部《黄金的布拉格》，分别讲述苏军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原书的内容提要说，“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概括力说明了苏联军队把欧洲人民从德寇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描绘了苏联战士为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所发挥的最高度的英雄气概”，确实如此，在我们的近代史上，体验了太多外敌侵略的屈辱和牺牲，却从没体会胜利进军敌国直捣对方老巢报仇雪耻的快感，通过阅读《旗手》，苏联军民遭受法西斯敌人入侵，经过血与火的鏖战，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境，并且横扫欧洲的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激越，我们感同身受。
　　
　　冈察尔生于1918年，战争爆发那年正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大学语言文学系读书，战争使他中断了学业，他参军成了苏联军队的普通一兵，全程参加了卫国战争，当他的战友一个一个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就一定要把你写出来。《旗手》就是他对战友的承诺，里面浸透了苏军牺牲将士的鲜血。美国学者斯洛宁评价《旗手》这样作品“带有强烈的民主主义优越感和自满色彩的‘战争雄辩术’”，《旗手》是“虚假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过分。《旗手》固然不完美，但那是在真实的硝烟中激发出来的真实情感，不能以如此轻飘飘的苛评加以蔑视。以冈察尔写作《旗手》的年纪，不大可能达到后期作品那样深刻的思想高度。
　　
　　盘点一下50年代翻译出版的冈察尔中长篇小说大致有下面这些：
　　
　　《米基达.布拉图斯》（杨立平译，作家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老园艺家在荒岛上建设果园的故事。《让灯塔亮着》（魏庆祯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小岛灯塔工作的女孩子，她的爱情生活和不幸，歌颂了苏联普通劳动者的思想品质。这两部作品都是优美精致的小品，很有点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风格。
　　
　　《达佛里雅》（方煜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沙皇时代乌克兰地区地主和雇农的复杂关系，穿插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该书还有个续集《彼列柯普》，不过没发现有中译本）。
　　
　　《大地怒吼》（范霞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描写哈尔科夫大学的女大学生莲莲在德占区建立地下小组，勇敢地和德寇斗争，最后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主人公原型大概是冈察尔的同学，读来真切感人。这是一部迷你型的《青年近卫军》，也有《青年近卫军》一般浓郁的诗意格调。
　　
　　80年代陆续出版的冈察尔作品有长篇小说《爱的归宿》（力冈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飓风》（郑文樾、朱逸森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大教堂》（汤民仁、钱美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你的朝霞》（佟轲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以及短篇小说集《永不掉队》（乌兰汗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其中《你的朝霞》有两个另译本《圣母之光》（沈江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和《你的霞光》（彭小平等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86）。冈察尔后期作品保持了一贯的水准，文笔优美，富有诗意，想象力丰富，感情炽烈，民族色彩浓烈。缺点是多少有点形式主义，结构太复杂，读来略感晦涩。80 年代，冈察尔的这几部作品在祖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很多当年的读者应该还有印象。
　　
　　我最喜欢的冈察尔作品就是那本早年读过的《小铃铛》，这本书由12个各自独立的短篇故事组成，副标题叫做“短篇体的长篇小说”，通过描写乌克兰南部草原普通百姓的生活，广泛地探讨了人和自然、人和祖国、人和社会、人和宗教与文化的多方面话题。我很偏爱普里仕文、帕乌斯托夫斯基、艾特玛托夫那样抒情散文风格的作品，《小铃铛》的风格与之相似，乡土气息浓厚，在朴实无华的文字里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和洞察力，给人以极大的精神满足。
　　
　　冈察尔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89岁了，苏联解体之后，他的作品被冷落，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在此祈愿这位著作等身的老人家身体健康。在冈察尔的所有作品中，我最想见识一下描写战争早期苏军溃败的长篇小说《人和武器》（发表于1960年），偏偏这一本没有发现出过中译本，令人沮丧。
　　
　　（《旗手》，袁水拍、史慎微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小铃铛》，王平译，作家出版社，196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28，戈尔巴托夫：《不屈的人们》
　　
　　果戈里有一部著名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讲述17世纪乌克兰地区人民在波兰统治下，一个叫做塔拉斯.布尔巴的哥萨克英雄为民族解放英勇斗争的一生。100多年后，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仿照《塔拉斯.布尔巴》的风格，以卫国战争期间乌克兰沦陷区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两部作品隔代相传，不仅在主题和风格上一致，在精神气质上也极其相似，连主人公父子的名字都一模一样。戈尔巴托夫作品的艺术成就或许无法和果戈里相比，不过，果戈里笔下17世纪波兰封建地主对乌克兰地区的奴役统治和戈尔巴托夫笔下20世纪40年代法西斯德国对乌克兰占领区的摧残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屈的人们》与瓦西涅夫斯卡娅的《虹》齐名，以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石滩城老工人达拉斯一家在沦陷区的遭际，表现了苏联人民与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极其走狗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歌颂了苏联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宁死不屈的高贵精神。小说描写了法西斯敌人骇人听闻的凶狠残暴，描写了叛徒走狗的无耻，描写了达拉斯老人从事不关己到绝不投降的转变，描写了达拉斯的儿子领导地下组织进行的游击战争。戈尔巴托夫技巧娴熟，用隽永洗练的文笔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战争中的乌克兰图景，原本美丽富饶的乌克兰被入侵者摧毁、抢劫、破坏，变成了一堆废墟和灰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爱和平的人民如何骤然变成了法西斯敌人血腥统治下惊恐的被奴役者，耻辱、流血、饥饿、死亡，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付出了怎样史无前例的牺牲，在这部作品中清晰可见。
　　
　　这里有一组数字：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国侵略者占领的领土与卫国战争前夕的苏联领土相比，人口占46％，工业总产量占33％，播种面积占47％，铁路长度占55％。全国有2千多万人死于战争。德国侵略军占领和破坏了1710座城市和居民点，7万多个村庄，毁坏了31853家工矿企业。德军还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65000公里的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战争期间，苏联国民经济的直接损失估计达25690亿卢布。而在《不屈的人们》描写的乌克兰地区，16000多个工业企业被摧毁，714个城市和工人新村被破坏，每九个乌克兰和平居民就有一人死于法西斯匪徒之手。透过《不屈的人们》力透纸背的文字，我们仿佛看见燃烧着的苏联原野、城市和村庄，看见沦陷区民众惊恐和无助的眼神，一幕幕悲惨的场景足以让我们反思：强大的苏联为何会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善良无辜的人民为何会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谁该为此负责？后来者应该如何引以为戒？
　　
　　苏联作家鲍里斯.戈尔巴托夫是顿巴斯人，生于1908年，1954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6岁。30年代，戈尔巴托夫从事新闻工作，曾两度去北极采访、体验生活，创作了以开发北极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平静的北极带》（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本小说集清新朴实，非常不错。1939年9月，戈尔巴托夫随军参加了解放波兰东部地区的战役和苏芬战争，并创作了描写苏军解放波兰的电影小说《三天》。卫国战争爆发后，戈尔巴托夫上前线做战地记者，写了大量犀利的政论，创作了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给同志的信》、《战士阿历克赛.顾里柯夫》、《关于士兵的心的故事》，其中以《不屈的人们》影响最大。
　　
　　戈尔巴托夫另外两部描写战前和平建设生活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人》和《顿巴斯》都有中译本。80年代，《顿巴斯》曾经再版过，在我国颇有知名度。
　　
　　《我们这一代人》（钮心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发表于1933年，描写十月革命后几个少年的生活，他们在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红军与邓尼金白匪军交错拉锯的日子里的经历，以及政局稳定后他们作为共青团员参加建设的成长历程。这是我很欣赏的作品之一，风格与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系列有点类似，不过略为刻板，不如《雾海孤帆》那样灵动。在这本书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青少年的生活实况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跟我们想象中那个年代的苏联大不一样，这部作品多少有一点20年代自由气息的余韵，洋溢着戈尔巴托夫青年时代的激情，没有那么多斯大林时代的精神污染。
　　
　　《顿巴斯》（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发表于1951年，和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一样，以斯达汉诺夫运动（详见《油船德宾特号》一节）为背景，不过《顿巴斯》更为正宗一些，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源地就在顿巴斯煤矿，斯达汉诺夫本人就是顿巴斯的矿工，因为创造了新纪录而被树为电影广泛宣传名扬四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全苏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顿巴斯》写了两个顿巴斯的青年矿工安德烈和维克多的劳动生活，他们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在火热的劳动中发扬苏联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力，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创造了辉煌的成绩，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作客，握住了斯大林同志的手，聆听了斯大林同志的教诲，整个小说在斯大林同志亲切和快乐中的谈话中结束。以现在的视点来看，《顿巴斯》跟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一样，充斥着不堪入目的谄媚和巴结。其实，斯大林时代就是这样，小说不过反映了真实的一面，基本上无可指责。另一方面，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斯大林时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提高劳动效率的历史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比较而言，《顿巴斯》太过于模式化，写法也没有多大创新，甚至在细节上有因循旧作的毛病。打个比方，《顿巴斯》的第一句话“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安德烈。在一九三〇年，他们两人的年纪加起来，一共三十五岁”，类似的句子在20年前旧作《我们这一代人》第一页也有：“当时，我们五个人――我，阿辽沙、多西卡、巴甫力克和瓦力卡――年龄加起来才五十二岁”，这样的拙劣神合居然会出现，让人哭笑不得。单纯从文学角度审视，在戈尔巴托夫的所有作品中，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出色。当然，作为战时文学的代表作品，《不屈的人们》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2005年，借二战胜利60周年之机，这部已经淡出视野的杰出作品在我国再版发行，虽然印数不多，但总算没有被彻底湮没。
　　
　　（《不屈的人们》（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老木匠

到目前为止，这位数帆老人写到28节

这人不像是一般的爱好者。有关的作家生平、历史背景的介绍很全。不过可能开始没有打算写这么长，看不出他的排序有什么讲究

老木匠

　　29，《白桦》、《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我们的记者》
　　
　　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到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苏联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悲惨的灾难，苏联成为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战场，蒙受了二战全部损失的41％，因战争死亡2700万人，其中苏联红军牺牲866.84万人；1920至1924年出生的青年只有3%活了下来。在人类战争史，没有哪一场战争能与苏德战争初期的戏剧性溃败相提并论，在杀气腾腾的法西斯德军凶悍攻击下，苏联红军不堪一击，动辄几十万人被合围俘虏，头六个月即被俘300万人，苏军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大片领土沦于敌手。伟大的苏联军民不甘受辱，舍身卫国，勇往直前，团结一致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以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苏维埃祖国和民族的尊严，经过四年的艰苦鏖战，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敌人。然而胜利就能掩盖住领导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吗？如果没有30年代对红军各级将领的大清洗，如果没有杀害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这些栋梁元帅，如果没有短视愚蠢的对德绥靖与合作，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前明知危险临近的麻木不仁与自以为是，如果没有战争爆发后的惊慌失措与胡乱指挥，苏联军民怎么可能会遭受如此惨重的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民的创痛之深，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种创痛不仅仅是难以准确计算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是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以文学作品来说，从战时到战后几十年，卫国战争一直是苏联文学的核心题材，战争也给苏联的几代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创作激情，描写战争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这里再简要推荐几部当年很有影响以及我很喜爱的战争题材小说，从中可以了解苏联军民抗击敌人的英雄业绩，从前线到敌后再到后方的真情实况，以及普通的苏联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的心理世界。
　　
　　布宾诺夫：《白桦》
　　
　　《白桦》是战后收获的第一批优秀作品的代表作，以1941年斯莫棱斯克会战和莫斯科保卫战为背景，描写了来自集体农庄的普通战士安德烈.洛普霍夫随部队转战的经历，他的部队在敌人包围中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突出重围，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立下功勋。另外小说写了安德烈的家乡奥尔霍夫卡村被敌人占领后，安德烈的家人和乡亲的抗敌斗争，整个作品场面浩大，描绘了一幅战争初期那段日子的全景图画，以及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在保卫苏联保卫莫斯科保卫斯大林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小说以白桦为抒发爱国之情的对象，白桦的意象贯穿始终，白桦树是苏维埃祖国的象征，经过战火的洗礼，依然挺立不拔，闪耀着不屈的光辉，整部作品情景交融，诗意盎然，有一种类似屠格涅夫式质朴的美感。
　　
　　《白桦》第一卷发表于1947年，第二卷发表于1952年。第一卷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第一名，提起战后第一批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总会说起这部广受好评的作品。作者布宾诺夫生于1909年，战争爆发后参加苏军，1942年在前线开始写作《白桦》，战后凭借《白桦》一举成名。他的中篇小说《永垂不朽》（陈复庵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发表于1940年，描写内战时期白匪军残害布尔什维克干部和乡民的故事，笔触冷峻，引人入胜。
　　
　　涅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
　　
　　涅克拉索夫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享有盛名，开创了“战壕真实派”的先河。在我们的记忆中，斯大林战役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苏军围歼了德军第六集团军30万人，取得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其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域遭受了一次惨重的失败，西南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元帅率部贸然进攻，结果被德军穿插合围，铁木辛哥反应迟钝，惊慌失措，招致惨败，24万将士被俘，剩余的苏军被迫撤退，德军第六集团军乘胜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第一句“退却的命令像青天霹雳一样来到了”，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当时苏军的艰难处境。这部小说没有写战役的全貌，而是以柯然契夫营长的自述描写了他的部队扼守一段600米长堑壕的日日夜夜，通过一个个细节和回忆把苏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面对残酷战斗和死亡的复杂心态、恐惧与激昂交织的悲壮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作者措词精简凝练，冷静客观，读来令人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涅克拉索夫的生平很有意思。他生于1911年，是个建筑工程师，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的主人公柯然契夫营长有他自己的影子，融进了他对战争的个人感受。涅克拉索夫自称很欣赏海明威，在这部作品里可以清晰看到海明威的简洁风格，可惜我只看到他这一部作品，1963年他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1974年离开苏联，流放国外。他的另一部小说《在故乡的城市》闻名已久，至今无缘见识，至为遗憾。
　　
　　冈察洛夫：《我们的记者》
　　
　　在众多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里，冈察洛夫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记者》默默无名，至少我从没看到有任何人提过这部作品。在我小时候，这本书是我的藏品之一，读过很多遍，很喜欢这本“明朗的、富有温暖的人情味”的书。作者冈察洛夫与19世纪沙皇俄国时代的大文豪冈察洛夫同姓，生于1910年，1952年病逝。战争年代他自愿到前线当随军记者，在高加索战线某集团军报社服役，《我们的记者》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记述了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前线的活动与见闻，着重描写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群随军记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前线官兵的战斗场景，文笔细腻，娓娓道来，别有风采。战争爆发后，在苏军队伍里活跃着众多随军记者，他们中有爱伦堡、法捷耶夫这样的大作家，有波列伏依、西蒙诺夫这样在战火中成名的后起之秀，更多的是像冈察洛夫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用手中的笔作武器，笔下的文稿就是投向法西斯敌人的匕首和子弹，鼓舞着千千万万苏联军民奋勇杀敌，精忠报国。在卫国战争的胜利史册上，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作为为数很少的以随军记者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冈察洛夫的《我们的记者》也应该在苏联战争文学史册的角落里占据一个位置。
　　
　　（《白桦》第一卷，徐克刚译，文化工作社，1952；第二卷，陈复庵、种觉译，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李霁野译，文化工作社，1953
　　 《我们的记者》南致善译，时代出版社，1955）

老木匠

这位老人资料收得挺全，但是评论很一般，基本还是停留在作品当时的年代的样子。

比如作为普通读者的我，60年代末读《恐惧与无畏》，印象最深的是有关“祖国”的讨论及动员；《斯大林格勒战壕》，印象最深的是营里那个喋喋不休唠叨的营政委，直到最后在训斥战士时被一颗子弹打穿脑门；《日日夜夜》里是那个逼着士兵发起无谓牺牲的反击的团长——也是被一颗迫击炮弹炸上天，以及师长在开会部署反攻时说的，从今天开始诸位应该在战壕里尽量低头走路，我们要活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些都和当时灌输的意识形态有点差别的言论。

老木匠

　　30，若干文革前出版的战争小说
　　
　　战争结束后，那些经历过战争岁月的战士们、游击队员们、沦陷区和大后方的普通公民们，他们身上的伤口没有复原，心头的创伤更是久久萦绕不去，他们心中既有胜利的豪情，更有战争初期惨痛的记忆，于是他们纷纷拿起笔来，书写亲身经历的战争故事，涉及的题材五花八门，从空中到海底，从指挥部里元帅将领的运筹帷幄到前线战壕里无名官兵的战火硝烟，从敌后游击队员的神出鬼没到大后方工人农民的支援前线，他们用手中的笔抒发着战争的点点滴滴，那些参战的小说家、诗人、记者更是当仁不让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战后十年涌现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数量之多难以统计清楚，这些作品或许在文学技巧上并不成熟完美，但都是来自战场的真情实感，他们的作品凝聚了牺牲战友的鲜血，那些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铭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强烈的感情回荡在他们颤抖的笔端，他们的作品是这场神圣卫国战争的真实记录。文革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苏联二战小说、特写、回忆录，限于篇幅不能详加介绍，这里提供部分书目，给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绿光》（索波列夫著，金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记述苏联海军舰艇在卫国战争中英勇表现的著名作品。作者索波列夫是一位老海军，战争期间是海军随军记者，他的短篇小说集《海魂》（白寒译，时代书报出版社，1946）也是颇受好评的佳作。
　　
　　《为祖国服务》（阔日杜布著，吴祖烈等译，光明书局，1951）。作者阔日杜布是著名的苏联空军英雄，击落过62架敌机而自己毫发无伤。
　　
　　《波罗的海天空》（楚可夫斯基著，范之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讲述列宁格勒战线空军飞行员的故事。
　　
　　《玛玛耶夫岗》（舍布宁著，子丛译，光明书局，1955）。玛玛耶夫岗是斯大林格勒近郊的著名战地。斯大林格勒大战期间，这里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搏斗，苏军战士坚守阵地135个昼夜，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建立了不朽功勋。 本书记述了玛玛耶夫岗的血战过程。
　　
　　《战士们》（阿里克赛亦夫著，傅凯、施华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本书共两卷，通过苏军某侦察连的战斗历程反映了从顿涅茨战役到解放罗马尼亚的经过，书中的主角都是普通的战士们。
　　
　　《地下省委在活动》（费道罗夫著，张常人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共三部。作者费道罗夫战前是乌克兰彻尔尼郭夫省委书记，战争爆发后奉命留在敌占区领导游击战争，本书是作者四年敌后生涯的回忆录。
　　
　　《穿军装的姑娘》（切尔托娃著，左海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描写苏联女英雄娜达莎.柯芙绍娃和马莎.波里万诺娃的事迹，她们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随民兵师战斗在最前线，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
　　
　　《敌后》（布良采夫著，常晓帆译，时代出版社，1956）。描写一个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故事，与《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我国经典游击小说类似。
　　
　　《伊格纳托夫兄弟游击队》（伊格纳托夫著，李良民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这套书共分三部，名气很大。第一部《高加索山麓的地雷战》，第二部《克拉斯诺达尔的地下火》，第三部《蓝色战线的崩溃》，作者在战争期间领导了一支游击队，战斗在高加索地区，他的两个儿子在战斗中牺牲，被追认为苏联英雄。
　　
　　《在遥远的海岸上》（卡苏莫夫、塞得别里著，清河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这本书很有趣味，描写意大利边境城市的里雅斯特地区的一支多国游击队的故事，紧张热闹，生动幽默，文笔也不错，比咱们的敌后游击队小说好看多了。
　　
　　《在莫斯科的红星下》（波波夫著，闻时清译，新文艺出版社，1954）。描写一对比利时贵族夫妻领导游击队与德国占领军斗争的故事。书名有点费解。
　　
　　《祖国，我属于你》（奥契烈金著，潘树声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描写苏军一支坦克部队攻克柏林的故事，以两个青年战士为主角，叙述他们在战斗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充满了苏联红军打垮法西斯解放欧洲人民的胜利气氛。
　　
　　《愤怒的火焰》（拉柯夫斯基著，王树声、张继武译，潮锋出版社，1955）。原名《康斯坦丁.扎斯洛诺夫》，描写铁路职工扎斯洛诺夫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被敌人发现后遁入森林组织游击队抗击敌人的故事。
　　
　　《考验的道路》（亚姆波里斯基著，刘颂燕译，作家出版社，1957）。描写一个苏联大学生随军参加基辅保卫战以及撤离基辅突破德军包围的过程，作者以冷静克制的笔调详尽描述了基辅会战的悲壮氛围和主人公的感受，读来令人动容，悲愤莫名。
　　
　　在此再插一句题外话。1985年拍摄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里，对于基辅会战只是一笔带过，不仅是电影，战后出版的苏联史书、回忆录，包括十二卷的德波林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基辅会战的描述也是能省就省，避重就轻，文过饰非，这不禁让人为在基辅战场牺牲和失踪的苏军将士叫屈。在这场战役中，苏军最精锐的西南方面军全军覆没，665000人被德军生俘，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上将等高级将领壮烈牺牲。基辅战役的失利导致苏军全线被动，面临崩溃边缘，是谁该为这场空前的惨败负责？在古德里安集群有南下的迹象时，朱可夫就提醒斯大林注意南方的危险，建议放弃基辅，保存有生力量，结果被撤职。当西南方面军面临被合围的险境时，负责西南战场的布琼尼、铁木辛哥数次恳求斯大林放弃基辅，斯大林仍然不予理睬，执意坚守基辅，西南方面军重兵集团终于没有逃脱被合围覆没的厄运。斯大林刚愎自用，拒绝采纳部下将领的正确主张，为了虚幻的一城一地而一意孤行，使苏军的精华无谓地毁于一旦，这种血的教训足以警示千秋万代。

　　《萨沙.契卡林》（斯密尔诺夫著，宝钤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讲述苏联英雄、游击队员、共青团员萨沙.契卡林在苏军撤退后勇敢地参加敌后斗争并光荣牺牲的故事，前半部分描写主人公的学生时代，与《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的风格类似，这些书里展现的30年代的苏联青年生活令人神往不已。
　　
　　《司令员生活中的一夜》（拜雷兹柯著，徐克刚译，平明出版社，1953）。这也是一部小有名气的作品，描写司令员里亚比宁将军负伤后坚持指挥部队作战，耽误了救治时间不幸牺牲的故事。
　　
　　《心的召唤》（西巧娃著，依文译，平明出版社，1954）。作者西巧娃是苏军普通军官，战争爆发后第一天参军，三次负伤，随军一直打到欧洲。本书记述了她的战争岁月，真实感人。
　　
　　《激浪》（特卡其著，仲佛震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描写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故事。塞瓦斯托波尔位于乌克兰克里木半岛南端，是著名的要塞。卫国战争中，这里发生过历时250天的惨烈保卫战，本书记述了海军军校学员投入战场的经过，歌颂了苏联军民捍卫祖国领土的坚强意志。
　　
　　《战斗在俄罗斯的光荣城》（柯兹洛夫著，王运成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当地地下组织在红军战士列维亚金领导下与法西斯占领军斗争的故事，全部是真人真事。
　　
　　《在多瑙河两岸》（玛尔金著，葆煦译，光明书局，1954）。战争末期，苏军各方面军越过国境，直指东欧各国，本书描写布达佩斯战役，歌颂了苏军战士为解放匈牙利人民英勇牺牲的事迹。另外也描写了苏军高级将领的活动，他们的指挥艺术与战争初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蔚蓝色的多瑙河上》（谢尔盖维奇著，莹时、玉鸣著，群众出版社，1958）。描写苏军解放维也纳前后，城市里各式人物活动的故事，写得很生动，但真实性令人怀疑。
　　
　　《水手》（安德烈耶夫著，维益、未嘉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描写苏军被俘人员在德军俘虏营的生活以及逃离俘虏营参加游击队的经过，题材比较别致。
　　
　　《广岛姑娘》（金罗曼著，王民泉译，作家出版社，1955）。很少见的日本题材小说，描写广岛原子蛋爆炸后一个日本小女孩的遭遇，充满强烈的反美色彩。作者金罗曼是远东人，生于1899年，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日本，后回到苏联从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写了不少通俗小说，其他作品的中译本有《在顺川发现的一本日记》（刘华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看完烧毁》（宋楷译，群众出版社，1984）、《特殊使命的间谍》（竺光、微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拜达尔大门》（盖拉西莫娃著，姚承叶、葛崇岳译，作家出版社，1956）。描写女游击队员奥丽雅和连娜的故事，文笔很优美。
　　
　　《北方人号远征记》（雅格林克著，清河译，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苏联海军潜艇打击敌人突破重围安全返回基地的故事。
　　
　　《海上猎艇》（切尔尼谢夫著，吉洪译，时代出版社，1954）。作者记述了它作为海军快艇部队青年军官与所在舰只参加对敌海战的战斗经历。苏联弱小的海军虽然没有发挥主要作用，但他们的光荣业绩也是战争史册上的一笔。
　　
　　《近卫军人》（佳基列夫著，牟平、雷隆盛译，时代出版社，1954）。描写解放波兰战役中某坦克旅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故事。
　　
　　《忠诚》（尼亚济著，章其、连枝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描写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支援前线以及塔吉克优秀青年沙法尔在前线作战的经历。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是战时苏联的大后方，为支援前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莫斯科会战中那支威名远扬的第316步兵师就是由中亚地区的优秀青年组成的，他们为卫国战争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惜如今已是过眼云烟。
　　
　　《在卡列瓦拉大地上》（费什著，陈莺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描写卡累利阿地区一支敌后游击队的故事。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公开出版的苏联小说越来越少，本书虽然水平一般，却由于出版时间较晚，成为60年代的中国少年读者接触到的少数苏联文学作品之一。
　
　　

老木匠

哈，注意了一下，这个帖子这么多天，读者连40人次都不到。显然本坛没有什么人对苏联文学感兴趣。

我看到这贴后一直没有转，就估计到没有人愿意看这个。不过既然平平开了头，好事做到底吧，好歹也是个资料。

老木匠

　　32，毕尔文采夫：《从小要爱护名誉》
　　
　　当年，《从小要爱护名誉》是我用家藏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换来的，那个短暂拥有这本书的同学觊觎我的《汤姆索亚》很久了，一直没有好货色跟我换，逮着一个流水人情跟我鼓吹说，《从小要爱护名誉》虽然不出名，可里面有一段山洞探险非常精彩，打仗也写得叮叮咚咚好看极了……终于说动了我，交易成功。当我读完《从小要爱护名誉》后，大失所望，所谓山洞探险跟《《汤姆索亚》的同样情节比起来差得太远，占一多半篇幅的战争故事也是啰啰嗦嗦，乏味得紧，一点不刺激。若干年后，我在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这本书，看了几页就放不下，在馆里呆了大半天，一口气把这本五百多页的书看完，当时正是市场萌芽世风初下的时候，读完之后自然很有感触。
　　
　　《从小要爱护名誉》讲的是苏联青年谢尔盖.拉古诺夫的人生故事。按书里的线索，谢尔盖生于1921年，是老红军、库班地区集体农庄主席的儿子。小说写了谢尔盖“黄金般的童年时代”，写了他们家移居库班创办集体农庄的经过，写了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一个普通苏联农民的家庭生活，写了他那一帮调皮捣蛋的童年伙伴，写了他的初恋，他怎样成为一个共青团员，1941年战争爆发时，谢尔盖20岁，正在海军航空兵服役，小说写了他怎样不安心工作梦想去当伞兵，写了他的军校生活、友情和爱情，写了他随军参加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以及解放欧洲的征程。在战争中，谢尔盖一家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他的童年伙伴大多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战争结束时，谢尔盖24岁，已经饱经战火，成长为一个青年军官，屡立功勋的近卫军少校。
　　
　　在这部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童年时代受到的熏陶和言传身教，父亲的战友乌斯京.阿尼西莫维奇医生对他的铮铮教导大概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使在战场上也言犹在耳：“要有勇气，谢尔盖，决不要向人们求情。要有骨气。这些品质以后在生活中大有好处。每做一件事，都要善于从其中得出经验教训。”“我们这个年轻的吃了很多苦的国家，我们可以把它传给谁呢？把我们的劳动，我们眼泪，我们的火炬托付给谁呢？”“孩子一定要好好教育，像给马安上四个蹄铁一样，要使它们不论在怎样的冰天雪地里都不会滑倒，在石头上能够打出火来，必要的时候用后腿来踢，鬼见了也害怕……”作者毕尔文采夫用朴实的笔法，不事雕琢地书写了一个苏联青年的成长历程，他在家庭、长辈、上级的严格教育下培养的优秀品质和性格，同时描写了众多的不同性格的同龄青年的成长，正是这些在斯大林时代长成的青年成为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中坚力量，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一个个青春的生命捍卫了苏联的尊严。
　　
　　毕尔文采夫生于1905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卫国战争期间担任《消息报》战地记者，穿梭前线和大后方采访报道，著有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多部。在他的长篇小说中，我见过有三种中译本，除了《从小要爱护名誉》外，还有《柯楚别依》和《考验》。
　　
　　《柯楚别依》（李良民译，新文艺出版社，1955），这是一部描写内战时期的著名作品，在中国拥有很多读者。毕尔文采夫同《从小要爱护名誉》的主人公一样，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库班，在内战时期，库班地区活跃着一位传奇的红军英雄、骑兵旅长柯楚别依，毕尔文采夫在莫斯科发电机厂工作时，偶然读到一本某作家写柯楚别依的小说，他认为此书歪曲和曲解了柯楚别依这位“革命的库班区哥萨克人的天才指战员的性格”，不禁义愤填膺。为了宣扬柯楚别依的真相，毕尔文采夫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在1937年写成了他的《柯楚别依》，并在前文提到的《十月》总编潘菲洛夫的帮助下发表，一炮而红，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虽然毕尔文采夫宣称是为了还原真相，但依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毕尔文采夫书中歌颂斯大林糟践托洛茨基的所谓真相大概离真正的真相很远。
　　
　　《考验》（汪浩译，作家书屋，1953），这是当年在解放区很流行的作品，描写战争时期大后方乌拉尔某飞机厂的干部职工在艰苦的环境里辛勤劳动支援前线的故事。1941年冬天，作者去乌拉尔的几十家厂矿采访，后方人民“奋发努力、为国效劳”的精神打动了他，写成这位抒情意味很浓厚的小说，我以为不在同类作品《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之下。唯一可议的是一开头就结结实实讴歌了斯大林：“南俄某飞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当夜三点十五分钟时，他就和飞机制造业人民委员一同谒见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注：斯大林）。谈了十五分钟的话。”这段话包含了很多信息，明眼人自然可以看出作家的艺术手段就是不同凡响。
　　
　　在毕尔文采夫的这几部书里，我当然最喜欢《从小要爱护名誉》。“从小要爱护名誉”是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出自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题词。这句话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名誉要从小爱护，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珍惜名誉要从年轻时起，名誉要从小爱护，从小注意诚实等等，意思都是清晰一致的。战争初期，书里的主人公谢尔盖犯了错误，舒华洛夫将军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引用了《上尉的女儿》这句谚语，“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而名誉――爱惜名誉要从幼小时候起。”20多年前，在我重读这部书的时候，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不要说从小爱护名誉，连名誉本身似乎都开始走下坡了。这么多年后再放眼四周，我们应该摸着良心问一问，是不是“从小要爱护名誉”的时代更好一些？
　　
　　《从小要爱护名誉》，林秀译，作家出版社，1951
　　

李大苗

乐死我了，平平开了个车头，可整个列车都是老木匠拉来的。

估计原作者不是文学爱好者了，否则哪能看得了这么多的书呢。

顺便说，《叶尔绍夫兄弟》，当年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很振奋，还有一本差不多的书，好像叫《你到底要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又见到出版后，再买了来看。不过，这时候再读，感觉就不再是那么回事情了。也许是年龄的原因，也许是时代不同了的原因，谁知道呢，没有去想清楚。

老木匠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7-10-20 14:51 发表
乐死我了，平平开了个车头，可整个列车都是老木匠拉来的。

估计原作者不是文学爱好者了，否则哪能看得了这么多的书呢。

顺便说，《叶尔绍夫兄弟》，当年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很振奋，还有一本差不多的书，好像叫《 ...

不得不表扬自己的活雷锋精神哪！

叶尔绍夫兄弟，读了很振奋？

我就记得里面讲有个姑娘到炼钢车间，脱了衣服跳到炉子里去的情节，是为这个振奋吗？

李大苗

这个老木匠，心里都是邪道。

周泽雄

确实是好帖子，还便于检索。
我读过的苏联小说真是太少了，插不上嘴。

童志刚

知道当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多，但没想到有这么多！

帖中提到的最著名的作品应该都读过，但现在的印象就只剩下书名了。

一直没看到这个帖子，有空还真想慢慢读完。这是我们那代独有的记忆了。

城骁

刚才大致浏览了一遍，没有细看，因为有些晕眩。现在回来留个记号，感叹一下。这里提到的书，基本上都没有读过，就连《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也是囫囵吞枣，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术业有专攻”，诚然。另外，此文当以学术论文视之。

老木匠

过去老爸是苏联文学的爱好者，不停的借回家来。在中学和工作的时候也地下流通过不少。因此这些书大概有一半以上都看过，不过觉得这位老人并没有能够抓住有些书里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或许因为他是出于崇拜在看，而我们阅读的时候已经是带着批判眼光的缘故吧

老木匠

原帖由 李大苗 于 2007-10-20 15:16 发表
这个老木匠，心里都是邪道。

哪里，这样的书能够看得“振奋”，大苗真是能振的。

杜雅萍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7-10-18 15:02 发表
哈，注意了一下，这个帖子这么多天，读者连40人次都不到。显然本坛没有什么人对苏联文学感兴趣。

我看到这贴后一直没有转，就估计到没有人愿意看这个。不过既然平平开了头，好事做到底吧，好歹也是个资料。

偶本来以为会有很多怀旧的呢，结果都没人看，还好木匠老师转齐了。
叶尔绍尔兄弟怎么让人振奋呢？好奇

杜雅萍

33，潘诺娃：《旅伴》
　　
　　苏联著名的女作家薇拉.潘诺娃拥有众多粉丝，苏联文学的名誉掌门人斯大林同志就是其中一位。1948年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会议中，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解释了撤销原定给潘诺娃的《克鲁日里哈》授奖的原因，不料斯大林激烈地提出异议并力保潘诺娃的作品过关获奖。1950年的会议在讨论潘诺娃的新作《光明的河岸》时，斯大林说：“在妇女当中潘诺娃是最有才华的，我总是支持她这位最有才华的女人。她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评论她的的这篇新作，那它比不上过去写的东西。”我想所谓“过去写的东西”多半是指潘诺娃引起轰动的中篇小说《旅伴》，在战后涌现的众多战争题材作品中，《旅伴》的内容和写法都显得很另类，这部描写战争中普通人内心世界的小说，大概也打动了斯大林那实际上很脆弱的内心。
　　
　　先说潘诺娃其人。潘诺娃是罗斯托夫人，生于1905年，5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小学二年级即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在潘诺娃艰苦的青少年时代，她通过自学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1922年，潘诺娃在一家地方报纸编辑部工作，投入内战后建设苏维埃的火热生活，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特写和小品文，后来又尝试创作剧本和小说。1935年，肃反扩大化扩大到了潘诺娃家，她的丈夫遭人诬陷被逮捕处决，潘诺娃因此失去了工作，带着三个孩子颠沛流离，苦不堪言。战争爆发后，潘诺娃疏散到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市，在《星报》编辑部担任记者，业余从事写作。1944年，潘诺娃被委派到312号军用救护列车采访，两个月的随车采访激发了她的创作激情，《旅伴》就这样诞生了。
　　
　　与其他战时小说不同，《旅伴》的背景不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不是敌后的游击队，也不是后方支援前线的工厂，而是以一列军用救护列车在四年战争中紧张的救护生活为背景，小说描写了一群平凡普通的人物：一心想上前线的列车政委达尼洛夫，与丈夫失去联系的女护士琳娜，妻女在列宁格勒遇难的列车主任比洛夫医生，上了点年纪而又性格强悍的女护士尤丽，懦弱胆怯又自私自利的苏普戈鲁夫医生，还有其他医生、护士、司机、工人，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保卫祖国战胜敌人而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日夜奔波在前线后方之间，在战火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救护苏军伤病员的任务。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救死扶伤，忘我工作，他们是无名英雄，是战争机器上的小螺丝钉，他们为卫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
　　
　　潘诺娃在回顾她的采访生活时说：“我同这些人一起生活过，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劳动和功勋。我不能不写他们，因为他们进入到我心里了。”她用朴实的文笔描写了一群医务人员的战时日常生活，他们的合作与冲突，他们的苦闷和忧伤，他们的感情纠葛，并时不时用闪回和内心独白的手法回顾他们的过去，细腻地描绘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整部小说形散而神不散，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在平淡无奇中揭示了苏联人民战时日常生活里最优美的一面，从而别致地赞美了苏联人民的崇高品质，潘诺娃因此成为书写苏联人民日常生活和心理生活的大师，为战后的苏联文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自《旅伴》一举成功之后，潘诺娃又迅速奉献了新作《克鲁日里哈》和《光明的河岸》，这两部作品都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在那个时代的苏联，一个作家连续三本书都获奖非常罕见。与前文提到的几位拥有显赫丈夫的女作家相比，潘诺娃作为肃反扩大分子的遗孀，完全是凭自己作品的优秀赢得斯大林的关注和提携，这也是潘诺娃至今仍能得到读者尊重的原因。
　　
　　《克鲁日里哈》(徐克刚译，作家出版社，1957)完成于1947年，描写后方乌拉尔的一家军火工厂在战时战后的变化，塑造了一群复杂的人物。《光明的河岸》（徐克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3）完成于1949年，以战后农村为背景，描写一个复员军人回到家乡担任国营农场领导，在新的环境下遇到的错综复杂的人事与感情纠葛。这两部作品保持了《旅伴》的风格：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写人的心理活动，写爱情友情亲情，写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小处着手写出了大气魄。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主旋律题材，潘诺娃却能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把她的感情融入到作品的故事和人物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在斯大林时代坚持这样颇具现代感的另类风格居然没事，还能得到斯大林的认可，说明在那个平庸懦弱封闭的年代，其他紧跟主流不敢创新的作家是多么的笨多么的死心眼。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学界开始了新的时代，潘诺娃的后期作品除保持原来的风格外，笔下的视野更加广阔，人物更为复杂，社会生活也不是一味的光明，而是更多地描写了阴暗面。《一年四季》（白嗣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通过两个高级干部家庭以及子女的生活，涉及了官僚主义、腐败、犯罪、堕落的高干子弟等等以往禁忌的内容，发表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感伤的罗曼史》（苏群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了几个记者的事业和感情生活，委婉缠绵，意趣不凡，有很浓郁的布尔乔亚味道，我以为这部作品是苏联小说史上最迷人的言情小说。
　　
　　60年代后，潘诺娃主要创作剧本（没有见过她剧作的中译本），此外也写了若干少年儿童题材的小说，收集在《谢辽莎――潘诺娃中篇小说选》（吴育群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里。1973年，潘诺娃去世，1975年出版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关于我的生活、著作和读者》，这本回忆录记录了她坎坷的一生，是我一直很想阅读的书，可以至今没有如愿。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读了好多中国作家仿作的现代派作品，当时以为这些当时看起来特别新奇的技巧直接来源于西方现代派，诸如意识流、内心独白、精神分析、荒诞、超现实等等，后来读了《旅伴》才发现，其实当年的潘诺娃就尝试过这些技巧，那些绝口不提苏联小说的中国名作家，潜意识里或许留有潘诺娃的影子也不一定。
　　
　　在文革前出版的小册子《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收入了潘诺娃的《谈我的创作》，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现抄录一段，以纪念这位杰出的苏联女作家：
　　
　　“我们的大都市，它们的广大，它们生活的多样性和诗情画意，有着至高无上的美丽。伟大的公共建筑物，强大的桥梁，都市的灯光和热闹的大街，以及汽车胎在柏油马路上疾驶时轻轻的飕飕声，都有它美丽的地方。古代的建筑物、大教堂和纪念碑，体现着历史的繁华，而从不断盖起来的新建筑物上，则可以看到明天的轮廓。我想，人类创造性天才所产生的东西，其诗一样的美丽是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超过的。”
　　
　　（《旅伴》，曹苏龄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童志刚

为什么不能让人“振奋”呢？那个时代，只要有小说的模样，都能让人的情绪跟“振奋”挂上钩的。以俺个人的感受，《金光大道》《牛田洋》《新来的小石柱》……个个都让俺振“奋过”啊。“曾经沧海难为水”，要是连2亩水塘都没经历过，5亩水塘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片汪洋。

老木匠

啊，不是的，因为俺觉得那本书晦涩而罗嗦，缺乏吊人胃口的故事情节，实在振奋不起来

老木匠

　　34，阿札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在回忆五十年代苏联小说阅读史的文章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大概是提及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这部书当年红成什么样？请看两个截然不同的五十年代读者是怎么说的：
　　
　　“我非常爱看小说，尤其爱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译者听说我喜欢这本书，前不久给我寄来一套最新翻译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那时候就想当个企业家，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面的那个党委书记兼石油厂厂长巴特诺夫一样，我一直为此而奋斗。因此，我报考大学选择的志愿也是石油专业。女同志学石油专业是件最苦的事，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选择了这个专业，并为此而奋斗。着条路还真的走通了，我确实当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的党委书记，实现了自己当初的理想。我认为，人没有理想就缺少点精神，有了理想可以促使自己克服一切困难。” ――吴仪
　　
　　“另一本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书的场面伟大，气魄惊人。作者阿扎耶夫描绘了一九四一年秋天和冬天在远东大森林中所发生的事件，苏联人要在那里用最快速的方法，敷设一条为战胜德国侵略者所必需的输油管。这条输油管原定三年才能完成的，结果只要一年就完成了。书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工程局长巴特曼诺夫、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柯夫少夫，性格都很突出。这三个人是经常吵架的好朋友，书中描写了紧张的工作，也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深情。” ――梁羽生
　　
　　一个是中国卓越的女性领导人，一个是香港的武侠小说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读者。在那个年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数以百万计乃至千万计的读者中，有多少人受其影响改变了人生的方向？有多少人读罢之后热血沸腾心潮激荡？有多少人就此奔向最艰苦的地方？有多少人午夜梦回至今念念不忘？从吴仪的讲话里，可以看到这本书对她人生道路的巨大影响。关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内容，在梁羽生的文字里已经概括的很清楚，一本在苏联小说里并不算特别出色的作品竟然在中国引起这样大的反响，竟然直接间接影响了中国的一代菁英，它到底有什么神奇？
　　
　　首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表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不管真的假的，作者笔下那些投身输油管建设的众多人物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热烈的劳动激情，苏联人民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他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克服困难，坚忍不拔，终于胜利完成了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读来感人之极。这本书可称为主义的熔炉，除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还可提炼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这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观念，书中人物坚强、勇敢、充满激情的生活方式对读者特别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青年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其次，《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体现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叙述艺术。作者不是冰冷地、淡漠地撰写一份生产报告，而是精心构思精彩的故事，组织严密的结构，笔调如诗一般优美，正如斯大林主义文学理论家叶尔米洛夫所说：“工程上的一切技术细节、生产会议上的一切争论，都使我们感到兴趣，感到亲切，在读这部小说时，我们体会到一种诗的意境”。更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塑造的那些动人的人物，文革前甚至出了一本小册子《谈“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的人和事》（张明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加以详尽分析：巴特曼诺夫是怎样一个人，泽尔肯德是不是太软弱了，革新家别里捷和模仿者格鲁布斯基，托波列夫为什么失去了生活的节奏，至于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柯甫少夫和漂亮、热情、爽朗的通讯姑娘丹尼亚.华西里钦柯更是50年代中国读者的集体偶像。
　　
　　再次，《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美地吻合了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时代氛围。一个被这样一部披着柔漫的轻砂实质高度政治化的小说打动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出生得晚了一点点，没有经历过那个传说中激情燃烧的年代，不过从长辈的回忆、留下来的文献中还是可以一窥究竟。不论那10年里政治经济如何波折不断，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仍然是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中国人民洋溢着建设的渴望，相信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美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在如此纯净昂扬的时代氛围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一部标本似的斯大林主义文学作品才会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才会引导那么多的青年菁英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行囊里还装着一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部小说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我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拨乱返正的新时代，那时我们不仅远离莫斯科，远离斯大林，而且远离了五十年代的主流价值观，整个社会正在开始滑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的脑子里塞满了来自东西南北中五花八门的杂乱货色，因此，这部书没有像打动上一代人那样打动我，只是觉得写得不错而已。也因为这样，当前些年传说所谓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劳改营、远离莫斯科的人都是劳改犯时，我才没有像那些深深喜爱这部书的上一代那样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浑身不舒服。其实，劳改犯又怎么样？30年代因基洛夫案件被杀被抓的无数政治劳改犯百分之百都是苏联的栋梁之才，在祖国危难的时候，他们用忘我的劳动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国之情，把这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倒过来看，不是可以看成是这些另类爱国者的心灵史吗?
　　
　　关于作者阿札耶夫的生平，从我了解到的资料看，还有一些疑点。目前比较详尽的介绍来自蓝英年先生的文章《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这篇文章详尽介绍了阿札耶夫另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车厢》，顺带涉及了阿札耶夫的生平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出版经过。综合其他资料来看，他的生平大致比较清楚：生于1915年，1934年12月因为对基洛夫遇刺“无动于衷”而被捕，判处三年徒刑，发配远东劳改营，这一年他才19岁。阿札耶夫在劳改营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经过几次往返莫斯科寻找父亲和女友不果后，他留在远东从事科学研究，1938年进高尔基文学院函授班，1944年毕业，曾担任《远东》杂志主编，《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先在《远东》杂志发表，后被西蒙诺夫发现，在其主编的《新世界》再次发表，一举成名，并被调回莫斯科工作，于1968年去世。阿札耶夫晚年创作的《车厢》（1988年出版）记述了他作为劳改犯在押赴远东的途中和其他政治犯、刑事犯罪分子共处的经过，从蓝英年先生的文章看，这部《车厢》非常的精彩，但好像没有翻译成中文，不知蓝先生可否好事做到底，干脆组织手下弟子翻译出版之，以解我等读者望梅之渴？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红极一时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不但铺设管道的工人，连作者阿札耶夫本人，全部是劳改犯，只有局长是克格勃。我以为此说不确。1941年铺设远东输油管道的时候，阿扎耶夫已经不是犯人身份，大概只是劳改机构的工作人员，当时大部分工作是由劳改犯充当的，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并不必然都是劳改犯，把他们统统都说成是劳改犯也不能说就是所谓真相大白了。还是西蒙诺夫的说法比较精确：“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只字未提劳改营，只字未提国家所急需的那条横贯远东的输油管道，不仅是战时自由人的手铺设的，也是劳改犯的手铺设的。”“作者为什么没写出这项工程的全部真相，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一个本来是反斯大林主义的题材，居然被阿扎耶夫生生地写成了歌颂斯大林时代的样板作品，这种割裂神经的创作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功力。
　　
　　不管怎么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我国一代读者的心灵记忆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那个时候有很多现在早已失落的东西。遥望那个年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羞愧？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刘辽逸、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老木匠

　　35，盖达尔：《铁木儿和他的队伍》
　　
　　盖达尔，这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如果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的圣经，那么盖达尔就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少年心中的上帝。从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盖达尔这样征服了中国少年儿童的心，也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盖达尔那样流传着那么多生动的故事，如今，当年的那些读者经垂垂老矣，想必他们的记忆深处还留着铁木儿、珍娜、箕姆卡、齐冈、盖克、丘克、王西迦、白季迦这些可爱人物的影子?
　　
　　经历了破 四旧、抄 家、下 放农村，到我读少儿书的年代，家里的藏书差不多散失殆尽，盖达尔的作品只剩下一本《铁木儿和他的队伍》，其他几本《军事秘密》、《鼓手的命运》《蓝色的杯子》仅仅留在哥哥的记忆和回味中。等我读到盖达尔的其它作品时已经是成年人，只好一边读一边痛惜不已：少儿时代没读到这么好的精神食粮，人生最遗憾的事莫过于此。
　　
　　硕果仅存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铁木儿和他的队伍》，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手不释卷，爱不释手。等我长大以后，依然钟爱这本书，时不时翻出来回味一番。盖达尔的这部颠峰之作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细节描写以及幽默感都臻于化境，几近完美。全篇丝丝入扣、没有一句废话，每句话每个故事每个场景都有趣味，那些人物――铁木儿、珍娜、奥丽加、乔治、柯里雅、西马、盖卡、克瓦金、大好老、黄毛小姑娘、医生老头、亚力山大罗夫上校，短短的篇篇，这么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是寥寥几笔即活灵活现，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这样的书真的是莫大的享受。
　　
　　通过阅读《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盖达尔树立的一套信念：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劳动，要做好人、做好事，要诚实、善良、正直、勇敢。《铁木儿和他队伍》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在苏联少年儿童中掀起一场铁木儿运动，特别是卫国战争爆发后，铁木儿成了苏联孩子们的榜样，他们竞相效仿铁木儿的队伍：照顾军烈属，参加支援前线的劳动，自觉地为保卫祖国服务。当年，我曾策划在我们宿舍区也组织个类似铁木儿那样的队伍，倒不一定做好人好事，弄一套丁丁当当的联络系统，半夜三更一大群人出去打打群架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那些同龄的伙伴跟苏联儿童、文革前中国儿童隔了几代，对什么铁木儿运动没什么兴趣，我的设想不幸无疾而终。
　　
　　盖达尔的优秀作品实在太多，在此来不及一一介绍。除了早期的几个据说不成熟的作品――《在失败和胜利的日子里》、《高山骑士》、《街角上的房子》外，几乎所有其他重要作品都有中译本，《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伯爵的废墟上》、《第四座避弹室》、《远方》、《军事秘密》、《让它发光》、《蓝色的杯子》、《鼓手的命运》、《林中烟》、《一块烫石头》、《丘克与盖克》、《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雪堡司令》、《铁木儿的宣誓》、《前线随笔》......其中大部分作品收入两卷本的《盖达尔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1960）。自民国时代起，这些作品就以不同的译名陆续介绍到中国来，重要的作品都有好几个译本，版本非常复杂，盘点清楚很不容易。
　　
　　在盖达尔的作品之外，《回忆我的爸爸盖达尔》（铁木儿.盖达尔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盖达尔的故事》（叶梅里扬诺夫著，光明书局，1951）、《盖达尔的生平和创作》（爱宾、叶密里亚诺夫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这些关于盖达尔生平的书籍非常精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文学肖像》中有关盖达尔的回忆文字更是真切动人，通过这些作品，一个栩栩如生的盖达尔站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面前。
　　
　　盖达尔的一生是个光辉的传奇，他为读者奉献了20余部小说和剧本，而他年仅37岁的人生就是一部气贯长虹的精彩小说，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戏剧。
　　
　　盖达尔生于1904年，本名阿尔卡蒂.彼得诺维奇.葛烈科夫。1918年，14岁的盖达尔参加了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随红军转战四方，参加了内战时期的多次战斗，成长为一个年轻的红军指挥员。1924年，20岁的盖达尔因旧伤复发不得不退出现役，他情绪沮丧，“在莫斯科的街头整整徘徊了三昼夜，心中一无所思，也不懊悔。一团白雾在脑子里盘旋，要透过这团白雾看清前面的路，是很困难的”。在伏龙芝的劝告下，盖达尔转行从事新闻工作，业余勤奋写作，不出几年，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出自他的笔端，他成了苏联少年儿童的心灵导师、精神偶像。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盖达尔即刻申请上前线，可惜由于健康原因，他被拒绝编入现役。于是他东奔西走，软磨硬泡，终于以《共青团真理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乌克兰前线。在申请入伍登记证的时候，他保证说：“我将在伟大战争的各个战线上作一个无声无息、从事和平工作的人，我不去冲锋陷阵，初入枪林弹雨。我将描写别人如何战斗，并且告诉以后的人应当怎样战斗”。但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使他不可能按照诺言度过他的第二次战争生涯。基辅陷落以后，他和所在的苏军残部加入了一支敌后游击队，他成了一个机枪手，出入枪林弹雨冲锋陷阵。1941年10月26日，盖达尔率领四名游击队员到砍涅夫－查洛托诺夫铁路执行侦察任务，不幸陷入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一个年轻的杰出的作家就这样离开了他挚爱的苏维埃祖国和热爱他的少年儿童读者。他活着是一个战士，死时是一个士兵。
　　
　　关于盖达尔，几十年来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公共汽车上在救助贫困青年被误以为是扒手，给少先队员演讲时把骄傲淘气的女儿珍妮（其实珍妮是盖达尔的干女儿）赶出会场，那只“大名鼎鼎”“随随便便”皮箱，儿子铁木尔望眼欲穿的自行车……大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是盖达尔的挚友，战后他写了好些回忆盖达尔的文字（收集在《金蔷薇》、《文学肖像》里），盖达尔是怎么写出《鼓手的命运》，怎么打赌赢了晴雨表，怎么弄来几罐头的蚯蚓，怎么指挥他的少儿队伍救助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孩子，还有盖达尔和帕乌斯托夫斯基两人的远足遨游――九月的星空、霜冻的夜晚、篝火、深绿色树叶搭成的洞穴、薄雾中的拖船、一群群迁徙的鹤，还有盖达尔的感叹：“是啊，这样生活太美妙了”。
　　
　　战争爆发后的一天，盖达尔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碰见了卓娅，据《盖达尔的故事》记载，他们之间有如下的对话：
　　
　　“您出发吗？”卓娅问。
　　“出发，”盖达尔说。“明天就走。”
　　“我也出发，”卓娅说。“不过还不能很快。但是我坚决要去。”
　　忽然她又像在那个公园里的的当时一样，很像小孩子似的望着盖达尔，就像一年级的女学生望着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样。
　　“阿尔卡季.彼得诺维奇！”她说。“不惜为了伟大的人类幸福而牺牲吗？”
　　“不错，”盖达尔说。“但是最好能活得越长久越好。”
　　“一百年！”卓娅说。“谢谢您，阿尔卡季.彼得诺维！”她使劲握了一下盖达尔的手，沿街向下跑去，追着一辆走近车站的无轨电车。
　　
　　此后不久，他们两人为了伟大的人类幸福而光荣牺牲，他们的英雄业绩名垂青史。此前数年，盖达尔在送给卓娅的书上写下这样的题词：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见解。可是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就都会懂得：应该正正当当地生活，辛勤地劳动，热爱而且牢牢地保卫这片叫做苏维埃国家的广大而又幸福的土地。”
　　
　　这可以看作盖达尔留给少年儿童的遗言。
　　
　　（《铁木儿和他的队伍》，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老木匠

　　36，《小儿子的街》、《塞尔盖.莫霍夫》、《勇敢者的道路》
　　
　　“我很爱苏联儿童文学，可以说是苏联儿童文学的老读者。因为它把新的一代从小就培养成机智、勇敢，具有远大目光和高大理想的人，培养他们爱劳动、爱祖国、爱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培养他们富于创造力、想象力；培养他们向远大、美丽的目标插翅高飞的人！这样的作品老读者读了真能返老还童，别林斯基说：‘连大人也爱读’，这是有道理的”，曹靖华先生为陈伯吹《在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的道路上》所作序言中的这段话，表达了一个极其资深的苏联文学读者和翻译者对苏联儿童文学由衷的喜爱之情。
　　
　　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少儿读物几乎占了当年整个少儿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数量之多品质之高令人乍舌，那个年代的学龄前儿童谁没读过那些花花绿绿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当年的小学生中学生谁没读过那些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苏联书籍？从童话到小说，从各科的课本到科普知识，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精神食粮品种齐全，内容丰富，应有尽有。特别是那些苏联少儿小说，马卡连柯、卡达耶夫、盖达尔、穆萨托夫这些大家，以及许许多多在文学史上留不下名字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小儿子的街》、《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古堡》、《友伴》……这些好书伴随着中国的少年儿童度过了十七年纯净平和的时光。
　　
　　苏联儿童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一支实力雄厚的创作队伍，就题材来说，儿童文学像是整个苏联文学的缩影，革命与内战、斯大林的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战后建设、学校生活、和平时期的对敌斗争等等都涉及到了。下面要谈及的十几部小说只是五六十年代翻译出版的众多苏联儿童青少年小说的一小部分，相信很多当年的读者或多或少还记得这些作品。
　　
　　卡西里、波梁诺夫斯基：《小儿子的街》
　　
　　《小儿子的街》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著名少年英雄伏洛佳.杜比宁的故事。杜比宁生于1927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杜比宁14岁，是克里木半岛刻赤市的少先队员。刻赤沦陷期间，这位勇敢的孩子参加了游击队，在地下堡垒坚持战斗，多次成功完成了侦察任务。在刻赤解放后，杜比宁在扫雷时不幸触雷牺牲。为了纪念这位小英雄，刻赤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伏洛佳.杜比宁街，生前就读的学校被命名为伏洛佳.杜比宁学校。《小儿子的街》分为两部，第一部《快长吧，小子》讲述杜比宁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和成长历程，第二部《地下堡垒》讲述杜比宁战时的战斗生活。按照苏联主流舆论的观点，《小儿子的街》是一部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意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命名为“小儿子”，除了指杜比宁是家中幼子外，更意喻少先队是苏共的“小儿子”
　　
　　《小儿子的街》出版后，杜比宁的事迹传扬四方，一直传到了中国少年的心灵里。在五十年代，很多很多中国少年的枕边、书包、课桌抽屉里都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影子，很多当年的少年在回忆以往精神成长的岁月时，这本书也是提及率最高的。《小儿子的街》有好几个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通行版本无论装帧、印制、插图都异常精美漂亮，捧在手里都觉得舒服，精装本尤其珍贵。此外另一个流行的中译本为两卷本的《幼儿街》（杨霞华译，泥土社，1954），还有一个缩写本《党的幼儿》（高长荣译，光明书局，1953）。
　　
　　普什卡雷夫：《塞尔盖.莫霍夫》
　　
　　苏联少儿小说有一大类，即描写十月革命前的少年儿童生活，以及动荡的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卡达耶夫的《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就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普什卡雷夫的《塞尔盖.莫霍夫》也是其中相当出色的作品。这本书以1905年革命为背景，描写西伯利亚城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革命斗争。主人公塞尔盖.莫霍夫是一位少年工人，他在党的引导下加入了革命队伍，积极勇敢地参加党领导下的地下斗争，并经受住了考验。15年后，经过十月革命和内战洗礼的塞尔盖.莫霍夫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小说细致地描写了1905年的社会风貌和当时的革命氛围，主人公周围的各式人物及其心态，以及西伯利亚叶尔塞河的美丽风光。
　　
　　《塞尔盖.莫霍夫》的作者名不见经传，这本书的知名度和影响也不大，但却是我读得兴致盎然的一部。在我小时候居住的那座城市的闹市区，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俄式西餐馆（当年的市民很少有人吃得起），路过的时候经常看到几个白发苍苍的俄国老先生老太太在那里优雅地闲坐聊天，偶尔还会看到他们搬把椅子坐到门口人行道上晒太阳，神态轻松慈祥，叽叽咕咕地说着普希金托尔斯泰的语言。据长辈说，这些人就是著名的白俄，十月革命后从俄国逃出来的反动分子，他们中一些人曾经反抗过，和布尔什维克血战了一场，结果以惨败告终，就此流落异国他乡了断残生。读《塞尔盖.莫霍夫》，总会想起那些在中国的阳光下喝茶闲聊的俄国老人，他们和塞尔盖.莫霍夫算是同一代人，同样是俄罗斯民族的后代子孙，同样经历了20世纪俄国历史的戏剧性变迁，但命运和归宿却是如此不同。
　　
　　柯里亚柯夫：《勇敢者的道路》
　　
　　少年天性喜爱和向往冒险，最受少年读者青睐的读物自然要数冒险小说，《勇敢者的道路》就是五十年代青少年最为欣赏的苏联冒险小说代表作。这部作品讲述少先队小队长廖尼亚在祖父的遗物中发现一些神秘的暗示，于是带领他的小队队员踏上了探险之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发现了铜矿的秘密。这部作品的内容和情节融合了史蒂文生、凡尔纳、马克吐温这些冒险小说大师的长处，又带有苏联小说流畅优美的一贯特色，结构严密，节奏紧凑，故事紧张激烈，生活气息浓郁，极大地满足了当年少年读者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很受他们的喜爱和推崇。
　　
　　《勇敢者的道路》是五十年代深受读者欢迎的潮锋出版社“苏联冒险小说译丛”中的一种，这套丛书的其他书目包括：《匪巢覆灭记》、《驱魔记》、《朱拉》、《山岗上的篝火》、《阿尔泰的小英雄》、《秘密路》和《好的印象》，每一本都很经典，在每一本书上都有如下字样：“苏联冒险小说是现代苏联文学中丰富多彩的一部分，它是以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在青年中间培养斗争的意志、克服困难的决心、勇敢可贵的品质和求知的欲望的。它的特点是：主题明确，笔调活泼，故事性强，教育意义重大。”七十年代中期，这套书是我们同学之间流传的热门读物，我们有一位同学家长的青年时代大概非常嗜好冒险小说，这套书基本收齐了。除了托曼的小说集《好的印象》，其他七本都在我们手里过了好几遍，读得废寝忘食。其实一本书的关键在于好看，能让读者看下去。只要看进去了，什么精神意志决心品质之类自然潜移默化随之而来。可惜我们的少儿作家不懂得这个道理，往往写得老生常谈陈词滥调面目可憎，这样的书无法吸引读者，就算是把标语和口号都罗列上也是没有用的。
　　
　　（《小儿子的街》，孙广英、裘信东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塞尔盖.莫霍夫》，蒋宗衡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
　　《勇敢者的道路》，民文译，潮锋出版社，1954）

老木匠

　　37，《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少年们》、《初升的太阳》、《森林报》
　　
　　除了极少数不正常的社会以外，少年儿童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学校，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用小说反映学校生活，涉及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者、被教育者、教育思想、教育管理、教育制度，学校的日常生活，教师和学生的心理、行为，教学科目的进展，课外活动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写好。在苏联众多描写学校生活的小说作品中，真正写得好的寥寥无几。五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学校小说只有奥谢叶娃的《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和诺索夫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相对突出，给当时的少年读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奥谢叶娃：《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
　　
　　这是一部著名的作品，算是苏联校园文学的扛鼎之作，原书分为三部，我只见到第一部的中译本，其他两部似乎没有翻译过来。这部作品描写卫国战争前后苏联小学生的生活，主人公叫瓦肖克，四年级的少先队中队长（两条杠，苏联称作中队委员会主席。两条杠也是我平生佩带过的最高职位标志），他和他的同学们因为一起丢失粉笔的风波而发生了一系列纠葛，他们的友情、信任、诚实的品质经受了考验。小说细腻地描写了这群孩子们的纯朴的友谊，写了他们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以及多姿多彩的课外生活。第一部结束在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正准备去乌克兰旅行，时间是1941年6月，战争爆发的前夜。小说第二部写他们在乌克兰旅途遭遇战争的经历，第三部写他们回到学校后经历的战时生活，可惜这两部分一直没有看到。我从小就羡慕苏联少年儿童的生活方式，《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部分满足了我的精神饥渴。虽说我们那时候也戴红领巾和标识，也有一整套仿苏的仪仗和典礼，但总觉得索然无味，远没有人家苏联少先队生活那么激动人心、引人向往。
　　
　　诺索夫：《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小学生读者钟爱的作品，我小时候经常听我哥哥念叨这本书，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惦记着，甚至去买了新版珍藏，可见当年的喜爱程度。这部作品讲述两个小学生马列耶夫和西什金功课不好，两人淘气贪玩，互相包庇，不思上进，后来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改正了错误，终于取得进步成为好学生。同样是校园文学，《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比《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更有个人性，更为幽默和风趣，特别是两个小孩极具创意的玩法突破了当年中国小孩想象力的边界，很切合少儿的口味，因此才会让当年的小读者至今念念不忘。作者诺索夫是苏联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除了这部享有盛名的《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另一套“小无知”（或译“全不知”）系列（《小无知漫游月亮城》，《小无知漫游太阳城》，《小无知和他的朋友历险记》）同样深入人心，文 革后陆续出版发行，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长大的儿童读者中拥有很多爱好者。
　　
　　片切尔尼科娃：《少年们》
　　
　　《少年们》有两个译本，都是出版于五十年代早期，流传不广。我上初中的时候为了比较中苏两国的初级中学教育，特别找来看了一遍，印象比较深。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教育小说，讲述七年级学生沃洛吉亚.瓦西里也夫的转变经过。战争爆发后，沃洛吉亚的父亲去了前线，母亲在医院工作，他和妹妹随祖母生活。在祖母的放纵溺爱下，获得自由的沃洛吉亚从一个品行良好的学生变成一个不听话不守纪律的孩子，学习成绩急剧下降，屡犯错误，不得不离开了少先队队伍。为了挽救这个孩子，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少先队、团组织一起行动起来，互相配合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在大家特别是女教师索亚.伏拉第米罗夫娜的耐心诱导下，伏洛吉亚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痛改前非，发掘出自己品性中好的一面，转变成为一个好孩子，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小说刻划了个性鲜明的众多人物，细致分析了少年在特殊时期的心理活动并很有信服力地把苏联教育体系的惊人效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年我上初中时正在转型时期，班级里良莠并存，很多坏学生天天打架斗殴，从来没见过有人来关注他们，任其自生自灭。相比之下，苏联的教育体系确实有令人激赏之处。《少年们》作者片切尔尼科娃是教育学硕士，本书反映了她的教育理念，颇有马卡连柯的味道。
　　
　　卡西里：《初升的太阳》
　　
　　《初升的太阳》也是五六十年代的小读者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一部作品。作者列夫.卡西里生于1905年，是苏联很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无数，文 革前出了十余本卡西里写的短篇故事，都是那种常见的薄薄的五颜六色的小册子。比较有影响的大书除了和波梁诺夫斯基合著的《小儿子的街》以外，就算这部抒情色彩浓郁、文艺味道很重的《初升的太阳》，当年得到一部分欣赏水准比较高的小读者的由衷喜爱。这部作品讲述了小画家柯里亚.季米特利叶夫的生平事迹。写了这位天才艺术家短短的一生，他的家庭，他的女友，他在美术学校的生活，他和同学们的友情，他的创作和探索，一直到他15岁时牺牲为止。 柯理亚是个才华横溢的小艺术家，他刻苦学习、进步神速，他的内心感情丰富，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书中所附的他的画作水准之高令人赞叹不已。小说语言优美，格调高雅，清新脱俗，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
　　
　　比安基：《森林报》
　　
　　严格说，《森林报》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科普著作，小时候受它的影响太深，所以在这里简单提一下。文 革前，我哥哥收集了不少科普书籍，诸如一整套《十万个为什么》，以及《科学家谈21世纪》、《奔向明天的科学》之类，到我读书的年纪，这些书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尤其是《春》、《夏》、《秋》、《冬》四册《森林报》，好看到极致，简直妙不可言。《森林报》是苏联科普作家比安基的代表作，别致地采用报纸的形式，介绍了四个季节里大森林动物和植物的生活状况，风格多种多样，通讯、诗歌、散文、小故事、小小说、游戏、广告……内容之丰富，知识之深奥，文笔之浅显、插图之漂亮，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绝！这么多年了，再也没见过像《森林报》这样不同凡响的绝妙好书。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极度饥渴的时候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看上一本好书，有《森林报》伴随我，算是那个黯淡年代的一点幸福回忆。
　　
　　（《瓦肖克和他的同学们》，任溶溶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孙广英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
　　《少年们》，怡黎、松年译，中外出版社，1951
　　《初升的太阳》，邹绛、刘丙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森林报》，徐亚倩、王石安等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