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特殊年代回忆录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一：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贫下中农真是最高人民法院吗？
——邵阳县抓“黑杀队”的来龙去脉
1968年8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毗邻的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铺大队被关押的地主分子胡振楚外逃,该大队派人到邻近的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查找,并贴出大字报,称：“东安县的黑杀队要杀向邵阳县陈宝冲一带,弄子口有内应。”要求全体贫下中农团结一致向“黑杀队”专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尽杀绝。
所谓“黑杀队”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们联合起来成立的黑色组织，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报仇雪恨。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经研究决定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ｘｘｘ文革主任ｘｘｘ去东安县枇杷铺大队调查核实。根据枇杷铺大队的吴超宝供认：家住邵阳县中和公社弄子口大队的舅父陈振球等十八人是“黑杀队”成员。调查人当面对质,吴超宝矢口否认。枇杷铺大队的造反派立即将吴超宝四脚朝天吊起来,脖子上挂水桶,肚子上压土砖,当压到第三块土砖时,吴又供认如初,放下后又矢口否认。如此反复多次,叫人真假难辨。既无法肯定,又不敢否定。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绝对马虎不得。调查人员回县后立即将情况向上级汇报。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明白指示：“现在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你们要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好好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复领会‘红色风暴’的真正含义,分清什么是‘糟得很’,什么是‘好得很’,你们要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当‘糟得很’派,随时随地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千万不要向贫下中农泼冷水。”弦外之音自明。
弄子口大队得信后,立即将陈振球、陈仕元等十八人全部抓起来,关押到大队部。因怕他们跑掉,万一真的杀了人怎么办？这可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安全。即将一根大树逢中锯开成两半,再在两块合逢处凿十八个碗口粗的大洞,让被关押的人,每人在洞内放进一只脚,然后两块合拢,两端加锁,十八个人被一根树拴着一动也不能动。这就是“文革”期间该县民间创造的第一件刑具,名曰“树刑”。紧接着便和东安县一模一样严刑逼供,被斗者受刑不过,乱咬一气。于是“抓黑杀队”之风迅速蔓延。在斗打过程中,陈振球、陈仕元、陈哲林、蒋坤林、陈阶生等先后被毒打致死,或被迫自杀。乱杀人之风由此而生。
中和公社留旗大队地主子弟蒋铁军,被家住东安县的未婚妻供认为“黑杀队员”,该大队立即对蒋实行关押逼供,蒋在多种残酷刑法下疼痛难忍,只求解脱,便不得不按指问招供,说：“7月14日成立了‘黑杀队’组织,名称就叫做‘反共救国义勇军’,行动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团,贫下中农看情况,刀对刀,枪对枪,血洗万里如牛羊。”并供出鹧鸪大队地主分子莫勇成等一百多个所谓黑杀队员,莫勇成被毒打后上吊自杀,又问罪其女儿莫细云,莫细云受刑不过,供出105个“黑杀队员”。由于刑讯逼供,受刑者为减轻皮肉之苦,普遍乱咬乱供,受牵连的人员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抓越宽。
黄塘公社蛇湾大队地主子弟邓宝民,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越抓越紧,家庭出身不好者首当其冲。他在“四清”运动中被整,文化大革命时,少数农民在“极左”路线的煽动下,说：“地主子弟当干部,贫下中农要受苦”。唆使一些农民到县粮食局要求将邓宝民遣放回生产队,县粮食局顺其所请,将邓放回老家。1968年7月,他被中和公社和平大队莫采保供认为“黑杀队”成员而被关押在大队部。8月4日,蛇湾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当民兵去提押邓宝民时,他乘民兵帮他解开捆绑绳索镣铐的一瞬间,顺手夺去民兵斜靠在墙壁上的马刀,向民兵身上猛砍,民兵急闪身,刀落肩上,未能致死。邓杀人心虚,夺路而逃,逃至一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四岁的小孩邓四毛看别人在田里捉泥鳅,便手起刀落,将其劈成两半。周围群众见状,立即大声疾呼：“邓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大家迅速拿起扁担、锄头、鸟铳、梭标,赶到小溪边,将邓宝民团团围住,乱刀砍杀于溪内。又于当天下午,将邓宝民一家六口全部杀死,丢入深山岩洞之中,叫“斩草除根”。据对邓比较了解的人反映：他当时估计此去凶多吉少,因为正是乱杀“黑杀队”的高潮,很有可能被群众当场打死,或丢到蛇湾水厍里喂鱼，县粮食局己无法指望,自己又走投无路,不如破罐子破摔,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于是横下一条心铤而走险。
“黑杀队动手杀人了”的消息不径而走,飞快地吹遍全县各地,吓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形势十分紧张。一些在土地改革中上台斗过地主,或分得过地主房屋田地财产的人,或与五类分子有过过火磨擦行为的人,大都由地下搬到楼上居住,并在楼门口准备了砍刀、棍棒、石块、沙罐、石灰之类,作为防卫武器。并且日不远行,夜不出户。多数地方则采取集体行动。有的在要道上设关卡,派专人日夜防守,盘查过往行人,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打就杀；有的村庄集中起居并派人去周边邻近各地探查情况和动向,以便心中有数,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大队为防止阶级敌人“黑杀”，将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及其子弟,平时爱提意见不服管教的,长期在外搞副业的人员,以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全部集中起来，名曰办学习班，实则严刑审讯，或脚镣手铐,或捆绑吊打,酷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抓黑杀队之风由此愈演愈烈。各地快电告急,群众舆论大哗。
问题又迅速反映到县支左领导小组,县支左办主要领导人C政委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绿灯一开,形势更加混乱,大家无所适从。
县政法部门的干部看到社会主义的法制秩序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和践踏,实在忍无可忍,要求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坚决予以制止。反映日趋强烈。据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忆：8月6日,C政委去电,将部份徒步去韶山参观的政法干部召回开座谈会,他在介绍了“抓黑杀队”的情况后说：“对死人问题,你们不要指责,不要追究责任,更不要向群众泼冷水”。他说：“这是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是天然合理的”他还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打死几个阶级敌人算不了什么,打死不是白打死了”。他还要求每个政法干部去买一本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好好学习‘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争当‘好得很’派,而不要去当‘糟得很’派”。他还说：“如果你们去指责制止,农民就会把你们也当成‘黑杀队’杀了,或丢到河里去,我也救不了你们”。他把全体政法干部分成八个小组下到各区社“观阵”。公检法领导说：目前全县抓“黑杀队”抓出了几十个反革命组织线索,你们下去也要查一查,掌握一点情况,不要让人将其杀掉,以免断线,不利于一网打尽。可是政法干部下去后,只听一片杀人声,任何劝止、忠告,那怕说“政策规定杀人权在省里”都不起任何作用,因为每个区社都由武装部长掌权,而每个区社武装部长都握有县支左办C政委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干部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干着急。区社干部靠边站,参加“三支二军”的47军驻军部队多次派官兵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强调不准任意抓人、打人、杀人,搞“形左实右”,严防阶级敌人搅乱阶级阵线都无济于事,反而越杀越凶。到八月中旬,乱砍乱杀之风更为严重,许多地方见生人就抓,有怀疑就杀,形势混乱到了极点。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不少人乘机为非作歹：其中有公报私仇的,有挟嫌报复的,有假公济私的,有趁火打劫的,有浑水摸鱼的,等等等等。更有的地方丧心病狂,视杀人为儿戏,他们将所谓的“黑杀队员”,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病弱孕残,都捆绑成串,敲锣打鼓,铳炮宣天,往江河塘厍中推,往红茹窖、老煤窑、深山岩洞中活埋。手段之残忍，确实史无前例：
塘田市公社在抓黑杀队期间曾发现一张布告：ｘｘｘ,男,现年38岁,家庭地主,一贯与贫下中农作对,现参加“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抓捕后顽固到底,拒不认罪,经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铳决。1968年8月ｘ日
县河伯岭林场枫木山生产队会计易昌扬,33岁,被诬为“黑杀队”后,铳决未果,被人用乱刀砍死。死时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县体委干部蒋精明,是个转业军人,地县有名的篮球运动员,因家庭出身地主,被诬为“黑杀队骨干”,家乡农民把他揪了回去,使用种种酷刑逼供,他不供认,要活埋他,他说：“我是国家干部,受此冤枉,要死也得站着死,竖起埋”。凶手满足了他的要求,挖了个深坑,强迫他跳下去,蒋端端正正的站在坑内,手拿毛主席语录,口里不停的念喊,活埋时周围填土至胸口,使他眼鼓舌伸,再往土上倒水,被窒息而死。
县一中语文教师陈剑候，被诬为“黑杀队员”后掀回老家，严刑拷打后，与他的弟弟一起，被丢到后陇山的一口废煤窑里，用煤矸石掩埋了。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杨柳生产队共青团员唐阳轩,61年从广西部队转业带回一张广西踩犁作纪念,被诬为“黑杀队”凶器,批斗中将他打昏后丢到水塘里,然后用乱石砸死。
新建公社夏亮大队中农社员夏秋冬,看到处处“抓黑杀队”心里害怕而出走,立即被抓了回来,说他出走是为“黑杀队”通风报信,用铁丝穿耳,又用铁钳把满口牙齿拔光,尚未死又补了一铳,还未死，又被活埋了。
长乐公社伏溪桥街上发现了一张杀人标语,被人一口咬定是贫农社员王青治所为,因他有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把他用索子捆成粽子形状,再用六付萝索连接起来,将他从伏溪桥上吊下去,一放一提,一起一落,象吊青蛙一样,然后放到溪水里,再用篙竿捅死。其兄王青树不服,说他为反革命翻案,强迫他跪在柘刺棒上“教训教训”。
五中体育教师杨奇志,地主出身,长乐公社人,被家乡几个对他有成见的人诬为“黑杀队”头目,酷刑加身，手脚打折，左眼球打出垂挂在脸上，血染满面，把他推入水塘中,又因他身体高大魁梧,塘水过浅,淹人不死,改用铳打,又因距离较远,执刑者手发颤,打不准,加之铳砂散乱,未中要害,满塘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痛不欲生,站在水中高喊：“我呷亏不过了快补铳”,战战畏畏,一步一颠,挣扎到塘边,被人用大石头活活砸死。
白仓公社鸟语大队贫农社员、复员军人杨文武,平时爱讲干部好丑,又经常在外搞副业,被诬为“黑杀队员”,经严刑批斗后被宣判死刑,派几个民兵去执行,先用鸟铳打,执行者手发抖,用刀砍,提刀的又不敢动,把他推到水塘里,塘水又太浅淹人不死。他站在水中,不住的向岸上打躬作揖求饶,说“我不是‘黑杀队’,祖宗三代讨米,只剩下我一根秧,今后保证老实听话,服服贴贴”。执行者说：好,你出来，他信以为真,爬至塘圹边,被人用挖牛粪的四齿耙头照准脑袋就是一耙,脑浆四溅,当场毙命。
双清公社比田大队刘家生产队中农社员张南卿被诬为“黑杀队员”后,强令其两个弟弟把他丢到老煤窑里淹死。
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一个学生,在抓“黑杀队”时去邵阳市办事,被诬为“黑杀队”搬救兵,强令其俯睡在木凳上,背脊上横放一根铁棍,铁棍两端各坐一人,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几百斤重的压力,只压得他骨头断裂,屎尿直流。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农社员蒋少华被诬为“黑杀队”宁死不屈,被人用鸟铳竿子捅屁股当场毙命。
长阳铺公社长阳铺大队下街生产队社员刘利民,被诬为“黑杀队”后,在他家里挖地三尺,寻找枪枝弹药和反革命罪证,对全家人画地为牢,白天不准出门,晚上不准点灯,经百般折磨后,被人用烧红的铁丝穿起他一双脚筋,吊到阶檐梁上,活活打死。
五中学生邓爱毛被诬为“黑杀队”后被绑在学较的篮球架上,再用带铁钉的木棒外包橡皮敲脑袋,一敲几个洞,一打一片红,名曰“脑袋开花”。
小溪市公社山伏冲大队贫农社员罗顶名,被诬为“黑杀队”,批斗时将他的手腕强按在青砖上,再用油榨里捶枯饼用的两个大铁捶轮流捶打,双手骨头被生生捶粉,然后一捶送命。该公社梅洲大队地主子弟罗尧立,被打成“黑杀队”后,被人用老虎钳子将手指夹粉,然后将他杀死丢到河里。
黄塘公社合兴大队泥工师傅邓玉枚被打成“黑杀队”后,酷刑逼供,上吊下烧,被活活烧死。该社还有个妇女在邵阳市某小学当炊事员，只因家庭出身地主，被当成“黑杀队”揪回批斗，并要处死，她向打手们求情，说：我学校里床头的稻草中有个存折，存有几百元钱，请你们拿去，饶我一命。凶手们如莸至宝，立即奔赴学校，将她的宿舍进行大搜查，存折到手，立即返回，几个人对其轮奸后，说：此人留不得，活口祸害多。便偷偷地将她活埋了。
九公桥区农代会的王金龙被打成“黑杀队”坐了三年黑牢,全家六口,上至68岁的老父,下至三个月的婴儿全部上台挨斗,老父的肋骨被打断。
五丰铺公社板桥大队回乡女知青吕小苏, 家庭出身地主,本人长相姣好,追求者甚众,但她志高气傲,高中毕业后非要找一个大学生不可,对本乡本土的社会青年全不放在眼里,后如愿以偿,择日成亲,双方商定一切从简。1968年8月,新婚之夜,被本村一伙垂涎欲滴者诬为“黑杀队”,从新房中抓出批斗,毒打不屈,被人把衣服剥光,并在她的乳房和隐私处乱摸乱捏,吕不甘受辱,破口大骂“,流氓、畜牲,不得好死”。垂涎者脑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别想得到。用铁丝穿住她的一对奶头,丢到板桥水坝中淹死了。
县药材公司干部林光礼,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因揭发公司领导隐藏黑材料而被诬为“黑杀队”酷刑拷打之后,被押解回农村老家,又被拷打七天七夜,在最后一次拷打时,将他四肢捆紧,吊在树上,又在肚子上压一块大石头,凶手猛起一刀,将吊绳砍断,人石坠地,石砸人身,肋骨被砸断,内脏淤血,不治而亡。死后不准家属收尸,不准用棺材,老婆被打手霸占。
国营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贫协主任罗顶有,共产党员,因曾经担任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1968年7月28日把他当成“黑杀队”成员捆绑吊打,当场把右臂打断,后又用柴刀把脊梁骨砍断,把左臂按在石板上用铁锤将骨头锤碎,还用烧红的烙铁在他身上烙,只烙得流油冒烟,之后又把他吊在树上,快断气时放下来剥光衣服,倒拖双脚丢到河沟里,然后用乱石砸死。爱人无法生活,将大孩子送人,自己带小女儿改嫁了。
罗城公社毛坪大队柴狗山生产队贫协组长、共青团员曾桂林,24岁,因担负过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9月10日,被诬为“黑杀队”,在大队关押24天,刑讯逼供中把他双手反绑吊起,再在脖子上挂一桶水,身上压土砖,被活活拷打致死。双目失明、讨了半辈子米的老父曾国奉不知儿子被打死,他摸着将仅有的一只老母鸡杀了煮好来送饭,想给儿子补补被残酷折磨的身子,打手们横眉怒目,恶狠狠地把鸡夺过来倒在地上喂狗。老人想摸摸已经被打死的儿子都不准,气得他爬在地上咬土喊天。后把他家产抄劫一空,把老人赶出家门,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也被人霸占了。
长乐公社新石村的罗光楚,旧社会教过私塾,抗日时期曾当了两年保长,土改时家庭成份划小土地出租。文革中被人供认为“黑杀队”,审讯时他说：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参加“黑杀队”有什么用？再说,解放后共产党对我好,从未关押批斗,与我无仇无怨,我为什么要当“黑杀队”？直言争辩,招来一场恶斗,打耳光鼻子出血,抽鞭子皮开肉绽,砍扁担骨折瘫软,仍矢口否认,便“掰罾”,把他的双脚双手捆起来,背向上,脸向下,悬空吊起,还不招供,背上加土砖,二十多斤一个,一直加到四个,仍不承认,绳索吊断,人摔到地上,奄奄一息,立即把他打铁的崽叫来,说：“你父亲是‘黑杀队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能不能与他划清界线？看你把他如何处理？”小铁匠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强忍悲痛,横下一条心,在众目暌暌之下,噙着满眶热泪,把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用力往肩上一杠,掮起就走,走到小河边,狠心往河里一抛,沉入河中,让他随波逐流而去。
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唐方春,复员军人,“四清”运动中下台,1968年9月被诬为“黑杀队”,把他五花大绑,游行示众后,从县人武部门口推入芙夷江中,他水性较好,想踩水过江逃生,被人划了一只小船追上,捅七梭标而死。死后还不准收尸。后妻嫁子亡,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怀着“未必天下大黑”的愿望，头顶一个斗大的冤字,手提一盏点亮的马灯,去省、地政府鸣冤告状。回家后反遭残酷批斗,被打断一条腿。1975年春,省、地、县三级公安联手侦破,将已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凶手唐其美从部队中追回正法。时塘渡口街上万人空巷,群呼青天。
周用卿,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第三生产队贫协组长,此人是个理发师,一贯靠理发为生,五十多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几,大女己出嫁。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里,老两口身体差,劳力弱,底分低,年年入不敷出,盘口不到,想白天理发抓点收入,又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只靠晚上偷偷摸摸帮人理发,弄点外块。故人家都睡觉了,唯独他家还亮着灯,还有讲话声。这就触犯了那些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和对他早有成见的“造反派”,平时想报复整他，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抓不住把柄,这次机会来了,说他夜不闭灯,人声嘈杂,就是搞“黑杀队”,还是个窝点,要不怎么灯亮到深夜,还有人讲话？把老两口抓起来狂批猛斗,两个老家伙年老体弱不经打,一斗就垮,一打就瘫,怎么办？瘫软了,残废了,谁养活他们,岂不加重集体的负担？有人出主意：干脆埋了省事。于是把己经瘫软在地的老两口用畚箕抬起,丢到麦冲垅他自己的红茹窖里活埋,但又怕老两口日后变鬼报仇,就往窖里倒了两升油菜籽。据说油菜籽很细,阎王爷有规定,不数清油菜籽就不准变鬼外出投生。但又怕此法不灵,还往窖里倒了两担大粪,插上永世不得超生的牌子。周用卿夫妇被活埋后,十六岁的小女被迫出嫁,自养的猪和鸡鸭,办了杀人酒,家俱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已出嫁的大女儿闻讯后气得疯疯癫癫,寻爹找妈,不知所终。
水田公社东阳大队老贫农唐晋如,男,七十岁,军属,曾经当过乡长和乡农会主席。1968年农历七月初五,七十寿辰,为避免大操大办,走到邻近的中和公社妹夫家躲生,回家时顺便采点草药替人治病。时该地正大闹“黑杀队”,路过一村,恰好该村又发生火灾,发现他是生人,即诬他为“黑杀队”故意放火烧屋,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乱棍将其打死。问题反映到县支左办,答复说：“好人打好人,误会”。
邵东县银行干部彭 凯,邵阳县檀江公社（今己划属邵阳市郊区）六甲大队人。解放前在校读书时曾加入三青团,任小队长。解放初参加工作。家庭成份土改定中农,65年“四清”改为漏网地主,本人不服,曾多次上诉,被说成是对社教不满,闹翻案。贫协组长的小孩落水淹死,又说是他的小孩故意推下水的,是阶级报服,“抓黑杀队”时报复的机会来了,说他是“黑杀队”,生产队的造反派再三要求,并经地、县支左办批准,从邵东县银行将彭借回生产队批斗,银行要派人随往,他们以“你们为什么总是不相信贫下中农”,极力加以阻栏,并再三保证批斗后连人带材料一并送还单位。银行无法,只好放人。在批斗中彭 凯双脚被打断,其妻亦被打瘫在地,怎么办？退回去一怕不好交差,二怕伤愈后打击报复,一不做,二不休,干碎斩草除根,全家诛灭。傍晚时分,将他夫妻和二子一女,全家五口,全数投入后山的红茹窖里活埋,掩土时,十五岁的大崽双手紧按窖壁,屁股高耸,双脚岔开,成巩形,将弟妹护其身下。窖外填土,土落背上，分流两边。天黑了,执行人回去吃饭,老大赶紧将松土往下扒,钻出地面,又将小弟拉出,十一岁的小妹在内喊：“哥哥救我”,正在这时,院子里狗咬灯亮,人影出现,两兄弟顾不上妹妹,拔腿快跑,来人发现窖内跑了人,立即加土倒水,小妹再无声息,凶手们紧追未果。年关逼近,两兄弟逃到株洲,被收容所遣返送回生产队,关在谷仓里,这时正好过年,凶手们想等过了年再斩草除根。有人问他兄弟那天晚上的逃跑情况,小弟说：“那天晚上逃跑沿邵水而下,眼看追人逼近,兄弟急中生智,跳入河中,躲在靠岸的树蔸下,等来人走远后才上岸跑到邵东银行,但又不敢讲实话,怕把我们送回去,银行的叔叔见我们一身水和泥,怀疑我们做了坏事,让我们呷饱了饭,又用绳子把我们捆起来,但捆得很松,深夜,我俩自解箩索又逃跑了,走到株洲,实在饿得不行,扫面汤,偷馍馍被抓,才被遣送回来的”。到了大年三十,人们都在准备呷团年饭,哥哥对看守人员说：“今天过年,能不能让我俩人洗个热水澡”？过年洗澡是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看守员无法拒绝。一个打水提脚盆,一个看守。兄弟俩接过热水和脚盆,千恩万谢,并保证老老实实,再也不走了,请看守们安心回去呷年夜饭。此话正中两个看守的下怀,立即反复嘱咐他俩弟兄要听话,好好洗澡,我们去去就来,千万不要再跑了。即将仓厍上锁。俩兄弟那里有心洗澡,逃命要紧,等看守人员一走,马上穿好衣服,把锁撬开,不要命的逃跑。队上四路发兵,始终未见踪影。八十年代落实政策,老大被找回顶职,老二不知下落何方。
黄亭市公社永兴大队现役军人杨敌忾，当时正请假探家，看到到处抓“黑杀队”把人处死，马上批评制止，说是“目无法纪”。凶手们杀红了眼，立即说他“包庇黑杀队”，是“同谋”，不由分说，一声喊把他捆绑起来，丢到河里处死。后部队来电催归，大队回电说：渡河不小心，掉到河里淹死了。
够了,什么叫左祸猖獗？什么叫杀人如麻？由此可见一斑。在抓“黑杀队”的过程中,对出面制止或有不同意见者,说是阶级立场不稳,与“黑杀队”同罪。吓得谁也不敢过问,任凭恶性澎涨,暴行泛滥,越杀越凶。有人说：“杀猪要扯税票,杀牛要经批准,杀人和杀鸡一样,想杀就杀。”干部是“背起包袱下乡,勾起脑壳走路,吊起脑壳呷饭,日夜提心吊胆”。这就是当时群众的反映和干部精神状况的真实描述。
到八月下旬,资江河里的死尸,接二连三,漂流而下，日夜不息，沿途观者云集,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莲蓬头也被死尸堵塞,水质腥臭。市民半月不敢饮用河水,市众哗然,民怨沸腾,民政部门组织了一些小船沿河上游捡埋尸体,每具五至十元,市内也以同样方式,派人拉板车沿河捞尸,运到郊外掩埋。群情才稍为安定。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率139师施工连经衡阳、邵东、到该县境内,驻扎在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一天,他看到一队人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捆绑着一大串人往河里推。经多方询问,方知是在处死“黑杀队员”,面对如此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地方政府当局居然无人过问。他被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所驱使,冲破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挺身而出,跑到塘田市区委机关,找到区武装部长肖长青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 斌,三人交流情况后商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召开基层干部大会。由解放军出面,区委发通知,把区、社机关全体干部和大队主要领导全部召集拢来,以四十七军师政委的名义召开全区三级干部紧急大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与会人员全部到齐,区礼堂挤得水泄不通,会议中一反以往嘈嘈杂杂的混乱现象,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陶政委做报告。因会议召开正是时候,内容切中要害,会场内外,格外宁静肃穆。陶柏荣政委重点宣讲毛泽东思想,讲解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强调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狠批乱抓、乱打、乱杀人的无政府状态,并明确指出,乱杀人是极其错误的,是违法犯法的,必需立即制止,真正有罪的要交由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今后,谁再乱杀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要追究法律责任,都要以命偿命。大家散会回去后对所抓人员,有问题的上交,其余的全部释放。陶政委正气凛然,果敢坚定,话语掷地有声,震慑力极大。尤其是“以命还命”一句,把人们从疯狂迷乱中拉回到正义理智的轨道上来,有人说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面前的道路。陶政委考虑到全县类似的问题可能极其严重,自己又军务在身,鞭长莫及,便以师政委的名义与县支左办C政委通了电话,通报了塘田市紧急会议的情况,并要求县领导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乱杀风,绝不能任其继续蔓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玷污党的光辉形象。
塘田会议的精神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迅速传遍了全县各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九月三日,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并全体官兵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塘田会议为榜样,进一步研究制止乱杀人问题,决定四条：
1、 严格依法办事,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和秩序；
2、 严禁随意抓人杀人；
3、 区社不准介绍到外地抓人；
4、 一切在押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真正有罪的送县军管小组处理。
但因紧接着又大刮所谓“红色台风”,“清理阶级队伍”。使“杀人风”与“刮台风”同时并进,直至十月份才平息下去。制止“黑杀风”的陶政委功不可没,谁知县支左办的C政委反而说：只怪姓陶的不该开了那次会,致使以后又追杀了许多人。
有死里逃生者感谢陶政委的救命之恩,陶说：“那次我也犯了个冒充师政委的错误,因为县里也是团级,我们同级,他会听你的吗？幸好当时不戴军衔,使我冒充成功,回部队后,我还向师领导作了检讨,得到了师首长的谅解和支持,才侥幸过了这一关”。
据《邵阳县志》记载：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黑杀风”波及全县八个区四十三个公社、场、镇,272个大队,523户,被杀295人,被逼自杀277人,合共572人,其中农民492人,国家职工55人,其它25人。年令最大的7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还有204人被毒打致伤致残。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落实政策,才还给人们一个清白。
附录一：
陶柏荣：
杀  人  者  偿  命
1968年8月,我时任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施工部队当时驻扎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区委附近。一天上午,区委的一些干部和驻地的一些农工向我反映：“一群农民手持梭标,将一个被绳索捆绑的中年农民活活打死”,他们还说：“在这个区的其他一些公社也有类似这种打死人的情况”。我听后十分吃惊，感到事态极其严重,当即向来反映情况的人问清原因。他们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农民传说：地、富、反、坏分子组织‘黑杀队’,要杀贫下中农,那个被打死的人听说就是‘黑杀队’的人”。我进一步问：有什么证据没有？他们说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听说而已。
当时,我深深考虑着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人命关天,没有甚何证据胡乱抓人杀人,岂不是无法无天,如果不及时制止这种乱杀风,任其蔓延下去,不知有多少无辜者将被杀害,身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名解放军干部,不能见此而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敲打着我的心灵,决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坚决制止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靠边站,整个区里的工作由武装部长主持。于是我找来区武装部长和靠边站的区委书记等人,研究如何制止这种乱杀人现象,他们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军队干部出面开会,才能奏效,于是一致决定第二天（8月25日）上午,召集区、社、大队干部、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及区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开紧急会议,在区委礼堂里由我作报告。
报告中我讲了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和国家的有关法令,严肃地指出这种无法无天,随意乱抓人杀人的犯罪严重性,号召真正的革命职工,广大的贫下中农，勇敢地站出来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制止这种乱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反复强调指出：“今后谁要是再乱杀人,就要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就要谁以命偿命！”
报告作了大约三个多小时,听报告的约有四、五百人,会场座无虚席,因座位不够，不少人还站在会场的过道上听,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散会后，很多人边走边说：“陶政委这个报告,讲出了我们想讲但又不敢讲的心里话,回去后一定要立即制止这种杀人犯罪行为”。
后来,我听说我作报告的当天下午,有一批人本来要被处死,被听报告的人回去后立即制止了这场杀戮而幸免于难。
事隔36年的今天,邵阳县的父老乡亲们还念念不忘当时当地的真实情景,许多人称我是当年邵阳县人民的“活菩萨”，而对我一再表示感谢,让我婉言谢绝。
2000年9月,中共邵阳市委党史办,邵阳市档案局编写出版的《中共邵阳市历史大事记》一书第195页至196页中记载了这件事。
人老了,有些怀旧,尤其是过去亲身经历难忘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每当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这件往事,心里便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

附录二：
宁  斌：
塘田市抓黑杀队始末
作者简介：
宁  斌,邵东县人,1931年生,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由邵阳县公安局政工室调县人事监察科任副科长、劳动局长,64年任塘田市区区委书记,73年调任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组长、厂党委委员,后又调邵阳合成洗涤剂厂,退休。随小儿在深圳居住。现年72岁,双眼患视网膜炎症严重,左眼基本失明,右眼视力0.2。提及当年在塘田市区委书记任内“抓黑杀队”的种种往事,心情格外激动,实在无法平静,几乎是摸着笔在纸上写出了《往事的回忆》。下面的文章是其中的一节,编者略有改动。
                       
一  、 血 染 资 江
1968年,我正在邵阳县塘田市区区委书记任内,七月,湖南道县发生“抓黑杀队”事件而杀害了大批群众,事情传播到了邵阳县,不少地方立即受到严重影响。记得在一次县里召开的区委书记会上听五峰铺区委书记汇报,当地民兵私设路卡,乱抓人、关人,混乱得很,一个从部队探亲回家的军属老大爷被当成“黑杀队”关押了起来,严刑拷打,群众反映强烈,形势极为严峻。会上大家发言激烈,纷纷要求县领导明确表态,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蔓延。而当时主持会议的县支左办、县革筹负责人刘某人却大谈“文化大革命是新生事物,是群众运动,不要泼冷水”之类,对大家的正义要求与强烈呼声不予回答,弄得大家思想十分混乱,心情非常沉重,行动无所适从。这次会议是“黑杀风”之所以扩展蔓延的根源所在。
八月“,黑杀风”发展到塘田市区,他们和外地一样,将“五类分子”及其子弟,也有少数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还有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以及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和对干部意见较多的人,集中到大队部办学习班,强迫他们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事,方法简单粗暴,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凡是进了学习班的,都要交代所谓参加“黑杀队”的问题。由于刑讯逼供,你咬我,我咬你,互相乱咬,咬得一塌糊涂。他们也搞调查,但在调查中依然刑讯逼供,指名问供,结果假材料满天飞,迅速波及全区各地,甚至邻近各县边界地区都受到牵连。
农民群众听说“黑杀队”要先杀贫下中农,都吓坏了,于是自动组织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弄得人人自危,不敢外出,连田间作业,上街,走亲访友都害怕,有的农民还设立了家庭岗哨,天不黑就全家上楼,还在楼门口准备有石灰、尿桶、沙罐之类做防卫武器。本地人不敢外出,外地人不敢进来,完全被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我有一位堂兄,是家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我全家处境危险,很不放心,特意从邵东老家跑来看我们,不料在路途中听说塘田市岗哨林立,到处都在抓“黑杀队”,抓到人就往河里丢。吓得无法前进,半途而返。
不久,又听说黄塘公社邓宝民,从县粮食局遣返回家,因出身地主而被关押审讯,强迫他交代所谓“黑杀队”的问题,他趁看守不备脱逃,将贫协主席的小儿杀死,结果,邓被全家诛灭。这个恶性案例迅速波及全县每一个角落,形势更加紧张,乱砍乱杀如火上浇油,迅速扩大。塘田市区也在这时大开杀戒。一个一个的所谓“黑杀队员”,由大队贫下中农组成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五花大绑丢到河里淹死,有的活埋,有的铳决,有的刀砍,死刑五花八门,样样俱全。听说塘田大队就杀了四个人。该大队第四生产队的肖展林,地主子弟,老牌大学生,在大队集训时怕处死,想保命,便故意把问题讲得很大很大,说自己在湘黔边境组织了一个“黑杀队”,有当地的地县干部参加,因此被送到县公安局,经审查完全是假的,又退了回来,结果被农民活埋了。该大队笫六生产队的莫国文,因历史上当过土匪,参军后被清洗回家,运动中也被当成“黑杀队”丢到河里淹死了。其妻是武汉人,原在部队当护士,后随夫回乡,夫死后生活无着,被迫改嫁了一个石匠。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
塘田市街上还有个姓唐的,家里开了一爿药铺,只因出身地主,也被丢到河里,他挣扎着浮出水面,被人用篙杆把他的脑袋敲碎后随波逐流。
当时的资江河上,每天都有很多尸体飘浮在水面上,一直流到了邵阳市,听说邵阳市临时组织检尸队,将死尸拖到麻子洼掩埋。据当时区委秘书统计,二十天内被杀310多人,其中大会前280多人,大会后又追杀了30多人。主要是怕报复所至。
         
二 、 力 挽 狂 澜
正当“抓黑杀队”抓人越抓越多,杀人越杀越凶的时候,八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部政委陶柏荣率人来塘田市国防线路增音站检查工作。当天,他看到下街河边跪着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淹死,立即跑到区里找到我和区武装部长。我们的对话如下：
陶问：你是不是这个区的领导？
我答：也是,也不是。因为原区委党政机关己被冲垮砸烂,换成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我虽是组长,但县里不信任我,不仅长时间没有参加县里开会,连电话联糸也中断了,听说他们正酝酿成立区革命领导小组。
陶问：听说你们这里杀了很多人！刚才我从河边路过,就看到有五个人被推到河里杀害了,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去制止？
我答：完全知道,也正在做工作,昨天晚上,我带区公安员到附近的三青大队,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当面答应得很好,保证不杀人,可是一转背就变卦了,有人还骂我是地主阶级的保护伞,阶级立场有问题。
陶问：能不能召开一个大会,把基层干部都召来,来一个大发动,下决心制止？
我答：我们开会,根本无人来,讲话无人听。
陶问：以我们军队的名义召开大会行不行？
我答：完全可以,他们如果听说是军队同志召开的大会,保证百分之百的到齐。
经商定：笫二天召开全区公社全体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到区里开会,由区委秘书用军队的名义发通知。笫二天上午十点钟之前,应参加会议的人员一个不少,全部提前到会,会场纪律严明,鸦雀无声,会议秩序出奇的好,开创了有史以来会场秩序优秀之先河。
大会由我主持,陶政委做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他说北京街头出现批斗彭 真同志坐“喷气式飞机”的照片,苏联拿到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区发生的大抓人、大关人、大杀人的恶性事件,特别强调说：这完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往毛主席脸上抹黑,是犯罪行为,这笔帐在运动后期一定要清算的,即使你是贫下中农,也万万不能动手杀人,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谁杀人,谁负责,杀人是要偿命的……。
报告的震慑力很大,尤其是“杀人偿命”一句,使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讨论中都表示听话,回去后立即解散学习班放人。但也有少数顽固分子,执迷不悟,骂陶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讲话。会后,全区范围的乱杀人风立即得到制止,但有少数人怕被其后人报复,偷偷摸摸的搞斩尽杀绝,斩草除根,故大会之后,又追杀了三十多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乱杀人现象了。
因在大会后我又被人用铁丝捆绑批斗,连老婆也经常被批判陪斗,游街示众,斗争逐步升级,对死人数字也无法核实。
         
三 、 教 训 沉 重
滥杀无辜的“黑杀风”，虽是从外地吹来的,但为害时间长,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致使事态迅速发展,范围越搞越宽,恶果极其严重,根源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搞乱了社会,搞乱了人的思想,使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混乱局面。
在县里,当时的县革委领导和支左领导小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在“抓黑杀队”这个严峻的局势面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无所作为,基层干部反映强烈,他们反而给下面的基层干部泼冷水,施加重重压力。他们自己放弃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抓,却忙于干支一派,压一派的勾当,经常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群众戴大帽子,而把广大群众中的正确呼声压下去,致使“黑杀风”越吹越远,越刮越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具体到塘田市区,在文革初期,尽管外面天下大乱,但塘田市这块巴掌大的天,由于地处边远,消息闭塞,还是比较稳定的。67年初,广西来了一支小小的“红卫兵”让学校停课闹革命还闹不起来,后来,县里发生了“打李保路”之争,有人传说县里公布了干部档案,说我是未来的组织部长,是县委书记、“黑线人物”李荣中的红人,我也没有详加分析研究,偏听偏信,为避免和“黑线人物”挂勾,免得日后挨批斗,便表态支持“打李保路”,区里的派性斗争从此开始,一派要打我,一派要保我,闹得乌烟瘴气,难解难分。本来这个派性之争我完全可以做好工作,谁知要打倒我的一派却和县里的派性斗争挂上了勾,背后还有支左办的强硬支持,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只好远走高飞,到更边远的芙蓉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与农民搞“三同”去了。
尽管我暂时远走高飞,离开了派性斗争的是非之地,但还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当时的革命大批判总要上挂下联,不管批谁,总要抓住我不放,我到底属于那种人，连我自己也搞糊涂了。后来我又被造反派开除了党籍,我更加无所适从了。
在杀人高峰期,我虽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小组组长,但不受县领导的欢迎,他们支持我原来的副手夺权上台执政。但是,上级尚未明文撤我的职,我仍然责无旁贷。因此,在杀人开始时,我立即跑到县里汇报,见到了一位县革委副主住,谁知他对人命关天的大事根本不屑一顾,我汇我的报,他做他的事,要听不听,要理不理,态度冷淡到了极点,连叫我坐的话都未说,让我站着讲,讲完后他淡淡地说：“这种事县里也没有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吧”。使我满怀希望而来,满腹狐疑而归,眼看无辜群众惨遭荼毒,而我却束手无策,叫天（上级）天不应,叫地（下级）地不灵,搭邦陶政委挺身而出,主动出面制止,否则,“黑杀风”将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死的人将会更多更多,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初,我离开了塘田市区,先在地区水利工程队任革委委员,负责抓文革中的经济清理工作,七三年调邵阳机械厂任政工科长,负责落实政策,七四年该厂召开党代会,我被提名为厂党委委员候选人,可是,邵阳县委硬要插一杠子,说我在县里工作有问题而横加阻栏,幸亏机械厂领导英明果断,不为派性所阻,坚持重在表现,而不轻听轻信,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后,仍然补选我为厂党委委员。
由此可见,当时的邵阳县革委领导派性思想是何等地严重,“抓黑杀队”的重大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
附录三：
乱杀风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登记表 （略）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二；刮红色政治台风记实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革命大联合是怎样搞起来的？
——刮红色政治台风记实


1968年8月下旬,邵阳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人C政委出席了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的“刮台风”会议。鉴于当时全省各地“派性”斗争极为激烈、严重,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革命大联合”困难重重,各级革命委员会迟迟不能建立,省“南岳会议”提出请农民进城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冲破“派性”阻力,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名之曰“刮红色台风”。
C政委如获至宝，回县后立即贯彻执行，并提出“刮台风要由十二级加大到二十四级”。他咬牙切齿地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这时候不抓阶级斗争还是要呷亏的”，他说：“农民不进城，天下不太平”，“老保不但要翻天，而且要掌权”。他又说：“过去说是革与保的问题，现在是革与反的问题了”，“台风刮１２级不行，要加大到２４级”。一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面孔。
他先后三次组识１２万农民进城，背起梭标鸟铳，挂起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金字招牌”，进驻县党政领导机关、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抓人。

                 第一次刮台风

进驻机关后，首先让干部职工群众按两派分别列队点名，清查人数，然后按支左办提供的名单，将对立派的头面人物一一喊出队列，冠以“炮打三红”（即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三支二军的人民解放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罪名，全部五花大绑，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之后，再加上脚镣手铐，投入单位私设的机关监狱之中，进行刑讯逼供，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
县委机关连“走资派”一起共抓了二十多人，私设牢房八间，刑讯日夜不停，打人花样百出。有个姓唐的干部，４９年冬参加资江公学，曾任局长、区长等职，因家庭出身地主，又与一伪军官女儿未婚先孕，被撤职并留党察看二年，“文革”初被打成“小邓拓”、“黑鬼”、“右派”。平反后在机关参加文革活动，“刮台风”中强迫他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被人用带刺的木棒毒打膝盖以下的剧痛部位，用青砖猛砸头部和胸部，当场打翻在地，半天不省人事，头肿得象个皮球，脸呈猪肝色，即便如此，还要审讯不断，批斗不止。县委宣传部有个姓邓的干部，出身贫农，曾被重点培养至大学毕业，因他与支左办的观点相左，又因解放前夕曾在芷江中美合作所煮了几天饭，后不愿受压迫逃跑回家。这件事在参加工作时交代得一清二楚，又经过了入党、审干等多次调查结论，谁知冷水中泛热气，硬被挂上“中美特务”的黑牌子，五花大绑，象推杀人犯一样绑赴斗争大会场，但因毫无批斗内容，只好喊一阵口号收场，继续收押看管，严刑审讯。在县委机关干部中被如此捆绑吊打者有十数人，县属机关单位大都如此，凡站在支左办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头头及相关人员全部被抓，所有的群众组织全被冲垮，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吊打声，被毒打而死者象“抓黑杀队”一样，比比皆是。
长乐公社塔桥大队陶进雄，地主子弟，“刮台风”中被当成“黑杀队”从益阳地区农业技术员的工作岗位上抓回批斗，不承认就“吊半边猪”，用棍棒毒打，双腿被打断，他不但不招，反而破口大骂，凶手恼羞成怒，顺手一锄头，陶的头被打烂，脑浆迸裂，当场死亡。
十中教师蔡正华,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因不肯交代所谓“罪行”,被人用大头针扎入手指甲之中,名曰“高级针炙”。
金称市公社宣传委员唐荣成同样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后台”,别人强迫在他的脖子上用铁丝挂一根木楼梯,拖着游街示众,比喻他想往上爬官。
小溪市公社和平小学教师莫学如在“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坏头头、黑干将”,前后遭毒打43次,用酷刑15种,一次竟把他吊在油榨的打油槌的木架上,象榨油一样反复用力冲击,被打成高度残废,神情失常,老母被活活气死。
檀江公社税务干部蒋意兴,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学生成份,邵阳县水田公社人,1968年8月“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揪回家乡批斗,之后,被人押到一座竹山里,由五个人分别将不同方向的五根竹子尖尖弯腰吊下来,再将蒋的头、双手、和双脚,分别捆到五根竹子尖尖上,然后,五个人齐声高喊：一、二、三,将绑了人的五根竹子尖尖同时放开,蒋即被五根竹子的弹力撕成碎片。名曰“五马分尸”。
罗辉业,男,县造纸厂工人,出身雇农,复员军人,文革中任厂工代会主任,县工代会委员,1968年8月“刮台风”中被打成“黑杀队”,9月12日上午,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刑讯逼供,当场吊断两根箩索,他死不承认参加什么“黑杀队”被毒刑逼供到半夜,罗气愤不过,决心以死抗争,死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响应您老人家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我是反革命,现在,我被他们逼死了,您老交给的革命任务完不成了,希望厂里的革命同志去完成吧！我永远是您老人家的好战士,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写完后服烧碱自杀。当时未断气,立即被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不准抢救,不准治疗,治疗了也不准报销医药费,还要反复批斗。死后,爱人被迫改嫁,两个幼儿不知流落何方？
唐柏林,男,金称市公社医院医生,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复员军人,1968年8月被诬为“黑杀队”,实行关押批斗,限定他在8月18日午时三刻交出反动纲领和反革命组织名单,时间一到未交出,即将他五花大绑,投入江中,唐会游泳,边踩水边说：我不是“黑杀队”,我能劳动,能工作,还会看病,请不要淹死我。凶手划了一只船,说：你过来,不淹你。他信以为真,迅速向小船靠近,被人一篙杆把脑袋敲碎,再一篙杆,尸体和鲜血顺流而下,不知飘往何方？
钟明良,男,九公桥中学教师,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因在文革中活动积极,“刮台风”时被诬为“黑杀队”,在本校私设的牢房里关押了13天,关押期间,先把他捆绑在一间小屋里,令学生们在楼上向他撒尿,名曰“坐尿牢”。之后,又把他双手向后反剪,捆绑倒挂,面向一盆大水,绳索一松,头浸入水中,过一会儿再把绳头一拉,使头部脱离水面,如此拉拉放放,多次反复, 名曰“顺手牵羊喝水”。此外还用了“荡秋迁”、“铁丝穿手掌”等十几种酷刑。有人说,他还有个漂亮的老婆,不要放过他,于是又想出了一套毒招,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生殖器而死,时年34岁。
伍化龙,男,中和公社田群小学教师,文革中活动积极。1967年12月6日,该校曾发生斗殴杀人事件,伍写了一条标语：“有理讲得清,何必要杀人,动刀就不对,杀人要犯罪。不能私设法堂,不能目无党纪国法”。这本来是入情入理的好意劝解,而肇事者却视为仇敌对头。趁1968年9月“刮台风”之机,煽动群众,诬他写反动标语（就是上面那一条）,用绳索将他活活勒死。死后又用绳索将他挂在学校的小便处,说他是畏罪自杀。几百元存款被凶手霸占, 而凶手因谋财害命有功,被吸收入党,后又被提拔为某中学负责人。
蒋建中,男,红石公社荷叶大队社员,中农成份。因他母亲嘴子特别历害,平时最爱提意见,又爱讲干部的好丑,母子两一唱一和,被一些大队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几欲除之而后快。1968年9月“刮台凤”,机会到了,诬他母子为“黑杀队”,将他二人活活打死。他爱人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强迫坠胎改嫁,一个十二岁的嫡亲侄子也要捆绑处死,斩草除根。幸有47军两个战士路过发现后抢救,才保住了这根秧。
向启文, 男, 七里山园艺场新田大队人,中农社员,回乡知青。因在文革中参加了“湘江风雷”群众组织,平时又爱给干部提意见,1968年9月“刮台风”中,被大队当成“黑杀队”关押,严刑毒打13次,硬是不承认是什么“黑杀队”,9月18日开大会宣布：向启文在“文革”中跳得高,又是“黑杀队,”要杀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决定对他执行死刑,实施活埋。活埋时,他站在土坑里对埋他的人说：“你们今天活埋我,明天你也没有好下场”。执行者恼羞成怒,狠心一锄头,将他的脑袋打碎,脑浆四溅。当即毙命,年仅22岁。
蒋绍毕, 男,  24岁,贫农,孤儿,国营河伯岭林场工人。“文革”中曾参加“湘江风雷”组织,1968年6月到东安县中田公社看未婚妻,当地一些青年人开玩笑说：你当造反派头头怎么没有枪？第二天,他即借了别人一杆枪去摆资格,被当地驻军发现后收缴。同年9月“刮台风”,又问他追枪,交不出,惨遭毒打,后把他关在一个破柜子里,外面用梭标、鸟铳、大刀往破柜子里乱捅乱凿,他的肚子被捅穿,睾丸被捅烂,惨死于柜内。
郑昌谷, 男 ,汝城县人,1960年毕业于零陵地区农校,分配到邵阳县黄亭市区农技站当技术员,为人性格善良,工作稳重扎实,是该站的一名技术骨干,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文革中又与领导的观点不一致,1968年“刮台风”诬说他藏有黑材料,请县农业局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人来帮助搜查,想借此力量整倒郑昌谷,可是搜来搜去,并没有抄出什么黑材料,有人想收场,有人不服气,反复再搜,找到了郑昌谷的一本《毛主席语录》,据说在该语录本扉页的毛主席像上发现有黑x痕迹,于是大喜过望,说郑昌谷企图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立即将他五花大绑,送往塘渡口县城。
但不知为什么，抓人者既不需要逮捕证、拘留证之类的任何法律手续,也不需要查证核实所谓反革命的真凭实据,又不需要分析问题发生的前因后果,更不需要公安等执法部门的鉴定确认。居然见风就是雨,拿起鸡毛当令箭,企图屈打成招。可是尽管皮鞭抽断,酷刑用尽,郑昌谷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仍然没有得到半句口供,批斗迅速升级,只打得他痛不欲生,神经失常。反说他故意装疯卖傻,更是罪加一等。有次召开批斗大会,台上有县革委领导和公检法部门头头主持,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郑昌谷揪上台来,上台后既未宣布什么罪状,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反革命罪证,上台后就是一顿毒打,只打得他口鼻流血,头昏目眩,站立不稳,瘫倒在地,气息奄奄。散会后又把他拖到农业局继续斗打,郑昌谷终于被打得魂归西天,再也爬不起来了。此后,他老婆被迫改嫁,两个小儿不知所终,1979年落实政策,宣布郑昌谷无罪,作非正常死亡处理。至于打人凶手,不知谁人过问？
在“刮台风”行动中,对群众组织“资江烽火”的摧毁更加令人惊心动魂：
“资江烽火”,是邵阳县小溪市公社沿资江河岸的几个大队的群众性联合组织,共有九千余人,属全县“文革”中的群众组织之最。司令蒋国华,系该公社活水坑大队党支部书记,转业军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过排长,为人精明勇猛,敢想敢说敢干,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文革”中与邻近几个大队相约,决定共同组织,团结协作,一呼百应,保一方平安,大家极为拥护,威震四方。全县到处抓“黑杀队”,唯独他们那里没有抓,“刮台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垮了,唯独他们那里没有垮,不知为什么却成了县支左领导小组 C政委的一块心病,几欲除之而后快。九月初,这位负责人带了红石区委书记蒋xx和几名武警战士,坐机船去活水坑,时近傍晚,派区委蒋书记上岸去叫蒋国华,说有要事相商,蒋国华听说C政委找他商议大事,立即跟随前往,上船后坐在C政委身边,政委要他“立即解散‘资江烽火’,以后不再活动,因各级革委会即将成立,群众组织不起作用了,所有的群众组织都解散了,你不解散影响不好”。蒋国华据理力争，说：“资江风火”不呷皇粮,不用国税,自力更生,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还能保一方平安,作用很大,受到本地群众的热烈拥护,自己揪出混入本组织内部的反革命利民党头目王雄球就是有力的证明,为什么硬要将对革命卓有成效的群众组织全部摧垮呢？即便硬要解散拥有九千多人的庞大组织,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做到的事,还有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因此他拒不同意立即宣布解散。C政委见劝说不成,软的不行来硬的,向在坐的武警战士使眼色想让他们动手抓人,趁机把蒋国华捆起来。蒋国华发觉形势不妙,立即转身往河里一跳,并顺手将靠坐在自己身边的C政委拉入水中,船上人见政委忽然落水,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马上设法营救。蒋国华熟知水性,一个猛子潜水走了。孰料从此闯下滔天大祸。第二天,县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贴出传单告示,说蒋国华殴打中国人民解放军,阴谋害死C政委。C政委头上亦扎一块白纱布,俨然身受重伤。于是,立即发动了一场围歼蒋国华的战斗。
整个战斗分两步走：
笫一步,1968年9月7日凌晨5点,C政委再次出马,带领一班武警人员并公安干部,去活水坑抓捕蒋国华,结果因当地群众人多势众,把蒋国华从他手里抢走了。C政委气得咬牙切齿,怒不可遏。9月12日重兵出征,调动两个班的武警战士,并组织两千民兵,高喊“踏平活水坑,血洗蒋家村,活捉蒋国华,解放小台湾”的口号。先将活水坑蒋家大院子团团围住,在几个进出口要道上和至高险要地段设重兵把守,并用机枪封锁咽喉要道,在院子里将群众全部驱赶出来,勒令他们交出蒋国华,群众一片沉默,谁也不吭声,C政委恼羞成怒,先后下令捆绑吊打男女老少四十多人,仍一无所获,当捆绑到一位老大娘时,蒋国华实在不忍心父老乡亲为他无辜受罪,便从牛栏楼上的草堆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不许你们欺压无辜,我蒋国华就在这里”。民兵们立即将蒋国华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投入监狱。
第二步,到县公安局提审反革命利民党首犯王雄球,指名问供,大刑伺候,硬让王雄球承认蒋国华是利民党的重要头目,把王雄球交出来的目的是“丢车保帅”。王雄球在严刑逼供下屈打成招。有了王雄球的一纸招供,蒋国华立即成了反革命要犯被公开宣布逮捕。可是审来审去,毫无所获,只好凭王雄球的一纸招供,再生拉硬扯,拼凑了十大罪状,向上级有关领导拉关系走后门,将蒋国华问成死罪（73年平反出狱）。其兄因极力抵制,被判刑五年（73年平反）。
在“资江烽火”组织中被关押吊打的有264人,死3人,受株连者不计其数,成了c政委亲手制造的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1974年杨荫甫任县委书记,落实政策,蒋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他坐牢六年,常带手铐挨打受审,手腕的肉被磨烂化浓,粘连着铁手铐,铁铐子在手上生了锈,释放出狱时打不开,取不下,只好用钢锯将手铐锯断,时至今日,己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在他的手腕上留了的手铐黑圈印记,还清晰可见。
蒋柳桥, 男, 生产队长,贫农,因参加“资江烽火”,于“1968年9月12日“刮台风”被关押到公社机关,脚镣手铐一个多月,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又被关押批斗,用铁钉鞋掌嘴,用扁担砍腰,只打得他遍体鳞伤,痛不欲生,走投无路,被迫悬梁自缢,死后反说他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强迫其家属扎个草菩萨,穿上他的衣裤,挂上“畏罪自杀,不如一条狗”的牌子,批斗三天三夜。
还有王茂田, 男, 该大队民兵副营长,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前线负伤立功,系三等残废军人。因担任过“资江烽火”武装部长,于1968年9月12日同案被捕入狱,坐牢一年零四个月,受尽“坐飞机”、“抬杠子”等种种酷刑,1970年释放后又在大队批斗毒打,口吐白沫,七孔来血,不治身死。妻子被迫改嫁,幼子带走,家破人亡。
王有柱,同样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时被捕入狱,双手反背铐“背包袱”九天九夜,屙屎屙尿也不放松,全在监房里,弄得又是屎又是尿，臭气难闻,看守反说他违反监规,硬逼他呷自己屙的粪。
王蒲生,活水坑生产队会计,共青团员,因参加“资江烽火”,“刮台风”中被打成反革命,坐黑牢一年多,在狱中他拆袜子抽纱作线,将筷子磨细作针,在自己的五件衣服上精心绣刺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十个大字,被看守发现后,又说他思想顽固,将他双手反铐“背包袱”13天,吃饭也不松铐子,把饭倒在地上,让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着舔饭吃。
该县在第一次“刮台风”行动中,包括“资江烽火”在内的所有群众组织全被摧垮。9月17日,邵阳县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捆绑吊打声中成立,c政委荣任第一副主任,虽然名义上是第二把交椅,但一把手初来乍到,情况生疏,一切都由他说了算。

                     第二次刮台风

9月20日,c政委在塘渡口公社参加第二次“刮台风”会议,他说：“今天叫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们来开会,就是要组织农民第二次进城抓坏人,刮第二次“台风”。这些坏人,有的‘炮打三红’,有的‘打砸抡’,有的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还有人持枪不交,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部抓起来,不留后患”。接着按机关单位分任务,分派抓捕对象,一一详细安排部署,最后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一切行动听指挥。他布置：“明天清早,各大队民兵到文化馆门口的广场集合行动,在行动期间,没有工资,由生产队记工分,县里只招待两餐饭”。
9月21日,一大批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走资派”、和所谓有问题的人全部被抓捕游街示威。在县委和县人委机关,正副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支持过群众组织的中层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出身不好的人,有各式各样问题的人,四清下台的人,过去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以及所谓站错队的人等等,大约有机关干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全被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身挂黑牌,被驱赶押解,游街示众。游行后,有的投入机关私设的牢房,脚镣手铐,派专人看守,酷刑审讯逼供；有的在单位交群众挂牌监督劳改；有的下放农村生产队,交贫下中农管制生产；还有的干脆开除出革命队伍,遣送回农村老家。
县人委机关在“刮台风”行动中，将家庭出身不好的，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受过处分的，历史上有过什么污点和怀疑的，通统楸了出来，共揪出二十多个“牛鬼蛇神”。副县长艾润身,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1949年冬参加工作,1958年5月任副县长,有人怀疑他家庭出身是漏网富农，又说他是“懒县长”而惨遭揪斗吊打。
县工交科副科长黎xx的床下，被搜出了一卷旧报纸和一捆书，因在该报纸刊头上发现有毛主席像，书中有刘少奇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叫“黑修养”，还有小说《红岩》，说书中的“江姐是叛徒”，收藏如此“反动书籍”，属现行反革命行为，立即酷刑侍候，箩索吊断，棍子砍折，皮开肉绽，批斗审讯，劳动改造，长达半年之久。
县林业局副局长林xx,老家山东,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县七里山园艺场党总支书记、场长,因为人直爽,爱提意见,1966年“10.5大会”上被打成头号“右派”,后说他“支持为文革初期受迫害者翻案”,68年“刮台风”时,又被诬为特大“黑手”提前揪了出来,投入监狱,坐了二年黑牢,在坐牢期间,每月还要交15元生活费。后无罪释放回山东老家,七十年代后落实政策,做离休处理。听说他在家乡栖霞县做了“养鸡王”。
县林业局干部吕xx,因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刮台风”中被打成“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审讯中强迫他坐“喷气式”,即用一根扁担,横放于颈后两肩,双手展开拉平,反握住扁担两端,然后用箩索将他的双手臂和扁担捆在一起,象飞机的两翼一样,打手们在他的背上猛冲几拳,人被打倒在地,又强逼他站起来,结果站也站不起,滚也滚不动,被人又踢又踩,反复折腾,打得只剩下一口气。
县农业局副局长于xx,南下干部,只因在“文革”中支持群众组织,“刮台风”时说他是“炮打三红的黑后台”,让他跪在凳子上受尽各种酷刑,于疼痛难忍,高喊救命,打声、吠声、哭声、叫喊声连成一片,眼泪、冷汗、鲜血交织横流,那种惨象确实目不忍睹。“老八路”张xx，自己把自己关在房内偷看,吓得心惊肉跳,浑身发抖。忽听有人高叫：明天再收拾那个老不死的。
张知道,所谓老不死的,即指自己。他老家山东,农民出身,没有文化,1939年参加八路军,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名勇士,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始终驰骋疆场,为祖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广州解放后转业到邵阳县,分配到县农业局当人事股长,行政十九级,是个忠诚老实,和蔼可亲的人,只因年龄大了几岁,职务难提上去，大家尊称他叫“老八路”。“文革”开始,他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积极参与,对“抓黑杀队”等极左行为深恶痛绝,提出过尖锐批评,县支左办C政委不堪忍受,指使县农业局的一批造反派“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张听说明天就要批斗自己,心惊胆颤，想自己抗日八年未被日本鬼子打死,解放战争四年,未被国民党反动派打死,明天却要被自己局里的同志捆绑吊打,酷刑加身,实在于心不甘,与其被他们打死,倒不如自己动手来得痛快。于是,拿起切烟刀就朝自己的喉管猛砍，喉管被砍断,鲜血喷流,幸亏自家的小儿及时赶到发现,急呼救命,才被人急送医院抡救,免于一死。有人却拍手大笑,说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还要深揭狠批。1970年被强迫退职,带着全家老少,回山东老家。三年后落实政策,收回工作,任县农业局副局长,后离休。只是讲话的嗓音一直沙哑难听,再也不如从前了。
小溪市公社党委委员邓三元,“刮台风”时被指控为“资江烽火”的黑后台,为了把“资江风火”打成反革命组织,要他交出“反动纲领”和“行动计划”,不招认就毒打,先后被斗打了84场,昏死十几次,吊打中把他双手反绑,用一根千担穿起,由两人抬着摆来摆去,邓一百多斤重的身体悬空而挂,并且随千担的摆动一上一下,名曰“单杠跳舞”,因吊打时间较长,弄成了一身伤病,后含恨而终。
二中教师姚家齐,出身地主,文革中因参加“红教联”,“刮台风”时正好外出,10月4日回校,刚下车便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关在一间小房里,当晚不知被何人用石头活活砸死,死后也无人过问,被人用一领破草席草草地掩埋了,又因埋得太浅,被野狗扒了出来,撕扯啮食,惨不忍睹。他死后,老婆和一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十分艰难,妹夫送一担红茹来救命,又以丧失阶级立场,同情反革命家属为由,撤销其妹夫的民兵营长职务。
水田完小校长刘志魁,因支持过教师的群众组织,“刮台风”中当做“黑手”被揪斗,酷刑拷打成重伤,不许就医,被逼自杀,又说他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妻儿子女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对待,妻子气疯,儿子气得服农药自尽,儿媳气走,家破人亡。
在“刮台风”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死了29人,其中8人系重刑当场致死,16人被迫自杀,5人被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教师中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的857人。十中校长林绍华,被诬为“炮打三红的黑后台”吊打刑讯49场,头被打破,做双开处理。
学生中被捆绑吊打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22人。二中学生李果,扣上了“炮打三红的坏头头”。被打成脑震荡,腰部软组织严重挫伤,脚镣手铐,监督劳改23天,晚上被锁在木枷上,还要交两角钱一夜的管理费,交钱赎人。
县一中是全县最高学府,教学精英荟萃,学生成绩突出,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本应是文明道德之所,诗礼馨香之地,谁知在“刮台风”的行动中却变得面目全非,野蛮粗暴,重下毒手,一批名老教师先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或“黑杀队”,陈剑候被活埋,易权民被沉河,刘文林、邓星杞被迫自杀,李江被判刑坐牢,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开除回家,从此学校大伤元气。
小溪市公社原有国家教师73人,被揪斗批判57人,占72%,打死一人,重伤六人,开除九人,辞退三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几”，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吆三喝四,星期天等节假日被取消,一切福利待遇都被废除,连工资都可以随意拖欠或挪作他用,都说“教师造孽,学生呷亏”。

                      第三次刮台风

9月22日,C政委在全县各区社的电话会上吹风,他说：“邵阳市前天抓了700多人,昨天又抓了600多人,邵阳县两天抓了1000多人,广西桂林抓了6000多人,湖南抓得不够,邵阳也抓得不够,不抓不行,不抓,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打白旗,前段很乱,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把坏人一抓,各单位新的领导机构就成立了,很快便可以实现全县上下一片红”。
于是,第三次“刮台凤”开始,范围扩大,规模升级。在县城的厂矿企业及区、社机关等单位、农村全面铺开。对一些所谓“顽固区”、“钉子户”，则集中优势兵力“捅马蜂窝”。
红旗公社小泉大队,就是因为多数干部、群众思想观点一边倒而成了“老、大、难”单位。9月28日,在第三次“刮台风”中,公社武装部长组织调动800民兵到小泉大队去“捅马蜂窝”,首先抓住生产队会计罗虎城,因为他是这个大队群众组织的头头,勒令他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不交代,就先来一顿“下马威”,当场将他打昏在地,苏醒后还是不交代,又将他吊在树上,再不交,又在脖子上放一根板凳,肚子上压三块土砖,罗再次昏死,反说他装死,一顿梭标棍棒在他全身乱打,然后丢进一口水塘里将他活活淹死,死后老婆改嫁,留下老母和一个四岁的小儿,祖孙俩终日眼泪不干。
同一天,该队被捆绑吊打38人,打死一人,逼死一人,沉河二人。由此可见一斑。
据1974年调查摸底统计：全县在三次“刮台风”行动中,先后组织了12万农民进城,共抓捕各类人等11172人,打造脚镣手铐1587付,各级私设牢房702处,关押7781人,抄家9302户。当时,供销社的箩索、铁丝全部卖光。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三：沉底的大鲨鱼哪里去了？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沉底的大鲨鱼哪去了？
——如此“清理阶级队伍”

文革期间很乱,说是“乱了敌人,锻练了群众”。于是要“清理阶级队伍”,要把暗藏得很深很深的阶级敌人,通过急风暴雨和深挖细找等种种方法,全部、干净、彻底地清理出来。
“刮台风”是急风暴雨式的方法之一,抓捕的大都是浮出水面上的人物,所谓“沉底的沙鱼”尚未露头。1968年10月,新成立的县革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决定“进一步掀起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新高潮”。各单位均成立“对敌斗争办公室”,深挖“黑三线”（即1967年10月,林彪接见湖南驻军负责人,诬指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条线,彭德怀、贺龙一条线,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地下党一条线为“黑三线”）及其他各类阶级敌人,决定由“造反起家”的县革委常委黄xx主持。凡属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站错队的,个人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曾经犯过错误受过各种处分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严重问题的都在清查之例。首先查阅组织人事档案,把档案中因方方面面的问题并早有处理结论、批注的国家干部875人、国家教师576人、民办教师155人、医护人员193人、企业职工457人,全部列为清查对象,加上“文革”中的所谓“反军”行为，则为“双料货”,从重从快从严处理。
陈xx,1953年入党,55年任县文教科长,因一个所谓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被四次处分直至双开。1956年肃反审干,说他隐瞒了“三青团组训股长”的历史问题，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本人不服,要求复查，又说他“闹翻案”,于1958年8月被留党察看两年,行政撤职,工资由19级降到23级,下放到一中当教导主任；1965年“四清”,再次申请复查，仍被认定为“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教导主任被撤职,调四中管学生食堂。“文革”中“清队”，又成了重点对象,说他是“三青团总务股长”,是国民党残渣余孽,酷刑逼供,屈打成招。69年4月被开除公职,押解回农村老家交群众监督劳改。老家很穷,回家身无分文,一家六口,何以为生？农业生产不理手,跟别人上山挖农药,外出搞基建当小工,老母贫病交加,悲愤而死。妻子身染重病,不治身亡。他一个所谓的“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四次挨整，四次受处分。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收回工作,原来他还是参加湘中二支队三团的武装起义人员。
南下干部王xx,河北唐山人,原在开滦煤矿做事,1949年随军南下,53年入党,历任县财委秘书,商业局副局长,曾出席过全国商业先进工作者代表会,是个很有才气的干部。56年内部审干肃反,说他隐瞒了在开滦煤矿参加“防奸组织”的历史。62年又说他有“右倾言论”。新账老账一起算,给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商业局副局长职务,工资由18级降到22级,安排到商业局下属的邵阳饭店负责。他觉得非常委屈,多次上书申诉。1963年甄别,“右倾言论”被否定,但“防奸组织”一事仍不置可否,工资改为20级,依旧在邵阳饭店供职。“文革”中又说“防奸组织”是敌伪时期的事,因此他又成了“日本特务”,惨遭酷刑批斗,“清队”时给他戴上“暗藏日本特务”的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到全县最干旱、生活最艰苦的黄荆岭公社仁和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妻子周瑞莲,51年由邵阳地干校分到县供销系统,工作一贯积极。后说她隐瞒了地主成份,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其实她姐弟三人,幼年丧父失母,靠伯父抚养成人,地主从何说起？与王结婚后,患难夫妻,相依为命。心想丈夫是北方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于农业生产很不在行,而且血压又高,身体又不好,别说是参加生产劳动,就是个人生活都无法自理,让他一个人上岭受苦,不累死也会饿死。她恳求领导网开一面,将他放到厂矿企业或县城近郊农村,以示照顾,均遭无理拒绝。她左思右想,毅然决定,携带一双儿女,全家同上黄荆岭。要求提出后,领导满口答应,概然放行。她们全家在干旱的黄荆岭上艰苦备尝一年多,搭帮农民兄弟的百般呵护,才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直到1973年落实政策,夫妻双双回到原单位,后王去修渣滩电站搞后勤。1979年11月29日,县落实政策办负责人告诉王醒民,参加所谓“防奸组织”的历史问题被否定,即将平反复职。王得此消息,欣喜若狂,立即回家向妻子报喜,谁知兴奋过度,乐极生悲,引发急性心肌梗塞,一头栽倒,抢救不及,再也爬不起来了。时年56岁。虽优礼厚葬,评价甚高,可惜为时已晚,留给人们的只有一连串的回忆和思索。
县委农村部干部伍x,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前夕参加国民党“8888”部队当连部文书,随该部起义后,即参加征粮迎解。五十年代初入党,后由粮食局调县委,文革中“清队”,说国民党部队的连部文书就是连指导员,而连指导员就是反革命,不认就酷刑逼供,打倒在地上打滚,又踢又踩,被打断三根肋骨,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送回九公桥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1973年平反落实,收回工作，后病亡）。
县委宣传部秘书昌xx,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积极肯干,错就错在不该找了一个领导不同意的女人做老婆,“丧失阶级立场”,退职回乡,贫病而死。女方名叫王军英,前夫是个伪军官,解放后,两人同回邵阳老家。后离婚,王被安排在县人民医院当护士,工作表现很好,又有较好的护理技术。昌慈祥因肺结核病住院治疗,在王的精心护理下病情迅速好转,两人从此相爱,可是领导因女方出身不好而不准,但他们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三十多岁,身体又不好,找对相也不容易,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就是终身的幸福,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两人执意结合,生有一女,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清队中,说昌慈祥“丧失阶级立场”,“娶伪军官太太做老婆”而被审查。王亦被戴上“腐蚀革命干部”的帽子横遭批斗,并进一步追查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而被开除公职。昌认为王长期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独带小儿回乡日子难过,要求做开除留用处理,以示照顾。领导坚拒不准,反而批判他与“伪军官太太划不清思想界线”,让他退职一起回乡。昌是个老肺结核,与王结婚后在她的精心料理下病情大有好转,强迫回乡后各种条件极差,心里很不平衡,时隔不久,终因病情恶化,吐血不止,又无钱住院买药,于1973年5月不治身亡。两个月后,落实政策,王被收回工作,而昌则永远告别了人间。
地下党员周xx,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宣布为“土匪大队长”，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而被开除回家的。周,新化县人,解放前夕于湖南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地下党员,是新化县“永固支部”三成员之一,他任组织委员,另有支部书记和宣传委员各一人。1949年春,新化县高坪一带有一股国民党游杂武装部队,永固党支部决定让周去作策反工作。他以青年学生的身份打入该部,不久被推举为大队长,本准备率二百人枪于五月举旗起义,后因要与全省的和平解放同步,时间须要顺延至八月,几经周折,人枪走散不少,结果只带了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向新化县委报到。但原永固支部书记牺牲,宣传委员病故,党的组织关系无法接通,又因周家系大地主，在家乡工作诸多不便,1951年由新化县调入邵阳县任工商科副科长,54年调县委办公室,负责材料的收集编写整理工作,他的文化水平较高,写作能力较强,文章写得又快又好,很为领导所尝识,是县委最早的得力写手之一。1955年内部审干肃反,他的党组织关系仍无法弄清,是个悬案。不是中共党员身份,在县委首脑机关工作极为不便,被调入县农业局当秘书,工资19级。“文革”中“清队”又不顾历史事实,硬将他戴上“土匪大队长、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出革命阵营,押送回新化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1974年落实政策被收回,安排到县工商局办公室。1980年,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来湖南考察工作,提请省委组织部帮助寻找原新化县永固支部三成员,因李解放前曾在湖南搞过地下工作，了解底细,并一再嘱咐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坟”。省委组织部从新化县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周肇丰,找到邵阳县,查证属实,立即为他恢复断绝了三十多年的党组织关系,工资涨到17级,可是,年富力强早已过去,只好按正县级干部做离休处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终因积劳成疾，落实后没有几年即与世长辞了。
还有个袁xx,原谷州公社谷州大队农民,1947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兵,1948年10月,在战役中被俘,当时因对解放军缺乏了解,又偷偷地跑回国民党部队,之后不久,被再次解放,通过学习教育提高了觉悟,工作积极,战斗勇敢,在火线入党提干。1951年,在全军整党学习运动中，终于鼓足勇气,打破私心杂念,将隐瞒了四年的逃跑经过和思想认识过程如实交代清楚,经38军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给袁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54年转业到邵阳县,分配到县手工业联社系统当会计,工作竞竞业业,表现很好。“清队”中却将原38军党委领导决定的处分结论推翻，重新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回谷州老家，交群众监督生产。1973年收回工作。
七十年代末，地革委领导来县检查有关干部政策落实情况时，发现如此胡作非为，胆大妄为，曾大声惊呼：“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
据邵阳县《党史大事记》载：从1968年10月到1969年5月15日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全县共清出各类“阶级敌人”3489人。1983年复查落实,在清退处理的国家职工1236人中,收回工作的947人,自愿退职14人,退休119人,有156人去世作优抚处理,只有35人维持原处不变。如此“清队”,流毒极深，在全县干部、职工队伍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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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四：不准臭老九翘尾巴！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不准“嗅老九”翘尾巴！
——荒唐愚蠢的教育革命   

文革前,邵阳县的中小学教育在地区名列前茅,1963年大旱,全县各项经济指标下降,唯独大中专统考成绩居地区笫一,县委书记说“搭帮教育捞回了面子”。
文革中说：学校过去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教师是“臭老九”、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现在要还政于民,教师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让他们夹紧尾巴做人。
1969年初,以C政委为首的县革委决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教育体制，搞教育革命。
决定从本年下学期起,县办中小学全部下放,改成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教师回原籍教学,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立即全面开花,到1971年,高中由原来的两所发展到62所,增加了30倍；初中由原来的9所发展到103所,增加十几倍；完全小学由原来的118所增加到329所。多了两百多所。发展速度之快确实惊人。
学校多了,学生倍增,在校高中生由1966年的772人急增至3525人,为原来的4.5倍；初中生由4500人急增至16605人,为原来的三倍多,真可谓成绩巨大。
学校大增,学生大增,校舍如何解诀？原来的祠堂、庙宇、庵院、寺观等，在“文革”破“四旧”中全卩被毁,只好因陋就简,或挤占民房,抑或轮流上课、露天上课。
师资力量跟不上怎么办？为平衡起见,所有教师都回原籍教书,但仍然奇缺。原来11所中学,391名中学教师,校平均35人,后发展至165所,校平均只有两个半人,而且分布极不平衡,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层层拔高,原来的初中教师教高中,小学教师教初中,初小教师教高小,还是不够,招收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到1972年,小学教师超过三千人,民办占67.3%,中学教师超过两千人,民办占36.4%。原县一中校长去了家庭所在的大队当小学校长，而许多原来由大专院校分配而来的、家住外地的高学历的教学能手,则被逼得远走高飞,大量流失。
由于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校的领导权在公社、大队手里。吸收教师靠领导推荐，只讲关系,不要考核,不顾学历、水平和教学能力,结果滥竽充数，误人子弟。
对于学校的领导更是笑话百出：老教师有管理经验,有教学才能,但多数出身不纯,或本人有历史污点,或周围环境、社会关系有问题，在阶级斗争极其紧张的当时,这些人是二等公民,政治贱民,属于入另册的人员，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做事讲话极其谨慎小心,不让、也不敢起骨干带头作用,积极性无从发挥,受到极大的压抑。而派到学校“掺沙子”的所谓“领导”,则学识差,能力薄,甚至根本不懂教学和学校管理，只知道搞极左，抓阶级斗争整人。摆出一付趾高气昂的领导架势，居高临下，硬充好汉。有位老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为承上启下，顺应全文的口气，引用了毛主席“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诗句,使文章增色不少，而该校领导却似懂非懂，武断地说“搞错了,搞错了,你是别有用心，只能天下红,哪能天下白”？硬要把他揪出来示众,斗垮斗臭。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引用毛主席《和柳亚子》的诗,他还强嘴说：“毛主席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在用人问题上,因文革流毒太深,凡本人出身、社会关系、家庭成份有问题的，或挨过整、受过处分的，不仅得不到重用,仍然和“臭老九”一样,另眼相待,极尽管、卡打、压之能事。有位中学女老师患肝炎病,医师证明住院治疗，该校长却百般刁难不批，害得她跑学区、跑县教育局,摆出医院检查的全部证明后,被批准住院,校长还责问医师，“你知道她父亲有严重历史问题吗”？医师回答说：“我只知道治病,不知道去查她家的政治历史”。教师病愈出院后,学校立即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说她“目无组织纪律,未经学校批准,擅自住院治病”。这位女教师愤然申请,离开了邵阳县,被调入邵市二中,当了该校物理教研组组长。当时由于领导滥用权威,以“左”治人,迫使大批教师“孔雀东南飞”。全县文革时有本科学历的老师281人,到1986年只剩下74人了,“跳槽”走了四分之三。
当时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小学民办教师,每人每月由县财政补助5元,中学补10元,在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虽然待遇极低，但许多回乡知青仍拼命往里钻。
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更使人哭笑不得，解放十多年来，曾进行过多少改革尝试,并己初步定型,仍然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以教材为主,课堂教学为主,授课教师为主的“三为主”办法。这次大破大立大革命,把原来的教学内容，一概斥之为“封、资、修”的“黑货”，全面批判推倒,说“那些东西,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必须彻底砸烂、打破”，教育部审编的教材也一律不能用。只能以《毛主席语录》代替语文,用家史、村史、校史代替作文课，用“三机一泵”（即柴油机、拖拉机、抽水机和水轮泵）等机械的简单知识代替自然科学知识。学生不可能按步就班的得到系统的文化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培养，结果挂的是高中牌子，实际上是小学底子。
当时还有一种时尚,叫开门办学。教师带学生走出教室,大办农场,无论中学、小学,都要有校办农场,叫“又红又专的实习园地”，上学时课本不带无所谓,锄头、扁担、粪箕绝一样都不能少,凡召开教育现场会,即参观校办农场，以勤工俭学为中心。
学制改革,按全国统一部署,小学六年被改成五年一贯制,取消四、二分段。原来中学六年,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现在各减一年,改成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二、二制”。
取消考试制度。说过去考试频繁,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叫“考试,考试，老师的法宝；分数,分数，学生的命根”。全部取消考试,连升学考试都不要了。教师丢了“法宝”,无依无靠；学生丢了“命根”，失去目标，无所适从。
学校招生不看成绩看出身,谁上学,谁不上学,全由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按他们的头脑印像和学生的家庭成份定,学校无权选择，学生听天由命,升学成了某些人的专利。文化知识每况愈下，白字笑话满天飞：
传说有个参加铁路建设的女知青在工地上给家里写信，说“天天在山上与男同志一起打抱，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父母接信后急得不得了，不顾长途跋涉，立即前往工地察看，才弄清事实真相，原来是白字作怪，她把打炮眼的“炮”字写成了“抱”，把胆量的“胆”字写成了“肚”，害得父母虚惊一场。还有个知青写信问家里要雨伞，他把雨伞的“伞”字写成了“命”字，写“有命拿命来，无命拿钱来买命”，父母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大法，家里急得乱成一团。还有两兄弟上“三线建设”，哥哥被从连队调往指挥部工作，弟弟给家里写信，把上调的“调”字写成了“吊”字，写“哥哥上吊了”，父母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大事，气得在地上打滚。
1977年恢复高考,邵阳县的“教育革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1977年到1986年的10年中,全县参考的学生共48415人,录取的只有4051人,升学率只有8.37%,其中本科生只有918人,仅占2.5%,绝大多数为复读生；初中毕业升高中的只有三分之一。恢复高考四年后年年望尘莫及，才逐步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和关注，为什么会是这样？如何改变落后状态？
1981年7月,邵阳县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研讨后,作出了《关于调整普通中学的设点布局,扎扎实实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高中收回县（区）办,塘田市区为大区可办两所,其余的区各办一所,初中归社办,每社一所。教师以区为单位统一调配,先满足县（区）办高中。校办农场除少数保留外,余该退还生产队,保留的也实行承包责任制。
这样调整,比原来的“革命”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折腾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元气大伤,时至今日,用愚昧酿成的苦酒还得继续品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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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五：响当当与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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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当与叮当响
——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


1970年春,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广泛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通过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等方法,要求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
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八,邵阳县召开三千人的干部誓师大会,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部长w某在会上声色俱历,杀气腾腾。他说：“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就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泥浊水,资产阶级毒瘤,也就是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以及有各种各样严重问题的人,全部、干净、彻底地清查出来,该抓则抓,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以免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对于这些危害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害群之马,绝不能心慈手软,要下狠心将他们一网打尽,斩尽杀绝”。“杀、杀、杀”。他一连喊了七个杀字。说“要杀出全县城乡一片红,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是邵阳县革委领导按照省军区某副政委的统一调门在全县“一打三反”广播动员大会报告中震耳欲聋的声音。全县城乡立即陷入一片惊慌恐怖之中。据原和平公社党委书记陆古成同志回忆,该公社在当天晚上，即有七人被吓得自杀身亡。当时，县里正筹建氮肥厂，向和平公社要红砖，陆不该询问红砖的价格是按市场价还是按调拨价？即被县革委主任在全县电话会上大骂特骂，说他算资本主义帐，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要查他九代，要撤职查办。可见来势之凶猛异常。他们左查右查，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陆古成就此辞职，此系后话。
整个运动分为农村、城市两大块。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所谓“资本主义势力发展严重的地区”,领导、督促运动的深入开展。
县直属机关,则集中财贸、工交、卫生、农林水系统干部,举办所谓“三清三反”学习班,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选择靠近县人武部,紧邻芙夷河畔的县一中校设为基地。抽调一百多名干部组成专案班子,再选拔17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参加行动,由造反起家的县革委常委黄xx全盘负责。
办学习班前培训骨干。C政委在培训会上强调：“这次学习班重点放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案件,重大事故上”，“文革以来,一系列事件的根子在哪里？后台是谁？‘凌晨’来电与‘延安公社’有什么联系？‘反迫害’、‘揪黑线’兵团的根子在那里？‘8.10’砸人武部抢枪事件是谁搞的？国营河伯岭林场滥伐森林、打死人事件,谁是幕后指挥者？河伯岭的国防标志哪里去了？如此等等,都要一个不漏的揪出来,你是响当当,我叫你叮当响”。他还再三指出：这次“一打三反”就是要深挖“反革命”组织,深挖反动纲领。他强调：“怀疑就是对象,交代就是证据”,“箩索就是逮捕证,吊断箩索数现钱”。他还告诫大家,说：“林副统帅指示,‘文化大革命’有大战役小战役,文战役武战役,配合进行,现在是二百米拼刺刀的时候了,不要心慈手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行动口号是：“领导者威风凛凛,指挥者杀气腾腾,执行者步步扣紧,搞得他们昏昏沉沉”。
整个学习班共搞了三期,先后有两千多人参加,由黄某人一手操作,仍然沿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那一套高压手段,动用了古今少有的四十多种刑罚（附后）,半数人以上受过多种酷刑,三人被逼死,41人被毒打致残。群众描述这里是：“四门紧闭站双岗,中间流动背起枪,大房子设刑场,小房子搞审判,大礼堂设法场,进了一中无有好下场”。在这种严刑逼供下,82%的人被打成贪污分子、反革命、或其他坏分子。九公桥粮站保管员王克俊,60岁了,他一个人受了21种刑罚,九次昏死,坐黑牢一年多,被毒打致残。后查证落实,只贪污了34元钱。
黄亭市粮站会计罗庆云,家庭成份中农,本人出身学生,红旗公社红旗大队人,原怀疑他是只“大老虎”,用“车轮战术”轮番轰炸,狠狠整了他两天两夜,各种刑罚用尽,他吃亏不过,躲在厕所里用剃须刀片割颈自杀,死后,立即召开大会,说是“示威”,对抗运动,是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举办“罪行展览会”,从国库拉钱取粮,派专车从他家里把稍值钱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妹妹的嫁妆被在内,全部拉到塘渡口做“罪证展览”。这里还有一桩怪事,人死一年以后,1971年3月4日,县人保组、军管会还发出“联合通知”,要“罗庆云遵纪守法,老实改造,争取成为新人”。可笑,可愤,可叹。草菅人命,由此概见。
还有个李根银,下花桥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复员军人,共产党员。1970年3月,作为积极分子和接班人来参加学习班的,经济上、政治上均无任何问题,只因在一次夜晚巡逻放哨时对人说：“听说中央来政策了,松了”。这本是对刑讯逼供的不肖和期盼,反而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成了运动的绊脚石,批斗三次后交附近的沙坪大队农民监督管理,李想不通,割颈自刎。死后宣布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准家属收尸,不准埋棺材,不准亲友看坟堆。群众反映：“头天是红人,二天是罪人,三天是死人”。
学习班的经济帐算得更加稀奇古怪,厨房的大师父堂菜的咸淡,炊事员呷锅巴,酿酒工尝酒,药剂员检药、煎药,养路工坐车,值班员睡公铺,屠业员扣秤,还有出身不好的教师呷四属户照顾粮、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等等,都要按工龄长短,累进计算,高价退赔。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呷锅巴、尝菜,退赔1630元,一个屠业员卖肉扣秤加罚款共9999元,因为上万元就是死罪,杀了人钱就收不到手了。甚至连教师星期天休假,也要罚1.3元钱一天,理由是农民没有星期天。
县中医院有个姓肖的煎药工,62岁了,在学习班上有人质问他说：“你天天帮病人煎药,药中有红枣、桂园、党参、当归等补药,你就没有呷过一点”？肖答：“中药配方有一定的份量,哪个敢乱动”。主持人大喊：“不老实,吊起来”。肖老头怕吊打,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承认尝过一些甘草、党参。主持人追问：“究竟呷了多少”？答：“两三片吧”！片钱音近。主持人又问：“一天三钱是不是”？老肖心想,只要不挨打,三钱就三钱,回答：“是”。主持者又进一步追问：你负责煎药有好长的时间了？肖答：十年了。主持者算帐：一年365天,一天三钱,一年就是十多斤,十年百多斤,甘草、党参各半,按市场高价计算共140多元。结果硬让他如数退赔,交钱消灾。
更奇怪的还有：受害者被抓要出抓人费,被看管要出看守费,被调查要出脚步费,被审讯要出烤火费,被吊打要出手续费,连头戴高帽,身穿白挂,颈挂黑牌,都要按制作成本和加工补助一一算钱。这笔钱,有的交钱赎人,有的扣工资,还有的在平反复职的补助费中一一扣除。还说是“照章办事”。有个人被关押35天,各项费用105.6元,要交钱赎人。有个人被打死,要家属交300元领尸,交钱不出,老婆被活活气死,别人帮忙将房屋发卖,交了钱才把尸体领回去。有个现役军人探家,说“如此搞法不符合党的政策”。即被戴上“破坏运动”的帽子,坐牢几个月,被毒打致残。他在牢中唱“心中想念毛主席”,说是违反监规,罚他在小便处跪12小时,还强迫他喝了几口尿。
教师没有参加集训,但也大浪淘沙,有470人被抓斗审批,有241人惨遭毒打,7人被迫自杀,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
学校在当时并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便挖空心思,亮出“高招”,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享受公费医疗和粮食补差的要按高价退赔,家属在农村按“四属户”呷照顾粮的,要按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补赔差价,星期天未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要退赔一天的工资。长乐公社的周凤翔老师因此退赔了314元,王玉清老师退了787元,赵碧霞老师退了402元,双江公社的郭雄老师退公费医疗费290元,退粮食补差款90元。这些数字在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小学教师的月工资高的48元,低的32元,几年不吃不喝也交不了退赔帐。
下花桥区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泽东”。说是学区主任邹仕楚所为,因邹出身地主。邹说：“我家虽是地主,但在当地是单门细户,毫无政治地位,解放后入了党,当了完小校长、学区主任,都是沾毛主席的光,搭共产党的福,感谢还唯恐不及,怎么还能打倒呢？“狡辩不招”,酷刑恃候。邹说：“口说不信,我自剖心肝,让你们看看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立即手拿菜刀,当众剖腹,肠胃全部流了出来,急救无效身亡。后经省公安厅鉴定，反标非邹所为,落实政策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妻女适当抚恤。1975年逼供者再次发难,抚恤被迫中断。
农村的“一打三反”以深挖“反革命”为主,经济次之。据县公安局粗略统计,当时全县共挖出反革命组识98起,成员744人,最后落实,只有一起涉嫌立案,其余全是假的。蔡桥公社13个大队,有10个大队挖出了反革命组织。黄亭市公社茶铺大队打出5个反革命集团。河伯公社有二个生产队只剩三个好人,其余全是反革命,要从外队请人来当队长,而本队社员则要交外队监督管制。黄塘公社有八个知识青年参加修水轮泵站非常卖力,被群众誉为“八大金刚”。运动中有人怀疑他们有不轨行为,立即被该公社“一打三反办”定为反革命组织,组织名称就是“八大金刚”,抄家抄出一张八人合影像片,就是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一首自勉诗被说成是反动纲领,一张寿筵入席名单就是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正所谓“铁证如山”,一个个被打得半死。可是什么反革命活动都没有查出来。
谷州公社有三个下乡知青,晚上休息时喜欢一起在野外散步谈心,也被怀疑是搞反革命活动,运动中酷刑审讯,画地为牢,一站就是半天,一个个双腿站肿。
长阳铺公社大院大队被分配21个审查对象，该队为完成任务，深挖细找，酷刑逼供，结果逼死一人，伤残多人。
小溪市公社活水坑大队青年社员胡玉华被说成是“资江烽火”的联络员,“一打三反”时把他抓到公社严刑审讯拷打,关了42天,瞎子老娘又急又病又饿,被活活逼死。
和平公社双河大队张十延,是个祖传牙医,技术极好,很受人欢迎,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外出镶牙,按规定投资。运动中说他搞投机倒把,赚钱盖新房,而被关押批斗,私有财产,包括房屋在内,一律没收充公。从此,他再也不敢外出了。
小溪市公社文昌大队赤脚医师简雪波,运动中诬他有经济问题,关在大队部办学习班,学了一个星期,恰好他爱人生了一个女儿,他向治保主任请假去塘渡口帮老婆买点东西坐月子,被大队党支书知道了,硬说他是以买东西为名去县城里告状,派人抓捕追打,一只手被打断,第二天不知何故而死了。此事民愤极大,扛尸游行,停尸闹事,大打命案,后用行政手段强压下去,该大队支书反被提拔到区属企业重用。
九公桥医院职工李建湘,在“一打三反”中被批斗时想吸烟,被人用打火机将胡子、眉毛、嘴巴、下颌全部烧焦。
河伯岭林场马头岭工区妇女主任邓细妹有五个月的身孕, “一打三反”中遭诬陷,被人强迫她脱光衣裤,坐在装满水的大脚盆里,名曰“坐水牢”,活活折磨而死。
五丰铺林场莫益成,时值隆冬,爱人正在分娩,突然说他有经济问题被抓走,剥光衣服挨冻,老婆无人招服,婴儿死在血泊中,老婆气息奄奄。
双清公社双龙大队院子生产队贫农社员张自卫,运动中说他与反革命有牵连,种种酷刑均不招供,有人便想出了一个毒招：让他屁股半蹲,双腿微屈,象打拳的坐桩一样,脚板下各放青砖一块,双膝上各放土砖一砣,屁股下面的土地上插梭标一柄,标尖向上,对准屁股,脖子吊在一根垂直的箩索上,再用两根稻草把两个大姆指吊起来,使人一动也不能动,两分钟人就昏死,名曰练功桩,实是受活罪,看你交代不交代？
陈勋尧,男,河伯公社上阳大队十九生产队人,贫农,因搞副业曾贩卖过几匹土布,1970年“一打三反”中作投机倒把分子批斗,背脊骨被打断,睾丸被捅烂,疼痛难忍,上吊自尽。死后不准家属哭,不准送葬,不准进坟山,还要在棺材上贴上“反革命分子陈勋尧死鬼灭魂”的字条,勒令他儿子陈上喜照着念,念完后还要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勋尧”的口号。
谢习之,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人,贫农,篾匠。1962年起外出搞副业三年,年年按规定投资,未欠集体分文。1970年搞“一打三反”,县革委工作组进驻该队,将他做为资本主义典型,算了三笔帐：一、三年中先后带徒弟六人,每人每年算雇工剥削180元,共3240元,按60%退赔计1944元；二、在外给人打晒簟936床,每床暴利0.5元,计468元；三、在新宁县花500元买了一座旧屋架子修屋,剩余部份木料,做了四副棺材,出卖二副,得230元,重罚500元；三项合计2916元,立即退赔。谢思量全部家当也没有这个数,被逼悬梁自尽。
刘再兴,新建公社新民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回乡知青,贫农。因爱提意见,被人怀恨在心。“一打三反”时被诬为反革命,关入烤烟房折磨46天,打得遍身是伤,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说自己不是反革命,释放后的一天,他正理发,忽被人叫去大队部,一个多小时后,不知为何吊死在梁上,不但无人追查,反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画起象在大队和生产队批斗。
谢 龙,九公桥公社湘河大队回乡知青,贫农。因参加过“横空出世”的群众组织,运动中把他关押到大队,逼他承认该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严刑逼供未果,又转押到公社受刑,谢不堪忍受,碰壁而死。老父见儿子被整死,悲愤交加,一命呜呼,剩下老母孤独无靠,终日以泪洗面。
何文亮,县肉食品公司职工,家庭出身下中农,本人成份农民,以诊猪诊牛为业。因系县工代会委员,“刮台风”时被吊打一天一夜,身受重伤。“一打三反”又被抓到邵阳饭店毒打致死,临死时还高喊：我相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总有一天会胜利！
邓星飞,红石公社石湾大队贫农社员,因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中被诬为反革命,先后在公社、大队关了十一天,受尽种种酷刑,被人用铁棍活活打死,反说是畏罪自杀,父母做反革命家属对待。
全县农村的“一打三反”整整搞了一年,据1974年地县联合调查团摸底统计：共打击了19721人,其中贫下中农等劳动人民17016人,近90%,有6417人被关押,15340人被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定性金额123万多元,抄家1.6万户,抄走各项财产无数,有三百多人被迫害致死,91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不少人被逼得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是继“抓黑杀队”、“刮台风”后的又一次浩劫。造成的影响深远可怕。
邓星杞、田南堂二案说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邓星杞,黄亭市公社金锋大队人,中农成份,学生出身,1958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先后在本县二中、四中、五中任语文教师,工作积极,有一定的教学水平,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970年秋调县师训班教语文,至71年已办了三期教师轮训班。在教学活动中,学员们积极要求去参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学校领导也大力支持并具文上报,县有关领导批示：每期学员可去韶山参观学习一次,但必须选择好时间,服从安排。学员们喜笑颜开,欢欣雀跃。前两期都如愿以偿,可是这一期等了几个月,多次请示未果。五月,邓星杞上语文课,讲解“颗颗红心飞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课时,把外国友人无限热爱毛主席家乡一草一木的动人情景,绘影绘形,有声有色,更加激起了学员们去韶山参观的强烈愿望。有人提问：外国朋友都可以去韶山参观,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儿女,想去参观为什么这么难？邓老师答复：你们想去韶山参观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不过上几次去是经过县委批准的,这次要去,还得靠你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去向县委请示。时过不久,学员们生怕错过机会,还是主动为好,选出九个代表,带着报告去县革委教育组请示,教育组负责人又带他们找到主管财经的县革委z副主任批钱,z说财政困难。学员们强烈要求。恰好这时,新任县委书记的c政委驾到,他不问来和理,即严词批评学员们搞无政府主义,说：“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们这是第一次围攻冲击新县委,性质极其严重”。他还批评教育组领导不该支持学员闹事。当即指示政工组、教育组立即联合组织工作组去师训班“查后台”和“幕后操纵指挥者”,宣布师训班停课办学习班。首先对九个学员代表轮番审讯,大会揭,小会批。围攻的大字报、小字报、横幅、标语铺天盖地。声势气氛搞得特别紧张吓人。后来查到邓星杞头上,c书记在全县区社干部“批陈整风”会上说：“师训班有个邓星杞,什么知识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社会主义讲台,贩卖封、资、修的黑货,煽动学员冲击新生的红色政权—县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邓星杞立即被停职反省,组织学员批斗围攻。到处贴满了“邓星杞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罪该万死”,“邓星杞不老实,就叫他灭亡”。整风学习,批斗围攻,整整搞了七天,工作组请示是否再搞？c书记答复：继续搞。又斗了七天,邓一边挨批斗,一边写检讨,这样的检讨如何写,这样的日子如何过,越想越不通,明明是政治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6月7日下午3时,被迫悬梁自缢,以死抗争。C书记说他“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埋几块楼板还便宜了他”。此后,他妻子气得三次自杀身死,未满周岁的小儿断奶饿死,祖父母被活活气死。出了三代冤魂。
田南堂,长乐公社民办教师,为人心直口快,敢讲真话。他写了一张大字报：“书记弄虚作假,害得群众冒饭呷”。揭露大队书记虚报粮食产量,多卖统购粮,只图个人得表扬,不顾群众饿肚子的恶劣行为。公社书记批评他以下犯上。他说公社书记的屁股没有坐正,还说大队书记为了向上爬，给县委c政委送茶油、送鸡婆、送猪肚子、猪腰子、猪舌子等等。公社书记说他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目无党纪国法。立即召开万人大会,要批垮批臭田南堂,还说他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县、社、队三级领导,反动已极,宣布逮捕法办。田南堂在县监狱绝食五天。家属忽然得到通知,说他暴病身亡,快去领尸。但暴死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以上二例，虽在落实政策时已作非正常死亡处理，但留给人们的又是什么呢！

附录四：
一个学习班的四十种刑罚

一     背  宝  剑

将受刑者右手从右肩反向背后,左手往背后反上,然后用铐子将双手铐住,三天三夜不松铐,饭倒在地上用舌舐,舐不净即遭打,连屙屎、屙尿、睡觉都不松铐。受刑者有伍星雄等。

二     紧  箍  咒

先将粗麻绳在受刑者头上反复缠上几圈,后将绳头两端捆住一根木棒,执刑者手握木棒上下旋转,使套在脑袋上的麻绳越转越紧,顿时头昏脑涨,眼睛发黑,天崩地裂,痛不欲生,立即昏死。受刑者有曾早生等。
               
三    坐 轰 炸 机

将受刑者双手反捆悬空而吊,在他脖子上挂一个箩筐,再往箩筐中放砖头,而且逐步加多,使之如轰炸机状,并将受刑者推拉幌荡。受刑者有邓裕耀等。
              
四   筷 子 夹 手 指

将受刑者的一只手掌插入竹筒,然后往空隙处加插筷子,越插越多,插不进就用铁锤敲打筷子,使之往里硬挤,手指被挤压得骨痛肉麻,全身发颤,汗流如雨。受刑者有皮春媚等。
              
五    吊 半 边 猪

将受刑者的一个大姆指和一个大脚指分别用麻绳捆绑,然后将绳头合拢悬空上吊,边吊边打,时间长了,手脚指往往被吊断,形成终身残废。受刑者有唐汉春等。
              
六     抬  杠  子

先将受刑者打倒在地,然后用绳索将其双手双脚捆绑好,再用木（竹）棒从捆牢的脚手中穿过,由两人抬起棒子的两端上下摆动或来回走动,然后连人和杠子一并重重的摔在地上,受刑者全身骨头象散了架子一样,久久昏死。受刑者有胡英祥等。
              
七      雷   公   尖

先让受刑者将手掌伸直,用麻绳将五个手指扎紧,再用槌子敲打木尖,使木尖硬生生地从指缝中挤过去,俗谓十指连肝心,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郑仲翔等。
               八     四  马  分  尸

将受刑者打倒在地,用四根绳索分别将其双手双脚捆紧,由四个人站在四个不同的方向捏住绳头,使力拖拉,只拉得受刑者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受此刑的有粟匡国等。
               
九   金  线  吊  葫  芦

用一根麻绳将受刑者的大姆指扎牢,悬空上吊。由于一个姆指承担不了全身的重量,致使手指吊断或皮肉剥落。受此刑的有胡祥等。
               
十   拖   泥   船

将受刑者反手捆绑,俯躺在地,然后再用绳子绑住其双臂,由执刑者拉住绳头,来回拖动,象拖泥船一祥在地上磨擦,使之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受此刑者有邓云卿等。
               
十一  坐 喷 气 式 飞 机

先将受刑者双脚捆在一起,然后将双手向后反绑,再在脖子上套一根索子与反手捆绑的绳索子相连接,随即脸向下背向上悬空上吊,还要在背上加放土砖一至两个,或层层加码,受刑者立即骨折筋断,眼鼓舌伸,当场昏死。受此刑者有周维精等。
              
十二    冲     碓

让受刑者跪地,将其双手反绑,并与双脚捆在一起,全身成了弧形,然后将绳索一拉一放,使之前后上下摆动,额头碰地冬冬作响,就象旧时冲碓一祥,执行者哈哈大笑,受刑者痛不欲生。受此刑的有杨远栋等。
            
十三    吊   头   发

将女受刑者的头发扎在绳子之上,然后悬空上吊,使头发因承受不了全身的重量而连头皮一并剥脱,鲜血直流,人被昏死,惨不忍睹。受此刑的有简剪肖等。
              
十四   人  上  吊  人

先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悬空而吊,然斥将其双脚并拢捆紧,脚下留一小圈,圈内横插一木棒,执刑者采在木棒上任一摆动,受刑者无力承受,当场昏死。受此刑者有杨理智等。
              
十五   坐  快  活  凳

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并上牵引至后脖,然后将反绑的双手套入一条竖立的长凳上,随后对竖立的长板凳猛踢一脚,凳子落地平立,受刑者遭此猛烈震动,肝肠寸断。受刑者有刘千云等。
               
十六    陪      斩

县大米厂老工人、共产党员谢长发在“一打三反”中被诬为“大老虎”,死不认罪,正好县里枪决反革命犯刘吉生,便趁机将谢五花大绑,与死刑犯同车同跪,枪响后,谢形同死色,神智不清,从此一蹶不振。

               十七   吊  秋  迁

受刑者反手捆绑至后脖,然后悬空上吊,执行者将他来回推拉,使之象打秋千一样前后幌动不已,上吊者惨不忍睹,行刑者却哈哈大笑。受罪的有李东元等。
              
十八   蛤  蟆  呷  水

受刑者跪地,双手向后反搏,脖子上再挂上一快64斤重的大杂木板,执刑者将其头部一下一下往下按,木板也跟着一下一下往前移,于是出现了蛤蟆喝水的祥子,受刑者的脖子被撑得稀烂。受刑者有蒋子正等。
               
十九    拔       河

先将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再在双手臂上各套一根绳索,由执刑者二人站左右两边,分头象拔河一样紧拉不舍,硬将其两只胳膊拉得重叠在一起,结果轻者脱臼,重者骨折。受刑者有蒋顺甫等。
               
二十    过   软   桥

将受刑者双手反绑,推倒在地,呈俯卧状,让执刑者数人在其身上背上采来采去,象过软桥一样。受刑者肋骨脊骨被采断,并且屎尿直流。蒋顺甫等遭此刑法。
              
二十一    人  造  拱  桥

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行刑者从后用膝盖力顶其腰,双手抓其双肩,使力后扮,另一执刑者将其头用力往后脚跟上按,成拱桥状。马文卿等受此酷刑。
              
二十二    挂   灯   笼

将受刑者双手捆绑,悬空上吊,再在其脚上吊土砖,状如灯笼,受此刑者有陈介之等。
              
二十三   踢    足   球

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至后脖跪地,执刑者以其为中心围成一圈,然后左右开弓,拳打脚踢,对受刑者象踢足球一样踢来踢去,踢得他死去活来。受刑者有王涛等。
            
二十四   岩  鹰  呷  食

受刑者跪地,双手臂平衡伸开与肩平,用一根两米长的木棒横放后肩,再用绳索将双手臂捆绑在木棒上,然后在他的前胸和肚腹上大施拳脚,使其头不住的往下点,就象岩鹰吃食一样。受刑者有邓先福等。
              
二十五   犀  牛  望  月

受刑者双手反绑跪地,执刑者一手捏其鼻孔,一手端其下颌,用力后扮,使其成仰头望天之势,而且头越按越下,鼻孔不能出气,脖颈和腰子被扭得嘎嘎响。受刑者有王克俊等。
            
二十六   反 手 吊 土 砖

将受刑者双手向后反绑,又从脖子上套一根绳子与绑手的绳索相连接紧拉,把双手拉至脖颈,然后再在绳索上吊土砖,一直加到五个,计重150斤,人被吊得屙血而死。受刑者有邓云桥等。
            
二十七   栽   跟   斗

受刑者被反手捆绑至后颈跪地,执刑者从背后用脚猛踢,使其象栽跟斗一样栽了过去,又用脚踢,让他再倒过来,如此反复不断,受刑者被栽得头破血流。受刑者有邓成铭等。
              
二十八    推      磨

将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跪地,再将一根木棒从背手之间往下插抵地,执刑者一人扶住木棒不动作轴心,其余的行刑者硬推着他转园圈象推磨一祥,如此反复推磨,受刑者手、腿、背被磨得血肉模糊。受刑者有蒋顺甫等。
              
二十九    跪      刑

1、 跪刺猬皮：该皮有针如钢,强迫受刑者光膝跪上,还要在双肩上加压,使其越刺越深,刺入骨髓；
2、 跪  凳：让受刑者跪在木凳上,然后猛然将木凳踢倒将其重重的摔倒在地；
        3、 跪柘木刺棒；
        4、 跪碎瓷瓦片和玻璃碴子；
        5、 跪碎砖头；
受此数种跪刑的有邓初艮、刘根柱等不计其数。
              
三十    火  烧  眉  毛

受刑者反手被绑,跪在板凳上,执刑者用打火机打火,烧他的眉毛、胡须,脸、鼻、下巴被烧焦烧烂。受此刑的有朱得喜等。
               
三十一   打   排   球

受刑者双手反绑至后颈,打手在他的周围形成园圈,然后将受刑者象打排球一样推来推去。受刑者有曾重元等。
            
三十二   人  造  天  花

将受刑者的衣服强行脱光,然后,打手们用手或别的刑具在他身上乱打、乱扎、乱抓,使其全身又青又紫,象天花一样遍体淤伤。受刑者有谢武邵等。
            
三十三     压      面

受刑者面地俯卧,手脚被捆绑,再将一根六寸围的木棒横放在他的背上,执刑者分别在木棒两端用力（也有坐人的）,在他的身上压来压去象擀面条一样,只压得他骨碎筋断,屎尿直流。受刑者有杨远栋等。
              
三十四     碰       壁

抓住受刑者的头发,将其头部在墙壁上乱撞乱碰,只碰得他头破血流,形成严重脑震荡。受刑者有王球等。
              
三十五    扮   手   指

让受刑者手掌向上,手背紧贴桌面边沿,行刑者一手将其手掌按住不放,另一手向下猛扮其手指,使之皮绽骨折,甚至变成残废。受刑者有朱笃品等。
            
三十六    打     刑

一、拳打、脚踢、抽耳光；
二、用铁丝、皮鞭、三角皮带猛抽；
三、用布鞋底、皮鞋、铁钉鞋掌嘴；
四、用木棒、竹鞭、扁担等物在全身乱打。挨以上毒打者不计其数。

三十七   挂  灵  活  牌

一、挂木板牌子加青砖。首先在受刑者脖子上用细铁丝吊一块六十三斤重的杂木板子。板子上再吊四个青砖。另两人在其左右两旁将木板来回拉锯一样推动,铁丝即刻扎进皮肉。出现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痕.受刑的有朱得喜等。                  
二、将几十斤重的杂木板子用麻绳挂在受刑者耳根上。受刑者耳根如刀割。　　　　　　　　　　　　　　　
三、将受刑者脖子上挂一个箩筐。箩筐中间放煤灶心十多个。而箩筐正面又用纸糊成纸牌状。上面写着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表面上看去活象一张纸牌.受刑的有陈远魁等。        
            
三十八   划地为牢

首先在地上划一小圆圈,要受刑者站在其中,看守者则轮流换班在旁监视.若受刑者脚手伸出圈外,即遭毒打。脚手浮肿直到昏死.受刑者有康杏喜等。
            
三十九   空中罚站

先在桌面上放一条凳子,然后要受刑者用一只脚站在凳上。另一只脚悬空.单腿长久站立,持续时间越长越好,受刑者多次摔倒在地|,痛苦难堪。受刑的有胡松江等。
                     
四十     舐      痰
     
受刑者在遭受种种酷刑后屈打成招,尔后又矢口否认,于是刑罚再次加码,让受刑者舔吃自己吐地的浓痰。白仓公社食品站职工莫万秋就受到把浓痰舔尽的酷刑,前后折磨了七个多月,被逼疯自尽。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六：糟得很与好得很！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C政委“支左”记
  
邵阳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可谓不严重。但到底是怎么搞起来的？许多人都想弄个清楚明白。在前文的字里行间也曾有所透露。在全国“极左路线”的指引下，原县人武部C政委的首要责任,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推不掉的。因为这些事大都发生在文革盛期，他在“文革”中负责“支左”,先后任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委副主任、主任和县委书记（1973年冬改任副书记）。他虽然也曾干过副手,但因在县里工作时间较长, 人熟地熟情况熟,属土皇帝、土地神、之类,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所以,无论好事坏事,他都有份。
他在任职期间,有两件事尽人皆知：
1、1971年，利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得来的钱，在绕城的芙夷江上建成了塘渡口大桥,从此结束了部份人民进城出城靠摆渡的历史；
2、与“三线建设”（即当时的七机部807、813国防工程）相结合,在赧水河上建成了渣滩电站。集修桥、筑坝、通车、灌田、发电为一体。有效地缓解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的困难。所谓“斗水塞坝”指的就是这码事。
这两件事,是以他为首的县委领导集体决策的。
说他有过,主要是指在“文革”期间的“三支两军”中,他比较顽固地执行了“极左路线”。对穷凶极恶的“黑杀风”放任自流,大开绿灯，致杀人如鸡,日月无光；
他谨遵省军区“南岳会议”的精神,先后三次组织12万农民进城“刮24级台风”,乱抓乱打乱杀,死伤惨重,生灵涂炭；
“清理阶级队伍”,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处理回乡,劳动改造,苦不堪言,使广大职工如惊弓之鸟，严重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一打三反”更大施挞伐,将一大批干部职工和农民群众打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还有穷凶极恶的大抓“五、一六”，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等等，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总之，在他任期内，在他的“极左”思想指导、或亲自指挥下所产生的冤假错案虽早已平反昭雪,沉冤告白。但如此暗无天日,胡作非为,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是极其严重的。时过三十多年,人们每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令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分轻重而已。他在任职期间,对县域的建设、发展，的确有所建树，但反复比较,功不抵过,恐怕连他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因为，他曾经说过：“‘抓黑杀队’制止不力？！‘刮台风’和‘一打三反’有执行的责任”。
他老家东北，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农民出身,参加革命后南征北战,艰苦奋斗,确实很想干一番事业。但他先天不足：文化偏低,思想偏狭,方法偏激,本本主义极为严重，唯上、唯书、难唯实：
他自认为是毛主义的坚强卫士,但对事物却缺乏独立思考和缜密分析的能力。只知道死记硬背毛著中个人感兴趣的某些论点和观点,生吞活剥,死搬硬套。当时，全国盛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比过去甚何时候都严重。毋庸诲言，毛主席的确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典范，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也还有某些时限性和局限性,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顶点，也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更不是铁定圣旨，在不断变化了的新的历史时期下，更需要实事求是，活学活用。例如：对四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观点,是C政委在抓“黑杀队”中挥舞得最有力的“尚方宝剑”，震倒了不少人。然而他却没有具体分柝：对于已经改造了十多年的地主、富农，是否完全适用？能否照抄照搬？记得在解放初期搞土地改革，土改法曾明确规定：划地主的标准只能以解放前三年为限，当时还规定：在政治上要斗垮斗臭，澈底打倒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威风，并按其罪恶轻重，该关则关，该杀则杀，该留则留，绝不含糊。在经济上除没收其财产外，还要给以适当的生活出路，并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这样做才能符合党心民意，天理良心。因为地主也是人，是人就该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难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自已亲手领导，劳动改造了十七、八年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弟，还有什么格杀勿论，非杀不可的理由吗？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政策吗？更何况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还另有给出路的政策，绝不能与其靠剥削起家的父母等同对待，为什么要像万恶的封建皇朝一样，搞诛灭九族，砍尽杀绝，崭草除根呢？既便他们犯有新的罪恶，也只能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处置，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借故挑起解放前的阶级矛盾，纵容贫下中农中的部份投机钻营和别有用心者，对他们乱砍滥杀，是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难道这不是“糟得很”还是什么“好得很”吗？
与此同时，C政委还另外挥舞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捡来的“杀人棒”，叫“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贫下中农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行使司法及杀人权利，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家的各种扶疆大法又将置于何处？这不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是什么？
他还认为具备了一份原始扑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所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却不知道这份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在新旧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表现,是否应该有所区别？是否应该与时俱进？过去和现在,能否等量齐观？
他只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却不知道就正义和非正义等诸多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
加之他在县工作时间较长,对历来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习以为常。更何况在整过文革期间,极左路线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越闹越凶、不可逆转的地步,他亦步亦趋,支左支派,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
本来,在执行过程中,只要能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不过头,不加码,不争先恐后夺头功,或知错即改，或悬崖勒马，也就无可非议。
可惜他恰恰相反。
回顾他的所作所为,除前述种种临场指导性言行外，至少还有如下四条：
一、 跟林彪搞极左，越跟越紧,五体投地。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几乎逢会必吹林彪。他在1968年3月的区社武装部长会上说：“林副主席很谦虚,是最理想最可靠的接班人”。他还多次在县委常委会上说：“以前宣传林副主席不够,以后要在各方面多宣传”。1968年9月在区社武装部长会上他说：“过去武装部长有职无权,做什么事都得请示书记,现在我们掌了权,当了革委会主任、副主任,这个权是谁给的？还不是沾了林副主席的光,不掌好这个权,对不起林副主席”。他还说：“林彪当了副主席,我们就犯不了大错误,他直接指挥“三支两军”工作,给我们撑腰。林副主席说,武装部长就是土皇帝,我看这话不假,谁不听你们的？”到1973年4月“批林整风”时他还说：“过去拥护林彪是对的,现在反对林彪也是对的”。“对湖南的形势我还没有看准”。对“批林整风”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以上言论,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作为他的思想发展根源，联系到他在邵阳县的所作所为，再和林彪反革命案所发生的许多严重问题联系起来，就不是一般性的现象而值得深思的了。
二、疯狂报复群众,残酷镇压群众。1967年2月为首镇压群众组织“湘江风雷”,8月,“湘江风雷”平反,他被群众抓住戴高帽子游街而怀恨在心,68年贯彻省军区“南岳会议”“刮台风”,他说：“过去我们的同志被他们抓起来戴高帽子游街是很有教训的,……现在是我们的天下了,再也不能让几个臭知识分子左右形势了,这个时候不抓阶级斗争是要呷亏的”。他高喊：“农民不进城,天下不太平,老保不但要翻天,而且要掌权”。在这里他把自己打扮为“老保”（即保守派）。但他又说：“过去说是革与保的问题,现在是革与反的问题了”。在这里他又自己承认自己是革命“造反派”,而把广大群众当成“反革命”。1968年9月“刮台风”,一个月内连续三次组织十多万农民背起梭标、鸟铳进城,冲击县党政首脑机关及直属企事业各单位,大搞捆绑吊打,私设刑场监狱。使“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几套锣鼓一齐打，运动中活埋、沉河、铳决、火烧等种种酷刑,惨不忍闻。他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杀死不是白杀死了”，他说“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不要泼冷水”，以致7、8、9三个月全县乌云压顶，杀人如麻，鬼哭狼嚎。1970年“一打三反”再露狰狞，抓人几万,吊打几千,死人几百,挖出近百个反革命组织几乎全是假的。
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后,县委领导班子陷入瘫痪,他奉命“三支两军”,成为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连区、社、大队也都先后由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当家作主,上下一体。从此“朕即国家,君临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高举“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大旗,顶着贫下中农的金字招牌,大搞招兵买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只要与他同观点,支持并拥护他的,不管他有能无能,有德无德,有才无才,一律笑纳门下,破格录用,委以重任。
有个农村小姑娘,只因在别人的帮助下写了几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而走红,他曾偕省军区某领导亲访其家,受到热情款待,从此便认定这个小姑娘就是理想可靠的接班人,曾四次要求所在大队党支部发展她入党。无奈该支部大会就是通不过。因为她父亲在土改时曾私自放走一个恶霸地主,她本人觉悟也不太高,能力也不强,平时表现也不好。可是C政委执意要办,最后被弄到县委常委会上专题讨论通过,作“特殊情况”批准入党。入党后立即吸收为国家干部,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委员,县革委副主任,中共邵阳地委委员,真是“一步登天”。可惜“稀牛屎糊不上壁”,她既不会讲,也不会写,又不会作,连安排、督促、检查工作都不会,最后只好放到新华书店去卖书。人虽未用上去,但C政委的用人之道,却使许多禄禄无为之辈,投机钻营之徒,趋之若鹜,积极投靠。
县粮食局有个保卫干部黄xx,就是在他的亲手扶植下青云直上的,最后作“三种人”处理。此人最善投机钻营,“湘江风雷”打倒后,他立即拉拢一批人马,夺了局领导的大权,并整死了局工会主席覃XX。覃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解放后入党、提干,转业后任九公桥镇镇长、县总工会副主席,后调任县粮食局工会主席,文革中被追查所谓“国民党特务罪行”被迫悬梁自缢,成为“文革”中县直机关的第一条命案。在粮食局“造反”得势后,又串通了县直属机关、单位的部份群众组织搞“联合”,被县支左办看中,从此声名雀起。立即被批准从县人武部的基点—沙坪大队,带基干民兵砸县公、检、法。将县公安局副局长李XX等三人打得吐血卧床,公、检、法瘫痪,积案如山。他打人有功,被任命为县粮食领导小组组长、县革委常委,专抓“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全县开除清退干部职工一千多人,酷刑垒垒，冤案沉沉，都是他在C政委授意下一手经办的。他从此红得发紫,官运亨通,由粮食局长而区委书记,而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至县政协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他的严重错误迅速暴光,1985年整党，被定为“三种人”之一的“造反起家的人”开除出党。九十年代初患脑溢血而死,时年56岁。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均指着他的尸体,咬牙切齿地骂：黄xx,谁知你也有今天！
C还有个亲密战友,这里姑隐其名,据说其父亲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被镇压。他隐瞒了父亲的罪恶历史,参军、入党、提干。后丑事败露,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转业到邵阳县,安排到某公司当副经理。文革中积极造反,并向C政委大献殷勤,调招待所当所长,他又借招待所扩建,给C政委等几个主要领导人每人敬献了一份木材。其时,木材属计划供应的紧俏物资,C等人异常欣喜,认为他是把干才,有能力,会办事,调某局任副教导员。从此鞍马随镫,成为C政委在某系统的总代理人,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县生资公司共产党员、原志愿军转业军人谢XX,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隐瞒自己父亲的罪恶历史能参军入党吗？你不靠溜须拍马能有今天吗？这话深深地刺痛了他。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后“大清查”,他凭借手中的权力,立即将谢宣布为“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进行“隔离审查”。谢深知此行不善,趁看守不备,走出囚宠,从塘渡口大桥上翻身落水,投江自尽。死后反被陈尸桥头,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如此胆大妄为,皆在C政委的庇护怂恿之下。后因劣迹昭彰,在县里混不下去了,调去邵市某厂,据说又因贪污腐败,厂被搞垮,职工联名上告,从此郁郁不得志，后抑郁而死。
C政委就是依靠这班铁杆兄弟,才能使他在邵阳县得寸进尺,一统天下,畅通无阻。然而这般人只会搞派性整人占地盘,不会抓经济管理,致使连年遭灾,工农业生产大滑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为了掩盖灾情,又弄虚作假，虚夸假报,以致灾情日重,曾发生多起逃荒外流事件。杨荫甫任县委书记后,深入调查,明查暗访,摸清底细,向地委要麦麸子救命,却遭到C等人的极力抵制,说是“诬蔑大好形势”。
四、以派划线,排除异己。1968年9月,县革委刚成立,在75名革委委员中,有7人持不同观点,四大组的174名工作人员中有9人不同观点,都被以“炮打三红”的罪名清除出去。县以下各级革委成员中因观点不同,清除达20%以上。
对党政机关原有的干部,绝大部份不予任用。原县委正副书记、部长、主任、17人,有15人被扫地出门。原县委组织部、监委、人事局39名骨干,有36人被扫地出门。原县公、检、法37名骨干,有30人被扫地出门。被扫地出门者,或批斗,或审查,或下放,或清退,或开除遣返。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县共清出的国家干部职工达一千余人，严重地影响了干部队伍的团结和稳定。
对待外来人员,不管是调任的,还是受上级委派来帮助、检查、指导工作的,凡是思想观点不同,触及到他的邦派利益的,都不受欢迎,坚决排斥。
1971年冬,省革委派教育组杨明显副组长来县落实教师队政策,拟召开现场会,以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强调维护“文革的”伟大成果而特别反感,借口“杨是部门来的”,不仅不支持配合,反而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 软磨硬抗。省、地领导多次电话指示并加派力量,他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杨含泪而别,现场会告吹。
县肉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朱xx向中央写信,反映他在县里的种种恶行,被视为写匿名信诬陷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3年上级派老县委书记杨荫甫等人来县主政,C退居副职,因与他观点相左,又触犯了他的既得利益,便大唱反调。到处散布说：“杨原在邵东县当书记是犯错误的”,“是搞派性的头目”,“是反党乱军的”,等等。工作上不仅不努力配合,反而依靠帮派势力,到处大造舆论,层层设关置卡。杨落实干部政策,把“文革”中被错误开除清退的干部职工收回工作,他说是“为牛鬼蛇神翻案”；杨经省委、地委同意,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对“刮台风”、“抓黑杀队”、和“一打三反”中的“乱杀人事件”进行调查摸底,他说是“右倾翻案”,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常委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并依靠帮派骨干,挑起事端,制造派性斗争,使不少单位,重新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还暗地指使部份人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向省委告状。到1975年5月,硬把杨荫甫等“眼中钉”全部挤走。
谁知事与愿违,杨走后,由封XX接任,他依然原地踏步。封知道邵阳县的派性斗争极其严重残酷,老虎屁股摸不得。便经常下乡蹲点,突出抓农村工作。但因他是县委一把手,许多受害者依然慕名求见,申诉不停,上访不断。封对受害者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但又怕触动C而不敢表态,C怕封XX又象杨荫甫一样出面干涉,便千方百计对封施压。正好这时“四人帮”被粉碎,要组织“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省委深知邵阳县是“文革”的“重灾区”,派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本来,粉碎“四人帮”就是否定“文革”和“极左路线”,C是邵阳县执行“极左路线”的突出代表,理应纳入清查范围。然而他却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帮派的班底,接过清查的口号,借省委工作组的支持和协助,摇身一变而为批斗“四人帮”的英雄。硬说“1974年杨荫甫主持对“乱杀人事件”的调查与‘四人帮’有牵连”。于是,凡支持或参与调查的人员大都被打成“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或残渣余孽。有的隔离审查,有的狠斗狠批,有的打入牢房。再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又不敢表态,C深怕封插手干扰,先下手为强,依靠自己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帮派势力,以与“四人帮”划不清思想界线,怜悯同情“四人帮”残渣余孽为名,多次组织“批封”会议,迫使他不敢有所作为,以致大权旁落,甚至连省里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也不让他去参加,到1977年8月,封XX又被挤走了。
C为了维护自己在邵阳县的“极左天下”,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但因大势所趋，随着冤、假、错案的逐步落实，他的极左面目迅速暴露，站脚不住了，同年12月,也被一纸调令，调离了邵阳县,几经辗转周折，最后回到离开了四十多年的东北呼兰老家去了。
纵观C在邵阳县“文革”期间“支左”的所作所为,正如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1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喜欢垒山头,搞小圈子,搞宗派,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弄走”,“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一针见血，这就是邵阳县问题的症结所在。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七：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落实政策是为牛鬼蛇神翻案吗？
——邵阳县落实政策记实

邵阳县落实“文化革命”及以前极左时期的各项政策,是从1971年冬开始的,到1987年底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整过“文化大革命”只有十年,而邵阳县落实“文革”时期的各项政策却长达十六年之久,比“文革”还多了六年。时间之长,速度之慢,阻力之大,是罕见的。整过落实过程，经历了八届县委领导,实施了三大回合。
第一大回合最耐人寻味。原县委统战部长、落实政策办主任罗春和同志的一段回忆最实在、最有趣,特原文摘录于后：
1971年11月8日,省革委教育组副组长杨明显同志来县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因他们听说邵阳县在文革期间开除出队的教师最多,当时,合格的教师又奇缺,需求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即使大量增补教师队伍,也难以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况且文革中被处理的人员又多系冤假错案,不平反落实难以稳定教师队伍,故选择该县为重点,想通过落实政策,解决教师不足的严重问题,摸索经验,指导全面。他们原准备到县的当天即向县委领导说明来意,可是C书记看他们是代表部门来的,又是针对文革中“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开除回乡的教师的问题,思想极为反感,等了三天,才安排接见。
接见时,杨明显同志说：“这次我们按省革委的安排来了六人,在地区听了汇报,来县里又看了两天材料,你们县里退职、开除的教师多,现在教育事业发展快,教师奇缺,这不仅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大问题。因此我们请示省革委领导同意,决定在邵阳县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摸索经验,作出示范,准备在你县召开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场会,以推动全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请县委加强领导,做出贡献”。并提出三点具体要求：1、请县委安排一名常委具体负责这项工作；2、抽调必要的力量组成专案班子；3、全部时间要求三个月告一段落。并作好现场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12日夜晚,县委C书记在自己的卧室里邀请部份在家常委商议此事。政工组刘XX说：“这次他们来搞政策落实,看来主要是来挖问题、找岔子的”。C书记说：“他们是部门来的,怕什么？开除几个伪保长有什么了不起？开除啦,不会错。开除一个接班人我负责”。商议确定政工组葛XX、刘XX两人参加,并抽五个专案人员配合,我是其中之一。
11月14日,专案人员集中学习一天,15日开始审查材料,当天看了7份,杨副组长提议找几个案例讨论。16日上午8时,政工组两领导把我们这些专案人员找去,说：“今天把大家找来商议一下,省里同志提出找几个案例,那就必然触及到每个人的具体问题,你们不要随意表态,省里同志认为我县处理人又多又重。究竞谁处理错,谁处理没错。他们与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所以不能随便表态,最后要交县委常委定”。事后,在研究案例中,我们只谈看法,不表态,对一些实质性问题更加不置可否。结果是议而不决,案而不例。
杨副组长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找葛、刘二人做工作,并要求召开县委常委会,统一认识,定好案例,加快进度,争取主动,使全省现场会能如期召开。C书记听了这个意见,不但不开会研究,反而说：“在这方面我不想得表杨,这样的现场会我没有考虑,宁愿挨批”。
地区教育局艾XX向县政工组刘XX谈了自己的看法：“请县领导对省里来的同志工作上多给于方便,生活上热情一点,思想上不要有甚何抵触”。刘听后如五雷轰顶,大发雷霆：说他故意挑拨省县矛盾,制造分裂。结果大吵一场,不欢而散。闹得艾无法继续工作,一个人先期离开了邵阳县。
杨副组长派胡华清去省、地汇报县委领导对落实政策的态度和阻力。地革委栾副主任向县委C书记打电话,请他端正态度,作好工作。胡华清同志还带回省革委领导马奇同志的意见,他态度明确而坚定地说：“在邵阳县搞政策落实一定要坚持到底,现场会定于1972年3月召开”。杨副组长又把马奇的指示向县委常委汇报,并再三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要求。但C书记仍然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始终拖延不动。杨无法。12月初,亲自去地革委反映情况。月中,地革委栾副主任再次来县做工作,要县委给以方便和支持,并抽调地纪委李xx等二人来县帮助落实。此后,C书记仍然借口农村工作忙,没有时间研究。县里参加搞专案的同情省里同志的困难处境,反被批评“过右”。省教育组胡华清直截了当地对刘XX说：“我们讲了多少次,陈XX为什么不能收回落实？你们口口声声讲按省里意见办事,其实我们说话等于放屁,总是拖时间,不研究,不落实,到底是什么态度”？刘XX不仅不接受,反而散布说：“老胡原是长沙市某中学的教师,讲话还象造反派一样,是你说了算,还是县委常委说了算”？
12月底,杨副组长根据工作进度和县委领导的态度,感到阻力太重,工作实在无法开展下去,眼看现场会不能如期举行,再次偕胡、李二人去地区反映。栾副主任又来县反复做工作，要求县委增派力量,并决定从邵东、双丰、新邵、隆回、武冈等县抽人来邵阳县帮助工作,促进进度。县里参加专案组的也由原来的五人增加到十五人,由省、地、县三级组成26人的庞大专案班子。审查材料的工作进度是加快了,但县委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杨副组长提出“边审查材料、边研究解决”。C书记说：“省委没有具体指示和书面通知,你是代表部门来的,教我怎么研究？研究一个部门的问题,涉及到全县怎么办”？杨副组长又派胡华清同志回省里反映。
1972年元月,省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省委常委、省军区副政委马奇同志乘机对C说：“老杨去你县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省委决定的,他是个老同志,政策水平高,有工作经验,要充分信任,尽量给以方便和支持”。他口头表态很好,但回县后仍然不动。
当月18日,审查材料结束,杨副组长主持会议,总结前段工作,认为：邵阳县处理人面宽罚重的四条原因,写成书面材料,请县委审查,向省委汇报。因第一条原因是“领导把关不严,如对陈XX纠缠一个问题,从撤职到开除,进行过四次处分,等等”。这个观点C书记不同意,总结未被通过,只好用工作组的名义印发上报。县委个别领导不但不检查自己对落实政策的错误态度,反而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老厅长没有忘记老科长”。
案卷审查结束后,杨副组长多次请县委尽快研究落实。C书记说：“落实政策要坚持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不能关门落实”。蓄意刁难搪塞。这时,地区和各县抽来协助工作的同志只好渐回。临行之际,个个心里很不平衡。
杨明显同志又尊重县委的意见,冒着凛冽的寒风,深入农村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找被开除回乡的教师个别谈话,进一步摸清底细,掌握第一手材料，增强发言权。直到春节前三天才回长沙。这时,县委组织组的负责人庆幸地说：“落实政策,只有采取拖的办法,上面来检查,我们在调查,时间拖过去,现场会就开不成了。
3月中旬,省里来电查询,发现仍然按兵不动,又向地区打招呼。军分区邹政委听了很生气,亲自给C打电话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落实错了,上面挑担子,该落实的一定要落实,争取主动”。直到4月4日,才研究了第一批,落实收回11个教师。动了半年雷,才下了一点毛毛雨。现场会告吹。
5月7日,省教育组杨副组长和地区教育局王副局长再次来县,正好县里召开中小学负责人会议,政工组负责人发言说：“过去处理是对的,现在收回也是对的,都是按上级指示办事”。杨副组长即席讲活,进一步阐明落实政策与搞好教育革命的关系。5月18日离开时,有人客气地请他常来指导,杨眼眶湿润,意味深长地说：“不必要吧！我相信邵阳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党的各项政策一定会落实,邵阳县绝对不会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同年六月研究一批教师的材料,落实办的意见是收回。政工组负责人刘XX开始也同意,材料送到C书记面前,他批评说：“你们是不是听上面的听多了？这样搞,是不是过去‘清队’清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又怎么认识”？那位政工组负责人马上改口说：“我说不收回,你们硬说要收回”。我们感到左右为难,被迫将结论又改为“维持原议”。这就是邵阳县落实政策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大回合是1973年到1974年。杨荫甫任县委书记,C退下来改任副书记。杨一上任就感到气氛不对,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县里的问题多如牛毛。突出有两大难题：一是灾荒严重,粮食奇缺。向地区请求粮食返销,并支援大批麦麸子度荒；二是政治气氛不对。干部职工意志消沉,心情抑郁,说话顾虑多端,抬不起头,挺不直腰,农民群众对干部则避而远之。上访不断,鸣冤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文革”中“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极左路线”横行,打击面过宽过严,死人又多又惨,处理人又多又重,话不敢讲,事不敢做,正义不敢坚持,人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制。请示省、地领导,按照党的政策,采取两条硬措施：一、首先将“文革”中被错误开除的公职人员全部收回安排工作,以稳定干部队伍；二、对“抓黑杀队”乱杀人等重大问题,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进行摸底调查,用事实教育干部,唤醒群众。可是被开除的人员刚开始收回,调查人员刚刚下去,以C副书记为首的一派人马立即跳了起来,说收回被开除人员是“为牛鬼蛇神翻案”,调查“抓黑杀队”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再度陷入混乱,不少单位又出现了瘫痪半瘫痪状态。有人还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向省、地委写信,说杨荫甫搞“右倾翻案”,“闹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反党乱军”。一顶顶大帽子尽往他头上扣。到1975年5月,杨荫甫等一批主持正义的领导人硬被挤走了。这时,由于群众反映特别强烈,对八起挟嫌报复杀人案进行了法律制裁,枪决二人,判刑十人。包括杀害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支书唐芳春的凶手唐其美在内。
杨荫甫走后,县落实政策办被撤消。封源厚接任县委书记,C怕封步杨之后尘,处处设防。经常借故杀鸡给猴看,使封左右制肘,无法行动,甚至连省里召开县委书记会也以种种原因不让他去。封被迫大权旁落。到1977年8月又被挤走了。
1976年冬,粉碎“四人邦”。本来这是对“极左路线”的迎头痛击,受“极左路线”迫害者应拯救于水火。然而在邵阳县却完全相反,以C副书记为首的一班“极左派”，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借“清查与‘四人邦’有牵连的人和事”,说“杨荫甫是“邦派骨干分子”,而支持或参与搞调查者,均系“四人邦的残渣余孽”。或隔离审查,或围攻批斗,或坐牢判刑,或监督改造。又重新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到1982年还大发红头文件处理干部。老的政策未落实,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又重新挂出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的牌子”,并且成立“右派摘帽办公室”。这是落实政策第三个回合的开始。
到1979年8月,境内右派446名全部摘帽纠正。笫一批收回安排228人,笫二批收回安排100人,年满60以上的作离退休处理,死难者适当抚恤。1979年8月30日,给全县455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掉帽子,改为社员成份。
1982年,根据省委5号文件精神,又组织专门班子,对“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中的伤亡人员及其遗属进行了第二次摸底处理：政治上为被杀人员平反,经济上适当补助照顾,为遗老遗少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全县共发放各种补助费22080元,但处理很不澈底,仍然上访不断,鸣冤不止。
1983年12月,县委又成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处分的1411名知识分子进行复查,有1312人被纠正。
1984年7月5日,再次成立“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对历次政治运动中出队的2326人全部进行复查,平反纠正2119人,其中收回工作1354人。
1985年6月,罗安荣任县委书记,他遵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决定对“乱杀人事件”进行第三次调查处理。组织精悍强硬的专案班子230人,专门从事落实政策的工作。并派人到杀人最多的道县去学习取经,对在“抓黑杀队”、“刮台风”、“清队”、和“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死人问题,重新进行调查摸底。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全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在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政治上澈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遗老遗少,分别按不同情况,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的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回乡后安居乐业。这次共发放各项补助费41.84万元,使851户遗属得到了适当补偿。对172个因亲人被杀而被沦为孤寡老人的,每人每月固定补助12元。对87个统战对象死亡者补助3.2万元。对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同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清查三种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XX,经查证落实,属“三种人”之一的“造反起家的人”,劣迹多端,决定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原区委副书记蒋XX造反起家,撤销一切职务。据落实政策办统计：文革中开除出队的干部职工,平反纠正1296人,占97.5%,其中收回工作947人,退职14人,退休119人,死后抚恤156人,维持原处不变的35人。
整个落实政策到1987年12月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据《邵阳县志》记载：通过落实政策,特别是对乱杀人事件的处理,基本上分清了是非,平息了民愤民怨,消除了隔阂,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达到了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大局的目的。据当时摸底95%以上的遗属和责任人没有不良反映。七里山园艺场新田村原党支部书记XXX在组织处理会上诚恳地检讨说：“这次给向启文平反昭雪,我完全拥护。向启文之死,是“文革”带来的灾难,我有重大责任,愿意接受组织处分,今后对死者遗属要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中不足的是,对1982年前后，“大清查运动”中错处的一大批人员，却没有任何落实行动。错处的红头文件，至今依然被保存在受错误处理者的档案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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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八：地下党为何成了叛徒集团？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地下党缘何成了叛徒集团？

——张必烈回忆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及其成员的悲惨遭遇


原中共金秤市地下党支部,是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在“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解散之后,以讲学班学生党员为基础,办了一次党员训练班,由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吕系当地人），于1939年在金秤市油塘村建立的。直属省工委领导。当时有党员11人,由吕振羽同志的夫人江明（王时贞）任支部书记。江随吕北上后,由吕一平接任支书。吕一平去了解放区,李树荣接任支书。李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走后,由吕楚成接任支书,李毅卿任组织委员,彭义方任宣传委员。他们坚持在本地工作,以金称市中心完小为阵地,宣传马列主义,举办短期培训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边为上山打游击做准备。
1940年发展吕振夷入党，41年发展了张必烈、易延庆，到49年解放，先后有党员31人，除江明，吕一平、李志国、江景、易延仁五人先后去了延安等解放区外，坚持在本地工作的26人直到解放。他们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个个勇敢坚强，无一人半途而返，变节投敌。党员唐远蓬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不幸被匪首张云卿抓住，大义凛然，惨遭肢解，力挫群敌，可见党员们的思想品德何其纯洁、高尚，顽强不屈。
解放前的12年，他们艰苦备尝,出生入死，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麻布袋子兜起丢到河里去,谁知在日夜盼望的解放后,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却成了“假党员”、“叛徒集团”,有的不承认党员身份,有的被开除,有的坐牢,有的冤死,有的被自己的同志丢到河里喂鱼,沉冤三十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起死回生,重见天日。

一、  处  境  艰  难

当时,金称市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进行：
1942年,国民党以“限制异党”为由,活动猖獗，矛头直指地下党。武冈县（当时地属武冈）党部安插在金称市的代表人物吕音南要求当地青年都参加国民党,否则以异党论处,其目的就是孤立、挟制共产党,形势极其严峻。支书吕楚成跑到原邵阳县城找到了党的联络员曹广才向组织汇报。经组织批准,同意吕楚成、李毅卿、彭义方三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及组织活动。
后来,另一股反动势力——陈南翔、陈中州等流氓豪绅集团,在金称市成立了一个三青团区中队,扬言有枪支,矛头直指地下党。党的外围组织“营业社”成员吕应中想另成立一个“三青团区中队”与之抗衡,希望吕楚成支持。吕决定派张必烈、吕振夷、吕希文三人参加,以了解情况,掌握枪支,后因组队人数不足,又有地下党员李众青、易延庆、吕基学、张贤享等十人参加。
1944年日寇入侵,地区沦陷,吕楚成等曾多次寻找组织末果,虽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但从未丧失斗志,仍按原指示积极活动,等待上级来人。
抗日胜利后,1946年,内战迭起,支部除继续传播马列主义,发展组织外,并设法夺取了金称市中心完小和伪乡公所的领导权,作为文化宣传基地和掌握伪乡公所的枪枝弹药,为壮大革命队伍,搞武装起义作准备。嗣后又夺取了伪古峰乡的领导权,从而动摇了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并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抗丁、抗粮、抗税、清算被土豪劣绅侵吞的校产、会产等,支部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49年2月,原乡队副莫新春在四望乡（白仓,时属武冈,现属邵阳）举旗起义,自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第九支队,被国民党保安团围剿,各方黑手都伸向起义部队,企图诱骗“招安”。起义后的第三天,该部领导人之一唐道光找到支部成员张必烈,要求帮助寻找地下党,张必烈立即向支书吕楚成汇报,吕当机立断,派张必烈、易延跃二人加入莫团,迅速掌握部队情况,积极帮助寻找组织。恰在这时,支部党员李众青的好友莫昆州来了,当得知莫是有备而来后,大家欣喜若狂,李众青立即陪莫昆州与唐道光见面,三人谈得非常投机。几天后莫昆州即陪同县工委书记龙仲秘密来到白仓,与起义领导人莫新春、李梦麟、唐道光商谈接受地下党领导事宜。
同年6月,地下党县工委通知唐道光、李梦麟、曾明州、张必烈四人去县城（今邵阳市区）接受任务。地下党领导叶苓、江鹜接见了他们,传达了省工委决定在农村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通过个别谈话,吸收了曾明州、李梦麟入党（唐道光因急病未到）,张必烈第二次入党,组成临时党支部,曾明州任支部书记。他们回白仓后立即发展党的组织。此时,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己有14位党员参加了起义部队。张必烈任团部军需主任,彭义方、李业成被派往大队或中队负责军需,建立了用粮制度。易延跃带领直属分队收缴了伪古峰乡和五皇冲联保的枪支,彭义方、吕国华不费一枪一弹,收缴了唯一乡20支步枪和4支手枪。
6月底,地下党派江鹜、刘少川、覃文魁到白仓，起义部队正式命名为“湘中二支队第三团”,莫新春为团长,李梦麟任副团长,唐道光任参谋长,江鹜任政委,原支部成员吕基贤任团副,张必烈任二大队教导员,其他党员都分到各中队任职。
部队改编后,江鹜找吕楚成谈话,说：“原金称市党支部因无上级组织证明,对整个支部的组织关系暂时不宜接收,但承认支部成员,在失去上级组织的联系期间,仍能坚持艰苦的地下斗争,可以重新入党。”于是批准吕楚成重新入党,再由吕楚成介绍,先后批准李树荣、李毅卿二次入党,重组金称市党支部,吕楚成任支书。唐远逢、唐健梧、夏堂元、李众青等分别举行第二次入党,胡作策、曾令英、吕基贤是在新支部领导下发展入党的。同年8月,经江鹜批准,还组建了金称市支部新宁县回龙寺分支部,曾明英任支书,胡作策任组委,曾令英任宣委,后吕楚成去回龙寺考察,又发展了吕一琦、伍炳讷等六人入党。
解放后,三团去武冈整编,支部成员除唐远蓬、吕基贤跟随部队去武冈参加整编外,余该留地方工作。

二、晴  天  霹  雳

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成员,怀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地下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迎来了解放,因此在解放之初,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成了县、区政府的骨干力量,有的当了科长,有的当了区长或区委书记,和全国人民一道,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心情何等激动舒畅。谁知,1952年整顿党的组织,平地一声雷,把这个地下党支部炸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当时的中共邵阳县委,忽视了南方地下党在白区工作的特殊环境,而用北方老解放区党组织的标准去衡量,认为金秤市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成份复杂,又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不符合组织标准,报经地委、省委同意：除李众青、吕基学两人保留党籍外,其余支部成员吕振夷、李业成、吕基贤、易延跃、吕国华、彭义方、张贤享、曾明英、胡作策、曾令英、曾祥安、肖体新、伍炳讷、吕一琦、邓集征、江积儒、唐健梧、唐远逢、李有栋等一概不予承认。解放前夕重新入党的吕楚成、李树荣、李毅卿、张必烈、夏堂元等五人被清除出党。整个地下党支部被否定,说成是什么“叛党支部”、“骑墙支部”、“国共支部”等等,政治压力极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支部成员都按“假党员”、“叛徒”对待，他们被压得抬不起头,伸不直腰,很不服气,一边工作,一边申诉。答复说：这是地委决定的,省委批准的,是“铁水淋死”的,你们先参加地下党,后又去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不定叛徒,已经很宽大了,还想翻案？

三、在  劫  难  逃

1956年审干,李毅卿被迫自杀身亡；
李有栋，新宁县人，1943年入党,56年先后任新宁县副县长、县长,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因有造反组织力主为其平反，被以“右派翻案”的罪名逮捕入狱，死于狱中；
易延跃，1941年入党，参加莫团起义，任直属分队长，52年整党不承认他的党籍，文革中被诬为“黑杀队”，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又不准医治，被迫自杀身亡；
党员吕基贤、以所谓“闹粮荒”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支部书记吕楚成,1939年入党,翌年任职,一直到解放,同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十余年的殊死斗争,为武装群众抗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出生入死。家乡解放了,奋斗目的达到了,心情是何等的舒畅！谁知在整顿中,担任了十多年的支部书记,不仅被强行否定,反而被戴上“叛徒”的帽子清除出党。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叛党加右派,老帐新帐一起算,被开除公职,遣送回老家监督劳改。尽管如此,他还能利用自己衰老的躯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苟延生命。1968年“文革”中“抓黑杀队”,又说他是“黑杀队员”,酷刑拷打之后,被五花大绑,丢入芙夷江中喂鱼,连葬身之地都没有。
党员吕基学,1942年入党,51年任一区区长,53年任十二区区委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8年亲眼看到老支书吕楚成被打得遍体鳞伤,又被丢到河里淹死的惨状,就想不开了：解放前,国民党特务专抓共产党员,抓到了就装入麻布袋子往河里丢,当时拼死斗争,未被抓住,。现在解放十多年了,反被自己的同志大张旗鼓地丢到河里,连尸体都不准收,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那有如此的深仇大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自己及早行动,免受吊打之苦,于是便投河自尽了。
李众青,1943年入党,1951年划县后,任十一区区长,52年“三反”后任县建设科长,后任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以后又改任县文化科科长。56年内部肃反,因李众青曾于抗日战争时随其兄李江（中美合作所福州气象站站长,后参与起义）在外读书一年多,因其兄李江在审干中属“反革命”,他亦涉嫌“反革命”,批斗时逼得吐血,饮食不进,卧床不起,。1957年,他放弃科长职务,去中学教书,正科级的78.5元的月工资不要,只领48元。后又申请回家务农,在家时精神颓废,思想混乱,寻求寄托,相信“因果报应”,笃信迷信,谟拜岳飞、关王、药王、家神,被县委领导批评。他说“迷信不违法”,拒不认错,于1966年5月16日去找县领导评理,因当时手拿锄头一把，被诬“用锄头挖县委领导”，立即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入狱,68年端午节死于狱中。
张必烈,1941年入党,曾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加入莫新春起义部队,是领导骨干之一。1950年4月任十七区民政干事,十月任区文教助理,兼任武东中学校长。51年冬划县后,任十二区区长。52年任县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县保险公司经理。53年调省保险公司。58年2月下放回县，在一中教书,时李众青任文教科长,两人经常促膝谈心,65年张调十中（白仓）,李在家,两人又经常接触,相互劝慰,后因李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而备受牵连,就地关押审讯。由县公安局一个姓刘的股长负责。审讯的方式比较独特：在一间小房子里砌四个土砖,要张坐在土砖上,双眼平视,腰挺背直,两手下垂,必恭必敬。然后要他交代怎样与李众青搞反革命组织的,还有那些成员？反革命组织的目的和纲领是什么？交不出来，就这样坐下去。从天黑到天光,又从天光到天黑,一天24小时,一直这样坐,又不准打磕睡。审讯者轮流换班,不打磕睡不口干,尽职尽责。这样坐了三天三夜,浑身疼痛,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在他自己身上打破缺口，取得李众青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置他于死地。但我既不能出卖灵魂，冤枉好人，又不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思前想后，矛盾重重，真是生不如死,在他们的酷刑逼供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怎样死法？当时看守很严,悬梁、割颈、投河、触电都不行。终于想到了学校的小便池,请假屙尿还是允许的,经过反复思考,决定走这条绝路。一天深夜,向看守请假屙尿,纵身跳入尿池。谁知池内藏尿不多,淹人不死,空费了一番心思。但转念一想,当年加入共产党,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为什么今天反而经不起考验了？既便遭受冤枉,相信只要有共产党在,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又有何意义？岂不是害怕邪恶势力？岂不是自己给自己做了畏罪自杀的结论，这样一想,脑子忽然清醒。赶快爬出尿池,向看守汇报,说：“瞌睡来了,头一晕就跌到尿池里去了”。第二天立即转变以硬碰硬的斗争方法,改为顺着杆子爬,等待时机。承认和李众清有过非组织活动,目的是推翻上层领导体系,夺取各级领导大权。大帽子尽往自己头上扣。审讯者觉得大有收获,就是反动纲领没有交代清楚,于是狠挖反动纲领。可是张必烈也着得自己水平太低了,老是编不出一个象样的反动纲领来,编来编去,总不象样,硬是通不过。如能蒙混过关,就可以与李众清一起坐牢了,就免得坐土砖了,因为坐牢比坐土砖好受。谁知审讯者又转了话题,问：“我们研究要逮捕李众清,可是他却提前投案了,是谁给他报的信”？至此,张必烈已经坐了七天七夜,听到这样的问话,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姓刘的,你的意思是我给李众青报的信！别的东西我都可以编出来,是谁送的信我怎么知道？我也编不出来,你把我抓去坐牢好了”。奇怪,发了点怒气,他们反而不审了,解除了坐土砖之苦。短短的七天七夜,他身上的肉,飞跑了十多斤。他从此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尽了打骂和折磨。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过了一年多,全县到处“抓黑杀队”,张必烈又变成了“黑杀队员”,被酷刑批斗,挂黑牌游街示众。行程几十公里,捆绑、罚跪、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最难熬的是“吊半边猪”,用麻绳栓住他的一个右手大姆指,和一个左脚大脚趾,在屋梁上悬空吊起来,一个脚趾头和一个手指头要承担全身一百多斤的重量,已是何等难受,还要往身上加土砖,从三个加到六个,手指被吊断,人被摔倒在地,土砖压身,昏死了不知多久,苏醒后又被押往塘渡口关了三个多月,1970年3月被开除回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修水轮泵抬石头,挑河沙,都拣重的干，73年收回工作。回想近七年的劳动改造和精伸折磨，真是苦不堪言，眼泪往肚里落。

四   重  见  天  日

1978、79年,中央把落实地下党的政策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向全党发出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由于对白区工作的特点缺乏了解,也由于‘左’的影响和工作失误,全国各地的地下党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
1980年,中共邵阳地委和邵阳县委,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原金秤市地下党支部进行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核实,做出了如下结论：“该支部较好的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坚强的支部。其中党员的大多数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决定撤销1952年的错误处分。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成员,在1952年被清除出党和不予承认党籍的同志,全部恢复党籍,恢复职务。
1981年12月,原金称市地下党支部得到了彻底平反,撤销了对吕楚成及其他同志的处分决定。并对健在的原支部成员,因年事已高,一律作离休处理,其中张必烈定正县级,彭义方、夏堂元、李业成定副县级。对非正常死亡的吕楚成,1980年纠正错划右派问题,1985年平反“黑杀队”,对其爱人张金姣给与抚恤。李毅卿、李有栋、易延跃等人的老伴也享受同等待遇。
至此,经过了近三十年负屈含冤的原金秤市地下党支部,被人为扭曲的“狰狞”面目完全恢复了常态,又成了一个光荣的地下党支部，可惜幸存者却寥寥无几了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九：厄运难逃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厄  运  难  逃

——刘宗仁因父亲历史有疑点，好心变成驴肝肺


他就是因为在父亲的历史档案中有“汉奸嫌疑”四个字，尽管他忠心耿耿，经纶满腹，才华横溢，鞠躬尽瘁，业绩昭昭，但仍是二等公民，政治贱民，不能提拔，不得重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以所谓“汉奸仔仔”的罪名而屡遭打击,厄运难逃。
他叫刘宗仁,1933年3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滦县的一个小山村,祖辈世代务农,十三岁当村儿童团长,为地下党送信。1949年初,他正在省立滦县师范读书,当时辽渖战役刚刚结束,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毛主席发出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了给南方新解放区准备干部,中共冀东特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紧急指示,发动在校学生参军参干,随军南下。刘宗仁喜出望外,闻风而动,毅然报名参加,但他年令尚小,当时还只有16岁，不合年满十八岁的要求。他苦苦哀求,软磨硬泡,誓死投笔从戎,终于感动了征招领导,破格录用。通过政审和文化考核,成了南下大军中的一名小兵。但到底还是过于矮小,穿最小号的军服都嫌太长太大了,裤腿和衣袖要上卷一长节,身上扎根皮腰带,腿肥胸涨,样子十分滑稽可笑。
南下途中,按地区分工,他被安排到新化县公安局当通讯员。由于他人小胆大点子多,生性活泼,爱动脑筋,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写会道,喜欢帮人做好事,善于团结同志,又能吃苦耐劳,还喜欢吹拉弹唱,在篮球场上也是把好手,人见人爱。不久即被提为预审员,与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面对面的进行斗争,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领导对他也格外器重,作为堪当大任的好苗子着力培养。
因他性格爽直,讲话声音宏亮,喜欢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故又得了个“刘大炮”的雅号,时间一久,也就叫出了名,几乎连本名都被忘却了。
1951年,第一批发展他入党,经党小组提名,支部大会一致通过。
恰在这时,老家来信,说他父亲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受审查。他把老家来信交给了党的组织,组织决定他入党之事暂缓进行，从此厄运缠身。
      
厄运之一    不能入党

他父亲刘海珊,家庭中农成份,本人粗通文墨,为人正直厚道。时在呼市经商。因早在敌伪时期,曾在唐山市交易所与一日本商人合夥经营牙行。当时收审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弄清日本股东的去向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及其他种种原因,对当时当地的情况实在无法证实,仅凭刘海珊口头的一面之词,再加上研究分析，暂定为“汉奸嫌疑”的结论存档。工商业改造时安排其去呼市猪棕制品厂搞会计工作,后任该厂财务科长。
那时候入党,对直系亲属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求甚严,父亲历史上有“汉奸嫌疑”,自然是他入党的极大障碍,领导对此深表遗憾。有人给老刘出主意：赶抉“登报声明,脱离父子关系”。老刘入党心切,马上照计施行。一纸“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并剪报存档。但是,党组织讨论来讨论去,认为脱离父子关系只能从登报声明之日算起,在此之前的父子关系还是无法否定的。为了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没有完全弄清他父亲的历史问题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历史责任。
父子关系脱离了,家庭联系中断了。
父母亲痛失独生子叫苦连天,涕泪横流。老刘心仪已久的共产党终究未能入成,连最热爱的公安工作也保不住了,痛定思痛,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但他始终弄不明白：他的妹妹、妹夫,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入党、提拔,并委以重任。同样的共产党,同样的组织原则,同样的家庭出身,为什么两个地方,两样对待,实在令人费解？
1952年,刘宗仁被调出新化县公安局,去双峰县航管站当站长。时新化和双峰两县，均属邵阳地区,故作此安排。双峰县航管站有七个干部,却管了一千多只帆船,任务既艰且巨。他上任伊始,在广泛调查研究,深入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借用外地的经验,决定走合作化的道路。将一千多号私有帆船组成“帆运生产合作社”,让船老板们自己管理自己。成了双峰县三大改造之最,赢得了地、县领导的赞誉。1955年调任地区交通局航管科副科长。
又因他笔杆子较硬,写作水平较高,“农业大跃进”搞工具改革,他又被调地委农村部工具改革办公室负责抓情况,写先进典型材料。1959年成立地区农机局,工具改革办公室相应撤消,他出任该局农改科副科长。1961年,该农机局长车仁光调任邵阳县委书记,他又随调至邵阳县委办公室当干事,仍负责写先进典型材料。
来到邵阳县委办后,因他的写作能力较强,理论水平较高,人缘也好,大家都相见恨晚。但在首脑机关工作,非党员诸多不便,他的入党问题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派人去呼市调查,在他父亲的档案中,“汉奸嫌疑”依旧,囿于当时的思想认识,大家爱莫能助。好在领导明见,除了党的组织活动外,其他一切会议,包括区、社书记、科局长、乃至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只要工作需要,大家一视同仁。从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思想负担。老刘也深感知遇之恩,工作热情有增无减。
1963年随县委某副书记下乡,有一次下河洗澡,某副书记水性欠佳,几乎沉溺。老刘也初识水性,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潜入水底,用背将其负出水面,救了他一命。64、65年两届“社教运动”,他都跟随县委正、副书记进驻点中之点,工作扎实深入,深得领导欢心。谁知1966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如此能文能武、能上能下、泼辣干练的一员骁将,却因父亲的一个历史疑点,全然不顾本人的一贯思想和工作表现,被戴上“汉奸仔仔”的铁帽子,受尽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那怕再拼死拼活也无济于事。
      
厄运之二    好事变怀

1966年“文革”之初,九公桥社教分团抓“小邓拓”,打击的头号对象就是所谓的“汉奸仔仔”刘宗仁。主要罪状有三：一、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群众；二、反对新生事物；三、破坏干群关系。
所谓“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群众”：就是他所进驻的某生产队,自然条件极差,天水田占绝大多数,年成好也只有几分钱一个劳动日,群众生活特别困难,连糠菜半年粮的日子都无法过,“队无隔年种,人无过夜粮”,外出讨米逃荒的不少。当时风行家家户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的单行本。每本书只要七分钱都买不起,还有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无法买回。还有缺口粮,既使国家返销,也无钱购买。干部、群众,脑壳愁起簸箕大。
本来,无钱可以贷款,这是当时社教地区的一条优惠政策,只要驻队干部的一张条子,马上就可办理贷款手续,种子、化肥、农药及部份群众的口粮等,都可以解决。但老刘认为：贷款要还,还要负担利息,要是风调雨顺年成好,粮食大丰收,还了贷款和利息,农民又能得多少实惠？如果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呢！岂不是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全队二十多户,一百多号人的生活又靠什么？天水田,年成在天上,谁能看得准？
回到塘渡口探家,他把生产队的困难情况跟老伴说了,老伴为人善良,看到丈夫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的焦急心情,提出是不是将咱积存准备买手表的那一百元钱支援生产队算了？一百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几个月的工资,而且积累了多少年才攒下的,夫妇两工资又不高,还要请褓姆带小孩,怎么能说送就送呢？老刘考虑再三,说：支援好是好,只是辛辛苦苦好几年才省下的,这一送,手表又买不成了,家里有困难怎么办？老伴爽朗一笑：那有啥,这么多年没带手表不也过来了吗？等几年再买也不迟,家里有困难我来想办法克服。说罢,立即把箱子底下那用手绢包了又包的一百元钱翻出来,双手递到老刘手里。第二天,老刘立即返队,帮助队上把所需种子、化肥、农药的购买手续全部办好,还捎回了24本《老三篇》,给全队每户社员送上一本“红宝书”。生产队为此专门召开了群众大会,对刘同志的慷慨支援感激不尽,纷纷举手表态：一定要努力搞好生产,力争丰收,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目,用实际行动感谢刘同志。
济困扶贫,倾囊相助,本是学雷锋、一颗忠心为人民的大好事,对农民群众和春耕生产确实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那“极左路线”横行霸道的年月里,竟象变戏法一样,极大的好事一下子竞变成了“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群众”的弥天大罪。岂不怪哉！
所谓反对新生事物：指的就是双季稻。当时,双季稻做为粮食增产的重大措施之一,全面推广,群众很不习惯,抵触情绪较大,故属新生事物,要大力支持扶植。上级要求种植面积越多越好。反之就是“右倾保守”,是“落后群众的尾巴主义路线”。这种力争粮食增产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如何实事求是？
刘宗仁所在的生产队,天水田占八成以上,即便车水保苗,最多也只能种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距上级的要求很远很远。因为双季稻插得早,秧苗浅,必须放干水才能插田,再随禾苗的生长逐步加水浅灌,水放深了就会将禾苗淹死,只有水利自流化才能适应,天水田是不能冒这个险的。在一次研究春耕生产计划的会议上，老刘面对双季稻的高压政策积极“放炮”：“双季稻计划到底要不要因地制宜？种植要不要实事求是？”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有生产自主权,上面不能瞎指挥。这是1958年“大跃进”、“刮五风”得来的宝贵经验之一,代价极为昂贵,教训极为深刻。然而在那唯上唯书难唯实的“极左路线”指引下,谁也不敢表硬态。反而一压再压,反复强调要多种双季稻,确保硬指标,绝不能右倾保守，让群众牵着鼻子走。老刘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坚持按生产队的实际情况办事,自然与上级的要求距离较大。结果硬被扣上“反对新生事物”的帽子,一夜之间竟因实事求是而变成了“阶级敌人”。
所谓破坏干群关系：说起来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在驻大湾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中,有一位新从建设学院分来的女干部,对农村工作极不熟悉,曾请老刘去她的驻队帮她召开一次解决干群矛盾的会议,谁知从此以后,她驻队的干群念念不忘刘同志,她向领导要求,想请老刘名正言顺的帮她带一带。这本来也是一副想把工作搞好的热心肠。老刘也是乐于助人,成人之美。有人却说老刘多管闲事。“文革”一来,上纲上线,就成了“破坏干群关系”的大罪。
三大罪状一出,“汉奸仔仔”刘宗仁立即被大字报围攻,大会批,小会斗,停职反省,检讨认罪。黑白颠倒的检讨如何写？是非扭曲的罪名如何认？稿纸哭湿了好几本,几天几夜交代不出一个字。又是黑帮分子思想顽固,态度恶劣,花岗岩脑袋,拒不认罪。结果越批越狠,越斗越凶。明明是极左猖獗,是非混淆,胡作非为,借故整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可是在那史无前例,乌云压城城欲摧的特殊年代里,在那疯狂痴迷的岁月中,又有谁敢挺身而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谁又愿意去和“汉奸仔仔”共穿一条连裆裤呢？斗来斗去,自然一无所获。只好动用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宣布取消他的“四清工作队员”资格,先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后又让他去修“东方红”水轮泵站。在这里他完全忘掉了自己的“黑鬼”身份,全身心地投入战斗。白天和民工们一起抬石头,打炮眼,放炮,晚上又帮助整理先进典型材料,出战地快报,还要献计献策,抓组织管理,促进工程建设的质量和速度。对他的艰苦勤奋,工地上的干部、民工,无不啧啧称奇。

厄运之三    革命有罪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解决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刘宗仁被宣布平反,召回县委机关与全体干部一道参加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时,在一年多的批斗改造过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明白了。为什么好事变成了坏事？赤胆忠心变成了狼心狗肺？其根本原因是党内有一条自上而下的“极左路线”,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凭借手中的权力,唯成份是举,对出身不好、和有这样那样所谓问题的干部群众，施行疯狂的打击和迫害。现在平反了,享受干部待遇了,有说话的资格了,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与广大干部群众一道,抓革命,促生产。
当时在县委机关,老刘受迫害又早又深,最先宣布平反。在平反大会上,当公布他受迫害的所谓“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群众”等三大罪状时,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都说,慷慨解囊,扶贫济困,思想品德何其高尚,反而成了小恩小惠,收买拉拢群众的大罪,而长期遭受批斗改造。殊不知,他用夫妻积累了多年的一百元钱,收买拉拢一个生产队的二十几户困难群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能升多高的官,能发多大的财？这件事对全体机关干部的震动极大,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极左路线”的卑鄙可耻而深恶痛绝。加之老刘的理论水平较高,分析能力较强,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语言表达形象生动,自然而然的成了群众中的核心人物。他在大家的簇拥下,怒冲冲的闯进县委常委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县委领导们采取“革命行动”，大家不约而同的振臂高呼：“你们是谁执行了‘极左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赶快站出来赔礼道歉,否则将与你们斗争到底”。常委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愤怒群众,吓破了胆,不要命的往会议桌下爬。那个狼狈样令人忍俊不禁。大家丢下了一串愤怒与笑声扬长而去。
为了表达受迫害者的心愿,老刘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战斗檄文——《覆灭前的疯狂》。他站在“湘江风雷”等受迫害群众的立场,对执行“二.、四批示”的行动严加谴责。这篇文章被受害者视为至宝,用门板大一张纸印刷张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县委领导和县人武部C政委等因此而被当成“军内一小撮”到处游斗。从此,C政委及其他领导人更加迁怒于刘宗仁,认为就是这个“汉奸仔仔”、“黑帮分子”的大暴露。
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对待县委一、二把手的亮相问题上,群众组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一派要打路（县委副书记路XX）,一派要打李（县委书记李XX）。两派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打李的一派认为：李除了镇压革命群众外,还“与黑线人物有牵连”,在本人历史上也还有不少疑点；打路派则认为：路，既是个“漏网右派”，又是地委书记（谢XX）的红人，县委一把手的继任人，所以要坚决打倒。站在这一派的以紧跟县支左领导小组C政委的、家庭出身好的居多,因为在他们背后有县支左办的强硬支持。打李派则认为：虽然他们在前段残酷地镇压了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认罪态度较好,平反措施还算得力,过去工作中的大节是好的,党培养干部不容易,要支持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抓革命,促生产。对所谓的“与黑线人物的牵连”、“本人历史”、以及“漏网右派”等重大嫌疑问题,需要进一步查证落实,在未调查落实之前,不能轻意下任何结论。站在这一派的人多是在运动初期挨整的,他们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自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张先查后定。老刘就是这一派的核心人员之一,不自觉的与支左办唱了反调。
通过对县委一、二把手有关问题的专题调查证明,所谓“漏网右派”,纯系斩头去尾,断章取义的产物；所谓“与黑线人物的牵连”等,也是牵强附会、胡猜乱疑的结果。拟分别作文批驳。首先写出了对《所谓漏网右派的调查真相》。只此一文,既使打路派所贯用的极左手法暴露无遗。老书记打不倒,垂手可得的县委书记宝座行将得而复失,C政委忧心如焚。
恰在这时,从外地传来了“抓黑杀队”的妖风,县支左办负责人C政委又参加了省军区召开的“南岳会议”,回县“刮24级红色政治台风”。组织大批农民进城,冲击党政首脑机关,打击的主要对相就是县支左办的对立派。罪名就叫“炮打三红”,简言之就是反对县支左办。首先把对立派（即主保派）组织的头头全部抓起来,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投入机关私设的监狱之中,派专人轮班看守,用酷刑日夜审讯。在这次行动中,刘宗仁成了枪打的出头鸟,罪名就是“汉奸仔仔”,加“炮打三红的黑干将”。先在县委机关里受尽了种种酷刑,之后又被捆绑押送到县人武部的基点——沙坪大队,让农民用整“黑杀队”的残酷手段整他。用绳索将他吊到屋梁上“打秋千”,拳脚棍棒相加,绳索吊断,他被重重的摔落地板上昏死,后又被用铁丝吊起来,铁丝被钳进肉内,大动脉被扭断血喷楼顶,牙齿被打脱五颗,一件新卡其布衣服被撕扯成碎片，如此折磨了半年多。1969年4月,党的“九大”后,让他参加了一个学习班,又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宣布解脱,参加“斗、批、改”工作队,下农村搞“三分之一”,即全县先后分三批搞完的意思。
1970年春搞“一打三反”时,他正在长乐公社蹲点,工作干得好好的,忽然又派人把他从点上揪回来,放到县委招待所当反革命审查批斗,再次遭受酷刑吊打。他老婆在县人民医院当会计,工作表现一向很好,因是刘的“臭老婆”,强迫她去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酷刑逼供,当时她身怀有孕,被打得下身流血,胎儿流产,只好交钱赎命。后查证落实,分文未染,但赎命钱丝毫不退。
入秋,刘宗仁被安排去修湘黔铁路,他抓典型、搞宣传、出墙报、写简报,还要和民工一块打炮眼、放炮,危险的事争着干,受到了工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厄运之四    无辜坐牢

1974年,新任邵阳县委书记杨荫甫,是在“文革”中被打倒、吃尽了极左苦头的人。在领导工作上有经验、有能力、有魄力。他根据全县广大干群的强烈要求,在地委、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对1968年“抓黑杀队”、“刮台风”、和1970年“一打三反”等运动中的“乱杀人事件”,组织地、县联合调查团,分期分批全面摸底调查。老刘是调查成员之一。他通过实地调查,写出了许多掷地有声的典型材料,对揭露“极左路线”的残酷卑鄙,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惜到1975年,因杨触犯了“极左派”的既得利益而被挤走。以后，所有的调查材料及报告文件又全被宣布作废。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对“极左路线”的沉重一击,被“极左路线”造成的重重冤案都应迎刃而解。然而,在邵阳县却完全不是这样。以C政委为首的领导集团凭借手中的权力,接过革命的口号,摇身一变而为批判“四人帮”的“英雄”,以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名,把杨荫甫等一大批干部群众,包括刘宗仁在内,均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或“残渣余孽”。还说刘散布粉碎“四人帮”是什么“宫廷政变”。在1977年4月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公开逮捕法办。他老婆闻讯惊厥倒地,跌断一条腿,摔掉满口牙。在狱中,他在沉着抵制对抗之余,遍读马列、毛著、和《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等书,还要把《资治通鉴》翻译成言文对照。
在坐牢期间,他的工资全扣。老婆月工资只有33.5元,加上两个小孩,生活难以为继,搭帮几位挚友的不断支助,才免强渡过难关。孩子在校读书被骂成“狗仔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患了小儿忧郁症至今还时常发作。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宗仁被宣布无罪释放,无辜坐了23个月的冤枉牢。出狱时全身浮肿,走路不稳。后安排去县农机公司,什么职务也没有,不象干部,不象工人,更不象领导。工资,还是五十年代初供给制转工资制时的老二十一级。
八十年代初,县农机公司不景气。他这个“三不象”的人实在闲不住,又主动下乡搞调研。按照改革开放的精神,帮助公司领导大胆实施业务分类承包制,使企业逐步走出低谷,开县直企业承包改革之先河。
1982年,刘宗仁由于长期遭受迫害,特别是近两年的牢狱之灾,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昏倒在公厕里,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抢救,才检回了一条命。正当他住院治疗时,又有专案人员来到病房,要把他当“三种人”审查。主治医师火冒万丈,质问来人的良心何在？人家病得这么严重还不肯放过,真是岂有此理。硬把专案人员骂出了病房。
老刘大病初愈,又应邀参加了《邵阳县志》的编纂工作。用他那刚正不阿的笔触,书写着垂之后代的历史。
九十年代初,他又患了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经过较长时间的药物治疗,加上妻子的悉心照料和自己的刻苦锻练,生活能基本自理。孰料得病十八年,终因心力衰竭,于2000年2月14日与世长辞,终年67岁。

厄运之五    死的哀荣

在此之前,按政策批准刘宗仁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
按理,一个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的南下离休老干,丧事应该和普通群众有所区别。应该更加庄重一些,热闹一些。然而,这里的事情有点怪,人死一天多了,只有妻、儿在恸哭悲号,几个生前友好在跑前跑后。治丧机构未成立,讣闻未发,连治丧资金也没有到位,丧事到底如何办？大家一脸茫然。县农机局和农机公司负责人请示县委领导,答复说：开会抽不出时间和精力,按老规旧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治丧经费五千元不要超过,由某副县长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有人窃窃私议：此人虽是个南下老干,号称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其实他无职、无官、无权,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听说他父亲有历史问题,本人在“文革”中游过街、挨过打、坐过牢,平反出狱后安排到农机公司,什么职务也没有,副县级待遇是后来按政策规定落实的。难怪……。又有人惋惜地说：刘大炮是个大好人,能讲、能写、能干,文武双全。就是生不逢时,恶运难逃。
在县里的离、退休老同志纷纷前去吊唁,想增加一点热闹气氛。市里与他同时南下的许多老战友亦闻讯前往,对丧事增色不少,影响较大。死者有位生前好友,名叫李XX,两人同是南下小鬼。六十年代初,李由新宁县调往湖南报社当编辑,文革中同样备受挫折,改革开放后弃文下海,依靠一位台湾亲戚的支助,在北京办了家大公司,生意火曝,财大气粗,并热衷于台海联谊,任反独促统副会长,对海内外联系极为广泛。他闻噩耗即从北京飞抵长沙,省有关领导派小车将他连夜送往塘渡口。
他来后与众多的亲朋好友,和上下左右共同努力,终于使丧事的庄重热闹程度迅速攀升。由县太爷主持追悼大会,县委书记致悼词。悼词中对刘宗仁的一生评价甚高：他参加工作后,离家25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慈母在工作单位会面。南下50年,仅探了三次家,其中两次还是在离休以后，什么叫全心全意,赤胆忠心,完全彻底？什么叫一尘不染,成绩卓著,公而忘私？五十年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上述对刘宗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如其份的。只可惜这些俯拾即是的评价,这些五彩缤纷的光环,来得太迟了。迟到了三十多年,迟到了半个世纪。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为争婚姻自由酿惨祸！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为争婚姻自由酿惨祸

——唐传涛被戴帽双开，三亲毙命



唐传涛,地区刚解放就参加了工作,打土匪枪林弹雨,斗地主日以继夜。历任乡党委书记、局长、区长等职。只因家庭出身不好,又与伪军官女儿未婚先孕,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留党察看两年。“文革”中长期挨整,酷刑加身,被打得遍体鳞伤，九死一生,六九年戴帽双开。遣送回农村老家监督劳改。未婚先孕的老婆走投无路,被迫丢下一双儿女,悬梁自缢,父母二老,气绝双亡,自己劫后余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得了这条老命,重组新家。落实政策后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现儿孙满堂,妻贤子孝,坐享天伦。正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1928年出生于邵东县黑田铺镇,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兄弟六人,排行老五。1949年10月,邵阳地区刚刚解放,他即报名参加了资江公学,结业后分配到本县老二区,即今邵阳县长阳铺一带,搞清匪反霸,组织农会,民主建政,土地改革。
解放初,匪患猖獗,民无宁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1950年春尤甚。一次，土匪竞杀害区乡干部18人,一个女干部被土匪从群众大会中骗出惨遭杀害,一个19岁的新干部被土匪抓到一口干塘里活埋。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干部被吓跑了。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老唐不但没有退缩逃跑,反而认为这是对革命意志的考验与锻练。他不管生活如何艰苦,斗争如何残酷,那里有困难就在那里上；那里很复杂,就往那里钻；那里有危险,就向那里闯。曾留下了猛闯匪巢,力擒顽凶的佳话。在土地改革中又大力推广打壁柜,挖浮财的经验。长农民的志气，灭地主的威风。对浮财中干部最喜爱的钢笔、手枪、表三大件毫不动心,息数上交，深得领导佳许。土改后即被提拔为区财粮助理。1951年冬划县,老唐调任县武装部干事；52年任团县委青工部长,同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11月,县农林科改为农林水利局,他出任副局长；1956年该局一分为三,他任林业局长；入冬,撤区并乡,为加强基层,他出任城郊接合部的茶元头乡乡党委书记；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又出任县工业局长；1960年落实农业发展纲要,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调整农村基层行政体制,他又出任九公桥区区长。他不管工作单位如何变动,职务如何调整,从不挑肥拣瘦,讨价还价,还会很快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打开工作局面。是个抓得拢、放得开、提得起、稳得住的得力干部之一。
他在九公桥当区长期间,正好过苦日子。上级号召大力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九公桥街上的压缩对象较多,大家一双眼睛望着区委书记的爱人,因为她也是当然的压缩对象之一。而区委书记则一再要求网开一面,尽力照顾。老唐感到众目睽瞪,实在难办。问题反映到县委领导,最后还是一视同仁,全部下放。从此两位主要领导,形同陌路。老唐亦因痔疮发作,住院治疗。暂时脱离了磨擦。
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与县中医院护士王某某发生恋情。王某,芳令20多岁,卫校毕业,苗条姣好,体态丰满，白中透红,讲话象唱歌,行路象跳舞,很吸引人。可惜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是个伪军官死在监狱里。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这种人不能入党,不能提拔,不能重用,枷锁重重,等于下等公民。前夫是个医生,病死后丢下一双儿女由奶奶带养,她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稍事修饰,即显出如花似玉的美好形象,令人眼花缭乱,垂涎欲滴。老唐住院,恰好在她的护理范围之内。两人接触一多,互相爱慕之情油然而生,交往日久,其情愈笃。很快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男方认为女方虽有前婚子女,且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但年令相当,意气相投,相见恨晚。女方认为男方虽有离异婚史,家庭出身也不好,但为人忠厚老实,知情知趣,有工作魄力,是个可以信赖,可以依靠,可以付托终身的好对象,“俏冤家”万万不可错过。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当时,县委有个规矩：凡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婚姻问题,必须经县委主管领导审查批准。老唐按规矩向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提出申请。领导答复：女方各项条件均好,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值得考虑。老唐据理力争,说：“干部队伍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少,即便在领导同志的配偶中,出身不好的也大有人在”。恰好这位领导的妻子也是个地主子女,一时语塞,只好点头表态,并一再嘱付他千万要认真注意,防止不良影响。
得到了县委领导的首肯以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同居起来,被中医院的职工双双抓住。问题立即反映到县委领导。当时,正好“四清”运动蓬勃开展,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县委领导中几个与地主女儿结婚的头头们,在干部中的反映极大,反复检讨都不能过关,最后被逼到离婚的地步。他们尚且自顾不暇,又有谁敢挺身而出,为唐传涛挑担子承担责任呢？只好交县监委立案查处。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在当时属顶风作案,影响极坏。决定给唐传涛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安排他参加社教工作队,去新宁县搞“四清”，以观后效。
1966年的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浊浪冲击着神州大地,“四清”被迫中断,他回到县委机关。这时,他婚未结,女又生了,反映更大,影响更坏。运动一开始,大抓“黑鬼”。矛头所指,自然是地、富、反、坏、右等“一切牛鬼蛇神”。在干部队伍中,凡家庭出身不好者首当其冲。老唐出身地主,又有与伪军官女儿非法同居、婚外生女,问题处理在案,以后又明来暗往,藕断丝连。故运动一来,打击的目标,非他莫属。“小邓拓”、“黑鬼”、“右派”等大帽子,通统往他头上扣。大字报围攻,大会小会批斗以后,用“两红夹一黑”,发往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
对唐传涛的问题,就婚姻而论,有人深表同情,认为男欢女爱,性之所致,人之常情。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乱搞男女关系,影响不好,立案查处本也无可厚非。但该处分的也处分了,婚外怀孕,女也生了,生米己成熟饭,为什么不能结婚？男婚女嫁,自由选择,两相情愿,是婚姻法明文规定的,谁也无权横加干涉。难道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连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吗？当然,党内曾有规定,领导对干部的婚姻,出于关心爱护的目的,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审批是可以理解的,当事人本应予以尊重,并尽量按领导的意图行事。但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当事人难以遵循领导的意见,而发展到极其困难复杂的程度,后果当然自负。在规劝无果的情况下,硬性用组织、行政手段,横加干预,棒打鸳鸯,强行拆离的残酷措施,是会逼得人走投无路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在运动中对仗义执言者,非但不能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反而以与当事人穿连裆裤同坐,强缄其口,以正领导威信。如此作法,岂不令人不寒而栗。
1967年秋,按中央政策,对“文革”初期被错批错斗的一律平反。老唐也在平反之列,从农村召回县委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从这时起,他才知道自己的一切遭遇,都源于党内有一条专门整人的“极左路线”。自己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打土匪出生入死,搞建设日夜操劳,反而遭此横祸。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能象普通人一样,反而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越思越想,气愤难平,只想大叫三声,以解心头之恨。无耐家庭出身不好,就象“紧箍咒”一样箍在头上不得脱身。由其是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是经常发生的,叫“帽子提在群众手里,想摘就摘,想戴就戴”。故虽有满腹悲愤含冤之情,也必须强忍收敛三分,以免引人注目。
但是,出身不好的,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受过这样或那样处分的人,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带着这些问题,去地委专访革命领导干部。领导答复得非常肯定，他说：毛主席说，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党员干部不响应号召,那又依靠谁去发动亿万群众呢？他的话使前段受迫害者深受启发。在当时群众组织风起云涌之际,即串连了一些同受迫害者组成了“县委机关‘反迫害’战斗队”。考虑到老唐出身不好,只让他当参谋,不让他当头头,以免别人抓辫子枪打出头鸟。
由于这些人长期深受迫害,对“极左路线”的反抗意识强烈,旗帜一举,应者云集。后又与别的同观点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很快就成了机关内一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要力量。不少领导干部也表示坚决支持。对这些长期挨整者奋起革命,有些人看起来不顺眼,闻起来不够味。因为这些被错整者,相对来说,文化知识要多一些,理论水平要高一些,工作能力也要强一些,原来的地位均在他们之上。如果这些挨整者翻身上台,那么自己到手的地位和利益,不仅会得而复失,所谓打手、屠夫、“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和参与者的帽子就会落到自己头上,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必须斗争到底。所以,他们的鸣冤叫屈,就是“反攻倒算”。现在的平反昭雪,实际上是“引蛇出洞”。只有想办法把这些“牛鬼蛇神”一齐放出来,让他们充分表演,才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看清形势,稳住阵脚,观察动向,以求一伸。作好再次打倒他们的充分准备。这就成了文革中派性泛起的思想基础。
老唐在平反会上看到揭发出来的那一桩桩、一件件无中生有、无限上纲、颠倒黑白、血口喷人、几欲置人于死地的残酷事实,义愤填膺,七窍生烟,情不自禁地高喊：那些“拿刀子的”、“端盆子”的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勇敢的站出来和受害人一起,深揭狠批“极左路线”的残酷无情呢？是好汉就该敢作敢为,敢揭敢批吗！一席话把那些曾经参与整人者惊吓得面红耳赤，手足无措。
1968年秋,县支左办领导参加了省军区在南岳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回县“刮二十四级台风”。其实际内容就是组织农民进城“抓24种人”、“清理阶级队伍”。在县支左办的策划下,一批号称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农民,打着“革命大联合”的招牌,浩浩荡荡的开进党政领导机关和一切企事业单位。进驻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召集拢来,按两派分别列队,清点人数。然后按支左办提供的名单,喊出队列,加上“炮打三红”等种种罪名,五花大绑,脚镣手铐,投入机关私设的临时监狱之中。挂牌游街之后,又由原来整人的那批人马日夜兼程,酷刑逼供。老唐在机关的被绑人员中名列前茅。被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高帽子往死里整。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个司机偷偷地在地上捡了半截青砖头子，口里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说罢，便恶狠狠地将青砖头子往老唐身上猛砸。一下就将他砸倒在地,爬不起来。顿时，拳、脚、棍、棒像雨点邦落在他身上，只打得他口鼻流血,皮青肉肿,头肿涨得象个西爪,半天都没醒过来。打人手段一开，在各种批斗审讯场合,花样不断翻新：有的用三角皮带猛抽；有的用柘刺棒毒打膝盖以下等剧痛部位；有的用绳子捆只手捆只脚“吊半边猪”；还有的将一根木楼梯斜靠在墙壁上,再将“半边猪”吊到楼梯上,然后将悬空吊住的人往墙壁上猛推,反弹回来后再推,如此反复推弹,名曰“荡秋迁”。把人折磨到九死一生的严重地步。斗来斗去,就是那一句话：拿刀子的,端盆子的,是不是你讲的？你为什么要血口喷人？居心何在？
1969年冬,一纸通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戴上阶级异己分子帽子,押解回邵东县黑田铺农村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改。
参加工作20年了,老家一无所有,单位分文未给,生活怎么办？没有房子住,借了一间灰屋；没有床,取了一块门板；两个泥砖架个灶,弄个砂罐子煨饭吃。搭邦家乡的父老乡亲,你一瓢,他一勺,支援打点,才免强苟延残喘,没有被饿死。可怜八九十岁的老父老母,眼看儿子受此折磨,自己又贫病交加,无能为力,相继含恨去世。那位没有结婚的老婆,亦被县中医院开除,前婚生一双子女的城镇户口亦随母亲的开除而开除。前夫老家不同意收留子女户口,理由是：未成年子女户口随母去。老唐的邵东老家只同意收留女方户口,认为她不管结婚与否,事实上已经是老唐家的人,与老唐所生之女亦可随母落户,但对其前婚生一双儿女却不同意落户,因为他们不是老唐家的人。于是王女为了解决同前夫所生的一双子女的户口和粮食问题,多次到邵阳县上访恳求,求爷爷拜奶奶，均遭无理拒绝。那时候,农村的粮食非常紧缺,靠工分呷饭,她和老唐都是学生出身,工作多年，于农业生产自然很不在行,加之体力单薄,所得工分不多,分得的粮食极少,三口之家的口粮都不够。1970年与老唐又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全家四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更无法负担其与前夫所生之一双子女了。对眼前的艰难处境,她越想越有气,越想越伤心：恋爱、结婚、生子有什么错？别人能行,我为什么不能行？偌大的一个世界,为什么没有我母子的安身立命之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落到如此满目凄凉、生活无靠的地步。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决心以死抗争。她乘老唐上山挖红茹之际,立即行动,把丈夫和两个女儿的常用衣物,及小女尿片等洗得乾乾净净,叠得整整齐齐,饭菜烧煮得恭恭敬敬,自己也换上了心爱的衣裤,然后在灰屋的梁上挂了一根绳索,套住脖子,双脚一蹬，踢开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年32岁。
老婆一死,大女儿只有几岁,小女儿尚在襁褓之中,老唐既当爹,又当妈,既要坚持出工争工分,又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女儿,尤其是尚在吃奶的小女儿,母乳没有了,牛奶无钱买,只有用米汤和稀饭代替。女哭父也哭,终日以泪洗面，喊天叫地：天呀天！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
可怜唐传涛当了几十年的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打土匪时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搞建设时流血流汗,日夜操劳，不遗余力。谁知为了人人都有的婚姻问题竟闯了如此大祸,落得过戴帽双开,九死一生,三亲毙命的悲惨境地。幸亏1973年落实干部政策,将文革中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平反昭雪,收回工作,恢复党籍公职,修了七年大圳,两个小女儿东跑西颠,到处寄养,渐渐长大成人,感谢有关领导的关心,先后安排工作并成家立业。自己在八十年代初,经友好介绍,又找了一位温柔贤淑的妻子重组新家,工作单位也由县党校调入市制酱厂,后在市公交公司退休,并按政策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只因受苦时间长达13年,伤痕垒垒，身体状况欠佳。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被整死,留下了这条老命。否则,又怎能看得到这春光明媚、幸福美满的今天。
想文革,是痛苦的；
看今天,是甜蜜的。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一：台湾特务案！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台 湾 特 务 案

——因大哥在台教书，李筠被打成“台湾特务”



我叫李筠,1949年10月参加工作，因大哥在抗日刚胜利时受朋友之邀，去台湾帮助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教育事业，后在台师大任教。当时对干部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审查很严，我一直因“海外关系”和出身地主而备受歧视，而且逾演逾烈。到“文化大革命”,又一直在“台湾特务”的阴影笼罩下，以致酷刑批斗,伤残惨重,九死一生。时过30多年,每忆及痛苦的往事,抚摸着伤残的肢体,忍不住凄然泪下,恶梦不断。
            
古  诗  横  祸

1966年,我由塘田市区粮油站调红石区粮站卖米开票,心里很不平衡。
本来,我是解放之初,即由邵阳地干校一期毕业参加革命工作,经过在老二区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后,调到县税务局管理票证。1954年调粮食系统搞财会。现在,又由干部变成了营业员,思想上很不舒服。加之夫君又远在东北,牛郎织女,形单影只,十分辛酸凄楚。一天,偶而在报上看到唐•李白的一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当时面对资江,吟诵古诗,此情此景,与我昔日送君北去何等相似,百感交集。便随手用粉笔将古诗抄写在米桶之上,不时吟诵,聊寄情思。不久,也就渐渐地淡忘了。谁知从此闯下了滔天大祸。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的浊浪排山倒海,席卷全国,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5月20日,区里举办“文革”学习班。联系实际,有人便把我抄录在米桶之上的那首古诗抖了出来。说：我家庭出身地主,大哥又在台湾,就有台湾特务的嫌疑。那时候,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好比得了“大麻风”一样,不能入党,不能提拔,不能重用,连平时讲话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别人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每每政治运动一来,都要上挂下连,挖思想根沅,批得你有口难开,有苦难诉,有冤难申。他们硬说我在米桶上抄写古诗,其目的就是复旧,就是复古,就是复辟,妄图恢复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迎接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上纲上线,分析批判。好比重磅炸弹,非把我砸倒不可。还强迫我戴上“台湾特务”的高帽子游街示众。
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游斗之后,又强迫我交代什么“台湾特务”的严重罪行。首先逼迫我交出与大哥的联系信件。我说：大哥自抗日胜利后去台湾,从未给我来信,他在台教书还是在解放前听别人说的。他们说我不老实,便翻箱倒柜的抄家,抄走了我保存多年的银元四块,银手圈一对,长命富贵银菩萨一套,这都是为自己日后生小孩准备的；还有英纳格手表一块,金星金笔二支,现金246元。他们说：首饰是复旧的证据,其他东西放在“台湾特务”手里不合适,要代管。他们还从箱底翻出了我保存多年的“爱莲女师”毕业文凭一张,看到在该毕业证书上方的正中央,印有孙中山像和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如获至宝,说：这就是台湾特务的罪证。他们还搜出了我的一本笔记本,发现在该笔记本扉页的毛主席像的右上角,写有“先进工作者”五个字而大做文章。那是我以前在塘田市油脂站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却因“海外关系”而没有得到奖品,便自己买了一本同样的手册,并写上“先进工作者”几个字,聊作纪念。谁知他们却无事生非,血口喷人,硬说我故意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贬低为先进工作者,是恶毒的诬蔑和攻击,是“现行反革命”。立即将古诗、文凭、笔记本拍照以为罪证,再次将我捆绑游街,还强迫我边走边喊“我是台湾特务,我是现行反革命”等口号。我不喊,有人便用办公桌上镇纸用的方铁尺,顺手向我脸上砍来。登时左脸颧骨被打碎,牙齿被打落,鲜血四溅,昏死在地。粮站党支书罗XX看不过眼,说：“人家一个女同志,在老二区剿匪,土匪出几百块光洋买她的人头不后退,搞了十多年会计工作未差一分钱,未错一笔帐。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何必把人往死里整！”打手们立即批判他“为反革命分子涂脂抹粉,是阶级立场问题”。并恼羞成怒,强词夺理,说：她未被土匪吓跑是伪装积极,当会计未贪污是为了隐藏“台湾特务”身份,你为“反革命”唱赞歌请你靠边站。于是夺了粮站党支书的权,勒令他接受批斗审查。此后,再也无人敢为我讲公道话了。对我的批斗也更加残酷凶狠。
不久,便把我赶出区粮站机关,押送到对河的粮食仓厍监督劳改。先让我住在仓厍楼上一间堆满杂物的破房里。没有门,说是便于监督管制。后来又说在仓厍楼上住“台湾特务”不放心,怕我放火烧仓厍搞破坏。又勒令我搬到楼下的一间破屋里去住,这里房顶漏雨,当面无门,墙壁上长满了青苔,地上湿漉漉的,苍蝇、蚊子、老鼠成堆,臭气呛人。我的东西,不管自己在场不在场,别人都可以任意乱翻,想用就用,想要就要。除了经常换用的几套破衣烂衫外,稍好一点的衣物,如被褥、蚊帐等等,均被洗劫一空。记得起的还有新花呢上衣一件,新毛料裤一条,丝棉衣一件。这都是我结婚时几个妹妹送的。
在仓厍劳改,身上常穿一件白褂子,上面写着“台湾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字样。清晨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除了保证厨房用水和消防用水外,还必须满足送粮人的茶水供应；仓厍周围的杂草要全部除尽；仓厍门前有口鱼塘,塘里放了许多草鱼,每天要割上百斤鲜草放塘里喂鱼,这是经常性的任务。还有特殊的,一天,运来了一卡车煤,大约四、五吨,令我全部卸下来,送到下面的酒厂去用,还规定要在上午十二点钟以前完成。当时天雨路滑,跌跌撞撞,力气用尽,心力交瘁,泪汗交流如雨。中午想多呷一钵饭,增加点体力都不准。死爬硬撑,挨到下午二点才完成。又是一顿臭骂,晚上还要过堂受审,捆绑吊打。
仓厍里订有报纸,我在工余时想偷闲看一看,他们恶狠狠地把报纸抢走,说：“‘台湾特务’不能看共产党的报纸,以免窃取情报”！
四月份的一天,监管员命令我把附近农民晒在仓厍内晒谷坪里的油菜,全部搬到大门外的马路边上去,说自己仓厍要晒谷。我走近一看,发现已经晒了几天的油菜,快要破壳落籽了,如果搬动,损失肯定很大,如果放到马路边上的碎石路面上,损失会更加惨重,一年的油菜收成就全完了。我如实的对监管员反映情况,可他们听不进,强迫我快动手。我感到实在为难,绝对不能使农民受损失,想去给生产队报个信,又不准我迈出粮站大门一步,左想右想,跑到厨房里请炊事员邦忙,去通知生产队自己来设法处理。生产队长很快就跑来了,气势凶凶地对监管员质问一通：为什么不关心农民的利益？监管员恼羞成怒,反说我故意挑拨干群关系,态度恶劣,罪加一等。把磅秤上的大铁板取了下来,贴上“台湾特务”几个大字,用铁丝拴着,强行挂在我的脖子上,游街示众。这一次,虽然我的身体因挂铁板游街而呷了大亏,可是我为农民作了一件问心无愧的好事,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与我是心连心的,可聊以自慰。不觉哼出了我最喜爱的那首歌：“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他们又上纲上线,无事生非,说我故意哼歌,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恶毒攻击,又招来一场恶斗。
1968年8月,外地传来了“抓黑杀队”的消息,农村闹得很凶。他们认为我在粮食仓厍的改造很不到位,乘机将我押送到邻近的黄塘公社蛇湾大队第六生产队去,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则是想将我与所谓的“黑杀队”一快处死。不久,我在湖南大学教书的妹妹听说我惨遭毒打,致伤致残,每月只有15元的生活费,即从长沙跑来看我。队上的干部群众,听说“台湾特务”的妹妹来了,都围拢来看。妹妹见我鼻青脸肿,牙齿脱落,遍体鳞伤,骨瘦如柴,不觉潸然泪下。当她从裤兜里摸手帕揩眼泪时,一个小纸包被带了出来掉在地上,被监管员发现了,立即捡起来打开一看,见是白色药片,便当众高喊：“台湾特务的妹妹带毒药来毒害我们贫下中农了,大家快把她抓起来”。我妹妹说：那是我治胃病的药,叫“胃舒平”。不信,药片上有字。再不信,我马上吃给你们看。即当众连吃几片。群众哈哈大笑,监管员羞愧得无地自容。我妹妹立即抓住时机,将我们的家庭情况如实的向大家作了介绍,我也乘机将自己的所谓“台湾特务”等问题和盘托出。群众深表同情。我妹妹即说：“如果我姐姐真的是‘台湾特务’,完全可以由政府调查处理,何必劳贫下中农费心”？群众皆为所动。一致决定派人将我姐妹送回红石区粮食站。粮站的造反派头目恶狠狠的说：“本来这次是想把你和那个‘黑杀队’邓宝民一起丢到蛇湾水厍里去的,不料邓宝民被群众杀了,你却活着被送回来了,算你命大,如果再顽固不化,就把你丢到资江河里喂鱼”。
不久,我弟弟又从长沙来了。单位造反派诬说他是来取联系的“特务”,硬把他捆绑到电线杆子上毒打。幸亏驻军支左部队发现后及时解了围。
1970年春,开展“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三反,就是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我头上的帽子是“台湾特务”、“现行反革命”。让我参加第二期学习班。
在此之前,我从农村回来后,他们要我白天挖防空洞,晚上挨批斗。当时,我正患肾盂肾炎和尿路炎症,小便带血,淋漓不止。医师证明要我全休一个星期,但造反派头头不准,勒令我继续挖洞挨斗。我只好一边服药,一边坚持劳动。挖防空洞,只给我短锄头一把,没有任何安全设施,让我一个人在又低又矮的土洞里爬出爬进。自己向前挖进,自己送土出去,每天要掘进一米,连饭都不准在洞外呷。有几次洞顶潮湿崩塌,我差点未被压死。晚上批斗时,用绳索捆住我的一只脚和一只手,悬空吊起来,名曰“吊半边猪”。吊起来后,又将我推过来推过去,名曰“荡秋千”。我被吊得半死,连解小便都不放,结果衣裤全是尿和血。而他们却咧着嘴呵呵大笑：你看,李筠荡来荡去多有味！不管我如何撕心裂肺,凄历惨叫,硬等到他们疲劳了才将我放下来。我就在原地躺了一夜。第二天,在别人的扶助下去了“一打三反”学习班。
学习班办在县一中的校舍里。这里三面临水,呈半岛形,芙夷江环绕而过。县人武部近在咫尺,既有利于县支左办的坚强领导,又地势幽静偏僻,处半封闭状态,能少受外界的干扰影响。可以说是大施挞伐,为所欲为的好地方。因此让学校临时搬迁,以地尽其用。
一到学习班,就要我交代所谓的“台湾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种种罪行。我横眉冷对,拒不认罪,又被毒打一顿。有人劝我“顺着杆子爬”,以免皮肉呷亏。我说：“无中生有,黑天冤枉,叫我从何说起”。又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学习班是打人班,杀人班,你们粮食系统已经死了两个人了,一个跳河,一个自刎,人死了,还从国厍取钱粮开什么罪证展览会,来此只有死路一条”。我说：“自杀是自绝于人民,是意志脆弱的表现,真金不怕火炼,我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宁受千般苦,不做屈节人”。经过十多天惨无人道的折磨后,专案组拿了一份材料要我签字画押,但又不准我看材料的内容。我说：不让看就不签。他们横蛮地说：不签也可以送公安局定罪判刑。我说：那你就送就判嘛！何必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呢？他们恼羞成怒,抓住我的手不放,我就写了“材料未看”几个字。又招来一顿酷刑。
1971年7月15日晚上,区粮站开大会,当众宣布：开除我的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勒令我背向主席台,面向群众,低头认罪。这时,有四个凶神恶煞的男人迅速向我逼近,我连忙向主席台后退,造反派头目从背后用力将我向前一推,高喊“不打好人,专打坏人”。话未落音,四个穷凶极恶的男人就向我猛扑,拳头像雨点般飞来。我左遮右挡,双手护头,弯腰下蹲。他们却拳脚相加,又踢又踩。结果双眼打瞎,全身瘀肿,瘫痪在地,哭叫了一夜。第二天,求别人掺扶,到县人民医院就诊,眼科医师全面检查后说：双眼严重挫伤,建议速去地区医院抢救。并出具各项证明手续。单位领导却说：你已是被开除了公职的反革命分子,只能押解回原籍监督劳改。可是经调查属实,老家邵东两市塘没有直系亲属,甚至连旁系都没有,只好改送到县内贫困山区——小溪市公社桥头大队第四生产队,派两人押解牵引而去。当地群众看我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同意我请假外出治病。
经地区医院（即今市中心医院）检查,因伤势太重,又拖延时间过长,己无能为力,转送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在兄弟姊妹的大力支持和邦助下,住院治疗一年多,结果左眼全瞎,右眼还抢救了0.03的余光,加配一副眼镜还可勉强自保。前后共花去医药费一千多元,均系兄弟姊妹支助。自己被赶出机关,身无分文。爱人又远在东北,他最怕受我的牵连而界线分明,极少连系,更无半点关心和爱惜之情。
这时候,我身处逆境,心情糟透了。对日后的生活出路,简直发展到了悲观绝望的严重程度。将医药发票,乱放乱丢,全没有保管的信心。对自己为什么会遭此灾难,百思不得其解！


追  根  溯  沅

自挨整以来,特别是在长沙治伤期间,我经常反躬自问：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
五十年代初，我曾经学习过土改法，参加过土地改革，对划阶级成份比较熟悉：我的家庭虽是地主成份,那是因祖传田土较多,且全部出租的原因。就家庭成员而论：父亲是个老中医,大革命时期跟随共产党闹革命,4.12政变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了一段时期的小学教师,又在市内青龙桥开了一个诊所。解放后,定自由职业者,67年病逝。母亲从小卖豆腐,是个城市贫民。父母均未戴地主分子帽子,给公民证,有选举权。父母膝下四男四女。长兄李成,四十年代初于湖南大学毕业,在长沙教了两年书,用教书所得在市内箭落门地段置地两亩,即今湘运零担处,建木质结构的楼房两栋,给父母弟妹栖身。该房在解放后为湘运公司占用,至今未退。抗战胜利后,他因婚姻不遂,又应好友之约,去台湾邦助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接管学校。后应聘于台师大任教。大陆解放后与家里失去联系,直至1972年中美建交后才逐渐沟通音信。他退休后定居美国纽约。八十年代回国探亲时,被地委领导接见,并答应邦助落实有关房屋和我的各项政策。可惜以后经多次报告申请,一直没有兑现。其他几位兄弟姊妹都先后大学毕业,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高工,他们均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比解放前真不知强了多少倍。这都是搭共产党的福,沾毛主席的光,感恩都唯恐不及,怎么还能反对革命呢？至于老家那些田土山水,即便不分给贫苦农民所有,我们兄弟姊妹中也没有任何人感兴趣想去管业经营了。
在八姊妹中,我排行老三,女中以我为大。1948年于邵阳爱莲女师毕业后教了一年书,49年10月,地区刚解放就报考了邵阳地方干部学校,在校即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结业后分配到老邵阳县第二区,即今长阳铺和新邵县的小塘一带,搞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等工作。小塘,是该县西乡有名的土匪窝点之一。土匪与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关羊、打劫,作恶多端,人民恨之入骨。但除少数几个头目外,众多匪徒均系饥寒交迫,铤而走险的。我们按上级指示,摸清情况,登门上户,作土匪家属工作,分化瓦解,争取多数,孤立少数,有带枪来投者还让他们现身说法,收效甚大,我们的眼线也越来越多,工作也就更加主动了。有个带枪来投者告诉我：那天在南屋庙召开农民协会选举大会时,躲在对面山上的匪首说,哪个敢下去把作报告那个女干部抓来，奖银洋300元,杀死,奖200元。因与会农民众多,无人敢动,有个土匪混入会场想开枪打死我,被庙里的住持和尚发现后拖住不放,说菩萨面前不准行凶。后剿匪部队来了一个排,土匪才被吓跑。
还有一次,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前来报信,说：某水塘里土匪丢了许多枪,让我们赶快前去起枪。我们分析情况可能有诈,决定将计就计,约定时间后,请剿匪部队事先埋伏好,我带人前去起枪,土匪以为我们中计,站在塘圹上哈哈大笑,跃武杨威,被埋伏部队一枪把匪首打倒,余该为瓮中之鳖,大获全胜。
匪患告靖,土改完成,我被调往县税务局管理票证档案,工作认真负责。可就是一条,我总认为自己的家庭是苦地主。开始大家讥笑,后来老挨批评,说我和地主家庭划不清界线,而我却认为自己讲的全是实情而听不进不同意见,闹得同志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1955年调县粮食局后,依然故我,接连往下属单位多次调动,我还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工作上系统先进,思想上差距太大。我家庭成份差,又有海外关系,评上的先进工作者被抹掉也就在情理之中。进入六十年代,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我与地主家庭划不清界线的思想表现,自然就成了重点批斗对象。再上纲上线,东拼西凑,结果,就出现了今天的严重局面。思前想后,大概这就是我长期遭受惨痛折磨的根沅所在。

                      阴  影  难  散

1973年6月,我正在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治疗以眼睛为主的各项伤病,收到了辗转寄来的县里平反复职的通知。我喜出望外,立即出院回县。
本来,按政策规定,凡平反复职的,原材料要销毁,工资要补发,医药费用要报销,名誉要恢复,营养要补助。可是,我回单位后看不到一张笑脸,主管人员阴冷地对我说：过去整你是对的,现在要你回来也是对的,都是按上级指示办事。回来后先休息一段再说,工资从七月份算起。
我是1971年7月15日被戴帽开除的,到73年7月收回,期间共23个月,按我月工资48.5元计算,应补发工资1115.5元,结果只补发了542元,理由是在农村每月要扣15元,还有安置费、遣送费等,需在工资中一一扣除。我说：双眼被打瞎,只在农村住了一天两夜,要实事求是。他们说：这是规定。
我从1967年到68年,劳动改造了11个月,每月只发给我15元的生活费,每月还有33.5元那里去了？他们答复：这笔钱已用于劳改期间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费,“反革命白褂”费,标语费,及其他一切费用,不能补发。
我被多次打伤致残,前后共花去医药费、车船、住宿等各项费用一千多元,因当时伤心透了，灰心丧气,发票未完全保存。结果只报销了190元,虽有病历可资佐证,也完全无济于事。身体营养补助一分钱也没有。还有,抄家抄走的钱财物品,始终没有下落。仅管我一再申请寻找,答复总是唯唯。
1973年底,被调入塘田市地区医院搞财会工作。我只想,单位变了,地方变了,一切从头作起,自然一好百好。谁知恰恰相反,事与愿违。工作认真负责,说你不敢不做；身体不好,说是故意装病,消极不满；想辩解几句,又是思想顽抗；还有人故意造谣,说我阴谋杀害医院党支部书记,妄图颠复红色政权。他们说：李筠反正是条“死蛇”,想打就打。真想不到：才出虎口,又入狼窝。还是“台湾特务”的阴魂不散。
1976年,爱人从东北调入邵阳市银行系统,为照顾夫妻关系,我亦被调入市区,先对口安排去市立二医院,他们嫌我有“海外关系”，不愿接收。后又安排我去市二轻系统的集体小企业——市文化用品厂。还说,不行就退到县里去。我当时心想,只要自己积极工作,吸取经验教训,广结善缘,还是大有希望的。进厂后,我大胆工作,努力收回多年的房租欠款烂账一万多元,满以为这是立功表现,谁知竟得了个出风头、假积极的评论；77年调工资,在几个管理人员中,我的工令最长,工资还是五十年代初,供给制转工资制时定的老23级,属最低的。可是他们说,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调,以后几次调工资都没有我的份,甚致连人人都有的工作服,也是左推右推,不发给我。在住房问题上更加令人发指,本来如前所述,我大哥在解放前曾在广场地段建房两幢,后被湘运公司占用,一直不退。厂里安排我祖孙三代,住进厂门二楼的一间破房子,半边火炉半边房,半边尿桶半边床。后三楼住人,还要从我房里路过,害得我一家三口无法洗澡入睡。向领导反映,领导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监督“台湾特务”。找房产公司,加了一道木板间壁,问题解决了,又要按商品房收取高价房租,硬性从工资中扣除,多方申诉无果,搭邦该地被外资机构占用,才另外给了我一套居室。这时我已退休,文化用品厂也垮了,我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交不出房租,五扇房门全被取走。逼得我一个女人家敞开房子睡了七天,没有办法，只好打了一张欠条，限期将欠款归还，才把房门退给我。
还有因毒打致伤致残的问题,厂里说伤残是在县里造成的,医药费应由县里解决,而县里又说我的工资关系早调走了,应由调入单位管。我就象一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多次走访无效，市人事局领导十分同情,曾和市信访办主任专程亲临该县，找有关方面研究落实,当时答复很好，同意为我出具伤残证明书,并把我的退休关系转回该县粮食系统,一切按同等干部对待。可是等我去办手续时,又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个等那个,那个等这个，三推两推,左等右等,真是难上加难。以后，走的走了,退的退了,病的病了，死的死了，害得我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花了多少车船费,讲了多少求情话。时至今日,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我心想：反正自己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兄弟姊妹也劝我：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听天由命，打落牙齿往肚内吞算了。幸好我伤残的身体己基本定型,月工资已涨到500多元了,女儿也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二：死里逃生记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死 里 逃 生 记
——王化沛在抓“黑杀队”中大智大勇的故事

关于我死里逃生的故事,知之者甚多,流传甚广,但传说不一。
我叫王化沛，原任邵阳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四清”下台。文革期间“抓黑杀队”,我即被抓,而且“被判了死刑”。临刑前,我冷静分析：当时是“大势”所趋,既不能坐以待毙,也不能硬打硬拼,只有斗智斗勇,才有死里逃生的可能。现将具体情况,追忆如下：
记得1968年8月23日深夜,在邵阳县白仓公社石脚大队,几个夺了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造反派们,正在鬼头鬼脑,窃窃私议：
“他妈的,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那些地主崽崽通统杀光算了,免得他们鬼计多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使得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也免得夜长梦多,中途变卦,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
他们在“抓黑杀队”的高潮中,己经往资江河里沉溺了七个人了,还散布说是集体脱逃,跳水自杀的。有个中学老师，名叫孙国俊,在半夜里突击审讯时,被人用大石磨压断了他的脊梁骨,弄死后又吊到屋梁上,说是畏罪上吊自杀的。
到底还是杀人心虚,欲盖弥彰。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对付的一个,准备再审问一次,榨出点口供来做证据,然后“做了算了,不留活口,免遗后患”。做到处死有据,也好向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个比较象样的交代。还可捞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美誉。
他们在大队部值班室内,将几只打禾黄桶复扣在地上,拼凑摆设成临时刑场。并在房内屋顶的大梁上挂了两副绳索,形成一个壁垒森严、杀气腾腾的局面。准备用刑场逼供成招,再用招供逼我自尽,逼死不成,则强行吊死,说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
以上是几个大队造反派商议要如何处死我的情况,是我在事后听别人说的。我为什么会被抓被杀？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我,1932年生,父亲是个老中医,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有几亩薄田,因缺少劳动力,请人耕种。父亲诊病卖药为生,经济较为松动。土改时划小土地占有,田地房产未动。土改复查改为地主成份。产业依旧。父亲的个人成份划自由职业者,有公民证,有选举权。未戴地主分子帽子,从未参加过“四类分子会”。他有点文化，为人豪爽正直,爱思考点问题,富有幽默感，尤喜欢开玩笑，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顽皮话。
解放时我才十七岁,初中刚毕业就去农会邦忙,乐得忘乎所以。被区委书记宋宗君看中,立即将我发展为青年团员，调任区团委书记兼区委秘书。1952年,又被县委书记林树贤看中,将我调到县团委,任学生部长。由县委书记和县委组织部长张瑞川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县委党训班副主任。55年，二十三岁出任九公桥区委副书记。56年冬撤区并乡,任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58年搞人民公社,我又去小溪市,任前进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61年公社体制下放,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又被调回县委,任农村办和县委办副主任。可谓一路顺风。
1965年夏,“四清”运动由农村转入机关。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打倒对象。起因据说是源于我那爱开玩笑的父亲。因他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曾跟别人开玩笑说：“哈巴农民管哈巴地主,聪明地主管哈巴农民”。所谓聪明地主,指的就是当了干部的地主子弟。这句话正好迎合了农民群众中某些狭隘的阶级意识和偏激情绪,所以象扦了翅膀一样,传之甚广，反映强烈,影响极坏。于是,我也就成了千夫所指的“聪明地主”,运动一来,首当其冲。还有,在出任区、社书记时,曾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老婆当民办教师,以及所谓的男女关系问题等等。通过内查外调,反复批斗,反省了一个来月,定性为犯了腐化堕落的严重错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公职,安排到县委工作组下乡。
1966年初,我随工作组去郦家坪区的一个生产队。该队院子门前的要道旁有一颗大石头挡路,人畜进出极为不便,群众苦无办法。我请负责烧石灰的农民弄点炸药回来将它炸掉,以保障过往人畜的安全,群众拍手称快。都说搭邦王部长出了个好主意。因为队里许多老党员干部都认识我,所以部长长、部长短叫个不停,而我自己也并未在意。可是,对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特别关注,只想抓我的小辫子,打我的“落水狗”。借以显耀自己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就是工作组中那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那些思想狭隘、喜欢落井下石的人；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采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他们告黑状,说我极不老实,仍然官架子十足,要农民喊部长,还象过去当部长一样发号司令,要农民拿炸药炸石头等等,如此这般,罗织罪名,上纲上线,癞子头上加盐醋。“文化大革命”一来,我立即被大字报围攻批斗,打成“小邓拓”、“黑邦分子”,开除出工作组,去县农科所与“右派分子”一起劳动改造。月工资由70元降到40元。
县农科所,其实并不是什么科研单位,只是县农业局属下的一个试验示范场地,象生产队一样,有田有土,有山有水,需要劳动力帮助从事生产管理。所以把一群“右派分子”安放在那里改造,当廉价劳动力使用。我去后让我看牛。每天和一些小朋友在山上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鼓励他们发奋读书,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谁知这一讲又犯了法。说我在引诱青少年走白专道路,蓄意腐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又招来一场恶斗,只斗得我咬牙切齿,气愤难平,但又百口莫辩。难道要小朋友发奋读书也错了？实在无法理解，真是天下奇闻。
1968年春,阶级斗争出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的家乡——白仓公社石脚大队的造反派们认为我已经垮了台,打“落水狗”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了一伙人到县农科所,声言要把我这个“聪明地主”,揪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批斗、监督改造,让他知道我们这些“哈巴农民”的历害,看他还敢不敢管我们这些“哈巴农民”。县农科所领导认为这是贫下中农的合理要求,表示坚决支持,召开了一次极大的批斗会后放行。我于是跟随那些造反派们，回到了离别16年的家乡。
回乡的当天下午,迎接我的是一场专打“下马威”的批斗大会。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批斗内容,只有几个造反派头目大喊大叫,狂喊一阵口号后草草收场。
第二天,生产队排工。当时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农事活动较多,我不等队长安排,便主动要求去耙秧田。因为近年来我经常下乡,在参加劳动中最喜欢犁耙工夫,对此较熟。也想乘机露一手,使大家不致小看于我,故主动提此要求。乡亲们听了大吃一惊,都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在诸多农事中,唯有耙秧田的技术要求较高,需要犁耙工夫过硬的老农担任。象我这个十二岁出门读书,又在外面当了十几年的“大”干部的“地主崽崽”能胜任吗？可又是自己提出来的,不便硬性驳回,更还想看看我是否真行,亦或是故意吹牛唬人的！队长只好将秧田所在地、犁耙农具和用牛作了适当安排。并郑重嘱咐：“抛田下种,农事之首,是全队人一年的希望,只能搞好,不准搞坏,搞坏了罪加一等”。我频频点头,绝对保证。耙田时,许多人偷偷地观看我用牛扶耙的技术。结果大出所料,许多老农翘指点头,啧啧称奇,打着土谈,亲昵地说：封门的,想不到他还真有两下子,真正达到了田平如镜,泥烂如浆的标准。耙秧田大大拉近了我与群众的距离,晚上评工,给我记了9分,比10分底分的全劳动力差一分,主要是怕我的体力跟不上。后来挑煤炭烧石灰,我一担挑了150斤,与队上全劳力平起平坐,于是十分到头,乡亲们对我更加刮目相看。说我和别的地主崽崽完全不同。加上我久别乡里，对乡亲故旧感到隔外亲切，礼貌待人,谈笑风生,亲善和顺,更加改变了乡亲们对我的固有看法,与刚揪回时的疑虑、冷漠、对立、横眉竖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以大队老支书为首的一批老党员、老干部,对我更加另眼相看,保护有加。这就气坏了大队夺权的那些响当当,他们着察到群众对我的偏袒倾向明显不利,恶狠狠地说：不行,地主崽崽回来拉拢腐蚀群众,企图逃脱监督改造,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必须把他斗垮斗臭,否则难解心头之恨。但又苦无斗争把柄。
一天,母亲要我到山上去砍点茅柴回来。我利用工余在附近山上砍了一担茅柴,因山坡太陡,就在山上将柴捆滚了下来。不巧,压坏了土边的两颗包谷苗,这一下正好给造反派提供了批斗的口实。罪状是现成的：上山砍柴,破坏森林；压死包谷,破坏生产。立即五花大绑,关押到大队部。谁知在批斗会上,仅管口号喊得再凶,声势造得再大,群众心中有数：茅柴并不是森林,而且家家户户都要烧；压坏两颗包谷苗补种就是,何必大惊小怪,故意整人？结果,任凭几个造反派头目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喉头喊嘶,嗓子叫哑,还是空喊一阵口号后收场。但放又不好放,整又整不倒,只好放在大队部关着,旁敲侧击慢慢磨。
同年八月,“抓黑杀队”的腥风血雨刮来了。大队造反派立即闻风而动,抓住这个机会,声称抓住了一条“大草鱼”,硬把我当成“黑杀队”的头目整。一再追问我是不是“黑杀队”、“反革命”？何人介绍参加的反革命组织？纲领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是不是要杀贫下中农、基层干部？成员是不是那几个地富子弟？等等。一连串的指名问供,希望在我这条“大草鱼”身上打开缺口,扩大线索,以便一举全歼。
谁知刚学理发即碰上了络缌胡子,非常扎手。我以硬碰硬,死不让步,并且理直气壮,企图以理服人。我说：我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大家都知道,解放前我家和你们一样,同样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解放后土地改革,我家田地房产未动一丝一毫,既无杀亲之仇,又无夺产之恨,我为什么要当反革命？再说,刚解放我就参加了工作,打土豪,分田地,行行在场,本地那个恶霸地主被枪毙还是我整理的材料,他和我是生死冤家。我怎么还会和他的子弟搞到一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你们说我是“大草鱼”,其实我的官并不大,还是个小小的科级干部,但在本地也不算小了,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不杀我杀谁？因为我是他们的死对头,我又怎么能参加反革命？当反革命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即使我想当他们肯定也不会要我的。
一席话只说得他们哑口无言,面面相觑。熟知底细的老乡邻说：他讲的句句是真,没有半句假话。造反派恼羞成怒,大骂我“不老实”,立即将我的手脚捆住,头向下,双手向后,悬空反吊起来。并且脖子上挂水桶,背脊上压土砖,一块、二块、三块,每块二十多斤,多亏我从小练就了点功夫底子,拼命挺着,不然,腰子骨都会压断,人早就没命了。我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倒法西斯！打倒刽子手！
我的受刑苦斗和大义凛然,深深的感动了在场的群众。大家议论纷纷,众口一词地说：他讲的都是事实,人家又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还不放人,那有这样的“黑杀队”？造反派感到众怒难犯,便将我放了下来,喝口水,歇歇气,然后继续审问：你到底参加没参加？
我感到皮肉之苦难受,决定改变策略,只能智斗,不能硬拼。于是顺着他的问话勉强回答：参加了。
造反派觉着吊打有功,终于撬开了我的硬嘴巴。紧接着进一步追问：何时、何地、何人介绍？
我答：时间是1952年,地点是老虎坪,介绍人是林树贤和张瑞川。
问：纲领是什么？任务又是什么？
答：反对反对我的人,推翻推翻我的人,打倒打倒我的人,消灭消灭我的人。谁要杀我,我就杀他。
问：你的介绍人现在哪里干什么？
答：林树贤是邵阳专署副专员,张瑞川是国务院外事办主任。
造反派感到情况不对,历声追问：你到底参加什么党？
我高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群众看了这一幕感到非常开心,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而造反派们则铁青着脸,象泄了气的皮球,全蔫了。
如此斗来斗去,他们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到8月23日夜晚,情况忽然有了变化。我从被关押房间的门缝里收到了几张字条,都说“形势十分紧张”,“情况万分危急”,“今晚有危险,当心、当心、当心”。他们都要我充分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还有人在窗户上给我送鸡蛋、食品之类,来安慰我。我知道这都是许多好心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鼓励和支持。这一切也都说明：今晚就要大难临头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开始心跳加剧,全身阵阵发麻,眼睛发黑,头昏脑胀,手足无措。后冷静一想,无非就是一死,反正在劫难逃,人生在世,总有一死,只分迟早,有什么可怕的？很奇怪,这样一想,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
我又进一步分柝：他们为什么要在晚上杀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白天,害怕阳光,害怕群众,怕大家知道他们的罪恶行径,日后难逃法网。他们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斩尽杀绝？那是他们害怕夜长梦多,半途变卦。这也就是说,如此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黑暗时期决不会太长。因为他们违背民心民意,违背天理良心,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痛恨,许多好心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就是明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如此反复琢磨,思路越来越清晰,底气越来越足。但如何拖延时间？我冥思苦想,昔日当办公室副主任主管机密文件的镜头忽然在脑海中掠过。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有想办法让县里来人才有唯一的生路,我反复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全面、充分地做好各项思想准备,静观事态发展,以便侍机而动。
夜深了,当几个造反派头目气势凶凶地走到我面前,指着吊在房梁上的箩索,恶狠狠地历声高叫：“王化沛,今晚如再不老实交代,就要用索子吊死你,让你死个清楚明白”。面对此情此景,我已胸有成竹,脸不变色心不跳,表现异常平静地与他们周旋,轻松自如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问：你到底交代不交代？
答：我交代！
问：把纲领交出来？
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用模棱两可的词句,和写白眼字的手法,写出了几条所谓的“纲领”和“任务”。并且同样内容的写了两张,一张交给造反派头头,一张藏于自己的衣袖中,带他们到自家猪栏里的砖缝中当“原件”取出来蒙混过关。因为他们文化低,识不透,还信以为真。然后继续逼供：“你的组织成员是不是那几个地主崽崽”？
这时,我已成竹在胸，乘机仰天大笑,居高临下,气势逼人的说：你们说我是“大草鱼”,其实又太小看我了。我当过党校校长,当过区委书记,当过农村部长,还当过县委办公室主任。见过多少大世面,会过多少能干人？还在乎那几个毛孩子,他们知道什么？实话告诉你们,我的组织大得很,人马多得很,都在县里,与你们这里毫不相干。老古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岩鹰不打窝过鸡”。我的重大机密都在县里,有纲领任务,有行动计划,有组织名单,有绝密文件,还有枪枝弹药等等。这都是我在县里早就准备好了的。今天不便详谈,只提一个头,因为跟你们讲了也没有用,请你们如实向县里汇报,请县里来人。我还托人给国务院外事办的张瑞川也发了电报,我只能等他们来人时详细交代。你们今晚要杀我,那好,请你们动手吧！杀了我,等他们来了,看你们如何交差？谁又能逃脱杀人罪责？
这一着真灵, 那几个凶手全被我气势凶凶的话语镇住了。尤其是听说还有“枪枝弹药”和“组织名单”,他们感到案情真的“特别重大”,真的抓住了一条“大草鱼”,不敢再追问下去了,也不敢再提处死之事,怕真的弄死了不好交差。于是他们极力渲染上报。
第二天,县里果真来了人,都是掌实权的,也都是我的老熟人,彼此都很了解。我要求和他们单独见面。我在全面反映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后,只提出一条要求：请设法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或者把我带到县里,关到公安局去。当他们弄清了事情的全部情况后,知道大队要把我当“黑杀队”处死,我使用的是缓兵之计,他们也不想将我丢给那些杀人凶手,以免又增加一条冤魂。但带回县里去,关又不能关,放又不好放,权衡再三,只好将计就计,在离开大队时一再施加压力,说这个人的确有重大问题,还牵涉到县里许多人,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你们暂时先把他严加看管,不能让他逃跑,更不能让他自杀,否则,就会死无对证,贻误大事。
按照县里来人的指示,大队造反派们对我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只得好好地将我保护起来,还以为这一次真的立了大功,做着飞黄腾达的美梦。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国防施工队的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市区里召开了动员大会,强调“杀人偿命”。石脚大队的老支书和造反派头头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从此就再也不敢对我怎么样了。又过了几天,我被释放回家。
回首死里逃生的种种情节和惊险场面,止不住出了几身冷汗。
1973年,县里落实政策,我被收回县委农村办。邦助筹建水泥厂,厂建成后又去县乡镇企业局筹建供销公司,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八十年代初,全国大范围平反冤假错案,对我的问题却不象别人那样顺利。属“文化大革命”的平反了,落实了,可是属“四清”中的问题,因我原系地管干部,平反报告送到地委,主管领导说：“四清”不能一风吹。
有人劝我重新入党,我想来想去,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我早已退休了,晚年生活美满幸福。三个儿子事业有成,两个在市区,一个在深圳,干得红红火火,还在市内陶家冲地段修了一栋三层楼房,全家居住绰绰有余。古稀佳庆,许多老朋友前来祝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和舒心。过去的那些烦心事,早就被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三：举报黑杀风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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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黑杀风有罪！
——朱德青见义勇为当反革命，被四次判刑十七 年


朱德清,祖籍湖北孝感,父亲曾在国民党邮电部当差,抗日逃难,由南京辗转至常德而邵阳。解放后在邵阳县邮电局供职。
他,1947年出生于常德,故名德清。兄弟姊妹九人,排行老五。因家里人多劳少,入不敷出。1965年高中毕业后即参加了工作,在县广播站当了一名装配工。他为人聪明灵活，豁达大度,敢想敢说敢干,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装广播设备,深得上下佳许。但他性格执着倔犟,敢为人先,非理不服。在那史无前例的时期,象他这样有棱有角,又香又刺的人,难讨领导欢心,随便抓点什么,诸如骄傲自满之类,就可成为挨整的重要对象。正所谓在劫难逃。
1968年秋,外地传来了“抓黑杀队”的妖风,邵阳县杀死了不少人,“黑风”劲吹,舆论大哗,民怨沸腾。而县支左办领导却说“群众专政,是新生事物”不能泼冷水，熟视无睹,任其蔓延。他气愤冲天，大难当前,岂能袖手旁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怕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多次收集情况上报。谁知如此见义勇为的正义之举,却与县里有关领导思想观点，所作所为，唱了对台戏，被打成了！“反革命”,先后四次受审，综合判刑17年。老父老母相继活活气、病而死,妻子被迫离婚远嫁。满腔的正义之举，反而演变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迫使他和“极左路线”不得不做殊死的搏斗。只有这样,才有唯一的生路。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他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群众。但他不相信乌云能遮住太阳,黑暗能挡住阳光！这就是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原动力。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卓绝，拼命搏斗，他终于胜利了。1984年落实政策,被安排去县大阜头汔车轮渡管理所,92年调市城郊公路管理局。
新世纪到来之初,机构改革,他已年届五十,退居二线,对于四次判刑的斗争过程，,他回忆如下,先从“抓黑杀队”讲起：
                  

见  义  勇  为

1968年秋,邵阳县到处刮起了“抓黑杀队”的妖风,河里死尸飘浮不断。当时,县委领导班子已瘫痪,由支左办掌权。他们认为“抓黑杀队”,是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的“群众专政”,是“天然合理”的。因而采取“开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不闻不问,不管不探,反而大刮什么“红色政治台风”，清理阶级队伍。几套锣鼓一齐打,全县杀声震天,形势紧张恐怖。天，彷拂就要塌下来了。
8月23日下干2时,塘渡口公社民兵到处抓我。因我在“文革”初期,曾经对单位领导提过一些不同意见,加之我又曾抄录过一些旧体诗词,被认为是崇尚“四旧”而受到批斗。对此我极为反感,故“台风”一刮,我便成了紧急抓捕的“危险分子”。当时我正在一个朋友家,与之分析“刮台风”来势凶猛,必须提高警惕。恰在此时,我的行踪被发现,被强行抓捕,我与之对殴斗打，打倒一人后脱逃。后被围追堵截,在一小巷内被抓,送往塘渡口公社“台风指挥部”受审,批斗中惨遭棍棒皮带猛打猛抽。当时还有县委正副书记等三十多位领导同志跪在地上受教育。嗣后,我被送往城郊对河的桂竹山生产队监督劳改。
在此,我听说该队原贫协组长、理发师周用卿夫妇被打成“黑杀队”惨遭活埋。原因一说是宗族矛盾所致；一说是曾经学理发的徒弟报复。夫妇被批斗毒打后动掸不得，丢到自家在麦山垅的红茹窖里活埋了。但又怕他夫妻日后变鬼报仇,先往红茹窖里倒了两升油菜子,据说因油菜子很细,数不清,阎王爷不准变鬼投生。但他们又害怕此法不灵,还往红茹窖里倒了两担大粪,并在坟上插了“永世不得翻身的牌子”。死者的财产被瓜分,房屋被夷平,用他自养的鸡鸭办了几桌“杀人酒”，16岁的闺女被逼出嫁。王法何在？天理何存。我不禁怒火中烧,连夜泅水过河,一口气跑到邵阳市，向地革委人保组汇报。听说地革委主任在省里参加三次全会,当晚,我又打便车赶到长沙,向省革委作了汇报。听说省革委领导在三次全会上反复强调，应立即制止道县和邵阳县的“乱杀人现象”。但因当时全省正大“刮台风”,“抓黑杀队”的事竞被湮没了。返回时在株州被当成流窜犯拘留了二十多天，后被押送回县。
此时,县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对我们这些举报黑杀风者视为异端仇敌，格外不能容忍。继续被押往桂竹山生产队监督劳改。当时,“黑杀风”尚未完全解决,形势仍然严峻,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我们忍无可忍，串连四个志同道合者,偷偷地从监管中脱逃,连夜步行六十华里,跑到邵阳地革委，再次反映了邵阳县“抓黑杀队”的严重情况，和我们自己因举报获罪的艰难处境。第三天,地革委主任和军分区首长到塘渡口,我们的人身自由才稍有好转。但是,“抓黑杀队”的事仍然无人过问。到底杀了多少人,大家心中无数。我们又多次商议进行秘密摸底调查。被县支左办发现了,C政委在干部会上公开说：现在有人“开黑会”,想为被杀的阶级敌人翻案,我劝他们赶快住手,不要开了,再开就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果不其然,到1969年,我们均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一个判刑九年,一个判刑三年,我被专案审查后从轻发落,遣送到距县城较远、杀人严重的千秋公社,交贫下中农监督管制,连户口都一并转了去。1971年,我又被当成“5•16分子”整,“9•13”林彪事件后,“极左路线”受到了沉重一击。C政委放出口风,说：对朱德清等人的处理可能搞错了,要纠正。
形势出现了转机,我又找到好友夏XX,商议调查“乱杀人事件”,两人敌忾同仇,一拍即合。考虑到当时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对穷凶极恶的“黑杀风”仍然是三缄其口,韪莫如深。而且全县太宽,力量有限，不可能全面调查。决定先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收集、整理、上报。方法是秘密找受害人的直系亲属了解一手材料,务求绝对真实可靠,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有充分说服力。两人分工：夏是黄塘公社人，就近去黄塘、中和、新建、五丰铺等公社；我重点在塘渡口、千秋、白仓、红石、和平等公社。到1973年初,我们两人共收集了58个杀人案例,编辑整理,油印成册上报。其中包括了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支书唐方春、桂竹山生产队的贫协组长周用卿夫妇、二中教师姚家齐、三中教师钟明梁等等。我们还要求地委、省委、中央严肃查处责任人,抚恤遗老遗少,以平民愤，以正视听。同年四月,我们又用这58个案例材料多次去地委、省委上访。上级领导均明确表示：一定要负责查处。C政委也曾找我们谈话,说：1968年“抓黑杀队”是群众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自发搞起来的,人武部想制止而无法制止,应负的责任是制止不力（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制止）；“刮台风”和“一打三反”,是根据省军区的布置和“南岳会议”的精神,要负执行的责任,一定按中央政策落实。同年六月,原被错捕、错判者全部释放,我的户口亦从农村迁回县委机关,工作依旧。但对“乱杀人事件”仍无下文。
73年10月26日,省委副书记万达、组织部长赵处琪、秘书长刘夫生等一行来到邵阳地委。我们闻讯后立即赶到地委,在地委机关招待所,就县里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乱杀人事件”,和落实教师队伍的政策等问题,向省委领导作了全面汇报。由万达的秘书作记录,我们还在记录上签了字,并将58个杀人案例材料送交。事后仍无结果。1974年3月,我们又给万达写信,5月,万达的秘书回信说：所有信件及材料均收到,请相信省委、地委,关于邵阳县的问题一定会合理解决的。
1974年,杨荫普主政邵阳县,4月,他在省地领导的支持下,组织了庞大的“地、县联合调查团”,对“刮台风”、“一打三反”和“抓黑杀队”等“乱杀人事件”,公开、全面地进行调查。此举深得民心 ,群呼青天。5月1日,地委主要领导和军分区首长齐集塘渡口,听取调查汇报,一桩桩血案,一条条人命,使得领导们怒气噎喉,热泪盈眶。当即表示要全力支持,包括财政援助在内,要求一定要把政策落实好。地委还以绝密文件向省委和中央报告该县“乱杀人事件”的详细情况。1975年春,杀害塘渡口公社桂堡大队原支部书记唐方春的凶手,被从解放军队伍中抓回正法。当天,县城内外,万人空巷,人们额手称庆，奔走相告。
以后,不知为何又偃旗息鼓,无人过问了。“极左”回潮,阴风习习。对杨荫普积极大胆纠正“极左”的所作所为,反被说成是“否定文革”,是“右倾翻案”,是“为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张目”。一盆盆脏水往他头上乱泼,一封封告状信飞往省、地、中央。同年5月,杨被挤走。于是,又恢复了极左的一统天下。
1976年冬粉碎“四人帮”。杨荫普被当成“帮派骨干分子”纳入“清查范围”。我因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并参与行动,而被冠以“四人帮残渣余孽”的罪名进行重点“审查”批斗。
                 
第  一  次  判  刑

1977年3月,省委视邵阳县为“文革重灾区”,派庞大的工作组进驻,帮助“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省委某领导来县检查时说：邵阳县以杨荫普为代表的一批人,当年（指1974年）的所作所为,就是为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翻案,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大批支持或跟随杨荫普搞联合调查的人,有的被围攻批斗,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逮捕法办。我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们把我关押在县磷肥厂,让我交代问题。我满腔怒火,斩钉截铁的说：自文革以来,我天天挨整、挨批、挨斗,只有控诉,没有交代。任他们如何施压,我自岿然不动。如此相峙月余。我被认为是“清查中最大的绊脚石”,审查手段迅速加码、升温,我的反抗情绪也与日俱增。
同年7月某日,隔离室来了一条狗,我灵机一动,认为发泄的机会来了。即用毛笔在报纸上写了“资产阶级右派,王、张、江、姚之类走资派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几个大字,用一枚铁钉,手掌一拍,钉在狗的屁股上。狗负痛拖着写了字的报纸狂奔,群众看了拍手称快,称为杰作。而工作组的人看了,则说是“牵狗游行,影射侮辱他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10月9日晚上,再次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给我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收集整理中共邵阳县委的黑材料,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有个姓王的工人上台斗我,一上台就对我拳打脚踢,只打得我眼冒金星,头昏脑胀。我实在无法容忍,立即重拳还击,将他打倒在地,并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13日晚上,宣布对我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坐黑牢一年多。
到1978年8月宣布,判处我有期徒刑七年,强迫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第  二  次  判  刑

1978年8月20日,我被押送到群力煤矿执行。
这时我实在思想不通,为什么黑白如此颠倒？政治如此黑暗？法律如此不公？被人民群众衷心爱戴的共产党怎么会这样？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趁在监学习的机会翻阅了各种报刊,终于找到了民主和法制的武器。我要申诉,我要控告,我要向各级领导反映自己的冤情,我要依靠法律的武器来挽回自己的清白！
这一年的国庆节后,我被分配到该矿四大队一中队,一到劳改队我立即写申诉书。在强加给我的许多罪行中,突出的就是“收集整理攻击中共邵阳县委的黑材料”。材料到底是黑还是红？这个大是大非的根本问题必须彻底澄清。我在申诉书中说：1973年我们收集整理的58个杀人案例,都是铁的事实。1975年省高院核准杀害唐方春的凶手的死刑案,就是我们58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我们的揭发上报是恶毒攻击,那么请问,政府依法处决杀人犯又将作何解释？我在申诉最后说：向上级领导如实反映情况,是宪法赋于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和权利,每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做,我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
申诉写好后,每天一份,请中队帮助,向中央、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属的相关单位寄发。同时还给省委万达书记写信、寄申诉。劳改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申诉和信,我们都看了,并按规定都给你寄发了。根据你的申诉,我们己派人去和原判单位联系。但是,我们是执行单位,只有执行权、建议权,没有撤判权,在未撤判之前,你只能作为犯人服刑,请你理解我们的职责,注意自己的影响,帮助我们共同维护好监管秩序。我表示同意。
1979年春节刚过,申诉没有回应。我将申诉改为控告,仍按先前的单位逐一寄发。在控诉书中,我以满腔愤怒的笔调,控诉了邵阳县法院故意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栽赃枉法的严重罪行。强烈要求追究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还我一个人身的清白和自由。  
控诉仍然没有回应。
1979年4月,我又向原寄发单位寄去了第三批信函,标题是：《评邵阳县人民法院（78）54号刑事判决书》。我在评论书中说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在邵阳县制造的冤假错案堆集如山,罄竹难书,对我的无辜判决就是其中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要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和功过是非。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落实？
监狱领导看到我一份份义正词严的控诉,更加相信我是冤案一桩,给于我极大的宽容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动。十七年后,我到群力煤矿出差,对此深表谢意。并表示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1979年5月,申诉有了回应,但却始料未及。邵阳县法院的改判书是这样写的：申诉人朱德清自1966年以来,先后殴打干部群众二十多人,己构成侵犯人权罪。但原判反革命罪论处不当,现依法重新判决：1、撤销（78）54号判决书；2、以侵犯人权罪判处朱犯德清有期徒刑三年。
                  
第  三  次  判  刑

如此判决,疑窦丛生。庄严神圣的国家大法,在某些人手里,居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立即掾笔上书，向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诉。我在申诉中写道：原定反革命罪是否有事实依据？如有,为何又论处不当？如无,又为何如此定罪？反革命的大帽子岂可随意送人？栽赃枉法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再说打人侵权,何时、何地、何人、何故？有无人证物证？有无伤残鉴定？二十多人,为什么连一个姓名也没有？请中院查证落实。以免“冤上加冤”。我将改判书做附件一并寄上。
给中院的“上诉书”寄走后。我又向中央和省的有关单位写出了第四批次的控诉信,强烈要求省委和中央过问邵阳县的“乱杀人事件”和如此栽赃枉法的严重问题。
这次上诉很快有了回应。1979年10月上旬,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上诉书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全文如下：
上诉人朱德清1977年8月,将一只狗,挂上写有“资产阶级右派,王、张、江、姚之类走资派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字样的牌子,牵狗游行,影射侮辱他人,己构成侮辱他人罪。据此,本院判决如下：1、撤销邵阳县法院（79）XX号刑事判决书；2、以影射侮辱他人罪判处朱犯德清有期徒刑三年。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劳改单位对如此判决实在难以理喻,立即派专人向省人民检察院反映。
1980年6月上旬,群力煤矿退出劳改序列。我们一中队调永州市省三监狱。七月初,省检察院领导来监例行检查,召开犯人大会,会场内外戒备森严。当省检领导讲到“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时,我满腹含冤,情不自禁地起身高呼：“实事求是个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去几年了,我的冤案一直未动,叫我如何相信”？我的话音未落,会场上三千多人起立欢呼,掌声雷动。煞时口哨声四起,场外武警以为情况有异,即荷枪实弹,严阵以待。这时,走来了几名武警战士,将我带到监狱管理办公室,领导说：“朱德清,你今天大闹会场,影响极坏。这是建立监狱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要在过去,当场就嘣了你。考虑到你有冤情,不处罚你,但必须深刻检查,挽回影响”。我认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拒不认错。结果被强行戴了一天戒具（即铐子）,以示惩罚。
8月14日,监狱领导告诉我,案子已经纠正。中院的判决书说：前述种种行为,均不构成犯罪,但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本院再审判决如下：1、撤销本院1979年10月5日判决书；2、对朱德清立即宣布无罪释放。
下午5点,离开监狱。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四：执法者无法自保！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执法者无法自保
——区机关瘫痪，法官尹邦宋挺身而出，叫右派夺权，体无完肤     

法，即法律，法令。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耐以安全、稳定的基石。
我是个法律工作者,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赋于我们崇高而庄严的使命,是广大人民群众赖以安居乐业的基石,也是法律工作者的神圣而光荣的职责。这是经过多少年多少代人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奋力抗争的结果。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这个来之不易的民主和法制,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荡然无存。全国上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与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人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一个法律工作者连自身都无法自保,焉能保人？
1966年“5•16”以后,文革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冲刷着神州大地,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我当时在黄亭市区法庭任审判员。根据那时的形势发展,区委机关的一批干部,组织成立了“红星战斗组”,因我出身贫苦，又有点威望，选我当组长。
同年七月,邻近的零陵地区部分社会青年,组成“湖南农民运动造反有理军”来黄亭市串连,纠集少数不法之徒,贴大字报：勒令区委领导腾出房子给他们“办公”,否则“后果自负”。并找我和区治安员田和楚谈判,要求“借枪”给他们“维持社会治安”。因当时区里只有我们两人配了枪枝。我们战斗组成员团结一致,据理抗争,坚决把“借枪”、“腾房”等无理要求顶了回去,保持了区机关稳定有序的和谐局面。我们战斗组在区领导处于极度困难，甚致几近瘫痪的时候，怀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勇挑重担、敢抓敢管的大无畏精神，挺身而出,不仅煞住了各种歪风邪气和无政府状态,还在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起了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同年八月中旬,根据部分区领导对待运动的软弱状态,战斗组还用大字报的形势,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如：《领导不要害怕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应理直气壮》、《人民代表应注意广泛性》等等。
我自己还经常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心得笔记。县法院确定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指派专人来整理我的红旗材料。自问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是忠心耿耿、矢志不移的。谁知,同年十月五日,县委召开全县三千多人的干部大会,大抓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矛头对准写大字报的人。我当了战斗组长,又参与了写大字报,自然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经过几场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斗争后,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这个连作梦也想不到的突然袭击,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同期,就是那个邦我整红旗材料的人,又来写我的“右派”材料。材料见面时共“六大罪状”16页,要我签字。我一看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限上纲的所谓罪行材料就怒火万丈,说：写红旗材料的是你,写右派材料的又是你,红旗材料写了8页,右派材料写了16页,翻了一番。前后不到一个月,由红变黑,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亏你跟得紧！我可转不了这个弯。拒不签字。他说：我完全是奉命行事,你不签字我交不了差。在他的苦苦哀求下,我只得写了“把领导意见为是”几个字。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8•10”指示下达,所有在文革初期被打成“黑鬼”、“右派”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十月五日,应所有被迫害者的强烈要求,举行与去年同等规模的“10•5”大会,给全县受迫害者平反昭雪。我被推选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会议气势之大是空前的,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了极左路线的威风。在广大农村中,那些备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效法,找区委要求平反落实。区委领导招架不住,东藏西朵,逃之夭夭,区领导机关陷于瘫痪状态。我们群众组织却不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理所当然的挑起了全区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还有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属本职业务同样要管。真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忙得焦头烂额。在这段期间,功劳不敢说,苦劳确实不少。谁知到1968年8月,“黑杀风”在全县猛刮劲吹,黄亭市亦步亦趋。五中体育教师杨其智被打成“黑杀队”头目惨遭铳决。长乐公社伏溪大队的王青治因有一般历史问题被打成“黑杀队员”,被人用箩索从四丈多高的伏溪桥上往下吊,最后被人用篙杆敲碎脑袋而死。黄亭市公社紫溪大队六十多岁的草药郎中邓贤林,因在旧社会当过几年副保长,不承认是“黑杀队”,将他吊在桁条上,用杉木刺活活烧死。
正在这时,县人保组通知我交出所配枪支弹药,我知道可能要大祸临头了。农历九月初三,我被定为黄亭市区“炮打三红的坏头头”、“黑邦分子”。放蔡桥公社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批斗。公社负责人对我说：“你在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影响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你要向大家讲清楚,以消除影响”。我说：“我并没有搞歪门邪道和非法活动,仅仅贴了几张大字报还都是建设性的,难道正确的意见都不能提吗”？他说；“那些是非暂时不讲,你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群众是会谅解的,组织上也会宽大的。如果你态度不好,引起群众发火,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我说：“我还是共产党员、政法干部,批斗可以,打人犯法”。他说：“你不要有顾虑,如果打你我负责”。批斗大会在蔡桥祠堂里召开,大约有四、五千人,白纸横联上写着：“斗垮斗臭黑邦分子尹邦宋”。开始是五花大绑推上台,上台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用新棕箩索织成辫子在我头上、背上、腰上乱打乱抽,使我痛彻心肺,。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与我素不相识,却气势汹汹,提起一脚,把我打翻在地,然后用箩索使劲地勒,并用膝盖顶住我的腰部,再抓住我的头发往后用力一按,我的骨头被勒得嘎吱作响,全身象散了架子一样,头昏目眩,瘫倒在地。而那个信誓旦旦,“打人他负责”的公社书记,却不知何往,再也不肯露面了。这个所谓的批斗大会,即不批,也不斗,更无检举揭发。唯一的手段就是打人。打完了就追问枪枝弹药。我说：我一枝枪,十发子弹,是县法院配发给我的。他们骂我“死不老实”,给我加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和“黑邦分子”三顶大帽子。说要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有人顺手拿了一条长板凳脚,使劲向我的头部劈面砸来,幸亏有个干部眼明手快心好,就势拉我一把,凳脚贴肩而下,肩负轻伤,检了这条命。有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拿了一根二尺长、毛镰把粗的木棒,偷偷地溜到我身后,横扫一棒,打中我的头部右侧,我立即昏倒于地,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人用竹椅子抬到蔡桥公社卫生院,吕医师邦我输液、敷药、贴纱布。全身上下共重伤13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作干呕,丝毫不能动弹。后来又派人将我用竹椅子抬起往黄亭市地区医院送。当时没有公路,只用人抬,行走速度很慢。“尹邦宋在蔡桥公社斗争时被活活打死了”的消息比风还快,吹到了我的家乡—黄亭市公社东华大队山峰生产队,满院子的人唉声叹气,老少不安。我爱人肖娥英嚎啕大哭,踉踉跄跄地走到紫溪码头娘家,找到当大队支部书记的大哥肖草池,大哥告诉她“人没有死,伤很重,己到地区医院了,你不要哭,赶快去”。她立即跑到医院,见我遍身是伤,哪里忍得住,眼泪就象珠子离线,簌簌下落。我因腰部伤情严重,引起坐骨神经剧痛,丝毫不能动弹,爱人只好留下护理。痛得我坐卧不宁,彻夜难眠。在辗转反侧,痛苦呻呤之中,对在蔡桥公社批斗挨打的可怕场面,始终萦回脑际。想着想着,成诗一首：
六八、九三君罹难,可怕情景心胆寒；是非功过谁讲理, 好坏曲直哪能谈；
箩索棍棒咬人肉,骨碎筋断头打烂；行止无愧天和地, 惨遭横祸心不甘。
念着念着,就记下了,而且刻骨铭心。退休后,我将它写成条幅,张贴在自家中堂之上。两边还配对联一副,联曰： 行止无愧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在黄亭市地区医院住了十多天,腰不能直,路不能行。区委又召开千人大会斗我,一批打手杀气腾腾地冲进我的病室,吠声震天：“尹邦宋,你这个反党分子,无病装病,藏在医院里,逍遥法外。赶快起来跟我走”。他们不由分说,立即将我五花大绑,强行带走。我实在走不动,只能全身俯地,手脚并用,一步一步的慢慢爬行。由医院到区会场,不足一华里路,而我却艰难地爬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此时的“打倒”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当我爬到台上时,站也站不稳,跪也跪不正。他们还认为我是无病装病,继续用箩索使劲捆绑。我因坐骨神经剧痛而昏迷瘫倒在地,脸色惨白吓人。他们怕出意外,只好让我瘫倒着。至于斗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
本来,我以为这次斗争：一、因我是“红星战斗组”的组长,在区委瘫痪后,我们又主动承担了区机关的日常工作,他们一定要批我“篡党夺权”。二、几张大字报的草稿都是我写的,他们一定会说我“炮打三红”,“炮打九级”。三、因为区里只有我和治安员配了枪,他们一定还会继续追查所谓枪枝弹药问题。谁知会上所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开始昏迷不醒,后来模模糊糊的听说两条：一、讲以我为首要血洗黄亭市。追问如何血洗法？准备先杀何人,后杀何人？还强迫我交出“黑杀队”的组织名单。二、讲我为首在八仙塘抢了三船货。有哪些人参加？所抢货物放在何处？这些黑天冤枉,有如晴天霹雳,使我突然惊起,拿过话筒便说：“我没有参加‘黑杀队’,更没有准备血洗黄亭市。‘文革’期间,我没有去过八仙塘,八仙塘是否抢过三船货我不清楚。我没有作过任何亏心事”。他们骂我死不老实。有个年青人从台下跳上来,抽了我两记耳光,又在我腰部猛踢一脚,我再次昏倒在台子上。
大会结束后,他们不准我去医院治伤,还用脚镣手铐将我铐在自己的宿舍里达二十余天,伤病不治,愈痛愈烈,九死一生。与此同时,他们还三次抄家,将我所有的日记和写作底稿全部抄走。这是我最大的损失之一。此后解除手铐,宣布交黄亭市公社桂花大队峨冲生产队监督劳改。其时,我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生活不能自理,无法参加生产劳动,才获准住院治伤。老中医田跃龙为我一面做针炙,一面开药方,双管齐下,诊了三个多月才能免强起床,四个多月,生活才能基本自理。半治病半瘫痪长达半年之久,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半身不遂的现象尚未完全消失,依然不时疼痛,常作天变。
1974年根据地、县联合调查团对“抓黑杀队”、“刮台风”、“一打三反”中“乱杀人事件”的全面调查情况,由县总工会出面,组织了一个控诉团,由我等六人组成,去市、地、省、直至中央,层层控告邵阳县“极左路线”的滔天罪行。整个汇报,历时33天,大小控诉了49场,每场人数多的四、五千人,少的也有四、五百人。通过汇报,取得了各级领导人员的广泛同情和高度重视,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务院办公厅,由三人同时接见我们,听了一天汇报后,又根据我们汇报的内容,整理出一份三千多字的专题材料,先全文念给我们听,征求我们的意见后再送领导审阅。让我们回县听信。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引颈渴望,望眼欲穿,谁知如此关天的人命大事竟石沉大海,音信杳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这些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在运动中备受迫害、并与“极左路线”斗争到底、势不两立的人,反而成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又被强迫参加什么“讲清楚学习班”。而那些执行“极左路线”、发动农民进城、残酷镇压干部群众的“极左狂”们,反而成了“太上皇”,升官、发财、当老爷。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继续指手划脚、拉屎拉尿、作威作福,甚至为非作歹。他们要我“讲清楚”,我撩起衣服给他们看全身上下重重叠叠的伤疤,崭钉截铁地说：这些东西有谁能讲得清楚？我没有什么需要讲清楚的,有的只是愤怒和控诉。现在时过三十多年了,一切冤假错案早已平反昭雪。我又恢复了法官的庄严身份,并被调入县法院工作,重新挑起了依法治国的重担。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广泛的人际关系,也都发生了许多重大而深远的变化。过去的一切,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并为万紫千红、明媚鲜妍、无限美好的春暧花开所取代。只可惜我已年老体衰,身体状况极差,渐渐力不从心了。经反复沉思：时至今日,对继往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那些人所不齿的打打杀杀、嗑嗑碰碰、恩恩怨怨,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决然放弃,而值得留恋不舍的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国泰民安,国富民强。这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老木匠

[原创]特殊年代回忆录之十五：“癫子”的来历
文章提交者：林启山 加帖在 闲话国粹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 癫  子” 的  来  历
——苏定中因对四清运动和林彪语录质疑而坐牢

老友聚会,回首往事,一位回族朋友的亲身经历,令人回肠百转、心惊肉跳。特记录整理如后：
我叫苏定中,回族,市大祥区面铺乡苏家冲人。1932年生。家庭出身清贫,本人小学文化。周围亲戚,没有一个反动色采的人物。对毛主席、共产党忠心耿耿,无比热爱。地区刚解放,即投入到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洪流中去,勇往直前,无畏无惧。在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各项运动中,猛打猛冲,认真扎实,敢想敢说敢干。曾荣任本地乡长。
1951年冬,老邵阳县划分为邵阳、邵东、新邵三个县,我被推选为邵阳县第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商讨县政大事。后被调入县民政科任主办干事。民政工作,直接牵涉到千家万户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政府光辉形象的具体体现。民族团结,在整过社会政治生活中又特别敏感。我具有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头脑灵活,善于思考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等许多事情,总爱反复思考,寻根问底,溯本求沅。务求融会贯通,才落实承办,生怕出半点差错,以免沾污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我在科里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承上启下,上传下达,负责处理一切民政事务。所有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一应事宜,都办得扎扎实实,井井有条,成了县里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工作者。曾多次荣获先进、优秀、模范等光荣称号,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关爱。
我的为人性格、脾气、习惯,就是喜欢独立思考,认真钻研。无论学习、工作、待人、处事都如此。遇事总爱多问几个为什么,反复探索捉摸,直到弄清、弄懂、弄通为止。绝不人云亦云,轻意苟同。对鹦鹉学舌、曲意逢迎者嗤之以鼻,不耻为伍。有人评价说：认真思考,深思熟虑,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是长处,也是短处。此话一点不假,我因做事认真,曾取得过不少成绩。但吃亏也吃在这认真二字上。这决不是胡言乱语,更不是危言耸听。
六十年代初,“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路线横行霸道,愈演愈烈。以致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少的方针政策,制度法规,与基层情况严重脱节,甚至障碍重重,无法贯彻落实。不少人随波逐流,听之任之。而我却不行,偏偏要寻根问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死也不当随和派。这样,在那些“唯上唯书难唯实”的人的眼里,就成了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难与相处,敬而远之。在某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也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而另眼相待。人们叫我“苏癫子”就是在“四清”运动中寻根问底“癫”出来的。
1964年“四清”,又名“社教”,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雷历风行地开展起来。地区以邵阳县为重点。地委成立了社教总团,所辖各县（市）组成九个社教分团,分驻县内各区。地县正副书记,都象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一样,改名换姓,任总、分团正副团长、党委正副书记。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重点,名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具体实践中,则按照土地改革的模式：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先将区以下基层干部,包括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在内,全部挂起来,靠边站,统称“四不清”。由社教工作队实行层层专权,然后“背靠背”,即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大揭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也就是大揭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一边号召基层干部,自觉“下楼放包袱”,叫“洗手洗澡、轻装上阵”。也就是要他们自觉交代所谓“四不清”的问题。然后和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相对照,人人过关。叫做“江边洗萝卜,一个一个来”。先过关的,先出来工作。问题严重的,实行“人海战术”,“车轮战术”,大搞逼供信。结果,八成以上的基层干部,被打成“四不清”或“有‘四不清’的严重问题”的人。所谓贪污粮食的“千字号”、“万字号”比比皆是。许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被逼走,有的被逼病,有的被逼疯,有的被逼死,家破人亡的惨剧时有所闻,举家外逃者不计其数。基层干部及其亲属人人自危，到处一片叫苦声，社会空气为之凝固紧张,这一年的春节几乎无法过去。人们怨声载道,寝食难安。
当时,我并未参加社教工作队,而是和县工交科的几位同志在主修一座民族大桥。工地上的民工、技工,都来自附近农村,每天都有许许多多关于“四清”运动中的新鲜事带到工地上来。特别是谈到那些轮番批斗审讯的、举家外逃的、讨米要饭的、自寻短见的等等惨状,情绪尤为激昂,心里很不平衡。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猜疑、议论、批评、愤怒的都有。我耳濡目染当时的此情此景,站在国家干部的立场,既无法解释清楚,又不能听之任之,真是左右为难。时间一长,传者愈多,其情愈惨。自己也忍不住心内焦急、义愤填膺,种种愤懑情绪溢于言表。认为是小和尚把经念歪了。毅然举笔投书,大义凛然地提出：这次“四清”运动的重点到底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整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我在上诉书中例举了大量逼、供、信、死的严重情况后郑重呼吁：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迅速改弦易辙,扭转如此混乱的严重局面,稳定社会秩序,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上书全文近万言,准备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告状。
几位知心好友反复翻阅上书,经过认真分拆思考后认为：情况是实在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恳的,用心是良苦的。但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根本无法扭转乾坤。反而还有可能招至种种非议和磨难,抑或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因为,历史的经验早己证明,“极左路线”越走越远,越搞越凶。如：五十年代初期的合作化；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直致1964年“四清”。几乎无一不是脱离实际情况,推行“极左狂热”的恶果。“极左路线”没有通天的手腕是不可能逆转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多少功熏重臣上书进谏,都被搞得身败名裂,头破血流,呜呼哀哉。我等小人物,好比鸡蛋碰石头,坐牢,送命都难以预料。还是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些体贴入微的关心劝导,对我那颗滚烫炽热的心,等于是迎头一瓢冷水,浇得我透身冰凉发麻。但又着实想不通,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光明磊落。何至于对如此严重混乱的局面漠然置之？为什么置广大基层干部的切身利益于不顾？难道这些基层干部变得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坏？竟然用过去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那一套野蛮恶毒的手段来整他们！要知道,这些基层干部都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跟着共产党翻身闹革命的基层力量呀！是共产党一手把他们教育培养起来当家作主的,是国家各级政权的支柱与基石呀！他们有缺点错误,也只能从爱护和关心的角度出发,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正面的规劝与教导。万一有少数干部的缺点和错误较多,不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或者出身不纯,抑或蜕化变质,可在换届选举中解决,为什么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编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用逼、供、信的方法,把他们逼上梁山呢？如此拙劣做法,对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到底是有增还是有损呢？
我如此日思夜想,越想越多,越钻越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如入泥潭而不能自拔。渐渐茶不思,饭不想,形体也一天天消瘦了,常痴痴呆呆,自言自语,慢慢地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坚持了。去医院检查,结论为“反映型精神分裂症”。被送进地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检查患病起因,查出上书原文,即源于对社教运动的种种疑虑。极左派如获至宝。如此严重的对抗社教运动,实属反动透顶,多次派人到医院请医师证明我是无病装病,对抗运动,要把我揪回机关,斗垮斗臭。搭邦医院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不仅严肃地回绝了调查取证者的无理要求,还多次敦促有关领导要更多的予以关心爱护,以免出现严重后果。这样,在长达两年多的住院医疗期间内,虽然暂时免除了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但病愈出院后,仍不准我回原单位工作,反而让我去县“五•七干校”,与“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改造。虽然名曰学习,但在当时却名声欠佳,在校学员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彼此也“臭味相投”,所以在当时无论身心,都还是比较愉快的。
1970年,我得了一本《林彪语录》。翻阅中发现有这样一段话：“人存事兴,人亡事废”。我又反复思考,觉得这个话头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论调如出一辙。“人存事兴,人亡事废”这句话,在一般情况下,反映了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但作为副统帅的语录公之于世却似乎有些不妥。如果说“人亡事废,人存事兴”,那么,真理还存不存在？马、恩、列、斯都死了好长的时间了,马列主义还兴不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兴不兴？共产党还兴不兴？我把自己心中的疑问在学习会上和盘托出,请大家讨论,以释疑窦。这本是一桩极其正常的小事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嘛！谁知这个疑问一落到那些心怀叵测、别具用心的人们的手上,却被当成了整人的筹码。在当时,反对林副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立即被强行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五花大绑,投入监狱。新帐老帐一起算,一坐就是半年多,严刑逼供,硬要我承认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老婆是个小学教师,前后六次到牢房探望都不准见面,连送点吃的东西都不准,比对待临刑枪决的死刑犯还历害。直到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后,所谓反对林副主席的大帽子戴不上了,才不得不将我释放。释放时还一再嘱咐威胁我,不准在外面说关押之事,否则后果自负。我只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仍旧回到县“五•七干校”去继续劳动改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过去所有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地富摘帽,右派纠正。唯独我的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虽多次反映,书面、口头的都有,但答复含糊,说什么“并没有定性处理”,“坐牢也没有文字依据”。难道反对社教的帽子白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白当了？半年多的黑牢白坐了？1981年因身体等种种原因提前退休时,还是未见落实,直等到1986年仍杳无音讯,各级落实政策的机构行将撤消,我实在忍无可忍,怒火冲天,决心豁出去了。立即掾笔上书,说“如若再不邦我平反落实,就将杀掉几个当事人,杀一个够本,多杀几个更解恨”。
这一着很见效,先是电话通知我“不要性急”,两天后,单位领导和落实政策办负责人齐集我家,态度和蔼热情,当面为我宣布平反昭雪,一切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还用邵阳县人民政府的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当面向我赔礼道歉,还发了一点生活营养补助费,也算意思意思。
以后我积极参加了穆斯林的宗教事务活动,慢慢地由一个少数民族工作者变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受到了回族群众的广泛推崇和关爱。我抚摸着头上庄重肃穆的白帽子,荣誉感不觉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