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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发表于 2008-1-2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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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与民国政治:1916~19238 H+ i2 `3
摘要................................................................................................................. i
Abstract.........................................................................................................111
导言................................................................................................................. 1
第一章韬光养晦:北京,1916一1917...........................................................8
第一节重返北京:吴景濂及其面临的政治空气.............................................8
第二节危机与机遇:吴景濂与“帝制”运动后的政治场...........................15
第二章护法:广州,1917一1920.................................................................27
第一节军政府的创建与改组........................................................................27
第二节吴景濂的护法网络与政治对手........................................................35
第三节1919年南北议和................................ .............................. ..............42
第四节宪政与分裂:和谈中断后的局势.......................................................54
第三章蛰伏:上海,1920一1922................................................................ 58
第一节护法之余波....................................................................... ................58
第二节“议长”之尴尬身份与生活............................................................62
第三节新的转机......................................................... ............................. ....68
第四章主持贿选:北京,1922一1923.........................................................70
第一节益友社的北上与法统重光................................................................70
第二节吴景濂的关系网络新变动.......................................... .....................79
第三节吴景滚的政治目标与内阁风潮........................................................83
第四节癸亥政变与曹锟贿选....................... ............................ ...................90
结论..............................................................................................................102
附录:吴景濂大事年表................................................................................ 109
参考文献:.....................................................................................................114
后记........................................................................................... ..................121
摘要 1916年,原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党副理事长吴景濂因在护国运动中成绩低微,没能像谷钟秀等护国功臣一样入掌阁席,但他拒绝了湖北省长这个空头位置,留在北京做一名普通议员,并努力重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重要分支益友社的党魁。1917年5月底,有关督军团将要北上解散国会的风声正紧,汤化龙辞去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凭借多年累积的政治资本、社会网络继任。吴氏临危受命,勇于负责,虽然声称约法上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但面对武人,仍然不得不承受被解散的难局。
1917年8月,吴景濂到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他认为护法者自身应首先遵法,在法律范围内,联络实力派,共同进行。而孙中山到广州之后,建立总统制式的大元帅府。吴景濂和益友社成员与政学会合谋,对军政府加以改组,容纳唐继尧、陆荣廷等实力军阀,以图更大的发展空间。1919年,南北双方派代表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政学会不断跟北京私下接触,希望通过法律上的让步换取政治职位。吴景濂领导益友社打出护法来不能以毁法终的旗号,并通过坚持总代表唐绍仪的决定权,保障本派利益,使政学会、陆荣廷、唐继尧通过法律上的让步交换政治条件的意图落空,但因此造成了护法政府的分裂,制宪进程也受到了干扰而停滞。
1920年到1921年,吴景濂在上海,因孙中山回粤后建立了革命政府,吴氏不愿意再下广州,倡导联省自治,并决定依靠唐继尧、李纯等在长江一带建立有国会的“第三政府”,但因缺乏实力派的支持,最终没有实现。
1922年吴景濂北上,依靠直系第二次恢复旧国会,建立直系支持的北京政府。吴景濂联合亲近曹锟的王承斌、边守靖等直系分支,利用国内对外交问题的敏感,提出罗文干私下借款卖国案,推翻了由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吴景濂与曹锟商定,利用金钱贿买议员,主持国会选举曹锟登上总统之位,而曹锟任内第一届内阁由吴氏组织。1923年10月5日成功选曹锟为总统,10月10日宣布完成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但曹锟上台后并未兑现承诺,吴景濂利用国会反对曹锟提出的其他任何总理人选,不久即受到武力威胁,于年底出京,淡出政界。
通过吴景濂在1916一1923年的政治活动,说明国会在这一阶段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招牌”角色,而且还具有适合它存在的社会土壤,并发挥出一定程度的活力,行使着监督行政、立法等政治效能。相对于段祺瑞组织的御用安福国会(第二届国会),第一届国会虽屡遭抨击、解散,却能几度恢复,并成为某系军阀证明自身具备中央政府合法性的来源,说明第一届国会仍具有一定的政治魅力,使它能够独享政府合法性的裁判权。
吴景濂个人的失败,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道德问题,需要联系1923年的场景,他与曹锟的对抗,但所依赖的支持者王承斌不但与曹锟同属一系,且是其手下将领,很难为了吴氏与曹锟决裂。另外,第一届国会议员到1923年10月10日到期,虽经过国会自身议决延期,但合法性已大打折扣。
第一届国会在具体行为上受到诸多批判,但只有到期换届才使它离开政治舞台。且第一届国会受到非议并不能等同于彻底废除国会制度的要求,1925年左右人们仍然把议会政治当作救国的选择之一。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国初期政治史的研究中,1916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界标。在这一年,“帝制自为”而未能遂愿的袁世凯病逝,从此北洋失去了一个统摄的中心,各系分立,互不统属,而国家政治亦陷入更为纷繁复杂的状态之中。虽然关于军阀政治的历史分期存在着许多分歧,多数人仍倾向于把1916年作为军阀时代的起始点,从这一年至1927年之间的这一阶段,一般被认为是狭义上的军阀兴盛时期。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即把1916年至1928年之间的民国时代明确地称作“军阀时代”;国内多种版本的《中华民国史》在容纳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也表示认同。
虽然在整体上这段时期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但相对而言,军阀方面的研究成果稍多。除了早期对军阀的定义、阶级性质、社会作用等讨论的文章外,北洋系袁世凯及其之后的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等都有研究专著,西南军阀方面,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四川贵州西北等地的军阀也或多或少受到关注。这些成果使人们对1916年到1927年间军阀统治的状况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军阀派系的结构也作为主导性社会结构被接受下来。然而一旦“军阀”成为一个叙述主体,“军阀”的反动、破坏性,及其造成的社会失序、民不聊生一再受到强调和渲染,尽管各个研究在视角上各有不同,却“很难找到一个为军阀时期说句好话的人”,北洋时期中国社会的停滞乃至于倒退几乎成为共识,及至后来,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研究进展开始对此提出异议,局面似稍有改观,但并不能撼动武人的绝对性地位与作用“。在同类文字的重复作用下,“军阀”的能量无限膨胀。
孙中山及以其为中心话语的“革命史”研究,一直作为军阀政治的对立面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受“革命史观”的影响,自辛亥革命以至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一直作为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方向在研究中被追溯着,革命的轨迹愈来愈清晰,“革命”的热潮似乎也从学术研究蔓延到民国的实际政治之中。然而,“革命”在当时情境之下是否曾得到全国性的拥护姑且不论,当诸多的材料只因孙中山的活动而获得意义的时候,民国的历史就大大地被简化了,更多面的历史被笼罩在“大革命”语境之下。
军阀和“大革命”的简单组合不是这段政治史的全部,1916年到1923年国会一直断断续续贯穿其中,但一方面因为史料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制于上述两大叙述模式,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军阀的作用、革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提前和夸大了,国会的角色随之被缩小,仅仅成为北洋政府的一个“招牌”,但“为什么北洋军阀不依仗他们的枪杆子干脆废除这种形式”这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会议员的活动轨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梳理。
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1873年生于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早年接受传统教育,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接触西式课程,毕业后任奉天师范学堂监督,曾赴日本考察,后曾任奉天自治会会长,奉天教育会会长,奉天谘议局议长等职。民国成立后当选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在民国初期政治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吴景濂的政治活动,不仅可以对1916年后的国会活动(这里倾向于运转方式)做一个纵向的考察,而且因吴景濂的政治身份是议员或议长,又跟军阀、革命元勋孙中山等保持密切的关系,并有过多种合作,故而可以从另一侧面体现这段历史的多面样态,以及1916到1923年间民国政治社会的变迁。
与此相关的论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1916年之后上层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在何种语境之下,吴景濂选择做一个议员、议长?作为一个议长,吴景濂通过什么方式来保有这一身份,参与国会运作?在军阀派系体制之下,吴景濂为代表的政客们怎样维持国会的作用,又产生了什么后果?对孙中山这样的“真共和”者,吴景濂领导的益友社一系党派是什么态度?这种态度又将怎样影响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9年南北和谈,吴景濂及益友社的立场如何,南北代表在许多军事外交问题上已经达成基本协议之后,为什么最终破裂了?当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国会议长吴景濂持何态度?他对于1920年左右的联省自治思潮有何反应?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之后,吴景濂面对组织性大大退化的政党和派别意见分歧的军阀,采取了什么政治策略实现其组织内阁的欲望?贿选是否是导致吴景濂和议会政治消亡的主要原因?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探讨1916年后民国政治的结构,以及国会、议长的角色与作用,从而扩展对这段时期历史的认知。
二、文献回顾
关于吴景濂个人的研究很少,就笔者所见,仅有吴叔班的《吴景濂与制宪运动》(((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3期),张树勇的《吴景濂与护法运动》(《南开史学》1985年第1期),专著仅有台湾管美蓉著《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下简称管著)一部。
前两篇文章主要就吴氏政治活动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与分析,虽属于破冰之作,但分析不够深入。管著原是一篇硕士论文,且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尚未出版、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完成,实在难能可贵。该著以“吴氏个人政治地位的转变正与国会的兴衰相契合”,故把目标设定在探求“军阀政治时期国会所代表的意义”上,进而求得“民初民主政治试验失败的原因”。在行文上不再单一地站在孙中山的立场上,力图挣脱“革命史观”的影响。如关于护法军政府的改组,管著指出,孙中山因欲图维护其个人的大元帅地位,而“使护法政权受到实力派武人之孤立”,护法事业不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南下的国会议员为实现护法,便必须争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军政府的改组便不可避免。
然而,在吴景濂行为变化的解释上,管著运用了许多价值判断的词句。价值判断使得研究者总要选取一个立场,并赋予其正义性,“民意”、“民族主义”总是为这种立场辩护的有力武器。如管著认为,护法国会“形成民国法统的象征,使国人有一真正民意机关的印象”,且不说北方的报纸对于南方护法国会的观感是否与此相同,但只讲这种“国人的印象”,是如何得知的呢,如果来自于报纸或民间的调查,那么报纸的背景和民间的地域观念等都是需要列入考虑范围之内的因素。“时势”与“民意”,作为非实体的存在,具有人人持有而人人有理的特点。在民初,“民意’,、“爱国”、“法统”等词就像漂亮的标签一样,最邀各方的垂青。无论北方抑或南方,文人抑或武人,均争相抢夺之。故仅从理论上判断民意属于国会,只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如何尚有待深究。因此,笔者以为,价值观的指导固然重要,但如若能够尽力避免先入为主的意见,从历史的“当下”情境出发,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的朴实面目。
关于议会政治的研究相对较多,大多集中于袁世凯死前的第一届国会(一期常会)时期。1949年前有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上海泰东书局,1914年),佐藤三郎、井上一叶的《民国之精华》(北京写真通讯社,1916年),哈罗德(V. Vinacke Harold)《中国现代宪政的发展》(Modern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20.)等。1949年后专著有李守孔的《民初之国会》,胡象贤的《民初国会之渊源与演进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3年),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国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及《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李学智的((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与法制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文章约100多篇,但仍多集中于临时约法与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常会(袁世凯在位时)时期。
把1916年后的国会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则较少,刘楚湘的《癸亥政变》(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及方惠芳的《曹锟贿选之研究》【(台北)台湾国立大学出版委员会,1983年1均为研究曹锟贿选的专著。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1931年)和管美蓉的《吴景濂与民初国会》(台北国史馆,1995年)则从民国初元写到国会终结,没有关切1916年前后的区别。文章有张朋园的《安福国会的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1年),杨天宏的《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以及李学智的《第一届国会的最后一幕》(《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等。以立法、宪政历程作为视角的专著也有部分涉及,如吴宗慈的《中华民国宪法史》(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Andrew J.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76).耿云志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等。
造成这一局面,一方面因为对1916年后军阀体制和革命氛围的过分关注,在无意识中使人们轻视了国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民初颇有现代政党风气的国民、进步两大党在护国战争后日益四分五裂,良性的政党竞争竟渐沦落为“乡愿”垢骂,甚至大打出手,这样的堕落不但使后来者对其政党身份不能认同,并在无形中消解了国会的整体威权,使其作为国家的民主象征在形象上大受折损,从而与1916年前的民国截然有别。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4年)中亦认为,第一届国会中的党争虽有诸多可议之处,却“还有受责备的价值”,而1916年后的政党则完全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了。谢彬的《民国政党史》(学术研究总会,1926年)及杨幼炯的《中国政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对于政党的分化作了较详细的统计。故此,虽然军阀们并没有放下民主这面大旗,但国会已经被看成军阀政治的一个装饰品,受到的关注有限。
三、史料及思路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较为广泛的史料基础之上,其中主体资料是1996年天津历史博物馆出版的《北洋军阀史料》丛书中的三个卷宗。该丛书分《袁世凯卷》、《黎元洪卷》、《徐世昌卷》、《吴景濂卷》,共33册,包括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或与他们相关的函电、呈单、报告等公私手写文件。文件内容涉及到政界要人、军事统领、社会名流以及自称民众之知识分子各色人等。因卷主均是当时最高决策者,且资料具有机密度高、内容翔实、鲜为人知的特点,因此对推进军阀时期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的《吴景濂卷》更直接关涉到吴景濂本人,分国会、参众两院财务与会务、局势(上、下)、第二次南北议和、罗文干案和曹锟贿选、经济、综合等8个分册,时间段集中在1916到1926年之间,是研究这段时期内国会角色、政治局势不可或缺的资料,也是本文的核心资料。而且,因为对这段历史中国会的关注度不够,到现在为止,还没见到其他学者系统地利用过这个卷宗。
当然,对具体历史时段、事件的研究还需要其他档案资料的补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国会、步军统领衙门、筹备国会事务局、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总统府军事处等部门的档案是本文利用的重点,其中有一些国会内提案、质问案及部分会议速记录,都是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而一些政府方面的报告与分析则能够从另一角度考察政治的发展,另外还有天津市档案馆的部分资料,一定程度上降低论断的偏颇。
广东省档案馆己出版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是局外人的身份对护法政府的观点,有利于做更客观的评述。黄季陆主编的《革命文献》第47、49、50、51辑,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主编的《国父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孙中山全集》可以很好地诠释孙中山党派的努力。《近代史资料》总106、107册中的《吴景濂自述年谱》(上、下)是对吴景濂个人立场的补充,而总36、51、56、67、69、76、87册中的相关资料也是对不同事件的佐证。
鉴于民国初期的报纸言论自由度比较大,且因为党派的对立关系,很多不为人知的机密信息会经过政敌揭露出来。当然,这也有夸大或造谣的可能,在引用的时候,需要经过多家报纸或立场中立的报纸做参证。本文引用的报纸主要有《申报》、《民国日报》、《盛京时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等。由于第一章在主体资料《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中无法得到足够的证据,因此较多地使用了报纸资料。
与1916年后的国会相关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精英的思想论述,或制宪、立法等活动,及对已形成文本的制度的缺陷解读,而于其背后的运作过程、政治结构关注相对有限。如果可以把历史本身比作一场火的话,那么活动轨迹和文本可以比为燃烧后的灰烬、残渣,而历史的运作则可视为燃烧过程;或者把历史本身比作一场生产,那么活动轨迹相当于制成品,而历史的运作则可视为制作过程。如果我们要了解事物的本质特性,无论灰烬、残渣还是制成品,给我们提供的线索都是相对有限的,而过程却能给我们展现出多方面的因素和特征。
为了更接近这样的方向,对吴景濂社会网络的挖掘与梳理将是本文的重要部分,网络分析主要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对于利用阶级意识、政党归属、性别、年龄等属性特征来解释人们行动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一种补充,可以揭示社会系统中不同层次的结构。事实上,在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网络观点不仅应被视作一种有效的手法,亦可成为研究对象本身。因为正如费孝通那经典的总结: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类似于“推浪形式”的一圈圈波纹般的“差序”格局,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以己为中心靠儒家之“伦”维持的网络。“这样的人际关系,在民国早期与西式政党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与网络分析紧密相连的还有身份和资本概念。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吴景濂的身份相对简单,尤其在1916年至1927年间,除了议长和议员之外,吴氏并无其它身份出现于公共场合,这对于吴氏的政治态度和道路选择无疑有很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身份也是资本之一,与网络资源、文化资本等存在着转换和再生产的关系,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个体选择的动力机制。
同时本文注意区分北京、广州、上海等不同地域的政治氛围。尽管同是上层大城市,长期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近代际遇使三地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这并不因国会的南迁而有所改变,再加上“南北之见”杂蹂其间,决定了吴氏在广州、上海有完全不同的角色与感受。吴氏的经历不能代表民国初期的所有精英,其身份及相应的网络圈子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他所面临的场景和选择却为诸多精英所共有,在政治一片混沌中,妥协与革命、北京与广州的前景哪一个更光明,并没有确定的答案。通过吴氏的个案分析,可以提供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多角度理解民国由国会政治走向革命的道路。
本文将要展开的内容,以吴景濂的活动为主线,不局限于国会之内,将立足点放在吴氏与民国政治的互动上,倾向于把议长或议员身份看作其生活依赖和事业凭借,着重考察吴氏在各个阶段对自己的定位如何,不同时期其选择何种支持网络或势力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这一过程,考察民国十年代晚期至二十年代早期的社会变动。本文将分六大部分,导言与结论各占一部分,其他四章为主要的内容,按照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展开。第一章分析1916年的反“帝制”语境及吴氏帝制之前的政治资本与最初的网络资源,进而通过国民党的重组与分合、副总统选举、是否参战等问题在新政局中逐步恢复往日威望,直至国会二次解散前再次升任议长。第二章主要探讨吴氏南下广州参与护法的过程。广州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北京的复杂政治氛围,这使吴氏的议长事务大大扩展了,不仅需要对众议院负责,还需要在军政府内部各势力之间担当维持、调和角色。同时,在西南,吴氏最初的网络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乡留在北方,而另一些议员却因共同的政治旨趣围拢在吴氏身边,在第一届内阁中合作愉快的唐绍仪也成为新网络中的重要成员。围绕军政府改组及1919年南北和谈,将对吴氏与护法运动的关系进行梳理。
第三章讨论吴景濂在上海蛰伏的状况,护法运动因内部的分化无形消散,吴氏不满孙中山大权独揽,滞留上海两年左右,心态与社会交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一段时间吴氏的分析将有助于理解1922年北京国会的第二次恢复,以及其后不久发生的贿选运动。第四章,吴氏回到熟悉的北京,并因学生王承斌的关系得到直系军阀的资助。不同的政治环境使吴氏的态度大变,经过“民六”、“民八”议员之争,吴氏的朋友、敌人圈子也在不断地变动中。护法时期的亲密合作者褚辅成变成劲敌,也失去了东北同乡昔日的忠诚。围绕罗文干案、曹锟贿选等事件,逐步追索吴氏失势的历程。
(正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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