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立

我对周恩来依然保持好感，不是由于主帖这些神化的宣传，而是他给我比较实在的自律印象，感受不出要彰显自己的勃勃野心，这一点通常是政客伪善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较良好的出身，让我觉得他的最初信仰的精神比例会比较高，比较纯正。即使是汪精卫，他年青时壮举我也宁愿相信主要是出于纯正的信念，而不是政治投机，毕竟人的内心世界会有变化。在那个战乱年代，目睹民族屈辱国破家亡，我相信青年志士血管中的热血多半是由于精神的鼓动，而不是出处利益的冷静盘算。在那个年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统下，知识青年如果倾向于支持历史决定论从而走向左翼政治集团是合理的事。但是一个人登上权力高峰后会有蜕变，那时候搏取成功的动机会大大压倒精神理想。相形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周恩来后期会是个内心充满挣扎的人，一个已经身不由己但保持着一些知识分子本能的自律的人。不过，这些我只是出于对他的直觉感受。总地来说，我对政治人物不信任，相信对他们的道德美化基本都是愚蠢的。

卓立

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拿和平时期的思路去估量乱世里的人们，神化是愚蠢的，一部分原因也是神化通常发生在统治期。就像人在生死等特殊境遇容易有哲学与宗教沉思，即雅斯贝斯说的临界境遇，乱世中的人们今天不知明天命，纯粹的精神对于他们就会更有真实的作用，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们迎着子弹去送死，利益盘算在那种状态下是荒谬的。和平时期才合适有长期的利益规划，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们给自己的经济作各种盘算，动各种心机，那首先有一个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各种契约正常地运转，人们才能够下棋般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老谋深算者总是能比别人多算几步棋的人，而这种盘算能存活的基础是大局要么是稳定有序的，要么他具有超强的控制力能够保障相对混乱局面下也能有一定的掌控度，同时往往也意味着这个人的行为模式是尽量把自己置于节奏较缓的位置和暗处，从而加大控制的可能性。而在乱世，这种盘算的成功系数未必就比理想主义高，因为后者更有感召力并能激发自我行动的潜能。这也正是乱世出英雄的道理，他们必须自我激励，而在那种激励状态，他们往往的确是听命于纯粹的精神信仰。——已经攀上权力高峰后当然会不同，呆在后方指挥部的人心态和身于战壕中肯定截然不同。人们往往可以共苦，不能同甘，正是因为共苦状态下人更多地是精神化的，而同甘状态则大多博奕化了。

[ 本帖最后由 卓立 于 2008-1-30 00:0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