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九问诸葛亮

周泽雄

向木匠师傅学习，在小著《追问三国》里挑出一章，在此连载。该章共分九节，每天贴一节。
这是一本玩票性质的小书，与历史无关，只是和罗贯中抬抬杠，写着玩玩的。如蒙燕友捧场，这壁厢先谢过了。

周泽雄

诸葛亮是中国一个传奇，是一部流动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智慧神曲，是一座天然的神庙，供人仰瞻、惊叹，也供人跪拜。跪拜，可以用膝盖进行，惊叹与仰瞻，则不妨由心灵导引。
对历史上的诸葛亮，我从不掩饰崇敬和景仰之情。空口无凭，在小著《青梅煮酒》里，我专门评述诸葛亮的那一章，标题就叫“一代完人”。在本章中，我将对小说里的诸葛亮进行较为全面的质疑。质疑《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与崇敬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矛盾。我甚至认为，正因为我对历史上的诸葛亮过于崇敬，我才难以容忍小说里那位“近妖”的诸葛孔明。个人认为，虽然罗贯中才华盖世，但他确实把诸葛亮写砸了。
前贤黎东方先生，对诸葛亮的为人也赞不绝口，他的说法很平实：“我说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么？是：他对得起刘备，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他的家人与朋友僚属，也对得起他自己，无愧于生平的抱负。”黎东方先生还告诉我们：

我在1938年进了四川，见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头缠白布，他们并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为诸葛亮戴孝戴久了，缠白布缠成习惯，不缠就会头部受凉，因此而永远缠下去，子孙相沿，直到今天。

这个例子很感人，它和陈寿当年在《进诸葛亮集表》中提到的“黎庶追思，以为口实”，遥相呼应，仿佛一千多年的历史，从未间断过。众所周知，成都有个武侯祠，亦即杜甫笔下的“丞相祠堂”，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所谓“武侯祠”只是冒牌的“丞相祠堂”，那组建筑的正式名称，原本叫“汉昭烈庙”，专门供奉刘备的。今日游人若是抬头看一眼祠堂大门上方的那块匾，见到的四个字也是“汉昭烈庙”，不是“武侯祠”，刘备的墓就在祠里，真正的诸葛亮殿，位于刘备殿之后。
说来有趣，当初诸葛亮星落五丈原后，西蜀百姓即向当朝者提出，在成都为诸葛亮建一座庙，遭到后主宫廷中官僚的拒绝。百姓再三坚持，最终，后主的朝廷勉强答应，条件是：庙不能建在成都，只能建在沔阳，即诸葛亮坟墓附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自发的历史正义了：后代百姓不再和统治者啰嗦，干脆把刘备庙（昭烈庙）直接当成“丞相祠堂”来祭祀。今天去成都瞻仰“武侯祠”的游客，十之八九，不知道那里原来是叫“汉昭烈庙”的。刘备在中国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于此亦可见一斑。倘若与曹操相比，刘备的形象固然大占先机；一旦与自己手下的军师相比，刘备的魅力指数就溃不成军了，连自家庙宇都守不住，刘备有灵，不知生何感想。若是孔明有灵，倒未必会自鸣得意，说不定更加惶恐。
从杜甫名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开始，“昭烈庙”大概就被中国百姓成功转化成“武侯祠”了。这是人心领域的“偷梁换柱”，自发生成，无由抗拒。
我想冒昧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当年的百姓和“诗圣”杜甫所景仰爱戴的那位诸葛亮，还没有被附会出“借东风”、“草船借箭”等神通，“空城计”的故事也还没有被人传唱。这些诸葛亮原本不曾做过的事，是宋代以后的民间说书艺人陆续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诸葛亮在宋代以前受人爱戴，凭的是一种相对真实的历史形象，及一股凛然正气。参考杜甫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当年所谓的诸葛神迹，大概也仅限于“八阵图”之类东西吧？至于杜甫称赞孔明“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拿古来“兼资文武”的名相伊尹、吕尚、萧何、曹参等人来衬托诸葛亮的伟大，并没有特意神化诸葛亮的意图。何况杜甫笔下的吕尚，与后代神怪小说《封神榜》中的那位姜子牙，根本不是一个人。杜甫眼中的诸葛亮摇不来鹅毛扇，杜甫眼中的姜子牙，手上也没有“打神鞭”。
上文提到的黎东方先生，作为诸葛亮的忠实崇拜者，在史料堆里翻腾了好久，也只找到诸葛亮一处污点。他说：“以我所知，除了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诸葛亮并不曾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那么，这是个怎样的污点呢？即我们提到过的孔明要求刘备杀刘封的事，我且抄录黎东方的文字：

（刘备义子）刘封到达了成都以后，诸葛亮向刘备说，此人不可不除。据陈寿在《刘封传》中所写，似乎诸葛亮是为了防免刘备百岁归天以后的后患，而不是为了治刘封不救关羽之罪。所谓后患，指的是：刘封生性“刚猛”，又比阿斗刘禅年长，虽则刘禅已被立为太子，难保刘封不与刘禅争夺继承之权。
陈寿所记的，是不是事实？倘若诸葛亮是基于防患于未然的原因而置刘封于死地，这是不足以服当世之人与后世之人的。刘封还不曾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大胆假定某人将来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杀了这个人以防免他将来犯罪，这是最不讲道理、最野蛮而残忍的事。我不知道诸葛亮曾否做出这种事；我希望陈寿写错。倘若陈寿没有写错，那我就不得不改变我对诸葛亮的钦佩了。

这位黎先生真是可爱，换了我，未必认为这肯定算得上诸葛亮的一大污点。理由大致有三，其一，刘封是否有过“一丝一毫想争继承之权的言论或行动”，我相信诸葛亮一定比陈寿看得更清楚，陈寿没有记载，不等于诸葛亮没有看出来。陈寿所记，较之实际发生的事，连万分之一都不足。二，因为继承权没有处理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无需参考历史，在三国时代就发生多起，如袁绍就是一例；至于刘表的例子，甚至就发生在诸葛亮眼皮底下。诸葛亮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可以理解。三，诸葛亮是个好人，但他不是和平时期的丞相，生逢乱世，处境凶险，面对难局，处理起来常常不得不优先考虑效率，在手段的正义与结果的合理之间，多多向后者倾斜。我们若以现代人本思想和法制观念要求他，难免会人为制造时代错乱。毕竟，离开了卧龙冈的诸葛亮，立刻置身于一派血雨腥风之中，威高权重，以一己扛鼎之力来实施“分鼎”天下之伟业，难度可想而知。在待人处事上，自然不可能一味依从心灵的指派。
“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孟子语）的说法，历来被中国读书人视为进退裕如的两种人生选择，方便他们在“出世”和“入世”之间从容转换。我发现，这句话还暗伏了另一层道理，至今似未见有人提到，即，“达者”与“穷者”，不仅立身态度有异，在处事方式上也有某种相克性。你若要“兼济天下”，你就必须放弃“独善其身”的理念。“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属于鱼和熊掌，天然具有不可兼得的特征。所以，以仁人贤士的标准去要求一位出将入相者，哪怕他像诸葛亮一般优秀，也难脱一厢情愿之嫌。
以上所说，针对的乃是历史上的诸葛亮，本书侧重的，则是《三国志演义》里的诸葛亮。促狭的是，不知读者诸君是否惊觉，小说里明显存在着两个诸葛亮。赤壁大战前的诸葛亮，与担任蜀汉丞相后的诸葛亮，几乎判若两人。而在刘备入西川与白帝城托孤这段时期的诸葛亮，大致属于“两个”诸葛亮的过渡期。
“隆中对”的诸葛亮，才华横溢，气概非凡，傲视万物，可于咳唾谈笑之间，窥破天下大势，揭破江湖迷局。呼之为“卧龙”，名正言顺。赤壁大战时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可向曹操借箭，可向老天借风，算天算地算人，算无遗策，论英姿之勃发，才气之丰茂，真可令群雄为之黯然，日月因之失色。当时的诸葛亮，智力过人，胆略超群，可以嘲笑曹操百万大军为无物，可以讥讽周瑜大都督的种种暗算为儿戏，神龙见首不见尾，履险如夷寻常事。对这位翩若游龙、动若脱兔的大军师，人们大概只能仰之于云霓之上。
而白帝城托孤后的“丞相”诸葛亮呢？虽然也有种种神迹，且依旧习惯于坐那辆怪诞的四轮车，但无论精气神态，还是沙场能耐，较之赤壁大战时的那个孔明，都有了令人震惊的下滑。这一切，说远不远，在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之时，已预伏了下文：

且说孔明到永安宫，见先主病危，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先主传旨，请孔明坐于龙榻之侧。抚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言讫，泪流满面。孔明亦涕泣曰：“愿陛下善保龙体，以副天下之望！”……分付毕，传旨召诸臣入殿，取纸笔写了遗诏，递与孔明而叹曰：“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

孔明在刘备临死前流的那一把把眼泪（我数了一下，共计三把滂沱热泪），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以后，那位笑傲江湖，谈笑间令强虏灰飞烟灭的诸葛亮，那位似乎不知流泪为何物的诸葛亮——除非“柴桑口吊孝”时的假哭——性情大变，甚至有成为“以泪洗面”的林妹妹的嫌疑。赤壁大战前，孔明曾当着鲁肃的面掷地有声地放言：“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齑粉矣！”集蜀国军政大权于一身之后，他竟突然成了一个动辄跌足长叹、整天愁容满面的苦命丞相。说话的口气，也由此前的睥睨万物，骤降为处处小心，“死”字不离嘴。对曹操，他可以称许为“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对自己，他可以降格为“况臣驽下，何能必胜”。出兵打仗，再也难见当年之必胜信心，倒是当年从未有过的“舍身成仁”之念，频频抬头，甚至说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样扫兴的话。从军队誓师出征的角度看，这类话，大非吉利。何况，按小说中的写法，这类言语上的吉凶兆头，孔明原本非常讲究。小说中写孔明把荆州印绶交给关羽时，关羽说了一句“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然后罗贯中写到：“孔明见云长说个‘死’字，心中不悦；欲待不与，其言已出。”——两相对照，难道孔明连“己所不欲，毋施与人”的古训也忘记了吗？

“忽报有人自成都来，说张苞身死。孔明闻知，放声大哭，口中吐血，昏绝于地。众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卧床不起。”

“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

说实话，关兴、张苞二将，即使在罗贯中笔下，也只是两个沙场武夫，并非胆识俱佳、独当一面的上将。以孔明地位之尊、声望之隆，如此号泣，竟至屡屡“昏绝于地”、“昏倒于地”，是非常让人意外的。这样的孔明，距“借东风”时的那位孔明，仿佛一下子衰老了五百岁。实际上，刘备死时，诸葛亮年仅四十二岁，从一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政治家来说，如此年龄，说成妙龄也不过分。
再看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之后，孔明是如何面对阿斗的：

次日，后主车驾亲至相府。门吏见驾到，慌忙拜伏于地而迎。后主问曰：“丞相在何处？”门吏曰：“不知在何处。只有丞相钧旨，教挡住百官，勿得辄入。”后主乃下车步行，独进第三重门，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后主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乐否？”孔明回顾，见是后主，慌忙弃杖，拜伏于地曰：“臣该万死！”

遵循帝国丞相的格式化要求，孔明对后主刘禅的驾到，表现出“慌忙弃杖，拜伏于地”并口称“臣该万死”的态度，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我们的孔明哪里是寻常丞相，如京剧《空城计》中所唱，他“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不仅是阿斗的“相父”，此前还曾与阿斗的父亲在同一面华盖下“对坐饮酒”（见第四十回：“抬头看时，只见山顶上一簇旗，旗丛中两把伞盖：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对坐饮酒”），见到刘备有何不妥之处，比如当刘备没出息地用犛牛尾编织帽子，还敢“正色”批评他，何等潇洒不拘，何等视人间尊卑于无物。缘何做了丞相后，此等令人迷醉的风范尽失，只是徒劳地成了某种道德丞相的乏味楷模？
做了丞相后的诸葛亮，意态之失落，意气之灰索，直让每一位热爱诸葛亮的三国读者，深长叹息。当年面对周瑜计谋百出的迫害，孔明曾傲然答道：“某虽居虎口，安然如泰山”，而今出兵伐魏，只因听说魏国由司马懿总领雍凉兵马，竟至大惊失色，直到听从马谡建议，用“反间计”把司马懿弄下了台，才如释重负地吐出这样一句泄气话：“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马懿总雍、凉之众。今既中计而贬之，吾有何忧耳！”当年豪情，而今安在？
这还是同一个诸葛亮吗？不是了。在陈寿笔下，原有一个诸葛亮；在罗贯中笔下，突然又生出了两个诸葛亮。
陈寿笔下的诸葛亮，可不去管他。罗贯中笔下的两个诸葛亮，原因何在呢？
通常，一个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地位的变迁和生理上的自然变化，在待人处事和个体气质上出现些差别，并不可怪。大人物和小人物都是如此。而且，经历越是动荡剧烈，变化还可能越是强烈。以此观之，别说两个诸葛亮，若是罗贯中运思深刻些，他写出三个乃至六个诸葛亮出来，我也没有异议，说不定只会更加佩服。在普鲁斯特的长篇杰作《追忆逝水年华》里，主要人物斯万、阿尔贝蒂娜等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也都是能够体现出不同个性特征的。
但是，出现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身上的内在矛盾，似乎与个体成长的自然阶段无关，而是暴露出罗贯中本人在角色定位上的偏差。我大致可以断定，疑点并非出在诸葛亮身上，而是出在罗贯中身上。
欲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去走访一下卧龙冈。——招呼打在前面：本章主要是和罗贯中抬杠的。

周泽雄

龙MM真会开玩笑，俺招呼都打在前头了：“如蒙燕友捧场，这壁厢先谢过了。”明白无误地说明：插话，俺视为捧场。

周泽雄

呵，木匠说得对，小著的副标题就是“与罗贯中论理”。

周泽雄

写诸葛亮，罗贯中可是抖擞起十二分精神的。
诸葛大名在小说中首次出现，是在第九回的一首诗里，道是：

董卓专权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当时诸葛隆中卧，安肯轻身事乱臣。

这首诗不足信，甚至有点失态，盖因司徒王允诛杀蔡邕是在一九二年，诸葛亮年仅十一岁，且肯定不住在南阳隆中，更不可能整天高卧；至于“轻身事乱臣”，就更加无从谈起了。这不仅是尊重历史的问题，虚构也得注意前后照应，自圆其说，不能留下明显破绽。十一岁孩子整天睡觉，假如被孔子见到了，是要遭到斥骂的，而且骂得还很难听：“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我们看后文第三十六回徐庶对诸葛亮的简介：

此人乃琅琊阳都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

很清楚，诸葛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是较后的事。诸葛亮再天才横溢，刘玄德再求贤若渴，当他年方十一岁时，我敢打赌，刘备是不愿意“三顾茅庐”，请他出山的，“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话，更将死死憋进肚子里，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不过，这点笔误我们不妨一笑了之，毕竟，罗贯中的主要目的，只是为日后诸葛亮的隆重登场，埋下一个伏笔而已。
为了诸葛亮的隆重登场，罗贯中是一反常态的。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在此之前一直以相对匀速的步调推进，作者像一位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处理各路诸侯、各类战事的方法，就像调度手下军队，虽然乱花迷眼，但又井然有序。在一回里同时叙述三个乃至五个军事营垒中的事，更是家常便饭。除了叙述关云长“五关斩六将”，笔法有点特殊，在其余地方，大致遵循了相似的叙述节奏。在“美髯公千里走单骑”那一回，罗贯中暂时搁置它事，集中笔墨，恣情纵意地极写关云长的传奇，笔法俨若进入了《水浒传》的节奏，读者也仿佛重温了武松式传奇。除此之外，罗贯中的笔墨一直有条不紊，层层推进，直到诸葛亮隆重登场。
为了迎接诸葛大驾，罗贯中暂时忘却了三国纷争，那血雨腥风、风云激荡的三国故事，至此骤然拐了个弯，进入了一片具有田园诗风味的平静水域。
重温一下罗贯中为诸葛亮出场设计的种种悬念，颇有意思。刘备跃马过檀溪之后，境况极端狼狈，关、张不在身边，赵云也暂时失踪了，后面还有蔡瑁的追兵，正当读者都为刘备悬着一颗心时，罗贯中妙笔一旋，文字峰回路转，伴随着宛转的牧童笛声，一派仙风道骨的司马德操（即水镜先生）倏尔现身。在水镜先生嘴里，读者第一次在某种悬疑气氛中接近了那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水镜对刘备说：

“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其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此谣始于建安初。建安八年，刘景升丧却前妻，便生家乱，此所谓始欲衰也；无孑遗者，不久则景升将逝，文武零落，无孑遗矣；天命有归，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玄德闻言，惊谢曰：“备安敢当此！”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至此，读者惚兮若无解，恍兮若有悟。毕竟，“诸葛亮”三字尚未正式出现。
接着，一个曾经化名单福的高士徐元直，为了烘托诸葛亮的非凡亮相，再次作出壮烈铺垫。罗贯中悬念制造之充分，不亚于后代电影悬疑大师希区柯克。读者当会记得，在诸葛亮尚未登场之前，这位徐庶在刘备眼里，就是一位诸葛级人物。何况，徐庶因为曹操用计而被迫离开刘备时，刘备目送着徐庶背影，说了一句在小说里可位列“煽情三甲”的话：

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凝泪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

可以肯定的是，刘备对自己频频失散的妻子，从来没说过如此深情款款的话。这且不论，谁知徐庶忽又“拍马而回”，至此，诸葛亮大名正式在作品中亮相：

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玄德曰：“元直复回，莫非无去意乎？”遂欣然拍马向前迎问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马谓玄德曰：“某因心绪如麻，忘却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庶曰：“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

接着，徐庶便向刘备说出了前面引述过的那节文字，正式报出了诸葛亮的名号。罗贯中笔墨迤逦，他把气氛酝酿到这般程度，纸页中眼看就要袅袅出几许仙气来了，这才姗姗进入“三顾茅庐”的伟大传奇之中。
三顾茅庐的过程，也是竭尽迂曲往复之能事，期间的顿挫抑扬，决不限于“三顾”。中间穿插的张飞粗话，只是一个小插曲、小点缀罢了。“三顾”中仅仅被刘备误认为诸葛亮的，就有六人之多，按先后次序分别是：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均及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彥。他们像武侠小说中护卫达摩殿的高手，对刘备的热情层层阻截，对读者的好奇层层设防。待到刘备终于有望拜谒大贤时，罗贯中仍不忘顿上一顿，最后吊读者一把胃口：诸葛亮还在睡觉。
这期间，我们读到了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用散文笔法而不是词赋笔法写就的一大段田园诗，以及那一派天生用来供高士酣睡的卧龙冈。
诸葛亮乍见刘备，说了两句精妙台词：“何不早报！尚容更衣。”
“何不早报！”是对童子的训斥，“尚容更衣”，是对刘备的客套。妙的是，这两句话，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态度。“何不早报”表明事不宜迟，不容耽搁；“尚容更衣”又分明在说：“时辰尚早，不急不急！”——区区八字，诸葛亮风采毕现。

回到上节关于“两个诸葛亮”的问题，我认为，由于罗贯中只顾由着性子抒发对诸葛亮的崇敬，诸葛亮性格上致命的前后不统一，已无可挽回。重申一遍，我说的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文学形象的矛盾。这种矛盾，并非来自作者的有意设计，而是来自作者的重大疏忽。就文学创作而言，借用毛氏父子一句妙语，该错误的严重性，属于“九州铁也铸不成此一大错”。
关于“三顾茅庐”的历史依据，只是《后出师表》里说过的一段话：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这篇疑为后人伪托的表文，毛氏父子已将它增补进“毛评本”里。既如此，作为小说读者，我们就有权拿两者进行前后对照。这一对照不打紧，小说立刻显出了种种破绽。本来，诸葛亮就不是擅长雕镂文词的文章才士，他曾嘲笑那些“唯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儒生为“小人之儒”，以区别于自己推崇的“君子之儒”；诸葛亮也没有旧式文人好慕虚礼的习惯，再加他的《后出世表》作为正式公文兼战争动员令，亦无需借鉴文人笔法——若有借鉴，只能以不合规范视之，所以我认为，诸葛亮对自己隆中生活的介绍，是符合实际的。而罗贯中关于“三顾茅庐”的精彩描绘，也是从这段话派生而来。罗贯中的创作才华令人钦佩，但他由此为诸葛亮制造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性格矛盾，则不应同时受到钦佩。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与诸葛亮笔下的自己，基本上是两个人。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仙风道骨，整天不是游山玩水（所谓“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归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就是醉卧高眠，日常生活还有“童子”照料，哪有丝毫农夫模样？“躬耕南阳”，这话可是说得够直白的。拿“躬耕南阳”、“乱世”、“卑鄙”（意即“卑下、鄙陋”）、“枉屈”、“草庐”等关键词与卧龙冈上的美景仙人相套，那是整个不合拍。听听那首赞美卧龙冈的“古风”是怎么唱的：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间宝剑挂七星。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其中，只有“亲自勤耕稼”五字，与“躬耕南阳”沾了点联系，再看前面那个修饰词“闲来”，又立刻走味了。农夫耕地，难道只是“闲来”消遣？有了这个“闲来”，我们完全可以怀疑，诸葛亮耕的根本不是庄稼，而是在莳花弄草。众所周知，“农忙”最是“急急如律令”，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哪里容得你“闲来”。万一“闲”不“来”，是否就任其抛荒？倘若任其荒芜，又与诸葛亮临行前对弟弟诸葛均的殷殷关照相矛盾了：“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勿得荒芜田亩”的细细叮咛，表明的才是“躬耕”本意，与是否“闲来”，压根无关。
现在我可以试着为“两个诸葛亮”揭秘了。我以为，罗贯中此处描写的诸葛亮，是为赤壁大战前后的诸葛亮作铺垫。描绘赤壁大战前后的诸葛亮，罗贯中有足够的信心和才华，可以确保把他写得风生水起。至于如何面对日后入川做了丞相的诸葛亮，罗贯中一时激动，也就权且不管了。他这会儿只顾驰情抒怀，脚下忘了踩刹车闸，没有为诸葛亮的形象完整留下足够退路。
此话怎讲呢？罗贯中写的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在文体上天然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矛盾性，即，既必须尊重历史，又允许驰骋想象。至于哪些可以虚构，哪些不容虚构，往往由不得作家做主。回到诸葛亮这个特定历史人物，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史书上关于诸葛亮入川前的资料，极为少见，相对较多的资料，全都围绕着丞相诸葛亮而展开。就是说，前者不妨由着性子虚构，后者就难免受到掣肘，无法左右逢源了。妙的是，赤壁大战前后的诸葛亮，一方面可以不受史料制约，另一方面诸葛亮又正好属于大胜曹操的孙刘联军一方，这便为罗贯中施展文字魔术，提供了广阔舞台。罗贯中只要留意一点：把历史上属于周瑜、鲁肃等人的功劳，用“乾坤大挪移”法追加到诸葛亮身上，就大功告成了。反正，大方向没错：曹操是战败方，诸葛亮所属的军事集团，是战胜方。至于这份胜利的蛋糕该如何切，就属于枝节问题了。听说周瑜以肚量宽宏著称，那就把笔墨腾挪到底，委曲一下周郎，让他为成全诸葛亮的万世英名，做出点牺牲。
而一旦小说进入到诸葛丞相阶段，就势不由人了。这以后，翔实史料与诸葛亮没有打过一场骄人胜仗的事实，构成某种合围，令罗贯中笔墨的腾挪空间大幅变窄。史书上那不容更改的文字，像一双仇敌的眼睛，在作家头顶上方死死盯着，令他再也无法像写“草船借箭”和“借东风”时那样，无所顾忌，一个劲地奔放。于是，诸葛亮形象的完整性，也就被迫遭此一劫。——罗贯中收不住场子了。
可悲的是，罗贯中把赤壁大战前后的诸葛亮写得越神奇、越超凡脱俗，他就越无法面对后期的诸葛亮。可见，美妙的文字，如果统筹不周，兼顾不及，也会构成一笔美丽债务。罗贯中无法扭住历史的脖子，又不忍修改之前写就的锦绣华章，作为人物形象的诸葛亮，也就难逃瘫痪的宿命。就像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本来也难逃功亏一篑、星落五丈原的宿命一样。
顺嘴一提，罗贯中原是有宿命观的。我们记得后代大师曹雪芹曾经借用警幻仙姑的法力，让宝玉预睹了“金陵十二钗”的结局，那一个个“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和“秋悲司”，令人物无所逃于命运的笼罩。罗贯中同样如此，“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这话是水镜先生说的，一语成谶，牢牢罩住了日后的五丈原。同样意思，罗贯中后来又让崔州平说了一回，以增大诸葛亮的悲剧感。崔州平对刘备说：

“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也许，诸葛亮确有自己的“命”，“人不得而强之”，可惜罗贯中偏要“强为之”，遂人为造成诸葛亮形象的割裂。

周泽雄

多谢黄昏MM，受宠若惊中。
菜农的说法，俺将积极参考。——不过，俺只是强调罗贯中写岔了，真实的诸葛亮，倒是一以贯之的。
谢星球兄光顾。

周泽雄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乃是中国民间智慧的形象代表，其形象的品牌价值早已超越了小说疆界，跃升为某种国民性的象征了。普通民众与杜甫等大诗人不同，杜甫感叹的乃是诸葛亮的人格魅力、道德力量以及“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普通民众崇敬的乃是诸葛亮无所不能的狡智黠慧。“诸葛亮”三字在汉语中不仅是人名，还是一个形容词，专门用来赞誉那些智力发达、谋略超群的人。在今天，一个善于排兵布阵的体育教练，一不留神就可能获得“小诸葛”的名号。
所以，考察诸葛亮的智慧，已不单单是针对罗贯中的文学批评，而是成为考察国民特性的一个现成标本。通常，在我们崇敬的人物身上，也会折射出我们自身的某些品质。我们对诸葛亮的迷恋，多少也会折射出我们自己的追求。诸葛亮的光芒我们可以借光，诸葛亮的不足，也可能预示出迷恋者的局限。
对罗贯中笔下诸葛亮的智慧特征，若一言以蔽之，我的结论是“不可信”。
诚然，《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小说人物，但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一样，也得追求可信度。历史著述的可信度，是追求真实，还原真相。小说人物的可信度在于：即使你明知我在虚构，我也必须叙述得煞有介事，让读者相信我的叙述是可信的。举例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写小职员格里高里•萨姆萨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每一个稍具生活常识的读者，都知道作家在虚构。但作家的能耐是：把虚构之事写得异乎寻常地逼真，迫使读者至少在那一刻愿意相信：真是那么回事！美国小说家爱伦•坡曾经写一只被人野蛮地用水泥砌进墙里的黑猫，在侦探到来后，突然从墙里发出“喵呜”声。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但作者却竭力把它写得令人信服。那些伟大的侦探小说，一般讲起来也就是最注重人物智慧的小说，也无不如此。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是虚构的，智慧同样是虚构的，但我们看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他的工作方法、推理过程却令人俯首帖耳。每当我们恍然大悟，我们都会产生和华生医生相似的感受：唉，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呢？又让福尔摩斯占先了。
智慧和能力，有时是一回事，如对福尔摩斯来说，智慧就是能力的保证；有时不是一回事，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就只是能力，与智慧无关。同样，司马懿通过询问蜀汉使者来了解诸葛亮的饮食起居，进而得出“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的结论，属于人间智慧，其思路别人可以仿效。即使换在今天，诸葛亮“工作狂”的方式，也会让人担心他是否会“英年早逝”。反观诸葛亮在“陇中对”里得出刘表将死的结论，依据只是“夜观天象”，这个别人学不得，无法学，因为，那不是智慧，而是超人神通，除了供人纳头便拜，叹为神人，别无他用。假如中国人纷纷去膜拜这位擅长“夜观天象”的诸葛亮，恰恰表明国人对真正的人间智慧兴味索然，对民间妖术倒是兴趣浓烈得很。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草船借箭”中的智慧含量了。
“草船借箭”的故事，罗贯中写得很精彩。从小说逻辑来看，故事中有合理成份，也有可贵的人间智慧。起因是这样的：赤壁大战前，由于诸葛亮猜破了东吴大都督周瑜愚弄蒋干的计谋，令周瑜“大惊”，并定下杀心：“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后因鲁肃劝说道：“若杀孔明，却被曹操笑也。”周瑜才决定换一个“公道”方式，目的是“教他死而无怨”，同时钳住旁人之口。周瑜遂在某次军机会议上，向孔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军中正缺箭用，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枝箭，以为应敌之具。此系公事，先生幸勿推却。”

谁知孔明有恃无恐，口气甚是拿大，好像对周瑜的陷害浑然不觉：

孔明曰：“都督见委，自当效劳。敢问十万枝箭，何时要用？”瑜曰：“十日之内，可完办否？”孔明曰：“操军即日将至，若候十日，必误大事。”瑜曰：“先生料几日可完办？”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瑜曰：“军中无戏言。”孔明曰：“怎敢戏都督！愿纳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瑜大喜，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置酒相待曰：“待军事毕后，自有酬劳。”孔明曰：“今日已不及，来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饮了数杯，辞去。鲁肃曰：“此人莫非诈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对众要了文书，他便两胁生翅，也飞不去。我只分付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公今可去探他虚实，却来回报。”

接下来的段落，条理开始错乱了，表现为周瑜的智力突然不济，能力突然崩盘，几乎是放任诸葛亮成全妙计。而在此之前，我们刚刚见识到周瑜愚弄蒋干的才华，那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梦话假话，既是地地道道的人间智慧，又是道道地地的非凡才干。
从常理来看，周瑜既然决定置诸葛亮于死地，再加他已做好了“分付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的决定，当他从鲁肃嘴里得知“孔明并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自有道理”之后，是应该有所警觉的。罗贯中也写到了周瑜闻言“大疑”，只是“大疑”过后，周瑜只淡淡地说一句：“且看他三日后如何回覆我！”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这就违反周瑜办事的逻辑了，也不符合周瑜古怪精灵的性格特征。
诸位想想，诸葛亮在东吴，只身一人，身边连个随从都没有。而周瑜身为东吴大都督，具有调动一切军事力量的权力，他既然对诸葛亮如此忌惮，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派几个心腹小校对诸葛亮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当非难事。尤其，在听说孔明造箭“并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之后，就更没有掉以轻心的道理了。
后面我们看到，周瑜对诸葛亮明显的诡异行为放任不管，连个起码的眼线也不布置，相反，诸葛亮倒是在周瑜眼皮底下，借助鲁肃的帮忙，调动起了一支不大不小的军事力量：二十只船，六百名军士。
这可能吗？按照周瑜一贯的办事风格和既定目标，他只要派两个亲信负责监视，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不就无从实施了吗？使“草船借箭”计划得以实施的前提，是罗贯中突然安排周瑜做了大傻瓜。而周瑜一旦成了大傻瓜，诸葛亮的智力还剩下多少值得夸耀的成份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前一回“群英会蒋干中计”里，我们亲眼目睹了周瑜瞬间调度手下的出众才能，他只是“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便临机上演了一场规模不亚于央视春节晚会的大骗局，不仅“锦衣花帽”的“从者数百”人迅速出列，“堆如山积”的“粮草”，也能迅即陈列在蒋干面前，那是何等惊人的能耐！为何此时，在更需要他展现这份能耐时，在所需展示的能耐又难度不大时，周瑜的智力却骤然瘫痪，白白成全了诸葛亮的神话？
这个神话不太神。
具体到“草船借箭”的过程，同样包含可信与不可信之处。算计到“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从而只会安排弓箭手远远射箭，这是可信的人间智慧，因为符合交战时的地理、气候条件，也符合曹操的个性特征。但是，“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就神奇得越界了。
从科学的角度，“天有不测风云”是一个大致可信的描述。冬天的长江上有时会大雾锁江，这凡人尽知。倘若诸葛亮不设“三日之限”，只是将那“二十只船”和“每船军士三十人”在江边待命，一俟雾气袭来，立刻进发，这便是卓越的人间智慧，相信所有人都会为之折服。谁知不然，他偏要以一种连今日气象卫星都无法确保的高预测率，算定第三天必有一场大雾。想到诸葛亮是在拿自己性命打赌，我们也可以断言，这场第三天才会出现的大雾，已经提前装在诸葛亮兜里了。——如此能耐，便与智慧无关，只属于超人神通了。
也许个别读者会以为，谈论演义体小说却以是否符合科学为依据，是一桩煞风景的事。我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再回到小说的立场，谈谈小说一行的规律。
在小说这一行里，本身存在着志怪小说、奇幻小说、幻想小说、武侠小说等各种名目，小说天然是允许甚至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但行内也有个不成文的前提或规矩，即高人斗法，必须在至少两个人之间进行，不能一个人玩。一方拥有超人、神仙的能耐，另一方却只是肉体凡胎的俗人，这故事不会精彩。就像孙悟空只有和牛魔王缠斗厮杀，故事才会精彩；假如孙悟空不是“大闹天宫”而是“大闹茶坊”、“大闹菜市场”，这又成何体统。再假如孙猴子出现在水浒故事里，当急先锋索超与青面兽杨志在梁中书面前斗得难分难解时，杨志突然拔出一撮毫毛，喝一声“变”，立刻就有七十二头青面兽围着索超索命，这场厮杀还有精彩可言吗？美国电影《超人》中，情节安排上也是必须为超人搭配一个具有相同能耐的死对头莱克斯•卢瑟的；福尔摩斯同样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莫里亚蒂教授。福尔摩斯曾经感叹：“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诸葛亮没有自己的莫里亚蒂教授，他是一个人在玩，一个人在呼风唤雨。这中间，难道不存在“乏味”？
当鲁肃对着孔明感叹“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诸葛亮答道：

“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

话是没错，但“通天文”也不是这种通法。更令人发谑的是，在第九十九回，诸葛亮与司马懿都算出将会有一场连绵不尽的雨，但精度不同，诸葛亮照例又胜出司马懿一头。先看诸葛亮：

孔明笑曰：“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见：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因此不用多军，决不受害。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时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劳，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

再看司马懿：

懿曰：“不可轻进。我夜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常胜则可。倘有疏虞，人马受苦，要退则难。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住扎，以防阴雨。”

毛氏父子对此评论道：“孔明知雨，仲达知雨；但孔明知有一月之雨，仲达则未必知有一月之雨耳。”
两相对照，司马懿明显不如诸葛亮。但，那与智力有关吗？感觉上，那只是“三十六变神通”与“七十二变神通”的差异而已，我们除了像鲁肃那样傻傻地对孔明惊呼“先生真神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未尽之意，且待下节探讨。

周泽雄

菜农，我顺口胡诌的。你总结到“中国历来就有……”，俺就不好意思了。
再谢歪兄和龙MM。

周泽雄

要说清楚“借东风”是否算一个笑话，我得迂回一下笔墨，再说说小说的一个行规。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不仅不会构成“笑话”，相反，小说家的能耐，是与他的虚构能力同步增长的。所以，“借东风”本身，无所谓笑话不笑话。
小说也是弄假成真的艺术，小说家是世界上拥有合法欺骗权的人物。不管情节如何虚构，故事如何荒诞，小说家都会怀有相同目的：让你信以为真。“信以为真”是小说家打动读者的唯一门槛。这当然不是说，读者会相信堂吉诃德战风车的故事，会相信“吸星大法”当真能吸摄他人体内的功力，而是说，在彼时彼刻，他们深陷在小说营造出来的虚幻情境中，不克自拔。他们已经无暇考虑情节真假，他们只是被小说的虚构氛围所笼罩，分辨力一时无法脱身，只顾心悦诚服地向作者投诚。优秀的小说大多会生成一股磁场，令读者不由自主地涡卷其中，载沉载浮。
我们看毛姆、茨威格等人写小说，一边尽情虚构，一边竭尽一切努力，让你误以为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传记。为此，他们不仅爱用第一人称，那个“我”往往还是作家，以便最大程度地诱骗读者上当。——话说回来，没有一个读者，不乐意上这种当的。
还可以说说另一个行规：招呼打在前头。
一部小说，不管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严肃还是戏说，作者都有义务对读者给出明确暗示。这种暗示一旦成型，作者就必须坚持下去，不宜中途半端，让读者摸不着头脑。此话怎讲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开篇的“诗曰”，一下子就把读者引入一个“茫茫渺渺无人见”的虚幻世界，在这个世界，是可以并且允许出现各种妖魔鬼怪的。一旦读者接受了这份暗示，不管孙悟空如何大闹天宫，读者都会沉迷其中，忘倦忘忧。但是，假如吴承恩笔锋一斜，转眼又在小说里写起了通常只会出现在《儒林外史》中的内容，读者就会觉得受到愚弄。相反，谁要是质疑《西游记》中的唐僧违反了历史上的玄奘形象，谁就将受到读者的无情嘲笑。反正，吴承恩不会受到嘲笑，他“招呼打在前头”了。
看《封神演义》同样如此，伴随着“云中子进剑除妖”，读者也接受了足够丰富的阅读暗示，这以后，无论姜子牙、土行孙、哪吒和二郎神杨戬如何施展神通，读者都不会奇怪。相反，一旦他们神通尽失，恢复到寻常饮食男女的习俗上来，读者还会不买账，认为不合逻辑。这份逻辑，当然是小说的逻辑，虚构世界的逻辑，而非现实生活中的逻辑。
历史小说同样如此，作者的招呼不能打错。我们听说有些历史小说家，较易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理由多半在于，他打错了招呼。他强烈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是在写一部严肃的历史小说，谁知专家学者一较真，发现作者处处在“戏说”“胡闹”，这就犯规了。另一些作家，如武侠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与历史也有关系，但作者暗示得明白，读者瞧得真切，那里面的“历史”，只是一个叙述背景，无需当真。所以，当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说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时，没有一位历史学家站出来与他论理。同样，莎士比亚写了那么多历史题材的剧本，从来没有人质疑他的历史学知识是否牢靠，因为他给足了暗示。
这就叫规矩：把属于历史的交给历史，把属于小说的交给小说，双方划定边界，各不相侵。你有权虚构，但虚构前必须让读者有所警觉，不能让读者平白无故地陷入糊涂之中。
回头来看《三国志演义》，在“借东风”之前，罗贯中给出的暗示是清晰的：这是一部相对严肃的历史小说，写作依据来自正史《三国志》。读者当会记得，小说最初的署名，就有“晋平阳侯陈寿史传”的字样。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涉嫌荒诞的内容，比如写黄巾军首领“张宝作法，风雷大作，飞砂走石，黑气漫天，滚滚人马，自天而下”，再如，经常出现类似“狂风骤起，将中军帅字旗竿吹折”的句子，以示凶兆；偶尔也有借助“夜观天象”观察人事吉凶的例子，如沮授、蒯良等人，但总体上看，表现还属节制，尚在可以容忍之列。今人大可从所谓“历史局限性”角度，对作者大度包容。
猛可间出现“借东风”，清醒的读者就可能因准备不足而措手不及。说实话，罗贯中玩得太大了，笔墨虽然精彩，但小说内在的历史精神却有轰然倒塌的危险。“借东风”一出，体裁顿时错乱，仿佛这艘航母级的长篇巨制，龙骨出现了断裂。
凭常识人们也知道，“东风”不可能借到；另外，历史学家也会告诉我们，赤壁一战，有东风相助固然好，没有东风，周郎照样可以获胜。周瑜或黄盖的大船，当时位于长江南岸的上游处，曹操的水军位于北岸的下游，仅仅借助顺流而下的水力，黄盖装满干柴的先锋船，也能一击成功。最后，气象学家还会告诉我们，冬季赤壁一带的长江，只是不常刮东南风而已，并非永远不刮东南风。——但是，我早已打过招呼，本书的着眼点不在于拿历史或科学方面的常识来质疑《三国志演义》，我感兴趣的是小说的叙事逻辑，至于小说逻辑是否冒犯了历史本身，我视而不见。我强调的是，即使按小说的逻辑，“借东风”也是一大败笔。
按照小说的叙述，当时情况是，关于用何种办法对付曹操，周瑜和诸葛亮达成了一致：两人掌中各出一字，皆是“火”，两人由此相视“大笑”。这表明，双方在这个回合，智力上不分轩轾。后来周瑜装病，孔明前往探视，开出了十六字妙方，一举说中周瑜的心病。那十六字是：“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十六字令”，罗贯中说得神神道道，其实读者稍一回想，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你们俩不是早已达成共识了，何奇之有？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算我们陪着罗贯中无视“上游”“下游”问题，按照小说中的情境，也只是一个既成事实，大家都看得到。别说周瑜和诸葛亮，在罗贯中笔下，连曹操及他的谋士团，也曾预见及此。
在曹操接受了“凤雏”庞统密献的“连环计”之后，罗贯中写道：

操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凤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诸将皆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

那么，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东风如何筹措？
没有罗贯中异想天开的构思，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办法只有一个：耐心等待。有了罗贯中的异想天开，办法遂横空出世：东风可以借。向谁借？向老天爷。谁能向老天爷借东风？诸葛亮。

孔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风，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迟缓。”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如何？”瑜闻言大喜，矍然而起。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屏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听候使令。

诸葛亮似乎成了大赢家。与周瑜相比，他赢在智力上吗？没有，他赢在能力上，而且，是一种与智力无关的能力。确切地说，那根本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法力，一种在此之前从未在这部小说中出现过的恐怖法力。
很没劲的是，这种法力，竟然只有诸葛亮一个人具备。这使得交战双方（加上周瑜则是交战多方）处于不公平竞争的态势。诸位假设一下，在刘、关、张三人持着传统长兵器与吕布酣战之时，突然出现一个手持现代远兵器（如一把AK47冲锋枪）的战士，扣动扳机对着吕布就是一梭子，你会佩服这位现代战士吗？“借东风”时的诸葛亮，与他的对手相比，就相当于手握一把AK47。那不成了“一个人的战争”，别人还怎么玩？
读者可以回想一下，尽管诸葛亮对曹操的智慧自叹不如，曾称许道：“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但曹操是没有此类神通的。曹操甚至连较低级别的神通“夜观天象”都不具备，曹操的所有能耐，都严格守在“凡人”界限上，他充其量是一位“非凡的凡人”，绝不是一个握有“生死牌”的姜子牙。曹操平生最大的传奇，无非是做过一个“三马同槽”的梦，可惜他连这个梦都无力勘破，一心以为是在说“马腾父子为祸”，没想到是在预示日后司马父子的“三分归一统”。曹操临死前曾经自我剖白：“孤在戎马之中，三十余年，未尝信怪异之事。”这话出自罗贯中之笔，亦足以证明小说中的曹操不仅没有神通，还不相信世上存在神通。
再看诸葛亮的私人对头周瑜，虽然同样英气勃发，但也丝毫不存在类似神通。和曹操一样，周瑜也只是一位“非凡的凡人”。
所有的对手都是凡人，只有诸葛亮一人法力无边，可以在七星坛上“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唤来一天东风。这样的故事，如何取信于人？
其实，问题不限于此。罗贯中没有想到，倘若把孙吴联军的赤壁大胜归功于“借东风”，则不仅抹煞了周瑜的功劳，还使得曹操的失败，变得不那么丢脸。就像吕布如果死在一枝现代冲锋枪手下，不仅不丢脸，我们反倒会替吕布抱屈，认为他死得冤。曹操在赤壁大战之后，确曾撂下一句“孤不羞走”的话，通常，我们理解为他是在打肿脸充胖子。曹操甚至还说过“船是我自己烧的”。但是，倘若曹操的失败是因为对方突然出现一位呼风唤雨的超级妖道，他倒真有理由说“孤不羞走”了。因为，遇到这等妖道，谁又能觅得活路呢？什么样的失败，不会因此变得情有可原，甚至，变得体面了呢？
所以，我认为“借东风”是个笑话，它造成了三败俱伤的效果：首先，它破坏了小说体裁的统一性、完整性与和谐性；其次，它确立了诸葛亮的妖道形象，使得诸葛亮一方的胜利不值得钦佩。最后，它抹煞了赤壁一战原本具有的经典性、辉煌性，并且客观上使得曹操的失败得到了开脱。
虽然，这不等于说，“借东风”的故事写得不够精彩。精彩是够精彩，但那只是局部的精彩，相当于围棋中的局部死活，你在某个棋盘角地的接触战中手法精妙，救出了几颗原本应该弃掉的残子，反而导致大势上的落后。
设想一下，假如罗贯中在让诸葛亮祭风之前，也让曹营中出现一位具有类似神通的人，如程昱，双方隔着一条长江进行斗法，确切地说是斗风。孔明在召唤东南风，程昱则试图破东风，两人各自执剑登坛，念念有词，踏罡步斗，随着两条身形的舞动，空中两条风龙也在彼此缠斗，旋进旋退，倏忽万状，弥漫出满天杀气。最终，当然是孔明占据了“上风”。——这样的故事，会不会好看些？虽然，《三国志演义》的体裁完整性，依旧遭到了破坏，但就“借东风”故事而言，我们是否把它的不利因素降低些了呢？
个人意见，东风最好不借；倘若非借不可，那么，为诸葛亮配备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至为要紧。否则，东风只会沦为冤风。

周泽雄

回龙MM，写这本小书，就是消遣，没别的想法。罗贯中的大作，早已进入“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境界，不管我如何喋喋咻咻，都无损于它的光辉。
不过，找找前贤的毛病，确实蛮有趣的。毕竟，这活儿不太有人干，尤其是在写作上，而不是在什么思想上。

周泽雄

别误会，我写这一节文字，没有丝毫为周瑜翻案的念头。只要罗贯中写得精彩、生动，周瑜的英灵是否迟迟不得安生，不在本书的评论范围。何况，周瑜的英灵，早已永驻在苏轼用青铜般文字铸就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里了。
在苏轼吟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三气周瑜”的故事还没有诞生。也正因此，罗贯中的创作勇气让人敬佩，创作才华更是令人敬仰。
罗贯中的勇气在于：他为了塑造一位气量偏狭的人物，不找别人，偏偏找了一位历来被公认为胸襟博大的典型周瑜，难度可想而知。大作家所需的勇气，有时也是不亚于大探险家的，罗贯中此处的行为，充满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创作豪情。为了这份豪情，我愿意顶礼膜拜，焚烧三炷香。
罗贯中的非凡才华在于：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习惯和表达传统上，原本缺乏刻画特殊心理人物的艺术冲动；我们的文学中，永远不缺那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唯独缺少具有独特负面性格的人物。在西方文学史上，人们会较容易找到一组吝啬鬼、嫉妒者的群像，而在传统中国的文学长廊里，几乎没有可与之媲美的人物。有之，则自罗贯中笔下的周瑜始。为了作家这份非凡念头，我愿意长揖及地，三跪不起。

罗贯中写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华，我以为非常成功，从小说的角度，叙事堪称完美，也经得起相对苛刻的质疑和推敲。
周瑜天纵奇才，雄姿英发。历史上的周瑜，面对曹操来袭，曾说过一句豪气干云的话：“操自送死。”他对当时人人畏惧的曹操，尚敢如此小觑，性格中养成目中无人的脾气，也在情理之中。罗贯中由此掘进，合理地勘探周瑜的心理资源，于是，当周瑜悚然意识到有人的智力竟然在他之上，罗贯中便安排他由忿生嫉，因怨成妒。此外，为求行文周到，罗贯中还为周郎找了个堂皇理由，表明周瑜欲杀孔明，并非出于私心，而是为吴侯孙权、为东吴江山着想。我们看这段文字：

周瑜回到下处，便请孔明议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议已定，愿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孙将军心尚未稳，不可以决策也。”瑜曰：“何谓心不稳？”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怀寡不敌众之意。将军能以军数开解，使其了然无疑，然后大事可成。”瑜曰：“先生之论甚善。”乃复入见孙权。

待到周瑜觐见吴侯，发现孙权果然“心尚未稳”，且原因果然在于“心怯曹兵之多，怀寡不敌众之意”，脸上立刻黑云四合，一道杀机，如闪电在眼角倏然划过：

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

哦，原来如此：周瑜担心的不是孔明计画“高我一头”，而是“高我一头”后“久必为江东之患”，所以才杀心顿起。再看下文：

（周瑜）乃令人连夜请鲁肃入帐，言欲杀孔明之事。肃曰：“不可。今操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去其助也。”瑜曰：“此人助刘备，必为江东之患。”肃曰：“诸葛瑾乃其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岂不妙哉？”瑜善其言。

如此看来，周瑜的气量还不算太小，因为周瑜的见识是，倘若诸葛亮“高我一头”的“计画”可以为东吴所用，而不是“助刘备”，则一切好商量，“嫉妒”之念也可就地摁灭，“杀孔明”的事更可从此搁置。次日的情节是这样发展的：

次日，瑜请诸葛瑾，谓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公既得良辅，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岂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东，愧无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时上马，径投驿亭来见孔明。孔明接入，哭拜，各诉阔情。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齐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来说我也。”遂答曰：“夷、齐古之圣贤也。”瑾曰：“夷、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处。我今与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视夷、齐之为人，能无愧乎？”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汉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胄，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叔，则上不愧为汉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义两全之策也。不识兄意以为何如？”瑾思曰：“我来说他，反被他说了我也。”遂无言回答，起身辞去。回见周瑜，细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瑾曰：“吾受孙将军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计。”

罗贯中笔墨历历，交代得纤毫不乱。周瑜后来对诸葛亮频频使用阴招拐肘，必欲置诸葛亮于死地而后快，原来是有前提的：谁让你敬酒不吃！
另外，我愿意补充一个小说中的潜台词，以提醒读者诸君留意：孙、刘联盟的建议，与周瑜可说全无干系，那是由孙之鲁肃、刘之诸葛亮联合倡议的。小说中周瑜在赤壁大战时的出场，是在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此前的周瑜一直寂然无闻，当然也就不可能关心孙、刘联盟一事了。当时情况是，刘备一方，情势仓皇，用孔明的话说：那叫“事急矣”，此刻倘不去借助东吴的力量，刘备及其手下也许连活路都找不到，说不定只能“上山打游击”了。而在东吴一方，鲁肃虽然也是孙、吴联盟的热心推动者，但东吴的目的主要是增加有生力量。在大敌当前之际，多一份力量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显然，刚刚被曹操亲率的五千精锐骑兵击溃的刘备，还不具备让周瑜刮目相看的资格。
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周瑜嘴上几乎从来不说孙、刘联盟，他仅仅因为诸葛亮是刘备的谋士就萌生杀机，说明他内心还把刘备看成敌人而不是盟友。周瑜后来甚至设计用刀斧手除掉刘备，也说明在他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盟军刘备的概念。周瑜曾对诸葛亮说过：“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听上去的意思，也只是借孔明个人的“一臂之力”，和刘备无关。周瑜在孙权面前打包票破曹操，向孙权提的要求也只是“瑜得五万兵”，而且，毫无疑问都是东吴兵。大概，在周瑜的预备部队里，都没有所谓“关羽水军”的位置。
夹叙此事，是为了说明一点：至少在周瑜看来，除掉诸葛亮并不妨碍战胜曹操，他甚至觉得，若能借机把刘备除掉，效果更好。所以，站在周瑜立场上，周瑜欲杀诸葛亮，并不等于他缺乏战略眼光。考虑到后来恼人的荆州事件，也许周瑜还很有预见和远见呢。所以，鉴于诸葛亮及其所属的刘备集团本来就不在周瑜的战略盟友范围内，按《三国志演义》的叙事逻辑，周瑜欲杀诸葛亮，入情入理。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掉转笔墨，看看诸葛亮为什么要“三气周瑜”了。这不看不要紧，越看越糊涂。
以刘备当时的狼狈处境，以诸葛亮前往东吴求人帮助的“客卿”身份，再以周瑜东吴大都督的显赫地位，诸葛亮面对周瑜，原该处处小心才是，能赔笑脸决不扮鬼脸，能点头说“是”决不摇头说“不”，方是正经。
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还会发现，在诸葛亮的战略构想里，从来没有与东吴为敌的念头。这个念头还是终诸葛亮一生的，打从走出隆中，直到星落五丈原，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思想，从未有过动摇。相形之下，东吴一方联蜀抗魏的念头，倒历来不甚强烈，偶尔还有点犹疑，比如吕蒙偷袭荆州，就是一个例子。东吴与曹魏一方的勾结，也始终若即若离，打打和和，和和打打，而刘备一方，至少诸葛亮出山后，抗曹的态度倒是异常坚定。
当时刘备集团的处境，可用东吴首席谋士张昭刁难诸葛亮的话来概括：

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在此时也。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

张昭的话，固然是为了让诸葛亮难堪，但所述内容距事实不远，只是不能把战败之责归于孔明而已。诸葛亮只身前往东吴，目的只有一个：向东吴求救。谁是东吴的救星呢？如果一定要派定一个人，在当时条件下，这个人只能是——周瑜。换句话说，假如诸葛亮非要气气什么人方觉心安，气谁都行，包括孙权，唯独不能招惹周公瑾。理由很简单，招惹周公瑾，不符合诸葛亮的利益，不符合刘备集团的利益。幸亏周瑜的气量还没有小到那种程度，万一周瑜早在“草船借箭”之时就因受不了“诸葛村夫”的气而一命呜呼，大家全都没得玩，听任曹操一统天下。离开了周瑜，赤壁之战是无法想像的。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祭完东风回到刘备身边时，对刘备说道：“主公可于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真正成大功者，周郎也。
诸葛亮固然奇谋百出，但他也门儿清：和曹操打这场仗，非周瑜不行。而为了让周瑜大都督能够集中精力指挥好这场规模宏伟的战役，最大程度地避免让周瑜无端受气，应该是一个起码要求吧？
谁知诸葛亮不然。他偏要频频招惹周瑜。他明知周瑜容自己不得，明知自己及身后的主公刘备都在眼巴巴地盼着周郎获胜，却非要去招惹乃至挑逗周瑜，好几次让自己无端置身险境，真不知所为何来。即使自己艺高胆大，有能耐虎口脱险，斯时斯地，也实在不是玩火的时候。
在小说中，诸葛亮当然比谁都清楚，周瑜容不得自己的智谋在他之上。诸葛亮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除非这个智谋或能力重要到七星坛借风的程度，可以直接左右战争胜败，那当然责无旁贷，即使把身家性命赔上，也在所不惜；倘若并非如此，斟酌情势，诸葛亮就不必急于显示自己的智慧了。尤其，我们遗憾地看到，诸葛亮有时抖露出的能耐，别无他意，只是为了说明一点：周瑜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微末招数，你还嫩着点呢。
这个，作为读者，我就难以理解了。诸葛亮固然聪明，但那几回书里的诸葛亮，似乎更加在乎显示聪明，而不是适时隐匿智慧。仅仅为了显示高人一筹的智慧，诸葛亮似乎可以什么都不顾。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周瑜气量偏狭，不如说诸葛亮太好炫耀、卖弄。这种卖弄，“见小”尚在其次，关键是，它与诸葛亮的切身利益严重背离。
比如，周瑜手法漂亮地糊弄了曹操的奸细蒋干之后，派鲁肃来探问孔明，“试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诸葛亮倘若顾全大局，英明的做法应该是装傻充愣，让周瑜高兴一下。反正，周瑜的计谋只是针对曹操，只要曹操中计，就是成功，至于你诸葛亮是否识得破，无关大局。但诸葛亮不干，他偏要对鲁肃说：“这条计只好弄蒋干。曹操虽被一时瞒过，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认错耳。”——如此显摆，如此不愿意放过一切显摆聪明的机会，这样的诸葛亮，老成谋国总算不上吧？说成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倒是差不离。
“草船借箭”后，“孔明入寨见周瑜。瑜下帐迎之，称羡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诡谲小计，何足为奇。’”——听听，这又是什么道理！这个节骨眼上，你就不能说两句客套话么？给周瑜一点台阶，也给自己留点退路。但孔明硬是不干，偏要说什么“诡谲小计，何足为奇”，这不明摆着刺激周瑜么？
结果，周瑜暗算诸葛亮的计谋，包括去“聚铁山断操粮道”和“监造十万枝箭”之类，与其怪周瑜心黑手狠，不如怪诸葛亮不合时宜的炫耀。化用一句俗语，我大概也可以说：“天下本无事，智者自扰之。”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想，假如诸葛亮学一点“大智若愚”术，学一点刘备“后园种菜”的韬晦术，不去频频点破周瑜的计谋，让周瑜一个人自鸣得意去，这些事就不会发生。诸葛亮若这么做，他盖世无双的谋略积分，只会增加，决不会减少。
一个时刻不忘显摆自己智慧的人，一个将自我显摆看得比泰山还重的人，还应该是我们民族的智慧星辰吗？
读者也许要问：“三气周瑜”的故事发生在赤壁大战之后，而不是赤壁大战期间。这点事实我是清楚的，但很明显，诸葛亮和周瑜在小说中的梁子，是在赤壁大战期间结下的。另外，即使在赤壁大战之后，从刘备集团的自身利益出发，诸葛亮也不该存有故意“气”周瑜的念头。诸葛亮为了让刘备获得一点基业，表面上从东吴人、实际上从曹操手上窃取南郡，原属正常的军事谋略，不宜从“气周瑜”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相对强大的东吴，有利于刘备的利益，而一个相对强大的东吴，离不开周瑜。因为，一旦东吴势力削弱，实力不济的刘备集团就将单独面对强大的曹操，这如何使得。“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番见识，诸葛亮早在隆中时即已得出。
所以，诸葛亮为什么要“三气周瑜”，我始终没有想通。
我更没有想通的，是诸葛亮获悉周瑜去世时的反应：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

你为什么要笑？这一声笑，不禁让人嘀咕：在你和周瑜之间，到底谁更仇视对方？到底谁更量窄？
更让我嘀咕再三的，是孔明亲赴柴桑口祭奠周瑜时的言行：

孔明教设祭物于灵前，亲自奠酒，跪于地下，读祭文曰：“呜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岂不伤？我心实痛，酹酒一觞；君其有灵，享我烝尝！……想君当年，雄姿英发；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义之心，英灵之气；命终三纪，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肠千结；唯我肝胆，悲无断绝。昊天昏暗，三军怆然；主为哀泣；友为泪涟。亮也不才，丐计求谋；助吴拒曹，辅汉安刘；掎角之援，首尾相俦；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朴守其贞，冥冥灭灭。魂如有灵，以鉴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伏惟尚飨。”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

生动是生动了，但孔明也过于“戏子”化了。一个如此戏子化的“孔明”，也许依旧能让人佩服，却不能让人崇敬。看罗贯中的意思，他本想写出一位令人崇敬的孔明，但好像失败了。
按不少学者的意见，小说第四十五回当周瑜被诸葛亮的激将法激怒，决定“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时，孔明对鲁肃说的那段话，表明了孔明的非凡识见和博大胸襟：

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断粮者，实欲使曹操杀吾耳。吾故以片言戏之，公瑾便容纳不下。目今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同心，则功可成；如各相谋害，大事休矣。操贼多谋，他平生惯断人粮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公瑾若去，必为所擒。今只当先决水战，挫动北军锐气，别寻妙计破之。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为幸。”

如果没有后文的先“笑”后哭，我会认同这个意见。因为，周瑜死时，刘备的处境只是有所好转，一个强大的东吴依然是刘备集团的盟友。如果诸葛亮言行一致，对周瑜的死就不该抱有窃喜之心。这一声“笑”，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他当初的博大胸襟，变得可疑起来。更何况，“吾故以片言戏之”，毕竟属于不识时务之举。大敌当前，你戏他作甚？

若是计较起来，孔明智算华容道，也是问题多多。不说别的，单这“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的说法，就令人哭笑不得。若“操贼未合身亡”原属“天意”，那么，也就无所谓“关云长义释曹操”了。你“义释”，他可以活命；你不“义释”，听孔明的口气，曹操照样死不了。你算了半天，到底算出啥名堂来呢？不会就为了给关羽算出一个“人情”来吧？若非如此，让张飞和关羽把活计对调一下，让张飞去华容道，关羽“领三千兵渡江，截断彝陵这条路，去葫芦谷口埋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这些事，若不去计较，只是抱着消遣的态度读读小说，听听京戏，哼哼小曲，无伤大雅且有益身心。一旦计较，就有无法收拾的崩盘危险。

周泽雄

罗贯中写刘备集团战事，有一个常规套路：擅长把小事化大，将一场只具有局部战术价值的小规模接触战、遭遇战，通过语言魔术，骤然放大成具有战略价值的大胜利。目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地把读者蒙进鼓里，以便在读者判断力失控之余，夸大刘备或诸葛亮的虚拟战功，忽视刘备或诸葛亮的实际挫折。
即使一场全面溃败的大战役，失败一方，总难免会在某个局部的小接触战中，获得胜利。以现代战争为例，哪怕一座城市整体失守，人们也总能在某个小街巷的遭遇战中，为失败者找到一点局部获胜的战例。这类局部胜利，从军事角度看，无关大局，甚至早已被战胜者事先计算为可以接受的损失，但倘若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或“弘扬主旋律”角度进行开掘，则不妨张皇其词，全面提升其中的精神价值。
举例来说，在张昭眼里属于“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的失败，罗贯中却运用瞒天过海的文学魔术，反而让读者牢牢记住了“诸葛亮火烧新野”、“赵子龙单骑救主”和“张翼德大闹长坂桥”的精彩场面。这类场面若老是在脑海里徘徊不去，读者稍不留神，就可能误会那场追逐战的实情。何况，读者脑海里还可能萦绕着如下场景：“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读者的耳际还可能回响着曹操“又中诸葛亮之计也”的惊叫，经受到如此全方位、高水准的艺术欺诈，读者的智力要想从罗贯中苦心孤诣的文字迷宫中突围而出，就得费一番周折了。
这是一种叙事上的“偷换概念”，与哲学上的“偷换概念”不同，但结果一样，都足以把水搅浑。

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对南蛮首领孟获的“七擒七纵”，即是此种“小题大做”或“偷换概念”的典范。
在三国的宏大背景上，“七擒七纵”属于区域性的局部战争。孔明对“南蛮”用兵之时，北方的魏国对此近乎一无所知。考虑到古代的通讯状况，这可以理解。这场战争的必要性，纯粹建立在孔明的私人战略构想上：孔明意欲扫荡的“蛮方”，只是蜀国的后方，它对诸葛亮至关重要，却在曹魏和东吴的视线之外。对诸葛亮来说，它是蜀国日后伐魏的准备战。诸葛亮说得很清楚，“扫荡蛮方”，目的是为了“然后北伐，以图中原”。
那就打呗。不过实话实说，罗贯中把这场羽量级的准备战，描绘得过于郑重其事了。
说它是羽量级战争的依据，按本书的叙述原则，当然来自罗贯中本人。在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里，一名叫王连的谏议大夫，曾反对诸葛亮率兵亲征，理由是：

“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非所宜也。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

意思很简单，孟获虽然该打，但不值得兴师动众，更不必丞相率军亲征——“疥癣之疾”，说的何等轻描淡写。
他的意见对不对呢？似乎是对的。诸葛亮对南蛮首领孟获的评价是：“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
然而，诸葛亮还是坚持“亲去征之”了，而且，还确实兴师动众了。

是日，孔明辞了后主，令蒋琬为参军，费祎为长史，董厥、樊建二人为掾史；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并川将数十员：共起川兵五十万，前望益州进发。

“共起川兵五十万”，对付一个收拾起来“如囊中取物耳”的蛮族首领，至于吗？诚然，在此之前，蛮王孟获曾“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不过在此之后，我们在战场上看到的蛮军兵力，通常只在三万到五万之间，且性质极为“杂牌”，临时拼凑的痕迹，溢于言表。以诸葛亮谋略之超群，以川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再加久经战阵的赵云、魏延等一代名将的辅佐——且不说孔明手上还有一张宝贵的“平蛮指掌图”——这还是一场具有起码观瞻性的战争吗？当然不是了，这是一场性质上属于正规军剿匪的战争，而交战双方综合实力上的悬殊，又使它同时具有猫玩耗子或狮子搏兔的特征。
猫玩耗子时，我们也许会同情那只耗子，但肯定不会佩服那只猫。
“狮子搏兔”这个成语，可褒可贬，就看你如何理解。当你意在暗示对方“拿高射炮打蚊子”，“狮子搏兔”就是贬义词；当你想强调某种“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态度，它就一跃而为褒义词。即使取褒义，我们也只能肯定孔明态度可嘉，断不至于认定“七擒七纵”具有军事学上的价值，断不至于把“七擒七纵”视为与官渡、赤壁同等重要的经典战例。
军事学上的价值确实勉强。孔明在答复谏议大夫王连时说的那段话，明确表明，他看重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只是一点外交上的价值：

“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伏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下文孔明难得地谦虚了一回，请教马谡对“削平蛮方”的“高见”，马谡的回答让孔明大为满意，感叹道：“幼常足知吾肺腑也！”马谡的回答与孔明回复谏议大夫的意见如出一辙，只是更加具体而已：

谡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孔明带那么多兵马前往征讨，其中大半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向孟获展示实力，以便最大程度地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目的，迫使孟获早早投降。这个猜测也有例为证，孔明三擒孟获后，曾特地“唤孟获同上马出寨，观看诸营寨栅所屯粮草，所积军器”。用意如何，孔明也说得明明白白：

“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粮草兵器，汝安能胜吾哉？汝若早降，吾当奏闻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孙孙，永镇蛮邦。意下若何？”

孟获之不堪一击，不仅体现在主将七次受擒上，还体现在双方将领武艺的悬殊上：

赵云直杀入中军，正逢金环三结元帅；交马只一合，被云一枪刺落马下，就枭其首级。

两阵对圆，忙牙长出马，与马岱交锋，只一合，被岱一刀，斩于马下。

更搞笑的是下面一段情节。同样在第八十七回里，孔明故意怠慢赵云、魏延二人，以便用自己的看家本领“激将法”，让二位去建立战功。“二人怏怏而退”之后，果然：

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曰：“吾二人为先锋，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后辈，吾等岂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马，亲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进，以敌蛮兵，大事可成。”云从之，遂上马径取中路而来。方行不数里，远远望见尘头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时，果见数十骑蛮兵，纵马而来。二人两路冲出。蛮兵见了，大惊而走。赵云、魏延各生擒几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细问其故。

这哪里是打仗！诸位想想：赵云、魏延固然武艺惊人，以二将之勇，别说对付“数十骑蛮兵”，即使对方人数再多十倍，二将杀出重围前再顺手料理几十个人，按小说里惯常上演的名将套路，也非难事。但是且慢：“赵云、魏延各生擒几人，回到本寨”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举例吧，即使孔武有力如美国NBA的大鲨鱼奥尼尔，能双手各挟住一个成年人，已经够得上“力能扛鼎”标准了。所谓“几人”，是个不少于“两人”的概念，偏偏人的胳膊只有两条。“双拳难敌四手”，或可商榷；两胳膊夹不住三条汉子，则是严禁商榷的。那就清楚了，正常情况下，不管赵云、魏延还是奥尼尔，“生擒几个，回到本寨”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只能考虑非正常情况。所谓非正常情况，合乎情理的推测是：对方根本不具备战士的起码素质，绵羊的素质倒较为充分，故一见到赵云、魏延，立刻撒蹄狂奔，那逃得慢而被追上的，则立刻放弃抵抗，乖乖投降，听任赵云和魏延摆布。
对付如此无能的对手，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作为对照，我们可以想到当初吕布为了向袁术求救，饶是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助阵，神勇的吕布仅仅因为背上驮着女儿，硬是无法突破曹军重围。

虽然如《诸葛忠武书》等个别史籍上确曾有“七擒孟获”的记载，但我个人认为，罗贯中对此不必过度重视，在小说里能匀出一回左右的篇幅，稍加叙述，略事渲染，就可以了。像现在这样集中四回不止的笔墨重兵，处理这个吃力未必讨好的题材，就有失斟酌了。
如果不在乎唐突前贤，我还得冒昧说一句：罗贯中是在胡闹。要问何以至此，我猜是因为他缺乏驾驭这类题材的能力，他并不熟悉所谓的南蛮，也缺乏描述这场战争的笔力。结果，我们几乎看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罗贯中，那个曾经把官渡之战、赤壁大战描绘得令人大气不敢出的旷世天才，突然消失了。令人惊讶的是，在那几回书里，我们看到了大量《山海经》似的内容，若非《三国志演义》出现在《西游记》之前，我们甚至还会怀疑，罗贯中是否偷师了吴承恩的表现手法。其中大量情节，与其说属于《三国》风格，不如说属于《西游记》和《封神榜》的风格。不必说，由于罗贯中的“霸王硬上弓”，他爱之弥深的诸葛孔明形象，再度大幅受挫，十足沦为江湖术士。
闲言少叙，我们且抽样看其中一段厮杀吧：

赵云、魏延听知蛮兵出，遂将军马布成阵势。二将并辔立于阵前视之，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人多不穿衣甲，尽裸身赤体，面目丑陋；身带四把尖刀；军中不鸣鼓角，但筛金为号；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手执蒂钟，身骑白象，从大旗中而出。赵云见了，谓魏延曰：“我等上阵一生，未尝见如此人物。”二人正沉吟之际，只见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语，手摇蒂钟。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走石，如同骤雨；一声画角响，虎豹豺狼，毒蛇猛兽，乘风而出，张牙舞爪，冲将过来。蜀兵如何抵当，往后便退。

诸葛亮如何对付呢？继续看下去：

赵云、魏延收聚败兵，来孔明帐前请罪，细说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庐之时，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随军有二十辆车，俱封记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后有别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辆红油柜车到帐下，留十辆黑油柜车在后。众皆不知其意。孔明将柜打开，皆是木刻彩画巨兽，俱用五色绒线为毛衣，钢铁为牙爪，一个可骑坐十人。孔明选了精壮军士一千余人，领了一百，口内装烟火之物，藏在军中。次日，孔明驱兵大进，布于洞口。蛮兵探知，入洞报与蛮王。木鹿大王自谓无敌，即与孟获引洞兵而出。孔明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车上。孟获指曰：“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摇蒂钟。顷刻之间，狂风大作，猛兽突出。孔明将羽扇一摇，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蜀阵中假兽拥出。蛮洞真兽见蜀阵巨兽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摇铜铃，张牙舞爪而来，诸恶兽不敢前进，皆奔回蛮洞，反将蛮兵冲倒无数。孔明驱兵大进，鼓角齐鸣，望前追杀。木鹿大王死于乱军之中。洞内孟获宗党，皆弃宫阙，扒山越岭而走。孔明大军占了银坑洞。

诸位，看过好莱坞大片《星球大战》吗？孔明的红油柜车，是否像极了影片中的机械兽？仗打到这个份上，不是胡闹又是什么？诸葛亮若真有这么厉害的杀伤性武器（依我看不亚于坦克），径直往曹魏一方开过去就得了，看魏军如何抵挡。待到诸葛亮后来又是给伏波将军马援叩头求救，又是猿猴般“攀藤附葛”地向万安隐者索要“药泉”，书页中已弥漫出“怪力乱神”的气息；最后，当诸葛亮上演“拜井出泉”的神奇活剧时，“七擒七纵”已彻底沦为鬼画符。
这当儿，即使指控罗贯中糟蹋了诸葛亮，也不过分。罗贯中原想为诸葛亮唱一曲神仙赞歌，谁知用力过猛，走向了反面，反使得以上诸节文字沦为诸葛亮的“谤书”。其实，关于这场战争，诸葛亮自己在《前出师表》里的评价只是八个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说的只是地理条件的恶劣，无一字及于具体战况。

周泽雄

再谢菜农和龙MM捧场。
挑刺，是一种不亚于游戏的乐趣。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游戏。
不愿意挑刺的人，俺是有点同情的，虽然，他肯定会拒绝我的同情。
这两类人互瞧，会彼此觉得对方是个病人。

周泽雄

谢谢星球兄挑刺。
这是俺的一处闲笔，在《三国演义》里，所谓“生擒”，往往指活挟，而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活捉。魏延力气较大，而赵云属于腾挪功夫特别了得的人，近似《水浒》里的浪子燕青，并非靠力气吃饭的霸王型将军。所以，他要生擒几个人，难度尤其大。
总之，这是一个细节上的推敲，与我在别处指出的失误，有程度之别。

周泽雄

星球兄，俺可服了你。俺这本书的假想读者，最起码是读过（且热爱）《三国演义》的，如果连小说都没有读过，也就不会对它感兴趣。小著搭罗贯中之便车的用意，实在是赤裸裸的。
不过，还是要谢谢捧场。

周泽雄

对“空城计”的质疑，早有人在做了，最新成果，来自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先生。
说句题外话，我素知易中天先生目光凌厉，见解非凡，一旦接触到易先生的高见，我深恐自己一时把持不住，借鉴起来流于放肆。为此，我强自约束，对易中天先生正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开讲的“品三国”，坚定地视而不见。但小心归小心，我还是一不留神在报上读到一篇易中天先生回应批评者的文章《心平气和说空城》，其中正好涉及“空城计”。我避让不及，只能乖乖借鉴。
关于“空城计”，易中天先生的质疑是：

可惜诸葛亮那件事并未发生，而且于理不合。第一，司马懿不敢进攻，无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马懿“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距离应该不算太远，那么，派一个神箭手把诸葛亮射下城楼，来他个“擒贼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冲（按指郭冲《条亮五事》）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一万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时司马懿的军队有十五万人，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总之是敌众我寡。那么，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时，就断定郭冲所言不实。裴松之说：“就如冲言，宣帝（司马懿）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力少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果然，非常雄辩，几乎没啥地方可以留给我来质疑了。
好在，易中天先生的立足点在“历史上的三国”而非本书侧重的“演义中的三国”，我可以再结合小说，把若干疑点再细化一下。就“历史上的三国”而论，“空城计”并不存在。不说别的，当时司马懿根本不在现场，魏国若有人追击，只能是在街亭大胜马谡的张郃。在小说中，张郃由进攻的主将沦为司马懿的副手，这属于罗贯中的创作自由，我必须尊重。毕竟，由司马懿直接对抗诸葛亮，总比张郃来得旗鼓相当些。尽管，诸葛亮对魏将张郃的忌惮，早已众所周知。小说中诸葛亮在分派马谡守街亭时，也特意叮嘱道：“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
当时情况是：诸葛亮最为看重的军事咽喉要地——街亭及列柳城纷纷失守。街亭原是一个不容有失的要地，一旦失守，意味着初出祁山已然失败，诸葛亮唯一可做的补救工作，就是安然撤退，最大程度地保存有生力量，以利日后再战。孔明当时尝“跌足长叹”道：“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
街亭的重要性，不仅孔明深知，司马懿同样深知。这个情节，小说中介绍得甚为充分。司马懿早先曾对张郃说：

“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子丹无备，定从此进。吾与汝径取街亭，望阳平关不远矣。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

孔明派马谡镇守街亭时，也曾一反往常地郑重其事，不仅让马谡立下了“军令状”，还另拨“一员上将”王平相助。孔明再三叮嘱王平：“安营既毕，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凡事商议停当而行，不可轻易。如所守无危，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虽然如此，孔明“寻思”后，还是“恐二人有失，又唤高翔曰：‘街亭东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扎寨。与汝一万兵，去此城屯扎。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接着：

孔明又思：高翔非张郃对手，必得一员大将，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延曰：“某为前部，理合当先破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孔明曰：“前锋破敌，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应街亭，当阳平关冲要道路，总守汉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为安闲乎？汝勿以等闲视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才心安。

饶是如此小心谨慎，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仍是“犹豫不定”。由此可见，街亭之重要性，在双方主将眼里，已完全达成共识；对街亭成败的性质，司马懿和孔明的认识也高度一致。司马懿知道自己获得了何等重要的胜利，也就同时知道诸葛亮遭到了何等惨重的失败。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有条件接近“空城计”的真相。
回到“空城计”，小说是这样写的：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兵，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孔明好整以暇、临危不惧的绝代风采，令人感叹。司马懿表现如何呢？继续抄书：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于是两路兵尽皆退去。

这确实难以服人。除了前引易中天先生强调的三条理由外，我想指出的是：诸葛亮当时情势的狼狈，司马懿心中有底，而且他还清楚，诸葛亮这次撤退，属于自己算计中的“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而非主动的战略撤退。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固是事实，但那是在自己有把握控制局势的前提下，而今变起非常，大势已去，形势之危急已经容不得诸葛亮“谨慎”从事了。这当儿，稍有军事常识的将领都可能甘冒奇险，以求一逞，何况诸葛亮。对此，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应该没有出错牌的可能。
司马懿有多少兵力？小说上说是十五万。诸葛亮有多少兵力？小说上说是“只剩两千五百军”。就算司马懿不了解诸葛亮的具体兵力，他既然做出“宜速退”的决定，其基本判断，应是建立在城里藏有一支兵力不少于十万人的前提下吧？否则，若司马懿判断守军只有三万，他即使不便贸然进城，也不会惊惶失措到这种程度，非得立马撤退不可吧？虽然，“三万人”已经比实际兵力超出了十倍有余。毕竟，十五万人的兵力，且兵分两路，士气也很高涨，属于得胜之师，即使中了三万人的埋伏，也未必濒临绝境。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就是硬道理。正常情况下，就像蛇吞不了大象，三万人也包围不住十五万兵。除非，那里地形构造上有什么特别怪诞之处，对蜀军具有某种特殊的便利。偏偏，罗贯中又不曾交代。
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以司马懿的老辣及行军用兵习惯，诸葛亮手上还剩多少兵，司马懿不会糊涂。他即使判断不出孔明只剩下“二千五百人”，但绝对能估算出，孔明手上的兵力不会多于三万。并且，考虑到孔明对马谡说过“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的话，司马懿也会恍然：刚被自己在街亭和列柳城击溃的，乃是孔明的精锐部队。所以，孔明手上即使还有些兵员，精锐度也大可怀疑。对军事家来说，一支五千人的精锐部队，与一支五万人的败残之师，不可同日而语。曹操当年追得刘备丢盔弃甲，所用兵力，也不过区区五千骑兵而已。
无巧不巧，在罗贯中笔下，司马懿极为擅长的一项军事才能，恰恰是准确盘算对方兵力。孔明在第一百回用“增灶减兵”法实施战略撤退，也正是利用了司马懿的这个特长。孔明说：“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果不出所料。
除了通过清数营内灶头来了解对方兵力，司马懿连孔明军中的粮草，都高度重视，历历如数家珍。在第九十九回：

孔明见司马懿不出，思得一计，传令教各处皆拔寨而起。当有细作报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谋，不可轻动。”张郃曰：“此必因粮尽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麦熟，粮草丰足；虽然转运艰难，亦可支吾半载，安肯便走？彼见吾连日不战，故作此计引诱。可令人远远哨之。”

看来，指责司马懿其他方面能力低下，还有一说，若说司马懿连诸葛亮手上兵力的约数都估算不出，则离题太远。正是在罗贯中笔下，我们看到，那是司马懿的强项。
除此之外，“空城计”在叙事上还有什么重大疑点没有？想想，还有。若我们改变一下注意力，改为询问“西城”究竟是座什么城，疑窦则会在另一个方向丛生开来。
西城是座什么城，小说中借司马懿之口有过介绍：“西城虽山僻小县，乃蜀兵屯粮之所。”那就是说，司马懿掂量过这座城池的斤两，并把它定位成“山僻小县”。孔明与司马懿交战的汉中一带，地广人稀，这座用为“蜀兵屯粮之所”的西城，视为孔明初出祁山的临时“屯粮之所”，无疑更合情理，因为，在此之后，孔明虽屡屡在陇西、汉中一带用兵，这座“西城”再未出现过。小说中另外几处提到的西城，都非这座西城。那么，进一步的推论是：这座“山僻小县”格局狭小，缺乏深沟高垒的防御设施，应该是可信的。在之前章节里，坦白地说我们也没有读出诸葛亮事先知道会在西城撞上司马懿的意思，他只是在撤退过程中出于对粮草的重视，才途经该城。简而言之，西城既不具备战略要地的资格，也缺乏作为坚固城池的软硬件设施，在这样一座“山僻小县”里，以司马懿之精明能干，他原本一眼就能看出：就算诸葛亮手上还有兵力，这些兵力也不可能藏在这座额定人口也许只有两三千人的小城池里。何况，战争是有格局的，处于仓皇逃亡过程中的诸葛亮，根本没有时间从容部署，司马懿也就实在没有上当的必要了。
在那么短的时间，“隐匿旌旗”，教若干军士“扮作百姓”，不难，但把十万兵或三万兵悉数藏起，且在司马懿面前不露一点痕迹，绝无可能。士兵不是粮草，你无法把他们一捆捆堆放在仓库里，同时还要求他们不能有任何动静。再说，若士兵只是摩肩接踵地挤擦在小县城里，而非排成有效的战斗序列，他们也就不再有战斗力。
若是“纸上谈兵”，“空城计”确有合理和精彩之处，无奈经不起援情入理的推敲。我并非刻意刁难，我其实只有一个要求：要我服，可以，拿证据来。

周泽雄

呵呵，星球兄，我说的只是自己的初始假设。如能出现你所说的“另一种顺序”，当然是好事喽。计划外的好事。
至于小说里马战中的生擒，到底是何等概念，星球兄可自去了解。不过，罗贯中未必懂得格斗术，他只是在纸上宣武罢了。
给你找到小说里两个马战生擒的例子，你大概不难看出，这里的生擒，正是“胁下夹着”的意思，所以，星球兄还是不要以具有“格斗方面的”经验而想当然：
第十回：马腾在阵门下大叫：“背后有人追赶！”声犹未绝，只见马超已将李蒙擒在马上。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却故意俄延；等他马近举枪刺来，超将身一闪，李蒙搠个空，两马相并，被马超轻舒猿臂，生擒过去。
第十五回：策正攻城，忽有人报刘繇会合笮融去取牛渚。孙策大怒，自提大军竟奔牛渚。刘繇，笮融二人出马迎敌。孙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刘繇背后一人挺枪出马，乃部将于糜也，与策战不三合，被策生擒过去，拨马回阵。繇将樊能，见捉了于糜。挺枪来赶。那枪刚搠到策后心，策阵上军士大叫：“背后有人暗算！”策回头，突见樊能马到，乃大喝一声，声如巨雷。樊能惊骇，倒翻身撞下马来，破头而死。策到门旗下，将于糜丢下，已被挟死。一霎时挟死一将，喝死一将：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

周泽雄

中国有句俗话“事后诸葛亮”，专门嘲笑那些智力不足却热衷于摆显智力的家伙。
在这句俗话里，诸葛亮当然是智慧的代名词兼同义词。一个人如果只能摆显“事后诸葛亮”，那也就宣告他不是诸葛亮，他的智慧不能让人钦佩，只能供人嘲笑。该俗话另一个毋庸置疑的潜台词是：至于诸葛亮本人，是绝不可能“事后诸葛亮”的。诸葛亮之为诸葛亮，正在于他的智慧总在前面，总能在最需要他体现智慧之时，恰到好处地把智慧体现出来。一般我们管这种智慧，叫“预睹先机”，更神一点，则叫“未卜先知”。在中国语境里，那些在“风未起”时即可预知“一池春水”会被“吹皱”的，或者，虽非鸭子，仍能“先知”“春江水暖”的，都是典型的“诸葛亮一族”。
在生活中见到一个热衷于摆显“事后诸葛亮”能耐的人，容易让人起腻。因为这类“事后诸葛亮”，除了卖弄自身能耐，对问题的解决或改观，于事无补。事情过去了，麻烦造成了，失败也已铸就了，这当儿，你不去积极地面对、挽救和解决，而是忙不迭地证明自己并没有错，证明只有自己才是唯一清醒的人，说轻点叫不识时务，说重点叫推卸责任。
那么，如果我说，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本人竟然成了“事后诸葛亮”的典范，不知你是否觉得诧异？
我会提供书证的，我知道这么说话的性质，那等于从根本上剥夺掉诸葛亮的智慧名号。当然，我试图剥夺的只是罗贯中加在诸葛亮头上的虚假智慧，而非历史上诸葛亮的真实能耐。如前所言，我反感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乃是因为我对历史上的诸葛亮过于崇敬。
在小说中，每当刘备集团或蜀国战事陷入不利，罗贯中总是安排诸葛亮事先知晓，而这类预睹，从结果来看也只是预睹而已，对局势的扭转或改观，大多无甚用处。它除了证明诸葛亮与失败无关，证明诸葛亮的智慧依旧高居群峰之巅，便没有别种功能了。失败依旧是失败，愚蠢的失败可以让关羽、刘备、马谡等人去肩挑手扛，合力承担，我们坐四轮车的大军师，则必须是、也只能是全知全能的。
这类例子书中甚多，为免例子太繁，我只拿刘备或蜀汉集团遇到的几桩重大失利来说说吧。所谓重大失利，有些还属于灭顶之灾。如果我举的例子有说服力，读者自会想到：大事尚且如此，小事就更不劳列举了。
关羽失荆州、走麦城，原因众多，此前傲慢地拒绝孙权求婚，是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以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看小说第七十八回中的写法：

且说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来，言东吴求婚于关公，关公力拒之。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正商议间，荆州捷报使命，络绎而至。不一日，关兴到，具言水淹七军之事。忽又报马到来，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提防甚密，万无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往下，便是借刘备的“聊斋”式视角，写出关羽遇难一事：

忽一日，玄德自觉浑身肉颤，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宁睡，起坐内室，秉烛看书，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阵冷风，灯灭复明，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玄德问曰：“汝何人，夤夜至吾内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视之，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

再往下，孔明驾轻就熟地通过“夜观天象”，预知了关羽遇害。荆州易手，是刘备集团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身为刘备的首席大军师，按小说逻辑，诸葛亮难辞其咎，但罗贯中不仅把诸葛亮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还要转手替诸葛亮美言两句，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是：假如荆州与西蜀间的通信渠道更畅通一些，交通更便利一些，“使人替关公回”的计划进行得更顺溜一些，荆州就不会有失。怪谁呢？怪谁都可以，但怪不得诸葛亮——这就是罗贯中的意见。
再看刘备遭遇惨败的吴蜀彝陵之战，在“陆逊营烧七百里”那一回：

且说马良至川，入见孔明，呈上图本而言曰：“今（刘备）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余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皇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孔明看讫，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斩此人！”马良曰：“皆主上自为，非他人之谋。”孔明叹曰：“汉朝气数休矣！”良问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拒敌乎？祸不远矣！陆逊拒守不出，正为此也。汝当速去见天子，改屯诸营，不可如此。”

很清楚，刘备诚然遭遇了惨败，但那不是陆逊多厉害，而是刘备过于自负和愚蠢，没有及早向诸葛亮“早请示，晚汇报”。罗贯中强烈暗示的意思是：倘若诸葛亮在，还轮得着陆逊小子逞能吗？
再看孔明初出祁山，是否能一战成功，在魏蜀之间反复无常的降将孟达，关系重大。孟达曾托人向孔明转达：“教早晚代禀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时，曾有此意；今在新城，听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军马，就彼举事，径取洛阳：丞相取长安，两京大定矣。”孔明当时的表情“大喜”，说明了孟达所言不虚，也同时说明了孟达的重要性。
结果，孟达还没来得及“举事”，就被“兵贵神速”的司马懿解决掉了。这是司马懿的胜利，也是诸葛亮的失败。但是，像母亲照顾孩子般死命佑护诸葛亮的罗贯中，照例祭出那面“事后诸葛亮”的魔旗，证明诸葛亮其实早已知道——尽管，知道了也没用：

忽细作人报说：“魏主曹睿，一面驾幸长安；一面诏司马懿复职，加为平西都督，起本处之兵，于长安聚会。”孔明大惊。参军马谡曰：“量曹睿何足道！若来长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惊讶？”孔明曰：“吾岂惧曹睿耶？所患者唯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欲举大事，若遇司马懿，事必败矣。达非司马懿对手，必被所擒。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马谡曰：“何不急修书，令孟达提防？”孔明从之，即修书令来人星夜回报孟达。……孟达览毕，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观此事可知矣。”乃具回书，令心腹人来答孔明。孔明唤入帐中。其人呈上回书。孔明拆封视之。书曰：“适承钧教，安敢少怠。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丞相宽怀，唯听捷报！”
孔明看毕，掷书于地而顿足曰：“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马谡问曰：“丞相何谓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

自然，后文历历，悉如孔明所预睹。尽管，从结果来看，名为“预睹”，实为“后觉”，孔明一方遭受的挫折，并无丝毫改观。孔明只是知道了而已，也仅仅是知道了而已。譬如一桩噩耗，别人可能三日后才接到报丧，孔明能耐超群，只需一天就收到加急电报了。但噩耗还是噩耗，并没有转变成喜讯。
马谡“失街亭”一事，在错已铸成，事情已无可转寰的当口，孔明的智慧再次像个落水者，被罗贯中奋勇托举出水面：

却说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犹豫不定。忽报王平使人送图本至。孔明唤入，左右呈上图本。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拍案大惊曰：“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左右问曰：“丞相何故失惊？”孔明曰：“吾观此图本，失却要路，占山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围合，断汲水道路，不须二日，军自乱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归？”长史杨仪进曰：“某虽不才，愿替马幼常回。”孔明将安营之法，一一分付与杨仪。正待要行，忽报马到来，说：“街亭、列柳城，尽皆失了！”孔明跌足长叹曰：“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

罗贯中试图达到如下效果：“大事”固然“去矣”，但绝非孔明“之过”。然而，读者心细的话，此时完全可能闪回到刘备临终前的那一番切切叮咛：

谡退出，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

两相对照，人们会猛可间对刘备的识人之明肃然起敬，而对孔明这方面的能耐，大感失望。
以上所举，不过寥寥数例，但“代表”资格已大体具备，因为那都是刘备或诸葛亮集团遭到的重大失败。这些失败的性质均严重到这种程度，以至很难用“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说法来自我开解，偏偏罗贯中对诸葛亮抱有那么大的忠诚和体谅，非要三番五次地为孔明开脱，千方百计地向读者暗示：这事怪不得孔明。若换一个角度，我还想说：这类“事后诸葛亮”，是否有用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它还额外显得诸葛亮很不仗义，缺乏风度。当失败已是既成事实了，你不是急着想办法挽救，而是想方设法地把维护自己威望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借助你的“事后诸葛亮”方式，你固然证明了自己的英明正确，你的同僚——有的是上级，有的是下级——却只会加倍难堪，他们不仅军事上受到挫折（有的还要被你“挥泪”斩首），智力上还要被贬损一通。为他们想想，与诸葛亮同事一场，也真是不幸。一切精彩的谋略，别人都没份，荣誉归他一人；偶尔失败了，责任由同僚承担，他的英明伟大永远不失分毫。
刘备阵营遭遇的最后一次失败，来自邓艾、钟会的双鬼拍门，最终令西蜀不复存在，令后主刘禅“乐不思蜀”。此事距诸葛亮撒手人寰，已有三十多年，按说，即使诸葛亮对此毫无所知，别人也不会见怪，谁知罗贯中照旧不依，坚持用那令人扫兴的“显灵”术，为孔明的超凡智慧扯一个个漫天大谎。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第一百十七回“邓士载偷度阴平”：

邓艾、邓忠，并二千军，及开山壮士，皆度了摩天岭。方才整顿衣甲器械而行，忽见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诸葛武侯题。”其文云：“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艾观讫大惊，慌忙对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师事之，惜哉！”后人有诗曰：
阴平峻岭与天齐，玄鹤徘徊尚怯飞。邓艾裹毡从此下，谁知诸葛有先机。

我看，如果说诸葛亮“预卜三分”的智慧无人可比的话，诸葛亮本人的“事后诸葛亮”功夫，更令人望尘莫及。一个睿智到无趣程度的诸葛亮，无论“事前”还是“事后”，都让人难以认同，更别说崇敬了。这种智慧搁在今天，不客气地说，倘能吓唬吓唬十岁孩子，就算他“牛”了。
奇怪的是，小说里记载了诸葛亮一个不可思议的失败，这场失败的性质虽不严重，但对诸葛亮的超凡智慧，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否定。曹魏有个名叫郝昭的“杂号将军”，被司马懿派驻镇守陈仓道口。听军衔名称，郝昭就不像是大人物，果然，魏主曹睿没有听说过此人。陈仓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历史上有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著名战例，还因为诸葛亮曾如此强调：“陈仓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进兵。”——街亭的重要性，已尽人皆知了。
郝昭负责镇守陈仓的士兵共有多少？孔明在此之前问过当地土人了，土人说：“虽不知的数，约有三千人。”孔明笑道：“量此小城，安能御我！”
孔明手上有多少兵？三十万：一百比一的差距。
结果如何呢？孔明曾派“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竟“连日不能破”，致使“孔明大怒，欲斩魏延”。——提醒一句：魏延当时在军中的地位，乃是“总督前部先锋”。这以后，孔明曾派郝昭的故人靳祥前往游说，试图劝郝昭投降，遭到严词拒绝。孔明一时没明白过来，竟然要求靳详“再去见他，以利害说之”，结果引得“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靳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这下，孔明情绪失控了，“大怒曰：‘匹夫无礼太甚！岂欺吾无攻城之具耶？’”接下来：

（孔明）军中起百乘云梯，一乘上可立十数人，周围用木板遮护。军士各把短梯软索，听军中擂鼓，一齐上城。郝昭在敌楼上，望见蜀兵装起云梯，四面而来，即令三千军各执火箭，分布四面；待云梯近城，一齐射之。孔明只道城中无备，故大造云梯，令三军鼓噪呐喊而进；不期城上火箭齐发，云梯尽着，梯上军士多被烧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烧吾云梯，吾却用冲车之法！”于是连夜安排下冲车。次日，又四面鼓嗓呐喊而进。郝昭急命运石凿眼，用葛绳穿定飞打，冲车皆被打折。孔明又令人运土填城壕，教廖化引三千锹钁军，从夜间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于城中掘重壕横截之。如此昼夜相攻，二十余日，无计可破。

这描写的还是孔明吗？不仅无能，傲慢，还情绪暴躁，动辄“大怒”。失利后不在自身寻找败因，却想着斩先锋大将魏延的首，智谋且不说，三军统帅的风度，也荡然无存了。这一场小小的县城攻坚战，几乎丢尽了孔明的脸。最终，陈仓告破，还是因为“杂号将军”郝昭突然病重不起，并非诸葛亮攻城有方。孔明听说“郝昭病重”，第一反应竟然是“大事成矣”。《三国志演义》叙述过大量城市攻坚战，其中不乏精彩战例，包括司马懿在襄平击败公孙渊的那一仗——那也是距诸葛亮攻打陈仓最近的一次，简直就没见过孔明这般不济的。攻打陈仓时的孔明，无论“事先”还是“事后”，都没有让人嗅出一丝“智慧”气息，相反，粗豪莽汉的作风，倒扑面而来。从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来看，我不明白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若读者接受这个诸葛亮，小说中的诸葛亮怕不止有两个，而是有三个了。拿这位被“杂号将军”弄得张惶失态的孔明，与当年那位响遏行云地声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的孔明放在一块，我们很难相信，那竟然是一个人！
也许，我们只能惴惴地问一声：孔明老矣，尚能饭否？

周泽雄

关于历史上的诸葛亮是否当得起中华民族智慧的杰出代表，我投否定票。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以智慧突出为人称道，即使在同一时期，曹操的沙场智慧也远在诸葛亮之上。这既是陈寿的意见，也是诸葛亮本人的看法——如果《后出师表》可信的话。在《三国志》里，陈寿对诸葛亮虽不吝赞词，却说了这样一句话：“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意思很明白：要说带兵打仗的随机应变和计谋百出，那就不是诸葛亮的特长了。
如果抠一下字眼，无论诸葛亮还是曹操，人们认可他们的，与其说是智慧，不如说是谋略。智慧和谋略不宜划为等号，按中国概念，前者属于“道”，后者归于“术”。“道”的范畴，大体相当于哲学，而“术”强调应用性和奇巧性，与哲学关系甚遥。无论诸葛亮还是曹操，他们对于如何认识世界，都兴趣不大，他们也都不擅长通过归纳演绎，探索并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诸葛亮设计过“木牛流马”，曹操据说设计过军旅服饰，但这类能耐，通常属于匠人或发明家的技艺，与“大智大慧”不是一回事。诸葛亮即使在小说里频频“仰观天象”，罗贯中也没有告诉我们，孔明对于天体运行的规律颇有研究。他只是通过某颗星辰的晦明程度，掐算某位大人物还剩下多少阳寿罢了。至于如何掐算，只有天晓得。
但是，借助《三国志演义》的非凡影响力，诸葛亮还是成了国人心目中的智慧象征和谋略代言人，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的。按照本书立足于小说而非历史的一贯立场，我们发现，即使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也没有展现出令人信服的超群谋略。
罗贯中的笔墨侧重于沙场谋略而非治国方略，在小说里，即就沙场谋略而言，诸葛亮明显高于他人的，主要是一些超人能耐。试将诸葛亮与他三个劲敌曹操、周瑜和司马懿相比，我们更能看清这一点。曹操的所有谋略，一概与神仙方术无关，他剿灭那么多强劲对手，如袁绍、袁术、吕布、陶潜、刘表、韩遂等人，包括镇压乌丸和平定据说也有些妖术且自号“师君”的张鲁，都是依靠正规的军事手段，没有一次借助超人力的手腕和超自然的力量；周瑜同样如此，诗人苏轼称颂不已的“周郎”只是人中俊杰，身上并没有一丝神仙下凡的痕迹。司马懿的情况略有特殊，他似乎具有些孔明式的能耐，如夜观天象，还敢与孔明斗斗“混元一气阵”和“八卦阵”，虽然败下阵来，总还沾那么点仙气。不过也就是有“一点”而已，这类仙气在司马懿身上主要是作为点缀和诸葛亮的陪衬物而存在的，司马懿更突出的，还是人间奸雄的特色。——假如小说中有两个奸雄的话，另一个奸雄，就非司马懿莫属了。
诸葛亮的智慧，大多具有不可仿效的特征，其主要功能，也就是供手下感叹几声“丞相神算，不可测度”了，包括随便在一个叫鱼腹浦的地方埋下一堆石头就当得起“十万兵”之效，可以令东吴乘胜追击的大将陆逊火速撤退。至于在火药发明之前一千年就有本事在战场上使出威力惊人的“地雷”，就更属于超常规、超时代的军事手段，与智慧浑不相干。我们还可以反过来问：假如你手上握有如此超越时代的恐怖武器却仍然不能战胜敌人，是否说明你过于无能了？
我的结论是：佩服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无助于我们养成热爱智慧的习惯，一不留神，倒可能会形成对神神道道事物的轻信心理，对巫婆神汉的膜拜情结。视这个诸葛亮为智慧象征，到头来，有可能完全不知道何谓智慧。

在罗贯中笔下，诸葛亮还有一个容易让古人亢奋、令今人不快的坏习惯：好说大话。
诸葛亮去江东“舌战群儒”时，“汝南程德枢”对诸葛亮讥讽道：“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在当时，没有人认同程德枢，我也不例外。因为，大话有很多种，有些大话，目的是为了鼓舞人心、振奋士气，就很有必要。在曹操大军剑指长江，孙权、刘备处境岌岌可危之时，诸葛亮在江东那批投降派谋士面前多说几句豪迈话，完全应该，不宜视为“好为大言”。周瑜刚死——按小说里的意见，得算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诸葛亮孤身一人去江东，刘备难免不放心，诸葛亮说：“瑜在之日，亮犹不惧；今瑜已死，又何患乎？”这种大话，也可以理解，因为目的不在于羞辱周瑜，而是让刘备宽心。诸葛亮当着孟获面说些大话，同样可从战术角度加以理解，目的是为了“攻心为上”，以便摧毁对方心理防线，放弃无谓抵抗。
问题是，诸葛亮的大话并非都是如此，有些大话，属于没有必要的傲慢；有些大话，更是等而下之到仗势欺人的地步，智力含量纤毫不见，蛮野自负的性格倒是昭然若揭。前引针对郝昭的蔑视语，就是一个例子。赤壁大战前频频用言语唐突周瑜，也极为不智。
从权谋角度看，有时，适当地装傻示弱，倒可能取得奇效。说来有趣，诸葛亮的死对头司马懿，恰恰是“好说小话”的典范。司马懿的“好说小话”和“软话”，虽然不乏奸雄意味，但诸葛亮的“好说大话”——常常表现为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自我夸耀的机会——也未必光明磊落。
看看司马懿吧，这家伙的装孙子、装脓包工夫，可算天下一绝。早在曹操时期，因为担心遭到曹操猜忌，在曹操任命他时，他就装过一回病。小说第一百零六回，还记录了他更出色的一回“装病”：

曹爽一向专权，不知仲达虚实，适魏主除李胜为荆州刺史，即令李胜往辞仲达，就探消息。胜径到太傅府中，早有门吏报入。司马懿谓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胜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为荆州刺史，特来拜辞。”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胜曰：“除荆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从并州来？”胜曰：“汉上荆州耳。”懿大笑曰：“你从荆州来也！”胜曰：“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聋。”胜曰：“乞纸笔一用。”左右取纸笔与胜。胜写毕，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聋了。此去保重。”言讫，以手指口。侍婢进汤，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曰：“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拜辞仲达，回见曹爽，细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无忧矣！”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曰：“李胜此去，回报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

就实际效果而论，这样的装病，是否百倍于说大话？
有曹操榜样在前，司马懿仍能被后人称为“奸雄”（正确的说法应为“奸雄第二”或“奸雄二世”），足见此老之老奸巨猾。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真打赌，敢于以“若无蜀兵来，我面涂红粉，身穿女衣，来营中伏罪”作赌注，所以，当诸葛亮欲借“女服”来羞辱司马懿时，效果也就打了水漂：

且说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诸将不敢隐蔽，引来使入见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使者辞去，回到五丈原，见了孔明，具说：“司马懿受了巾帼女衣，看了书札，并不嗔怒，只问丞相寝食及事之烦简，绝不提起军旅之事。某如此应对，彼言：食少事烦，岂能长久？”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

在这个回合，我们可否认为，论知己知彼的程度，司马懿远在诸葛亮之上？诸葛亮只是一味地“激将”，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阴险老辣、宠辱不惊的对手，而是一个精血上涌、一激就跳的愣头青。招法如此平庸，难怪六出祁山，劳而无功。

罗贯中把气量狭窄的性格偏偏安放在一个以气度恢阔著称的周郎身上，手笔煞是不凡。同样，罗贯中把奇谋百出、智慧超群的性格，恰恰安放在一个以小心谨慎、不敢冒险而为人熟知的诸葛亮身上，勇气同样令人刮目。但刮目归刮目，其中的创作难点则显而易见。个人以为，罗贯中塑造“小鸡肚肠”的周瑜，堪称经典，他基本上把周瑜的英名毁掉了；但罗贯中塑造“智慧诸葛亮”的计划，近乎全面失败。
我把责任归在罗贯中身上，是因为，一旦我们拿罗贯中笔下诸葛亮的好说大话，与据说出自诸葛亮笔下的诸葛亮自己的话对照，就会发现风格截然相反。诸葛亮在文章里提到自己，总体上是谦逊自抑的，完全没有那种动辄鄙视他人的习惯。罗贯中用某种不恰当的方式拔高诸葛亮，结果，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诸葛亮。
另外，毛氏父子也是多事。本来，孔明入川前的事迹史书上少有记载，可以听凭小说家横说竖说，在书页上扬鞭跃马。而孔明入川后做了丞相，资料就成倍增长了，罗贯中虚构起来不得不兼顾历史，稍一随心所欲，即可能触犯历史天条。如此，罗贯中隐去某些历史文献，倒有某种暗度陈仓之效，毕竟，读小说的人未必有兴致去核对《三国志》和《昭明文选》，偏偏毛氏父子帮倒忙，硬在小说中加入一些属于诸葛亮的历史文献，如《后出师表》，结果呢，彰显不成，反倒构成了揭露。我们拿诸葛亮自己的言行来对照，蓦然发现两个孔明，当然就格外触目惊心了。
而且，罗贯中为了哄抬孔明的智谋，有时简直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我再抄一段文字：

却说玄德与孔明在荆州广聚粮草，调练军马，远近之士多归之。忽报鲁肃到。玄德问孔明曰：“子敬此来何意？”孔明曰：“昨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此是惧曹操之计。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他好于中取事也。今鲁肃此来，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要来索荆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肃提起荆州之事，主公便放声大哭。哭到悲切之处，亮自出来解劝。”
计会已定，接鲁肃入府，礼毕，叙坐。肃曰：“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便是鲁肃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与我旧交，何必太谦？”肃乃就坐。茶罢，肃曰：“今奉吴侯钧命，专为荆州一事而来。皇叔已借住多时，未蒙见还。今既两家结亲，当看亲情面上，早早交付。”玄德闻言，掩面大哭。肃惊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声不绝。
孔明从屏后出曰：“亮听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缘故么？”肃曰：“某实不知。”孔明曰：“有何难见？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许下取得西川便还。仔细想来，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汉朝骨肉，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时，恐被外人唾骂；若要不取，还了荆州，何处安身？若不还时，于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实两难，因此泪出痛肠。”孔明说罢，触动玄德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鲁肃劝曰：“皇叔且休烦恼，与孔明从长计议。”孔明曰：“有烦子敬，回见吴侯，勿惜一言之劳，将此烦恼情节，恳告吴侯，再容几时。”肃曰：“倘吴侯不从，如之奈何？”孔明曰：“吴侯既以亲妹聘嫁皇叔，安得不从乎？望子敬善言回覆。”
鲁肃是个宽仁长者，见玄德如此哀痛，只得应允。

诸位明鉴，在这段文字里，孔明的谋略固然得到了突出显示，但他是否也把刘备弄得过于小丑化了？在诸葛亮的预定计划里，刘备可是位居九五之尊的人，怎能如此不顾体统，好像只要诸葛亮一声令下，眼泪就可召之即来，哗哗而下？这样的刘备，与农村里那些凭一身嚎丧本事收取丧家钱财的村妇，又有何异？
不可理解，不可理解。
（完）

周泽雄

原帖由 丙辰龙 于 2008-3-30 01:28 发表


明天没有连载吗？？

没有了。谢谢龙MM捧场。
俺要把整本书拿出来连载，我的责任编辑要光火了。虽然，我本人倒并不认为那会影响小书的销路，网上网下，目前还是两类人，各行其是的。

周泽雄

谢木匠师傅。
空城计应该是有的，只是诸葛版的空城计，破绽太多。在《青梅煮酒》里，我提到过一个相对真实的三国“空城计”：
著名谋士程昱，曾得到曹操这样的评价：“程昱的胆量，超过（孟）贲、（夏）育。”那是在袁绍欲南下与曹操争天下之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当着袁绍行进大军的要冲，守军却只有七百人，在袁绍十万大军面前，真不啻为一碟嫩豆腐。曹操本想再增拨两千人马，谁知程昱竭力阻止，理由是：袁绍见我只有七百人，胜之不武，便不会来攻城，一旦增兵，反而有可能城破人亡。程昱所料丝毫不差，遂使得三国“空城计”又多了一个版本，也许还是最早的一个版本。

周泽雄

呵，俺在《青梅煮酒》里，也就那么一次放肆了把笔墨，没想到还能蒙歪弟喜欢。好，我一会儿再把它贴出来。有了“好莱坞”，就不敢贴在历史版了，还是贴在作品。

周泽雄

呵，青云的推论，有趣，太有趣了。怎么会没可能呢？
问题仅仅在于，我这里说的空城计，是针对小说的，史书上无此一说。参照史书，当时击败马谡的，只是张郃，司马懿不在现场。小文谈的只是文学创造，刻意回避了历史。

周泽雄

多谢凑热闹，本来就是一部轻松小书，能够被凑成些热闹，好事呢。
说到张郃，俺在《青梅煮酒》第十四章《英雄末路》里也曾略有评论，复制过来：
……那就顺笔说说张郃罢，一位不仅让刘备忌惮，连诸葛亮都小心提防的曹操名将，然而和夏侯渊一样，冤将命运仍然罩上了他的将星。熟悉“孔明挥泪斩马谡”故事的读者都知道，街亭之败，虽可归罪于马谡用兵的可笑，但也说明了张郃之善于用兵。想到街亭之役乃是导致诸葛亮出师不利的最大败因，张郃更值得我们另眼相看了。
张郃出道很早，最初也曾加入讨伐黄巾的战团，先后当过韩馥、袁绍的部属。官渡之战时，张郃曾向袁绍提过若干合理建议，不必说，“袁绍定律”决定了这些建议的结局。张郃在袁绍大势将去前的一剎那率军投向曹操，给了袁绍致命一击。曹操显然对张郃仰慕已久，他见了张将军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韩信归汉了。”想到韩信乃是时人公认的千秋名将典型，尤其想到曹操并没有盲目抬举他人的习惯，这份评价便更见贵重。
然而，张郃并没有像同属降将出身的张辽、徐晃那样经常获得独当一面、自领一军的机会，苦差使倒接受了不少。在曹操行军过程中，我发现张郃常常充当先头破敌的工作，在前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铲除障碍。夏侯渊死后，为确保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张郃被手下民意选举为夏侯渊的继任者（这事后来得到了曹操的准许），但张郃任主帅的时间并不长，曹操死后，防备西川刘备的重任落到司马懿身上，张郃再次成为司马懿的副将。
诸葛亮忌惮张郃，难不成司马懿对他也有所防备。张郃之死，同样冤屈莫名，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司马懿以“借刀杀人”术害死的。战场上张郃再次击败了诸葛亮，蜀军只能退却。司马懿命令张郃追击，张郃反对，理由是“诸葛亮极善用兵，虽然一时撤退，也会沿途布防。且附近一带山头林立，地形复杂，一味追击，必有凶险”。然而军令如山，司马懿怪脸一翻，张郃只能知难而上，结果，诸葛亮预先埋伏在山上的蜀兵，正好乱箭齐发（好像还是那种诸葛亮亲自设计的十枝连发的强弩），张郃就地沦为一张活靶。本来，以他百战沙场的经验，追逐敌人时必定会保持弓箭的射距距离，但是他没能料到诸葛亮已经有了新的发明，射距突然增长了许多。他只好死在这件新式武器上。又听说，张郃只是膝部中箭，膝部中箭怎么会当场死去呢？这一缕小小的疑云，并不能改变张郃屈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