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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楼
发表于 2010-4-1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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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009年春节后,为了找到浏阳法院对“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原判判决书,我特地来到石江村村主任沈思之家。沈思之即读书会一案我的同案犯沈皆遂之子,他说好像看见过,便到一间潮湿发霉的杂房里,翻箱倒柜,对所有书报文字进行了详细清查,没找到我需要的原判书,却找到了他父亲的履历表,还夹杂了他要求平反的上诉报告、个人自传毛稿及未完成的正稿。
我这个早已在11年前去世的难友,在这份自传草稿里的第七页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七零年三月十一日,我正在和社员们在田埂上干活,突然有人喊我去大队部‘有事’,说什么我又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坚定地表示,我如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反革命嫌疑没有向党交代,可以与他们同罪,甚至可以立即枪毙。”
“可是无情的绳子套上了胳膊,我被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武忠国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对我和我五岁的孩子进行了非人的迫害。甚至让孩子站在大雨中淋湿,逼得可怜的孩子从阴沟中的泥水里爬进关押我的房间里来找爸爸。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务员竟有如此的残酷!结果呢?随随便便抓来,三十一天后又随随便便放了。并威吓我不准上诉,上诉了就与陈朋飞一样,送茶场,受大会批判。”
“回到家里,我打开上了锈的房门,看着生了绿苔的房子,我又伤心地哭了。好心的邻居老人劝说我好好抚养孩子,慢慢过。我抹掉眼泪又出工去了。”
在另一页正稿第一页,也记述了上面的事:
“七零年春,我和五岁多的孩子,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我对莫名其妙的被抓,又不了了之的释放,痛不欲生。因可怜五岁多的孩子举目无亲,才未自尽。”
沈皆遂于1999年 3月27日因病突然去世,去世时我借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还开卷摊在他床头的书案上。他留下的上述文字所幸未化为纸浆灰烬,为我写本文提供了可靠证据。而我给他写的灵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子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苦不回。”
我写文字时,离他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而离他“无故关押三十一天”的1970年 3月11日就已隔四十年了。往事未如烟,我清楚地记住了我被传讯却未抓捕的那一天,也就是这同一天(1970年 3 月11日)。本是阳春三月柳暗花明的好时光,然而老天对人间有所感应,却很阴沉,似有不祥之兆即将降临。
早饭不久,队上还未敲钟出工。治保主任板着脸闯进门来,严肃地宣布:“到石江陂云公祠去开会,有重要事,可能要蛮久时间,把中饭一起带去!”
我提着妻子装好的饭袋,瓷盆里的米饭上放着煎鸡蛋饼,竹筷子横在瓷盆上。我走出大地坪老屋,沿着去云公祠的老路,走在前面。我没有问及去开什么会,心里已感到“来着不善”。但我没有想到此去是“传讯”,是面临一场无风起浪的“政治”迫害。
治保主任把我带到云公祠东边的仓房那边,有人已在等着我的到来。
“最近外出了吗?到过些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一连串的讯问我要老实交代。
“出工和做衣是外出了!出工在队上,做衣在市主家。出工是和社员在一起,做衣和妻子在一起!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证明!”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讯问。
然后他们指着关在仓房里的人说:“与这几个人有往来吗?和他们一起去做过什么事吗?”
“我与他们几个人从来没有交往。只皆遂是邻居,每日都见面,但没同他外出过!关于我的行踪,请查队上的记工簿,并可到市主上去调查。”
传讯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我回去,说有事再传我。他们先去调查一下。
我提着饭袋回到家里还未坐定,祖母和妻子就围过来惊恐万状地问:“看来今天的情况不同,治保主任的神色很可怕,到底开什么会?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看见传来的几个人都是地主子弟,陈朋飞、陈不凡、沈长美,还有皆遂等。他们都关押在云公祠,只放我回来了,说再去调查,有事再传我去。要我不出远门,只准出工做衣。
云公祠的仓房又派上了用场,恢复了土改时的班房,私立法堂。吊打捆绑闹了几天之后,皆遂父子另外关押在石江学校,陈朋飞等送到三里坪茶场强制监管。
但几十天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人都放了。既未送到火官庙去判刑劳改,也未公开解释被抓原因,更没有补记工分赔偿道歉。反正“不准上诉!”,就这样“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四十年后,陈朋飞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尚健在;皆遂也是退休老师,已去世;沈长美是能源办的沼气池技师,停工在家养老;陈不凡孤身一人,进了养老院。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但回忆这起莫名其妙的关押和不了了之的释放,以及所受到的迫害和摧残,仍记忆犹深。
2008年秋,为了写“沈载得轶事”一文,我去陈朋飞那里查阅陈氏族谱,顺便问起他们在四十年前关押在云公祠的始末情况。
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周洛买楠竹,顺便去石柱峰看看风景,却被人密告是搞反革命组织。在云公祠和石江学校关了个多月,又不敢判刑,最后就放了我们。我要求补记工分,就把我送龙伏茶场劳改,茶场回来又挨斗争。长美被吊起来挨打,鼻子都打出了血。受几十天迫害也冇办法,下面是无法无天的,胡搞乱搞的。他们私立法堂就是违法的。”
“不过他们这些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讲你也晓得。政府还是明,后来落实政策救了好多受难的人。我现在每月能领二千块钱退休金,算是个好结局。皆遂更好,儿子入了党,当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了大学。我陈朋飞还是原朋飞,沈皆遂还是原皆遂。硬要把好人打成坏人,真是地方无鬼不遭瘟呀!”
五十几年前反右,我和皆遂等几个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送到火官庙判刑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证据之一,就是去石柱峰的东山之游,被密报成反革命测量据点活动。而皆遂和陈朋飞他们几个人这一次文革中的无妄之灾,又是因为去石柱峰看风景,被人密报成反革命活动。
石柱峰是我故乡的祖山,本书开头的序言里,我曾经多次写到站在大地坪老屋里远眺石柱峰的景象。倘若祖山有灵,看到这种接二连三上演的悲剧和闹剧,不知会作何感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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