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打滴榨油和踩偏枯
　　
　　经过几年的三皮修炼，不管任何重活脏活苦活都干过，而且都吃得消。因此社员们都认可我是干农活的全劳力，于是也就评上了全劳力的工分，由每日八个工分提升到十分了，彻底不与半劳力和女劳力为伍了。我暗地里有一种欣慰和自豪的感受，也自认这一世已注定了是个改锹子，要在泥巴里干到死，成为真正的泥腿子，甚至我的孩子们也注定了如此命运。我当时死了一条心，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生产队长是个木匠，有时他也安排我和他一起做木工，因为他知道我的墨斗功夫很内行（我在火官庙剽学的），因此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也常到他那抽攫烟（卷他的喇叭筒），他遇到疑难工夫也来和我商量。他虽是中共党员，似乎与我没有什么阶级界线。有一次我对他说，我什么工夫都做过，并且绝对服从了安排。只有打油（本地把榨油说成打油）这工夫冇搞过，老是几个老垫手（原班人马），轮不到我。他答应是年冬天安排我去打一次油，地方是在龙伏金甲山。
　　首先派人到油坊（榨油坊）去定榨，确定某日某时把茶子或菜籽和柴火用土车子（独轮车）送去。到时把空油瓶和伙食一起带去，才正式接递榨油。这次是在晚上榨油，下午送去茶子柴火及其它伙食什物的。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人是《童玩和顽童》中的晓牯里（老年时称晓老兵），他是老垫手，是榨油阵上的穆桂英（不是指女性，是借用阵阵不离穆桂英），也即是榨油组长了。
　　只要前一轮客户的枯饼上了榨，晓牯里就安排谁去焙茶子（菜籽用锅炒），谁去管牛碾，谁去帮油匠上榨（包括撞槌），谁管伙食谁做饭等。他知道我是外行，不安排我去焙茶子，因为难掌握火候，也不要我去上榨撞槌，做饭就更不用说了。却安排我去碾茶子，即是管牛碾。一是坐在牛碾架上赶着牛拉着轮子不停地在碾槽外作环形运动；二是注意反动碾槽中的粉末；三是牛站着不动翘起尾巴时，就用杓子去接牛屎；四是清槽取粉换子。
　　当我坐在牛碾架上扬着鞭子吆喝着大黄牯作圆运动时，我仿佛回到在九龙山、太和塅、红土岭、三联坝的童年时代，真是忘乎所以。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顿天旋地转之后，感到昏昏欲睡，但我不敢。正是聂绀弩先生在《北荒草》推磨诗中所写：“……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我完成管牛碾的事，就看着油匠师傅蒸粉做枯饼，以及上榨和撞槌榨油的工序了。晓牯里也安排我从榨床上取出来枯饼，用力在木桩上敲下铁箍，然后撕掉裹着枯饼的稻草，装在土车子上。我推着准备用来榨油的茶子来，当然推着榨完油剩下的枯饼回去，所以往返都是当车夫；茶油由老当（稳当）的人用肩挑回去。
　　下午去，干个通宵，次日上午才能回去。所以除吃早晚两餐外，还要吃餐半夜饭。油匠的伙食由客户招待，伙食除带大米、萝卜粉皮青菜外，佐料只有食盐和辣椒酱油。那时没听说过什么鸡精味精麻辣鲜。食油是在停槌收榨时，用碗在榨床下面油槽口接几滴榨油。几次催槌加压流下的滴榨油也有几市斤，几乎是油炒的萝卜加肉，油煮粉皮汤，油炒的白菜，油腻得嘴巴两边流着油珠子，肠胃也厚厚涂上了一层油的感觉。所以榨油工夫是油嘴油肚子的机会，很吸引人。我这次享了一次“油福”，很感谢那个生产队长的。
　　写这节文字时，我于2009年11月特地走访油匠刘厚生。他说他18岁（1962年）辍学就从师黄九福学徒，当时粮食困难，书也读不成，只得走学手艺的路。学的是传统土法：木榨加人力榨油工艺。他说，榨床是用大樟树或松树挖空的，有整木的，也有上下两块木头用铁箍合拼的。一般长九市尺，包柱头六尺高；另外一共有二十个用柞木做的尖（楔形），尖的横截面是长方形，尖的长度是五尺四寸和二尺八寸两种，分倒退尖、行尖、板尖、挂尖和走尖五种，尖的两端都用铁皮箍着。
　　吊在梁上的大油槌（撞槌）是用柞树做的，长一丈二尺，吊钩的位置在靠前五分之二的地方。撩尾（掌握槌尾部）的油匠，关键在瞄准油尖，急槌慢槌都由撩尾的决定。吊钩两边有短绳，由两个帮槌的人扭着随撩尾的运动，只起着帮力作用。槌重是一百三十斤左右，因为惯性的冲力很大，枯饼里的油才被挤压得出来。榨压完成后，才退尖拉尖取出枯饼。
　　听了他的解说后，我又想起了不少问题。第一是“打滴榨油”这个词。记得反右时，批斗认罪时常用“挤牙膏”来形容右派分子不老实认罪，也有的狠批右派不认罪是“打滴榨油”，可这词没收入“反右词典”里。他说“打滴榨油”是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休榨后再撞槌挤压，挤出的油不成线，一点一滴的。这是加点工，多撞一槌当然就多几滴油……
　　有时，据理力争真理却被蛮横压制和偏袒，这种偏袒现象社会俗语叫“踩偏枯”。刘师傅说榨油没有这种情况，做枯饼要踩匀踩紧踩到位才能上榨打油。可能生手徒弟出现过，这职能作为一句俗话。
　　凡粗枝大叶做事，总是不落实，事后还是要返工重做。法律上有撤销原判重新审理的案件，乡俗俚语称之为“打翻麻枯”。刘师傅说打翻麻枯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才搞的操作。例如，芝麻籽含油量高，一次榨不尽麻油，就要按原工序重榨一次才能榨尽麻油。这不是返工，是正常现象。
　　查《天工开物》：“……凡胡麻、莱菔、芸薹诸饼，皆重新碾碎，筛去秸芒，再蒸再裹再榨之。初次得油两分，二次得油一分……”。
　　凡事有个极限，物极必反。这种超极限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发生，俗语称为“爆箍”。刘师傅说榨油加压也有个极限，在油尽枯干的情况下再加压挤，枯饼的铁箍就会断开，如不断箍就会跑尖。这种爆箍和跑尖是超极限外力的反抗啊！凡事总要得宜得当啊！适可而止就不会爆箍呵！
　　当发生社会纠纷时，如有人助强欺弱使事态恶化，俗语称之为“催尖”。刘师傅说榨油时，行尖到了尽头，就要加尖再撞槌，这种加尖也就是催尖。在社会纠纷中，有的人不但不调解缓和矛盾，反而催尖使矛盾升级，唯恐天下不乱，这是火上浇油啊！
　　想不到这些针砭性的俗语都出在榨油行业，看来油坊也是个词汇库，也是乡土文化的源泉。比如“撩尾”就引申发展为“掌舵”，“油尾子”就是“利润”，“贪油水”就是占便宜等。“若要富，开油铺”就与“富得流油”有关。
　　最早的碎粉方法是推磨和碓舂，后来采用牛碾水碾。《天工开物》：“……资本广者，可砌石为牛碾，一牛之力可敌十人……”。但没提水碾。看来水流落差产生水流能的利用要比畜力的利用出现得晚些。刘师傅说，牛碾和水碾的碾槽圆径都是一丈二尺，圆槽的中心柱上都是装有四个轮子的十字吊脚架。不同的是牛碾由牛力推动，水碾中心柱下端的木齿轮由水鼓（水轮机）横轴上的齿轮传动。装水碾要有水源条件，水鼓的直径一般六尺，装有36到40个水斗，水斗相距五寸，都是松木制造。
　　刘师傅曾是我们做衣的老市主，这次连续三天去走访他，他很耐心地讲述了一番。
　　“现代机械榨油效率高，人也轻松，钱也多赚些。原来一天最多能打八榨，还要花一个通宵碾粉，只能出六十斤油。现在用电动机带动一百吨的油压机，每天只要打十榨就可出二百斤油，并且不要开夜工。烘干机和碎粉机都是电动机带动，只有蒸枯饼用人工。但是新买来了一台磁选精虑榨油机，不要蒸饼做饼，直接出油，减少了几个工序。目前冇大使用的原因是有色太深不透明。你是教化学的，有办法吗？”
　　我建议去掉黑色的茶子壳后去碎茶子仁，可能色素要浅些；因为内温达到 170℃，把深色素都溶解在油里了。也可买些做实验用的过滤纸放在漏斗里，放些活性炭，因为活性炭有吸收色素和气味的作用。先试验一下吧。
　　《天工开物》对榨油工艺的记载与刘师傅说的基本一致：“……入釜文火慢炒，碾碎受蒸，蒸汽腾足取出，以稻秸或麦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铁打或破篾绞制而成，与榨中则寸相吻合，……能者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包内油出渣存者名曰枯饼”。
　　《天工开物》提到水煮取油法，并非榨压取油，是利用水和油的不同沸点和比重，采取的蒸发提纯法。是一个最原始的取油方法。据朱伟《漫话中国食用油的历史》记载，中国最早采用现代榨油工艺进行食用油生产的是山东营口的豆油坊业。1986年，英商太古洋行设立了一个新式油坊，用蒸汽机将黄豆压碎，以手推铁制螺旋式压榨机榨油。
　　“虽然现在榨油工艺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但油茶产量越来越少。1984年责任制到户，社员积极性高，花山（散生）茶树和片山茶树都进行了复垦，捡野茶子的人也多。那年我榨了六个月油，今年只要榨一个月就可早早收场”，刘师傅摇着脑壳叹口气有说，“据说过去刘富士一家的茶油产量比现在一个上源村还多。好得现在的食用植物油到处有卖。我的榨坊要倒闭了，机器也要生锈了。听说今年中央派了回良玉来浏阳视察油茶林的改造现场，还到沙市街绿泉岭察看了，是吗？”
　　“看样子政府好像都蛮重视油茶林的改造工程，现在推广良种油茶取代老化的油茶应该有前途。我的柑橘园也改成良种油茶园，栽了五百多株呢！还有，内山里的油茶减产是必然的，因为青壮劳力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老弱病残哪能上山上树捡茶子啊！油茶山多年荒芜，杂草杂木成了优势，茶树老的老，死的死，不死的也被藤缠刺爬，有个茶子也难捡到。并且内山居民大都迁移到了集镇或交通方便的大塅里。内山里不单是退耕还林，也成了退油还林。随着良种油茶的推广，不几年油茶的复兴就要到来了，你的油坊也一定会生意兴隆，富得流油的！”
　　他的油坊建在操古桥两侧。送我出门时，又说了句拜托，记得找那个活性炭。
　　“我记得的。你也要记得啊，捞点滴榨油不要紧，就是要记得不能“踩偏枯”，也不要“催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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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抵了纳税金
　　
　　1962年，是我从谭家山释放回大地坪老屋那年。住在昙云寺的大哥淮溪时任生产队长，见缝插针收了几百斤麦子，躲在棉花畲三哥湘溪那偏僻地方蒸了两甑麦子酒（每甑可蒸二百到二百八十斤稻谷或麦子），因为见缝插针都尝到甜头，谁也不去向税务员举报蒸酒的事。大哥说只要有相当的，就要给我再开场亲，复起一碗水，办喜事的酒他负责。于是后来我结婚时，他提供了三十斤麦子酒。
　　我所在的生产队也想蒸酒，说是浸了药酒可驱风湿。于是发动社员到稻田里捋稗子。因为蒸稗子酒不纳税，就名正言顺地蒸了几甑稗子酒，其实掺了不少的稻谷在内，作低价按户头把酒分了，得酒的户头写笔支取现金账，有少要的，也有不要的，各户可互相调剂。这样，我办婚事的酒就足足有余了。
　　祖母要我把酒灌在紧口大陶罐里，用泥巴封住，放到楼板上，说这样能保住酒气，也不会揭开泥巴零散喝了，一定要留到收亲待客。祖母真是老当家。可是有一次来了个要好的客人，客人好像知道我有酒似的，于是我就用棍子在封泥上戳个小圆孔，利用虹吸管原理，用皮管吸出一斤装酒瓶。后来祖母发现我偷了酒，就发气批评我：“别人不知道楼上有酒！你做一个嘴巴人情就可以了。真是猪嘴巴存不得糠，发不了财的李东九！”
　　结婚办了三十桌酒席，还算风光。可是“兴尽悲来，识虚盈之有数”，我不但欠了一屁股账，带来满脑壳烦恼，要抖落一身虱婆下来（蛮难、费劲）。同时风也来雨也来，一天，大队干部说有个姓张的人找我，可能是蒸了酒要完税的事。我深知来者不善，完税的人是很难对付的，坦白从宽就完得多。就要大队干部转告，我去搞钱去了，明天一定去！祖母知道这消息后也很着急，但很镇静地说有办法，只要把酒的来路搞好就行了，不能说是大哥蒸的酒。
　　祖母启发了我。是夜我和明老星（明星）和孝老经（孝经）等几个公字长辈说明了来意，他们都愿意帮忙说是把队上分的稗子酒让给了我。这样我就有十几斤稗子酒的来路了，算是胸有成竹的准备税官的盘问了。
　　第二天我来到大队干部家里，二个税官正坐在厅堂里等待着。
　　“你收亲办了多少桌酒席？”一个姓张的青年问。
　　我说三十桌。
　　“一共用了多少酒？酒是哪里来的？”他穷追不舍，咄咄逼人。
　　“队上分的稗子酒，自家分了几斤，把沈明星、沈孝经、戴朝贵等几户人家让给我的酒加起来有十七八斤；又到几处供销点打了几斤野生植物酒，就有二十多斤，平均每桌还不到一斤酒……，妇女小孩都不喝酒，结果还剩了几斤谢了媒人。”
　　他作了笔录后，又说有人举报我蒸了酒。我说刚回来建家，一无工分换口粮，二无见缝插针的小自由收入，不可能有余粮蒸酒啊！只是队上的稗子酒帮了我的忙。
　　“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你先回去吧！”
　　我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盘问的经过讲给祖母听了。她说好人总是难星多，也算是过了一关。凡事要“未进城门，先思出路”，有去路就要有来路，一只脚迹眼进要一只脚迹眼出。现在开了亲有了家，年底把陵鱼接过来，跟她学了做裁缝，情况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把妻子接回大地坪老屋，缝纫工具也一起担来，三人才正式一起过日子。在祖母的提议下，我就拜师成为妻子的贴身徒弟，也是她缝纫生涯中唯一的男徒弟。
　　祖母又提议要种点棉花，说以前把所有的旧棉被都翻弹纺织做了再生布，结了婚是要生发的，一定要弹床享福絮。就这样在菜土里种了棉花，也从市主上收了几斤了工钱的棉花。祖母安排弹床七幅絮（大絮）的棉花是足够了。
　　我俩跑乡串户的缝纫日趋紧张的时候，还住在大地坪老屋的上厅西厢。记得在一个天气阴沉的上午，一个背着黄色工作袋的瘦高个子来到我家，说我们做手工业的也是劳力自由支配，要向国家纳税。我说我们刚开市主，市主也不多，并且很分散，做的工钱是赊账，要到年关才能收到，并且也收不齐。目前买针线的钱都困难，请求以后补税。
　　那人好像很尴尬，但还是坚持兑现，无钱交东西抵税也好。妻子无可奈何，只好把那十几斤棉花抵了税金。至于应纳多少，我们也不知如何算法。妻子交纳棉花时，发现那人的眼皮有些萝卜花（皱皮纹），认出这是她母亲的堂弟，就脱口叫声某舅爷。那人轻声应了一声，没说什么夹着棉花走了。此后碰上舅爷多次，也只是寒暄几句，他以后没来收过税了。
　　地方人知道我岳母姓易。这个收税的人一定与我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确也猜着七八分。有人说易家人（易某人）是一言堂，越求情就越多纳税，分钱少不得。收税的就是挖窖寻蛇打，一边人面一边鬼面。你喊了舅爷也一样要拿走棉花抵税，不如不喊，不如不求，留了痰水变尿…….。
　　易家人来完税发现交出棉花的纳税人是个堂外甥女，有点尴尬是人之常情。但后来不再来完税的原因并不是妻子喊了他舅爷，而是公社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委员会。从事手工业从此不再被视为劳力自由支配，而属于公社社员，收入纳入集体经济。
　　后来我补办了“手工业服务证”（服证字第 658号），前页是农村手工业十项制度，主页是姓名、性别、成分、工种和住址，盖上“浏阳县龙伏人民公社手工业管理委员会”圆形公章和填发人“王维松”的私章，后面是上交管理费登记表和检查记录。但从没人来收过管理费和检查记录过。
　　十项制度第一项规定：根据人民公社“六十条”的精神，农村手工业是农村人民公社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公社社员（地富反坏右分子不称社员），既是生产队的社员又是联合小组的成员，服从生产队和大队联合小组的双重领导管理和安排。纳入集体经济，反对单干，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条：……必须高举……突出……坚持……努力……服从……遵守……
　　第三条：……必须服从……做到四服务，四先，四后
　　第四条：站稳……遵守……上交……
　　第五条：……统一收取……不得……
　　第六条：打破……传授……带好……
　　第七条：积极参加……努力学习……不断提高……
　　第八条：本着……认真……做到……
　　第九条：不是……不得……否则……
　　第十条：转借……或涂改……作……和……处理。
　　从第一项规定来看，我不是社员，也未参加联合小组，为什么生产队能允许右派分子和地主子弟去从事手工业劳动呢？其原因是生产队的物资收入是增产有限的，而劳动工分是无限膨胀的泡沫，到年终结算时，有的生产队的工值可达每十分八角到一元，有的生产队只有二角到四角，最差的还不到一角。如上源大队党上刘生产队就有十几把篾刀在周洛、柏崖、芦洞等山区供销社织农具，挣回硬帮帮的现金买工分，年终不但有钱兑现，且分值很高。
　　生产队察觉到如果大家都挤在农业上赚掺水工分，不如多派人外出挣现钱。如果不抓现金收入，年终无钱兑现，三十夜出纳员的伙房里就会挤得爆箍。生产队干部就增选了一个副业队长，专管手工业。队上主动与手工业户签订合同，规定每年上交投资金额。我队是每元买十分，我家每年投资给队上四百元左右，按当时缝纫的工价每天 1.2元计，即我俩每年至少要做 330多天缝纫工才能完成投资任务，我们的活动零花钱就只有靠做夜工了。
　　自责任制以后，粮食市场开放，自产自销的蒸酒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税务部门主管的是国税地税，何况农业税也免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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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堧屋和万猪场
　　
　　大地坪老屋的地坪墈下有栋上下两进一天井三开的老屋，俗称塘堧屋。因为清雍正年间建大地坪老屋时做土砖取泥于大地坪墈下，墈北侧就挖成了东西向的长椭圆鱼塘，鱼塘南岸的老屋就称之为塘堧屋。这老屋的住户都是乾三公的后裔。我记得最清楚的长者叫增老辉，就是常与大地坪老屋六老倌谈禅的那个慈祥老头儿（前文“火炉边的故事”有所描述）。
　　塘堧屋是我和童年们常去玩耍的地方。喜欢喊话惹得“寻婆婆”和“喜鸦鹊”大骂我们是毛弹神（前文“土改之对门屋场”写到）。也喜欢用棍子敲打大水牛的角，惹得“交古老”把我们赶跑……。然而，这样一个熟悉的地方，这样一个熟悉的屋场名字，我竟只知道喊出塘堧屋的地名，却写不出那个“堧”字。
　　地方人都认为堧 (ruan) 是边的意思，方言发音为xian。查《辞源》：堧，河边地也。又，宫补短墙曰垣，内垣之外与外垣之内的空隙地曰堧。《说文解字》没有录入此字。《康熙字典》：广韵而缘切，集韵、正韵、韵会而宣切，同壖，亦作曘。韦昭曰河边地，张晏曰城傍地，一曰城下田，亦作沙土地，亦作水滨地。佩之斋诗韵刘为下平声先韵，注为水边地，如河堧淮堧。因此，塘堧屋当是建在水塘边的屋，准确地标明了它的地理位置。俗称塘边（堧）屋也是正确的。写到这里时查阅资料，受益匪浅。
　　我自1958年吃了最后的早餐（前文所述）离开大地坪老屋之后，到1962年 7月回到老家时，发现大地坪墈下鱼塘南侧的塘堧屋成了一块空隙地。留下一二小间平房是残砖旧瓦重盖的，住户是队上会计沈美华。真是时过境迁，人去物非了。两进三开的塘堧屋哪里去了？“喜鸦鹊”飞到哪里去了？交古老的水牛还在吗？有“好的、好的”口头禅的增老辉还能做篾匠吗？……所有的疑问把我带到了美好的童年。我只好去问明老星和孝老经两位阿公，因为他俩经历了大跃进，是饥饿线上的幸存者。
　　明老星一边吧嗒着长杆旱烟筒说，“还有什么塘堧屋，人都保不住了！说什么要建万猪场，喊搞就搞，木材砖瓦都过了网江岭，过了教军坪，过了复陂塅。扛的扛，抬的抬，担的担瓦，推的推砖。路上就像过“粮子”一样，像蚂蚁牵了线。砖瓦树木都送到新安铺的朱家排。不只是塘堧屋，凡是老屋烂屋独屋都要拆掉去建万猪场。就是发了癫一样，想都想不到这样…….”。
　　孝老经说话是不露声色的。老是半眯着眼睛，微偏着脑壳叙述着：“还冇拆塘堧屋，增老辉（增辉）和交古老（交善）就去了老屋里（去世）。大水牛的骨头也熬了骨子油做了肥料。喜鸦鹊（喜庆）到对门屋黄婆婆那里填了房（亲属内部男到女家）。增老辉的后人都住进了宝乔祠。冬麻老（冬庆）和兆篾匠（兆庆）两兄弟搬到楼底屋。叔庆积庆都没有后人，改给（土改）了河海（地主），也住在宝乔祠。只有先萝卜（徐氏）带着美华（徐氏儿子）冇走，捡了旧材料盖几间也安个身。还讲什么塘堧屋，人都五湖四海了……”。
　　一、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元月建朱家排万猪场，正是大跃进、办食堂、饿肚子、得浮肿病的时候。朱家排万猪场建在新安铺之下，南山桥之上的山脚下。场长是黎集吾，会计是邹梅生，技术员是邓玉龙。
　　二、建场的砖木材料分摊到十个大队负责。每个大队要负责建一栋，每栋要养一千头猪，每栋有二十间猪舍。总共占地二十亩。
　　三、建场时是冬天，就把雪扒开动工。各大队送来的材料都是无偿的，送材料的劳力也没有工钱发。第十栋是分给我们石江大队建的，只好拆屋取材料，反正劳力不要工钱，任务必须完成。
　　四、当时的苏联猪种产的猪崽。开头有五到六千头，到后来只有两千头了，到结局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因为最后把他调回太白当会计。他当时在水产部，水产部的财产转交周远游、邹梅生接管，他走后就搞不清了。
　　五、猪饲料都由各大队负责送到万猪场来。人都饿肚子，哪有猪吃。万猪场难以维持下去。到1961年 4月，就慢慢开始拆猪场，说是体制改革。1962年就停止养猪了。到后来在这里办了敬老院，我们太白的能木匠是烈属，也是孤老，也送到朱家排敬老院了。
　　六、当时只有五个饲养员，十个兽医。猪发的病是传染病，他也搞不清是什么病。到底万猪场是赚了还是赔了本？总之，猪冇了屋拆了……
　　从塘堧屋的消失到万猪场的兴建，从万猪场的停办到敬老院的建立，敬老院停办后，这里恢复了一片田野。短短几年，缩影了一个时代的变革是何等的盲目和荒唐，甚至疯狂。本世纪前后，塘堧屋和朱家排原址都是高楼林立，景象全新。但殊知，半个世纪之前，这里曾发生过“疯疯癫癫”（或者这里轰轰烈烈）的往事。是为记之，为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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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概述
　　
　　据中共地方史载（第 121-124页）：“浏阳县委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在浏阳开展的四查四帮是在和风细雨中进行，解决了问题，教育了干部。但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此举因为没有上纲上线来整干部，搞斗争，被上级否定”。
　　“1964年 1月，县委根据双十条，决定开展系统的社教运动。1 月中旬至 4月底，县委组织307 人的工作队在罗江公社和城关镇三个大队试点。5 月组织1501名队员在九个公社一个林场开展运动。认为面上未突出“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样被否定，9 月中止”。
　　“系统社教运动载（第 127-129页）：1965年 2月 7日至19日，召开县四级干部会议，重新部署的目的主要是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7 月起全面铺开，地委成立浏阳社教总分团，一共 12600名工作队员，分十个分团在浏阳开展社教。从积极入手，赔退兑现，放包袱得解放，解决四不清干部问题”。
　　“清理专政对象，补划地主、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 437户。……321 名摘帽，74名逮捕，拘留40名”。
　　“社教期间，发展新党员 12955人”。
　　我从以上官方文献中才知道社教运动就是四清运动，才知道醴陵工作队来我地开展的社教运动才是系统的社教运动。当时我这个右派分子还没有正式宣布加入四类分子改造，称为五类分子，实际上是专政对象了。也去听过醴陵工作队队长易东富的报告，工作队的老潘和老邱也来找我做事。我对他们开展的社教运动的印象记忆犹新，特别是易东富队长和老潘老邱三个人。
　　醴陵工作队进驻后，连续开会听报告，发动群众清查当权派，清理专政对象，突出阶级斗争为纲，一时政治空气紧张袭人。
　　易东富是个中等身材的偏瘦个子，一口地道的醴陵口音。做起报告来语言犀利，咄咄逼人，从高倍近视眼镜下透射出可怕可畏的眼光。他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因我与他没有真正正面的接触。但我心里老是害怕他来找我。深知运动中找我谈话，是来者不善，一定出了什么麻烦，因为我是惊弓之鸟。
　　老邱是个高挑的年轻人，面带笑容，不露半点煞气，有些平易近人的好感。从交谈中知道他是财会人员。运动中的画主席像啊，搞忠字牌啊，刷语录啊，缝制语录袋等工作都是他安排我去做的，其实是绝对服从他的指示。有关这些容易扣政治帽子的特种工作，另文叙述。
　　前文提到的书桌上竹制笔筒座右铭和我在三哥湘溪日记本写的几句闲话，都已有人向老邱密告了。而老邱也没向我了解过这两件事，易队长也未在报告上提出过这些事。因为老邱几次来我房里要我帮他整理汇报材料，早就看到过笔筒上的文字。
　　至于住在我队的老潘，据说是供销社的干部，曾有风流韵事的小过错。难怪他喜欢与农妇讲些风趣的话，主要的事是与社员一起劳动，指导打了两块三合土晒谷坪。
　　社教运动我作为四类分子是不能介入的，只从侧面知道“四清和四不清”是有问题和没问题的界定。首先解释几个专有名词：“放包袱”是坦白交代的意思；“解放”是解除审查获得自由的意思；“多吃多占”是四不清干部的一个退赔原因；“兑现”是经济问题清查后退赔的强制执行。
　　社教中，我所在的大队，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都受了揭发和处理，退赔兑现的是些家具等实物。到1977年社教复查时，地方评论大队书记沈叨玉是公道人，于是他恢复了党籍，仍然连任大队书记。而大队长就被认为是铁案如山，没有解除党纪政纪处分，因为被他奸污的几十名妇女都联名揭发了他的恶劣腐败行为，另有一些事情也被社员徐理国等揭发。
　　社员都说，好人还是好人，孬人到底是孬人。金子不怕火，沙子就是沙子。社教复查，整错了就平反，该整的就整到底，省得他这种人好事不干，阴刀阴斧，吃饱了只偷婆娘。社员眼睛是雪亮的，打屁瞒不得裤裆。

ys1937

新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教运动中，清理的专政对象中，除补划了地主富农外，还划了一个新的阶级成分，叫做“新资产阶级分子”。关于前者，我一直觉得土改时地主富农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还比不上本世纪本地农村普通老百姓。
　　关于后者，在社教时就是一个新成分，故称新资产阶级分子。我们龙伏公社就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宣布了上源大队的陈国光和复新大队的傅乐安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不过，他两人没有参加过我们五类分子的集训，因为他们是第六类分子。也可能他们列入二十一种人黑名单之内，或者列为内专对象，总之有个“分子”的头衔。
　　陈国光原是我在南普寺读高小的同学，解放初期参军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复员后在石江诊所（今江美和瑞队陈桂清住址）从医。后撤石江诊所，建龙伏诊所（原龙伏老街，今付淮窗住址），陈任该诊所所长时，以付贤乐、刘赢洲两人（皆地主）坐诊中医，付育仁（地主）主中药调剂，江述吾主诊骨伤科。
　　在这个天地里，中农成分、军人出身、年青有为，他应是红旗下的红人，青云直上的，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极盛时代。然而在社教运动中，他被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于是被打回了老家麻坊坳，一直务农为业。后来虽取消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再未能回到医疗卫生部门去。当过村上护林员、村长，入了党。
　　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应属于工薪阶层。要划个新资产阶级分子，必须是捞了一把，爱财者的发财，是取之有道？或是非法敛财？从1964年 8月 6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的《关于处理常宁县委主要成员腐化变质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可管窥一斑。1965年 1月中共中央发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常宁大多数被整者相继被解放出来，收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234人，判刑或劳教的 5人，划成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补划地主成分的 4人……。
　　从中共浏阳地方史所列数字（见前述文字），大致与常宁相类似。既不是龙伏公社的创举，也不是醴陵工作队的新发明，而是系统社教运动的产物。
　　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傅乐安，是另一类情况。
    傅诨名为“乐结巴”，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是一介农夫，也是传承了祖上衣钵的鸭司令，住在捞刀河畔的凫渚台（俗称乌猪袋，雅称乌飞台）。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是“沙汀凫渚，岸芷兰香”，有着得天独厚的养鸭条件。同时，他掌握秘传的孵化仔鸭技术，发的鸭财也是赚几个辛苦钱。因此地方评论说发财也该他发。不偷不抢，盖几间土砖屋，发点财也喷做鸭屎臭……
　　但这样的人，在社教中就成了新资产阶级。这样的新资产阶级能比上资本家家中的佣人么？！只有没收房屋，停止孵鸭子，强迫劳动，戴上一个“帽子”，挂着一块牌子，成了一个“分子”。纵你乐结巴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发不了财，和大家常年在泥巴里滚工分才开心，才达到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目的。
　　胡耀邦上台后曾说：“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哪一项都不能忽略，那么多的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拨乱反正后，傅乐安激发了被强制压抑的养殖积极性，重整旗鼓，再操旧业，开起他祖传的鸭棚。春秋两季孵化的鸭苗，赊给地方的零星养鸭户，也赊给贩卖鸭苗的剩余劳力。他不但自己富了，也带动了他人富余。因此，他成了万元户。从此“乐员外”成了他的外号，取代了原来的“乐结巴”。
　　乐员外的事迹评了科技示范户，电视上播出了“养鸭大王”的节目，他被评了“神农一等奖”、“优秀致富能手”，并入了党，出了名，选上了浏阳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浏阳县委还将给他一面养殖专业户的锦旗，上面由民政部长崔乃夫题词“为富施仁，精神可嘉”。浏阳民政局长宋赛云赠了一手七律：
　　  沧海曾经骇浪横，浊清泾渭自分明。
　  　蒙冤忍受当年屈，创业甘回此日荣。
　　  户号万元勤俭致，名扬千里技能精。
　　  照人恰似无私月，一片丹忱倍有情。
　　我和他一起到浏阳开过几次“科技示范户”会议，会后逛街时，他用轻缓沙哑的声音对我说，沈老师要斩把劲搞，发了财也要出点名，我好推荐你去当个政协委员……。我说我是吃粉笔灰的教员，搞点庭院副业就评个示范户都很惭愧，还想当什么委员啊！我这个教员怎能比你这个委员啊！你原来只有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可现在的帽子就多了去了，委员啦，大王啦，党员啦，模范啦，员外啦……。
　　这是这个社教时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生涯中最风光的鼎盛时期。几十年来，他的外号固定成了乐员外，乐结巴再没有人这样喊了，也不再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了。
　　2009年，我在龙伏镇看见他在赶集，还是老样子，高瘦个子的背有点隆起，走路向左侧着身子。躲在鸭舌帽下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一身旧中山装，还是当年乐结巴的老样子，看上去没有员外、委员、大王的风度，一个勤劳致富科技发家的地道农民。

老木匠

这位老先生真是了不起！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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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佩服。
    看似琐细，仔细读来，人情风物，就在眼前。
    是一篇少见的文史资料。
    而且博爱先生心态平静，所言如小桥流水。但仔细读了，许多历史也就清楚了。

ys1937

节余粮食也惹祸
　　
　　因为跑乡工要吃百家饭，“肚子跌在别人饭甑里”，事实本是如此。可别人要这样羡慕地说着，我们只好谦逊地回答：“傍着东家的厚背棚（多肉的背部），靠靠你们的仓门板，混伙食！穷不做官，富不学艺。感谢市主肯帮忙不嫌弃，混大几个人（指孩子）！”。
　　年复一年，老是这样听着，也老是这样回答。
　　尽管我俩在农业大忙时赚工分，其它日子是日夜赚工钱买工分，最多年份也只有八千多个工分，达到了极限。把基本口粮和工分口粮加起来从未超过人平四百斤，低于队上人均水平，年终结算老是站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也就是前文所说的“督名”。
　　可是，我家却是一个余粮户，一是因为祖母带着曾孙子们留守在家，食量不大，加之祖母是大跃进饿怕了的人，生怕浪费粮食，一只烂番薯削了又削，剐了又剐，舍不得丢弃。一粒米也要拾起，说粒米度三关，浪费粮食遭雷打。二是因为我们夫妻俩大多日子吃百家饭，家里有余粮是众所周知的。
　　于是一些少粮户也经常来向我借粮食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人家开了口，就要连肯顺肯答应，因为这是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别人今天缺粮，今后劳力齐了也就会成为余粮进钱户的。将来我缺粮时，别人也会帮我的。我多余的粮食都借给了周边村组的市主，没打借条，只凭一句话就把稻谷担走了。几年间，我借出的稻谷就有二千多斤。
　　不料这个事情却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因为有人向政府汇报我有余粮借的情况。
　　我的堂弟是队上的贫农组长和大队的基干民兵。一日，他从区上开会回来告诉我，说会上提出我有余粮借出的事，可能会派工作队来找麻烦！听到这个消息，我镇定自若，只等待工作队来调查落实。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要市主把借走的粮食交给政府，没收余粮罢了。
　　不几天区上派来工作队王湘主和沈××来调查。我把余粮外借的原因及有余粮积余的原因都向他们说清了，并着重说明不收利息。如果借出的是晚稻谷，还的是早稻谷，就每百斤少收五斤，作为干潮补差。同时，我呈交了一份外借余粮明细表，有名有姓有地方，有重量，注明了早稻或晚稻谷，因为当时早稻价格略高于晚稻谷。请他们到各户去调查，老实听候政府发落处理。
　　工作队到有关家户进行了调查，并向区政府汇报了情况，要我莫隐瞒户头和数字，争取宽大处理。我感觉到这回惹了祸，惹了麻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做个吝啬鬼好了。可是有借有还，互通有无，开口求援非帮忙不可，何况都是些老市主啊！政府硬要没收，我也心甘；政府要市主莫还我，我也无悔无恨。
　　不久，工作队王沈二人把我叫去，说已调查了，特别是黄正凡等几户证明我不但不收息，还每百斤早稻谷少收五斤的事。于是当场宣布节余归己，并说互相调剂是政府允许的事，如果放了高利贷，收了加息就是违法行为。
　　随着孩子们的食量与年龄成正比增加，而队上分的口粮增幅不大，节余的粮食就不断减少。到“老燕筑新巢（后文叙）”那年，余粮基本耗尽，我也就不再担心节余粮食会惹麻烦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祖母。祖母说好事也难做，有时好事图不得好报！每逢工作队来找你，我就吓个半死！提心吊胆，看见竹片怕是蛇！不过调查了，实事求是，政府还是光明的。至于那个姓沈的拿去几丈布证（买布要）冇给钱也就算了。赔点小财可折大灾。

杜雅萍

一地风土人情变迁，娓娓道来。

ys1937

“反革命”成了诨名
　　
　　醴陵社教工作队的老潘借宿的那户人家，也是姓潘，贫农成分。算是扎根于贫下中农，又是老家门。茶钱饭后扯起谈来，离不开“荥阳望郡”。特别是西晋潘安仁种桃于花县的典故，“掷果盈车”使妇女多么羡慕这盖世美男子。但他绝不提起北宋那个潘仁美，好比陈姓人不提陈世美，秦姓人不提秦桧一样。只有正面人物才光宗耀祖，才脸上有光。
　　可老潘选择扎根的住户中，竟有一个叫“反革命”的人。他很惊讶地发现，出集体工时，大家都叫这个迟钝的小伙子“反革命”，而家里人都叫他异伢，或富伢。为了不走错阶级路线，他郑重其事地私访了一些人。
　　这个“反革命”，偏矮略胖的个子，嘴唇外翻而厚，眼神迟钝，个性孤僻，语言不流畅。大跃进时随离弃的生母远奔江西，故名异籍。其父的第三任妻子生下三个儿子，依次名号贵乔、长乔和命乔。为了完整富贵长命这个吉祥词语，于是就把异籍改为富乔，一个多么有意义的雅号啊！异籍的称呼就淡化，只有他继母偶尔叫他异伢。
　　“1966年 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选57人代表出席地区会议。4 月 9日至29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毛著和语录的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当作至高无上的知识”（中共浏阳地方史第 129-130页）。没有人知道学毛著高潮正是文革的前奏，即将拉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潘富乔正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他的“反革命”外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冕的。没有人去追究具体原因，喊的人多了，喊的时间久了，似乎“反革命”喊成了习惯，就取代了原来“富乔”这个雅号。潘本人听得多了，也听习惯了，无形中接受了这个外号。回应起来是那么麻木，是那么无所感觉。似乎这个“反革命”的称呼没有一点政治色彩，嗅不到一点阶级成分的气味。从冷漠的眼神，到戏谑的口气，似乎看不到人性之所在。
　　尽管富乔一直默认着这个“反革命”的外号，我总是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而时人总是这样麻木不仁地叫着令人心惊胆颤的“反革命”，很少人去反思这个时代产物的来历。
　　2008年，“反革命”已经五十一岁了，他和我前妻的女儿是同年出生的。看到他，我就想起夭折的女儿也该五十一岁了，因为祖母说大办食堂时她在幼儿园负责看管两个孩子，就是富乔和我这个女儿。
　　我在“旧梦”组稿时，选定“‘反革命’也成了外号”这个小题目，于是怀着难以抑制的心情走访了他。
　　这年冬天，我在他烧木炭的土窑旁见到了潘。他正在掏出炭灰，满身灰尘，手脸乌黑，比以前老了不少。他还是那样迟钝，走起路来还是向左侧着身子挪动。
　　我问他还做临时工吧？他说，身体吃不消了，这几年替人烧木炭，从装窑到出炭窑一个星期时间，从前每窑收二十元工钱，现在要四十元了。东西都涨了价，我也要涨点价。守了这个窑也算半个家务。我递给他一支香烟。他说：敬辞了，冇钱吃烟就不吃了。好得办了一个低保本子，自己立了一个户口……。
　　我和他同坐在一堆树筒上扯起了“反革命”的事。
　　“我那年在龙伏完小读六年级，校长是余成林（原教委招生办主任），教导主任是寻民恢（原社港区文教办工会主席），班主任是寻课录。有一天发现厕所里写了反动标语，就怪是我写的。我确实冇写，硬说是我写的。就开全校大会，站在台上挨了一餐批判，就把我开除了，从此冇读了书。在生产队出工，开头只算半个劳力工分，后来才平女劳力。”
　　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后来都叫我反革命，冇人喊我富伢了！很久后，有个姓张的学生（隐名）用农药闹（毒）了鱼，被发现了，他在写检讨时就交代了在厕所里写过反动标语的事，才证明我冇写。不过学校没有来过问这件事，就这样背个“反革命”名声！后来我去教革办找过几次沈利国（教革办主任），也没什么答复……。”
　　我深知那个年代发生的那个事，学校不抓出一个人来作处理，是脱不了身的。搞了个替罪羊就结了案，就不管你富乔的死活了。无情的光阴流逝了三十多年，阳光依然很难照射到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你烧你的木炭，一脸灰尘，“反革命”的外号还是经常有人戏谑地喊着啊！

    引者注：此篇中，‘反革命’名为异籍。按当地人习惯，在二个字内取一个，再加上‘伢’字后缀，就是平时称呼了，因此，又称为‘异伢’。

ys1937

天口崖下的冤魂
　　
　　我的岳家保寿山所在地浏阳县山田乡，原是 106国道上的一个自然乡，现在已经合并到淳口镇。山田塅西面的陡峭山崖叫天口崖。枫林峡谷水从崖下静静地流淌着，只有从崖下那座彭家坝向岩下潭冲泄时才发出可怕的声音，溅出的水花在坝潭里随着漩涡消失。
　　自 106国道在崖下修通后，我和妻子不知多次从这里坐在车上经过。但不敢面对这峥嵘的坝石和阴沉的坝潭，更不忍听那凄戾的流水冲击声，只好掩耳面壁，痛心地躲过那一段叫彭家坝的可怕路段。因为往事未如烟，触景生情，一幕永不能忘的凄惨景象涌上心头，锥心刺肺，不堪回首。
　　按天干地支的五行属相，丁未年是个红羊之年。虽不遭兵燹之难，但人祸却降临岳家。一个阴沉的早春上午，社员们都在翻犁绿肥稻田。我扛着板锄刚走到田里，准备去灌水犁田，路上就碰上从山田来的堂妻弟戴腾龙，说是到我家找陵姐有事。他的突然到来，我顿感不祥。无事不登三宝殿，必然是岳家出了突然事故。
　　二人刚近大地坪老屋，妻子很惊恐地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妻弟说四婶（即我岳母）病了蛮严重，马上回山田去看看四婶吧。这时妻已有身孕，于是一行三人马上往山田进发，身重脚轻，心急如焚，三步当作两步走。一路很少讲话，心事沉沉，硬是在中午前赶到了保寿山。
　　穿过古老的官厅大屋就到了保寿山，庙门外有一小群人围在山门右边的屋檐下，檐下用竹晒簟斜搭在墙壁上，晒簟下的台阶上傍墙放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物体……很快认出这是一具瓦棺材。妻子捧着大腹冲到台阶上，一眼看到躺在瓦棺中的就是心爱的母亲，哇的一声伏在瓦棺上抚着妈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我不能不把妻子拖开，因为她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了三十里路，已是非常疲惫了，又这样涕泪交加痛哭一场，给她的身体和精神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突然的打击她是难以承受的。
　　她想起妈妈为她“辍学从师”、“参师进厂”和“三过铁树坳”、“抱养外孙女”等大恩大德，却没有给妈妈半点回报，没有尽到一点孝顺之心。妈妈无私地操办了自己的出嫁，自己却没能帮助改变娘家的生活，使妈妈无法走出窘境，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无法报恩于九泉之下的妈妈。
　　岳家本是出自“二礼家声”的大户人家，现蜗居保寿山，何谈及遵礼丧葬呢？！生不能厚养，死不能厚葬；只能陈棺阶檐之下，不可陈棺庙堂之中；不能鼓乐闹奉，惮其“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吾母，生我劳瘁”之词。
　　是夜，我和姨夫姨姐妹们带着小舅子守坐山门内外，春雨霏霏，寒气袭人。屋檐水的滴答声打破死亡般的寂静，在幽咽地倾诉殁者的窘境和存者的悲哀。
　　次日早上，草草把岳母安葬在对门山上。送葬时，我看到十二岁的小舅子穿着麻衣，扶着桐杖的情景，更是心痛。
　　原来，有人看见岳母朝天口崖下的河边走去，以为她是去拔小竹笋；不谅她投在彭家坝的水潭里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年仅四十四岁。
　　后来妻子后悔莫及地对我说，“妈妈走这条无情路，实在走投无路的生活窘境下造成的。除紧张的政治运动的压力因素外，我们子女们也有责任。”
　　“当时祖母年高，父亲是个体弱多病的改锹子。生下的第十胎才是个弟弟，也是个秋瓜，还只十一二岁。大姐嫁出去了，夫家也是地主成分，自身难保，也是牵挂的；大妹孟林自己找了对象也飞走了，小妹孟熊不肯在我家过日子也回来了，我能赚点钱也出嫁了。剩下的五个人，没一个劳力，也没人赚钱，生活怎么过？没有一点指望的情况下，她走这条路，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家的社会关系都是高成分，连姨爷也划了右派，她是想不通的；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很要强，又无法支撑这个家。以前地方都称她易生娘（岳母姓易名依庭，淳口易应龙之次女），后来喊她易嫂子，又后来直呼她易婆婆，最后喊她地主婆了。她在内外压力之下能支撑住这五口之家吗？！”
　　“她一共怀了十胎，其中两胎是男双胎，共十二个，但其中的四男三女都夭折了。剩下五个又飞走了三个女。自己身子拖垮了，却得不到一个护阵兵……。她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交代一句话，就这样走了，真是冇得救星了。假使有人发现救起了她，一定会劝她的。”
　　妻子这样痛心疾首地哭诉着。
　　“假使我们注意关心了她的苦楚，或她被人救起了，我一定把她接到龙伏我们家来过生活！”我说。
　　“你这是董永婆娘打天讲。她走了，剩下的四个人吊起来喝西北风吗？！治保主任能准地主婆逃避管制吗？！何况我是地主子弟，你是右派分子！这是走到绝境，天不绝曹也要绝！妈即使活下来，也是活受累，打活磨头的。反悔的只是不该出嫁，该多帮她几年，等老弟大一点，经了力（成了年），生活有了指望，也可能救了妈妈的命！”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妈去了就莫想她！希望在你弟弟这个“秋瓜”上，想通些！想远些！你急坏了身子，我们也不得了！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我只好这样安慰她。
　　写这文字时，“秋瓜”已五十二岁了。虽还未到“双柑风味”的晚景，但已露了“二礼家声”的端倪；也是托了祖荫，岳母含笑九泉吧！

杨林

有没有出版呀？网上看太累了。

ys1937

语录袋、主席像和忠字牌楼
　　
　　自1966年 2月19日浏阳县召开全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和 4月 9日至29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老三篇，大发动、大讲用、大参观搞得轰轰烈烈。四卷红宝书分发到了各户，各户均在自家墙壁上钉了宝书台，宝书整整齐齐放在上面，以表示对几个伟大的“忠于”。
　　我们是黑五类，是不能有红宝书的，不要每天背诵老三篇。出工和收工时，也不要站在晒谷场去搞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出工听钟响，绝对服从队长的安排，接受社员的监督就是。但我在学毛著运动中，也做了一些关系到学毛著的事情，在申报摘掉我的右派分子帽子时，被列入改造表现好的材料，认为是我老实改造，立功赎罪的表现。
　　一天，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沈略超要我夫妻俩这几天不要去跑乡工做衣，准备缝制语录袋。布料是用大红洋布，尺寸按宝书的长宽厚度，还要编制带子做背带。另外为了取放宝书方便，不做盖子。带子的长度是从左肩斜跨到右髋骨。袋子要缝得不松不紧，既不能现褶皱，又不能现瘪皮。要使宝书装进去显得严严实实，又要取出放进畅通无阻。
　　按他的铺排，我们先缝制了一个样袋，交他审定。他认为蛮好，只是背带的长短要做成两个尺寸，因为个子有高有矮，手臂有长有短。就这样我俩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诚惶诚恐地完成了他指定的数目。
　　缝制时，妻子慎重地交关我，袋里要来回缝夹线，袋口要缝倒针。因为这是社员要背着宝书到田里地头做工的，一旦语录从袋底溜出来掉到烂泥里，就惹了大祸，脑壳上的帽子就要加秋啊！
　　还有一次，治保主任沈干成要我到临近大路的墙上和柱头上画毛主席像。这个任务就比缝语录袋的难度大，而且政治风险特别大，很容易戴上污损领袖形象的帽子。真是“仙人难倒了凡人”，我不能不想办法来做好这件事。
　　于是我从沈略超那里找到了一个印在语录本上的黑白头像，按比例放大到一块硬质纸板上，用小刀雕空黑色部分，头像有效宽度不能超过六市寸（因为青砖柱头宽七寸二分）。把样板端正固定后，再用红漆涂刷，稍干后才取板，恐防走板污染了头像线条。
　　这样，从软桥组而上到长兴组，再到和瑞组，三处路边的柱头上和墙上都被我涂满了主席头像，并且在头像上面还有“最高指示”四个字。大队干部说这个方法又快又好，头像与语录上印的一个样子，冇走样。我认为自己算是一个改造表现，表了一个“扬”。
　　后来，治保主任要我写“防火防盗防破坏”的警示标语，我也是照这个刻板涂漆的方法完成，不过这个标语是要刷到各个屋场显眼的地方。
　　语录袋和主席像刚完成，第三个任务又来了。
　　一天，社教工作队的老邱说，上级指示在大路边建块忠字牌楼。现在选了地方，是江美学校的操场边上，又当大路又显眼，到圳边洗衣的妇女一天可看好几次。要立即行动，文字和头像交你负责，其他劳力由队长安排。
　　于是那个分肉只要颈圈肉的尾砖匠（沈略超之父沈尾芦）就带着砖刀挂尺（垂线木尺），系着围裙刨开路边松土下了毛脚（基脚），沈福厚和沈皆遂（拖楼梯一节中那两个和我一起常年辈发配拖楼梯的地主子弟）担砖抄石灰。我就搞文字图像设计。上午用潮湿的土砖砌了个土牌坊，不等缝泥干固，下午就粉刷石灰。
　　尾砖匠不冷不热地说：这是做空事，土砖干了一缩，粉的石灰就成了一块空壳粉皮，搞不长久就要落个精光！吃了饭冇事劳空神！但是任务很急，上面就要来检查。等不得墙体干燥硬化，我就必须在墙面顶部刷上红色主席头像，中间做个黑体大红忠字，再写上三忠于四伟大的条条。右边是毛主席万寿无疆，左边是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片红色，富丽堂皇。
　　工程完成后，老邱来亲自督办和验收，说是速度快，工效高。比邻队的忠字牌坊还要雄伟些，上面来检查的一定会很满意的。
　　不料完工后到十天，土砖干燥后一收缩，石灰墙块真的开了坼。几块石灰粉壁落掉了，“忠”字也不忠了！几场雨水的冲洗，裸露的土砖解体，倒在路边的水圳里。不过因为响应了号召，迎接了检查，倒就倒了，老邱也没说什么。
　　后来出工时，大家笑话尾砖匠的墙砌不正，打平水不准，粉的石灰就落了粉皮壳；这是不忠于……。他就认真了，发起脾气，“砌的湿砖冇干就粉细泥，细泥冇开鸡脚坼就粉石灰！要吃急火饭就搞不长久！就要落粉壁！下回再要砌‘忠于’，去喊别人，我怕落粉壁。还怪我不忠于，去喊会忠于的人来砌……！”
　　也奇怪，尾砖匠这些牢骚话，一般不会惹事，可能是他阶级成分好。现在还记得这个老砖匠去世时，我写的挽联中就有“老牌砖匠，地道农民”的八字考语。

ys1937

重踏老路上蕉溪
　　
　　前文写到“赴考过蕉溪”是上世纪初的事，隔我写这段文字时，已相距五十余年了，但这条老路并不陌生。洞庭滩的铁匠铺，黄荆坪的石灰窑，石洞岭的茶水店，蕉溪岭下的高家饭店，蕉溪岭上的仙人脚迹……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只不过以前是学生身份，这次是五类分子；以前是赴考求学，这次是改造罚工。
　　要修通蕉溪岭这条公路（今 106国道），石方土方工程相当大，没有机械操作，全凭锄头扁担；科学一点的是燃引线用爆破。这样大土石方工程任务全部由北区农民来完成。我们龙伏公社分在南坡皂荚湾一段，公社下面各大队的民工分开驻扎，各立食宿单位。
　　通过几个月的披荆斩棘，肩挑手挖，终于完成了路基。农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北区与县城、与东南西三大区的沟通立下了汗马功劳。劳动报酬是队上按高于同等劳力记工分。民工们赚了工分又赚了饭吃，比在队上出工要强一点，也都愿意去，也很有积极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首先就要建立后勤班子，办个临时食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大小铁锅盆罐、蒸笼饭甑等全套炊具和起首的大米蔬菜都必须先行送到皂荚湾。这个任务由在治保主任监督下能出工劳动的五类分子去完成，我是其中一个，也最年轻的一个。
　　沿着这条老路走去，队伍很不整齐，死气沉沉的，路上很少有人说话，速度慢得像散步一样，因为徐霍霞、沈玉堂、潘宝仁等确系年龄很大的老龄五类分子了。我虽然也修炼了几年“三皮”，但担这七八十里路的担子，也是第一次。
　　这个场景，既不像“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也不像薛仁贵的火头军。一不像逃难二不像躲兵，中午才到达黄荆坪，打了中伙，休歇了一下。
　　霍猫狸（徐霍霞）一边卷喇叭筒一边对我说，“还是土改解押去火官庙时走过这里，老样子冇变！”。玉老堂（沈玉堂）说：“这是烧石灰的地方，我也是和章天师五个人一起解浏阳时走过。不过现在老了难走了，少钦和水山是精壮劳力，担子也重些，说以前来这里推石灰，一车推得三百斤。这次只担几十斤还累人。”
　　改造组长说，短途担陡力，长途担耐力。我说以前去浏阳读书是祖父担行李，自己走空手也累死人。
　　治保主任于是就说，“不要翻旧事，越坐越不想动身。晚饭前必须送到皂荚坑，还要临时打灶托蒸笼。下午中途不歇气，不怕慢只怕站，屙尿的时间可走二三里。讲话不影响走路，边讲边走还轻松些！要吃烟的，也要边滚边走边吃！反正路上不停，早到早休息！”
　　黄昏时才到皂荚坑。晚餐是在邻队食堂吃的，虽然只是萝卜白菜粉皮汤，倒也吃得舒服。是夜，挤在地铺里睡得很深，连噩梦也不做了。
　　次日早晨我打量一下皂荚坑这地方，发现居然是个曾经来过的熟地方。回忆起在火官庙服刑时，姚麻子带我们来这里砍过大松树，是为了技术革新做土水泵。不由得心潮起伏到“火官庙”的日日夜夜，恍惚听到了那“黑夜梆声”。
　　活干完了回到大队上，治保主任向五类分子改造组长宣布：“这次送伙食担子的人占多数，下回送电影担子就不摊你们的义务工了。要这次冇来蕉溪岭的人去送，如果分子是老弱担不得担子，要屋里子弟代送！”
　　组长叫陈醒狮，是前文“绥和乡长陈闲僧”的儿子，现年高八十，还健在。其余的五类分子们，除了我之外，都早已作古了。

ys1937

班房袋在屁股上
　　
　　社员在稻田里擂禾（用脚除草）时，手里撑着擂禾棍，肩上挂上装着红宝书的语录袋；也有人用语录袋装着收音机播放着；也有人边擂禾边背诵老三篇的。有时遇到困难功夫，就大声朗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是学毛著的高峰阶段，也是田间一道划时代的风景线。
　　当此时，那个老邱又来要我完成一个特大任务。他说这是一个特大政治任务，非做不可。具体做法是要把楼里屋场正厅的神龛拆除，用土砖砌成新墙体，用石灰粉好后，画一个主席彩照像。他说砌忠字牌坊是其他大队都能做到的，画大型主席像的就蛮少。工作组已经决定画一个，硬要我完成这个任务。
　　我再三表明我是接受改造的右派，犯罪就是这支笔画了漫画。画不好就会戴个罪不可赦的政治帽子……！“不能推托，明天就开工！”老邱不由分说，撂下这句话就去找队长安排劳力了。
　　于是，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去问贫农组长明老星，他说不要太怕，只要照模子（主席彩印）搞，不走样就是。这个阿公说的真是轻松！
　　第二天，又是沈皆遂等几个人做小工，陪着尾砖匠砌墙。“尾师傅呀，这回再掉了粉皮壳，就要掉脑壳的。这回是去画主席像不是写忠字呀！”有人戏谑着。
　　“要吃急火饭就要掉粉皮！怪不得我！”尾砖匠带着一丝火气说，“砖干了缝干了再粉细泥，细泥里多拌些草筋；等细泥开了鸡脚坼再粉石灰，多压几次盪子，保证不掉粉皮壳！又要快又要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去要别个搞！”。
　　皆遂是我读书会时的难友，他也特地来提醒我：“社港镇街口的牌楼上，画了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俩伟人。是右派吴忠荣画的。有人提出他恶毒污损伟人形象，挨了好几次斗争！我们都是受政治迫害的人，不能重蹈覆辙。画主席像是最危险的事，是把脑壳提在手里，是把班房袋在屁股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办法推托开，单纯去挨死力气，安全得多！”
　　我听了他的提醒，更加诚惶诚恐，不寒而栗了。明知洞庭湖翻了船，为什么还要过洞庭湖呀！我整夜都在做噩梦——被捆在台上挨斗争！
　　老邱把一张彩印主席像递给我，说这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民招手的样子，左手夹着正燃着的纸烟。要原样子放大，颜色也不能变，既要有英雄气概，又要有和蔼可亲。墙已经干了，就开始画起来，不准推诿。这是改造的表现！也是忠于毛主席的表现！
　　我在脚手架上整整画了七八天才算画完了，但是不是画好了，要等工作队来检查验收了才可以放下心来。我的心一直在随着架子的摇摆而打鼓，家人也在为我担心，生怕惹出祸来。
　　队上的明老星阿公，每天都站在厅堂里看我画像。一边吧嗒着旱烟筒，一边提出些意见。他说做的怕看的，只要没画走样就可以了。老邱每次来看，都拿着样板仔细对比，提些意见。
　　最后检查验收，得到了工作队的认可，还特别说这个不算做义务工，要队上按同等劳力给我记工分。
　　后来三忠于的热潮降了温，醴陵工作队也不知何时撤走了。虽然这个庞大的毛主席像没有掉粉壁，但也没能维持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被拆除了，至今能记起的人也不多了。只是我有惊有险经过了一场关煞，总算是把提在手里的脑壳放回了脖子上，也没关进袋在屁股上的班房里！谢天谢地！

ys1937

香炉山
　　
　　1956年夏天，我和皆遂去橙桔峰（见前述第七章《扫盲与教书》文字）是从白荆源经香炉山的羊肠小道而去的。三十年后我又坐在香炉山的土塝上，用笔画下了白荆源全景图。香炉山于我虽不是个陌生的地方，真正识破它的真面目，还是社教后期住在香炉山下的时候。那时身在香炉山中，挖石砍树，垦发杉木林地，也是大队长陈间如在香炉山丧命那年。
　　60年代的某天，龙伏公社决定把香炉山开垦为杉木林基地的任务分摊给各大队去完成。香炉山的地貌形状并不很像香炉。它是由橙桔峰经大湾岭蜿蜒而下的一座山，并不险峻。东麓有个纵深很长的山冲，西麓属画眉大队辖地。向南延伸到黄桥一带的山体越来越低，形成红壤丘陵，土质酸性，树木稀少矮小而老化。
　　选择香炉山垦发杉木林基地是这一段山体有深厚的变质岩风化疏松土壤（俗称石子土），有良好的排水保水性能。同时，气候温凉（昼温夜凉），湿度均宜，并且没有夹杂大面积旱土。植被以混合林为主，山麓有零星竹林，山腰为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树混合成的茂密植被，山顶以杉林为主。
　　这种自然环境，完全适合杉林的生态生长，因此选择在香炉山开垦杉木林基地是有可行性论证依据的。可是后来却命名为白荆林场。香炉山并未因林场而出名，香炉山还是那个香炉山，只是白荆大队尾巴上的一个小地名。
　　来这挖山的民工由队上挑选精壮劳力，以民兵和干部为核心，能劳动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弟都要去。社员和分子同工同酬，食宿都在一起，以大队为伙食单位。大部分人都住在食堂附近的香炉山徐姓聚居的屋场里，一切行动听大队长陈间如的喊叫和哨声。
　　上山时，每人肩上扛一把二号大锄，锄口五公分左右宽，既能挖土，又能斩断树根，俗称二能锄。由于库孔大锄柄粗，锄体厚实，具有很大的杠杆力，很适合撬出树蔸下的石头。这是我们唯一的工具，不用带其他肩挑工具，所以来回非常轻便。但也有私带砍刀的，是为了就地取材弄条扁带或锄把的，但只有社员身份的人才敢这样打个私主意。
　　晚饭后，有打扑克的，有到附近走亲访友的，少数人抽着喇叭筒轻声细语。食堂对面那个小山冲叫桦冲。几个大队农村剧团的干部和基干民兵（也有女的）都住在那里一户姓首的赤脚医生家里。晚上，那里倒是别有一番景象，弹出吹拉，热闹喧天。
　　我这个五类分子不能去那里现世，被子里才是我休息和回味往事的地方。这样的晚上，让人思绪万千，一时想起十几年前和皆遂去橙桔峰下考察“古橙桔寺”和“古银杏”，那时是何等的壮志满怀……；一时想起自己这个右派身份，不方便去附近大姐家走走，感到潦倒平生亲也疏的窘境……；更惦念着在家唱独角戏的妻子和年老担惊受怕的祖母……。我只好躺在被子里思前想后，同时暗自祈求安全无事回到家里。
　　三十年后我在龙伏中学教书时，有兄妹两个学生告诉我，他说他的爸爸姓首，做赤脚医生，住在香炉山对面的桦冲。我听了后，虽然没有讲出我在香炉山开挖杉木林基地的往事，思绪却马上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个浮想联翩的夜晚。这两个孩子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在网络世界里，可能会发现“香炉山”这个熟悉的地名，从中也会知道他的老师曾经在这留下过足迹和忧郁。
　　我们挖山的安排次序是一字排开从山脚挖起，挖除所有杂木杂草，进度基本一致；劳动时，怕倒树和滚石伤人，劳动强度并不大，因为陡坡挖掘，只能慢慢挖，既怕伤己又怕伤人。遇到难挖的树蔸和石头都互相帮忙，或者坐下卷个喇叭筒。大龄人喜欢翻陈事，年青人喜欢开玩笑。
　　我是第一次在深山老林里享受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这种气氛中，我也忘记了一切。但说话和劳动还是特别谨慎，怕将来总结大会来个秋后算账，冷狗屎发热烧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有一天，挖到一丛灌木蔸下，忽然发现伸在我额头上的枝条缠着一根艳绿色的绳子，定睛一看才发现是条小蛇，虎视眈眈，一动不动，口里吐着很小而开叉的针（舌头，也叫信子）。大家说这叫青竹篙，蛮毒的家伙，赶快打死它。皆遂跑过来一看，也说这是青竹篙，就是青竹蛇。又说古书里有“青竹蛇口毒，黄蜂尾上针，世上万般毒，最毒妇人心”的诗句来描写奸妇的阴毒狠辣。我后来在中学制作标本时，曾想起这条青竹篙是做保护色动物标本的好材料，可后来一直再没找到青竹篙。
　　大队长陈间如本是做老式裁缝出身，搞农业也是半个改锹子。当大队长是社教时的事，算是一个本真老实的人。这次挖山，他只要安排指挥就可以的；可是他从不空手进山，手里总是有把挖锄的。
　　一日，大家正挖到半山腰，他却在山脚边检查加工漏挖的地方。一块石头劈里啪啦滚下，在大家的喊叫声中，把他打伤了。因为伤了脑壳，抬回家就咽了气。丧事极简单，善后处理是工伤事故，没听说做了多大的经济补偿。对于垦挖这块杉木林基地，唯他作了血的贡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理应写下这一笔的，此志纪念。

ys1937

冰天雪地上关山
　　
　　这关山，指的不是广义的关山，而是社港大洛的关山水库。因为水库的堤坝建在关山杨家大屋上边的峡谷口地段，故名关山水库。库区不是狭长水面，而是像猪肚子近似椭圆形；东面一直淹没在夜合山的潭口和西面的镜山脚下，北至与平江相邻的小界。原正东面的大洛坪徐家大屋和徐氏宗祠均已淹没。
　　这座水库的主要水源来自夜合山之上的周洛洞，周洛横洞至周洛坳的小溪是石柱峰西坡的水源汇集而成，周洛的正洞溪流是由石柱峰北坡下的桂花峡至北斗庵的水流汇集而成的，两溪在火石桥汇合入夜合山峡谷，出潭口入库区。
　　关山水库的堤坝特点是坝身高，坝体宽，坝幅短，非常险要。溢洪时，飞瀑直下，吼声如雷。水流咆哮而下，经鲁家坪、渣石塅到花桥的关山嘴急转南流，形成捞刀河主源流。这是捞刀河的正源，主源头即周洛正洞。
　　关山水库堤坝下的关山杨家大屋坐落在关山峡谷的台地上，大屋周边有平坦的旱土和稻田，五进的正屋向两边展开，形成一个厅巷交错的建筑群。虽然不很完整，犹见当年杨氏家族的恢宏气势。
　　社教期间一个冰天雪地的暮冬，龙伏乡（或社港区）的五类分子被要求集中到这个大屋里集训，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在这市主上催着要寒衣，队上催着要投资的关键时刻，我只能忍着妻子唱独角戏的痛苦，挑着被盖和撮箕扁担，随着黑色队伍在泥雪混合的路上向北挪动着艰难的脚步。
　　中午才到达杨家大屋，住在大地主杨建安的偏屋里，只有杨的遗孀带着小儿子住在这里，大儿子杨培基杨培元兄弟均在外工作，但隔着海峡，天各一方。
　　我们围着火炉烤火时，那个小儿子喜欢坐在一边拉京胡，且弓法指法很到位，拉“苏三起解”时更使人浮想联翩。据说在改善两岸关系后，他家成了台属，杨氏兄弟（不记得哪一个了）几次回乡探亲祭祖，当然政协和统战部门会来邀请座谈，以上宾礼遇之。
　　其实这次到偏僻的关山来集训，对加高堤坝没有多大的贡献。扒开冰雪挖出的泥巴是稀泻的，倒在堤坝上是一堆牛屎，只能耙平一下，无法打夯压实。这种“泻泥糊塘坝”的操作应是隐患多多的无用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工程人员当然很清楚这种湿漉的雪水泥土，在低温下会形成冻土，会造成蜂窝架空。所以每天上堤坝劳动的五类分子并不很多，由各大队多少派出一些分子来画卯应个点，表示集训人员在关山水库劳动改造。
　　总之，这不过是个政治工，连治保主任也未必愿意来这里受此风寒之苦。根据往常的敏感猜测，突然把五类分子集中到某偏僻地方，一是可能有台湾反攻大陆的风吹草动，二是可能道县事件的余波未息。所以这次集训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集中管制便于应急处置。
　　在这大约呆了一个星期。除第一天在正厅里听了一个老调重弹的报告外，大多时间都是坐在一间大偏屋里烤火。不干不湿的柴火总是烧不旺，加上吹喇叭筒的枪手不少，烟雾缭绕，涕泪交加，就像薰黄鼠狼一样。
　　杨家寡妇地主婆不时来调理一下茶水摊子。我们这堆五类分子则一边烤火一边按治保主任的安排进行集训活动，还是几个老节目，首先重温报告认清大好形势，其次是背诵五要十不准，自我检查写交心书，最后一天是写改造规划。
　　我在谭家山煤矿劳改时，也习惯了围着煤堆烤火。这次烤柴火的人都是老五类，似乎有一点家乡气息。每次讨论交心总是东扯西扯，有时离题万里。淮驼牯（陈湘淮）扯到做牛生意时流着口水好起劲，霍猫狸（徐霍霞）讲起开斋房就发线缝（来劲），只有几个女五类分子不太做声。
　　治保主任于是说，总是几个原人发言，干劳动也是几个原人；有的人虽然老了搞不得劳动，发言又不是担担子，石匠凿猪槽—撬口不开。只是吃几天饭，烤几天火！还谈什么改造？！
　　其实，五类分子里有不少文盲，会写会算会讲的只有几个人。发言记录由组长写几页文字就交差了。交心书和改造规划也是对准五要十不准写几个条文就呈上了。每年如是炒剩饭，炒到己未年（1979）三月，全县10380 人全部摘除四类帽子，改称社员，取消监管措施。1980年，浏阳全县 561个右派全部平反改正。
　　写这些文字时，我走访了几位关山当地人，都说杨家大屋不复存在了。可惜了那些雕梁画栋，可惜了那些花隔挂檐。我不悔恨那次冰天雪地上关山，那是我唯一一次到关山，留下了这个轮廓印象。那个拉京胡的地主小少爷，现在也该年过花甲了。那些日子里他留给我“苏三起解”的悲惨音律，犹弥耳际。

ys1937

刎颈惊魂
　　
　　大地坪老屋西横厅内侧，住着寡妇陈氏母女俩。陈氏的丈夫是地方有名的好篾匠，解放前凭着一把篾刀置了两三亩水稻田，生活自足有余。土改时，划了个中农成分。大跃进饥荒席卷农村时，老篾匠做了饿鬼，陈氏母女从此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偏偏这个秤砣女又是个偏弱智的女孩，只能拿到半个劳力的工分，眼看成年了也没能嫁出去。母女俩人的基本口粮加上工分口粮合起来，勉强能解决肚子问题。陈氏代人纺棉纱和做点废棉布也能挣到几个油盐钱，母鸡下的蛋也要作为小收入来帮补生活。
　　出集体工时，青年男女逗笑的主题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毛弹事（下流事）。有的说女大了不嫁就会发虫。有的说出嫁时要送一件玻璃衣一条玉石裤，脚手转不得弯，新郎公看得到肚脐眼下边。有的说办回门饭要送蚊子脑髓蚂蝗汤……。尽管大家拍手大笑打呵呵，她还是低着头干活，轻声回答：要嫁嫁你们！发虫就发虫！
　　她后来出工，腰上总是系着一条青布大围裙。这是普通的事，保护衣裤不容易脏，用不着去想个什么理由。虽然爱打扮的青年男女一般是不系围裙的，宁愿换洗衣服，也不搞老太婆的装扮，谁也没想到这围裙下暗藏春秋。
　　一天黄昏过后，夜幕袭人。我俩和往常一样，抱着孩子，背着尿片屎裤袋匆匆赶着回到大地坪老屋。漆黑的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一点点昏暗的油灯光焰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上面微微晃动着。
　　我俩顿时惊恐疑惑地跨进厅侧的屋子里，惊魂未定就去问祖母，祖母怕惊醒孩子，对着我们耳朵说：“她肚子里袋了小人，天天出工冇人发觉，难怪都说她系个大围裙遮着肚子啊！今天被陈婆婆逼着她自己用菜刀割断了喉嗓，就死在后面小巷边的那间细房子里。”
　　“下屋里那个冇良心的家伙做的好事，害得红花闺女去了一口命，还有肚子里一坨货。其实陈婆婆知道女儿拐了肠（出了丑事），本可随汤下面，干脆就嫁给那个偷花惹草的家伙吧！他年纪又比女的大几十岁，陈婆婆不肯，就硬要逼着自己这个女儿用菜刀割喉割死了！”
　　我俩听完祖母的叙述后，就去做夜工了。做衣的房子就在大正厅西边，只隔一板木墙。脑子里已经知道，那黑乎乎的东西肯定是一幅瓦棺材了，瓦棺材里是血淋淋的孕妇……。突然隔壁厅里嚎啕大哭起来，哭得那样凄惨钻心割肺。我们不敢开门出去劝这个逼女自尽的老寡妇，只好闷头赶夜工。
　　她的声音越哭越低，最后只能听到呜咽的抽泣，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她架走了。随着呜咽的消失，厅堂里寂静得可怕，只有那一盏油灯在无力地微微摇曳这光焰。
　　我们从后门到大枫树的必经之路是那条雨天滴酱油水的脏巷子。自从在巷子边的那小房里发生自刎割喉的惨剧后，我俩再也不从这抄近路了。悲惨的哭声，漆黑的瓦棺材，血淋淋的菜刀，昏暗的小房子……这些令人窒息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迁建蹉跎坡芸香居时才慢慢淡化，却总是无法从记忆中消逝遗忘。
　　这事并没引起刑事纠纷。据说肇事者只出了一幅瓦棺材钱就不了了之。后来陈氏进了五保，去世时由队上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了结了她的一世。她过世后，生产队拆掉了她的房子，材料建了队上的厂房，算是忌物利用吧。
　　写这些文字时，不由想起这样的恶性结局，是由强奸？还是私通？还是风流等原因造成的？还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呢？是属民事还是属刑事呢？
　　重提旧事也是旧事过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冇事人在茶前饭后、街头巷尾扯起谈来也总结了一些流行词语，说底层人物的不当男女关系是偷野老婆、偷婆娘、偷野老公、偷男子、偷女子；稍正经一点的说是蛮乱、作风不正、乱搞两性关系。说中层人物是红杏出墙、外遇、婚外情、玩弄妇女、私情、私通等，说偷香窃玉的很少。说未婚青年是偷食禁果。说高层人物是金屋藏娇、包养情妇、养小秘，女的傍大款，文人是风流才子等。
　　像李隆基等领袖人物就堂而皇之冠以风流天子风流人物，其实杨玉环本是李隆基的儿媳妇，却被豪夺过来成为妃嫔；如果李隆基是普通老百姓，就称之为乱伦和扒灰老子了；但因为他是大人物，就称风流天子，无可厚非也；但风流天子却由此带来了马隗事变，十年国难。古鉴既遥，今鉴未泯矣！

ys1937

滋结子
　　
　　叫他滋结巴也好，滋结子也好，滋老也好，反正他都不生气。扯起谈来也是一些不上油盐的陈烦琐事。抽起烟来，也是一个薄膜袋里装着废纸条和草烟丝，卷个喇叭筒，划根火柴就吞云吐雾。做工夫也是头顶草帽，高脚扎裤。他与农民没有什么不同，与他父亲也没什么不同。只是他父亲是叼着长杆旱烟筒，他父亲能扯（拉）琴吹唢呐。
　　他的妻子也做裁缝，和我俩夫妻同行，所以彼此也划得来。为了减轻机架重量，我替他做了个木架子（缝纫机架）。他说我是多面手，是个不错的改锹子。他说他不能算是真正的改锹子，是从小跟着父亲在泥巴里滚大的；现在丢官回了老家，算是返老还“农”。
　　一天，他送来一把从湘阴县带回的烤烟叶给我。他说这是做纸烟（香烟）的原料，筋细味道正，只是用煤火烤出来的，怕有些上火。以后，我们来往密切，成了忘年之交。其实也是难友（大家都是右派）。自土改后，我一直未见过他，只听说他在湘阴县法院当了官。有人说是当了秘书。我很惊奇，当文秘要是个笔杆子蛮行的官，滋结巴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政界文人？！
　　原来他父亲丁老鼠（陈丁才）是个彻底的贫农，在生计维艰的情况下，他作为长子也无法从泥巴里走出困境，就由人介绍到龙伏简熟陶先生那里学谱师，因此有缘与文字打上了交道，从刻字排版到印刷装帧，学到了文字的偏旁结构和文字组合词句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并且简先生结交了地方的商绅政要人物，从他们的言谈中滋结子也领悟到很多知识。作为一个谱牒学徒，只能眼明耳聪心里记，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在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中，他没受风寒雨晒之苦，却受到汉字文化的熏陶。
　　然而，命运并没有让他走上谱牒行业这条路。土改运动的到来，简先生就地划为地主，接受改造。作为被剥削者的学徒当然要解放出来，于是他回到老家务农，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为贫协成员，并被推举当上了太和村（今石江村江美片）的秘书。他是贫协中唯一有文化基础的人，是政府培养的对象。这时我还是儿童团，并不知道他后来从政升迁到 政法部门，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湘阴县法院工作时被划为右派的。
　　后来他全家遣送原籍落户后，他也成了和我一样专职拖楼梯的专业人才。但他没有像我一样跟着妻子李氏学会缝纫，返老还农算是半个改锹子。他虽手中很拮据，但他的两个男孩都很聪明可爱，一家人和谐相处，苦中有乐。
　　他可能后早就摘除了右派帽子，只是双开了，所以不参加我们的五类分子改造活动。他的身份应是摘帽右派，右派的阴影依然与之形影相吊。直到右派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他才回到原单位，恢复了工作。上世纪末，他的两个孩子虽已成家立业，可妻子去世，使他晚年凄凉。他很怀念家乡，每年回来看看亲属和邻居乡亲们。
　　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子里，上下相邻。为避忌政治嫌疑，关系也不能过于密切。相遇只能是扯谈抽烟，应付。但在社教运动即将结束时，大队安排我和他为“社教运动成果展”作文字与绘画工作，才相处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地点在驻队工作队的住户里，由一个在职老师（极左分子）监督主管。他负责文字书写，我负责画图设计。谨心慎为，依葫芦画瓢，皆是惊弓之鸟，不敢作出山之泉，幸甚没出差错麻烦。这是和他相处时间最长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
　　最后，要说出的是，滋结巴就是陈滋清先生。

ys1937

烈士陈明兮
　　
　　为了搞这个“社会主义教育成果展览”，一要数据二要事实，才能通过文字和图表体现出来。我和滋老只能信官唱喏，照字刊经。大队发动社员搜索了关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人和事，如劳力自由支配，不服从安排，偷工躲懒，有劳不劳，多吃多占，阶级报复，弄虚作假，不服管教……等，罗列了一大本材料纸。
　　滋老从别人交来的这个本子里慢慢总结出条文，我根据条文内容用图画出来。单线平涂，彩墨相衬，还算明快清晰。图下由滋老填写解说文字。每张都由那个主管老师审查落实。由于都是人物画，我要非常慎重处理人物的形象和个性。主管人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有精深造诣的，所以惊弓之鸟复惊弓！滋老在文字的措词也很考虑分寸，比我更老到。
　　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和传统革命教育，大队召开了一个“关于陈明兮烈士生平事迹”的座谈会，凡是当时知情的男女长者都到烈士家属陈同乐（烈士儿子）家里座谈三天，写出座谈纪要。我祖母是当时的妇联委员，也去座谈了，讲起来绘声绘色，如做事一样清楚。我们根据纪要提出要点，按时空顺序写出脚本，再根据脚本画出图片。
　　摆在当头最大难题，是如何恢复烈士的形象，要画一个类似照片的素描半身像排在首页。但是没有他的任何照片，于是，只好放大烈士儿子的照片，再让座谈的长者们提出修改意见，才落实了烈士形象。至于杀害烈士的主谋继烂皮（陈继纯）及其凶手们我都见过，且印象犹深，特别是土矮子（陈启发）常和我一起开改造分子会。
　　我首先把几个人物头像特征画出作为模特，再画各个情节场面就不困难了。因为纸张质量很差，还是单线平涂，浓墨淡彩。全部画完后，干部们再三审查通过了。图片下的脚本文字由滋老再三斟酌写上，图中的对话文字也根据座谈纪要中的情节和人物个性填上。所以，这个社教成果展是包括了以上两部分内容的。
　　展览在江美小学的大礼堂展出后，引起了各校学生来观看展览，以及祭扫陈烈士墓的传统革命教育活动。学生们对有关主要人物印象很深，特别是凶手争功请赏的口气和姿势。四十年后，有个学生打电话提起对这些图片的印象很深，是否还保留了？可惜这些图片早已离散了。我交给大队的座谈纪要也离失了。前几年有个市政协委员来要烈士资料，我写的介绍烈士生平的报告是为了在参观和扫墓时讲的，早交给大队书记（已去世），现在也已无法找到。
    关于陈明兮烈士，谨提供以下资料，以资补遗。
　　我在座谈会上听长者说，明兮是个牛高马大的人，拳头有饭钵大；样子与同乐（他儿子）有点相像，只是鼻梁边有点不明显的疤痕。力气蛮大，推石头可推五六百斤；从大江村推到三联坝，单手打吊索（一只手扶车杠手），还可以一边打山歌。他本是继烂皮家做长工，大革命时红军占领了白区，他组织农民成立农协会，成立地下党组织。打土豪分田地，杀了继烂皮的猪，还把继烂皮戴高帽游了乡。
　　闹革命之外，他的最大功劳是领农民修了从塘尾冲到软桥潘家的排洪沙圳，保护了太和塅的水田不受山洪冲洗。农民协会就设在石江陂的云公祠，他也住在祠堂西边那间房子里。
　　革命冇搞好久，许克祥反了水，发生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到处清乡屠杀革命同志。绥和乡派了团勇，继烂皮组织了心腹杀手。一个夏天的中午，明兮打个赤膊正睡午觉，云公祠已被团团围住。一梭镖把他杀醒了，他才摸条扁担与十几条梭镖对打，一边打一边退到祠堂的地坪里。扁担断成两截，寡不敌众，被凶手的梭镖从腰部杀进去，他被杀伤倒下。凶手举着大拇指说：“平起刀口进侧起刀口出，这一梭镖才杀劲。”
　　明兮的妻子朱氏带着几岁的儿子（陈同乐）是夜摸黑逃到杨源的石子坑躲开了，这才没斩草除根。土改时，陈同乐为烈属……。凭此补述，或许对陈明兮其人其事有所裨益，是为记之。
　　公社认为江美大队的社教成果展搞得蛮好，是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典型。于是公社宣委就把我传去了，说要完成一件政治任务，就是公社要办社教成果展览，现已找到几个有绘画写作特长的人给我协助。但要我为主，先作出方案，批准展览材料后就动手。不要怕，这也是改造，也是立功的表现。
　　宣委提供的三个帮手是：恶霸地主（已镇压）的儿子游家春（民办教师），会写不会画；地主右派焦显志，华中美专毕业，原为教师；地主右派徐家举，华中美专毕业，教师。这三个人都是成分不好且受管制的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就成了四位一体，烂菩萨倒在一堆。虽似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只能诚惶诚恐地去做这种冒风险的文墨差事，时时怕打入袋在屁股上的文字狱班房。
　　根据几个烂菩萨的实际特长，老游的文字倒是可以承担所有的文字功夫；而焦徐二位，虽是美专毕业，却读的少爷书，只学了山水花草的写意画，对现代人物建筑的绘画很难开弓。所以我承担了画图设计，他俩只愿搞些帮杂工夫。就这样四人把个展览图片完成了，每天赚了餐午饭，得了个小本子。惶恐地度过了这段日子，冇惹麻烦，冇过蕉溪岭，算是上上大吉，人天共佑也！

ys1937

瓜棚李下话诗文
　　
　　农历八月初十日，是岳父大人戴敏树圃先生的寿旦，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时候。我们加早打点行李，安排了祖母的柴水菜食之后，就带着孩子匆匆向山田走去。妻子怀里抱一个孩子。我挑一担皮箩，一头是人，一头是行李什物，虽然已练就了“三皮”，而担这头重头轻的长途担子也是很吃力的，中午才磨蹭到了保寿山。
　　保寿山还是老样子，并没有丹桂飘香，靠左侧的地坪，不足方丈之地。周边有菜地，菜地里的丝瓜藤沿着李棍攀爬而上，交织在坪顶的草绳布片上，形成一个凉棚，这便是瓜棚。瓜棚下的小方桌是吃饭喝茶的临时地方，岳父喜欢在这里吧嗒水烟筒，也在这里和乡亲邻居们闲谈家常。
　　太阳也从瓜棚的空隙里送来鹅卵鸭蛋。旁边的古樟树上时有小鸟鸣叫，凉风吹动树叶，奏起无名小曲。岳父一家在这环境里，倒还惬意清幽。保寿山的仙人老爷，虽不能显灵保国寿世，似乎也在保民寿身（庙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
　　我们的到来，岳家都很欢喜。岳母忙个不停，既要办伙食，又要抱外孙。岳父更高兴，因他喜欢谈论诗文，发挥抑郁的雅兴。以前我步韵和的七律，也是首次班门弄了斧。虽然他刷了我的浆水，但我总觉得自己冒昧露了锋。岳父的诗文功底很扎实，四平八稳韵味深沉。我觉得隔他有百步之遥，但又想再献朴弄斧，便做了一首七律呈示，以表祝寿之情，随时就景写了这首不恭且劣的七律：　　
　　  桂花开在腊梅先，只为吴刚庆寿筵。
　　  半纪春秋成泡影，万般心事化风烟。
　　  瓜棚草舍迎乡客，陋室寒庐诵古篇。
　　  既卧东山无悔恨，聊将衣食寄南阡。　　
　　岳父看了只打个咪笑，当时没作任何评点。后来听妻子说岳父很生气，认为我挂了首联祝寿的题，其颔联颈联有奚落挖苦之意，尾联有教训的口吻，乃不恭犯上之作。从此我不敢班门弄斧了，自己也举得委屈，立意并非挖苦，而是想岳父面对现实，躬耕南亩，敞开抑郁之心扉，苦中寻乐吟雅韵，乐聚天伦，平平安安度过晚年。
　　无情的时光送走了五十个春秋，戊子岁的夏天才找到离失的岳父的《唱酧录》。我的那首不恭之作也被岳父收藏了。我悲喜交加，难以言表。我很痛心疾首岳父的潦倒处境，又很懊悔自己的不恭弄斧，但更增添了对岳父的崇敬之心。同时感谢他堂侄戴田农先生的珍藏保护。我把岳父的遗墨带回了浏阳本宅，准备整理打印问世。妻子用熨斗盪平原稿，过塑保存。原稿包括三个本子，都是用毛笔写在备课笔记上。分别为“唱酧录”，包括吟友彭梅开、戴亚儒俩先生的诗作和他的唱和，互有点评；其次有“随意录”和“拾遗录”，还有对联祭文等另纸单页。
　　特别令我悲伤怀念的是在“唱酧录”最后一页留下一首未完成的七律：
　　  潦倒穷途病若痴，风尘仆仆觅生机。
　　  清霜玉露迎行早，明月疏星护我归。
　　  素位自矜贫贱乐，…………………。
　　  …………………，…………………。
　　在诗的右侧，另直书“半、年、乐、岁、总、号、啼”七字。
　　从格律来分析，这可能是放在尾句落啼韵。放在第六句是不能与“素位自矜贫贱乐”相对的。但如用上这句，就重了一个“乐”字，当是岳父在考虑如何续完此诗而推敲着。仔细察看墨迹和笔力也不是岳父所写，况且语气也不相符。而且格律是平起入韵，与首句仄起入韵的通则不符；故这另外直书的七个字与岳父诗无关，不再论及了。
　　从此五句来看，岳父当时的处境是贫病交加，精神状态木讷呆滞，但还是要冒着风尘去谋生计，要踏着清（青）霜玉露早早出门，要借着明月疏星的微光照护他回家。我历来是谨持贫穷自在苦中有乐的理念，但苦难生活的现实又是如此沉重……
　　由此可见岳父的心理状态是痛苦的，家庭肩负是沉重的。到他病危时，未能续完这诗页，相信他也是更加痛苦的，怎能“聊将衣食寄南阡”？！真是“遥寄黄泉留此恨，唯存墨迹寄悲声”！

ys1937

文革是什么
　　
　　文革是指文化革命，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我一直不知文化革命这个不见经传的新鲜词语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内室操戈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人民和国家。
　　我既不能隔岸观火，也不知谁是纵火人，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举着红旗，套着红袖章，背着红宝书的人群在村子里串来串去。所听到的是陈赞黄是“红色造反者”头子，黄觅仙李掌珠是“湘江风雷”头子，又说刘全斌是“工联”、沈喜生是“农联”，还听说寻扬名是响当当的烂洋瓶……有时还听到一些关于“工人赤卫队”与“高校红卫兵”发生武斗的马路消息。
　　总之，我是麻木的，真正担惊受怕的是怕“道县事件”。也考虑过一旦道县事件重演，如何逃命求生……。后来又听说红卫兵搞拉练，全国大串联，坐车吃饭不要钱到北京去看热闹，到全国各地去闯世界，一个难得的观光机会。到后来又听说成立了革委会，搞大联合，搞斗批改……。
　　以上我听到的这些词语，不但辞源辞海里找不到，连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词语小词典也找不到。新词典里只有“追星族”、“弱势群体”、“首付”、“纳米”、“老外”、“彩民”、“回归”、“双开”等新鲜流行词条。尽管如此，新老辞目都是社会变革的历史产物。
　　四十年后，文革所创造的特殊词语，并没有消失，而是铭刻在活人身上。我的表弟叫张拉练、黄红卫，我的学生叫张文革、黄卫兵，我的邻居叫沈农联、沈文化，可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大名台甫是一场历史浩劫的产物呢？
　　仅仅十年，只一声令下，就把一个文明古国戳得百孔千疮，遍体鳞伤，付出了多少文物古迹湮灭的代价，付出了多少生命消逝的代价。
　　正当疯狂的文革在神州大地乌烟瘴气时，我们几个五类分子在洞庭黄水库筑堤坝。休息时也曾议论过文革是什么，不过是闲谈而已。有的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有的说帝王之心、谋在王霸之业，有的说万丈深渊有底、五寸人心难测，有的说管他阴谋阳谋、不关我们这些担土人的事，吃饭做工夫，休问天下事。不过，最后都认为是一场政治演习。
　　己丑岁之夏，在浏阳市图书馆坐了三天冷板凳，从《中共浏阳地方史》第 131-136页中看到：
　　“1966年 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达，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还要求“必须同时批判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开展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处理过的人事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8 月 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公布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实际上已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份灾难性的浩劫临头了。
　　我夹在这场革命的缝隙里能有幸劫后余生。见到的是芝麻小事，听到的是道听途说，接触的是黑五类。只能写点小事小消息小人物。或许能管窥一斑，或许是能遐想联翩。后人或有裨益，孰是记之。

ys1937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一个阴沉的下午，远天师（章天师之子沈远谋）带着两个偏矮而壮实的中年人来到大地坪老屋。在小客厅坐定后，远天师就指着他们介绍说，这是你的老同学，黄桥的黎书图。这是南岭（达峰村）的焦复楚，可能是新相会……。我握住书图的手说，真久违了。自在浏阳文庙读书一别，快二十年了。有幸重逢，一言难尽呵！又握住复楚说，久闻大名。先生的祖辈焦达峰都督和父辈焦传统老先生，都是名人呵！名人之后一定宏图大展。
　　我没有把喇叭筒拿出来招待他们。家里没有什么点心水果，妻子送上茶水之后，就煮了光头土面以表剪韭之意。互相简单叙说了一番过去和目前的一些情况后，没有久坐就走了。此后，再未见到过黎书图，而焦复楚倒是见过几次。这次不速之客的到来，没有人密报有“特务”来了，没有惹出麻烦。可能是远天师带来的生人，不会是特务，疑心的好事者也没去反应的缘故。
　　以前我在浏师师十一班读书时，黎在中十一班读书。两个教室相邻，都设在文庙两边的走廊上。因为都是本地老乡，又与焦七海同为黄桥人，所以很熟。但相处只有半年，1952年下期他就毕业分配到外地参加了工作，直到这次才重逢相见。
　　他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凭亲友资助和学校助学金才读完了初中三年书。因为父亲黎尚元（县兵役局长）和祖父黎易达（豪绅地主）都在镇反时被镇压了。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下，有志青年都走上了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
　　但到了社教和文革中，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清洗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进行劳动改造。而老家已打壁无土扫地无灰，只好寄居篱下过着凄苦的独身生活，与远在徐州大黄山的妻子孩子也断了联系。搞劳动是改锹子，也赚不到全劳力工分，同时每次批斗游乡，也要被推上草台表演和带高帽游行。
　　他想起当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政策，自己并没走错路，选择参加革命工作的光明大道。而今天的现实是一个被清洗出来遣回农村的异类。很多场合使他觉得不堪羞辱，让他觉得无地自容。
　　焦七海这样介绍过他的情况，同时叹着气说，我们当五类分子受打击，但毕竟还有个家，有个栖身之地，有一点家庭温暖。而他是东一餐西一餐，没有固定的住所。这种处境不知要挨到什么时候，才有个重见天日，才能回到徐州与家人团聚呵！
　　文革接近尾声，听说书图走了，回徐州了。但不知他是凶是吉，是祸是福，音信杳无。不久我突然收到他的信，说是回到了原单位，恢复了工作，是在徐州市大黄山矿山工程专科学校任教。我复信要他回来看看关心过他的乡亲和列祖坟墓，并说我儿子在徐州的中国矿业大学工作，有空去那走走，对我儿子指导关心为盼。他果然去了矿大，说他很想念浏阳豆豉。后来儿子送豆豉去大黄山看了他，说他老是唠叨着过去在家乡的老同学老熟人，但不愿再回家乡了。说他不愿再看到哪里的一切，特别是那些狰狞的面孔。
　　1998年我在矿大儿子那里住了一段时期，提起去大黄山看他的事。可儿子说听到过他被人杀害的消息，即电问该校，书图的确被人谋财杀害。想起这位老友的不幸结局，不觉唏嘘叹息！是祸躲不脱！
　　关于焦复楚，虽是地主家庭，但其祖父焦达峰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父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一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在文革时期，他是湖大的在校学生。他的个子不高，和书图一样敦实。只是个性刚强，说话大嗓门，好辩不畏场合。于是成为首当其“铳”的出头鸟，清洗出校遣回农村接受监督。在游乡队伍里，一样戴着高帽示众。后来落实政策安排在浏阳八中教数学课，与曾受过打击的戴渔舟结了婚，后调长沙市某高中任教至退休。听说他为索赔祖父在长沙的遗产打了很久官司，得了小额补偿。不过听说他换了几任妻子。
　　二十多年未见他了，可他还记得我这个比他年长很多的老头儿。去年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蹉跎坡旧梦”连载很是赞赏；希望能有机会到达峰村老家去聊天叙旧。
　　写到这里再重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面对文革的疯狂现实，这些高知地方子弟是身不由已，逼得无路可走，何选择之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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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看到几张文革时的老布告，贴在这里了。

　　

　　

　　

　　

ys1937

三台与万人大会
　　
　　三台这个词自古有之，四川人最熟悉四川盆地偏北的三台县。搞文史的都知道有关三台的很多注脚。《邺都故事》：“曹操击败袁绍之后即营建邺都（今河北临漳县北，北周大象二年战乱焚毁，民众南迁），修建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天文志》“三台星名，谓上台虚精开德星君，中台六淳司空星君，下台曲生司禄星君。六星两两相比在斗魁之下。”
　　《国礼疏》“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太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三公亦称三台。汉成帝时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哀帝时，太司马、太司徒、太司空为三公。光武帝时，司徒、太尉、司空为三公。后有三公上应三台之说。又《晋书》：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五经异义》：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小说影视戏剧里，常看到有镇守边境的节度使称藩台，称知州、刺史、州牧的知府叫府台，那些提刑法官叫宪台……钧座台座皆仕宦之称。古今百姓取名三台的大有人在。
　　我说的这台那台，今台古台都是有史可查、有据可依的，都是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我目历身受的三台却不能从史书中找到，不能从新旧辞书中找到辞目中的内容。此台不是彼台，为挨批斗的五类分子搭台、上台、拆台之三部曲，合称三台也！
　　三台往往是为公社的万人大会和大队的社员大会服务的。不管什么大会，都得在会场的显眼中心地方搭个台。因为那时没有礼堂，就没有舞台。打个临时台子是会前的场地准备，也是黑五类为自己上台挨斗的地方。每有派到搭台的义务工，就知道要开大会，开大会就一定有人挨批斗，就预告一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即将到来。
　　查《中共浏阳地方史》（P139-142）：1969年 4月 1日—24日，九大召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发动群众，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1970年 2月10日至29日，县革委传达“准备打仗，全面跃进，誓师大会精神，全面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同时挖防空洞。四月下旬开展一打三反（扩大化，后平反）等。
　　传达、发动、开展、誓师等等名目的大会上，总是要突出阶级斗争为纲，总是要有人上台挨批斗，也总是有人陪斗。搭台的人既是上台挨斗的人，也是批斗会结束后负责拆台的人，算是三台专业户人才。
　　万人大会是全公社的，大多选在新开学校外面的露天会场，台子搭在操场里。去过两次，三台都没分，坐在油茶树下沉默着，惊恐着。在龙伏公社的岳王庙岭上去过一次，只搭台拆台，没有上台，但要陪斗示众。在石江刘氏宗祠也只陪斗示众。每当此时，外表呆若木鸡，内心透明并不麻木。我心里只求家人平安清吉，自己受这屈辱是处之泰然的。每逢这种场合，我就想想开国功臣们的悲惨下场。这样的心态使我能生存下来，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摧残。后文“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一节专有记述。
　　凡去参会的成年人都去得很齐，因为能记同等工分。明老星和孝老经等长辈都不缺席。老者肩上背着椅子，手拿蒲扇，头戴草帽子，喜欢坐在会场周边树荫下。青年男女们挤到会场中心看斗争，还有不少孩子们追打吵闹着，啼哭着。高音喇叭里的嘶哑声音，远处的很难听清说的什么内容。何况交头接耳讲闲话的人似乎不很关注这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来赚工分还是赶热闹，每个人都心里有个谱。基干民兵都在主席台的周边和中心地带，很难管好这露天旷野的会场秩序。
　　散会了后，背着椅子的，摇着扇子的，撑着洋伞的，顶着草帽的，抱着孩子的，衣着不同的男女老少流向四面八方蠕动着。只有被斗的和示众的人不敢乱动，由各大队民兵押着回去。
　　如果大队不通知我去开会，生产队长就安排我去割牛草，也不少赚这几个工分。到那几个老地方去割草，回味童年时的情景，也觅一点无聊的雅兴，倒是从幽静寻乐。
　　几十年后，在一职校任教的某老师，还常善意调侃我的“三台”。因他父亲是我在南普寺的老同学，很熟知我的情况。

ys1937

红火钳挟睾子
　　
　　《中共浏阳地方史》有这样一段记载（P137-138）：
　　“1968年 1月，47军驻浏后，举办学习班，搞大联合，革筹和革联停止活动”
　　“6 月，由县大批判指挥部，办学习班……”
　　“9 月14日，全县统一行动，把五类分子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全部抓起来，游斗几天，关押几天”
　　“9 月17日，浏阳革委会成立。”
　　“10月 4日，办 <一零·四> 干校，600 多干部赴张坊（镇）劳动，开展斗批改，原县长李兴映扣上假党员罪名，逼供自缢。”
　　为了响应 9月14日的全县统一行动，各地治保主任就必须遵照上级命令采取突击行动。
　　在一个寂黑的晚上，全大队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到偏僻的马头源开会。原来是每月轮流到五类分子家里开改造学习会，可这一次是在一个新任青年治保主任家里开会，我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大家都围坐在一堆柴火的周围，在半明半灭的火光照亮下，只能看见那些套上冬鞋的脚在裤脚下哆嗦着。窗台上的煤油灯更显得昏暗阴沉。大家的头低得藏在帽檐下，双手都套在袖筒里，鸦雀无声，听着治保主任的训示：
　　“你们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只能绝对遵守五要十不准。要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群众的管制。谁要起‘拱子’（乱说乱动）谁就该死，就叫你自取灭亡！”气氛更趋向紧张，不知下文唱的是什么戏了。
　　他从火塘内抽出火钳（挟柴烧火的铁挟）晃动着警告：“红火钳（烧得赤灼的火钳）挟睾子（土音卵子），你们要默起火神（全神戒备）！”
　　我不由想到商纣的炮烙苦刑。真是毛骨悚然！男人的睾丸受到外力打压时是疼痛难当的；如果受到红火钳的挟烫，就是受炮烙之刑了。可能大家听这句警告，都在“默起火神”，恐防“红火钳挟睾子”。
　　三十年后，很多场合，我与这位当年警告我们的治保主任常在一起开会。他很热情，讲起话来像老朋友谈心一样。虽然我没介意他，但那句“红火钳挟睾子，默起火神！”的警告总是浮上心头。
　　散会后不久的某一天上午，五类分子都集中在云公祠（陈氏宗祠）关押了几天。干部批准了我的请求，同意我去做衣。说是社员要冬衣，队上要投资兑现。或许我是五类分子中的第五类，从轻发落了。不过“班房时刻袋在屁股上”，1971年春，我还是被突然传讯来过云公祠。（见后面有关专题文字）。

ys1937

冰城遗恨
　　
　　沈访霞是宝乔房裔的一位族兄，是解放前宝乔房唯一进浏阳县立中学（一中）读书的人，是岭背地主沈雅祥的长孙。其父是从文齐房出继入祧的。论血统关系，他应是没出五代的堂兄。
　　也是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宣召下，他从县中毕业后，即在师资速成培训班学习了半年之后就转入了岳阳师范，不到一年就调往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可见当时师资力量贫乏，到处需要人才。对他而言是寻找出路的大好机会。如果呆在老家，一个地主子弟的身份是少不了的，后景也不堪设想。所以他北上时，毫不犹豫地就背着祖父给他的一床烂棉絮带走了。虽然祖父是最疼爱他的人，但祖父去世时他也不敢回来，他父亲也怕他回来容易再走就难。
　　同去东北的一共三个老乡，另两个半路打了退堂鼓。沈日初一到武汉就被吓回来了，听说要去东北就不想去吃苦受冻。另一个老乡戴村正虽然到了东北，但很快离队返家。这两人都是家庭成分好，无后顾之忧。回来后一个当了教师，一个当了医生。而访霞兄就只能破釜沉舟了，终了奉献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奉献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当了化学系的副教授，退休后因老年痴呆客死哈市。膝下的两个女儿是第三任妻子丁氏所生。他的一次信中说丁氏是一位中学教师，因患糖尿病先他去世。他的晚年由两个女儿照顾。
　　我一直不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来，是从他女儿朝晖那里电话得知的。女儿说他晚年很想念家乡和家乡的老熟人，常重复翻阅我写给他的信件。
　　我大儿子说他1988年去南京开会路过徐州，到矿业大学找到了他，往返徐州都住了一夜。那时头发苍白，谈吐就不很流畅，家乡的土话已经很难说了。所叙陈旧都是与我相关的事情。现存电脑的唯一照片，就是他与我儿子在矿大的留影。幸有这仅有的纪念。
　　文革后他回来过几次，主要是牵挂家里的老弟。因其弟偏向迟钝体弱，就把生产安排和汇款计划使用等事交嘱我照顾关心。每次回家都要到蹉跎坡本宅叙旧谈心。我把黎书图的事介绍之后，他说天下老鸦一般黑，只是在哈尔滨工作的人，有阶级成分问题也不随便遣回南方。因为都不想到东北工作，特别是黑龙江。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也下放到大兴安岭的林场去劳动改造一段时期，后来落实政策还是回到哈师大。
　　他说他的婚姻和家庭最不幸。第一任妻子廖氏，没生育，因长期分居，就离婚了。提起第二任妻子，就泣不成声。
　　原来，他的第二任妻子叫刘应梅，是原上源村梅树坪刘执玉之女。我以前就很熟悉她的。也是地主子弟，算是门当户对，龙凤相配的。他俩婚后生下一男孩，母子住在岭背老宅里。一天我特去看望她母子二人，她萎居在一间昏暗的斗室里，没有多少家具，简陋得很。她说很难我来，来了就要坐坐喝碗茶，没什么吃的也打打讲。我只得边吹凉茶水边听她说：“孩子快四岁了。家里虽然只两人，半升米也算是个家当。一日三餐总要过的。访霞远隔千里，回来一次很不容易。我两娘崽生活也有困难，带着孩子赚不到半分钱，现在准备到哈尔滨去住，今年就去那里过年。”不料这就是我她最后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相见了！她真的带着孩子冒着严寒北上了。一去魂飞关外，命丧冰城！
　　腊月北风呼啸，万木萧飒。一个夹雨夹雪的天气里，我和妻子正在本地上门赶做冬衣。有人说访霞带着两个人匆匆回到老家之后又赶到梅树坪岳家，然后匆匆离去，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看来是凶多吉少！
　　原来刘应梅母子北上出关，来到这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是难以承受这恶劣气候的，只是闭门不出，躲在室内烤火做饭，日夜呆在这个小天地里。谁料，夫妻团聚，父子相会，还有她肚子里即将面世的孩子，只有短短几天的缘分，一场大祸就发生了，本事不该发生的祸事降临了。访兄下班回来，见母子倒在床上，脸色惨白，气息垂危。而炉子的煤火依然在燃烧着，一股令人窒息的煤气还在散发着。经抢救无效，这可怜的三条（胎儿在内）生命竟然被夺去。查其凶手，就是煤气。访兄实在难以承受这沉痛的打击。一度消沉，不堪回首这痛心疾首的惨剧。但他后来还是在悲痛中振作起来，与第三任妻子丁氏结合重建了家庭，带来了温馨，留下了两条可爱的根—朝阳和朝晖。
　　访兄为了感谢我对其弟的关心，常有书信往来。且每逢万象更新一声除旧的春节到来之际，便要邮来挂历作为祝贺之情。他选择的画幅内容，都是随我所好，中我所爱的山水、盆景、奇石和玉器珠宝之类。虽然他已离世十多年了，可他寄来的鸿笺书札和丹青墨宝均已收藏。后来我在教初中化学时，又寄来《中学教师化学手册》等参考书籍。每翻到这些书和画，就浮现出他西装革履，上梳头发，露齿微笑，说话“这个这个”偏多的情景。
　　耳际犹弥的一句话，是对我很有受益的“汝大器当晚成，良工不以朴示人”。唉！魂飞关外，命丧冰城，何其遗恨也！

ys1937

半夜抄家
　　
　　在田间劳动或在市主上做衣的时候，我们夫妻俩特别注意别人的交谈，因为从中可分析到已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叫闻到一点风声。这完全不同于马路消息的道听途说，而是要把听到的暗话或尾声通过分析推理再作判断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有很大的准确性。根据这判断做出思想考虑就有了心理准备，才不吃眼前亏，才不受到突然打击或不可避免的损失。出门碰到兵有理讲不清，何况对付这红卫兵是无理可讲的。
　　估计今夜，红卫兵有来抄查黑五类的可能。大地坪老屋里只有一个地主子弟皆遂和一个右派分子我是抄查的对象。一般抄查行动是在晚上突然袭击。
　　收工后我把消息告诉了皆遂。要他仔细把书本清理一下，怕有什么纸条文字夹在里面。我常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那时凭几个字就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小知识分子一不反动二不迷信，一没暗藏大洋铜板，二没刀枪子弹，实在没什么可查！查也好，不查也好，反正两个肩膀加把嘴。
　　我说不能这样大意，也怕别人把字纸夹在书里，或是原来的老纸条，或是书中打了批语等，清一下又不花本钱，谨慎为好，避免麻烦。无意和有意，善意和恶意，可任人界定加罪的。明清两朝的文字狱，都是欲加之罪。反右斗争中“指桑骂槐”和“含沙射影”这两个成语出现频率最高，派上用场最多，能辨说得了吗？！你得承认“骂了槐”、“射了影”，你奈得何吗？！
　　我家的书籍经过1958年县区乡三级政法干部的多次抄查后，剩下的只是课本教本和练习本了。其余是几本芥子园画谱和东风画刊。前次红卫兵抄走了“石谱”说是可疑图形，其实是画山石的各种技法。抄了一本“秘术海”，说这秘字是有秘密的，其实是有关修理制作和治病等的民间小窍门。还抄走了中华五岳山形图，说是符咒。但凡线装小说，如说岳全传和七侠五义、女子四书等都一概抄走。所以这次突然抄查，真没有什么油水了。而我的缝纫机工具箱才是隐形书箱，长年都在市主家里流动。
　　我和妻子睡在床上等待红卫兵的到来。已有心理准备，并不感到突然。
　　急促的脚步声和刺眼的手电光，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红卫兵叫开了门，一班人马鱼贯而入，只有一部分守卫在厅室里。问我还有旧反动书迷信书吗？我说都在书桌（写字台）抽屉里。只有两三个翻了一下就走了。出门时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都是课本和美术杂志，好像准备我们来检查一样！我说1958年大清查几次，上次又清走一些，就只剩下这点了！有人催促到别家去查，蛮夜了，快点搞一下。
　　几天后，说这次抄查出来很多的铜壶和几块银元铜板，是地主土改疏散的胜利果实。说一些老书（其实是康熙字典和中医药）是老封建老迷信。还说从软桥地主潘体仁家里查出了他儿子写的什么文字，是一本变天账，于是他在八中读书的学生（潘申国）就被开除回家，上台挨了一场批斗。
　　抄查的实物据说是上交公社特派员那里。书籍是集中焚毁。中国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文献典籍曾经遭受过五次严重焚毁，是为“五厄”（隋书牛弘传）
　　一、公元前 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
　　二、汉末王莽之乱，宫室图书，悉皆被焚。
　　三、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董卓之乱，典籍荡然无存。
　　四、西晋八王之乱，西晋秘阁藏书二万九千余卷尽毁。
　　五、南北朝时，北方长期动乱，七万余卷典籍，毁于一炬。
　　又明朝胡元瑞在《少室山房笔丛》补论自隋以降典籍的“五厄”：
　　一、隋文帝时藏书颇丰，不久即毁于炀帝之手。
　　二、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但毁于“安史之乱”。
　　三、唐末战乱，典籍再度被毁。
　　四、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至“靖康之变”，则毁于金兵之手。
　　五、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再盛于嘉定，至元兵“绍定之祸”焚毁殆尽。
　　明清以后，典籍文献的焚毁，更是惊人。据统计，仅 1774-1788年短短14年间，清朝下令焚毁图书达24次之多，总计焚毁书籍 13862部。
　　还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焚毁了“永乐大典”。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日军进攻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书518000余册，均被焚尽。
　　“五厄”又“五厄”，至明清两朝的焚书事件已是惊心动魄，足以构成毁灭千古文明的滔天罪行。这种中华文化遗产的悲惨损失，任何真命天子的仁政，不管来多少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是无法补偿再造的。前车之辙，引以为鉴啊！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化浆处理的典籍，无法统计。据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记载：仅河北通县造纸厂院中，当时便堆放了17垛300 立方米的大书堆，约两万吨，大部分都化了纸浆。
　　且不必统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的其他地方的焚毁打浆的书籍数量了。这个两千万吨的数目，仅是一个通县造纸厂收存的书籍，与之“十厄两朝”的焚毁数量相比，恐怕远远过之而无不逊也！
　　不以为鉴，反而甚之。炎黄子孙付出了这个文化遗产的沉重代价，是民族文化之极大悲哀。

ys1937

牧叟刘蔼姿
　　
　　我在党上刘家市主家里做缝纫时，常看见这个老头儿为生产队牧鸭放牛。头上顶着个草帽，上书“牧叟刘蔼姿”五个墨笔字。明白表示他是个牧鸭放牛的和蔼的姓刘的老头子，就是一张草帽形的名片了。牧鸭时手持扎着红布条的细长竹竿，插在有庄稼的地方，警示鸭儿不敢跨雷池一步。自己带着小板凳坐在田埂上注视着鸭群的动向。间或撒一把稻谷搞奖励饲养，也控制鸭群不远离放牧范围。放牛只是早晚两个时辰，则手持竹梢赶着牛到河边草地，同样是坐在随身带去的小板凳上关注牛的走向。
　　所以这个“牧叟刘蔼姿”既是鸭司令又是牛司令。一身两任，倒是清享自乐。可他脑子里也没闲着，喜欢打些七古八怪的腹稿——不是对联，就是顺口溜一类的杂货。有些毛气的人看着他，就要叫几声：“放牛赚坐，放马赚骑，放鸭无事翻屌皮。”故意逗他发几句气！
　　他幼时家境贫寒，只读三年旧书就辍学去浏城学生意。在当店员的生涯中，练就一手好珠算，也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算得上写算俱全的掌柜人。他常出手为商家书写招牌，成了浏城小有名气的一支笔。与商绅各界的人士接触越来越多，应酬频繁，势必步入绅士的圈子。据说他在县教育会、育婴院、孤儿院都供过小职员。就这样都尊称他刘先生或刘本荣先生，至于“本矮子”的称呼也只是背地里这么喊他。
　　到土改时，刘本荣不知划了个什么成分，反正他属于黑五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管改造，是政治运动中阵阵不离穆桂英的“台上”人物。再也没人称他刘本荣先生了，当面都叫他本矮子。而他自书的帽子名片“牧叟刘蔼姿”是“莫笑刘矮子”的谐音。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原意，应是莫耻笑我这个戴着“帽子”（个人成分）的刘本荣矮子呵！
　　他确实个子矮壮，颧骨较高，下颌方正，眼神灵而犀利，说话喜拐弯力而暗藏棱角，故都说：“矮子鬼点子多多”。
　　他的儿子是从一个朋友（乡绅）那里入继的，故名友生。他的孙子叫必得，号其寿。我看见他家墙上用毛笔这样写着，应是取自《幼学》上的“不凡之子，必异其生；大德之人，必得其寿。”这两个联句中。我前文“送号”中提到的小雅、大雅、风雅、颂雅、好逑等地方上孩子们的名字，也是他从《诗经》上取的。
　　他邻居生了个女孩子，他给取了个中药名字—寄奴（姓刘）。这是治刀伤的金疮药呀！好得他们不知道刘寄奴是南朝宋高祖刘裕的小名！刘裕弑安帝立恭帝，篡位后复弑恭帝，成为梁陈两朝弑王夺位的作俑者。我好奇他为何要给人家取这个名字，开玩笑说若是有人揭出这个老底，你本矮子就要斗矮三寸啊！
　　他家的小客厅里摆着两张太师椅，正面摆着八仙桌和书卷形摆案。摆案上有一对青花瓷帽筒。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倒有一些书香门第的气息。除青花瓷帽筒送我作为画像（我为他画水墨像）之酬劳外，其余尽皆无存。文革红卫兵从他家墙缝里抄查出一个字条，上写着一串顺口溜：
　　“本人今年六十岁，只看时刻冒落气。一条死蛇任你打，侭打侭打不如意；××偷了公家谷，××扒了××钱。自己屁眼流鲜血，莫为别人诊痔疮；上源（村）死个四类（分子），个个人心大快。帽子轮流转水，将来你们有戴……”。
　　其中扒钱偷谷的事，帽子轮流转水之言，激怒了某些人，惹来了祸。结果是老先生挨了几场场恶斗，几度服毒未遂。
　　我们在党上刘家大屋做衣时，如果是雨天，我最怕他托着水抽筒坐在缝纫机前扯谈。一则耽误做衣的时间，二则他喜欢出难题为难我。上次我猜中了那个“软”字（谜面前文有记述），他不罢休，又提出一个问题：“雀与鹊同类同音不同字，是何缘故？”
　　我又不是汉朝的许慎能说文解字，有点烦人，只好这样跟他解释：雀从隹从小是体小尾短的小鸟如麻雀，黄雀，燕雀之类的鸟。鹊从昔从鸟，可通鹊可从昔从隹。昔是古远之意，鹊应是古远的鸟，如喜鹊之类。
　　不等他对这个回答是否表示满意，我紧接着就问他：陈继纯家里做七十大寿时，你以绅士身份在那里帮忙陪客接待，平江陈氏族人送的“望重太丘”那块匾是什么意思？
　　他说他只读了三年旧书，知道一点古典也是剽学的，真的不知“望重太丘”是出自那个典故。
　　我这样故意刁难他一下，他以后就很少打扰我了。妻子说，打屁要屎交。一天里工夫不能少做，要保住市主，就少扯乱谈。今后不要惹那本矮子，他是冇事人！
　　写这文字时，已是四十多年的事了。后来我平反后在龙伏初中教书时，他来造访过两次。其目的是以文会友，我们算是忘年之交了。第一次送来用行草写的两页诗联，书法气势为龙飞凤舞，且工整有序，动中有静，狂而不乱，故收藏在档，兹录如下：
　　“博爱老师赐鉴：昨日猜复隐句，只因灵台多乱，尚未详加思索，以致未获如愿，希谅！昨在隐句中拟就几句请高才对好：
　　行年五十，请易经二句首，千字文两句末，大学之道，仲尼平安，万般下品和平首。”
　　当时因教学和农事都很忙，我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此联。并且上联涉及到古籍古人，下联的分量也要相匹配，同时上联出现重字，下联也需考虑，因此不敢动手而搁下未复。
　　他同时以我的名字附上了一首嵌名联：
　　  博学之，好徒载酒问奇字；
　　  爱我者，善生如春眼垂青。
　　此联虽很不符联律要求，但却表示了他的过分谦逊和对我的奉承。根据落款时间为“古，葭，朔”来看，那时应该是农历十一月初一日，正偶合我的生日。
　　另一页是题为“一生遭遇飘零怀感”的七律：
　　  本命出生甑结尘，竹篱茅舍自甘心。
　　  童呼庚癸终无补，塾读两秋搭三春。
　　  五湖寄跡淘公业，四海交游晏子风。
　　  玉在椟中求善价，舌耕梅树度寒冬。
　　从诗中才知道，原来他后来在梅树坪刘氏家族中教私塾，无聊中写点抒怀的诗以示寄托而已。虽用词句还很流畅朴实，并且押韵涉及“真侵东冬”五个韵部。只读了几年老书，能写得一首好字又能做诗对，应是很成功的“牧叟”。
　　看来自摘除五类帽子后，他是很兴奋的，乐于“以文会友”。然而识者寡矣，我这样半瓶醋也无法应酬，他只好孤芳自赏罢了。
　　他第二次来校找我，是专程为那对青花瓷帽筒的事。他说送给我不单是酬劳画像，更重要的是作个纪念。只有我才能珍惜古董，才能保存得好。本世纪初，我和妻子跑了不少博物馆和文物市场都没发现这种造型的帽筒。每看到它，就浮现出那个写着“牧叟刘蔼姿”字样的草帽和那个老头儿的形象。
　　从诗中“庚癸”两字推算，那时他应是七十岁了。此后再未见过他，据他孙女说，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

ys1937

龙五
　　
　　自1969年九大召开后，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无限上纲。随着阶级敌人的增加，五类分子的队伍不断扩大，每年集训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也势必成立一个规范化的伙食团来承担后勤工作。自原来开集训会的文秀祠堂拆除建了新开完小之后，新开完小就成了固定的五类分子集训场所。该校由四合院组成，可容纳三十几个班上课。不仅场地很宽，且周边与民屋远离，独立清净，很适合搞阶级敌人集训。
　　原来文秀宗祠的对联是“所敬在此；聚族于斯。”我看久了忍不住产生联想，不如改成“所斗在此，集训于斯。”文秀祠堂消失了，对联留在记忆中。新开完小没有对联，可“龙五”却留在记忆中。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永远坚持，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集训会就要一直开下去。于是伙食团专门添置了一整套固定的炊具，作了永久打算，并有专人管理，在所有的炊具用具上，用大红瓷漆写上“龙五”字样。
　　所谓“龙五”，就是龙伏公社的五类分子的简称。
　　看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心里有了底。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着：看来“龙五”已经成了一个单位名称，老“龙五”死了，难道有新“龙五”接替补充吗？阶级斗争扩大化，陌生面孔不断出现在这个队伍里，“龙五”会变成“龙六”“龙七”了，还有“龙二十一”。
　　有个姓游的分子对我说：“当时一看到“龙五”字样，心里就冷了半截，好像帽子要戴进棺材。如果那样，管制是永远的，怎么改造也没了希望！”
　　在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中，浏阳全县共划右派分子 561人，其中小学教师划右 452人，占总数的80.57%，占教师总数的 18.2%。浏阳三中24名教师划右16人，占该校教师总数的66.67%。后来陆续摘除右派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后来右派得到改正纠错，四类分子摘帽，浏阳全县共 10380人。
　　在大队申报摘除我的右派帽子时，不仅要整理上报改造表现的材料，还要开社员会讨论签名。有人告诉我，会上大家都认为你劳动改造和写写画画都是认真的，是老实改造的表现。只有一个大队领导举起右手说：“大家同意摘就摘吧，不过帽子在我手里，只要他一不老实，就是这样一下罩死他！”说到这里，这个干部右手下划，做了一个狠狠扣帽子的手势。
　　到文革结束后四类分子全部摘除帽子时，少数贫下中农也是想不通难以转这弯子的。队上有个姓潘的说，如果都摘除帽子成为社员，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这种坚持极左路线的人已习惯于搞斗争了。似乎得了神经过敏症，时刻看到敌人，时刻想到斗争！
　　如惊弓之鸟的“龙五”们，在摘除帽子以后，都心情开朗，都积极出工，都积极搞家庭副业。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经济状态也大大改变，一般生活水平都在中等以上。并且教育后代遵规守法，认真读书。我所在的江美大队共有十几名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学生进入高校，参加了工作。还有子弟当上村长、木工厂长等，政界、商界、企业界、新闻教育界的都有。这是一种发愤图强，扬眉吐气的精神动力促使着龙五的后代们向上进取的结果。
　　自然死亡和摘帽平反，使“龙五”这个名称在社会的复兴时代消失了。这样带来的是社会更和谐，人心更凝聚，人民更安定，国家更强盛。并没有“不知多少人头落地”的惨剧发生。
　　现在的新开完小，已经改建成了“长沙市直属机关希望工程”学校。原来“龙五”的集训场地不复存在。标上“龙五”的炊具什物老早处理了。原划过“龙五”的人快离人世，最年轻的我也接近耋年，下一代将不知“龙五”是什么？龙五，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历史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