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他们的情感生态

周泽雄

　　一、农民问题也是城市问题

　　我自幼生活在上海滩上，年龄也不够赶上知青下乡，对于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了解程度，最轻狂的自我评价也只是一知半解。不怕见笑，直到一年前我才弄清楚“三农”究指哪“三农”，我关于“三农”的全部感性认识，除了电视里见到的纪实画面，便只剩下旅行途中的若干见闻了，后者且主要集中在对“农家饭”的品尝上。此类作为新兴旅游项目之一的“农家饭”，是否就是农民日常饮食的客观纪实，本来就是一个连问号都不用打上的多余问题。不必说，一个对农村无知到像我这种程度的人，即使读过几本谈论农民问题的书，即使阅读过程中还伴有心潮澎湃、热血上涌等杂七杂八的心理、生理症状，也不等于就此拥有了撰写读后感的资格。很多年前，我就给日后的写作下达过一条仅供本人遵照执行的最高指示：对于自己了解不多的事物，不管它看上去多么能激动肝胆，也要绝对打压任何形式的舞文弄墨冲动，绝对禁止在自己无知的领域表达观感，抒发正义。“三农”问题正好属于我的一大无知领域，换言之，我的住口领域。

　　今天我重新提起笔，是因为发现了其中“此言差矣”的部分。中国虽然有九亿农民，但认为农民就必须生活在农村，整天操持农活，则大违实情。大家知道，在今日中国，欲了解农民现状，除了田间地头，大都市也是一个合适的考察点。在我的居住地上海，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达数百万之巨，按人口算，本身也构成了一座大城市的规模。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的情况与此类似，全国中小城市、大小县城里的农民工，数量亦呈与日俱增之势。另外，依旧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未必都在从事传统的农业劳作。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农业人口的逐年递减势必是一个趋势，中国农业人口每减少一亿，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就会增加数分。我胡乱猜想，假如中国只剩下一亿农民，所谓“赶英超美”，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倘此说成立，农民进城就会成为未来若干年内一个无法阻遏的潮流，而考察农民兄弟的城市化过程，便有望成为一件比考察农村里的农民现状更有价值的课题。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农民问题首先是一个城市问题。

周泽雄

　　农民变换传统身份，弃田进城，是一种时代趋势，城市接纳并善待进城的农民，亦属大势所趋。中国的现代化理应与城市化保持同步，而进城的农民（俗称农民工）事实上也已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城市的决策层还是普通市民，都没有理由将这些农民工视为一股异己群体。

　　我没有能力对城市里的农民现状展开大规模社会调查，但由于城市里的农民工，已经在一个相当宏阔的领域里介入了城市，以致任何一名普通市民，都不可能对城市里的农民工现状一无所知，我也不例外。考虑到上海曾经是一座因其标志性的排外情绪而遭致不少同胞愤慨的城市，那么，结合我的区区管见，结合普通上海市民对农民工的一般态度，考察一下都市农民工的情感遭遇，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我的发现是让人不安的，简而言之，以普通上海市民为例，我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在内心深处认可农民工，他们一方面谁也不否认农民工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谁都难免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依赖于农民工的劳动，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间将这些农民工坚定地视为某种非我族类的存在物。一种无人公开阐述的观点，在市民心目中被心照不宣地接受着，那就是：一旦干完了你们的活（通常都是些上海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一旦我们不再需要你们，你们就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

　　这样一种冷漠的声音，市民们是会通过形形色色、有声有色的方式，向城市农民工展示出来的。说得极端一点，如果仅仅从适应城市人的眼光而不是从帮助农民融入城市的角度着眼，我恍惚觉得，假如这些都市民工不具有人的七情六欲，或者，假如他们能将自己的七情六欲成功地返回到类人猿的水平，他们在大都市的打工生涯有可能会好过一些。下面我将根据自己有限的个人见闻，证明这个无疑显得残忍的观察。本文想要描述的，是都市农民工的情感生态。本人试图以极不情愿的心情，验证一个已经在我心里埋藏了许久的荒诞念头：假如中国的农民缺乏文明人的基本情感，他们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周泽雄

　　有一位上海母亲，近年已辞掉四、五个保姆。当然，所有这些保姆都是来自安徽、江苏、湖南等地的农家女子。据我所知，她们遭到辞退的理由，无一是因为干活不够勤劳。原因在哪儿呢？原来，她们虽然个个手大脚大，面貌与精致的上海女人相比难免略显粗拙，却都不可思议地具有一个女人的全部情怀。是的，她们会想家，她们偶尔还会溜出家门，与那位不知在上海哪座建筑工地上谋生的丈夫会上一面，个别的甚至发展到夜不归宿的程度。最不可理解的是，请她当保姆的理由明明是照看自己的千金，有一次她却以自家孩子生病为借口，提出请假一周、回乡下看看的请求。上海母亲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作为雇主，她支付了足够买断她全部时间的工资，月薪甚至超过该保姆在农村半年的收入，双方既已达成某种口头协议，就不应再出现私会丈夫或回家看孩子的事情。几个回合下来，上海母亲只能早早与她结帐，请她走人。令这位上海母亲大感沮丧的是，她日后请来的保姆，虽然无一不在制订口头协议时信誓旦旦，高度承诺对东家小公主的绝对责任心，然短则一个礼拜、长则一个月之后，又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私会丈夫或以自己孩子生病为由告假的事情。而为了杜绝此事，上海母亲事实上已忍痛将保姆工资作了自以为最大幅度的上浮，将最初的每月五百元上浮到现在的每月七百元，食宿照例还是免费的。

　　我对上海母亲的遭遇，当然不至于全无同情，尽管按我的理解，她最需要的乃是一个机器人保姆。换个角度，那些保姆假如不想遭到辞退，当务之急倒是锻造出一副铁石心肠。反过来，如果她真具有一副铁石心肠，整天用横眉冷对的方式对待东家小公子，那位上海母亲是否会一直留用她，又成了另一个连问号都不用打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都市性的冷漠，它反应的不是某一市民的个体修养——事实上那位上海母亲无论在邻里还是在其供职的单位里，都有着良好的口碑，她甚至还是慈善捐款的积极分子——而是一种以集体无意识方式存在于都市人心目中的等级差异。正是这种绝非出自恶意的冷漠，划出了一条难以跨越的身份鸿沟。当伤害成了都市人一种无需检讨的本能行为，农民工情感世界的投影，势必被拉得阴暗而又深长。

　　当然，不是每位上海母亲对保姆都是这般高标准、严要求的，东家与保姆鱼水情深的例子，在这个城市也时有耳闻。不过，在上海各类医院充任病人护理工的农村妇女，却是另一番模样。

周泽雄

　　在一篇不出意外的话你肯定没有读过的小文《现代死亡》里，我提到自己有两位至亲长辈曾同时罹患晚期癌症。在他们长短不一的住院时间里，作为家属，我都为他们请了护理工。我每周至少会去医院探望两次，在亲人病重之际，也有过总数不少于十八次的陪夜。所谓陪夜，对我只是熬夜而已，所有照顾病人的艰辛差使，都由护工一手包办，我充其量只是偶尔尽一个帮手的职责。由于熬夜恰巧是我的强项，所以在陪夜过程中，我所做的更像是换个场所进行阅读。我想，我纵然不以多愁善感、富含同情心见长，但在病房里呆了那么些时日，对于护工们的工作场景和生存方式，总不至于毫无感触。除亲人外，当时，她们毕竟是我与之打交道最多的人。

　　回想起来（毕竟，那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最令我惊讶和犯疑的，倒是她们的健康状态。的确，我记忆中的那些护工，个个精神饱满，不知疲倦，而依据她们的工作方式，她们本应面容枯槁、骨瘦如柴才是。护工的工作是全日制、全天候的，她们的作息时间完全随病人的病况起伏而波动。如果病人罹患无药可治的绝症，那么，其病情必然一天坏似一天，与之相应，护理工作也只能一天比一天严峻。晚期病人的精神状态，也正处于羽化成仙的前夜，他们的魂魄不知东飞南飞，自然也就丧失了正常人的晨昏感觉，而护工的职责之一，就是无条件追随病人那融非理性和超现实于一炉的作息方式，她们的工作方式全然处于被迫状态，白天如此，夜间同样如此。那令常人最难忍受的下半夜，往往也是病人最可能出现病情异动的时刻，因而也最需要护工打点精神，全力服侍。护工没有轮勤制，工作也没有上班下班之分。从事别种强力劳动的人员，在精疲力竭的白天劳作之后，通常总还可以在晚上获得免受打扰的睡眠，倘是夜间作业，则白天多半也能得到休息，而这些工作性质怪异的护理工，却像一个个时刻担心会遭到夜间提审的新入狱犯人，她们的睡眠根本无法保障。我不清楚她们的梦境，也不便（兼不敢）冒充弗洛伊德向她们打探此事，虽然实情如何，可能也无须多问。就我所见，她们连一张简易小床都不具备，就是说，即使病人病情稳定，一夜无事，她们也无法得到呈水平状态的自然睡眠。院方提供一种竹制躺椅，以有偿出借的方式供护工休息。当然，借资循例由家属支付。在我反正也无法入睡且病人不像会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曾建议护工到某个暂时空着的病床上躺一会，谁知她立刻露出“万万使不得”的惊恐表情，说是一旦被院方发现，将遭到严厉罚款。只要院方不担心岗位空缺（据我所知，院方对此倒不必有任何担心），罚款还可能与勒令下岗并处。

　　知道她们吃什么吗？最常见的一种搭配，是白馒头加糖开水。虽然极少发现她们中有人曾主动作出改善伙食的举动，但她们的伙食其实并不缺少改善机会。极度虚弱的病人经常会减少一日三餐，家属们也常会带些饭菜让病人食用。当此之时，病号饭便极可能归护理工享受。——我得坦白承认，出于生理上的拒绝，我一次也没有吃过病号饭，而对护工来说，将它视为一顿珍馐，也属正常的生理反应。

　　对现代人来说，私生活是否能够免遭侵犯，乃是一项最基本的鉴定标准。但倘若我斗胆用这个标准来看待护工，她们是否还应被视为现代人，又成为另一个多此一问的问题了。当然，她们具有上洗手间免予遭到骚扰的权利，但舍此之外，私生活就成了一桩无从谈起且过于奢侈的话题了。虽然护工的存在具有填补目前医院人员配置失当的合理性，但院方并不这么认为，表现为医院里没有任何一种硬件或软件设施，是专为这些护工准备的——除非我们把那些具有摇钱树功能的竹制躺椅算上。护工们除却上厕所之外的一应饮食起居，无不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得极端一些，她们甚至连向隅而泣的条件都很难具备，因此，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不会哭泣的铁甲女人，事实上也成了她们非具备不可的生存能耐。

　　上文中曾令那位上海母亲非常头疼的问题，在这里也已令人放心地消失了。她们是否有丈夫需要幽会，有孩子需要照料，成了一件彻底无人过问的事，一种被蒸发掉了的需要。至于那种每月一次、凡人间妇女都在所难逃的周期性痛苦，在她们身上也归于无形。制约她们的，除了支付报酬的家属，还有管理她们同时从那份报酬中提取一部分管理费的医院。相对于更通人情的家属，院方的管理永远显得严肃而规范。我胡乱猜想，医院倘能将管理护工的经验转用来管理本院正式员工，中国的医院不知将现出何等令人惊讶的新气象来。——我希望自己的表述并没有让你产生这些护工都是何等具有牺牲或奉献精神的印象，实情当然不可能如此，我实际上想表达的是，即使她们完全不具备这种精神，只要她们靠护理工作谋生，她们也不得不扮演出这种具有高度清教徒气质的精神。她们的工作“人命关天”，这也注定了她们永远无法理直气壮地向院方或家属提出告假请求。

　　非常的劳作，倘能获得非常的报酬，人们也无话可说。那么，这些护工的报酬如何呢？据我所知，通常为每月七百元。为了加强对她们的制约，最大程度地避免中途撂挑子的事情，报酬总是事后给付的。你已经知道，她们实际得到的不会是这个数，院方将从中扣除多少，我没有了解过。这笔收入算多算少，也非我们另具一套报酬体系的城里人所能评价。在我岳父生理与精神双双处于失控和崩溃状态之际，我迫切需要找到一位最好和李逵一般强壮的护工，为此我不惜支付双倍工钱。在那些早已与我相熟的护工姐妹帮助下，一位不失为黑旋风老婆的壮健女子出现在了面前。我爽快地报出价格：一个月一千五百元。她愣愣地瞧了我半天，才用极为细微的声音说道：“大哥，你不会骗我吧？”——虽然我那仅靠写作维持生计的收入，落在任何一位上海人眼里，都谈不上可观，但我仍然得说，要让我产生小李（这是我日后对她的称呼）面容上那等烈度的惊讶，那笔数额后面还得加上个“○”才行。——只要小李稍有一点点世故，稍具一点点察颜观色的能耐，她就应该从我惶急的神态中发现，这是敲一顿竹杠的黄金时刻。她没有。她的服务是那么任劳任怨、无懈可击……与最为纯朴的农民交往，我经常狼狈地发现，双方根本无法对等地交流情感。岳父去世后，当我一边把三千多元交到她手上一边又深感自己对她犯下了剥削之罪时，我从小李眼中看到的，却是一种被误认为恩主的莫名感激。感觉彻底错位！

周泽雄

　　此类感觉上的错位，还有不少。我有一位非常绅士的朋友，对女性历来奉行贾宝玉的态度，亦即除了爱护和关心，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种对待女性的方式。他家位于城郊结合部，附近有一家大卖场，大卖场门口总有不少人力车夫集结待命，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家的位置正好属于打的略嫌破费、步行又稍感费力的距离，坐价格只及出租车一半的人力车，刚好合适。可以想见，出于尊重女性的高贵天性，他无法容忍自己坐上虎妞而不是祥子的人力车。直到有一天，一个女车夫发急地对他说了一句话，才使他从此改变了主意：“大哥，你就把俺当匹马骑上一回吧，俺家五个孩子今天还没吃上饭呢。”这以后，我那位朋友即使在不必坐车的情况下，也常会坐一回虎妞的人力车。他有一个怪异的发现：面对农村妇女，尊重和关心竟然构成了一对彼此排斥的矛盾关系。他不得不用糟蹋她们的方式来表达对她们的关心，同时听任自己人格上的五味瓶被打翻在地。——以常识而论，按说穷人的自尊心较之富人，总该更敏感一些才对。这些女人在形成视男人的绅士品质为多余之物的感受之前，经历过多么辛酸的心路历程，也非我这个都市闲人所能蠡测。

　　虽然老是将人类的悲惨处境与动物相比，属于一种过于方便且略嫌凶狠的笔墨套路，我自忖对此并无兴趣，以往写作也极少加以演练。但此刻我又难免想到：当一个女人临时客串一种驮兽角色时，她如能适时放弃自身女人的情感，在身心感受上成功地与那种牲畜趋同，其痛苦或许会得到缓释。对旁观者也同样如此，对过着牛马生活的人，我们谁都会大生悲悯，同时谁都不认为真正的牛马有何不幸。王小波先生有一篇名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明智的读者当然不会将此视为博物学家的写实，因为谁都知道，对于猪来说，特立独行即使可能，也明摆着不像是一种可以提升生活质量的品行，正如对一头待宰的牛来说，生性敏感实在是一种灾难性的气质。既然人非吃牛肉不可，那么，牛在临刑前表现得越无知、越迟钝，事实上也越成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临诛流涕——听说该牲畜有此习惯——实在是一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多余表达。

　　情感的错位，说到底是经济实力上的差异。

周泽雄

　　情感仿生学，这是我在与都市民工打交道时发现的一种现象。

　　近八年我先后搬过三次家，每次搬家，按照现在全国人民的通行做法，都免不了对寒舍稍加拾掇。装修是一门天大的学问，除买房外，今日上海人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话题，八成就是讨论装修了。在听朋友侃装修经时，有一种人际交往上的经验常会被郑重提出：“这些民工不通人情，你对他再好，买再多的酒和肉给他吃，他也无动于衷。你别指望他喝了你的酒后干活会特别卖力些。”结合我的切身体会，我发现这个经验是可靠的。进一步思考又会发现，装修工们之所以养成把微笑堆在脸上、把冷漠藏在心底的习惯，实在也应被视为一种加强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情感反应水平大幅度降低，他们的七情六欲退化得越彻底、越接近类人猿的层次，事实上也越有利于他们胜任都市装潢工的角色。就像——抱歉，我又拿动物做比较了——某些毛色白净的兔子为了避开天敌，不得不将自己漂亮的皮毛退化成一堆土坷垃一样。所谓“仿生学”，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不与我的工作方式相比，要说这些装修工的工作有多艰巨，怕也涉嫌夸张。全世界的木匠、泥水匠都是这么干活的，与那些在地下数十米深的坑道里从事煤炭作业的人相比，都市装修工的工作环境甚至算得上优良。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虽然，在我们这些耳朵娇嫩的都市人听来，切割瓷砖——尤其是那种玻化砖——的声音也过于凄厉了；电锯在撕裂那些来自亚马逊流域的坚硬原木地板时所发出的声音，难听程度也类似于给恐龙做牙科手术，万兽之王老虎听闻后，尖锐的虎牙估计也会有所松动。明末大文士张岱在《夜航船•鸟兽部》里，提供过一个搞笑的经验：“虎至人家盗犬豕食，闻刀刮锅底声则去，盖闻声齿酸故也”。——电锯的声音，难听及令人齿酸的程度，十倍于“刀刮锅底声”之上。木匠和泥水匠们如果不具备大哲学家的沉稳定力，让自己的听觉和口腔器官迅速变得呆滞，或许也算得上一项事不宜迟的修为。不过，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干活么，就这么回事。真正的工人，哪有与工具闹情绪的，侍候它还来不及呢。
可说的在另一面。

　　没有一项活计像家庭装潢那样，可以让干活者产生那么多情绪波动和自卑联想。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可以与他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在矿井下挖煤、在皮革厂制鞋或参与建设一座雄伟体育场的工人，也较难从工作中觅得触景生情、浮想联翩的家常题材。而替相对富裕的都市人装修新居，由于民工们面对的多是些自己也想拥有同时又很可能终其一生也无力拥有的东西，倘若他们干活之余还打算发挥一点联想能力，还想从诗人、哲学家或仅仅只是一个敏感青年的角度审视一番自己的生活，那么，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可能走向彻底崩溃。看到都市人新居里的马桶比自己乡下的灶台还要干净百倍，看到城里人那么不在乎地将价值两万元的地板、地毯踩在脚下，仅仅一个冷热水龙头——何况并不能散发出香味——就价值数千元，他们借以评价自身生活品质的种种可怜标准，就将面临瘫痪。当雇主给他们买来五花肉或一箱啤酒时，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绝非意味着自己可以成为与东家分宾主坐定的朋友，东家只是希望他干活更仔细、更认真、更卖力一些罢了。一俟装潢完毕，雇主们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把装修工撵走，所以，养成察言观色的能耐、以便抢在东家下逐客令之前自己主动地体面离场，也成了他们捍卫自尊的一种交际本领。都市装潢未必是一项多么操劳的活计，但绝对是一种挑战农民自尊的差使。何况有些雇主的脸色是那么难看，更别提个别雇主女儿的表情又是那么变幻莫定，仅仅嗅到一股民工的脚臭味，就恨不得立马变成芭蕉公主，小手呈扇状，不停地在空中挥舞。而为了祛除这点异味，本来也很简单，雇主只要允许工人使用新装的淋浴设备就行，但这一点恰恰是极少得到允许的。面对这些以强电流方式存在的尊严骚扰，民工们若不能修炼出山顶高士或潭底老鳖的能耐，养成八风吹不动，一心冷如冰的可怕境界，他们极可能连一个月的打工生涯都坚持不了。所以，借助情感仿生学的原理，把自己的情感构造打磨得比鳄鱼皮还要糙粝——至少面对雇主时是这样，就成了他们都市打工生涯的第一堂课。而一旦他们走完了将七情六欲贬低到类人猿层次的艰辛过程，再希望他们吃了几块雇主提供的红烧肉就露出感恩戴德的表情，只能说明那些雇主太不晓事了。

　　情感仿生学，其实是一种听任自己的心智急剧下降的行为，是一种出于“适者生存”目的实施的自我贬低。与达尔文学说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的“适者”是反进化的，实质是一种优汰劣胜。

周泽雄

　　当中国的地方官们频频赞叹“农民真好”时，谁都听得出来，他们并非从现代人、文明人的角度赞美农民，他们实际想表达的是：农民真勤劳，农民真温顺，农民真能够吃苦。如果仅仅是勤劳、温顺加善于吃苦，那与其说是现代人的标准，不如说是农奴的标准。——我知道，这么说又有点涉嫌尖锐了。

　　按理说，农民种地，工人干活，只是工作方式不同，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相信美国的农场主，就不会在都市人面前萌生“矮三分”的感觉，他向都市白领介绍自己的农庄，口气完全不妨眉飞色舞。但今日中国的实情是，城里人与农民，已经彼此丧失交流生命体验和人际情感的能力了。都市人虽然也有自己的种种烦恼，理论上讲，都市人的烦恼还应该较农民来得更多、更有深度一些，但实际情形可能是，由于双方地位、处境上的巨大差距，不仅农民们不可能再对都市人的的烦恼生出任何同情之心，都市人一旦面对真正的农民问题，除了不知所措，大概也只能茫无所感了。双方的陌生程度，当不在“鸡同鸭讲”之下。

　　比如，身为城里人，我们也许会抱怨小区物业的工作不到位，会讨厌中国电信的行业垄断，也许会痛心自己过于单调或不甚有出息的谋生方式，当然，还可能嫌三千元的月薪过于低廉。这些不满无疑都非常真实，但更加无疑的是，这些不满根本无法向农民诉说，我们永远别指望赢得农民的同情和理解。简单地说，当我们感到苦闷的时候，农民蒙受的则是苦难。苦闷是心理层面上的事，苦难则直接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比如，同样是想不通，我们可能为了凭什么是他而不是我得到外派机会而苦闷，他们却在因凭什么我穷得连猪都养不起却还要交纳生猪税而犯愁；当我们因为某个服务员态度欠周到而意欲投诉时，有位提着杀猪刀的乡长却已经带着一伙穿制服、配警棍的官方恶棍，正在打麦场上对个别不听使唤的农民大打出手，行凶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枪声。当我们抱怨单位代缴的养老金、医疗费、住房公积金不够数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这些待遇都是农民们不曾听说过的；我们同样很少想到，农民的收入虽然只及都市人的五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他们却要缴纳比我们名堂多得多的税款。当我们学会抱怨教育是一个暴利行业时，我们一般也较少想到，对于广大农村，义务教育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教师的工资竟然都是由农民而不是国家支付的。农民们有的只是纳税人的义务，而非纳税人的权利。城里人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农民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可能不足都市人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而他们所需承担的公民义务，却在都市人之上。

周泽雄

那天朋友相聚，一位具有纵论天下之才的先生，谈到中国经济腾飞的缘由时，如此说道：“谁能想到，五十年代倡导的光荣妈妈政策，会在时过境迁后的九十年代，给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数不胜数的廉价劳动力。这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好运气。”我听了颇感不舒服，只能转头看着窗外。我们聚会的地点正对浦东陆家嘴，那里有中国最高的建筑，最密集的金融机构。如前所言，我不了解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我只是在飞机上俯瞰过黄土高原。虽然那实在不是一个适于了解农民的观察角度，但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刻，我产生了巨大的震憾。仅据这份来自一万两千米高空的鲲鹏式视角，似乎也能让我明白：为什么中国农民在都市的情感生活如此不堪，他们仍要义无反顾地蜂拥而来。两年前我读过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以我前面提到的护工整天吃白馒头为例，在曹教授考察的河南农村，简直算得上农民奔小康的一项伟大指标了。一位庆幸自己“如今全年能吃上白馍了”的汤姓农民曾告诉曹教授，解放前，“全村能全年吃白馍的也只有两人：一是地主本人，一是地主的老娘。”——我们眼中的赤贫竟然等同于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嗟乎，“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好像又到了需要重新补天的时候了。
2005-3-7

周泽雄

这篇旧文，本来不想贴出来的（早在真名时贴过）。不知何故，没能在国内发表，只是在香港报纸上连载过。可能，与我初稿里多次提到《中国农民调查》有关，当时它正被有关方面禁得欢呢。
现在贴出来，姑且算是表明一下我对农民的态度吧。这本来无需表明，但在章星球先生看来，我早已成了专制社会迫害农民的帮凶了。这篇文章虽然写得不怎么样，但至少让他看看，我是如何“为专制邪恶张目”的，我又是如何“得益于专制强权”的。

章星球

感谢泽雄，我读此文，认为我错怪泽雄兄了。对我文章中就道德责任承担方面的过度责备，特表致谦！

九船城

我现在生活在上海，出生在一个小城镇，很多同学、朋友、亲戚都是真正的农民。
其实中国农民问题要复杂的多，根本问题和近五十多年的历史有关系，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有关。
我家乡城楼上有着“万世根本”四个字，是“分田到户”的发源地。
农民真的很难，但农民问题真的不简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真的不存在简单的方法。

周泽雄

星球兄知错就改，佩服。
恕我得寸进尺，再说几句：不在道德方面对他人进行猜测性批评，是一种有道德的行为。是否，每位试图取得你原谅的人，都得像俺那样写过一篇关于农民的文章，才可以免予你的指责呢？只要他们没写，你就可以只管批评，并认为自己无需道歉了呢？
针对他人的道德批评，天生是抹毒的，应该慎而又慎。而且，你不应该授权自己随意对他人进行道德攻击的权利。
在我们这个国家，特多那些擅长用道德语汇来自我表彰的人，而你星球兄好像是这样，谁只要整天在文章里自我讴歌，你就认为他敢于担当了，而一个人如果出于自尊或矜持的缘故拒绝如此表白，反而要遭到你的猛烈批评。
你还没糊涂够啊。
看你之前的帖子，你好像还有让我向摩罗学习的意思。凭什么？就因为他整天在文章里吹嘘自己“为幸福哭泣”，整天声称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伟大感情，你就迷迷瞪瞪地信啦？
原来在真名网有个帖子，是老童发的，标题叫《逮着就拍，余杰不能例外》，其中正好涉及到这位摩罗先生的一大事迹：身为主编，毫无理由地克扣人家的稿费。那是他自己出面承认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白纸黑字都留着呐，如果你拜读后还想向他学习，请便，但别拉我下水了。在我看来，那是让我不学好。
让我整天写文章肉麻地自我吹嘘，我不会；让我克扣别人的稿费，我不屑。

章星球

泽雄兄，你弄错了，我从你这个帖子正好是看到了你和摩罗一样的道德理性，关注了农民的权利状况，所以我对你予以肯定，并不是因为你的文章能为中国农村提供多少建设性意见。

周泽雄

星球兄：你看错了，我的道德理性不可能和摩罗一样，如果和他一样，我绝不引以为荣。所以，谨拒绝你的肯定。
若非知道星球兄为人可爱率真，你这番肯定，我就要视为侮辱了。拜托，你自个去欣赏他吧，别拽上我。

章星球

回泽雄兄，我明白泽雄兄的意思，其实你们首先都是在描写农民的某种状态，区别可能在于文风上的差异，摩罗有更多情绪的表达。

而我和你们的不同是我重在述理，我是通过理的梳理找出判准而对你的具体言论作出解释分析，解读其“性质”。有些时候，比方说，我不说你就是一个体制内既得利益派，而会说你的观点就其逻辑而言与政府中的专制派相通。比如如果谁说农民意识，农民素质是中国民主的主要障碍，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体制内的官僚，我都可以说他们在逻辑上是一样的，也就等于说客观上这样的言论是为专制做帮凶，虽然你主观上的道德恰恰和摩罗一样是善良的，同样，摩罗也许同样有好心办坏事的情况。

所以你纵容以农民意识、农民、农民式猥琐骂人，你主观上的道德可能没有问题，但客观效果就是违背公共理性和维护专制的。

所以我的文章最多仅仅是夹上一点点偏见，内容恰恰是以理性为本的。你把我和摩罗的文章相提并论，这也正是你理性思维力有所欠缺的地方。虽然我尊重摩罗，但我首先不是一个文人。

周泽雄

星球兄：我已经一再表示拒绝你把我和摩罗并论了，咱不说大道理，从普通的人际交往上，你也应该有礼节性的尊重。你再这样说，我只能视为蓄意侮辱了——要不，你就是傻到家了。
如果你还有起码的尊重事实的态度，就应该去看看那个帖子，再来告诉我，他是否善良。在我看来，那是蓄意侵吞他人财产。拿着人家数万元稿费，时间长达五年，从不主动去寻找作者，作者找上一个，就被迫还一个，凡是不上门催讨，就归己有。这样的人如果还算善良，我希望你嘴里永远别出现善良。我羞与此辈为伍。
我已经无数次告诉你，你连起码的尊重事实都做不到，就不要整天强调自己“以理性为本”了。一句话：我不信。

采采卷耳

偶外公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只读了四年私塾，我认为他颇有读书人和商人气质。其显性表现为，一是写得一手好小楷字，并终其一生练字不辍，卑谦做人。其二，三十年代做盐生意赚第一桶金，其后以极敏锐的商业眼光做印刷和文化用品生意,积累了更多的资本。,我不知道旧社会大多数赚了钱的人最想做的是什么，反正偶外公是穷其一生在乡下置田，最后听说多达千亩,（意思就是只要手头有钱就是去买田），而家里的老婆和子女并不象电影里那样娇横奢侈,而仅是吃饱穿暖，什么也舍不得的之类，我真的不理解外公因为什么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弄得仅像一个中农家庭就心满意足，尽管我外婆一生没有微词一句。现在我如果归结为农民意识心理比较合理吧。因为农民意识，我外公，外婆一生是不幸的，很有钱，但没有过上一天令人羡慕的好日子。这个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农民意识根植于人心的深远。
俗话说，后脑勺是摸得到，看不到。解放以后天翻地覆的土地革命，很多佃农纷纷向我外公讨规（即租赁田地的押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又作祟了，敏感，胆小怕事，卑微的心，被贫下中农历无前例的翻身道情感震慑，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就把很多田产廉价地处置给当地的农民，算是还规。
本以为做了亏本买卖就是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的难受事，谁知道却因为商人守信任之誉的驱使，田产一下仿佛作了鸟兽散，很多田产不再是自己名下的田产，也安抚了众多妒富的心理，外公免去了一次做恶霸地主的机会，也就免去了一个可能被枪毙的机会，造物弄人啊，谁说这又不是一个具有浓郁农民意识的人的有幸呢？

章星球

泽雄兄，你这个就有点苛求于人了。我怎么可能知道摩罗拿人稿费不还这种事？我不可能认真去研究这些的啊，因为我不是警察，我也不需要去对摩罗的人品作整体评价，我也不可能具体而清晰地知道其事件的具体情况，即使这件事千真万确，我也不可能因为这一件事而评价一个人在其它方面的表现，哪怕他昨天杀了一个人，今天捐赠了十块钱，我都是把两件事分开来看，即使泽雄兄曾经做过亏心事，我也只根据我所了解的信息来判断你是否一个善良的人，并且不因为其一而否认其二，就象你在这篇文章中的道德理性不妨碍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批评你的错误观点一样，我也不会因为另一篇文章中看到你道德理性的迷茫而否你在这篇文章中的善良。要知道我们在网络之间，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去作出判断。至于个人私德，我认为我差泽雄远了，我还看黄色录像，手淫，嫖妓，流着口水偷窥美女，打过街架，打过警察，欺骗无知少女，诱骗少妇，臆想中和美女做爱，偷过钱，贪过污，受过贿，不孝敬父母，不关心兄弟姐妹。还对不起我女朋友。这样可以了吧，我的私人道德问题要比摩罗丑不知多少倍吧？但是我要说的，我对泽雄的角色伦理从来没有评价，我只从公共理性、从本相伦理的角度去提出要求。公共理性所关注的，是我们作为公民人皆应该得到的权利，人皆应该获得者的尊重。农民式猥琐或以农民骂人，就是公共理性的缺失，违背公共道德。即使你天天嫖妓，只要你能坚守公共理性，我都给予你一种公民角度的尊敬。至于你的私德，我只能私下表示敬意，包括你明天去给山村捐一万块钱，我都只视为你的私德。

但是泽雄兄在本次讨论中的表现就不一样了，能够抓到我文章中的一点小辫子，就可以彻底否定我有任何学术研究能力或学术创见，如此，就是非理性啊。

周泽雄

星球兄：你真是没完没了。我告诉你不要把我和那个人并论，同时我还说明了我的理由。你应该怎么做呢？要么，尊重我的请求。要么，去核实我所说的情况，再来反驳我的请求。但你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既不去核实（嫌麻烦），又坚持把我和那个家伙并论。就你这种态度，哪还有一丝尊重事实的样子。连近在眼前的事实都懒得核对，嘴上却还要捣鼓什么“公共理性”，你当“公共理性”是玩具手枪？你以为我会根据你的自我赞美来评价你？你把自己捧上天我就跟着你仰望天空？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要扯上半天，谁还敢和你讨论？
算我不懂理性，你赢了。

章星球

泽雄兄真是道德洁癖呢。哈哈。道德洁癖一般都体现在私德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泽雄的私德没得说，摩罗没法和你得比，你说不能比，就这一点而我同意你。再不拿你和他比了。

菜农

楼主的文章提供了城市人对农民和农民工的视角，感谢。

周泽雄

卷耳你好：
我想，除了章星球在竭力追杀“农民意识”，在别人看来，农民意识是一种明摆的事实。农民没有农民意识，难道他们倒有市民意识？
本来，不同职业、阶层的人具有所属职业、阶层的相应意识，是正常的，本身也不包含优劣。当中国的社会型态还是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意识就是此时此刻最正常的意识，无所谓先进，也无所谓落后，相反，那恰恰是与时代特征最为匹配的意识。假如有个内地农民却平白无故地养成大资本家意识或买办意识，他反而没有活路了。
由于群体意识会生成传统，而传统具有滞后性和抗变革性，所以，一种意识只有当它与时代的发展不相吻合时，才见出落后或蒙昧的特征。当然，还得加以甄别，还得警惕着不要把其中若干弥足珍贵的优秀传统意识，一块否定了。农民意识无论可贵还是可厌，它最初都是适应于农业生活方式的，具体地看，不同地区的农民意识也存在着差别。但毫无疑问，当时代的发展已经使得原有的农业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之时，对农民意识加以扬弃，就是一个正经的课题。农民意识中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有些所谓负面，并非绝对负面，而仅仅是与发展了的时代格格不入而已。
看卷耳外公的例子，其中就既有积极的习惯，也有需要否定的意识。比如，节俭，就是一个永远不会落后、在任何时代都熠熠闪光的优秀意识。实际上，节俭同样符合资本主义精神，认为资产阶级生活就是骄奢淫逸，只是我们对人家的妖魔化。比尔·盖茨据说不愿意坐头等舱，宜家老板的日常生活，绝不高于普通瑞典人，都是经典的资本家习惯。

李大兴

星球兄通过这次掐架，估计成为公认的高手了。不过，我觉得无论对“农民意识”的批判还是对“农民意识”批判的批判，出发点都有一重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恰恰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歪弟

原帖由 采采卷耳 于 2008-4-25 22:25 发表
偶外公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只读了四年私塾，我认为他颇有读书人和商人气质。其显性表现为，一是写得一手好小楷字，并终其一生练字不辍，卑谦做人。其二，三十年代做盐生意赚第一桶金，其后以极敏锐的商业眼光做印刷和文化用品生意,积累了更多的资本。,我不知道旧社会大多数赚了钱的人最想做的是什么，反正偶外公是穷其一生在乡下置田，最后听说多达千亩,（意思就是只要手头有钱就是去买田），而家里的老婆和子女并不象电影里那样娇横奢侈,而仅是吃饱穿暖，什么也舍不得的之类，我真的不理解外公因为什么把自己的生活质量弄得仅像一个中农家庭就心满意足，尽管我外婆一生没有微词一句。现在我如果归结为农民意识心理比较合理吧。因为农民意识，我外公，外婆一生是不幸的，很有钱，但没有过上一天令人羡慕的好日子。这个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农民意识根植于人心的深远。
俗话说，后脑勺是摸得到，看不到。解放以后天翻地覆的土地革命，很多佃农纷纷向我外公讨规（即租赁田地的押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又作祟了，敏感，胆小怕事，卑微的心，被贫下中农历无前例的翻身道情感震慑，一时又拿不出那么多现金，就把很多田产廉价地处置给当地的农民，算是还规。
本以为做了亏本买卖就是打脱牙齿往肚子里吞的难受事，谁知道却因为商人守信任之誉的驱使，田产一下仿佛作了鸟兽散，很多田产不再是自己名下的田产，也安抚了众多妒富的心理，外公免去了一次做恶霸地主的机会，也就免去了一个可能被枪毙的机会，造物弄人啊，谁说这又不是一个具有浓郁农民意识的人的有幸呢？

献花一小朵 ，本来我也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我那从农村到城市艰苦挣扎的舅舅，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农民意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卷耳说了我要说的话，谢谢

从章周之争，再次领略泽雄兄风度气度，受教

章星球

泽雄兄可以再回到我们最初的争论点上看，就会发现，我一开始已经强调，人类意识活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其丰富性多样性不能简单概括，因此“农民意识”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研究对象，是毫无疑问可以尝试的，但要研究出多科学的结论来则不那么容易，康德甚至认为要彻底认识人的意识是什么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则认为至少要抽象出某些共征甚至将之视为批判对象是需要警惕的，而用来嘲讽他人，则更是违背普遍价值的。首先要分清批判与建构，如果你要提出一个农民意识的概念，是一回事，要批判一个现有的“农民意识”是另一回事。而我所批判的“农民意识”，首先是国人普遍在使用的那个含义，作为一个批判对象的“农民意识”是不能由你说我泽雄认为农民意识应该如何如何，而是
要看它多数场合下怎么应用，为了告诉泽雄兄我所要批判的那个“农民意识”是什么样子，我还专门收集了很多领导讲话，我的文章是既有批判又有建构，我认为泽雄兄还是没有细看，没有真正理解。但是我和泽雄在争论发生的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认为农民意识是妨碍民主的，所以我就追问你，看你所说的农民意识到底和我所搜集的，中国目前社会上最流行的“农民意识”定义方式有什么异同，你始终躲闪不说，王顾左右而言他，所以我就只能先以中国现有的这个“农民意识”概念作为批判对象，因为刚好我国政府通用的这个农民意识就是不适宜民主的借口。

我因为笃信康德哲学，坚信人因为生而为人所拥有的理性能力决定了其社会存在对其意识的影响永远只能是边角性的，即使同样的社会存在或社会身份也会因人的自由意志本性而产生很多根本无法把握的细节或不确定性，因此康德强调先验理性。只有马克思等唯物主义者才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其思维基本是泽雄22楼的路数。而我则强调自由意志本身的决定性和社会存在相对弱小的制约性。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倒是铁蛋兄总结得不错。

章星球

回大兴兄，我觉得要防备阶级意识，最治本的办法就是从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入手，我在上帖回泽雄的帖里已经说明，你把人的自由意志，把人的个性放在第一位，就自然知道农民意识一类群体意识的可靠性有多大了。所以迅弟儿其实都已经暗示了泽雄兄，农民意识根本还没有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概念成立。所以泽雄兄22楼的观点是大有问题的。

周泽雄

星球兄：我相信你为人正直，禀性善良，虽然我一再觉得你缺乏基础训练，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治学态度，但还是努力与你沟通，那是因为我尊重你探讨问题的诚意。
但是，你预设的东西，在我看来都是莫名其妙的。比如，我周某人无论码帖还是写作，什么时候需要看主流意识形态的脸色？你有什么理由先把别人往下作里想，以便衬托自己的崇高？
好了，我们放弃讨论吧。

章星球

有一点大兴兄是评价到位了，“农民意识”在中国确实就是阶级意识的最大遗留物之一，只要你比较一下计划经济时代和党政官员的使用情况就一目了然。

毛泽东的话语，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说中国的工人相对于农民,思想意识先进是因为:他们懂得纪律,规则,秩序,协调,和对集体有奉献精神。

再对照现代各种官员或学者评价农民意识或小农意识，基本上说自私狭隘，散漫等等。

所以我的文章意思，要搞个农民意识概念可以，但首先批判后建构，先把这个现有的驳倒，然后再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它，所以我提了舒尔茨对小农意识与企业家企业的共性特征等。这种研究不是要彻底搞清它是什么，而是要搞清它当中的什么特征导致了什么后果。因为是什么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根本不能搞清楚，但已知其象的某些特征导致了什么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研究。

章星球

泽雄兄，现在我看得非常清楚，你正好是缺少了这方面的训练，我是个直性人，也绝对也的是实话。你下面这句话就表现出来了。

比如，我周某人无论码帖还是写作，什么时候需要看主流意识形态的脸色？你有什么理由先把别人往下作里想，以便衬托自己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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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忆一下，我是怎么和你展开争论的。其实上面的帖子已经给了你答案，农民意识既然作为我的一个批判对象，首先并不是针对你泽雄兄个人大脑里的那个纯属个人之物的，而是针对你使用了这个词，而我必然按照一般常识认为你是在中国现有的“农民意识”这一概念上使用它，因为按照学术惯例，如果你使用的“农民意识”不同于现有的多数人共识下的那个“农民意识”，而是带有你个人的定义或添加，你就要特别作出补充说明。所以我反复追问你，你除了已经表达的那一点内容以外，你使用这个词是否还有其它属于你个人添加的内容，或者你根本就是另一种定义。如果是不认识的学者看到你的文字，他是直接当你是在通常意义下使用“农民意识”一词而对你进行批评。而我因为有论坛之便，因此有可能特别出于谨慎起见向你询问是不是你对农民意识还有别的定义，这是我对你的一种尊重，刚好证明了我学术态度的严谨性。

自觉的梦游人

一直在寻找表达处在中国城市里的人对于中国农民的准确看法，看完这个连载，发现就在这里了，其实，岂止准确，更可以用精确来定位。作者在没有比较前，他的生活虽然不能谈得上时下最好的，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洁光发亮的洗手间。但是一比较起来，那个农村却是没有几间房间可以与之相比。对此，作者似乎在引导我们唤起一种对于生活的原罪感，但是细细读来，却发现作者其实在试图用两个大写的人来正视一个事实存在的不平等，一个是作者自己，另一个是作者都觉得难以代为表达的农民。对于这个不平等，作者不想用原罪意识这样浅薄的词儿来表达一种根本不存在的歉疚，却是在寻找一种同等的人的情怀，以和他面对的另一个人一起，来直面这个不平等。
虽然作者先是惊恐地等着那个黑旋风的婆娘狠宰，接着，在发现她也有和自己一样的，甚至有着被作者誉称为比自己更高的胸怀，作者还不禁汗颜起来。但是最后，作者还是庆幸地让我看到了，他其实拥有的情怀和那个黑旋风婆娘的胸怀是相通的。
的确，要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作者还可以有更多发挥，但是就是在直面这个不平等上，作者不是要分担，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一个人与人平等价值的情怀。当你与一个和自己拥有不一样生活的人相互审视，你的眼光不因为他比你贫穷而傲慢，也不因为那个原罪而悲怜，但是你就因为他是同等的人而和他去直面他的和你的生活，那么你就会发现，原来这里面的不同，其实很平常，平常到你就能和作者一样，和这些只有贫富不同的人去拥有相通的情怀，去结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