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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20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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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国家哀悼日的哀思
这是第一次为平民举行的哀思,在这个国家的记忆当中,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没有前例。但是在世界上,这不是第一次,在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每次生命的失去,都会引起深深的哀思。不论是战争,还是瘟疫,不论是恐怖袭击,还是地震海啸,当生命在不幸地失去,活着的人都会用哀思来表达对死者的追怀。
中国在哀思中进步,民族的哀痛首次以国家的名义来表达。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表达,却因为是在中国首次发生,具有了不平常的意义。活着的人在用历史的比较看到了这个平常表达的进步,但是横眼望去,911,南洋海啸,别斯兰人质事件,以及加拿大萨斯传染,等等,都曾经在相关国家引起了国家的追悼,整个国家哀悼日其实很平常地表达了一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应该表达的哀思。
是的,因为从来没有给灾难中的死者举行国家哀悼,我们就开始把这第一次当作史无前例的进步,也没有人愿意否认这个进步。我的哀思却想着平常,想着时下最流行的四个字:多难兴邦。
我不想再对整个抗震救灾表示过多的求全责备,面对着一场世纪性的大灾难,中国已经让世界动容,温家宝这个名字也完全可以作为民族的英雄精神的象征,全球人类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毅已经开始更新对这个民族的认识。这些都将载入史册。
我此时的哀思却围绕着“多难兴邦”这四个字。哀思着它对我的刺痛。
如果没有这场灾难,共和国的国旗或许还将按照她的惯例,合着八宝山的哀乐降到半旗的位子。而在平常,她将以飘扬的高度来象征一个国家的沉重。突然的地震,使她第一次顺着民族的哀思,降到了半旗的位子,这就使得我为了“多难兴邦”而感慨:原来这个国家的进步是这么离不开灾难!
我不想细究这四个字对于人的思维逻辑的混乱表达,却在对于这样一个因为地震而带来的现实进步的认识中,悲哀地思索这个中国特有的“多难”和“兴邦”的“内在联系”。
或许可以这么说,所谓的人心所向,在中国从来只是在遇到灾难的时候,才开始得到注意和重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莫不是在灾难面前才亮出他们的英雄光泽。李冰为民族留下的都江堰,对于他的评价从来就是水利功臣,却没有把他当作民族英雄的,虽然他的都江堰在这场地震中也经住了考验。万里长城成为民族的骄傲,恰恰是以不可再演的劳役的灾难为代价,后人追问秦朝的灭亡,只不过因为这份“骄傲”才没有把长城和阿房宫相提并论。而对于历史上的诸多民族英雄,又有谁能够告诉我,他们的最后命运不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呢?
在有专制传统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英雄都背负着危难临命的使命,换到平时,没有一个时势能够把他们造就成为英雄。等到灾难来了,他们就有了兴邦的使命了,他们的出现和成就英雄,就是所谓的顺乎人心了。似乎,要成就一个英雄,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身处水深火热的灾难,于是,遂有英雄救民于水火。
或许会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我却想跟着多难兴邦的思路,继续思考,难道这个民族真需要那么多的灾难?
我从对汶川地震死难者的哀思中,感悟到,他们的生命绝对不需要由这样一场灾难来终止。那些默默地被折杀的生命本来和我们一样,可以述说“活着真好”的感受,可以憧憬生命延续的美好,可以在天年将近的时候向后人交代生命的高贵,却在一场无情的灾难面前,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地走上了黄泉之路。对于他们,多难兴邦,转而变成了一难夺命,他们本来应该享尽天年,却以突然的夭折,留下了无尽的哀痛。
对于这场灾难,中国终于用国家的名义,用共和国的低垂国旗来表达民族的哀痛,这表明,这个民族再也不能接受把兴邦建筑在夺命的多难之上的逻辑,它的第一次用平常的国家和民族哀痛来表达对于自己儿女夭折的悲伤,第一次表现了一个很正常的理念,那就是,多难哀邦。
这就是说,民族的苦痛多难只有给一个国家带来无尽的忧伤,而不是兴邦的契机。而类似汶川地震这样的世纪性大灾难,更不应该被视作为功利的国家振兴的转机。如果有人真的这样认为,那么,就无异于把这个国家在非灾难的平常时期视作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只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灾难,才能够让他振作。
由此,我的哀思开始延伸,扩展,共和国的历史,天灾人祸,多灾多难,没有一次可以说换来了国家的振兴。今天回首类似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那一年的枪声、大兴安岭的火灾,93年大水灾,以及延至08年的雪灾、藏民暴乱,等等,每次灾难都没有不在那里使民族的沉重脚步更加缓慢,毋宁说,那几次人祸还使这个国家倒退了几十年,又何来兴邦的契机?
一个国家的体制只有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才能表现出人本特色,而在更多的时候则展示着另一面。它的良性运作只有在灾难时暂时体现出来,这就使我更多地要在今天的哀思当中走神:如果一个体制需要这样的灾难来作为它“振兴”国家的兴奋剂,这是不是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个压在民族身上的灾难?面对那些夭折的生命,民族在负担起无尽的愧疚,灾难虽然可能超过了那些学生楼的抗震能力,但是,民族却在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些年幼的生命而惭愧,因为他们的走去,是民族的创伤,是国家的失责。
我收回离散的思绪,把全神集中在对汶川地震的死难者的哀思上,但是我无法止住我的哀思向所有共和国历史的各种天灾人祸中的死难者延伸。我为所有近六十年来的灾难的死难者祈福,我希望今天的哀思不仅能够给汶川地震死难者带来一份慰藉,而且也给历次灾难的死难者带来慰藉:中国已经开始懂得表达对于失去生命的哀痛。这个进步本来不应该这么迟缓,但是毕竟到来了。灾难和死亡使民族和国家哀恸,昭示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成熟,这也许是那悲怆的汽笛、全民的痛悼所蕴含着深层意义。然而,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没有这场灾难,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具有这样的成熟。
为汶川地震死难者志哀!
为近六十年来所有灾难的死难者志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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