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兆平：必须高度重视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

李旧苗

近期，我的博士生们在查阅资料，准备撰写“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这一专题的博士论文时，陆续发现这几年来，国内有数位博士以专著形式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内中一些章节抄袭自本人的著作。有的抄袭性质相当恶劣，接近照抄照录，连文句都懒得更动，其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程度，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无法置信。
    由于我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思潮研究的系列论文，最初是以单篇形式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直至2006年10月才汇集成《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猫头鹰丛书”出版，而抄袭者们由我的单篇发表的论文所抄去的文句、段落，结集出版比我还早。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光的流逝，最终在客观上会变成这样――我在抄袭他们！出现这样黑白颠倒的惊人的一幕，势必损害到我的声誉。而且，这几位抄袭者现均成为高校（有的是著名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有的是科研单位的副研究员。因而，我的学生们力劝我不要再沉默了，应发表声明，否则今后连他们也会蒙上耻辱――成了抄袭者的弟子。刘文典先生像是说过：文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看来，我也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清白了。
    第一位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魏红珊副研究员，其著作《郭沫若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三章“郭沫若美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中，“二、康德美学”，“七、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两部分百分之八十的文字抄袭自我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上的有关创造社研究的三篇系列论文：《科学主义与郭沫若的文学选择》（《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创造社与康德美学》（《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看来，魏红珊同志对我的研究是进行了跟踪式的关注，但在她的著作中却居然只字不提原作的出处与著者。
    揭发对方抄袭，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以对比的方式来证实。以下随意择取魏著中的三个段落与上述三篇文章中的类同部分进行对照：
    1、魏著P123：同浪漫主义一样，按美学倾向来说，表现主义也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持批判态度，但二者又略有不同。浪漫主义主义在批判中呈现出一种柔性，表现出对过去的怀念，主张回归自然；而表现主义则在批判中呈现出一种刚性，表现出向前求索的突进，主张征服自然。表现主义主张最大限度地肯定生命本体，勇于与一切压抑生命的逆向力量相抗衡。（《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P74：若按美学倾向来说，表现主义也是对科学、科技理性及其所促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持警惕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它接近于浪漫主义。但两者之间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浪漫主义在批判中呈示为一种柔性的，向后看的忆恋的话；那么，表现主义在批判中则呈示为一种刚性的，向前寻索的突进。因为表现主义要求最大限度地肯定生命本体，勇于与一切压抑生命的逆向力量相抗衡。（《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按：揭示出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之间“刚性”与“柔性”的微妙的区别，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没有一定的理论积蓄，是难于得出此结论的。而国内目前似乎只有我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与描述，但魏红珊同志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窃为己有了。
    2、魏著P122：马克思主义美学还强调创作主体依存于所在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的创作主体社会性的原则得到郭沫若的认同。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指出：“一个人生活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那他的种种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对创作主体社会性原则的遵循，使得郭沫若在提倡“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时获得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撑。（《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P33：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要则除了意识形态受制约于经济基础之外，另一项就是强调创作主体与所生存社会的一体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因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马克思的创作主体社会性的原则在创造社主要成员的文论中时时得以体现。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指出：“一个人生在世间上，只要他不是离群索居，不是如像鲁滨孙之飘流到无人的孤岛，那他的种种的精神活动，无论如何是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的。他的时代是怎么样，他的环境是怎么样，这在他的种种活动上，形成一些极重要的决定因素。”••••••对创作主体社会性原则的遵循，也使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提倡“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时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能理直气壮地进行学术论争。（《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按：以往学界对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多局限于1928年左右从日本归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等创造社“小兄弟”们的身上，是我首先详细地考察了20年代初创造社三元老――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三元老及郑伯奇，在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的本质与功用、创作主体的社会性、资本主义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发展不平衡性等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上的状况。正因其开拓性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作了全文转摘。魏红珊同志却采取了割裂、抽取的方式，把一个丰富、严谨的命题搞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如果无法领会就别抄，以免糟蹋了别人的心血与成果。
    3、魏著P92－93：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康德的这一观念无异于一帖对症的良药，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强烈的共鸣。他们都希望从精神文化入手去改造社会现实，重塑国人灵魂、挽救民族危亡；鲁迅、郭沫若之弃医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美的理想的吸引。可以说，借审美来陶冶民众心灵，重塑国人灵魂，提升道德境界，培养完美人格、完善人性，开发灵性，从而对国家民族进行脱胎换骨的疗救和改造，最终实现拯救中国，这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首选的途径。（《郭沫若美学思想》）
    俞著P52－53：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状来说，康德的这一观念无异于一帖对症的良药，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热切的关注。像蔡元培就把康德哲学、美学引向中国的现实社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想通过美的教育来涵养、陶冶民众的心灵，使国人逐步由感性、低下的状态上升为道德、文化的人。这样，由高品位的个体构成的中国社会才能走向文明、走向完美。通过审美来完善人性，从而拯救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首选的途径，像鲁迅、郭沫若之所以弃医从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康德这种陶冶民众心灵、拯救国人灵魂、提升社会文化、道德程度的美育思想的影响。也可以说，五四初期占主导优势的“艺术救国”之类的思潮实则源自康德的哲学、美学的思想体系。（《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按：我的《创造社与康德美学》一文的抄袭者不止魏红珊一人，这也从另一侧向说明其原创性意义及学术上的价值。魏著“康德美学”（P89－95）部分，百分之八十可以从该文中找到相对应的被抄袭、剽窃的文字，因而不必一一列出，以免浪费篇幅。其中关于康德美的理想是由二律背反的正反命题组成统一体的论证，极为艰涩抽象，以及由此延伸到对郭沫若“貌似无用，然而有大用存焉”艺术观念的论析，其中所耗费的心血与精力是相当大的。这些成果，却如此轻易地被他人窃走，谁都不会掉以轻心。
    第二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光芒教授，其《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二部分“成仿吾与康德哲学中的‘客观’”一节（P244－251），百分之六十抄袭自我的《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一文（《文艺报》1999年7月6日“综合评论版”）。但他抄袭的手腕，颇为诡异，让你感到有点啼笑皆非。
    因为他在该节的大部分篇幅中，洋洋自得、煞有其事地大谈成仿吾与康德美学的关系，仿佛这一切都是经他个人独立钻研而得到研究成果似的。但他又不像魏红珊同志那么大胆无畏、干脆利落地窃走，而是有点心虚，所以在本节快结束部分，忽然插入这么一段话：“有论者所指出，从郭沫若到郑伯奇再到成仿吾，他们对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内心’、‘自我’、‘客观’等的表述、追寻及界定，走过了一条从个体体验到理性概括，从概念的不确定性到概念的明晰定性的路程。••••••”然后在该页的页下注明我就是这一论者：“参见俞兆平：《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文艺报》1999年7月6日。该文对创造社‘客观’理论的哲学内涵作了精辟的论述，不过该文作者认为这种审美认识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对此笔者持有异议。因为成仿吾这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关于美学思想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更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P251）他玩的这么一手，的确有点高明。一方面，说明他有注出你的文章，像是在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又说明你的文章是有错误的，我以上所研究的是对你的更正，不是抄你的。这正像一名小偷，偷了你的东西之后，还要说你的东西是次品，不值得偷。
    他这样做的后果，对我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对于不明真相的阅读者来说，他不可能再去查阅、对照近十年前的一张旧报纸，这样，不但我的有关的研究成果被他堂而皇之地窃取去了，而且还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张光芒纠正了俞兆平在研究中的错误。如此，是非倒置、扭直作曲的荒唐的一幕就转化为真实了。
    有偷没偷，当然也还是要用文字对照来证实。因为要留点篇幅对他的“异议”进行辨析，予以反批评，现暂举两段。
    1、张著P244－245：显然，成仿吾的“客观”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正是康德哲学中特定的客观。康德在其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将客观界定为一种“对象意识”，即是指在人的意识中所建立起来的对象。由于对象意识的建立需经过从“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到“想象中再造的综合”再到“概念中认知的综合”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相互联系的复杂过程，因而它具有一种客观的秩序和统一性。这种对象意识不但不同于与“自我”相独立的物质存在，而且也不同于主体，因为它既不只是存在于表象中，也不只是在人的意识中，而却对“所有人均有效（可传达的）”。由于它内含着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必然的判断，亦即内含着与对象相一致的客观性，因而康德称之为“客观的”。与此相对应，只对个体有效的判断则被视为是主观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俞著，“综合评论版”：也就是说，成仿吾的客观，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独立于自我之外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是康德哲学中特定的客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有一重要的概念－－对象意识，它指在意识中所建立起来的对象，具有一种客观的秩序和统一性。对象意识的建立需经三个阶段：一是“直观中把握的综合”，即人的感知面对杂多的感性表象有一种心灵的主动综合统一；二是“想象中再造的综合”，即由想象使保存在记忆中的表象再现，并与另一个表象衔接统一起来；三是“概念中认知的综合”，即由一种概念同一性的引导，把想象所唤起的表象，与当下知觉表象系列联结综合起来。康德认为，经此三个阶段建立起来的对象意识“不同于主体”，“因为它既不只在表象中，也不只在意识中，却对所有人均有效（可传达的）”。由于它内含着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必然的判断，亦即内含着与对象相一致的客观性，因此，康德认为是客观的。与它相应，只对个体有效的判断，康德则认为是主观的。（《文艺报》1999年7月6日）
    按：张文除了把我关于对象意识三个阶段的具体解释那三句话删除掉以外，其它文字几乎完全一样。更不应该的是，他把康德的两句话“因为它既不只在表象中，也不在意识中”，从引号中抽出来，变成他的话，居然抄到了康德的头上去了。而我所做出最后两行的判断，张光芒同志可能是想改也改不了的，因为他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根底毕竟还浅了点。
    2、张著P245：他所孜孜以求的这种原理抑或真理便包含在上述“客观的”思想原理中，因为所谓“客观”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象意识，一种意识中的“客观”。其特点在于既内含着认知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即一种规律性或本质性，又包含着认知主体的概念式的知性判断，也即“悟性的统一”，乃至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真理性。（《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俞著，“综合评论版”：由此可见，成仿吾及其创造社同仁所理解、所认同的客观，是一种对象意识，一种意识中的“客观”。它的特点在于既内含着认知对象的普遍必然性，即一种规律性或本质性；又包含着认知主体的概念式的知性判断，或悟性的统一，乃至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对真理性。（《文艺报》1999年7月6日）
    按：这几行硬梆梆、全是骨头的纯抽象的语言，张光芒同志怕是掰不动了吧，只好照抄。但令人捧腹的是，为着回避一味抄袭之嫌，他在以上这段话的后面，紧接着加上一段不懂从那里引来的东西：“表现在美学领域就意味着必须抛弃‘只对于个人是真，不能适用于别人’的审美判断，力求在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交融碰撞中取得逻辑上的乃至形而上层次的统一性，做出超个人的具有‘普遍妥当性’的审美评判，对他来说，所谓‘客观的’不外是普遍妥当性的别称，它是‘批评的生命’。郁达夫也强调说，‘不合逻辑的文学，终于不是伟大的文学’•••••••”。从纯哲学性的“对象意识”与“客观”的论析，竟莫名其妙地转接到文学的“审美评判”、“批评的生命”上去，转到郁达夫论“不合逻辑的文学”上去，如此行文才真是“不合逻辑”，一派牛头不对马嘴的混搅。
    3、对张光芒同志“异议”的回答：我在《成仿吾的“客观”与创造社的“自我”》一文的结尾写道：“当‘自我’（或内心、‘客观’）沟通、含蕴了世界与主体这两极时，当艺术把‘自我’这一由生命体验在‘社会中其所怀的情感’表现出来时，你能说这种审美认识论违背了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吗？”当时的出发点是为着反驳学界流行的把创造社文学观念定性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独断论，为创造社同仁所极力倡导的“自我表现”正名，而且仅是一反问句而已。
    张光芒同志却捉住这一枝节做起文章来，指责说：“成仿吾这时尚未完全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其关于美学思想的探讨从哲学本体论上说更接近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我上述反问式的判断，决非空穴来风，如前所述，我做过《马克思主义与创造社》的研究，掌握了一些第一手资料。现略举二例，便可说明问题。
    1924年8月，郭沫若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告诉我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代，我相信终久能够到来；‘个人之自由发展为万人自由发展之条件的一个共同体’，我相信是可以成立的。”他所引的这两句话一是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是出自《共产党宣言》，均为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原则。前者是关于人们在理想的社会中，物质生产劳动的形式和物质产品的分配原则；后者按恩格斯晚年对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内岶提问的回答，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最基本思想的概括。郭沫若一下就准确扼要地抓住了共产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有一定研究的；而作为与郭沫若对话的另一方、号称创造社中首席理论家的成仿吾应该不至于比郭还不如吧。这说明郭沫若和成仿吾相当早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进行过一定深度的研究。而后，成仿吾在其著名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写道：“历史的发展必然地取辩证法的方法。因为经济的基础的变动，人类生活样式及一切的意识形态皆随而变革，结果是旧的生活样式及意识形态等皆被扬弃，而新的出现。”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革，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最为闪光的思想，成了成仿吾考察文学艺术流变的指导原则，这难道不是唯物辩证法吗？还能是其它什么呢？什么“客观唯心主义”，求求张光芒同志，别给前辈乱戴帽子了，回去认认真真读点书，掌握点第一手资料，再来下判断好吗？
    第三位是中原地区一所著名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副教授，其已作为专著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其中有八处抄袭了我的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文艺研究》2004年第6期）和专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但由于他已来信向我做了沉痛的检讨，我答应不追究了，所以这里不具体点明。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我并不是个“大腕”，居然就撞上了三个博士来抄袭、剽窃我的东西。（可能还有一个，因留神不够，闪了过去，现正查找中）这一方面客观地说明我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新味，才会引得他们冒险前来劫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世风日下，人心惟危，连拥有博士这一神圣的头衔的，也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来。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若任凭此种恶习蔓延开来，再过十年、八年，学界可能连一块净土都找不到了。

李旧苗

玉圣兄：您好！
    没想到打假这么难。文章在貴网站登出后，南京大学XXX找上门来，每天数个电话，又是寻死觅活的，说我要把他逼上死路；又是阴森森的威脅，说是要来厦门找我。我理直气壮地打假，反而变成像是犯了多大的错误似的。
    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您的处境，这么多年来您能坚持下来，实属不易，真不容易啊！我没想到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居然痞味会如此之重。
    算了，我想若有可能话，还是请您还是把文章撤下来吧，不然，我也会被他逼得神经错乱。我现在电话铃一响，就有点心惊。一再麻烦了老兄，深致谢意。　　　
    俞兆平　　
    08－8－10

李旧苗

主帖及回复文字，均转自杨玉圣主持的学术批评网。

周泽雄

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立法，发现剽窃者，可以直接起诉，法院按相应法规受理并处罚。老是靠被剽窃者自己写文批评，实践证明毫无效果。
假设一下，如果每桩刑事案件都不是由执法部门处理，而是任由被害人写文章揭露，会是什么效果。

李旧苗

不知道也是高校教师的老木匠、乌龙茶诸兄对此事件怎么看？我前一两日分别与多位在不同高校任教的熟人（其中有一位与文章主角同在一所高校）谈及此事，出乎我意料、令我感觉诧异的是，他们竟一致认为此事系俞不厚道，不该如此对待同行。我无言以对，不知诸兄如何认为？

老木匠

俺不是这个专业的。

大概因为

1、杨玉圣名声太臭，没有正经人对他的论坛感兴趣

2、俞本身的学问大概不咋的，看看他说别人抄袭的那些段落，好像都是些一碗豆腐和豆腐一碗的意思

3、俞没有走正常的途径向那些学校揭发、向教育部反映

4、当然更主要的是见怪不怪，这种规模的抄袭实在是太普遍了

乌龙茶

学科不同，对俞、杨也不了解，所以不敢妄加评论。旧苗兄请我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我就胡乱说说。
    俞文所举抄袭的例子，我觉得有很多只要注明参考文献，是可以免抄袭罪的。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可能和作者的记忆力有关。
    记得N年前曾看过某作家告另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抄袭，举证也很有力。但后来还是名作家打赢了官司。确实有这种可能，被指责抄袭的那位作者曾经读过原告的某书，对其中很些段落或文字印象很深，但不一定在总体上认可它。到他自己写作时，他有可能忘了那段文字的原产地，并且他的“创作思维”非常坚定、非常活跃地把那段文字想象成是自己的灵感。但也有可能，两个作家都产生了同样的创作灵感，要证明谁抄袭了谁，很难。
    文学评论的情况类似。这个领域玩的是判断：一是要追求判断的深刻，为此要读大部头著作，口中经常念叨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在这个层面上讲，可能这个领域的所有人都抄袭了，俞本人也不例外。他自己文章中的一些新概念或新名词，都有可能是从那些大部头著作中借来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二是要追求见解的新奇，为此要敢于创新，敢于说别人没说过的话。但中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并不多，多数人甚至是从二手货里获取灵感。由于大家彼此彼此，所以经常会无意识地把借来的东西居为己有。但麻烦在于，如果借来的东西用新名词包装过了，其原产地并不是中国作者，那这种抄到底是不是抄，就很难说。

[ 本帖最后由 乌龙茶 于 2008-8-19 08:58 编辑 ]

周泽雄

这个问题，DAVID兄可能比较熟悉。
原则上，思想不构成抄袭，抄袭针对的是思想的表现方式。
记忆不确，好像听说香港的规矩是，被指证抄袭的文字如果与原文语句有24字相同或基本相似，抄袭即告成立。所谓基本相似，比如，原文说的是“比如”，抄袭文字改成“譬如”……

David

抄袭的一个基本定义是对来源没有给予应得的承认（credit）。所以一般都要引用（citation），如果直接引用(quote)字数超过一定数字（如200字），要得到作者同意。拿过来，稍稍改写，也属于抄袭，抄袭有意无意之分。我的学生也经常会有抄袭，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用自己的语言去说，所以用“拿来主义“解决问题，常常无意间犯了这个错。我记得学校里还专门为研究生和教授搞了个workshop，专门示范怎么是抄袭怎么不是抄袭。但作为博士生或教授，去大篇抄别人，就说不过去了。问题不在抄袭内容重要与否（当然如老木匠所说，被抄袭者可能东西未必怎么好），而是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和职业操守问题，这两方面问题在学术圈都是很忌讳的，所以吃学术饭的轻易不敢造次。

周泽雄

是的，我也这么看：“问题不在抄袭内容重要与否（当然如老木匠所说，被抄袭者可能东西未必怎么好），而是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和职业操守问题，”

李旧苗

据悉，鉴于俞兆平发表的《必须高度重视博士论文的抄袭现象——关于国内数位博士生抄袭本人著作的严正声明》、杨献文发表的《岂能用抄袭来“启蒙”？——也谈<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的学风问题》，均明确批评了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的抄袭问题。近日，该校有关部门做出了关于张光芒教授工作变动的如下决定：  
    一，张光芒教授退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二，张光芒教授退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课题组。

李旧苗

David兄说得比较清楚。香港的规矩也可能是采纳了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感觉是可行的。至于抄什么内容，这不是问题，哪怕抄的是小学生作文，也是侵权。

老木匠

现在大陆的学术风气之糟，难以想象，教授都在公然的抄来抄去。否则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论文专著可写。见怪不怪，没有抄到自己头上，谁会关心这事。

即使抄到自己头上，苦笑而已。有一次开学术会议，有个老兄提交的论文明显从我们的一本书里搬过来的，一见面先打招呼，说是为了完成什么什么东西凑篇幅。都是熟悉的。有个多年的老朋友，要过博士关，找了我一本写师爷的书，搬过去。后来开会时碰见，打了个招呼，我才知道。去揭发，于心不忍，我的权利意识也没有强到这样程度。

估计要严格按照戴兄的美国说法来实行，中国的教授2/3以上都要开除，80%以上的博士头衔都该褫夺。

中国的大学不是依靠学术吃饭的，它只是党国的一个意识形态阵地，校长教授都是官僚或候补官僚的性质，对于公然的学术造假，比如陈进那样的打磨芯片都只是不让干教授工作，抄袭就要拿掉教授博士帽子还难一点。旧苗是资料大王，翻一下刊物，有多少文章都是面熟陌生、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老木匠

俞兆平的这些东西原创性有多少？至少我是看不出来。

有不少教授，自己从外国人那里把洋文抄成中文来显摆，别人抄了他的就揪住不放，要天价的赔偿，法学界不少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索性不搞所谓的“学术”，就写普通读物，也不申报项目，省得有同流合污之嫌。

周泽雄

我厌恶剽窃，但真地遇到剽窃，也未必会去打假，主要是怕烦，甚至，还怕被人说成是借机炒作。中国的事还就脏到这种程度，会限制人理直气壮地做该做的事。
转一篇发表在《南方周末》2003年3月20日的文章，其中关于上海的一组，我把作者没有标明但属于我写的文字，用红色标出来。而我之所以发现这篇东西，只是因为作者还算诚实，提到了我的名字：
□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
　　“私人记忆档案”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1914年改为霞飞路。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老木匠

毛新宇博士研究员的“天才”作文

2008年08月18日 新华网

2007年八一建军节，邵华与儿子毛新宇、儿媳刘滨、孙子毛东东在一起（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2008年6月24日18时28分，我们亲爱的妈妈邵华将军永远离开了我们。望着妈妈的遗像，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我们在心中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多么想念您啊！

那些天，急雨淅淅沥沥，松柏默然无声。6月28日上午9时50分，zhonggong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到西山妈妈的灵堂吊唁，亲切见了我们亲属。

妈妈一生喜爱红杜鹃。1977年春天，爸爸、妈妈带着新宇回到老家韶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这篇散文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后来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一年前那个泪打春花的日子，爸爸辞世，妈妈写了散文《又见韶山杜鹃红》。这些年来，她是那样喜爱红杜鹃。当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又把一生精心守护着的红杜鹃留给了我们，叮嘱我们:“要记着为杜鹃花浇水……”红杜鹃，成为妈妈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纪念，而她的一生，也正像杜鹃花那样，迎风傲雨，坚韧不拔，清香远播，灿若云霞……


（一）

1938年金秋，妈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的童年，充满着苦难和艰辛。妈妈还不满一岁，就随着父亲陈振亚、母亲张文秋，和姐姐刘思齐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苏联。途中，经过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扣留。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妈妈亲眼看到父亲陈振亚被反动军阀毒死，看到陈潭秋、毛泽民等先后被军阀残酷杀害。烈士的鲜血教育了妈妈，她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敌人仇恨的种子。冬夜的严寒和夏日的酷暑，难耐的饥渴和残忍的毒打，这就是妈妈的童年！多少年后，妈妈在《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一书中写道:最初的记忆是那样的强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火烫的烙印……在狱中，妈妈和大人们一起，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冒着危险为大人们传递文件，还那么小就参加了集体绝食斗争。后来，妈妈这样对我们回忆说:有一天，不知是谁托看守买来十几只小鸡，养在监狱的院子里。妈妈一边喂鸡一边唱着狱里编的儿歌:“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有一次，一名凶恶的狱卒无故打妈妈。妈妈不顾一切猛扑过去，抓住那狱卒的手狠狠咬了一口，疼得狱卒嗷嗷直叫。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难友们办起了“监狱小学”。妈妈和小同学们伏在地上学写字，第一篇课文是:延安，我们要回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党中央的营救下，1946年6月，妈妈和100多名幸存者走出黑牢，回到日夜思念的延安，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就在那时，妈妈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妈妈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大家排着队，主席从头跟我们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几个男孩儿，我们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们握完手之后，我们赶快又跑到队尾，又再站队，争取第二次和毛主席握手。”

然而，喜悦和安宁是短暂的。很快，延安又被国民党的内战炮火所笼罩。妈妈随着部队不断转移、流动，从延安到太行山，从西柏坡到北京……她在马背上和硝烟中成长起来。土改时，她当过宣传员；在太行山区，她扭过秧歌，演过活报剧；在河北平山县，她演过“兄妹开荒”和“血泪仇”……

（二）

新中国成立了。大伯毛岸英和大姨刘思齐喜结良缘。一次，妈妈随着姐姐和姐夫去中南海。毛泽东详细问起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学习情况。这时，依在旁边的妈妈突然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毛泽东很吃惊，问道:“孩子，你怎么还没有上学呀？”此刻，也许他想到了这个曾经拉着马尾巴在崎岖山路上行军的小女孩，把本该读书的美好年华，留在漫长的行军路上。他深情地说:“好嘛，你愿意上学，我来帮你。”“真的吗？”渴望学习的妈妈，幸福的眼泪热乎乎地滑落到面颊上。几天以后，妈妈把秘书交给她的介绍信紧紧捧在胸前，走进了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的大门……

在学校里，妈妈关心时事政治，热心社会活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和小同学们一起给朝鲜小朋友写信，还到医院慰问归国的志愿军伤病员叔叔。妈妈品学兼优，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学习，以后又进入北京女一中高中部读书。妈妈从小喜欢文学，中学时代，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节日的夜晚》就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一次妈妈在期末获得了好成绩，到中南海去玩的时候，兴高采烈地将成绩单递到毛主席面前，等待着毛主席的夸奖。可是，毛主席却问道:“你身体锻炼怎么样？”妈妈说:“就是爬绳不行，没有通过劳卫制。”毛主席亲切地说:“就一项通不过也不行。‘三好’才算好。”后来，妈妈下狠心练习爬绳，不久，就通过了劳卫制。课余时间，妈妈还经常去游泳、划船、打球、射击，甚至参加伞塔跳伞。从小学到高中，妈妈仅用了10年就完成了学业，1959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妈妈和爸爸从相识到相爱，是从大伯毛岸英和大姨刘思齐的关系那里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不久，大伯瞒着大姨，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临行前，他专门把弟弟毛岸青托付给外婆照顾。打那以后，妈妈和爸爸经常见面，在一起说话，游玩。大伯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给全家和亲属们造成永远的伤痛！后来爸爸赴苏联治病，回国后住在大连。外婆带着妈妈和松林、少林姨妈一起去看望他。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情感激起了火花，妈妈和爸爸开始了书信往来。这件事被爷爷知道了，他非常关心，在给毛岸青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

1960年爸爸和妈妈在大连结婚了。爷爷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

为了照顾爸爸，妈妈一度转学到大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62年春，爸爸和妈妈一同回到北京。爷爷见到他们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于是，他们两人回到湖南，先到板仓祭扫奶奶杨开慧的陵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到长沙看望90岁高龄的外婆。以后，妈妈又回到北京大学读书。

妈妈生性好强。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学业不顺，有些伤感。爷爷给她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父亲，六月三日上午七时。

妈妈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精神大振，病情也好了多半。在学习中，妈妈非常刻苦认真。多少年后，妈妈曾对我们回忆起这段时光。她说，当时，一有机会她就向爷爷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爷爷也常常给她以关心鼓励。一天，妈妈兴冲冲地告诉爷爷，她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爷爷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妈妈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爷爷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说，学历史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爷爷还主张，读书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谈论《西游记》时，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爷爷还和妈妈一起谈论古诗词。有一次，爷爷和妈妈谈到陆游的诗时，挥笔为她写下了《夜游宫》。爷爷和妈妈谈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诗文时，伏案作书，笔走龙蛇，写下了《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爷爷的指点和教诲下，妈妈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66年，妈妈从北京大学毕业。

（三）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一家受到了迫害。妈妈和正在北大西语系读书的妹妹少林，连夜骑自行车出走。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妈妈和爸爸只能悄悄相聚，提心吊胆地生活。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关心下，他们把家搬到了现在住的董四墓一号。妈妈常常向我们讲起当年这里的荒凉和宁静，也回忆她和爸爸团聚后，两人一起数星星的快乐与安宁。在妈妈幸福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伟大。

1970年新宇出生了。妈妈精心培养和教育新宇，倾注了大量心血。一般家中常常是严父慈母，而在新宇的记忆中，却是严母慈父。有时，新宇没能按时完成作业，妈妈就不让他吃饭。这时，爸爸也不吃饭，陪着新宇做作业。妈妈不忍心让父子两人都饿着，只好妥协。在父母的共同教育下，新宇养成了勤奋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文革”结束了，全家生活安定，充满了阳光。妈妈自70年代初调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先后任政治部宣传处干事、计划组织部对外学术联络处正师职研究员、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等职务，兼任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她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各项任务，在军事科研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屈指可数的女将军。

在妈妈一生的岁月中，对爷爷的深情怀念是她身上巨大的动力。她始终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颗心可鉴、可颂，那份情至纯、至真！为弘扬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妈妈日夜奔走操劳。上世纪90年代，她向党中央提出:“我和岸青同志有个愿望，就是亲手编辑一套纪念父亲毛泽东的书。”这个心愿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从1992年开始，妈妈、爸爸带着新宇，坐着一辆面包车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召开座谈会，拜访历史当事人，审定选题、提纲和书稿。经过全国各地几十位作者共同努力，这部由爸爸和妈妈共同主编、多达27册600余万字的大型丛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终于在1993年爷爷诞辰100周年之际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些年来，妈妈和爸爸还共同编著了纪念文集《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少年毛泽东》、《诗人毛泽东》等著作，妈妈撰写了《刘谦初传》、《陈振亚传》、《我的妈妈——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毛泽东之路》（上、下册），参加主编了《我们的父辈》丛书，还撰写发表了《重读〈远望〉志更坚》、《滚烫的回忆》、《无尽的思念》等文章。多年来，妈妈共编著出版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80余部2500余万字，获得许多国家重要奖项。在妈妈的策划和组织下，还创作拍摄了电视连续剧《风雨情》、《寻觅骄杨》、《女红军女将军风采录》，电影《杨开慧》，音乐电视《最美的霞光》，歌曲专集《永远的怀念》等等。

妈妈时刻记挂着家乡韶山，她生前经常带我们回韶山。她关心着韶山的建设，在那片圣洁的土地上，有我们永远割不断的亲情血脉。妈妈还一次次带我们去长沙板仓，祭奠奶奶杨开慧，和家乡人民一起整修了杨开慧烈士陵园。1990年奶奶牺牲60周年，妈妈和爸爸带着新宇到长沙板仓扫墓。春雨把奶奶的墓碑洗得那么洁净，辉映着奶奶洁白无瑕的一生。妈妈对新宇的教诲，至今回荡在耳畔。奶奶当年读书的小学，现在是一所五年制的小学校。妈妈通过多方努力，为这所学校捐赠了一批电脑，为板仓的建设表了一份心意。

妈妈经常给我们讲伯父毛岸英的故事。2000年，为纪念伯父毛岸英牺牲50周年，妈妈带着我们到朝鲜为志愿军烈士和伯父扫墓。我们不会忘记那最令人感动的一幕:妈妈拿着酒，浇到伯父的墓上，她说:哥哥，我代表你弟弟岸青来看望你，你在那个世界会感到很冷吗？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那次祭奠，我们组织了一个摄影组，回国制作了一部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2006年，我们家亲属又组织了一个代表团，由妈妈当团长，到朝鲜为伯父和志愿军烈士们扫了墓。

（四）

妈妈一生钟爱摄影。早在20世纪50年代，她就开始接触摄影。当时，她用一台大伯毛岸英从苏联带回来的老牌照相机，留下了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珍贵时光。妈妈说，当时毛主席对孩子们要求十分严格，不让他们将照片私自带到外面去冲洗。这样，爸爸妈妈就把家中的一个卫生间改为洗印室，学会了洗印技术。一直到80年代，妈妈才有了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傻瓜”相机

摄影创作中，妈妈对红色题材情有独钟。她曾经三走长征路，重去革命圣地，拍摄了大量革命旧址、遗迹的照片。她曾对我们说，摄影既是一种艺术创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工作方式。用图片能直观地说明问题，这对研究和宣传工作具有独特的作用。后来，她编著的许多关于爷爷、关于党史的书，都配有她亲手拍摄的大量图片。

妈妈还拍摄了大量的风光照片。她手持相机，走过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用镜头捕捉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反映各族人民的崭新风貌。她说，她要用这些图片讴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讴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透过这些摄影作品，人们能看到她对祖国的浓浓的感情。

在摄影创作中，妈妈特别投入。有一次在北戴河拍照，妈妈乘船出海。这时，刮起了大风，巨浪差点把船打翻。妈妈毫不畏惧，迎着风浪，拍下了难得的夕阳照海天的壮丽景观。在张家界天子山创作时，为了选择最佳拍摄角度，妈妈乘坐索道检修车拍摄。检修车没有安全护栏、四面透空，非常危险。游客们看到她上下拍摄，都十分惊讶，为她的安全捏一把冷汗。在哈尔滨拍摄时，她决定乘坐“直—9”直升机升空航拍。工作人员劝说无效，只能卸下直升机舱门，用军用背包带把她拦腰绑在舱门口。就这样，她冒着危险，顶着迎面呼啸的狂风，从机舱门口探出身去拍摄了五大连池、火山口全貌。1999年纪念国庆50周年举行阅兵大典，本来妈妈在阅兵观礼台上有座位。但是她不去，而是到人民大会堂的楼顶上，与许多摄影记者、年轻人挤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拍摄阅兵大典的宏大场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妈妈的摄影创作成就斐然。她陆续完成了人物专访、革命旧址、风光风情、纪念活动、舞台花卉等十几部摄影专题。她的作品多次在各种重大比赛和展览中获奖，并在全国许多城市进行巡回展览。1998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5周年，纪念伟大祖国成立50周年，她的摄影集《我的祖国》首展并出版。这部作品，获得首届冰心摄影文学奖。此外，她还陆续出版了《骄杨画册》、《伟人瓷韵》、《海之南》、《荷》、《菊影九九》、《百花争妍》、《邵华将军舞蹈摄影作品集》等摄影集。

从2002年起，妈妈连续担任两届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两届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她尽职尽责，和大家一起，发展和推动中国摄影事业。她还多次率领中国摄影代表团出访，增进国际友谊，扩大中国摄影界在世界上的影响。

妈妈的最后一部摄影作品集是《祖国颂》。从这部作品集中，人们可以看到，从人民大会堂到偏僻的小山村，从舞台上下到大街小巷，从革命旧址到繁华都市，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情与景相融，心与境交汇，反映出她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诚之心和深深的爱恋之情。妈妈的第一部作品集是《我的祖国》，最后一部作品集是《祖国颂》，首尾呼应，这也是一种结局圆满啊！

妈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她连续担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长达20年之久。她不辞辛苦，多次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学校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人民心声，先后写出提案、建议近百件。这些提案，从发展革命老区高等教育，到强化西部开发、加速国民经济建设；从加大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到建设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加快石漠化生态治理，到加大扶持力度打造全国最大碱硝化工基地；从尽早建立中国国家摄影博物馆，到建立中国自己的海外电视台……每一件提案都体现出她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与负责。作为摄影家，她还匠心独运地提出许多“照片提案”，为各界所瞩目。妈妈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中国文联荣誉会员、中国花卉协会名誉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社会职务。她有一颗博大的爱心。她关心别人，同情弱者，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建设，帮助失学儿童，热心公益事业。

舒雨湖

学问呵呵，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怎么抄

某年，还出了个小娃，抄级男生，想抄就抄，抄的漂亮！！

David

国内学术界的气氛，我也领略一二。学术取向似乎更在乎轰动效应，而不在乎严谨和踏实，不在乎学术内在的价值，或者它对社会的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那和娱乐就没有区别了。事实上学术的东西，真正懂的人不会多，太popular的东西，你就要怀疑它的学术性了。在我的领域，“多元智力”就是一个。

乌龙茶

原帖由 David 于 2008-8-20 03:22 发表
国内学术界的气氛，我也领略一二。学术取向似乎更在乎轰动效应，而不在乎严谨和踏实，不在乎学术内在的价值，或者它对社会的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那和娱乐就没有区别了。事实上学术的东西，真正懂的人不会多，太popular的东西，你就要怀疑它的学术性了。在我的领域，“多元智力”就是一个。

心理学界好象对多元智力都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以前以为只是国内心理学界这样，从戴兄的贴子看，可能是从美国传来的。
        戴兄能不能说具体点，到底因为什么？

老李北海鱼

道德文章，文章不道德，道德不闻章。
深究起来，古往今来，对人类的思想作出独创性贡献的还真没有几个，一如语言，因袭渐变居多。
俞先生杨先生我不太了解。讨厌那些抄袭的，这个跟偷盗一样，没什么好说的。
但待己以宽，究人以严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们还有一个专长，就是送人上道德的断头台。
支持维权，但更希望他们能象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样积极维护社会的良知，真的成为“民族的良心”。而不是有文化的“群氓”。

[ 本帖最后由 老李北海鱼 于 2008-8-21 02:20 编辑 ]

David

简单的说，多元智力理论属于“常识心理学”（commonsense psychology)， 经不起严格的推敲，验证。但正因为是“常识”，大家或者说大众接受特别快。它的价值在于打破“智商”理论对话语权的垄断，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理论上的严重缺陷。这个理论在教育界有众多追随者，但依然无法进入主流心理学。它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有机会再聊。

乌龙茶

看来国内心理学界对多元智力理论的看法，确实与美国有关。
     上学期，我的一个同事——她是心理学教师，问我教育学界对多元智力理论的看法。我说多元智力理论在教育学界很受追捧，但追捧的理由却很糟糕。这个理论的背景其实是由生物学提供的，但却被说成是心理学的理论。
     以后有见面时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