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德

李·恩菲尔德4型步枪      工作方式：非自动   口径：.30英寸（7.62mm）   弹夹：10发   简介：是在对非自动步枪经过30年以上的精心改进的基础上研制的。该枪的原型是詹姆斯·李（苏格兰人，后移民美国）研制的1895式步枪。1895式步枪发射6毫米高速弹，但它的笔直拉动的枪栓在战斗中证明是很不方便的。   　　1907年，带短弹仓的Lee Enfield（SMLE） II型步枪被引进英国，几年后Lee Enfield III型随着出现。这些步枪都使用了一种转动工作的枪栓，而不是笔直的。这种方式能使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以每分钟15发的速度射击。在一战中，这些步枪成为英国步兵的制式武器。   　　在对SMLE设计进一步简化的基础上，在1928年，诞生了Lee Enfield 4型步枪。该枪直到1941年才开始大量生产，并成为英军的制式装备。

2008年反恐行动中使用李·恩菲尔德步枪的印度警察。

永德

德国驳壳枪，中国又称盒子炮，其正式名称是毛瑟军用手枪(Mauser Military Pistol)。　
        全重(kg) 1.16
　　全长(mm) 288
　　初速(m/s) 425
　　理论射速(发/分) 90
　　有效射程(m) 50
　　射击方式 单、连
       弹容10——20发
      特点：体积较大，弹容较大，可连发

电影中使用驳壳枪的老生。

老木匠

文革后，听到一则笑话，说某地批判四人帮时，在揭露江青生活的奢侈时，说她每天每顿都要吃一小盆的猪肉炖粉条，而在另一个地区，则批判江青说她连内裤都是涤确良的。无独有偶，近来网上也流行一则故事，说孙立人在远征印缅战场上，曾一次就活埋了被俘获的1200名鬼子兵。

不知江青要是听到有人这样编她的故事是会哭呢还是会笑，但我敢保证，要是孙立人听到有人杜撰如此的故事来诬蔑诽谤他，非得从九泉下跳出来将他拉回到阴曹地府去断个究竟不可。

两则故事，都是典型的以个人认知水平臆造他人行为的谬谈。

这种荒谬至极的传说在好多个历史网站都有发表。为加强其欺骗性，杜撰者还编造说美军获悉孙立人坑俘事件后，还曾向中国政府表示了不满和抗议。编的跟真的似的。

如果仅仅有此发帖者，那到还只能说明他一个人的无聊与无知，可每每重复地发上此帖，居然都会让无数网民相信，有的网民还正经八北地讨论其做法是否与日内瓦公约相抵触，有的则不仅相信，还对此行为表示极高的赞赏，这就只能哀叹我们大众网民们荣辱观的缺失与基本历史常识的低下了。

这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杜撰。仅仅从那数字看，就足能让人笑掉大牙。一个师活捉上千名日军战俘又全部活埋，就象杜撰一个大肚子孕妇追上一支老虎又仅用三口就将它吞下肚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无法相信。

为什么说这则故事是荒谬的杜撰，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孙立人肯不肯这么做的考虑。

杀害放下武器的战俘的行为，历史上不是没有。著名的白起坑卒就是其一。尽管对此事实的认定有争议，但那只是坑卒数量上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白起的确是大规模杀过俘虏的。近代的宋哲元凤翔杀俘，则有当事者的亲见亲笔述说，杀没杀三千俘虏值得怀疑，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宋哲元也的确大规模的杀过俘虏。

古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的，因而我们也不必去强责他们。只要我们能够明了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就和向手无寸铁的百姓逞凶一样，是一种有悖军人伦理的无耻的懦夫行为，就行了。

时代的车轮辗过二十世纪后，人们的道德已经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到了宋哲元打凤翔的时期，已经远远不同于白起伐赵时期了。如果说白起那个年代杀俘是可以原谅的话，宋哲元这么干，就只能受到遣责了。而实际上，西北军中以冯玉祥为首的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便已引起同为军阀的各军系的强烈的义愤。因而象冯宋等这样的极端作法，在其他的军系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宋哲元凤翔杀俘的行为，也就只能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绝无象我们原谅白起那样可以得到丝毫的原谅。这就象十九世纪以前的人们蓄发辫裹小脚不应受到谴责而二十世纪的人们要是还那样的装束就只能受到人们的耻笑一样的道理。

我们如何认识杀俘行为不重要，重要的是孙立人他如何地认识这个行为。也许有人会说，都是旧社会的国民党军，既然宋哲元杀俘虏是可以炫耀的是引以为荣的至少是不以为耻的，那么孙立人杀俘理所当然也就是心安理得的，因而也就是他愿意这么做的。

一派胡言，混蛋逻辑！

虽然同为国军，但需知孙立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的，孙立人所处的四十年代的中央军，也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所处的二十年代的西北军的，因而孙立人的道德准则，也就绝对不可能是宋哲元坚持的道德准则。如果杜撰石友三杀俘虏，或杜撰刘郁芬杀俘虏，不管历史事实上是不是存在，但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刘郁芬、石友三们是有着与宋哲元相同的道德观念的，是没把杀俘当成无耻的。而作为在美国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从属于中央军嫡系，又正在与美英军并肩作战的孙立人，是绝对不可能将杀害战俘看成是一种功勋而必会将其看作齐天大耻的，因而是断断不可能作出如此无耻行径的。

在孙立人所处的那个年代，在孙立人所处的那个群体中，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是任何一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真正的军人所不耻的。实际上，不要说孙立人了，就是从没受过任何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军阀张宗昌孙殿英们，也抱定江湖上“好汉不打坐着的”、“杀降不祥”的信条，从而很少做出象西北军中那样的野蛮的缺阴德的事的。

也许又会有人说了，宋杀的俘虏是同为中国人的战俘，所以才会受到谴责，而杜撰的故事中孙立人杀的是日本战俘，日本兵曾经杀过无数的中国人，所以这样杜撰的故事中孙立人杀俘是应该引以为光荣的。

真是无知到极点的说法。俘虏，不管是什么战争中的俘虏，都是双手沾满了我们战友和兄弟鲜血的人，宋所杀的俘虏，其在缴枪前都是恶惯满盈的匪军，对于民众的暴行绝对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鬼子，但这不是他们在缴枪后被虐杀的理由。因为他已经放下武器了，而只要他放下武器了，就不管他们缴枪前有过怎样的罪行，就都理应受到合理的对待，这既是国际法的准绳，更是人类文明的呼唤。违背这个准则的，就只能是一种无耻，就只能受到谴责。包括曾经在中国烧杀淫掠的日本鬼子，一旦放下武器投降成为战俘，也同样适用这样的待遇。

孙立人不是象西北军诸将领那样出身行伍大字识不了几个的草头王，因而他断断不可能将杀俘行为看作荣耀，而只能视之为无耻。不信的你们可以看看孙的文章与回忆，从中你会触摸到孙的思想的。

第二点，是孙立人敢不敢这样做的考虑。

也许在当时的抗日将领中，可能会有象网上愤青们一样想法的人，即管他战俘不战俘呢，杀了解气。但根据我对孙立人的了解，我敢百分百地说，孙立人不会有如此无知而又愚蠢的想法。退一万步说，即使谁有这样的想法，他也绝对不敢这样去做，因为如何地对待战俘，还有一个叫做军法的东西在制约着他。不虐待俘虏这条军律，并非只有zhonggong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才有的。

也许有的网民或者认为，上级军法部门干吗要追究下级坑杀日本鬼子战俘的事呢？按这些网民的意思，似乎对杀死日军战俘的行为应该论功行赏才对。要真是有谁这样想的话，我除了哀叹其十足的无知加十足的军盲以外，也就实在无语了。

我国的抗日战争有一个与以往内战不同的特点，即很难抓活的。所以各部队如果能够抓住日军俘虏，都当成宝贝一样。因为这既可以用来向上级邀功请赏，又可以向友军与民众显示自己的军威，对于打击敌人的士气也极富功效。在当时，如果哪个部队能够押着一个日军俘虏走在街上，那要比拖着100具日军的死尸游街还牛逼，因为日本鬼子俘虏太难抓了。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满怀信心地想抓住几个日军俘虏，然后拉到太原城里游街，结果一仗下来，他一个活的也没抓到。最近热炒的腾冲反攻作战，参战者为第二十集团军的两个美械军，以伤亡1万余人的代价，毙敌6100余，生俘仅64人（亦有55人之说）。让薜岳扬名的第三次长沙会战，参战部队为整个第九战区，共计3个集团军12个军另有7个独立纵队，取得空前大捷，毙敌56944人，俘敌亦仅139人。因为日军俘虏难抓，所以那时从最高统帅部到下面的每个团每个营，如果有谁听到自己手下哪个部（分）队抓到了日军俘虏，都会倍感兴奋，必会对抓俘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然后再派最得力的人员将俘虏看管好，用以再向他的上级或向民众报捷。而如果有谁不慎使抓到的俘虏死掉，则负责的长官或士兵必定要受到处分，至少要受到申斥。要是有谁胆敢擅自杀俘，则极有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然，出于对死去战友的悲痛与对鬼子的仇恨，在极端暴怒、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不冷静地抬手枪杀一个几个战俘的情况，难保不会发生，但坑杀上千名战俘，谁敢？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蒋介石，他也不敢，何况没能居天下第一而是有着上级有着军法制约的小小的师长孙立人，何况他身边就有西方的盟军在与他并肩作战，他敢犯天下之大忌杀掉这1200名战俘吗？

别说他不愿这样去做，就是他愿意这么做，借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

第三点，是孙立人有没有条件这么做的考虑。

最荒唐最无知的，就是那天文数字的1200名俘虏兵。前边已经说到，和内战时期动不动就整营整团成百上千地俘虏敌军的情况不同，抗战中我军极少抓住日军俘虏。从一些军、师当年对日作战的告捷电中可以看出，生俘日军十数人，字里行间就已经充满了无比夸张的喜悦了。一次战役抓获1200名俘虏，在抗战时期，对于一个师级单位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网上杜撰的孙立人杀俘故事中有鼻子有眼地说俘获这1200名鬼子兵是1942年10月29日的事。可编故事的人和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大概是不看历史的，因为1942年秋，正是远征军新败之后，其部队战死、病死者奇多，官兵们在战败后又翻山越岭长途转移，一个个都疲惫不堪，此时的孙部新三十八师，正在印度伽蓝休整，整个1942年下半年，并无任何战事发生。编1200名战俘的故事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愚蠢到至极了。

就算杜撰故事者把日期写错，就算传播故事者把日期传错，那在其他时间段里，孙部有没有俘敌1千多人的战例呢？我们就来看看孙立人部在整个印缅战场上较大的俘获战绩是如何吧。

小的零星的战斗不说了，我们捡大的说吧。先说孙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期间的俘敌战绩。第一个，仁安羌大捷，发生于1942年4月。这是孙将军的成名作，此战使孙立人威名传遍英伦三岛。该役战果：有毙伤敌500余和1000余两种说法，但我没能找到俘敌的人数（不排除此战俘敌数为零的可能）。第二个，攻克于旁，发生于1943年11-12月。此战使孙师114团团长李鸿博得“东方蒙哥马利”美称。此役歼敌1000余人，俘敌13人。第三个，攻克孟关，发生于1944年3月。这是孙立下的“不克孟关不剃髯”的壮志得酬的一战，就在此战后，孙立人蓄了寸许的胡须得以剃掉。不过此战主攻系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只是助攻，另有美军参战。该役战果：歼敌人数不详，俘敌1人。值得注意的是该俘的亲口忆述，“（当官的）对我们讲话，总是说中国兵凶恶的很，捉到日本人就砍头，所以……以为一定是死，未想到反而受到优待”，“十八师团的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作战的威名……所以对孙将军又恨又怕”，后来“我不仅见过他，还和他同桌吃过饭，人家待我好”。第四个，攻克孟拱，发生于1944年6月。此战新三十八师战绩不详，但能知道整个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在包括孟拱战斗在内的整个战役中，共计歼敌约5000人左右，俘敌89人。第五个，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4-8月。该役参战部队为中美联军，孙部也在其列，但非主力。此役总计歼敌2300余，俘敌69人。

孙接任新一军军长后，打仗并不多，较大者，其一为八莫进攻作战，发生于1944年10-12月。总计歼敌2400余，俘敌20人。其二为新维腊戍攻击作战，发生于1945年3月。总计歼敌917人，俘敌5人。当然期间还有一些小的战斗，但都泛善可陈。到3月底，缅北反攻作战就胜利结束了。

从以上所列孙立人取得的较大的战绩看，俘敌没有上百的。所以，即使他想杀也敢杀，他又到哪去找这1千多名鬼子俘虏来供他活埋呢？

基于以上考虑，可以确定地说，孙没有杀过俘虏，更没有一次活埋过1200名俘虏，这是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该去相信的。

这则故事之所以出笼，又之所以能够在网上流传并被许多人相信，大概他们以为，编这样的故事和相信并传播这样的故事，一来可以发泄自己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二来也可以拨高孙将军的英雄形象，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杀俘是一种无耻的懦夫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英雄壮举了。呵呵！发泄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许没错，而要借此拨高孙将军的形象，就是把自己对荣耀与无耻的认知观强加于别人的愚蠢了，就象那些把猪肉炖粉条看成天下第一美食和把涤确良看成世间最好衣料的人们，非要坚持认定江青和他们一样也只见过猪肉炖粉条和涤确良一样。

一个人，最最可悲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荒唐的事，而是他做了如此荒唐的事又全然不觉还自鸣得意。就象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无知少女从外国垃圾中买来写有妓女标识的洋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一样，真真的又可怜又可悲。

但愿孙将军不要知道这样杜撰的故事，但愿孙将军不要为有如此无知的网民而在九泉下伤心和感愤。

老木匠

（二十五）旧时“狙击”没那么火

时下影视中正刮着一股狙击的强风，光是带有狙击这两个字的片名就有好几个。而且看趋势，这近十多年才火起来的狙击步枪正溯历史而上，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中也越来越多地登场了。也难怪，广大的军迷们，正在对狙击步枪火热追捧中，今天的影视编导们，又是从来不重史实而只重票房的，当然要跟上这股风以赚取卖点了。

实际上，如果放到二十年前，部队中的许多军官，还经常将狙击步枪错误地读作阻击步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狙击这两个字，很长一个时期里并不为中国军人所熟知。在国共两军的抗战历史中，狙击步枪，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冷僻的东西，远远不象《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影视中表现的那般火热。

在旧中国，狙击这个东西，实际是这样的。

狙击战术很火，但狙击不叫狙击。

狙击战术，就是隐蔽、突然、准确地射杀敌单个或小群目标的战斗行动。中国人说的狙击与外国人说的狙击差不多都是这么个意思，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时下网上许多军迷，是只要一说到狙击，就会说起兵临城下苏德狙击手的对决，或者说起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美日狙击手的对决，却极少说到旧时中国军队中狙击手的战斗活动。而实际上，与列强相比，旧时中国军队的狙击战术不仅丝毫不落伍，相反却得到了更加宽泛的发扬。由主要射杀敌指挥官、机枪手、通信兵、观察员等单个重要目标，发展到射杀敌所有暴露的和隐蔽的目标；由专门由狙击手实施的精确射杀，发展成为全军普遍的冷枪活动；由主要由步枪射杀敌单个目标，发展成枪炮并用的冷枪冷炮活动；由单枪单炮的狙击，发展成为几支枪几门炮的同时狙击。

自民国肇造，兵祸即随之降临，而伴随着战争，就有了狙击的应用。长期以来，不论是闽南民军对驻闽直皖系军阀的零星骚扰活动，还是护法联军对北洋军的单个狙杀活动，还是红军基于敌驻我扰战法下的游击活动，还是抗战时的麻雀战与单打一活动，都将冷枪活动作为弱势对强势的攻击战斗的有效战术。甚至到了运动战成为主要斗争形式的解放战争时期，在不以争城夺地为主要目的而以杀伤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战斗中，冷枪杀敌，也是一着不错的打法。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冷枪冷炮活动就更是被推广到全军，成为全世界都知晓的一个大范围的狙击战役。这其中，不乏值得一提的经典战绩，比如晋察冀军区有的团，曾经创造过一个月冷枪毙敌数百而自己无一伤亡的战果，抗美援朝的冷枪冷炮活动中，更毙敌达万人以上。解放战争时期的魏来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张桃芳，成为家喻户晓的狙击英雄。在这一活动开展的比较好的战场，许多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军官兵，连炮楼、坑道的门都不敢出来。

冷炮活动不及冷枪活动开展的那般普及，但至少从华北敌后抗战时开始，冷炮活动便伴随着冷枪活动开展起来。那时，深更半夜日伪的岗楼里，或宣传王道乐土的集会上，或日军扫荡的队列中，时不时就会不知从哪飞过一颗50掷弹筒弹或60迫击炮弹来。当时活跃于敌占区的许多武工队，都有轻型掷弹筒或枪榴弹的配备。在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每每一二十人的武工队里，配备掷弹筒或枪榴弹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展冷炮活动，以造成敌伪心理上的恐怖。还有一个不是炮的手榴弹袭击活动，也应该归入冷炮活动中来。在敌后广大的村庄，往往月黑风高的夜晚，汉奸的家庭院落、敌伪在乡村的临时驻地、伪政权的办公场所等，便成为手榴弹频频光顾之地。这些冷炮活动，对于打击敌伪士气，鼓舞群众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这一成功作法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又得到推广和发扬。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冷炮活动与冷枪活动一样，曾使敌防不胜防，严重疲惫骚扰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尽管这一冷枪冷炮的战术，实际上就是狙击战术，但在那个年代，除少数军官的少数行文中会用到狙击，一般部队官兵却基本不使用这两个字，甚至可能他们就不知道这两个字，因而不论是当年的战报中，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写的回忆录中，都写到冷枪活动、冷炮活动，却极少出现狙击这两个字。这是一个用语习惯问题，就象国人曾大量使用的德制MP18I式冲锋枪，都叫它花机关，有几人叫过它的正规名称呢。电视剧是一个特别讲究语言称谓的艺术，叫花机关就对了，要是从红军或川军或粤军的口中叫出MP18I式冲锋枪来，就不对了。

狙击手很多，但狙击手不叫狙击手。

民国时期狙击手的诞生与活跃，主要不是从兵学操典上学来的，而是频繁持久的战争催化的，是在战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那时的许多军队，都有将枪法特别好的士兵挑选出来集中训练，战时专门担任射杀敌指挥官、机枪手等任务的作法。比如镇嵩军梅发魁部，比如陕军郭坚部，比如川军郭勋祺部，比如晋军陈长捷部，比如湘赣红军中，比如东北抗联中，比如华北八路军中，比如琼崖纵队中，都有这样类似的组织，虽然叫法不一，有叫神枪手班的，有叫长枪班的，有叫炮手班的，有叫射击小组的，但其实际的任务，翻译成今天的时髦语言，也就是狙击手班。这其中，最值得称道也是最像今天意义上的狙击手的，是抗战时华北敌后化整为零的八路军中的孤胆射击小组。它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受环境所迫，被逼出来的。那时，由于日寇对华北用兵的增加，使大兵团作战受到限制，许多主力部队也不得不化整为零，这期间，就催生了孤但射击小组这样的杀敌形式。这孤胆射击小组，又有长枪组与短枪组之分。长枪组一般由二至三人组成，携带长枪，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隐蔽在高大的树冠中、或高房上、或河堤上、或苇丛里，待机对敌据点内外出活动的鬼子进行远距离射杀。一般是几支枪同时瞄准，由组长下口令同时射击。射击方式一般采取区分火力，对于重点目标，则集中火力给予狙击。因系在敌人眼皮底下，所以基本是采取齐放的形式每人只开一枪，不管击中与否，都迅速转移。短枪组也由二至三人组成，身藏驳壳枪，或化装游动于集市、村落间，或隐匿于青纱帐、芦苇塘里，经密切观察后，选准小股打击目标，待敌临近后突然跃出，以密集火力实施近距离扫射，然后不等敌人反应过来组织抵抗，便趁乱撤离，消失在集市人海或无边的青纱帐里。由于短枪组距敌更近，又呈弱势，所以特别强调速战速走，从战斗发起到撤离战场，一般控制在一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内，所以在冀中，人们又称其为“飞行射击组”，称其战法为“闪击战”。

抗美援朝时期冷枪活动中的狙击手，就更是普及，其声势、其战果，都更巨大。因这一活动网上极容易搜到，不再赘述。

所有以上这些神枪手班中的组成人员，就是中国特色的狙击手。

旧时中国的狙击手，更多还是临时的。按照今天的编制标准，狙击手是要占编制的，是要经过专门培训的，但在旧中国，不论是北洋军阀、西南军阀，还是国军共军，多数都没有编制专门的狙击手。但没有专门的狙击手却并不等于没有狙击手，实际上，在几十年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在战斗中临时充当狙击手的，那是相当的普遍。比如防御时连长命令二班的神枪手张三隐伏于某个位置，待机射杀敌方的指挥官，那张三就是狙击手；再比如进攻时连长又命令五班的李四提前设伏于某个位置，待机干掉敌人的机枪手，那李四就是狙击手。当然也可能在战前或战役一段时间内，指挥员们会暂时抽调部分枪法好的士兵，专门跟在自己身边，战时根据敌情，临时指定设伏位置，指哪打哪。这也就是说，这种实施狙击作战的狙击手并不是专门的，即不配备专门的狙击武器，也不进行专门的编制训练，谁枪法好，谁就有可能临时受命充当狙击手。

不管是专门抽调出来担负狙击任务的，还是战时临时被赋予狙击手职能的，尽管他们实际上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至少是抗战前后那个时期中国特色的狙击手，但他们并不被称作狙击手，甚至他们自己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狙击手。这到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占编制和没有配备带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而主要仍然是一个用语习惯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上的称谓习惯，哪怕不同时期的两个称谓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就象不能将诸葛亮喊作参谋长、不能将花机关称作冲锋枪一样。在抗战前后，这种中国特色的狙击手是怎么称呼的，还真搞不清楚，也许就根本没有专门的称呼。至于那些称作特等射手的、东北地区称作炮手的、我军长期以来称作神枪手的，却未必就是狙击手。因为是不是狙击手，主要不是看他枪法多么精准，而主要是看他是否采取了隐蔽、突然的射杀敌人的战斗方式。

狙击手很牛，但狙击手不用狙击步枪

配不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往往成为今天的军迷们判定这个士兵是不是狙击手的最直观的标准。许多军迷总是喜欢按照洋人的和今人的标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顽固地认为，不管什么历史时期的什么军队，只要你没有配备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就不能算是狙击手。那些靠拍电视剧发财的编导们是很能揣测一般观众和众多军迷们的这种心理的，只要广大的观众和军迷们喜欢看，便将那时髦的光学瞄准镜大量出镜，他们才不管抗战时的中国士兵有没有这样的装备与习惯呢。而且是你方拍罢我又登场，接二连三，争先恐后，使狙击步枪成为时下抗战影视中十分火爆的明星道具，大热眼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好象这带有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在那个年代十分普及似的。

实际上，在旧时的中国军队中，尽管有狙击战术的存在，尽管也有狙击手的存在，但却少有专门的狙击步枪的使用。或者换句话说，旧时中国军队中的狙击手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没有配备专门的狙击步枪的。

二战时的各参战国，已有M1903A4、Kar98K、九七式、M1891/30、NO.4MK.I等一大批技术十分成熟的狙击步枪。在轻武器万国造的中国军队中，这些狙击步枪，难保不流入进来。但因为狙击步枪并非象普通步枪那样大量生产，流入中国军队的也必定是凤毛麟角。即是侵华日军的九七式，能够为我军缴获的，也微乎其微。

那没有狙击步枪，狙击从何谈起呢？和列强不同，在旧时的中国战场，狙击并非一定要用专门的狙击步枪。自民初群雄割据混战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又延伸到抗美援朝，狙击作战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狙击手们用于狙击的步枪，始终就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步枪。魏来国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三八式步枪，张桃芳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四四式步骑枪，八路军孤胆射击小组使用的，也都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杂牌步枪。

普通步枪是没有配装光学瞄准镜的，那狙击好使吗？对于远距离狙击来说，自然不如用瞄准镜好使。可不好使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哇。

对于近距离狙击来说，用不用瞄准镜，则不受影响，照样好使。在当时，那些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全靠玩枪吃饭的神枪手们，在近距离上，是早已摒弃了使用瞄准具进行瞄准射击的。在他们看来，依靠瞄准具瞄准才能射击的，是根本没能悟出枪性的人。他们不仅不会使用光学的瞄准镜，甚至不使用机械的准星缺口，而全凭多年来培养的人与枪之间高度和谐的匹配与默契，全凭意念与手感，就能保证说打你右眼决不打你左眼，说打你帽子决不伤你头发，达到远比西方那些专业狙击手更高更神的境界。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能在二百步距离上左右开弓打落树上的苹果；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就能用毛瑟手枪打碎向空中投掷的瓦块；西北军将领刘树森，就能甩手用驳壳枪打落空中的飞鸟；东北的胡子头们，就能在奔跑中用匣子枪打断百步开外的高梁杆。同样的，士兵中间这样的神枪手也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那时许多以打仗为职业的兵油子们，往往将战场当成他们比试枪法的赛场。比如有的神枪手向对方挑战，说你有本事把马鞭子举起来。对方马鞭刚刚举起，这边抬手一枪，便将鞭杆打断。遇到这样的对手，如果你这边没有同样的高手，便顿时气馁，而如果你这边也有同样的高手，则在对方举着的枪还未收回时，也抬手一枪，将对方的枪纲或其他类似的活动目标击中，则必使士气大振。

对于那些玩枪玩到出神入化程度的枪手来说，在近距离上，光学瞄准镜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必要。再说了，如上所列的那些极小又极不稳定的活动目标，也显然不是眯起眼睛通过瞄准具能够及时捕捉的。

近距离不需要，远距离需要又没有。所以，抗战时中国的狙击手们，使用装配了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的，也就近乎于无了。

老木匠

（二十六）为冯治安说几句-

      现在一说到七七事变，或者一说到二十九军及其以后扩编的部队及其将领，要么说宋哲元，要么说何基沣，要么说佟麟阁、赵登禹，或者说到以后的张自忠、吉星文，可独独不太说冯治安。就是关于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也要么突出宋，要么突出佟、赵，要么突出何基沣，而冯治安似乎成为一个配角，甚至被忽略掉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在这场绝对要功载千秋的大事变中，第一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冯治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第一，是冯治安对日的态度决定了的。1935年的华北，诞生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最高顾问。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对日妥协的机构。在这个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驻于平津的二十九军高级将领，有宋哲元，有秦德纯，有门致中，有萧振赢，有张自忠，有石敬亭，但唯独没有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原因是他拒绝加入。当然，参加这个委员会也不能说明就一定亲日，但从冯治安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态度中，我们或者可以窥出小冯对日态度之一斑。   

在七七事变前的北平，二十九军与日军是一种友军的关系。各高级将领之间互相的宴请、联谊必不可少，将日军将领请到家中坐客也是常事，但在众多的高级将领中，唯独有一人从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会请日本人到家中坐客，这人就是冯治安。当然，吃饭应酬，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手段，请日本人吃一顿饭，也不能就此说是卖国亲日，但从小冯坚决不请日本人吃饭更不让日本人进家门的做法上看，他对日本人的冷漠与仇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说真格的，由于长期对冯治安的雪藏，我们至今找不到更多冯治安在当时反日的言论和轶事，也就不能直接知道他是如何地坚决反日的，但通过日本人的嘴，我们却可以得知日本人对他的惧怕与仇恨。在当时，日本人对二十九军各高级将领的对日态度区分为三种：和平派、抗日派、死硬抗日派。这其中，和平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抗日派有以谁谁谁为首的若干人，唯独这死硬抗日派，却只有冯治安一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三十七师调离北平，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零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第二，是冯的实力决定了的。态度是态度，要是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可事实却是，冯治安在当时的平津或者说在二十九军中，不仅是手握重兵的主力师师长，而且也是在宋离队时主持全军事务的事实上的二把手。在宋躲入老家离开二十九军时，也就是七七事变最最关键的时间段里，二十九军的军事正是由冯治安担当的。
  
有些影视或纪实文学，说在七七事变时，是副军长佟麟阁代宋指挥，这就是臆想的结果了。在一部关于七七事变的电视剧中，表现宋对赵登禹有一个电话指示，说：有什么事情向佟副军长请示，由副军长决定。这是电视剧导演的无知才会演出的情节。因为在当时的二十九军中，作为副军长的佟麟阁，是没有决策权的。和旧军队中许多副职一样，佟的副军长只是一个虚职，从始至终未能进入二十九军的决策圈子。
  
也有文章说，宋回乡躲起来后，是由另一副军长秦德纯在负全责，这也不全对。秦这个副军长与佟不同，是有实际权力的，也是进入到二十九军的领导核心（宋冯秦张）了的，但作为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二十九军的军权。实际上秦负责的，只是对外交涉的权力。
  
二十九军当时除了冯治安任师长的三十七师，还有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郑大章的骑兵九师，为什么宋既不把军权交给几位副军长，也不交给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呢？

这就要分析二十九军内部将领的历史渊源与性格特征了。秦、佟二位副军长已经说了。参谋长在当时的地位本人已经有专文分析，在二十九军这样的封建军队中，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那么现在再看其他几位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但刘部非二十九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绥，又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张相比，甚至无法与秦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二十九军的代理指挥者。
  
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相当，但与冯治安的委曲忍让的性格不同，张自忠是一个锋芒强硬的人，宋本来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自然不愿意让个性同样倔强的张自忠久在自己身边。 
  
按说，在二十九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其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负责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不久改番号为二十九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主动将军长一职让出，并推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就为这个，宋在感激张的同时，也老是觉的他欠了张自忠一笔人情债。有这种关系的人反而不好在一起共处。再加上二人性格上的原因，所以张自忠也就没能象冯治安那样成为宋的最贴心的部下。  

一三二师实力既差，赵的资历更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九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自然也不可能了。  

几个师长都说完了，再看冯治安了。冯是一个性格宽厚，与人与事都无争的人。冯的资历远不如宋，二十九军成军时冯也和宋一样是光杆加入的，不象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那样原本就保留了相当实力，冯对宋是只有敬仰而没有象张自忠那样的让贤人情，所以宋对冯的指使更显泰然与无忌，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和谁相处都上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每每不方便表态时，便要小冯替他出面当枪使，而后者也都能秉承宋的意旨，达成目的，比如冯出面威胁庞炳勋、逼走何应钦等。
  
实际上，宋在离开部队躲到老家时，是有交待的，即军事由冯负责，外交由秦负责。而这，几乎成了二十九军进入北平后的惯例。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又得到放权许可，驻守京畿要地的三十七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一三二师（此时也已由冀中调北平），是要听招呼的。而这，也就够了。
  
有了抗日的态度没有实力白搭，有了实力而不想打也白搭，而就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死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二十九军、至少是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的指挥全权，所以，当7月7日夜晚日军挑衅时，冯断然命令开打，于是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幕。  

由于史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史料的短缺，我们无法找到当时冯下令出击和指挥作战的细节，更无从知道他曾经说过怎样的豪言壮语了。但即使再退一万步说，我们只要知道两点，即卢沟桥事变参战部队的主力三十七师的师长是冯治安，一直主战的、被日人视作“死硬抗日派”、“反日元凶”的也是冯治安，就凭这两点，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第一主角，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宋哲元，不是只有对外交涉权而没有军事指挥权的秦德纯，当然更不可能是对日态度暧昧的张自忠，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冯治安。
  
中日之战是在所难免的，冯治安打与不打都要打，早打晚打都要打，但是不是就因此说冯治安的作用不大呢？不对。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偶然，即它总要选择某个具体的时间和某个具体的人物来写照，来作为一个标志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不上天，也还会有人上天；满清的丧钟不在辛亥双十那一天敲响，过不了多久也要敲响，可历史偏偏选择了加加林，选择了辛亥双十这一天，并将其载入史册，就是这个道理。公元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就是历史老人的又一次选择。  

说它偶然吧，也是必然，因为同样在这个时间段里，宋是比冯更有条件作为这场大事变的首选人物载入史册的，但宋没能应选，张自忠也是同样有条件成为这一光辉时刻的标志性人物的，但张也没能应选，偏偏是这个从来不对政治有任何野心的冯治安，应选了，从而使他和卢沟桥、和七七事变一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七七抗战，冯治安功无可比，宋不能比，秦不能比，佟、赵不能比，张更不能比。  

但可惜的是，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在谈到七七事变时，谈宋谈秦谈佟谈赵，都多，却基本很少谈冯治安。两岸出版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可其中竟然很少有关冯的忆述，就连抗战时被各大报纸反复转载、几乎是无人不晓的冯治安那句“卢沟桥即尔等坟墓”的豪言壮语，也没人愿意再说了。1986年，全国政协出版的《七七事变》大型回忆录专辑中，那么多篇回忆文章，军师旅团营各级基本上谁都写到了，可偏偏就是找不到关于冯治安的专篇，而且整书中有关冯治安的忆述只有四处，而且这四处加起来竟然还不到50个字，都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你再看台湾1972年召开的纪念二十九军七七抗战座谈会中的一段：“长城战争，何敬公统率数十万大军，威镇北平时，宋之二十九军就被公认，是富有强大战力的一军，赵登禹喜峰口的杀敌；刘汝明石家庄的固守；张自忠台儿庄的大捷，以及二十八、九年的襄河战役等，在在都充分表明宋哲元在委员长信任之下，所统带的二十九军实具有特殊性战力。”给人的感觉，似乎二十九军中压根就没有冯治安这个人一样。  
  
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及社会传媒对冯治安的宣传是相当起劲的。当时的画报，在介绍七七抗战时，是将冯治安的照片放到比宋哲元、秦德纯等人的照片都更大更突出的位置的。在当时，如果知道孙元良、王耀武、杜聿明、张灵甫、孙立人等是谁的，肯定早已知道了冯治安是谁，但反过来，知道冯治安是谁的，却未必知道孙立人、张灵甫、杜聿明等是谁。可你再看今天，张灵甫、孙立人、杜聿明是谁，大概只要对历史有那么一丁丁点兴趣的人，恐怕是无人不晓，而你要问冯治安是谁，怕是有好多人说不上一二来。即使是以抗战为专题的论坛里，讨论杜聿明、孙立人、王耀武、张灵甫的帖子有多少，讨论冯治安的帖子又有多少，后者怕是连前者的二十分之一也没有。  

冯治安让人给忘记了。   

为什么当初曾被两党和大众传媒都极热捧的冯治安到了今天竟然如此地被人冷淡呢？因为那个著名的贾汪起义。  
  
就因为这个，冯落了个国共两党都不待见的尴尬局面，而且这局面一直影响到今天。
  
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共军一方，对冯是左一个争取右一个争取，不知花了多大的功夫，可到最后关头，仍然没能促成他率众起义，虽然其部队差不多全让何基沣、张克侠带过来了，但起义名单中少了冯治安这个抗日英雄，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最后冯坚持随蒋去了台湾，算是反动到底了，你说共军能待见他吗。  
  
而国军一方又怎么看他呢？你手下那么多的亲信将领都是共产党，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有意袒护呢？而且两军阵前居然让两个副司令把部队带跑了叛变了，而且这一叛变严重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全局，你说你该当何罪？蒙着战败之羞的老蒋没杀他，已经是天大的客气了，但要他到了台湾仍然受人尊重，则万万不可能了。   

对于这边来说，他是一个死心效忠于蒋帮的反动派；对于那边来说呢，他又是一个有亲共嫌疑的党国罪人，你说他上哪儿讨好去。  

假如他当年能够不念把兄弟的情谊，不给何基沣、张克侠以丝毫控制部队的机会，毅然肃清军队中的共党嫌疑，率军与共军做决死之斗，虽不免失败，或者有可能身死，但台湾在以后谈到七七事变时，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将其放到首位给予飘扬的。  

假如他当年接受zhonggong的策反，能够象季振同、高树勋等那样反戈相向，那么从何、张都能够任军长的情况来看，他在解放后必定可以安享至尊，至少七七事变的电影电视剧中会将他作为1号主角而不会象今天这样作为可有可无的人物给予忽略。  

假如他能象他的老伙计张自忠那样捐躯抗日疆场，则台海两岸今天再谈到七七事变时，都将会象捧神一样把他捧到天上歌功颂德了。  
  
可惜！他……都没有。
  
在政治气候冰封雪冻的年代，对于冯治安这个让两党高层都不待见的人物，自然谁也不愿惹麻烦再去飘扬他，于是众多当事人回忆到七七时，就都采取回避与淡化的方式，全当不曾有过这么个人，不提他。所以大陆的文史资料也好，台湾的传记文学也好，也就很少出现有关他的忆述。而到了冰消雪融的今天，老一辈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却又都离开了我们。冯治安本人随蒋到台湾后，因为备受轻侮，不数年便郁郁而终，生前也未能留下支言片语的回忆文字，所以我们今天也就很难看到有关他的回忆史料了。
  
按说除了歌颂能使人出名外，谩骂也是一个抬高知名度的好办法，也是能给后人留下研究资料的不错平台，许多历史名人就是凭借着政敌的谩骂而长驻世人心中的。可冯治安毕竟是七七抗战第一功，碍于这个又不方便骂他，再说小冯在军中广结善缘，那些到了台湾或留在大陆的他的同袍故旧，谁也不好昧良心骂他什么。

歌颂吧，不许；谩骂吧，不忍，这就为今天讨论他带来了致命的不便。因为没有那些生动的回忆史料，光靠那些枯涩的命令、战报、通电等，是看不到他战斗与生活的多个侧面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广大的网民能够感兴趣的，于是，冯治安便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这是英雄的悲哀，也是今天我们的悲哀。  

我们也承认，在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冯的表现都属平平，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一个人，也许只在某个关键的时刻表现那么一下子，就足以留芳千古了。七七事变，绝对称得上关键时刻。在这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冯治安，这个与同僚相处宽容忍让、委曲求全的将军，在日本鬼子的步步进逼面前，却表现出极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少有的强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终于率军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就凭这一下，不管他日后对哪一党做了怎样使人不满的事，在谈到七七事变时，他都不应该被忽略被遗忘的。
  
我们应该记住他--------冯治安。

邱晓云

每一篇都好看。

老木匠

36# 邱晓云

啊，有几篇是有点胡扯的，比如那篇讲狙击的，有点过分。假设志愿军的冷枪打得那么好，打死那么多的美国兵，那最后就应该是美国人接受我们的条件了。尤其居然会相信张秀桃的事迹，那就是连张本人在CCTV都没有那样讲过，完全是宣传出来的

枫林仙

张桃芳的事确实很搞，基本上是吹的。

邱晓云

抗美援朝的冷枪冷炮活动中，更毙敌达万人以上。解放战争时期的魏来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张桃芳，成为家喻户晓的狙击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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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中说：抗美援朝的冷枪冷炮活动中，毙敌达5。2万人，他这儿说万人以上，算是留分寸的说法，也许还有虚头，但文章主要也不是讨论战绩；说到张桃芳，也没引用杀敌214这个数字，说张是家喻户晓的狙击英雄，不过分啊。

老木匠

二十七、抗战时的国军中哪来的少校参谋长

我的战友中很有几个《亮剑》迷的。好多次聚会，他们大谈《亮剑》，我一般只是沉默。可有一次他们说到该剧中国军某团的参谋长，我插嘴说不可能吧，他们都说不信你自己看，我从电脑里找出来一看，字幕上赫赫然竟然真的打着某团的中校参谋长，我登时无语。

无独有偶，前几天看电视，不小心换到中央一台，正在演电视剧《苍天》，看到国军一名少校军官，人们喊他参谋长，我以为看错了，就继续看下去，看了一会，竟然那还真的是个参谋长，惊的我半晌说不出话来。

抗战时期的国军，团一级哪来的参谋长？哪有少校军衔的参谋长？这《亮剑》、《苍天》的导演可真是太有才了。

看来得科普一下旧军队中参谋长的基本情况了。

一、参谋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尽管说古代的军师就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参谋长在中国的出现，是自清末编练新军开始的。

在这之前的军队，湘、淮军和八旗、绿营、巡防营等，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营的幕僚一般有文案1人，委员3人等组成。营之上的军队单位系临时编组，其幕僚亦多带有临时性质，基本也全由类似文案的文人主事。这文案，就是个幕僚长，类似于军师，硬要将其比作军队中的参谋长，极勉强，因为他距现代意义的参谋长差的太远太远了。

1895年，极具划时代意义的小站练兵开始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即开始了全面模仿德国日本的建军模式进行新式建军。经过近十年的摸索，到1904年，清廷以袁世凯的奏折为样本，颁布了新的军制，开天辟地有了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的编制体制。伴随而来的，便也有了参谋长的编制。

不过参谋长的名称开始时却并不一致，也不是这个叫法。新军中，以镇为平时最大编制，镇的指挥官称作统制官，统制官以下，设一正参谋官辅佐统制官进行指挥，“赞佐号令，参画机宜。”

那时还有军的编成，为战时临时编组。军的指挥官（称总统官）之下设司令处。该处内设总参谋官一员，执行和镇的正参谋官完全一样的职能。

这军的总参谋官、镇的正参谋官，其实就是完全从德日军中的军参谋长、师参谋长照搬而来，其职能、作用、在军中的地位等，与德日军中的参谋长完全相同。

几年后，暴发了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创建民军，不久又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各省民军开始采用了军、师、旅、团、营、连、排、班这样的称到今天也没改变的编制层次与名称。由于当时领导革命的军中骨干，基本全是留日士官生，于是日军中的参谋长编制便也全部照搬到民军中来，在军、师两级，便也都建有类似的参谋长一职。因各省均是以独立革命的形式各搞各的，也可能是因为各自翻译时不尽相同的原因，因而其参谋长的称呼便也五花八门，有的称总参谋，有的称正参谋，有的称参谋正长，有的称参谋部长，有的称参谋总长，也有的就叫参谋长，但其职责地位等，也全与德日军中的参谋长完全一致。

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11月，上述纷杂的称谓统一更名为参谋长。自此开始，中国军队现代意义的参谋长得以确定其称谓。后来历经北洋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统治，再后来新中国成立，参谋长一称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二、参谋长的阶级

因北洋建军是仿照德日陆军的，而德日军队中都只在师和混成旅以上才编制参谋长，故此时部队的参谋长总共有三级，即军参谋长、师参谋长和混成旅参谋长，在师辖旅以下各级，则没有参谋长的编制。

也由于向德日学习，因而此时各级参谋长的编制军衔也与今天我军的情况相比要低一些。当时，军司令官的编制军衔是上将，师长为中将，混成旅长为少将（中将），而军参谋长的编制军衔仅仅是少将，师参谋长的军衔仅仅是上校，混成旅的参谋长则仅仅是中校。这也就是说，军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师长而略等于旅长，师参谋长的军衔低于旅长而与团长等齐，混成旅参谋长的军衔低于团长而相当于营长。这与德日两军中参谋长的编制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结束后，中国历史跨入到国民政府时期。军队编遣时，其编制体制有了些许的变化，其中的参谋长的编制也有变化。当时仍然以师为最高平时编制单位。参谋长仍然只在师或独立（混成）旅以上才编，师辖旅以下则不编。规定师长的编制军衔为中将，旅长少将，团长上校，师参谋长少将（上校），后改为上校（少将）。

可见此时的师参谋长的阶级，虽然仍然低于旅长，但已明显高于团长。混成旅或独立旅的参谋长，其编制军衔则基本以上校居多，少数为中校担任，和北洋时相比，虽然仍然低于团长，但已明显高于营长。

到了抗战开始后不久，师的编制改变，旅一级撤销，师下直接辖团，此时的师参谋长规定的军衔仍然是上校（少将），参谋长的阶级已经高于下一级主官。这是参谋长阶级地位抬升的一个大的表现，但也仅限于师这一级，军以上单位的参谋长仍然与下两级主官等同。如集团军参谋长的阶级略等于师长，战区参谋长的阶级略等于军长。

抗战时还有大量的独立旅，和十年内战时一样，独立旅参谋长基本是上校，中校可能也会有，但即使有也已经极其罕见。因为团一级没有参谋长，少校参谋长是断断不会再有了。

到了抗战后期，美军制式的参谋长开始进入国军编制，但直到国军在大陆溃败时止，这种体制却只在极个别的中央军中得以实施。美式参谋长所拥有的阶级仍然无法与我军的情况相比，即它的参谋长仍然只等于甚至略低于下一级的主官。也就是说，从阶级上看，师参谋长略等于低于团长，军参谋长略低于师长，兵团参谋长则明显低于军长。和以往德式参谋长一样，美式参谋长编制亦只设到师（整编旅）一级，再往下的团一级则仍然没有参谋长的编制。整编旅的参谋长基本全是上校。因为已经不存在更低级的单位编配参谋长，所以此时参谋长的最低军衔也就是上校了。

三、团参谋长什么时候有的什么时候没的

虽然大陆时期的中国军队主要执行的是德军参谋长体制，但有那么一个短时期，则是执行的苏军体制。大革命时，因受苏联影响，黄埔建军便也有了苏军的影子，参谋长的编制亦是如此。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参谋长往下设，在团一级也设参谋长。而且还有一个与前不同的，是参谋长的编制与地位要高于下一级的主官，即团的参谋长的地位高于营长，师参谋长的地位高于团长，军参谋长的地位高于师长。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情况，实际运行中，则因为习惯的原因，却未必全都如此了。到是后来国共分家，zhonggong建军，则一直沿袭了这一体制，从红军时起，团便有参谋长，而且参谋长的阶级一直高于下一级主官，一直到今天，没有大的改变。而且还有一个短时期，即建国后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志愿军中的营一级还曾编有参谋长，这怕是世界参谋长历史上最低级别的参谋长了。不过这一参谋长的设置时间极短，便又取消了。

这种苏联制式的参谋体制，在国军中只是昙花一现。北伐还没结束，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由于四一二政变后，苏联的影响降低，部队扩充太快，团这一级参谋长也就无形中取消了。而实际上，即是在北伐途中，许多后来收编的军队，仍然还是北洋时的旧制，团一级、旅一级都没有参谋长。

至于抗战时，国军中更是不可能在团一级还有参谋长了。

由于国民政府时期军系庞杂，军政各行其是，印象中，似乎有的军阀部队中曾将参谋长设到旅一级，但极罕见，亦极短暂。团一级，则除了zhonggong领导的军队外，任何军系中都绝对从来没有过参谋长的编制。

四、参谋长的人选

从1904年开始，到整个民国时期，军队的合成化已逐渐形成。指挥这样的军队，指挥官可以由行伍出身和军官担任，而参谋长就必须得由毕业于军官学校的军官担任不可，不然你没法完成那专业性极强的参谋作业。就是纯粹全以老粗担任指挥官而看不起军校生的西北军、直鲁联军等军队中，各级参谋长，也全是由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的军官担任。就是全以步枪为装备的军队中，由于你的对手未必也全都只有步枪，所以对参谋长在参谋作业上的要求仍然很高，故即使在装备极端落后的军队中担任参谋长的，仍然全部是军校学生。

北洋建军初期，部队各级的参谋长多由留学日本的士官生们担任，到了二十年代后，则基本以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为主，到抗战时，有陆军大学学历而担任参谋长的又多起来。这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陆军参谋任职规则令》中规定，“各部队参谋长、副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参谋），以选用陆军大学毕业学员为原则”。军事委员会曾先后在武汉、重庆两次召集全国军以上参谋长开会，到会的一百多个参谋长中，陆军大学毕业的学生占了绝大多数，几乎成了清一色。

在旧中国，除苏、美制式的参谋长曾极短暂地应用于旧军队外，德军参谋长的模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德军认为，参谋人材在学识、修养、业务乃至个人性格、气质等方面都应区别于指挥官而另有要求。如对指挥官来说，要求的是忠诚、承担全部责任的勇气、胆量、果敢、自信等。而对参谋来说，要求的则是博学、缜密、细心、慎重、协调等。日军建军完全是向德军学来的，对参谋与对将帅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如日军著名军事教义《统帅参考》中，便认为一个好的参谋长可能正好是一个不称职的指挥官，所以战前的日军一直不主张参谋与指挥官的岗位是可以调换的。这一思想，长期以来对旧中国的军队造成了相当深重的影响。这一影响所产生的后果，从好的方面说，对于提高参谋队伍的修养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是有利于司令部暨参谋队伍建设的。从不好的方面说，则在较长时间内限制了参谋长转任指挥官的机会，使之多数成为终身的参谋长。特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西北马家军、孙殿英匪军、刘振华的镇嵩军中，这种情况就更显突出。许多在这些部队中的参谋长，终至该军覆没时止，都得不到带兵的机会，除极少数与军队首领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者外，绝大多数自始至终都只是担任参谋长。

五、参谋长的地位

在军阀部队中担任参谋长，其作用与地位如何，受制于指挥官的因素极大。他要是一个放权的人，你的作用发挥就大；你和他处的好，下面就听你的，你说什么就都算数；他要是一个不喜欢放权的人，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你要是和他处的不好，你就说什么也不好使，甚至连马伕、伙夫可能都要欺负你。

这也就是说，由于各派系首领的出身不同，用人方式的不同，各军队中参谋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湘军、川军、粤军、桂军、东北军、晋绥军等部队中，参谋长的地位要高一些，作用发挥的要大一些，不少参谋长可以升任指挥官，上述军系中各主要将领均由保定生担任，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在如冯玉祥部队、张宗昌部队、西北马家军、刘镇华部队、孙殿英部队中，参谋长在地位上是偏低的，在作用上是发挥的不够的。在这些部队中服务的参谋长，只是受雇于军队指挥官，代行作战、训练等参谋业务并对指挥官定下决心提出建议而已。他们普遍被看作外人、佣人，而不被当作自己人，不能进入部队的领导核心。在有关军队的旗帜问题、建军的方略问题和用兵选将问题等重大决策上，他们是无权建议的。即使有的指挥官也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也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必须的程序与准则。即使他们和指挥官的关系十分的密切，也只能作为私人贵宾那般受到礼遇与尊重，而不是以参谋长的身份受到应有的敬畏。

在中央军中，因为部队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政治派别同出一脉，故早在抗战之前，各级部队的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便与地方派系军队中的参谋长有了较大的不同。一个是地位有了提升。当时曾明文规定，参谋长是指挥官的主要助手，指挥官下达命令，须与参谋长联署，如果参谋长认为某个命令与上峰意旨不符，有权拒绝签署，这就无形中提高了参谋长的地位和权威。再有一个是转为队官成为必然。颁行了“经历调任”制度，即今天所说的岗位轮换，规定队官（部队带兵主官）与参谋（广义的参谋）职务定期调换，以增加军官阅历。虽然此项制度落实的并不好，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

总之，旧时参谋长的地位与作用，全无一定，牛上天去的，有；窝囊到家的，也有。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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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读《百年匪王》，对那时的山东韩大主席有了兴趣，不再是“关公战奉琼”的认识了。
   “刨花直窜过肩膀”的老兄能否谈下这个“军阀”。

老木匠

这个连载是俺转过来的，俺对于民国历史不大懂的呀！

邱晓云

这个作者肚里确实有货，写得也好看，不知何方高人？

九船城

好看，喜欢，用了两三个小时，没有全看完。有机会再来翻翻。

老木匠

这位牛戈是军事网站的老客，从其文笔和一般立场来看，大概是在体制内的机关人员。

呆瓜

呆瓜却要抬杠地问，这个牛人怎么就让人觉得是台湾的涅？

老木匠

呆瓜却要抬杠地问，这个牛人怎么就让人觉得是台湾的涅？
呆瓜 发表于 2009-10-15 10:46

（二十八）表现八路的视角搞错了

对于zhonggong抗战，时下网络上分出两派，一派贬低甚至否认其积极抗战，一派则力挺之。贬低者说zhonggong不积极抗日，或者说zhonggong抗战成绩远不如国军，而且会经常拿出台儿庄、昆仑关、万家岭、长沙、常德、腾冲、仁安羌来证明国军抗战之规模，力挺者便接招拿平型关、百团大战、黄土岭、阳明堡等说事，来证明八路也是积极抗战的。今天的许多影视剧也是这个倾向，非要学《铁血昆仑关》、《血战台儿庄》那样，在表现八路军的功绩时爱用大规模的动作，爱表现那些大人物。其实他们都搞错了。他们这样，无异于非要让李逵和张顺比游泳一样。说明他们没有读懂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要真的那样打的话，大概用不了三年，怕是老本都要拚光了，还想日后和老蒋争天下呀，呵呵！做梦吧。再说了，没了zhonggong在敌后的牵制，国军的正面抗战怕也不知会是怎么样个局面了。

李逵有李逵的功夫，张顺有张顺的功夫，李逵的功夫张顺没法比，张顺的功夫李逵同样没法比。zhonggong军队的抗战与国军的抗战打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法。zhonggong抗战打的是游击战，兵团的作用并不显著，团级规模的仗已经不占多数，许多仗是营以下规模的，占数量最多的是小分队规模的。八路的优势不在平型关，不在百团大战，不在齐会、关家垴、黄土岭什么的，在哪呢？在那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中，在那些数不清数量叫不上名字的每战歼敌一个班半个班的小规模零星战斗中。如果真要表现八路的积极抗战，就应该将视角对准这些才行。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即似这样的零敲碎打，怎么能够和国军相比呢？你看人家一个长沙会战歼敌多少人，你看人家一个台儿庄牺牲多么惨烈，所以要是不拿百团大战、平型关说事，如何证明八路为抗战做出了牺牲与贡献呢？

首先，我承认国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创造的辉煌战绩。但承认国军的英勇抗战绝对不代表就必须得否认共军的积极抗战。诚然，八路这些今天歼敌半个班，明天缴枪两三支，后天截粮一马车的战绩，当然不具备台儿庄、万家岭、腾冲、长沙等战役那样牺牲惨烈和战果辉煌，甚至无法象平型关、关家垴、黄土岭那样可以拿出来说事，但它数量多。数量多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滴一滴的水汇聚起来，也足以使江河汹涌，说明即使蚂蚁那样一口一口地啃，也足以能吞下一头大象。这就象聂荣臻曾说过的那句话，“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而实际上，八路军也就是这么干的。比如一分区老五团，仗着自己人多枪多斗志强，开始总想打大仗，但实际上人家日本鬼子比你更想打大仗，因为人家兵团作战能力比你更强，所以吃了几次亏后改变了战法，什么战法呢？花整为零，开展分散游击活动。这其中就创造性地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悄悄隐蔽于高房顶上，或高大树冠中，或青纱帐里，或芦苇丛中，趁敌不备时，瞄准敌人打一个齐放就跑，撂倒他两个也行，一个也干，反正不等鬼子搞清楚枪从哪打来的，打枪的人早跑没影了。

在抗战最称艰苦的冀中，不仅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这样的游击队全部化整为零，即是象二十七团这样的主力兵团，到了1941年以后，也大部分散成以大班为单位开展分散游击，这其中，就催生了飞行射击小组和闪击战的成功经验。飞行射击是什么呢？就是快奔快打快撤。这小组也是由三五人组成，仗着土生土长人地两熟的优势，全部农民打扮，身藏驳壳枪，或背着粪筐隐蔽于青纱帐里，或搭着搭连混迹于集市人群中，选择好打击目标，慢慢靠近，或等敌人走近，然后一声令下，抽出枪来近距离猛烈扫射，打一下就跑，往往敌人还没开始反应，便在战斗打响后一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撤离，消失在集市人海或无边的青纱帐里。因为战斗从发起到结束往往控制在一分钟以内，待敌人清醒过后组织抵抗或寻找目标时，这射击组却早已撤离战场很远很远，故此种打法被俗称作“闪击战”。

不过呢，这样的战斗，要是分开来讲，一个一个地讲呢，则多数每战歼敌人数往往就那么三五个，即使拣大的说，也不过歼鬼子一两个小队俘伪军几十号人而已，也就不好单独将任何一次这样的战斗象记载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载入史册，甚至无法象记载陈庄、齐会战斗那样载入史册。而八路当年呢又多数都是这样的战斗，所以就给今天的网友们一种错觉，即八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也难怪，这样的战斗，其参战兵力、歼敌人数，都远不及长沙会战的千分之一，你让人怎么在史书上记载呢？要知道史册上的记载可是字字千钧呀，你总不能将哪次伏击战，共打死打伤鬼子七八个，缴获三八大盖五六支写上去吧，你总不能将哪天半夜里掏窝，勒毙汉奸乡长1 人，抢夺军粮一马车也写上去吧。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书籍中，就往往只有到某年某月止，根据地恢复了多少、开辟了多少、部队发展壮大了多少等这样笼统的字眼。即使也说歼敌多少，也不好说是哪一仗打死的这么多敌人，于是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这数字哪来的呀？你一个象样的仗都没打，敌人怎么就被打死了这么多呢？

对呀，敌人怎么就被打死了这么多呢？是这样的，即尽管这样的战斗它的每一仗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样小的战斗行动，它需要动员准备的时间极短，需要的战场空间极小，需要的后勤补给标准极低，因而象组织一次长沙会战那样所需准备的时间、空间、兵力、给养等等，它就可以用来组织这样小的战斗一千次几千次。实际上，这种小的战斗，在华北的敌后，几乎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着，一百个这样的小仗，它的歼敌数字就很可观，一个月下来几个月下来，它歼敌的数字就很可观。就说当时一分区的五团吧，当时该团有兵力三四千人，就是抽出五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冷枪狙击活动，可以组成多少个这样的孤胆射击小组，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即使每月只打死一个敌人，全团加起来就有多少战果。再说九分区的飞行射击运动吧，即使将全分区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开展这样的活动，它可以组成多少个这样的飞行射击小组，就是每小组每月只打这么一下，全分区将会有怎样的成绩。何况zhonggong控制的并不仅仅一个五团，并不仅仅一个九分区。

这就是持久战，这就是积小胜为大胜。

这样的零敲碎打，对于有着强烈军旅崇拜情结的网民们和电视剧的观众们来说，少了许多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壮怀与豪迈，少了许多喜峰口或台儿庄那样的惨烈与震憾，从而令许多包括挺共者在内的网友大大的不感兴趣，甚至会认为这只是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凭空瞎编的，特别是对于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就更认为这是一个与军事没多大关系的东西。因而对于那些只对军事只对打仗有兴趣的军迷们来说，就更容易给予轻视。

如果说歼敌数字不可靠，那就换一组数字，即八路出征时有多少人？抗战结束后又有多少人？抗战暴发时zhonggong的根据地有多少？抗战胜利时zhonggong的抗日根据地又有多少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心想研究那段历史，你就会发现，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这几个看似教化的文字中，却蕴涵了极端复杂而残酷的争斗，蕴涵着每一天的每时每刻，每一个村庄的每一条道沟里，都无不浸染着的血雨腥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zhonggong想要发展的地区只有民众而没有敌伪政权，那么想要建立根据地和扩大武装，只要带足县区村各级政权所应配备的干部，再带上新兵所需的粮秣被装和枪械就行了。可问题不是这样。他们要去发展与扩大的地区，却正是敌人的后方，是敌人的治安区，那里是遍布了敌伪政权的，是遍布了敌伪据点的，就是鬼子力量稍弱一点的，也是遍布了地方游杂和土匪政权的。要想在这样的敌后去发展自己，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就让敌人把炮楼自行拆除呢？能不能客客气气地写封信就可以让敌军把占领着的村镇交给我们统治呢？能不能下个通知就可以让那些伪乡长伪警察所长们自行撤离而让我们的干部去办交接呢？能不能只要发个文件就可以让那些遍布敌后民众中的“铲共义勇队”、“铲共青年团”、“铲共妇女会”、“铲共自卫团”等变成共产党组织呢？我看是不能的。

而以上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这根据地的发展又从何说起呢，根据地发展不起来，民众如何组织？部队如何立足如何发展壮大呢？答案十分的简单，要想发展自己，就只有打，用枪杆子、刀把子来说话。具体怎么打呢？当然不能拉出整师整团来与敌人摆开了场子明火直仗地干，因为那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那怎么打？按毛泽东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零敲碎打。一点一点蚕食，把敌人挤出去，把地盘夺过来。今天搞掉鬼子半个班，明天袭击伪军一个小队，后天砍死一个警察所长，再后天勒死一个效忠于敌人的村长，然后换上一个为我所用的甚至是由地下党员担任的两面派村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干，让伪军伪政权的人员不敢在广大的农村给鬼子真心干事，不敢得罪我地下工作人员，之后便可以建立一个一个的村党支部，成立一个一个的游击小组，再往后，就又可以组建一个一个的区小队、县大队，一批一批的地方武装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升级到主力中来，于是地方政权就渐渐为我所夺取，于是就有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于是根据地和各级武装就渐渐发展壮大了。这也就是zhonggong得以坐大的根本。

根据地的发展与军队的扩大，就是这样向敌人一点一点挤来的夺来的，它的每一步都是残酷而又艰巨的，都是弥漫了硝烟弹雨的，都是血淋淋的，你说这算不算积极抗战呢？我看应该算。你说它有没有打仗有没有牺牲呢？天天都在有。

那些力图贬低zhonggong积极抗战的，百般否认八路的游击战，这倒可以理解。可那些总是声嘶力竭地力挺zhonggong积极抗战者，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也要在潜意识里否认敌后的游击战呢？我猜他们大概是认为，那些零敲碎打的活动，是属于土八路的活动，是属于民兵们的活动，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整团整旅建制的，军装威威武武的、步伐整整齐齐的、冲锋陷阵排山倒海一般的军队，是那些每战集中多少个师旅，牺牲壮烈，歼敌累千盈万的大场面，而不是那些满脑袋高梁花子，满脚泥水粪水的农民打扮，今天爬到高房顶上打一发冷枪就溜的没影，明晚摸到村头甩上两颗手榴弹又跑出老远的兵民不分的土老冒们，不是那些每战歼敌三五人、缴枪三两支的小动作。其实这又错了。历史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的，并不与我们后来的人喜欢与否而有丝毫的关系。对于历史上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去理它，但你不能去否认它，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它，不能由着自己的好恶去改变它。你要是不喜欢挺八路也不喜欢研究八路，到也罢了，可你既然想挺八路，又不愿意承认这些土的掉渣的队伍，不愿意承认这些游击作战的战法，那岂不就象又要当和尚又不承认佛教似的自相矛盾了吗。

许多人总要顽固地把主力兵团与活跃在敌后的小部队、小分队、武工队等完全区分开来。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总认为这些敌后游击小部队、小分队是与主力兵团完全的两码事。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zhonggong领导的敌后抗战战场上，主力部队，游击战，这二者不是风马牛互不相干的，而恰恰是混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主力部队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化整为零的分散游击活动，打的也主要的是分队规模的游击战，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似乎主力兵团就只能采取大规模的正规的战役行动。反过来说呢，那些分散于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的小部队，其主要成份也主要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后的分队单位，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似乎进行游击战的就只能是民兵、县区游击队。

当然，我绝不否认，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旅团规模的战斗，但在整整八年中，其所占的比例和地位都是次要的，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小部队小分队的游击作战。这是zhonggong抗战的特色，是与国军抗战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打法。但不知为什么，包括力挺共军抗战者，也喜欢把视角对准那些大规模的战斗行动，而不屑于八路最擅长的小规模游击战，可你八路的大规模作战掰着手指头数却连人家国军的五十分之一也没有，于是得出zhonggong抗战成绩远逊于国军的结论，也就在想象之中了。

不同的舞台，注定要突出不同的角色。国际政治题材的影视应重点突出领袖人物，农村题材的影视就应该重点突出种苞谷种豆角的养鸡的养猪的。要是反过来，在国际政治题材的影视中把农民突出成主角，或者在农村题材的影视中把总理部长什么的当成主角，那这戏非演砸了不可。同样的道理，由于国共两军抗战采取的战法不同，其在战争舞台上所应突出的主角也就应该不同。由于zhonggong军队抗战的战场、战法，也就注定了zhonggong抗战的风云人物，不应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擅长打大仗的将军，而是那些神出鬼没的连长、排长、武工队长、区小队长等小人物。但不知为什么，大概受网上地滩上影视中热衷于宣传国军高级将领们的抗日活动的影响，近些年来反映zhonggong抗战的影视中，便也学着比着而将镜头对准彭德怀、刘伯承、左权、陈庚等高级将领。其实这又错了。国军人家打的是正规的大兵团的大仗，主角当然属于李宗仁薜岳孙立人杜聿明们，而zhonggong抗战主要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你搞那些大将军们做主角干什么。

在zhonggong抗战这样的战法运用中，高级干部所要作的主要的不是指挥，而是组织与领导，它所需要的也不是精深高超的战术修养，而是人民战争形态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能力。其实，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下，聂荣臻、邓小平、陈毅、罗荣桓等政治工作者的表现往往并不比彭德怀、粟裕、林彪、刘伯承等军事家们更差。原因十分的简单，zhonggong抗战这样的舞台，不属于林粟他们。

老木匠

47# 老木匠

牛戈此贴很能说明我对他身份的判断

他有一个前提错误，就是认为18A和N4A都是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大起来的。而实际上这些军队主要是在日军未能实际控制的真空地带（比如最大的晋察冀），或者是敌后的国统区（比如山东、冀鲁豫、晋冀豫、苏北）里发展起来的。

真正日军打算严密控制的区域，18A采用的办法是动员入伍后就撤到山区之类平缓区域去整编。

老木匠

二十九 并非谁谁都得分属某个军系

我是十分地一直喜爱姜克夫编著的《民国军事史略稿》的，它给我太多的帮助了。但对于该书中将中央军全部划分成陈、胡、汤、何、顾、卫等系，则不敢苟同。不知是不是受此书影响，网上也有人喜欢将民国时期的所有将领和军队都区分为某一派系。这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国军中，还是更早时候的北洋陆军中，分属于某个派系的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大量的将帅和大量的师旅是没有拉帮结派的。

我承认，任何时期任何军队，都会有谁跟谁关系密切谁跟谁走动的亲热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他是人----他不是机器，而是人他就有感情存在，就有对张三李四的亲疏远近，但是否就因为他有对某某的亲疏远近就一定得划出某个军系，却未必了。

按说，这个派系，既然说它是系而不是军，就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东西，是不可以公开明言的，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算系什么程度又不能算系，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就象今天认定黑社会组织一样，它得有比较固定的而又是隐形的组织领导机构，得明确排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来，得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当然这个层次同样也不是可以写在书面上的，这个会议也是必须要以其他的名义（聚餐、俱乐部等）给予掩盖的，但它必须得是团体里的所有人公认的和心照不宣的。不能因为谁和谁在某几天里走的近一些或者谁和哪几个一起表了一个共同的什么态度，就认定他们是同一个派系。不是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每个营每个连都要区分出好多个派系了吗。

也有的网友认为，某个将领或某支军队曾经隶属于某个军头，于是他就一定得属于这个军头所属的派系。那就错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派别，其次才是一个军事集团。就因为这个定义，他是否曾经属于某个军头便不是他所属派系的唯一认定标准，甚至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干。比如二次北伐时，西北军的铁杆将领孙良诚，曾经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指挥，是不是因此就说他是黄埔系而非西北军呢？再比如由奉军独立而出的魏益三部，曾经隶属于第四集团军，那是不是就因此说他是新桂系或湘军保定系呢？不是的。

民国时期的军系，有的是十分清晰的，谁在什么时候属于哪一军系区分的明明白白。比如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徐在投靠阎锡山后较长一个时期，仍然打着国民三军的旗帜，只是就食于山西受阎的指挥帮阎打仗而已。此时的阎与徐，都将双方视为友军而并不视为同一旗帜下的军队，阎对徐的指挥，也不使用命令而是使用公函进行。直到孙岳病故，徐永昌易帜，从这以后，他才成为晋绥军的将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夏斗寅之隶属于唐生智，比如刘春荣之隶属于阎锡山，比如方振武之隶属于冯玉祥，等等。

也有的则界限十分的模糊。北洋军人陈文运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的十分的透彻，澄清了许多年以来人们的误解。在该文中，陈文运说到：“至于直系或皖系……由于大都是武卫右军的人，这个界限就很难划分，而且也常常互相转化。即以我本人而论，一般人都称我为皖系，其实我是跟冯国璋的关系更近……。又如陆锦，跟段祺瑞的关系很深，后来却被目为直系。再如张联棻、李炳之两人，都是段祺瑞一手提拨的学生，而一般都称他们为直系”。看吧，旁观者认为的皖系铁杆陈文运，竟然是这个立场。意外吗？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许多后人们所说的谁属于哪个军系，有的是确实的，也有的则是好事者主观的牵强地拉郎配而已。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也一样。一般来说，在中央军内是有土木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存在的，姜书中，还将何应钦、顾祝同等曾经领导过的部队称作一个军系，就显的牵强了。退一步说吧，即使中央军内部真的就有这么多的军系，其界限的区分也是象陈文运所说直皖二系那样许多是模糊的，其将帅与师旅的派系所属许多也是两可或三可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正好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区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一种情况，就象前面说的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那样，各不同军系都是各有根源，既不同根生，也不存在共同的血脉，也没经过大规模地换血改造的。新桂系、东北军、马家军、镇嵩军等，都是这种情况。满足于这种情况的各系将帅，其依附关系往往是唯一的，是非此即彼的，脚踏两支船的情况在抗战前是不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构成了不同的“军”与“军”的关系，并不只能仅仅按照派或系来说事了，只不过处在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同举一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所以我们才称其为军系，不过而已。

另一种情况，则是象起初的直系与皖系那样、象中央军内部陈胡汤系那样，本是同根生，互相之间又有血脉相连的。满足于这种情况下的各系将帅，故然有对于军头而言的亲密战友和铁杆部属，但更多的则仅仅是隶属关系而已，仅仅是提拨使用得到更多的偏心而已，他们往往横跨几个系，在保持与主帅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对别的系的领导与骨干之间也往往保持着同样亲密的交往，互相之间则既不对立，也不难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象这种情况，可能有些我们认为的某系人物，他自己却未必就搞得清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系，甚至他都未必知道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系。

当然，这样的系与系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发展变化的。比如直皖二系，他们之间的性质区分，是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的。也就是说，最初的直皖二系是的的确确只是系与系的关系，而走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变成军与军之间的关系了。其他如滇军内部的各系、粤军内部的各系等，也是如此，也有一个由系与系的关系发展演变而成为军与军关系的过程和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军系之间都一定要走完这个过程的，有的可能从始至终都处在萌芽状态。即便是直皖两系，也并不是参与其中者全部都象吴佩孚、徐树铮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多的将领则未必如此。就比如说陈文运，甚至包括号称皖系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傅良佐等，与直系也未必就是对立的，其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始终站在皖系一边的。象后来中央军中的土木系呀胡宗南系呀汤恩伯系呀等等，就更是如此。而且在中央军内部，分属于陈胡汤三系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则不属于任何派系。

为什么陈胡汤等没能发展到直皖那样的地步？原因很简单。军中有军，是最高统治权威弱化的体现，是任何一名统帅都不愿意看到的无奈现象。东周时期之所以群雄争霸，是因为从幽王开始的周王朝已经无法对各诸候进行有效控制；北洋军阀后来之所以会四分五裂，也是因为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够代其对北洋军实施有效驾驭；国民革命军中之所以派系林立，也还是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没能强有力地实施对这支军队的有效控制，从而致使新桂系、晋绥军、马家军等各派系始终自主军政。但蒋对国军中的中央军的控制不是这样，从黄埔建军一直到大陆解放，蒋对中央军的控制是十分牢固有效的，因而就不可能允许中央军中的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派系萌芽长成大树。

再顺带说一下中央军中有没有保定系。

在川军中有保定系，是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在湘军中也有保定系，前期以唐生智为首，后期以何健为首，但在中央军中，是只有黄埔系而没有保定系的。

前边已经说到，在民国时期，一个将领属于什么军系，是一个政治倾向问题，是一个站队问题，他本身并不一定非要满足这个出身。从籍贯上看，朱德是川人，但他是滇军而不是川军；李济琛是桂人，但他是粤军而不是桂军。历来谁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滇人不是粤人就不能认定其属于滇军粤军。从学籍上看也一样道理，川军中的保定系有大量非保定出身的将领，湘军中的保定系同样有非保定出身的将领，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保定出身他就一定不能属于保定系。反过来说也一样，川军中的武备系速成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湘军中的谭系贺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保定生便划他们为保定系。如果认为某某人只要是出身于某便一定是属于某系而不出身于某便一定不能属于某系的话，就错误了。

中央军就是黄埔系，中央军中没有保定系。加入黄埔系的，当然肯定与这个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未必就一定是黄埔出身，而实际上，就象直军后期首领吴佩孚是鲁人而非直人，就象粤军首领李济琛是桂人而非粤人的道理一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前，黄埔系中的上层骨干多数是保定生。但保定生当家却并不代表他们这个派系就非得命名为保定系。这一点不奇怪，皖系的四大金刚就没有一个安徽人，西北军的五虎上将十三太保也全不是西北人。

保定生在国军中，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派，占据地位之显要，发挥作用之强大，立足军事舞台之长久，都是其他的学派如士官生、黄埔生所望尘莫及的，但保定生在中央军中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军系。

当然，既然构成黄埔系的各高层将领，以保定生居多，那将其称作保定系而不称作黄埔系，行不行呢？当然行。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但这称呼既然已经被什么机构定义或已经历史老人与大众的约定而俗成，也就不能再改了。就象火星和木星，把它们的名字换一换行不行呢？没什么不行。可既然长期以来已经这么叫着了，也就不是我们中的哪个人想改就能改的了的了。

宇航

结束了吗

老木匠

三十、保定的军校不等于保定军校

很久以来，关于保定军校，许多论著都有着一种极其模糊的定义，即将所有清末民初开办于保定的军校统统称作保定军校，于是吴佩孚、蒋介石等便都被称作保定军校毕业生了。实际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说法，是从来不被史学界所认定的谬谈。

如果仅仅是地滩杂志呀电影电视剧呀什么的这么说也就罢了，但前几年有一部编的相当不错的工具书《保定军校将帅录》，也将清末民初所有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全部地装进去了，这就将原本在学术界从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弄乱了，我就想说几句了。

清末民初，保定的确是中国的新军建设中心，也是军校集中的大本营。

自袁世凯执掌小站练兵大权之始，便对军事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新建陆军时期，便开始了军校教育的试点，开办了步兵学堂（冯国璋任总办）、炮兵学堂（段祺瑞任总办）、工兵学堂（王士珍任总办），统称为行营武备学堂。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时，又改称随营武备学堂，造就了如刘洵、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陈乐山、于学忠、徐永昌等一代名将。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移驻保定。官升了，权大了，袁的练兵热情更加高涨，办军校的劲头更足了，从此，直隶的保定府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中心，也成为一系列军校的大本营。于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北洋陆军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测绘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北洋陆军马医学堂、北洋陆军军械学堂、北洋陆军经理学堂、北洋陆军宪兵学堂、北洋陆军军医学堂等相继开办，为北洋建军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材。孙岳、王承斌、周荫人、齐燮元、蒋鸿遇、刘玉珂、郑俊彦、吴佩孚，张钫，以及北洋速成学堂改为通国速成学堂后的杨杰、蒋中正、张群、李韫珩、方声涛、王柏龄等，均从这里走出。

因为以上这些军校均设于保定，那么能不能将其统称作保定军校呢？不能。就象活跃于西北的军阀并不都称作西北军一样，就象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并不都称作汉阳造一样，保定军校也是有特指的，它就专指存在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一年的陆军军官学校。

当然，西北军也好，汉阳造也好，保定军校也好，既然只是人为的约定俗成，那么既然可以这么称，为什么就不能改过来那么称呢？呵呵！历史科学就象化学、就象天文学一样，一个元素命什么名、一个星体命什么名，其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一旦已经命名，再改动它们的命名，就不那么简单了。就好比钠之所以称作钠、火星之所以称作火星，也许并不重要，但谁要是将钠改称钛，将火星改称木星，那就会乱了套的。

《保定军校将帅录》中，是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说成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作为陈予欢这样的民国史大家来说，持如此说法，实在令人遗憾。

那么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不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呢？不是。那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什么呢？保定军校就没有前身。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根本就是两码事。

上面说到的由袁世凯等创办于保定的各军事学堂，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其实都不是袁世凯军事思想中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袁的军事教育思想中，是将陆军军官教育分成四级（不久又改成两级）的，即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这四级。教育体制改为两级后，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取消，陆军兵官学堂，就是陆军军官的养成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堂，是继续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陆军大学。以上这四级，才是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上述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的各军事学堂，却都只是为建军急需而设立的临时教育机构。这是最重要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陆军军官学校尚未开办时，是先开办速成学堂，而后再逐渐过度到军官学校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保定军校的前身为北洋（通国）速成学堂，是可以说的通的，但可惜的是，它不是。

首先，二者招生的对象就不同。前者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相貌魁梧，身体强壮，文理通顺者”，对于其出身则并无具体的严苛的条件要求。而后者在拟议之初一直到第七期之前，招收则仅限于经过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或陆军预备学校毕业者。

其次，两者的隶属不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只是地区性的速成学堂，就象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浙江陆军速成学堂等一样，它只是直隶的陆军速成学堂，隶属于直隶总督。后来改建成通国速成学堂，隶属改变为清廷中央。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它的开办之日起，便是一所全国性质的军官学校，隶属于中央政权。

第三，两者从时间的连续上搭不上边。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停办后，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也于1909年停办，而陆军军官学校是民国后的1912年才开办的，中间隔了三年呢。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后者从没准备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事实上也不存在丝毫的继承关系。拟议中的军官学校是有的，只是当时不称军官学校，而是称作兵官学堂。可惜的是直到清亡，原拟的四级教育体制中的第一级陆军小学堂、第二级陆军中学堂、第四级陆军大学堂都已开办，可唯独处于第三级的这个兵官学堂却并迟迟未能开办。可尽管没有建成，但筹建工作是早就有了的，而且它压根没准备要以速成学堂为基础开办，而是要另起炉灶的。只是这个炉灶起的慢了点，直到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才得以砌成。所以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历史就起自1912年，它并没有前身。

说北洋（通国）速成学堂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也有可能是根据二者同在一个校址的关系。这就风马牛不相干了。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在南京的汤山办有炮兵学校，解放后的人民解放军也在汤山办有炮兵学校，你能将二者说成是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还有可能将前后二者说成继承关系的原因，是清末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后来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养成教育机构，后来的军官学校也是养成教育机构，这同样说不通。黄埔军校是养成教育，延安抗大也是养成教育，谁敢承认它们二者有继承关系。

另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所有曾在通国速成学堂服务过的教职员，许多又在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服务，因此也可能据此将二者说成前后沿革关系。但这也说不过去呀，把原来盖房用的砖重新用于新盖的房，就说这新房就是重新粉涮后的老房吗？不行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保定军校将帅录》中的说法，太值得商榷了。

但我必须得承认，《保定军校将帅录》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保定军校工具书。作者编出此书，绝对是一件大功大德的大好事。只是要是能够将保定军校和其他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分编，或者将书名改一下，将会更好。

由郑志廷、张秋山等编著的《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这个书名取的好，从语文的角度讲，它肯定不如叫作《保定军校史略》更好听和更能获取好的卖点，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这个书名取的是科学的、准确的。就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北洋军阀史话》一样，前者绕口、不好听，但符合历史科学，后者叫起来上口，好记也好卖，但，不准确，也不符合历史科学。

邱晓云

有学问啊

老木匠

三十一、汉阳造未必汉阳造

这个标题有点绕，实际它包含这么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械，并非都称作汉阳造；

再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造步枪，并非都产自汉阳兵工厂。

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早期，中国最著名的兵工厂，毫无争议的当属湖北的汉阳兵工厂，而该厂最著名的产品，首屈一指的，则非汉阳造步枪莫属。关于该厂的历史，网上介绍颇多颇详，这里不赘述，关于汉阳造步枪，却想多说几句。这一是因为本来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占据了绝对突出地位的该枪，在今天受骗于炒作又跟风加入这样的炒作的网民心中，却被在抗战结束前还并不多见的新秀中正式步枪压倒甚至取代了，英名被埋，不说不快；再是因为围绕着该枪，有许多不实的讹传，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也有必要为其正名。

首先，说说汉阳造指的是什么枪。

汉阳兵工厂，曾有大量枪械出品，有仿德M1988式7.9毫米步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有元年式6.8毫米步枪，有三十节式重机枪，有仿M1896年毛瑟手枪，仿M1932年式快慢机手枪，有仿伯克曼手提机枪，还有中国最早的半自动步枪等。这些产自汉阳兵工厂的枪是否都称作汉阳造呢？不是的，称作汉阳造的步枪，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唯此而已。
汉阳式7.9毫米步枪的原型枪，是德88式委员会步枪，即后来俗称的“老套筒”。

这支枪，即德88式委员会步枪，有几个插曲顺便说一下。该枪是在法国1886式勒贝尔步枪的刺激下诞生的。当时法国生产的勒贝尔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无烟发射药的小口径军用步枪，这种新的8mm口径步枪弹在杀伤力和弹道性能方面都远超过当时德国毛瑟71/84式步枪所发射的11mm黑火药步枪弹。面对这样的压力，德国立即成立了一个步枪试验委员会，并很快借鉴了多种他们认为成功的设计，研创了88式7.9毫米步枪。因为该枪是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制而成的，于是又被称作委员会步枪。

关于该枪，也有存在于至少百年的讹传，即自清末一直到今天，有相当多的人将其认作毛瑟步枪。实际上，这支套筒步枪，其设计是来自一个委员会，与毛瑟兄弟毫不相干，定型后，分别在但泽、埃尔富特、斯班道和安贝格几家兵工厂生产，也就是说，它的生产与毛瑟兵工厂也毫不相干。但既然该枪从研创到生产都与毛瑟八杆子打不着，可为什么进入中国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呢？这事，它的始作俑者却不是今天的网民和哪个业余的写手，而是早在百年前的德国军火商。原因是毛瑟枪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特别受欢迎，而当时的许多官老爷们却并不真的识货，因此德国的军火奸商们就指鹿为马地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卖给当时的中国人，又把设计转让给中国。那些被蒙骗了的中国官员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就始终一贯地将其称作毛瑟枪了。例如1912年3月16日捷成洋行致民国陆军部函中，还把委员会步枪称为“最新式毛瑟步枪”，北京政府的官员们在许多报告中，也将其称作“最新式小口径连发毛瑟步枪”。我们在翻查当年的档案史料时，称该枪为毛瑟步枪的，比比皆是，而多年以来我们许多历史工作者并非都对枪械十分的在行，于是以讹传讹，便也将其归入毛瑟步枪之列了。

这都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该枪诞生后，很快传到了中国，大约在1894年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员会步枪在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最初，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该枪与原型枪无异，也是枪管外有套筒的，但最迟到了1904年，中国人开始对该枪进行改进，主要改进之处是去掉了枪管外的套筒，并在枪管外加以木制护盖，以便于握持。当然，改进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进后的该枪主要诸元：口径7.9毫米，枪全长1250毫米，枪管长740毫米，枪重4.06公斤，膛线4条.初速63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马枪枪全长950毫米，枪管长442毫米，枪重3.4公斤，初速400米／秒，表尺射程1200米。枪弹之发射药为无烟药，圆头弹丸。

经过改进后的步枪被命名为“汉阳式7.9毫米步枪”，进入军队和民间后，被简称为汉阳造。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一次对军械重新命名，该枪被改称作“汉88式步枪”，但军队与民间，仍称其作汉阳造不变。

汉阳造指的就是这支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开始仿制时的套筒步枪和马枪，是否也称作汉阳造呢？的确，最初生产的枪管外带套筒的步枪，也是称作汉阳造的。不过那时所称的“汉阳造步枪”，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而仅仅就是指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而已，到了汉阳造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时，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枪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绰号“老套筒”，而且该型枪在中国的生产时间不长，出品亦不多（后来国内所见的老套筒多数是进口的），所以，汉阳造也就仍然只是“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以及后来改称的“汉88式步枪”的专用绰号了。

其次，说说汉阳造都产自何地何时。

就象上面说的，汉阳造，原本就是汉阳制造的步枪的意思，但到后来，它已经成为一款特定步枪的专用代称，于是，不管它产不产自汉阳，只要是这款步枪，它就还是叫汉阳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快利步枪布闻名，汉阳造问世后，便投产汉阳造步枪，最初还是与快利步枪同时生产，到了后来，索性放弃了快利步枪的生产，而专门生产汉阳造。清人朱彭寿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称该局“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这里所说的“小口径毛瑟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便也称作汉阳造。

1912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有一份关于河南兵工制造的报告，曾提到开封机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径毛瑟快枪三百技”，这里所说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也仍然是俗称的汉阳造。

四川兵工厂也曾投产汉阳造，尽管它产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间，在军队中，也称其作汉阳造。

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兵工厂，也曾有仿制汉阳造的纪录，不管它是产自山东、河南、山西还是河北，只要是这款步枪，也都称作汉阳造。

到了抗战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到大西南的重庆，兼并重组，此时的汉阳造便主要在重庆生产。生产汉阳造的兵工厂，也不再称作汉阳兵工厂，而统一名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但该厂出品的步枪，仍然是命名的“汉88式步枪”，在民间和军队中，也仍然被称作汉阳造。

有几组数据，从中应该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其一，全国各地兵工厂内迁到重庆重组后生产走上正轨的1942年，全国三家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即一厂、二十一厂、四十一厂，总的步枪生产量为59200支，而汉阳造在其中所占即达46600支。

其二，汉阳兵工厂制枪厂在迁来重庆之前，也就是从1894年至1938年这44年之间，共计出品汉阳造876316支，迁来重庆并入二十一兵工厂后，从1939年到1944年不到5年的时间，共计出品207164支，而一直到1944年之前，该厂中正式的生产纪录还是零。

其三，在1944年之前，仅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一个厂的纪录，汉阳造的全部出品是108（或130）万支，而包括原来的十一厂、后来的一厂、四十一厂等加起来计算，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也仅有206210支。

这几组数据透露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一个，是一直到1944年之前，中国步枪的生产，一直是以汉阳造为主，并非有些网民所认为的那样以中正式为主，而且从兵工厂内迁到重庆开始，汉阳造的生产有一个猛的飙升。第二，战时中国抗日军民手中所用的汉阳造，有很多不是在汉阳生产的，而是在重庆生产的，甚至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生产的。

大概许多网民认为，汉阳造的风光是在清末民初，实则不然，不尽然。不错，敲响封建的清王朝丧钟的第一声枪响，是汉阳造；民初军阀混战中大显身手的，是汉阳造；北伐战场上双方用的最多的，是汉阳造；国共十年内战中的双方用的最多的，也是汉阳造，但容易忽视而实在不应该忽视的，是在整个的全民族抗战期间，抗日军民手中用的最多的，还是汉阳造。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落后了，但它曾有过的风光我们不该忘记，它所创造的辉煌就更不该只因后来人的好恶而轻易抹去。

老木匠

三十二、十九军还是十九路军

很久以前就想说说这个，但又总是觉得，这应该不用多费口舌，但我总也看不下去中央台一遍又一遍地说错，就还是想说说。只能算是科普一下了。

他们说错了什么呢？有的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有的说“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 到底十九军与十九路军是不是一回子事，到底是十九路军大还是十九军大，到底是军长大还是总指挥大，大概中央台的这些个播音员压根就没弄清楚过。

实际上，十九路军就是十九路军，十九军就是十九军，二者是两个概念，是分别的两级单位。

这里有必须先交待一下军和路军在中国的演变。先说军。在中国，自从1894年袁世凯改革军制后，师，成为常规的编制，也是最大的编制，有固定的编制、装备、员额和层次，战时平时都如此。军，则只作为战时编组，可依作战需要而定大小，并无固定编制。这也是袁世凯所效仿的德日等国的惯例。辛亥革命时，清军组成两个军南下镇压。其中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由陆军第四镇全部、第二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协和第六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军以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全部、第三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组成。后来南北议和成功，不打仗了，两个军也就取消了，所属的师旅该回防的回防，该归建的归建。与此同时，武昌的革命军也曾编组三个军，分别由杜锡钧、李烈钧和赵恒惕出任三个军的总司令。也同样属于战时编组，而不是常规的编制，停战后这三个军也取消。这时的军，就属于战时编组。有仗打就有军，打完了仗军就取消，就这个性质。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自军制改革后首次出现军这个组织形式。

从那以后到南北之间的历次战争，到军阀混战，又曾多次出现军的组织形式，但无一不属于这种战时编组的性质。

到了国民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变化。1925年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党军及建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来以省命名的粤、桂、湘、滇等军的番号，代之以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为番号，分别编成第一至第五军。而且明确各军每军辖三师，每师辖三团这样三三制到底的固定编制。从这里明显看出，这时的五个军，已经不再属于战时的编组，而成为一种平时的编制。军，成为固定的编制，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由于要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又扩充了第六、七、八各军。北伐开始后，又爆米花似地膨胀到几十个军、上百个军。从北伐开始一直到结束，因为一直在打仗，这期间的军该属于怎样的性质，就不好一言以概之了。有的仍然是属于固定编制，也有的只是战时编组，有的又介于二者之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北伐完成了，军队编遣，重新确定以师为最高编制单位，师以上的各军、各集团军、各路军、各方面军、各指挥部等层次结构，一律取消。

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方案提出来还不到一个月，正在实施中，由于编遣产生的龃龉，各路诸候互不相让，仗又开打了。于是，军，这个刚刚被取消了的编制，便重新又一次被提到部队的层次结构上来，又有许多个军接二连三地组成。只不过呢，此时的军，虽没有明确，但主要已经显现出战时性质，从各军的编成上，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这之后一直到抗战开始，由于新军阀不断地混战，军，始终就处在一种似乎属于战时编组又似乎属于平时编制的混沌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即它是比较固定地存在着的。

再说路军。各路军与各军相比，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时编制，而鲜明地显现出战时性质。实际上，它就是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调配的某一个进攻或防御方向的部队的指挥体系而已，其临时性质十分的明了。比如1926年7月1日，北伐军分成三路进军，第一路进军湖南、湖北；第二路进攻江西；第三路进军福建、浙江。再比如北伐军底定江西后，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又将军队区分为东路军、西路军、中央军等。以上这一路二路三路，和这东路西路，就是各路军最本分的定义。

到了编遣后的新军阀混战时，为了削藩作战的需要，蒋介石又临时重组多路大军，对李、唐、冯、阎等军阀次第作战。这时的各路军，仍然没有固定的编制，而主要依据作战方向和军队集团派系的构成而定，多者几个军，少者几个师。

民国军事史，它怪就怪在你不能按照规矩来读它，就象北洋时期的混成旅本来不是固定编制，但到了民国后却基本变成了固定编制一样。这个路军，本来是依作战方向临时划定的指挥体系而已，按说打完仗就应该无形地取消了，但事实却是，它没能取消。特别是当某一路军的组成恰好完整地集合着某一派系集团时，它就更是比军或方面军等结构层次更牢固地保留下来。比如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何健的第四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等，因为其组成正好是总指挥的私家军队，所以被他们看的比什么集团军呀方面呀等番号反而都更重要。就连周恩来在抗战初都说不愿意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这其中绝对不是因为集团军比路军更带有临时性质，而是中国当时割据的现实，不得不让人感觉，这路军还就真的更能代表着鲜明的派系性质。相反的，如果这某一路军的组成不是某个完整的军系，那么打完仗后，它就很快地取消而不复存在。比如刘峙的第二路军、顾祝同的第十六路军等，就随着打仗的结束而结束了。

总之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某某路军，它原来是一个极其临时的指挥体系，但在当时新军阀割据的背景之下，它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个独立与完整的军系，大概就因为这个，本不该保存的路军却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好了，说完了军，也说完了路军，我们再回到正题说说十九路军和十九军。

1930年，蒋介石为支援津浦方面的作战，于这年的7月，将粤系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师蔡廷锴部和同为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一师蒋光鼐部合组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开赴山东参战。十九路军这是这么诞生的。

因为路军毕竟不是一级编制单位，所以也就在调蒋、蔡二师北上参战的稍后，8月，又将这两个师（六十、六十一师）编成第十九军，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军也就这么诞生了。
前边说了，军是比路军较固定的编组，甚至可以看成是编制单位，而路军是极其临时性的，它无论如何不是一级编制单位，第十九路军也一样。但也和第三路第四路第十七路第二十六路一样，因为其组成正好是原粤军陈铭枢这一支私家军队，所以也就得以较长时间地保存下来。这样，便同时有了十九军和十九路军。

在当时，某某路军，它多时可辖几个军十几个军，少时也可能只辖一个军。而十九路军在当时就只辖一个军，即第十九军。

缺德就缺德在这两个十九上了。在当时，一路军只辖一个军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第十一路军，就长期只辖一个第十五军；第十五路军，就长期只辖一个第十一军；第十七路军，也较长时间只辖一个第七军，等等，所以第十九路军只辖一个第十九军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可不知哪个混蛋，将这两级上下隶属的单位，都冠以“十九”的番号，这就容易让人弄错了。而在当时，蒋、蔡二人又几乎是不分伯仲，各长一师，军长指挥的就是这两个师，总指挥指挥的，也就这一个军，还是这两个师，这就更是容易让不甚了解那段军制史的人们不由得不弄混了。

老木匠

三十三、戴笠生前佩中将衔也没错

早在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便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笔者当时也曾在杂志上撰文回应。后来又有不少同仁提出同样质疑，并举戴笠一张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为证。因为明明戴是在死后享受到追任中将军衔的，怎么生前便已经佩戴了中将军衔呢？

这便要再罗嗦几句了。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老弟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将领李先念，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二三百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国军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中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国军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国军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部分）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中，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国军中，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警）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国军中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批评。

JACK

《长征》、《大决战》、《新四军》,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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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些作品严肃在哪里？这段内战史，从本质上就是充满谎言，这位仁兄还一本正经的揪细节，也不知道谁更值得悲叹。

老木匠

《长征》、《大决战》、《新四军》,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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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些作品严肃在哪里？这段内战史，从本 ...
JACK 发表于 2010-8-7 03:41

哈哈，牛戈是体制内搞军史的，而且这个系列不少都是在公开刊物杂志上发的，这样说是很自然的

仅就技术上而言，这个系列还是很有意思的

童志刚

这个系列实在是解惑之作，读下来搞明白了不少破事儿。

老木匠

58# 童志刚

北洋陆军枪炮粗考----牛戈

本文仅讨论战斗单位和战斗支援单位的枪炮装备，对于勤务支援单位的装备略去未考。

             一、       枪

北洋陆军创建之初，尽管国内已经仿制小口径连发步枪成功并已投产，但北洋军似乎多用的洋枪。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的步枪中，最早被看好的当属奥地利造8毫米曼利夏步骑枪。如第六镇成军之初，共有步骑枪8777支，而曼利夏步骑枪便占了7787支之多，可见其所占比重。不过很快的，德造七九步枪与日造六五步枪后来居上，性能更优秀，加之北洋建军又完全仿自德日两国，曼利夏便很快被替换下来，德国造7.9毫米毛瑟（含习惯称之为毛瑟而非毛瑟的M88式）系列步枪、日本造6.5毫米三十年系列步枪等，便成为北洋陆军的主流步枪。

以北洋六镇为例:1905年，北洋第一、二、三镇建成，其装备的步枪情况为：
第一镇（后改番号为第二镇）的步骑枪于1903年购自日本，口径6.5毫米。
第二镇（后改番号为第四镇）的步枪于1903年购自德国，口径7.9毫米，骑枪系于同年购自日本，口径6.5毫米。
第三镇的步枪也是于1903年从德国购进，骑枪则既有德国造，也有汉阳造，唯口径则均为7.9毫米。

1906年，新的第一镇和第五、六镇次第建成，其所用步骑枪的情况是：
第一镇、第六镇所用步骑枪均购于日本，为三十年式，口径6.5毫米。
第五镇初建时所用步骑枪较差，“系旧式，且极凌杂”。但仅仅一年以后，到了1907年，该镇装备的的步骑枪便已经全部换成德国造，口径7.9毫米。

从上不难看出，北洋六镇建军之初，所装备的步枪只有两大类，即德制7.9毫米口径毛瑟系列步骑枪和日制6.5毫米口径三十年系列步骑枪。

以上所说系指枪的型号，若以实有数来说，则与编制几乎不差一枪一弹，而其时的编制亦相当充实。仍以第六镇为例，到1908年时，全镇共有日式三十年式6.5毫米步骑枪共8342支。一个陆军师（镇）配如此之多的步枪，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少见的。盖因当时枪种较单一，除炮兵外，工、辎等兵种单位亦配有相当数量的步枪的原因。

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建军速度加快，然而步枪一项，似乎变化并不显著。使用最多的仍然是德国造七九步枪与日本造六五步枪。从1916年北洋陆军所属的16个师中的13个师的装备情况来看（内缺3个师的步枪装备情况），其中有10个师使用德制八八式步枪，有4个师使用日制三0式步枪，曼利夏步枪此时已是昨日黄花，法国勒贝尔步枪似乎不怎么受欢迎，都各仅有一个师在使用，俄制水连珠与日制三八大盖虽是新锐，这时使用也还不多，分别有一个和两个师在使用，最令人称道的毛瑟九八步枪，已有4个师在使用，国产的汉阳造，有7个师在使用，说明该枪已经开始登上这一时期的军事舞台。
到护法战争前后，北洋军阀分裂成直系与皖系。直皖战争后，又冒出了一个奉系，于是北中国形成了新的三国时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军阀进一步分裂，于是又呈现了新的战国时期。在整个这一新三国与新战国时期中。北洋陆军步枪的装备数量是基本能够保障的，至于品种，以国造步枪来说，基本是汉阳造一枝独秀。民元以后，国造步枪还有6.8毫米元年式的装备，并曾试图将6.8毫米定作全国统一的步枪标准口径，但几次酝酿而未能执行，元年式装备量也不大，远远无法与汉阳造相抗衡。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仅汉阳厂出品的汉阳造即达60余万支。而在当时，“汉阳造”并不仅仅只有汉阳造，别的厂也有生产，其在国产步枪中的比重是没有任何一支步枪能与之相比的。只是到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晚期，奉军辽十三年式问世，晋军仿三八式成功，该两枪曾有数量不小的出产，前者月产量曾达到4000支，后者也达到3000支，于是才有了辽一三式、仿三八式与汉阳造的三足鼎立，但前二者装备的面很窄，都只分别在奉军与晋军中列装，汉阳造则要普及的多。

以外购的洋枪来说，由于一战后各列强大量剩余枪械的进入，导致这一时期各路军阀部队所装备的步枪异彩份呈。以往有的文章称，吴佩孚倾向英美，故所购多是英美货，张作霖靠近日本，故装备多是日本造。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军阀们购枪，虽也有些是列强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以达到其掠夺目的的结果，但更多是通过军火贩子进行的，与政府关系并不太大，基本上是哪能买就在哪买，哪便宜就在哪买，能买到什么就买什么。比如直皖内讧时期，段祺瑞买日本枪，冯国璋一样买日本枪；比如直奉争雄时期，吴佩孚从西方购买军火，张作霖同样从西方购买军火。不过要是画漫画或者拍电影，我会让吴佩孚的军队用汉阳造，让张作霖的军队用辽十三年式，让阎锡山的军队用仿三八式，让冯玉祥的军队用水连珠，因为这样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但这却不绝对。实际上，除了阎锡山军队外，所有军阀部队使用的步枪，只要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他们手中都可能会有。所谓中国军队装备的万国造现象，恐怕没有哪个时期能比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更突出的了。

1905年，奉派考验北洋三镇的清廷大员长庚，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月十三日，马克沁机器炮打靶。马克沁机器炮每分钟能发六百出……此炮已购十年，螺丝松紧不一，放炮之间易于掣动，殊为可惜”。可见从1895年开始，马克沁机枪已经装备到了北洋军，但数量未详。

中国最早是自1888年由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马克沁重机枪的。后其他各厂亦开始仿制，但一直到清亡，出品都极少，每厂月产量仅维持在1-2挺的水平上，故北洋军建军初期，重机枪的装备亦少。

1909年，直隶总督端方奏曰：“日俄之战，俄军之用重炮队、机关枪队较日军为多，故南山、旅顺各战，日军虽胜，伤亡之数实众……日人于战后乃竭力研究重炮队、机关枪队之用法，并购买德、法两国枪炮……。其机关枪则每联队中必有一队，更番训练……”。

这说明清廷的一些官员，已经意识到机关枪的重要。机关枪编入陆军师已经是势所必然。不过迄今为止，一直没有看到北洋陆军师是什么时候以条令条例的法制化形式增编了机关枪队的，但至晚在1910年，机关枪队已经列入陆军师（镇）的正规编制，从朱恩绂于这一年给朝廷的上奏中可以窥出，“按镇计算，每年须成六镇之械。六镇详数，计步、马、工、辎各枪共六万支，每支配弹一千颗，机关枪一百四十四支，每支配弹三千颗，山野炮三百二十四尊，每尊配弹二百五十颗……”。

用324门山野炮除以6，正好是每镇54门之数；而用144挺机关枪去除以6，则得出每镇机关枪应是24挺。那么，这24挺机关枪是以什么样的编制方式列入陆军师（镇）的呢？我想，基本可以认定是编在标这一级的，至于是按每6挺一队分属于四个步标，还是如塞兄考证的那样，是按每4挺一队编入四个步标和一个骑标，而由师另掌握一队，还没法认定。但总之，机关枪队列编在标一级，是可以肯定的。从宣统二年陆军部编写颁布的《新定步兵操法》中，可以窥出一二。在该《操法》关于标的战术中，有“机关枪不分开使用，即有时必须分开，亦必用二枪以上连合射击”。这是否已经可以说明，至少在想定编制中，标一级是有了机关枪单位的，而且肯定不是二挺的单位，每标多少呢？至少四挺。

不过，由于此时的机关枪数量远不够分配，各镇的编制数也就没能象步枪与火炮那样做到齐装满员，而是有多少编多少。1910年，禁卫军中有了直属的机关枪营。云南重九起义之前，第十九镇也有一个镇属的机关枪营。将机关枪直接隶属于师，可能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不是想定编制，大概是机关枪数量太少不好分配到标的情况下才将其统一归属到镇的。

当然这都是猜想。而且即使这猜想成立，也只是编制表上的事情，真正的落编，则要晚的多。以第三师为例，到了民国元年，第九、十二两个团才编成机关枪各一个连，到了民国二年，十一团机关枪连编成，又过了一年，第十团机关枪连才编成。第三师如此，其他各师怕也不会比它更早到哪里去了。
机关枪编制数量如此之少，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难度大，产量低的原因所致，更主要的原因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之前，世界各国对机关枪的作用还认识不到位，对其消耗子弹过快过多还十分的不满。

一战以后，机关枪的地位如日中天，迅速地上升起来，国外产量急速飚升，进口到中国的便也多了起来。国内各兵工厂的生产水平也大幅度提升，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逐年提高，到二十年代，各厂出品的重机枪多已达到月产20-30挺的水平。至于种类，从国外流入中国的主要有英国造马克沁、法国造哈乞开斯、美国造勃朗宁、日本造三八式等。国产的主要是对上述几种的仿制，或者对仿制品的再仿制，而更多的是仿马克沁与仿勃朗宁（三十节式）两种。以1916年的第四师为例，该师第十三、十六两团所用机关枪，各为英国造马克沁4挺加法国造哈其开斯2挺，第十四团、第十五团所用各为哈其开斯6挺，骑兵团所用是哈其开斯2挺。这又给出一个信息，即全师已经不再是24挺，而是26挺。这多出的2挺，到底是在编制内还是在编制外，却又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由于外购的增多与国内机关枪产量的提升，各路军队中重机枪的装备数量也在逐年增多。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有资料称奉军投入的机关枪为200挺，直军投入的机关枪100挺。但仅仅两年以后，到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双方的机关枪数便已翻了许多倍。当时山海关前线奉军阵地，重机关枪的配置曾达到每公里正面10挺的密度，对于二十年代来说，这样的密度足够惊人了。而因为有金陵、大沽两个机关枪生产基地的大量出品，直军机关枪的配置密度似乎更大，当时山海关的直军第十五师，曾超编制配备重机枪72挺，是编制数的三倍。仅10月7日至18日的12天里，光是第十五师阵地前，奉军就伤亡逾万人，这其中主要就吃亏自直军的机枪火力。直军战败后，郭松龄将当面直军彭寿莘、田维勤等部缴械，便得机关枪2000余挺。这个数字是不是确实值得怀疑，如果确实，那一定是包括军械库存在内了。但不管其是不是确实，总之可以说明当时机关枪的应用比例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从北洋大营分立而出的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各军的装备，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重机枪一项，都已经大量普及。《联军志略》称，孙军每个步兵团装备重机枪4至8挺。考虑到金陵厂的重机枪生产能力，再加上外购，此说当是确实的。张宗昌前有奉天的供给，后又依靠大量的外购，估计也不会差。有资料称张宗昌于1927年初曾一次便购进机关炮2万门，我想这机关炮大概就是机关枪当时的另一种称法，而且这数字有点玄。果真如此的话，那直鲁军的重机枪可实在太多了。最称穷困的冯军因大量接收俄械，又依靠与李景林等作战中的缴获，东出潼关时的装备比前已有很大改善，如西安解围的高树勋旅，还曾编有一个36挺制的机枪团。将机枪团编到旅一级，这编制也够怪的了。当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亦可知西北军此时的重机枪应该不在少数。

重机枪装备最多的还有阎锡山的晋军。晋军装备的重机枪全是自产的仿日本三八式，曾普遍列装到步兵营。中原大战时，阎军有机枪团的编制，而这个机枪团中，每连不是国际上惯常的四至八挺的配备，而是每连二十七挺。好家伙！比一般的机枪营编制的还多，从此足以看出阎老西兵器装备方面的阔气。当然，北洋时期阎军还没达到中原大战时的水平，但也不会差太多。

要是画二十年代中后期的北洋军的漫画，直军的重机枪应是三十节式（仿勃朗宁M1917式）和仿马克沁式，奉军重机枪则应为辽十三年式（仿日本大正三年式，即九二式原型），冯军应装备俄1910年式双轮马克沁，阎军应装备仿日本三八式（哈乞开斯的日本仿制型）。但这仍然只是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而已，同样不是绝对的。

轻机枪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尚在幼年，没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舞台上充当起主要角色，但已有少量装备。全国南北各厂均早已在民初便已仿制轻机枪成功，但很少有列装，目前能够知道的只有孙传芳军与阎锡山军曾较普遍地装备，均仿自法国，有法哈乞开斯式和绍沙式两种。孙军曾将轻机枪以每个营部4挺、每个团、旅部各8挺、每个师部20挺的标准装备到联军各部队中。不过由于五省联军拼成后，就一直处于极频繁的战争状态，这个标准是否得到普遍的贯彻，却很值得怀疑，但根据江浙战争时外人战地报道和龙潭战役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多数记载有轻机枪应用的情况，再结合上海兵工厂当时该枪月产量曾达到50挺的数据来判断，孙军中的轻机枪曾经被较多地使用于战场，却是可以得到验证的。至于晋军阎锡山部队，则早于1926年以前，便开始批量仿制，曾达到月产20挺的水平，并少量装备到部队，不过与晋军装备的冲锋枪和重机枪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北洋陆军装备冲锋枪最早可查是自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当时奉军中已经开始大量装备仿造的伯格曼冲锋枪，曾给直军以很大杀伤。有资料称国内最早生产伯格曼冲锋枪的是上海兵工厂，于1923年开始生产，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紧随其后开始仿仿制。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甚多。因该枪生产成本低，对生产工艺要求也低，故成为那一时期军阀们争相生产的便利货。伯格曼冲锋枪也成为那时各高级将领卫队的典型的也是标准的配备。张宗昌的卫队旅中，主要装备就是毛瑟手枪与伯格曼手提机枪。每遇战斗最紧要关头，这个被称作“大个子旅”的卫队旅，便和“老毛子队”一样成为张手中的一张王牌。冯玉祥、张宗昌豫东大战时，属于冯军的姜明玉倒戈投张，并俘郑金声以献，美的张宗昌一次便拨来手提机枪200支及其它粮弹给以奖励，说明在张宗昌军中，伯格曼不仅时髦而且为数较多。

直军装备伯格曼稍晚于奉军，但也很快普及。由其把持的汉阳，巩县等兵工厂都很快投产此枪装备全军。吴佩孚一直到兵败流亡四川成为孤家寡人，身边都始终跟随着大队装备着伯格曼的卫兵。冯玉祥东出潼关后，控制了巩县和开封两个兵工厂，穷急了的西北军利用二厂不遗余力地生产武器，其中就有伯格曼的大量出品。冯之手枪旅除了毛瑟手枪和大刀为必备外，柏格曼手提机枪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该旅也和张部“大个子旅”一样，是冯军的救火队，一直用于最危急的关头。后来冯之手枪旅改编的第七十四旅于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仍保留着好几个成建制的伯格曼手提机枪营。二十年代末,死于自己部下兵变的直军小军阀刘春荣,死于内哄的热河著名骑匪荣三点,也都是被伯格曼射杀而死的。

与所有北洋军都不同的是晋军阎锡山部队，该军装备的冲锋枪不是伯格曼，而是仿美式汤姆森。早在1926年以前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时期，汤姆森便已有大量生产，1927年1月，阎军又建成专门的冲锋枪厂扩大生产。到北伐完成后，其冲锋枪的月产量曾高达900支之多。以至于阎军参加北伐时，全军每个步兵班均普遍装备仿汤姆森冲锋枪一到两支，这样的装备情况比西方早了将近二十年。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后期，北洋各路诸侯们的冲锋枪装备量达到了全世界都无与伦比的高峰，这是必须要给予肯定的。

除上述所说的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外，自动步枪、高射机枪在此时也有少量装备，但终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结束，都还是风毛麟角，至于手枪，多属于自卫武器，故不再述。

老木匠

58# 童志刚

              二、       炮
北洋陆军初建时的火炮装备情况，仍以清末六镇的情况说明之。

第一镇（后改番号为第二镇，即民国后第二师前身）的火炮均为1903年从日本购入，计有日造75毫米二十九倍管退陆路炮36门，日造75毫米十三倍速射过山炮18门，全镇共计54门。

第二镇（后改番号为第四镇、第四师）炮标初创时，过山炮系宁、鄂两厂所造而鄂造居多，口径57毫米，陆路炮则购自英国和德国，口径75毫米。清亡前换装日制75毫米速射陆路炮36门和同口径过山炮18门，全标共54门，并使制式与口径一律。

第三镇的火炮均为德制。原有克虏伯75毫米轻重陆路炮36门、75毫米速射过山炮18门。1907年东调时，将一营克虏伯陆路炮（18门）上缴，更换为一营格鲁森过山炮（18门），全镇共计54门，但与其他各镇不同者为陆路炮18门而过山炮36门。

第一镇（新的第一镇）在1905年以前，装备有日造75毫米陆路炮十八尊，德造格鲁森57毫米陆路炮和过山炮各18门，全镇54门。到1906年时，原57毫米之陆路炮18门、过山炮18门，已经更换成购自德国的75毫米口径新炮各18门，使口径全镇一律。

第五镇装备有德造克虏伯75毫米三十倍管退陆路炮36门，克虏伯75毫米十四倍管退过山炮18门，共计54门。

第六镇装备有新式的法国克鲁苏75毫米管退陆路快炮36门，同式同口径过山管退快炮18门，共计54门。

由此可见，清亡前六镇装备的火炮，德式克虏伯75毫米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即是日造和国造火炮，亦多是仿自克虏伯式。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很值得注意，即当时的火炮数量，俱是每镇54门的满编，这是国民政府时期任何一支军队所望尘莫及的。

进入民国后，一直到直皖分裂前，在北洋军阀的统一时期，各师装备的火炮，仍然还是以德制克虏伯式和日造仿克虏伯式、国造仿克虏伯式为主。口径绝大多数是75毫米，唯一略有不同的是第七师，装备有德造克虏伯88毫米野炮。

除了陆军师，北洋陆军中还有许多混成旅，是比师略小的独立战术单位。混成旅无定制，火炮数少则两个连，多则两个营，但以一个营者居多。其种类亦不外上述几种，口径亦多是75毫米。

虽然此时已经无法再找到每个师具体的火炮实际配备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北洋军阀的统一时期，北洋陆军装备的火炮应该不会缺编，或者说不会有大的缺编。

这一时期有些不同的是参战军。参战军清一色日式装备，但其编制与原北洋军的编制略有不同。区别是每师的炮兵团辖9个4门制炮兵连，共编日造三八式75毫米火炮36门，较北洋旧制略少。

三个师以外，参战军训练处还直辖有重炮一个营，装备有日本造三八式150毫米榴弹炮，可谓精良之致，此炮既是到了二十年后的中国，都是稀罕的珍品。

皖系很快被直系与奉系联合打败了，其新购的崭新的日式装备，全数为直奉两系所瓜分。之后，直奉两大集团一个关里一个关外，形同敌国般开始了疯狂的军备竞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双方除了按编制投入山野炮外，还都有重炮投入战场。据外国战地记者报道，在长辛店主战场，“奉军于此，置6英寸（150毫米）巨炮，向敌施放……。炮队西面，亦受吴军回击。足见直军中亦携有重炮……”。曹锟于战后报告直奉战况时，也提到东线第二十六师重炮营，可见直奉双方此时的火炮种类及威力已经远比清末加强了许多。

就在这一时期，迫击炮开始进入中国，并因直奉两军的扩军竞争达到第一次生产与购买的高峰。第一个将迫击炮正式以法规的形式列编入部队的是奉军。自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奉军改革军制，确立了与关内北洋军完全不同的编制，其中便有将迫击炮正式列编的新法。在新的奉军编制中，每步、骑兵团内，均辖有一个6门制迫击炮连。中国的步兵团装备火炮，奉军应是第一家。至于迫击炮是以什么样的编制列入关内的直军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列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切的依据，也许就压根没有列入编制，只有实际上的应用而已，类似于今天的无照经营。

迫击炮的生产，奉军也是全国第一家。1922年，奉天迫击炮厂仿日式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辽11年式80毫米、150毫米迫击炮。具体出品数目不详，从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军对直军的压制情况看，应该不在少数。1923年，由直军控制的汉阳兵工厂亦仿制生产出仿英式75毫米迫击炮，产量颇丰，至北洋军阀灭亡，共生产1055门。之后不久又制成仿英式83毫米迫击炮，至1926年止，共生产107门。

当然，两军的迫击炮，更多来自于外购。据外籍华人吴安东博士的统计，仅1921年11月，曹吴便从意大利购得迫击炮2万门，炮弹1百万发（2万门迫击炮读起来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怀疑是不是引用数据时搞错了，即使按十个编制数储备，这个数字也实在太大了，姑且引之）。之后的1924年，直军又多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迫击炮，第一批有迫击炮240箱，每箱多少门未知；第二批是迫击炮6箱；第五批还是迫击炮300门。但最后一批的300门迫击炮，直军并没有得到，因北京政变直军战败，全落到冯玉祥手中了。

奉军购买迫击炮的情况没能找到相应的数据，但估计也不会少。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最受双方青睐的一个是机关枪，另一个就是迫击炮。虽然能够知道的是直军大量购入迫击炮，但在战争中，似乎奉军的迫击炮更多，特别是150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曾给直军阵地以很大压制。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也在给后方杨宇霆的信件中提到：“迫击炮与手提机枪，为山战利器，连日作战，深资得力”，希望奉军后方扩大生产，“利器既充，克敌自易”。吴佩孚上阵督战时，其幼年学兵充当的督战队便用小炮轰击后退的直兵，我猜，这小炮应当就是小口径的迫击炮吧。

一般来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的炮兵胜过直军，笔者也这么认为。但胜过多少？是不是很悬殊呢？未必。有两个数字应该可以说明直奉二战时双方火炮的装备情况。一个是山海关战败后，郭松龄曾收缴直军彭、田等师大炮200门以上，足可窥得直军的火炮当不在少数。另一个是1925年郭松龄倒戈时，手里控制了奉军炮兵的几乎全部，留守奉天后方的不足一个炮兵团，张作霖紧急调运兵工仓库所有大小口径的火炮应战，也才凑足了108门之数，可见其此时的兵工储备特别是火炮储备也并不多。

山海关战场直军受到奉军炮火压制，不是火炮数量的问题，我想主要原因，是双方火炮威力差距太大。战争中，山海关主战场直军各师旅编制的火炮，俱是75口径山野炮，而奉军使用于该战场的还有日本造的新式150毫米榴弹炮，其射程、威力与直军的山野炮远不可同日而语。鉴于此，吴曾命第一军重炮司令穆士珍率重炮八个大队支援山海关，但恰在这时，背后冯玉祥发动了政变，一场对台好戏才终于没能演成。但这也说明在重炮方面，直军可能也并不逊色于奉军，只是山海关战场双方火炮的威力对比不对称而已。许多文章说到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其装备远强于直军时，都用其兵工厂在整军经武后“一年能出炮二百尊，炮弹二十万”的数字作论据。这个数据，最早见于丁文江《民国军事近记》，后来何柱国回忆录也持此说，再后来许多论著便都这么说了。实际上丁著于1926年出版时，在这个数字前边，还有“预定计划”几个字，可惜到了后来，人们将这几个字给传丢了，反到在炮字前边又加了个大字，变成了“一年能出大炮二百尊”，于是这本来的期望值就误说成了实际值了（后来的确实现了这个期望值，但那是1926年以后的事了）；于是这本来应该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炮，也误说成了不包括迫击炮在内的200尊大炮了。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以1922年还仅仅一个200人的小厂，要达到这个数字，又谈何容易呢。

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装备强于直军，还有一个说法，即奉军的军火购买能力强于直军。是不是这样呢？以下仍主要引用吴永明对双方购械的统计：1921年，奉军从丹麦购得制造野炮、炸弹的机械300套；1922年，从意大利购得8万元的军械；从美军火商手中购得装甲车100辆；从荷兰购得步枪50000支；从日本购得莫辛纳干步枪31000和三八式步枪5000支，机枪11挺，炮弹1万发；与流亡在东北的白俄残军商购军械计步枪30000支，炮弹626箱，炸弹209箱，电线等物品200箱；从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12万元；从日本购得150毫米重炮15门；1923年，再购意大利军械价值为500万元；又从丹麦订购价值25万元的军需品。1924年，购日三八式步枪33000支；再向上海洋商购得日三八式步枪及子弹2600箱，手枪及子弹600箱；从瑞士购得奥式朗纳四座飞艇2架，戴姆勒巡逻机2架；从荷兰购得步枪50000支以及足够数量的子弹。

直军同一时期的购械情况，除前述的购买迫击炮数字以外，尚有：1921年11月，从意大利购得军械4011吨，其中有步枪49000支，子弹2000万发，山炮6门，炮弹24000发，机关炮50门，炮弹3百万发，野炮21门，炮弹2500箱，以及其他军品；1922年8月，再通过意大利购得军火价值560万元；从美国军火商手中购得停泊在海参崴的整整一船的军械（主要是步枪和机枪）；1923年，又向意大利购得军械价值550万元；1924年春，还是从意大利军火商手中，购得步枪4万支，子弹5千万发，75毫米口径火炮36门，炮弹5万发，机关枪6挺；这一年，还先后五次向德国、捷克等国购买军械，从毛瑟手枪到作战飞机多种，但具体数字未详。

当然，以上所列绝对不可能是全部，故不好说明问题。但就此看，似乎奉军外购的军火也并不比直军更多。我猜想，是不是因为奉军战胜直军后，其购买与制造兵器的数量猛升至全国之首，因而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产生奉军的装备一直就比直军强特别是在战前就比直军强的错觉呢。
以上仅仅是猜测而已了。战前直军奉军的装备到底谁强，我也没法猜的出来。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的兵工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产值期，特别是火炮的出品，在全国各大兵工厂中，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其品种计有：1924年仿制成功的日38式75毫米野炮、奥式21倍口径100毫米轻型榴弹炮、日14式29倍105毫米加农炮，1925年仿制成功的日41式75毫米山炮、日式105毫米轻便榴弹炮、日38式150毫米榴弹炮、日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奥18年式30倍77毫米野炮等。所有以上这些，都从仿制成功时起即开始批量生产，并开始装备部队。除了自产，奉军的外购军火与前相比仍然是有增无减地不间断地进行着，其数字更比战前扩大了许多倍。其中仅步枪一项，以数量计算至少有20.2万支，另以重量计算的至少12.9万公斤，以包装箱计算的至少1.5万余箱。在这一期间的南口大战、直奉河南战争及对抗北伐军等历次战争中，其优势装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再加上大量缴获直军的武装，奉军此时的装备已不仅仅是北洋第一，也成为全国第一，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争议了。

这时要论装备，足以与奉军相媲美的是阎锡山的晋军。阎军军械来源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是全国所有军阀中唯一能够枪炮自给的一支。以至于阎军将领打仗从不吝惜枪炮弹药，消耗多少回来立马补充多少。到二十年代中后期，山西的军工产品成龙配套，应有尽有，出品甚多，其中火炮的生产主要有仿日三八式75毫米山炮、改进后的一二式75毫米山炮、一三式山炮、一四式山炮、仿德105毫米重山炮、仿德88毫米野炮、82毫米迫击炮、150毫米迫击炮等。到了阎参加北伐时，山西兵工的月产量已经达到山野重炮共35门，迫击炮100门的能力。光是一三式75毫米仿日四一式山炮，到北伐完成时止，就出品了700门之多。晋军与国民军战于晋北时，其炮兵每团编有山炮72门，共编有9（8）个团，这在民国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了。参加北伐时，曾编成36门制炮兵团8个，北伐完成后的中原大战前夕，其炮兵扩充至7个旅，其数量是相当的可观了。阎军至少还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将重机枪、迫击炮列装到步兵营的，当时的阎军步兵每营编配八二迫击炮4门，六五重机枪2挺，而将150毫米迫击炮列为团炮，山野炮则编成独立的团、旅，战时向下配属。

直军在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已成为昨日黄花，各师虽仍然保持着一个炮兵团的建制，但是否能够满编，却成疑问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重兵器的装备情况比北伐军还是要强许多。

至于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诸军，因为其独立时已近北洋的晚期，为了应急，都看中了投产周期短，工艺要求低，战术运用灵活的迫击炮。冯军于占领河南后，曾大力生产轻重两种口径的迫击炮，张军于统治山东时期，亦大量生产82毫米与84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孙军则除了利用上海兵工厂继续生产仿克虏伯75毫米山炮外，还大量生产50毫米小口径迫击炮。正因为如此，所以各军的步兵团基本都已健全有迫击炮分队。但除此以外，张、冯二军其他重兵器的生产则基本等于零，其更多的重装备仍然依靠向外购买而来，冯军还依靠从作战中缴获来装备自己。

这一时期的冯、张两军，都已不再执行北洋的编制，多数的师属炮兵由一个团减为一个营，炮兵团则更多是独立编成。五省联军的陆军师一直保留炮兵团的建制，但已由原来北洋旧制中的两营野炮加一营山炮改为山、野、重迫等三个营的新的构成。

北京政变前后，冯玉祥先后多次从苏联接受军火援助，并通过外国洋行购买轻重武器。其中光是1925年接受苏联的武器，计有（枪炮弹及其他军用器材略）：步枪54400支，机关枪27挺，机关炮331门，76毫米山野炮126门，不明口径的榴弹炮8门，炸药54000磅，工兵用挖掘机1018架，掷弹筒1000具。1925年冯军与李景林战于天津杨村，曾出动重炮20门参战。南口大战时，还曾将轻迫击炮配属到营，重迫击炮配属到团，山野炮配属到旅，120毫米重炮配属到师，并建有两个炮群。此战之所以著有战绩，与上述较完整的火力配系应该不无关系。1926年，鹿钟麟又一次赴苏请求军械援助，数目未知，但知其运输费申请为十万大洋。九年以后，冯玉祥在庐山修了一栋别墅，也仅用了三十块大洋，将这三十块的庐山别墅与十万块的军械运输费做一对比，即不难想象斯大林这次援助的军械价值与数目会是多么的巨大了。通过大量接收苏援与外购，再通过巩县开封两大兵工厂的生产，到北伐完成时，西北军的武器装备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强盛。在编遣时，第二集团军几乎每个师都编有山野炮和重迫击炮两个炮兵团。一个师编两个炮兵团，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还极罕见，所以，对冯军此时的装备情况还是应该给予重新的认识。

山东兵工并不强大，故独立后的张宗昌主要是向外国购买武器。张在统治山东这几年，将全省岁入的89%用于军费开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用于向德国、挪威、捷克等国购买军火。从1926年到1928年这三年间，张军购得的武器主要有：德造九八式步枪13246支，另具体数量不明的该型步枪1941箱，八八式步枪2500支，另有不明数量的该型步枪130箱，法造步枪6600支，型号不明的步枪57960支，机关炮20000门（疑是机关枪），迫击炮12门，毛瑟手枪750支，另有不明品种和数量的军械5715箱。当然这也未必就是张军购买军火的全部，但从中已经足可以窥得张宗昌购买军火的大致情况了。国民革命军《北伐阵中日记》中曾出现张军炮兵第四旅、第五旅的番号，那么是否可以认定，此时的直鲁联军至少应该有5个炮兵旅呢？当然也许这只是虚张声势，但从北伐战争山东战场孙良诚、刘峙等战报中所列缴获大炮、迫击炮每每以数十门计的情况看，亦可知其实力之强大。后来归顺革命军的徐源泉、刘珍年等师，都有炮兵团的编成，也多少可以说明直鲁联军的炮兵不弱。除此以外，张军另一个吸引眼球的是大量制造装备铁甲列车，在对抗北伐军时曾发挥过相当巨大的威力，因前人曾有专文述及，这里不多述。

总的来说，除奉军和晋军外，各路军阀的装备情况，就单位陆军师来说，与北洋前期相比，是越来越差了，大概除了步枪基本能够按编制配备外，火炮可能多数无法满编了，但就其绝对值来说，却膨胀了许多倍，与北伐军相比，则仍然远胜之。

在北洋军阀的后期，还有平射炮与高射炮的少量装备，但与其他炮种相比，为数不多，也很难看到实际的装备使用情况。除此之外，坦克、装甲车、装甲列车，也在北洋军阀中装备，因前人已有专文论及，不再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