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首发）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定稿之四：第三章
第三章
研究生时代恰遇各路英雄风云际会
1。桂林会议和新青年研究学会
记得是在1984年的秋冬之际，我和同期的研究生跟着钱先生去桂林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文学讨论会。说实在的，那次会上讨论些什么，我根本就没关心，以致现在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会议的具体内容。我只记得会议是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的，那里有个叫做林焕平的教授，在文学理论观念上相当保守，是个属于日丹诺夫体系里的老古董。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与会的研究生们，在私底下都在把林教授当做笑话讲。但据说那人并不坏。那时候的左派人物，主要特征是思想僵化，在为人上可能并没有后来的左派那么世故和油滑。
由于会议是在秀丽之极的桂林山水间召开的，所以大家都游山玩水得很开心。就连钱先生都玩得像个大孩子一样，还一不小心掉进了漓江里，引起一场虚惊，把主办人的脸都吓白了。
我虽然也很喜欢桂林山水，但当时我更热衷于的，却是召集到会的一些研究生在私下里开小会。那感觉很像早期共产党人一样，聚在一起举行“秘密会议”，会议是主题竟然就是成立新青年研究学会。
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这些胡思乱想，主要是少时读了太多的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故事所致。我在下意识里模仿那些革命家，一心想在思想文化上做番大事业。我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个类似于新青年那样的刊物，发表一些新锐的思想文化文章，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
我这想法首先得到了北大毕业后分配到清华中文系任教的马相武的支持。不知是受了北大的熏陶，还是马相武本人也喜欢那类事情，他一听我说要搞个新青年那样的刊物，十分来劲，立即给我出了一连串的点子。说实话，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胡乱构想，却不懂如何具体操作。而马相武却恰好很有操作能力，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第一步该怎样做，第二步又该如何准备。他告诉我说，要办一个刊物，必须得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比如什么研究学会之类的。我听了马上就说，那当然了，不妨就成立一个新青年研究学会吧。他说，对，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彼此就认真商量起来，制定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那时候的研究生似乎还比较单纯，我指的是，大家都一门心思追求思想文化上的建树，暂时还没有其他念头；比如下海做生意啦，去官场混个一官半职啦，诸如此类。因此，我把想法向大家一说，当即就有十多个人响应。我记得后来整个研究学会的理事名单上，总共有十二个成员。其中包括从福建来的陈晓明和谭华孚，从安徽来的胡晓明，还有广西师大的蒋述卓，兰州大学的谢电波，我的师弟董朝斌。加上我和马相武。其他还有哪些人，我记不太清楚了。对了，好像还有一个广州中山大学的什么人，姓贾，叫什么就想不起来了。马相武曾经叫我让那个人当副主编，以此鼓励他为学会和刊物做点事情。
学会成立后，我自然是学会的会长兼刊物的主编。我之所以记得广州中山大学的那个姓贾的什么人，是因为我当时和马相武说过，如果能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系网络，那么这个学会和刊物就会非常可观了。想到能够像当年的陈独秀那样办成一个新青年式的全国性思想文化刊物，我确实十分向往，甚至向往得有些心醉神迷。我当时哪里知道，这种事情其实是多么的犯忌。而且幸亏此事后来没有做成，要是真的做成了，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后果来。想想看吧，正好也是十二个，正是搞笑得可以。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后来出了什么事情。也许是被人家无意之中注意上的，也许是内部有人去告密领赏。须知，尽管此事没有任何政治性质，但让利欲熏心的人编造一番拿去立功，换个一官半职还是有可能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这个流产的学会和连八字都没一撇的刊物，后来成了秘密追查的一个重要对象。许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碰到陈晓明，他还耿耿于怀地提起此事。他告诉我说，你知道么，你在桂林搞的那个《新青年》，让我和谭华孚遭受了不少调查。尤其是谭华孚，被调查得够呛，一直不被重用。
我听了哭笑不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因此被调查，也许被调查了也不知道。由于我出身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虽然是普通的党员，但在名义上毕竟属于主人阶级，再加上他们老实巴交的，是除了干活什么都不懂的生产党人，历次政治运动从来不沾边。正是那样的平安无事，使我对这种事情稀里糊涂，根本不知就里，更不知轻重。我记得后来在那个地方，他们倒是问起过的。我当时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种事情你们也当真？他们听了不吭声了。
我当时想对他们说，当年在军阀统治底下，都可以办新青年之类的刊物。说起来还是跟革命先辈学来的呢。假如不想让人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干吗要拿那么多的革命故事来教育我们下一代呢？一个研究学会，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又有什么可怕的？但我没有说。既然人家不吭声了，我也没必要唠叨。他们其实是明白的。
事实上，光是一个资金问题，就可以使此事永远停留在筹备之中，一直筹备到大家全都忘记为止。倒是有关方面，把它记录在案了。想想很好笑。
此事我一直没告诉过钱先生。要是钱先生知道我如此胡闹，一定会严厉制止的。老头当时只知道玩得开心，哪里晓得他的学生糊里糊涂的，差点闯了大祸。
虽然学会和刊物最后流产了，但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给我印像比较深的，除了马相武之外，得数陈晓明。
第一眼看到陈晓明，就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形象，感觉非常西化。他当时整天把斯宾格勒挂在嘴上，我起先还没听清楚，以为他说的是法斯宾德。因为福建人说话通常比较含混，比如把方法论说成谎话论。但他说到他当时所在的福建师大那个孙绍振如何如何能说会道，我却是听明白了。当时，孙绍振和北大的谢冕，还有不知哪里的诗人徐敬亚，在朦胧诗的讨论中名声大噪，被称之为“三崛起”。我读过孙绍振的诗论文章，挺有才气的。
当然，陈晓明给我的印像更有才气。后来为刊物第一期筹稿，我特意请他寄文章给我。我读了非常喜欢，专门向《上海文学》的周介人作了推荐。可是周介人看了却不以为然，无论我怎么对他说，他就是不肯发表陈晓明的文章。我记得陈晓明文章里谈到小说的深层结构什么的。他还经常用的一个词，便是从斯宾格勒那里拿来的“第三进向”。我后来才用过这个词，在我谈论从伦勃朗到毕加索的绘画时，感觉不错。陈晓明当时显然已经读了不少书，行文之间的遣词造句颇有特色。我当时非常看好他，并且对周介人没发他的文章，至今耿耿于怀。
我后来还特意把陈晓明介绍给吴亮。我记得那天带他到吴亮和程德培在作协的办公室里聊天，吴亮把脚一直翘到桌沿上，脚底冲着陈晓明，让我看了十分不快。我后来为此说过吴亮，指责他不该把脚底冲着人家。吴亮笑嘻嘻地道歉说，他不是故意的，叫我转告陈晓明不要在意。
记得陈晓明那次到上海来看我，行程很匆忙。他也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叫做徐守淙，是个在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政治原因坐过牢的女人。那女人跟《走向未来书》的一个编委有交往，后来那个编委在90年代莫名其妙地死了。那女人对聚会特别有兴趣。当她听说我要搞一个文学沙龙时，马上响应说，她可以提供聚会场所。我后来真的搞了一个先锋文学沙龙，后来被误传成“西风”沙龙。上海话先锋和西风，是一样的发音。此事以后再细说。
好像是到上海来过之后，陈晓明来信告诉我说，他上北京读博士生了，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他读博士期间，结识了一些朋友。他告诉我说，他跟靳大成，陈燕谷是哥们。然后还有些比较夸张的话。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觉得他是可以自信也是应该自信的。
当时，他很想劝我搞搞哲学什么的，我却建议他读读当时的新潮小说。后来他听从了我的建议，不仅读了那些小说，还读了我在《钟山》上论新潮小说的那篇文章，由此转向了新潮小说的评论，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出了一本专著，叫做《无边的挑战》。可惜我没有读过此书，但我想以他的理论素养，不会写得比别人差。
陈晓明可能是九十年代继我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长篇大论之后，为数不多的几个对新潮小说继续进行思潮性研究的评论家。九十年代对新潮小说的评论，我本人看重两个人，一个是胡河清，一个是陈晓明。陈晓明虽然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无边的挑战》一书中无法提及他当初是因为听从了我的建议而转向新潮小说评论的，也无法提及我发在《钟山》上那篇三万字长文，《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但他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课时，却毫不讳言我那篇文章的开创性意义和对他的影响。我说他毫不讳言，是指他的方式跟我很不相同，他完全可以不提我的文章。我说他毫不讳言，更是指他不像北京和上海的许多同辈同行，对我此文始终讳莫如深。我记得此文发表之后，李陀倒是专门给我写过一信，既大力赞扬又表示不能同意我对马原的评价。但李陀后来也像是忘了一样，从来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李陀也罢，陈晓明也罢，还有其他许多同代评论家也罢，大家其实都知道，我那篇长文，是八十年代唯一的一篇对整个新潮小说在文学思潮层面上展开的历史性论说。那篇文章中，凝结了我几年的新潮小说评论和研究，本来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专著，由于当时我突然转入了文化批判，才应《钟山》杂志的稿约，一笔挥就了结掉了。
由于后来突然发生的历史事变，对新潮小说的评论和研究一度中断。幸亏有了胡河清和陈晓明等人的有关文章，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才得以在九十年代被人继续言说。坦率说，相比之下，张颐武似乎更擅长短平快的评论，没有陈晓明那样的纵横捭阖能力。但张颐武毕竟也在新潮小说的评论上，独树一帜。比起那些跟小说对话只能从巴金说到王安忆为止的评论家，张颐武再不济，也比他们强得多。
虽然我认为他在九十年代对新潮小说评论上的实绩，与胡河清并驾齐驱，但我对陈晓明所热衷的后现代理论却有所保留。我在上海的一个什么会上与他相遇过，我当时好像说了些什么，他被我说得不住地咕哝文化杀手。他也许不知道，在当时的会场上，我最看重的恰好就是他。其他那些装腔作势的学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才气，也没有一个在对后现代理论的理解上比他更到位。比起我后来对那些人的质疑，我在会上批评他的那些话当属轻描淡写一类。我在会上说了个寓言，叫做《强盗与书生》。我在寓言里调侃了一下后现代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故意要让陈晓明本人难堪。遇上强盗的书生，远不啻是持后现代理论学者。几乎所有的书生，都碰上过强盗。只是拒写强盗颂的书生，太少了。
在我的印象中，陈晓明的文章在哲学上的根底相当扎实，而且行文不喜咬文嚼字，更不乱玩概念游戏。假如他有什么欠缺的话，就是生命底气不足。他说话有时左顾右盼，不敢把话说到底。他跟我说过，他喜欢彻底之类的字眼，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生存限制，他即便想要彻底也很难彻底。须知，彻底有时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有一次很坦率地告诉我说，很多事情没办法，有家有室的人，总得要养家糊口。其实这人人都明白的，只是有些聪明人对此讳莫如深。他如此诚实地道出，我倒是觉得很可爱。假如他也像有些人那样，找一个什么口号，掩盖自己在生存上的种种图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也许是出于生存需要，他跟王朔一起做过文化公司之类的事情。那当然是九十年代的事情了。他因此到上海来组过稿。记得在他代表公司给上海评论界朋友摆的宴席上，他一口一个朔爷，叫得十分搞笑。那天赴宴的，包括我在内，对王朔小说和王朔本人，全都印象不坏。不过，他和王朔的合作最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虽然他们是想在体制外做点事情，但由于搞的是文化公司，做起来难度不会小。据说，彼此合作了数月便不了了之。
后来陈晓明在自己的领域里继续写了许多文章和论著，但由于我转向了长篇小说创作，很少再读理论评论，所以彼此就很少通音讯了。
如今想起桂林会议，仿佛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我记得陈晓明当时还是个舞会王子。他跳舞跳得相当不错，风度翩翩，可以让人想起三十年代诸如邵洵美之类的洋派才子。也许他应该到上海不该去北京，不过，上海也不像是他那样的才子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除非倒退半个多世纪。至于他的文章后来有没有在《上海文学》上发表过，我不得而知。假如一直没有的话，那也不是他的不是，而是《上海文学》缺乏见识。
桂林会议期间，看似人材济济，似乎每个研究生都可能成为一大家；其实最后能够有所作为的，实在为数寥寥。
马相武后来读了谢冕的研究生。就是他替谢冕传话，写信叫我研究生毕业后去北大任教。许多年之后，他博士毕业去了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彼时重新见面，已经有了陌生感。
胡晓明和蒋述卓一起考取了王元化的博士生，他们来华师大读书时，跟我交往不太多。后来蒋述卓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个什么大学，据说当官了。胡晓明好像在大学里教书，应该是教授了吧。我记得他曾研究过一阵子陈寅格，不知现在是否还在继续研究。他好像有志于做学问。董朝斌毕业后去了上海师大。其他人，就不太知道了。
那年在桂林幸亏后来没能成事，要真办成了刊物，最后也是风流云散。想想即便是当年“五四”新青年诸君，后来也都分道扬镳。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么一番冲动，倒也算是对八十年代在本质上是回归“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感应。只是今非昔比，过去能做的事，如今未必也能做。这可能就叫做时代不同了的意思吧。不过，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风气，只是成功者却寥寥无几。北京是有做成的，比如《走向未来丛书》那伙人。
当然了，那件往事虽然早已付诸东流，但桂林的山水依然让人难忘。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碰到过另一个出席桂林会议的中国学人。他出席的当然是另一个桂林会议。据说，当时有八位哲学系研究生，以他领头，在会上公开挑战著名的马列经典《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详情只能留给那些当事人回忆了。
由此联想到的是，忘了是此前还是此后不久，有位年轻的学人，写了篇《唯心主义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么？》，在一家刊物上公开发表。该文是对列宁在同一本书里那个著名论断的大胆质疑。
这二件事情虽然似乎跟我参加的桂林会议毫不相干，但在总体的时代氛围上，却是十分相应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北京跟那位作者相遇，他叫单少杰，不年轻了，比我还年长。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我当时请他陪着去什么饭店跟一个澳大利亚籍的汉学家会面，从而让他看到了那个汉学家的无赖相。那人仗着自己长着一张白种人的脸，不知是被北京一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学人给宠坏了，还是他本来就是那副样子的，竟然把脚底翘得比吴亮还要高。在本国不过尔尔，到了中国却变成宝货，据说这类故事还不少。不过，放到以后再说吧。
接着要说的，是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双向同构命题的经过。
2。殷国明的斗蟋蟀和双向同构的缘起
在1985年的文学大转折到来之前，高等学府里的人文学子，大都对哲学有着相当普遍的兴趣和热情。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大家的哲学底子，几乎大同小异，都是从学习马列著作起步的。彼此聚到一起谈起来，共同语言特别多。好像除了马克思，就是黑格尔和康德。这也是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文科高校里，李泽厚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特别风靡的原因。接踵而止的美学热，也因为李泽厚《美的历程》的问世，以及人们对朱光潜美学的怀念而时兴起来。不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对朱光潜美学的重新评价而过分为难李泽厚，因为李泽厚的美学在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美学思潮下很快就褪色了。大家都忙着看新书，无暇顾及淘旧货。及至后来刘晓波挑战李泽厚，在年轻学子当中，不仅没有人感到惊讶，而且还有不少人后悔不迭，如此一个便宜，自己怎么就没捡在头里呢？
与李泽厚从康德的二律背反里引出了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相似，我也是在跟人讨论康德的二律背反时，想到双向同构的。而且，我记得这本来是两个词，一个是双向，一个是同构。这两个词也不是我先说出来的，我是听别人一会儿说双向一会说同构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灵感，何不叫做双向同构呢？我当时想到这双向同构的念头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几何图像。这个图像动起来的时候，有点像宇宙中旋涡状的星云团。
我记得当时是在跟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争论康德的二律背反，说着说着，突然看见了那个图像，并且马上就找到了表述那个图像的逻辑公式，就像有人找出表述相对论的什么数学公式似的。
那个研究生显然对康德相当熟悉，一再地说什么什么的如何可能，把康德的二律背反不知道背诵了多少遍。我后来对他说，我知道了，你不需要没完没了地重复给我听。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我的一个逻辑公式，叫做双向同构。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逻辑公式。我告诉他说，那么你现在听说了。于是，我就把那个逻辑公式讲了一遍。
那个公式当时说来很简单，现在回忆起来却有点复杂，好像是这样的：
A是非B而是A，B是非A而是B。
A是非A而是B，B是非B而是A。
在A和B之间，你可以说，彼此是二律背反关系，也可以说，是双向同构关系。或者说，二律背反是指世界的存在状态。而双向同构则是指人类的作为方式。在存在面前，可以无所作为，从而无为而无不为。这样的话，存在就是二律背反的。假如面对存在，想要有所作为，那么其作为就不能是单向的一味斗争的，而是双向的互相协商的。大意如此。
我这个逻辑公式是很有科学主义色彩的。这跟我读大学时看了不少现代物理学方面的普及读物有关。我特别着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呆呆地看着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玩味不已。我感觉那个四维时空座标非常具有哲学意味，就跟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一样。我的这个逻辑公式，似乎也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我脑子里的图像。因为那个图像应该是一个旋转着的多维座标，不是平面的，二维的，而是高维的全息的。正因如此，我把双向同构称之为一种思维方式。我试图从中找到一种多维或者说高维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对立统一的平面思维，不是二维的单向思维。
我的双向同构逻辑公式在研究生寝室传开后，同寝室的师兄弟夏志厚十分激动地问我，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绝对的逻辑前提了？我说，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逻辑前提，那都是黑格尔的胡编乱造。我的意思是，逻辑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努力，怎么可能像上帝一样绝对呢？
我于是对他说了一大通绝对和相对，前提和结果，还有矛盾律，量变质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有关这三个定律，我早在十八岁的时候，就专门思考过，当时还为此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在我想到双向同构之后，重新把那篇哲学论文找出来，在原有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有关双向同构逻辑的哲学论文，大概有一万几千字。
这篇论文后来失踪了。此事说来话长，也算是个重要插曲。当时，正当上海的各家报纸在报道我提出的双向同构时，有个叫做李欧梵的台湾籍美国教授在上海访问。我记得是在上海作协的一个讨论会上，碰到此人的。李欧梵听说报纸所报道的此事之后，对我的双向同构非常有兴趣。在后来的一次电话里，他问我，你是不是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说，可能还没这么简单。于是，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看看我的那篇哲学论文。他说，假如他看不懂的话，可以带回去给美国专家看看。他当时住在静安宾馆。我答应了，还专门把论文的原稿，送到了他所住的宾馆里。我记得当时彼此还聊了一会。
然而，从此以后，我的论文便杳无音讯了。我那时的写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可以在电脑上飞快成行，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的。当时，李欧梵刚刚在大陆文学界和文化界出现，十分吃香。而且，此君那时说话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的不着边际，所以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包括我在内。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听施蛰存先生告诉我说，那个李欧梵，到我这里来又是录音，又是录相，折腾了好几个星期，最后回去写了本书，全是我的话。我听了才知道自己可能也同样上当了。我猜施蛰存先生讲的，可能就是李欧梵写关于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界的那本书。我忘了书名，在朋友家翻过一翻，浮光掠影，口气轻飘，感觉还没有王安忆写的关于上海的书来得生动和逼真。施先生那么重要的回忆，让李欧梵作了那样的讲说，实在可惜了。当然，此乃后话，先不扯远。
那时，好在我同时把自己的基本构想，还写成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叫做《论双向同构》。此文发表在那年的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应该是1985年吧。
双向同构的构想虽然有意思，但现在想来，在表达上可能过于抽象，让一般人读起来很费劲。虽然对哲学的兴趣是许多学子都有的，但要读明白那么抽象的逻辑公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再加上我当时使用的语言，没有和流行的西方话语完全接轨，在一波接一波的西方话语浪潮下，自然不会受人注意。我相信李欧梵肯定看不明白里面的意思，就算他拿给美国的哲学教授看，也不一定能看懂。而且，以李欧梵的浮躁心气，他会认为那里面讲的全是废话。有些术语诸如哈贝玛斯的公民社会或者民间社会，李欧梵不懂也必须得弄懂，否则怎么在美国学院里混饭吃呢？至于我的双向同构，就像老子的《道德经》一样，他懂不懂都不会妨碍其教授地位。我希望李欧梵读到我的这篇文章之后，能够送还我的论文。虽然是许多年前写的，但也在我也是敞帚自珍。
当时比较能够明白双向同构涵义的，除了夏志厚，我想还有殷国明。我记得当初把我带到各个研究生寝室到处讨论哲学美学文学的，就是殷国明。
殷国明是上一届的研究生，我进校时，他刚好在读最后一年。顺便提一下，我进校之前，也是殷国明介绍我跟钱先生认识的。只是那天他带我去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刚好不在家，所以我只好给钱先生写信。那信是由殷国明转交的。殷国明还曾写信告诉我说，钱先生非常欣赏你在信中的观点。果然，我不久就收到了钱先生那封对我表示激赏的来信。
我进校的时候，殷国明只知道钱先生非常欣赏我，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让钱先生那么欣赏。后来彼此谈过数次，他又读了我的一些文章之后，才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你知道么？你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能力。通常说来，能够十分感性地谈论小说的人，不一定能够极其理性地论说思潮和理论；对文学很有感觉的人，又通常很难面对十分抽象的哲学命题。你这家伙恰好同时具有这两种好像合不到一起的能力，既可以抽象到玄而又玄的地步，又能够感觉出十分具像的微妙之处；既可以宏观到大而无当的程度，又能够微观到十分细致的地方，比如对一篇小说，甚至一个人物，一句台词，加以深入的体味。
大意如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人如此评说我。我被他说得似信非信，又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像是把九阴真经和九阳真经一古脑儿练了似的。当然，我也不能在此得了便宜还卖乖。因为事实上，殷国明的评说还是很有道理的。
许多年之后，我到了美国，在纽约百老汇的一个戏剧公司做剧本时，一个美国人，即公司的制作人也是主要负责人，也曾对我说过相类似的话。当时，我和某个剧本的作者，导演和演员一起做读剧排演(TABLE READIGN)。听完台词之后，大家进入剧本讨论。我听他们说了老半天，全都不得要领。于是我忍不住说了一番话，指出该剧本没有深度结构，缺乏隐喻意味，并且举出了他们非常熟悉的《鲁宾逊漂流记》和戈尔丁的《蝇王》为例。结果，他们全都明白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对我称赞不已。他们没想到一个不声不响的中国人，解决了他们讨论了老半天都讲不清楚的问题。他们开始可能以为我是个打扫清洁卫生的，傻乎乎地坐在边上旁听呢。但美国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会嫉妒胜过他们的人，相反还非常的尊重。
事后，主持讨论的制作人约翰对我说道，你有一种别人没有的能力。就好比大家都要到对面的山上去，全都在忙着寻找道路。而你却轻轻地一抬腿，就跨过去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道路。
这大概就是殷国明说的意思了。就像《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竟然从三个内功极深的和尚打出的绳套里跃了过去，还在上面打了个结。真是又开心，又好玩。
殷国明对我说了那番话之后，就十分起劲地带着我到处论学。从这个寝室窜到那个寝室，那感觉有点像小时候拥来拥去的斗蟋蟀。殷国明脸上的神情，仿佛捉到了一只好蟋蟀，到处跟人斗个不休。而且他每到一处，都要跟人介绍，这是我师弟。他明明比我还小两岁，却仗着读在头里，喜欢称我是他师弟。我当然也只好认了。并且为了不让他失望，还不得不极其认真地跟人家争论每一个论题，有时一直闹到彼此面红耳赤还不肯善罢干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好笑了。不过，话要说回来，那个双向同构，也就是在这么一派吵吵嚷嚷的争论中，突然发现的。
按理说，要说合作，我应该跟殷国明合作才是，不知怎么的，被王晓明突然插了一脚。好在殷国明并不计较这些，再说，他当时正忙着写毕业论文，联系毕业后的去向什么的。每每晚上带着我跟人家争论过了，他第二天就不知上哪儿忙乎去了。听说他当时还在争取入党什么的。听上去很搞笑。但他专门做这类搞笑的事情。
殷国明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尽管他后来一再装得老于世故。他喜欢说他在新疆时的插队故事，腰里别着一把小刀什么的。他长得其貌不扬，钱先生甚至开玩笑说，要是先看到殷国明的照片，肯定不会招他做弟子的。他身上很有一股江湖气息，可我猜想他不至于会向往什么绿林生涯。我倒是想起《书剑恩仇录》的红花会里有个古怪的矮子，为人特别的义气。我想殷国明应该跟那人很相像。
可是殷国明后来也太过搞笑了。大概是九五年左右吧，在胡河清弃世之后，钱先生特意把已经是教授的殷国明，从广州暨南大学调回身边，让他帮着替老先生排忧解难，诸如解决我的职称问题之类。他一回来马上被批准为博士导师。由于是钱先生让系里花了很大力气调回来的，并且任命于危难之际，系里上上下下的人对他都很客气。于是，他说话不免有些夸张起来。他大言不惭地对我说，你太不懂国情和行情，如今要做成什么事，必须依靠某某局的同志们。他说，他把我在海外一家民间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转发给他要依靠的同志们学习去了，那口气听上去好像是批发了什么中央文件。哪里知道，人家学习了一通之后，不知闻出了什么异端邪说的味道，就不再让那家刊物入关了。此事弄得我非常恼火。我倒是没什么，反正虱多不痒，主要是苦了那家刊物。人家本来很学术的，好端端的被归入了非学术的一类。后来在我离开华东师大之后，听说他又出了什么搞笑事情。平心而论，他其实并非是个心怀恶意之人，主要是喜欢瞎玩一气。他也许以为他在玩猫捉老鼠，殊不知玩到后来，到底谁是猫谁是老鼠，他都不知道。
殷国明并非是个平庸之辈。他脑子很灵，也有才华，对文学思潮的反应很敏锐。认真起来，写出来的文章很不错的。即便不认真的时候，也能写出一本本胡乱赚钱的书。但他不知怎么的，染上了顽劣之气。有时顽劣也是一种童趣，但要看在什么情形之下。有一次我和以前的朋友一起到他那里聚餐。我买了所有的菜肴，那人忙着洗菜做饭。他在一旁坐享其成不算，还要信口编派上海人如何如何小气。我告诉他说，你眼前这两个上海人又是替你买菜又是给你做饭，你觉得他们很小气么？他想了想哈哈一笑，承认他光图嘴上痛快，竟然说忘了。
殷国明骨子里是个性情中人，对钱先生确实忠心耿耿，真的就像红花会里的那个矮个儿。我忘了叫什么，但看过《书剑恩仇录》的人，应该都知道。反正，那就是殷国明的本相。至于他那些搞笑的事情，看在上帝份上，原谅他算了。他并没有玩世的能力，只学会了不恭。上海跟新疆根本不是一回事，腰里别把小刀之类，在上海是玩不转的，根本搞不定。
不管怎么说，殷国明当年把我当作一只蟋蟀带来带去跟人斗个不休的情形，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正是那么一番唇枪舌战，使我得以把少时所学的哲学全部清理了一遍，还理出了一个好玩的哲学命题。
3。跟王晓明的两次合作
比起殷国明，王晓明正好是另一个极端。有一次钱先生请所有的学生吃饭，席间，有人听说我会拆人的姓名，硬缠着我把大家的姓名讲说一遍。所谓拆姓名不过是种游戏，从姓名中感觉出命运的信息。我于是把大家的姓名通通拆了一遍，包括钱先生在内。我说许子东是许子在东方，不要朝西方乱跑。许子东听了连连点头说，很对，很对。我说王晓明的晓明是早晨明亮的意思，但王字通枉，弄不好就成了枉晓明。王晓明听了赶紧说，那就是白白明亮了。岂止如此。我当时忘了说，晓字还通小，还有一层小聪明的意思。
王晓明不是个没有能力的人。殷国明弄得一团糟的事情，王晓明可以做得很地道。王晓明跑到新疆去，可能搞不定，但在上海却是如鱼得水。王晓明的问题在于，小事清楚，大事糊涂。说句不着边际的笑话，周扬当年做了鲁迅的手脚，后来还能找到毛泽东做靠山。可你王晓明砍了李劼的旗，谁能替你作主？
我不喜欢鲁迅式的一个也不宽恕，我倾向于周作人在给鲁迅信中的态度，能够原谅的，尽量原谅。但前提是，必须把话通通说清楚，做错了的，理当道个歉。
王晓明其实并不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他只是在大事情上分不清东南西北。那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除了商谈如何重建人文精神，我还问过他，对某个人物什么印象。因为我没见过那人，他见过。他回答我说，那人读了许多书，说话的口气，跟你很相像，中气十足，听上去很有底气。我当时没有细想。现在一想，他弄错了。那人跟我根本不是一回事，整个一个假大空。读了许多书，内心深处照样空空如也的人，多得很。尤其是有油滑习气的人，越油滑，内心越空虚。
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一大批已经成名或者正在成名的年轻学子，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论著上，出了不少力气。然而，知识有时候确实可以变成财富，不仅是精神的，还可以带来物质上的身外之物，诸如名气地位之类。尤其是在一个权力中心之地，在一个除了权力什么都不当回事的权力崇拜城市里，手中一旦有了话语权力，哪怕是一点点话语权力，也会被腐蚀得不成样子。我不怀疑那些学子起初的思想文化热情，但到了后来，他们渐渐地有了名声和地位之后，说话就夸张起来了，模样就牛逼起来了。什么谈学论道几十个小时，谈得彼此眼睛发绿啦；什么海德格尔姓了什么中国姓啦，什么天底下找不到对手啦，如此等等。就好比一个穷光蛋，突然一下子暴富，马上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于是，文化的建设变质为文化的玩票。这些学子迅速地人到中年，长高了，也发胖了，一个个成了油头粉面的文化票友。他们如同旧时代的白相人一样，拿着一本本西方的文化论著，如同当年那些白相人拎着一只只精致的鸟笼，招摇过市，互相吹捧。这股八十年代的文化玩票，或者说，文化泡沫，到了九十年代便顺理成章地泛滥成新左派思潮。或者说，九十年代新左派思潮的历史根源之一，恰好就是来自八十年代北京城里的这帮文化票友。
王晓明分不清这其中的区别，把那人跟我混为一谈。王晓明不明白一个十分严峻的道理，专制的权力还不是最可怕的，专制的心理才是最难弄的。那些当年的文化介绍人沦落为文化玩票者，与其说是专制的权力所致，不如说是专制的心理造成的。皇城根下的人，比皇城中心的人还容易感觉老子天下第一。真的身处权力中心，日子并不好过，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通常是活在权力周边受到权力影响的人，特别容易夸张，产生种种权力幻觉。但王晓明恰好相信别人的幻觉，将靠在别人的幻觉上误以为脚踏实地。
当然，王晓明后来的投靠那种话语权力，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精神上的严重缺钙，从而在思想的撞击中毫无磁性，如同一片铁屑，被人家轻轻一吸便吸了过去。
平心而论，王晓明并不是个一点没有良心的人。胡河清死的时候，他十分伤心地痛哭过。在我的职称问题上，他也始终没有违背良心说话。记得那年他也曾站到学生队伍里，抗议过。他只是活得十分紧张，对周围的世界充满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曾私下里说过，他对谁都不相信。
他来找我合作双向同构时，确实是受了许子东的伤害。许子东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同门相残不说，还给后来中文系的年轻学子在生存方式上做出了坏榜样。王晓明痛感于此，曾经为其他同辈学友在评定职称时伸张过正义。不啻是后来为我，就在当时，他也为夏中义说过话，甚至奔走呼号。
他曾对我说，不能看到其他人倒霉，我们就不吭声。那样的事情，早晚也会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正是他当时的这种正义感，使我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好感。合作的事情就此一拍即合。而且，无论在当时还是事至如今，我都认为，王晓明并不是没有人文精神上的追求的。只是那样的追求，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沉重得让他难以承受罢了。我那篇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在网上公布后，被人们再三谈论。王晓明始终不吭一声，反倒让我有些于心不忍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我至今记得那年他对我在评职称上被人坑害一事上，是如何的不平。他非常气愤地对我说，这是整个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耻辱。我还记得90年代我重新走上讲台后，他特意让他的研究生到我的课堂上听课。
王晓明对他的研究生，是相当负责任的。他知道每个研究生的长短特点，曾经跟我私下谈论过，这个应该如何发展，那个应该如何安排。他很看重的学生毛尖，颇有才华，为人单纯。那时，经常到我宿舍里聊天。有一阵子聊到无话不谈。毛尖说到其师王晓明，一再说，是个很厚道的人。听着毛尖的啧啧称赞，我突然想到过，假如我在王晓明的位置上，未必能够做得比王晓明更妥帖。王晓明除了在思想文化上有时大事糊涂，其它方面，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有人把他与我小说《丽娃河》里的张超形象划等号，那是完全错位的。张超是个学术流氓，王晓明骨子里还是个文化君子。事实上，在人文精神讨论当中从声名上获益最大的，并不是王晓明。就算没有那场讨论发生，王晓明也不缺应有的名声。
比起王晓明的大事糊涂，许子东是个根本不关心大事的人。他只要在小事上获得满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的。他的聪明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比如，他说，早上起来要放明亮欢快的音乐，新的一天开始了，让空气充满新鲜感。晚上睡觉则要放暗淡轻柔的音乐，好比嗡嗡的摇篮曲，催人安然入睡。又如，他认为，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时，远远的看见绿灯，不用赶着过去，因为等你赶到那里，正好翻作红灯了。相反，远远的看见红灯，你可以非常从容地骑过去，等你到了那里，正好翻作绿灯让你通过。
听过许子东如此一番论说，你完全可以猜出，他的《郁达夫新论》里面大概写些什么。在考入华东师大做钱先生的学生之前，他本来是学化工的。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华东师大恰好是他的绿灯。他从此一路春风，畅通无阻。一会出现在美国，一会出现在香港，并且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混着，同时还不放过享受社会主义的医疗条件。他由此活得十分具体，不假，不大，也不空。细细巧巧，白白嫩嫩。假如他突然出现在京剧舞台上唱上几句花旦，我一点都不会大惊小怪。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当年著名的上海青年评论家之一。这不是上海太不济，而是许子东实在太聪明了，他总是能够把人生的自行车骑到翻作绿灯的地方。
许子东的评论文章，思想是肤浅的，但文笔是漂亮的，感觉也是细腻的。假如海派是指这种细细巧巧的风格，那么许子东倒是个典型的海派文人。其文章的做工，比较精致，就像一件件放在玻璃橱窗里的手工艺品。至于他的加入双向同构讨论和合作，本来就是十分搞笑的事情，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当时另一个合作者夏志厚，正好是个相反的例子，朴实到让人感觉枯燥的地步。夏志厚内心丰富，但拙于表达，遇事谦让到让人不好意思。他长于理论思维，对文学理论有兴趣。关于我的双向同构，他问得最多的是，你的逻辑起点到底在哪里？我于是就反问他，逻辑为什么要有起点呢？因为在我那个椭圆形的图像里，根本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我记得我跟他说起过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但我当时还没意识到，那个座标其实是旋转的。我后来直到写作论《红楼梦》的那本论著时，才发现了历史文化的全息性。所谓全息，其实就是一个高维座标的旋转状态。易经八卦为什么神奇无穷，就因为它是对高维座标在旋转状态中的一种描述。但夏志厚可能搞不清楚那些玄而又玄的神秘事情。跟当时的许多学子一样，夏志厚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很深。我以前也读过黑格尔，但不知为什么，本能的不喜欢。夏志厚十分关心的逻辑起点，实际上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后来海德格尔之所以采取追问的方式，好像也是一种摆脱逻辑起点的努力。
那次合作的经过，我已在旧事一文里说了。读者欲知详情，请自己去参阅一下。我是不喜欢重复的，一如我讲课从来不愿重复讲过的内容。
后来那次重写文学史的合作，除了王晓明的张罗之外，还有陈思和的参与。说到陈思和，我得指出当年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王晓明也罢，陈思和也罢，他们两个与我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都没有下过乡。陈思和在考进复旦大学之前，青春年华是在上海的街道工厂里度过的。上海的街道工厂和上海的小弄堂居家，乃是影响上海人性格和气质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我的同龄上海人当中，许多人当年都为自己能够逃脱下乡的命运而庆幸不已。是的，下乡的经历，跟劳改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不想逃脱。我回想起自己在农场里的经历，简直就是一场地狱里的恶梦。那些从农场上调回城的知青，离开农场时，其欣喜若狂，一如刑满释放。
陈思和王晓明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大起大落，从人生上说是幸运，但从精神上说，可能就少了许多底气。我在刺骨的西北风里挖过河泥挑过担，我在烈日下浇制过混凝土，水泥地被晒得像铁板烧一样；我在滚烫滚烫的稻田里插过秧，腰疼得直都直不起来。我亲眼看见如花似玉的女知青，蓬头垢面地在泥地里打滚；晚上可能还要被连长支书叫去陪着睡觉，听凭他们发泄兽欲。我为了争取个人的生存权益，跟当权者闹过罢工；我当时抱着自杀的念头，跟他们对峙着不肯退后一步。我还忍受过精神上荒漠般的饥渴，四周找不到一个能够说说文学或者谈谈哲学的朋友。从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整整五年半的青春年岁，竟然没有任何感情生活。哪怕是周围美女如云，她们也只能属于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老粗。她们当中大多数人宁可拿自己的身体去换得上调回城的机会，也不愿随随便便跟人谈什么恋爱。在农场里苦度岁月的知青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早日上调回城，好像囚徒最关心哪天刑满释放。这是真正的地狱，一点不含糊。然而，正是这样的折磨，从反面把自由牢牢地种植在了我的内心深处。有人读了我的文章，说其中的自由独立精神气质深入骨髓。没错，那是因为我被迫在地狱里做过奴隶的缘故。
相比之下，陈思和没有经历过如此惨痛的人生。街道工厂的气氛是平和的，充满着阿姨妈妈的温馨，虽然可能相当忙碌。我记得史铁生写过街道工厂的小说，《午餐半小时》，非常有人情味。而且我相信，上海的街道工厂跟北京的一样，人情味十足。当然了，史铁生经历过插队，感觉不一样。恢复高考之后，从街道工厂里考出来许多优秀人物，陈思和也是其中之一。我提及街道工厂没有任何贬意。
从街道工厂考入复旦大学之后，我感觉陈思和是以街道工厂的思维和街道工厂的方式，做起了文学的学问。那样的方式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生存的，并且诉诸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生存方式。我猜想他内心里一定会赞成茅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从而以此作为他自己的做学问准则。不管他嘴上怎么说，文章里怎么写，他的学问，是绝对不会危及到个人生存的。试想，假如有一天他被告知，他不能再呆在复旦大学了，必须自己到社会上去谋生，不管是回街道工厂，还是去摆地摊，都得自己谋生，他怎么办？从街道工厂进入复旦大学，这对陈思和来说，已经是人生的大圆满。他不会再有任何他求。我想，这可能也是他借助人文精神反对商业文明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商业文明社会里，是绝对没有那种阿姨妈妈式的温馨和圆圆满满的安全感的。
不过，就其心理方式而言，与其说陈思和从街道工厂走进了复旦大学，不如说是他把复旦大学的学问，塞进了街道工厂的小作坊里，小心仔细地经营着。偶尔接到一件大活，诸如重写文学史，或者重建人文精神，那简直是天降的外快。陈思和跟这些话题骨子里根本不相干。他谈论精神性的话题，其口气和语调，跟上海小弄堂里的家庭妇女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历史事件，大同小异。我没见过他在电视屏幕上谈论重建人文精神的情景，但我猜想，他的表情是阢陧不安的，就像上海某个家庭妇女被突然叫去，对着众人谈说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看法一样。
这么一个学人的最好品质，也可说是最高境界，就是安份，守己。凡是读过陈思和所编的文学史，人们都可以获得到安份守己的印象。一旦他既不安份又不守己，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滑稽起来。平心而论，陈思和并不是个喜欢惹事生非的学人，他的做学问也基本上是安份守己的。重写文学史和重建人文精神二次合作上的失当，主要责任不在他。他很有理由申辩，我不过是随着别人的意思做罢了，华东师大的内情，我怎么知道？我想他可能是两害相遇趋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与其得罪一个作协副主席的儿子，不如得罪一个无权无势的家伙；与其发表那篇文章排名第二，不如不发表以此维护一下复旦大学的尊严。在街道工厂和小弄堂里生活惯了的人们，对诸如牌号，身份，地位之类，是非常当回事的。他当初提出署名次序，并不一定全然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可能也考虑到自己所在大学的牌号不能降低。
当然了，无论是街道工厂还是小弄堂生活氛围，虽然安份守己是美德，但也不是没有生存竞争的残酷。为了很小一点空间，比如放一只煤油炉子的地方，人们可能会争得不可开交。那里的人们，也有欺负弱小的坏毛病。假如生存利益需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作践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要不，我怎么会把安份守己作为其最高道德操守呢？
按说，我跟陈思和之间，一个像是在荒天野地里长大的，一个则是在拥挤狭小的弄堂里长大的，怎么也碰不到一起产生什么纠纷。没有王晓明的过分认真，彼此真的不会有任何不快。而且，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陈思和时，那是在一次在杭州召开的讨论会上，他对我十分友好。他甚至还没头没脑地冲着我说，李劼你很不错，华东师大是你李劼的天下。我当时不明白他干吗把华东师大说成是我的天下。因为此话显然很夸张。后来我问了其他人，经他人指点，我才恍然大悟。陈思和其实是意指，许子东并不是华东师大最出色的。
他的不喜欢许子东，可能跟他的务实风格有关。须知，上海街道工厂里做出来的活儿，是很经得起检验的，几乎件件结实耐用。哪怕是火柴盒子，香烟壳子，都做得有模有样，一点不含糊。上海人干活很少偷工减料。我在网上瞥过一眼他编的文学史，材料做得很仔细。比如当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青年评论家文集，连出版的前后顺序都排列都清清楚楚。基于如此务实的个性，他可能会觉得许子东的文章太过花哨，名不副实。
说实在的，假如要我推荐一部我所写的这段历史的参考史料，我倒愿意向大家介绍陈思和编的文学史。虽然他可能把我的几篇重要史论和有关我的言论，通通摒除在外。但这没关系的，读过我的，再读他的，正好相映成趣。
最后提一下，陈思和的恩师是贾植芳教授，陈思和的成名著作是《巴金论稿》。陈思和的学术背景和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这二位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文学老人。陈思和虽然没有和他们一起受过难，但在他们翻过身来当家作主的时候，正好饮水思源了一下。从这两口深井里打出来的泉水，足以让陈思和这样的学人喝上整整一生了。反过来说，也说明了陈思和是个矢志不移的人。陈思和待人一如既往，知恩图报。他对贾植芳先生有如父亲，一如他始终保持婚姻稳定，不仅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且从来不越雷池半步。不过，要评估陈思和的学术成就，最好是从八十年代朝后看，一直看到文化大革命，那样会比较好看。假如反过来从八十年代向前看，即便是看到1989年，那么也得另当别论。好在资料是没有时间性的，只要能在资料上做足做好，怎么看都可以。其他就不必苛求了。
4。毕业论文选了老舍的小说作论
从八四年到八七年的三年研究生时期，恰逢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当时被各种刊物的稿约追得气喘吁吁，忙得连毕业论文都扔在脑后，直到快要毕业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我也得准备一下才是。
写什么呢？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看得上眼的也没有几个。我本来想写鲁迅，不料跟钱先生一说，老头摇摇手，告诉我说，不要太把毕业论文当回事。有份量的想法和文章放到别处写去。毕业论文只求通过就行了。
于是，我就选了老舍。说实话，那时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作家，因为无论就小说语言还是就叙事方式而言，1985年以后的中国白话小说，都要有意思得多。但后来我还是从老舍的小说里，发现了在精神气质上被人忽略的一面。我指的是，他在《猫城记》中的悲剧意识和对历史的苍凉感怀。
就小说艺术而言，《猫城记》并不是老舍最精彩的小说，比起他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猫城记》显得相当粗疏。但这部小说却表达了老舍在其他小说里很少流露的绝望和悲凉。尤其是小说结尾，两个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人仍然在继续互相内斗的细节，意味深长。老舍由此体现出来的对国民性的透视力度，足以让人想起鲁迅的目光和笔触。
我想，老舍后来的自杀，跟他的这种绝望感和悲剧感很有关系。按说，跟他相近的巴金和曹禺，吃的苦头并不比他小，内心深处也并不比他不愤愤不平。但他们两个都没有绝望感。巴金后来的说要忏悔和提倡说真话，曹禺私下里对高行健戏剧的赞赏和支持，分别表明他们两个内心深处并没有真的接受改造，真的服膺改造。但他们谁也没有像老舍那样，最后一了百了。这里的区别在于，他们两人再苦再屈辱，依然觉得人生还有路可走。而老舍早在《猫城记》里，就已经看到了末日。
一个看到末日景象的人，也许也会逢场作戏一下。比如写写《红大院》，《龙须沟》之类，就像巴金写《团圆》，曹禺写《王昭君》，《胆剑篇》。但当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景出现时，老舍一下子被惊醒了。我说他惊醒了，不是说他意识到了什么历史秘密，而是意指文革的种种暴虐，使他想起了《猫城记》里的末日景象。那样的末日景象就像寺庙里的钟声一样，对于一个有根基的人来说，无疑就像一种冥冥之中的召唤。老舍的自尽，其实是随着他所看到的一片末日景象，把自己断然还给了造物主。这就像当有人被告知，现在是你最后的时刻，你不仅没有明天，连下一刻都没有了；于是，那人只能回答说，那就把我拿去吧。
人们可以说，老舍的末日感是一种幻觉，但卡夫卡写《变形记》里的变形，不也像是一种幻觉么？
真实和幻觉，乃是存在的两种不同状态。当人们自称自己活在真实生活中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活在一种幻觉里。相反，人们通常以为的幻觉，很可能是人生的真实面目，很可能是历史的绝对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跟鲁迅一样，是个看到了历史真相的现代汉语作家。虽然比起鲁迅，他可能看得不够清晰，但他毕竟看到了。
我想，我在毕业论文里，主要写了这个意思。可能在当时的表达上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明快。
论文得到了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的那样，论文的概要和两个主要评委王元化先生和贾植芳先生的评赞，一起发表在《文学报》上。其中，王元化先生的评语，让我印象较深。王先生显然看出了我的意思，在我有关老舍的悲剧意识和历史苍凉感怀的论述段落旁边，特意写了诸如“深刻”，“重要”之类的批语。
不过，答辩会上，王先生有事没有出席。到场的是贾植芳先生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陈恭敏先生。陈先生当时好像还兼着院长。二位先生几乎没有什么提问，说的全都是赞扬话。现在想来，钱先生安排这次答辩，是很费心思的。他特意把上海的最高学术权威请到场。我那时还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但系主任显然明白这样的规格意味着什么，所以他特别重视，亲自到场不算，还请报社记者当场采访。
我对学院里的这套规格确实不太明白，从不留心。这可能也跟有钱先生护着，不用我操心有关。最有意思的是，钱先生知道我这篇论文并不是我最出色的发挥。说实话，我写这篇毕业论文，从看资料到成文，总共只化了两个星期，写了两万多字。但钱先生特意给了我这样的规格。如此良苦用心，我当时竟然浑然不知，直到现在想起，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相比之下，我旁听过的一些毕业论文答辩，很少有如此顺利的，更不用说如此招摇了。我记得殷国明那一届毕业时，跟殷国明同届的陈惠芬，答辩得十分艰苦。陈惠芬的论文以丁玲为题。碰上评委王西彦，亦即王晓明的父亲，刚好对丁玲从为人到创作都特别有看法，毫不留情地提了一连串的问题。陈惠芬被问得十分紧张。好在后来总算通过了。
我对陈惠芬除了听说她曾和我在同一个农场里下过乡，无多了解，夏志厚读本科时跟她同年级。夏志厚说，陈惠芬很能写文章的。听上去好像是又红又专一类。她写的丁玲，在那次桂林会议期间，我还偶然见到过。丁玲当时正好也在桂林，但没有参加会议。也许去了会上，我不知道。我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看见她的。白发苍苍，嘴角依然有股倔劲儿。老太太年轻时，一定很生动。像不像《莎菲女士日记》里的女主人公很难说，但肯定不难看。陈惠芬的选择丁玲作论题，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么想想吧，陈惠芬要是活在丁玲年代，会是个什么光景？或者倒过来说，丁玲要是像陈惠芬那样上山下乡，是不是也能成为营教导员？搞不清楚。但她们好像是很相通的。至少都是很有追求的人。丁玲当年在湖南读中学时，曾经追求过妇女解放。陈惠芬后来也曾研究和讲说过女权主义。
当陈惠芬在被王西彦责问时，我一度同情过她。只是想到她本来是营教导员，同情心才减少了一些。这可能也是我的偏见，其实未必有那么严重。
我听见谁是农场里的教导员，连长，支部书记之类的，脑子就会发胀。反过来，支部书记一类的人，见了我，也总是躲得远远的。记得那时系里的辅导员经常找研究生谈话，争取研究生入党。有天晚上，夏志厚突然说，钱先生鼓励他去入党。然后夏志厚说，光他一个去入党有些怪怪的，要入大家一起入。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咱们当中，有个把人去入一入就行了，我就不掺和了。夏志厚被我说得嘿嘿一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入党的事情。后来是我们这一届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师弟，去入了一下。
当时，可能正值胡耀邦指示，要在知识分子当中发展党员，所以学校里十分积极。辅导员几乎找遍了所有的研究生谈话，却从来没找到我的头上。辅导员不仅远远地躲着我，好像还生怕我会要求入党似的。在辅导员眼里，我这样的人要求入党，就像华国锋那样的人提出退党一样，会让人哭笑不得的。我想，早期共产党也许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因为傻乎乎的，很有希望去担当一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荣。可是坐了江山的执政党，不会对我这样的人有兴趣。
夏志厚后来一直没有入党，虽然他的父亲是党的高级干部。殷国明争取过入党，但没能入成。拿金日成和金正日这两个名字打比方，殷国明始终处在正日阶段，一直没能日成。陈惠芬不用说了，早在农场里就已经是老党员。王晓明是党员。陈思和也是党员。因为我听周介人说过，他说，他搞不懂那些激烈反对共产党的青年评论家，都是共产党员。他说，既然要反对，当初干吗入党呢？既然入了党，又那么反对干什么呢？我问他，你在说谁呀？周介人说，还有谁，不就是王晓明陈思和两个么？我想了想，他们其实并没有激烈反对过共产党。周介人可能是自己没能入成，心里有些嫉妒吧。我听说，周介人的入党，一直遭到巴金或者巴金家属的反对，所以至死都没能入成。但他说的陈王二位，确实是党员。
说来有趣，后来中文系的先锋诗人和先锋作家，宋琳和格非，也都是金日成，并且还是入成后留校的。更有趣的是，后来跟着我闹事儿的，除了学生之外，凡是教师或者辅导员，全都是金日成，连一个金正日都没有。我不懂他们干吗入成了还闹？难道还想入一次么？
研究生时期，搞笑的事情很多。但我一直不明白的是，钱先生为什么鼓励夏志厚去入党？他觉得夏志厚太像共产党员呢，还是他觉得党需要夏志厚这样的研究生？也许胡耀邦明白钱先生的意思。要不然，胡耀邦怎么会想到在大学新一代的学生和研究生里面发展党员的呢？
胡耀邦很有意思。钱先生也很有意思。夏志厚更有意思。他竟然就因为我说了那么一句话，放弃了入党机会。我想，他只要一开口，马上就会批准的。辅导员盯他盯得特别紧，仿佛他不入党，发展新党员的任务就完不成了一样。那个机会像一张纸片一样，从夏志厚的指缝间落到地上，然后马上被年纪最小的师弟给捡走了。
唉，有人是入党不容易，有人是党想要却要不到。感觉就像谈恋爱一样。反正我随手写在这里，读者爱怎么琢磨就怎么琢磨吧。
2003年9月22日
写于纽约。 |
发表于 2008-10-27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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