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谈首发)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定稿之五:第五章
第五章
上海1980年代文学文化风景
1。文化精神和历史流变
在进入对上海80年代文学文化风景的描述之前,我不得不先把其文化景观和历史流变作一个大致的速写。这不是我多此一举,而是因为看了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王安忆的《寻找上海》之后,作为一个祖祖辈辈的上海人,觉得有必要为养育我的城市说几句话。
比起李欧梵的《上海摩登》,王安忆的《寻找上海》显然更有上海味,但她写出的仅仅是上海的一部分市民风味。我认为王安忆的《寻找上海》虽然寻得很努力,但她对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依然相当陌生。相对于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风味和风貌不过是其地表而不是其地质。
俗话说,画人画虎难画骨。要细致入微地写出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非得有一厚本煌煌巨著不可。我当然不可能在进入我的话题之前,花上好些年的时间先写出那么一部巨著。作为一种折衷,我找到一个十分简易而又可行的办法,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从好朋友张献那里听来的。张献是上海一个出类拔萃的剧作家,我曾把他比作中国的贝克特。彼此在纽约相聚,商量着做一个英文剧本的时候,张献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而是真人真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张老唱片。那张唱片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美国电影插曲,叫做《月亮河》(“Moon River”)。我相信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这首歌甚至都会唱这首歌,至少可以哼这首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带给上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想知道上海是怎么回事?上海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听过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有个虽然朦胧但却相当准确的印象了。
有个上海的小开,在1949年以后,和他的后妈,亦即他父亲的小老婆,在他父亲留下的那幢花园洋房里相依为命。由于49年之前的那些文化娱乐活动几乎都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有坐在家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小开最喜欢听的一张唱片,就是《月亮河》。这首歌虽然在当时的美国大地上,几乎都让人给听腻了。但在中国,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这首歌跟外面从广播里,从各式各样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革命歌曲,却越来越不协调,致使这个小开越听越小心,最后,只好关上门窗,拉起窗帘,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听。
小开当然是不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他有他的许多朋友。那些朋友虽然也不得不接受外面的革命歌曲,但他们心底里向往的却是《月亮河》这样的美国电影插曲。他们经常悄悄地聚在一起,偷偷地倾听《月亮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场革命是在抄家剪头发剪裤脚管之类的所谓扫四旧当中开场的。不用说,这张《月亮河》的唱片被列入四旧也就是要被扫除的范围。由于当时有许多人到小开的洋房里听过此歌,这张唱片自然就无法保密。于是,对这张唱片的查抄以及小开他们为保护这张唱片的努力,同时开始了。
红卫兵和造反队一次又一次地上门抄家,而他们想抄的,就是这张唱片。但他们每次都空手而归。其中的种种情景,足以让人想起纳粹时代的搜捕犹太人以及犹太人的东躲**。小开和他的后妈,为了藏匿这张唱片,不知吃了多少苦头。最后,抄家者把小开的后妈,一个美丽风雅的姨太太,一个可以让人想起张爱玲小说里人物的女子,带去审问拷打,逼着她说出唱片的下落。
那帮家伙将小开的后妈整整折磨了三天三夜,期间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至今无人知晓。结果是,他们还是一无所获,而那个女人被放回来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就跳楼自杀了。她跳下去的时候不巧碰上电线,头颅被一下子切断;鲜血飞溅,人头落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场对《月亮河》的搜查也就随之结束了。于是,那张唱片又出现在人们面前。许多人重新聚到一起,倾听《月亮河》的旋律。遗憾的只是,那张唱片的纹路已经磨损得相当模糊了,听众只能凑到唱机跟前,才能隐隐约约地听见那幽幽的歌声。
假如人们说,上海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城市的历史流变是什么样的?这个城市里的上海人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他们听过这个故事,就应该明白了。这样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不仅不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而且有着相当惊人的普遍性。过去上海的花园洋房文化,在1949年只是迅速地被推到了历史的后台,及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才陷入灭顶之灾。然而,也就是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中,当年弱不经风的上海少奶奶以她们的方式,写出了一出出相当于古希腊《特洛伊妇女》那样的悲剧。
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上海人对现代文明的执着,对自由不可遏止的向往和忠诚,几乎全都凝结在这个故事里了。这样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人们不仅不可能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里看到,也不可能在王安忆的《寻找上海》里看到。李欧梵对上海的陌生,是需要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才能弥补的。而王安忆的父母亲,其母亲即后来作家协会主席茹志鹃,跟王晓明的父辈一样,都是1949年以后,随着大军进城的外乡人。他们虽然是他们父辈的那场革命的受益者,虽然住进了原来上海贵族们的住宅,虽然他们的父辈在整个革命队伍中属于有文化的一群,但他们对上海的这种精神和这种底蕴是相当隔膜的。不要说他们的父辈,即便就是他们这一代,面对现代文明,面对商业文明,面对市场经济,也有着本能的厌恶和抵触。他们居住在上海,但骨子里却不是上海人。上海人从来不反对商业文明。不管是住在花园洋房里的,还是住在小弄堂里的,或者住在工人新村里的,各个阶层的上海人对商业文明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像香港人广东人历来热爱做生意一样。然而,王安忆也罢,王晓明也罢,由于他们都是上海这个城市沦陷之后的受益者,都是跟上海原来的现代都市文明格格不入的专制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天然的对商业文明有一种警惕和恐惧。他们心里十分明白,他们离不开体制,离不开作家协会。作家协会是他们的命根子。王晓明所说的那种所谓人文精神,骨子里是对其依附的体制那种与生俱来的留恋,甚至是对他父亲那一辈左翼文学的记忆和回应。王晓明的投向新左派,绝对不是偶然的失足。正如真正的上海人把这个城市当作他们的家园一样,王安忆王晓明把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那种体制作为他们生存的维系和心理的支撑。写到这里,我顺便澄清一下,王晓明他们在1993年的《上海文学》谈论的人文精神,不仅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而且根本就是两个话题。王晓明他们是感慨人文精神的丧失,而我说的是重建人文精神。感慨人文精神的丧失,那是许多人都感慨过的,包括我,包括上海作家陈村,还有其他许多人。但关键是在于重建和如何重建。感慨是一回事,重建是一回事。感慨是容易的,重建才是艰难的,要求重建者身体力行的,弄不好会付出生存代价的。我的感慨人文精神丧失,早在1988年左右就开始了。我把整个文化现状比作冰海沉船,由此写过谈论灾难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文章。也正因如此,我会在新潮小说评论和文学思潮论述写得好好的时候,突然转向文化批判。这以后再细说。
我曾经说过,上海是纽约的某种翻版。这并不是说,上海的楼房跟纽约有多么相似和相近,而是说,上海这个城市对自由的渴望,与纽约非常相通。相比之下,纽约以一尊自由女神像体现出来的意味,在上海则由一张老唱片极其哀婉动人地讲述了出来。
按说,李欧梵找施蛰存打听上海这个城市和上海人,是找对人的。但他没有听懂。
在上海的文化景观中,花园洋房是非常关键的一景。花园洋房跟北京大院,尤其是1949年以后建造的那些兵营式的军队大院,截然不同。花园洋房里以喝咖啡,听音乐,也许是西洋音乐,也许是中国传统戏曲为特色。而北京大院里则以喝二锅头,听京韵大鼓之类为特色,并且少不了所谓的革命歌曲。能够听听京剧,或者昆曲,就算是相当高雅的了。虽然在音乐学院那样的大院里,交响乐满世界轰响。但很难想像肖邦的《夜曲》,在北京大院里回荡的感觉。相反,诸如张艺谋电影《红高粱》里喝酒歌那样的吼叫,跟那样的大院十分般配。在上海人记忆中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在姜文的电影里却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对比一下《月亮河》的故事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海和北京的区别,上海人文心态和北京人文心态的差异,一目了然。
当然,上海这个城市不全是花园洋房组成的,大量的住宅是石库门房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弄堂,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1949年以后,上海的文化又多了一景,工人新村兴起了。
上海的工人就像香港广东的生意人一样,是整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人文景观。我本人就来自工人家庭,而且父母几乎是文盲。人们很难想像,一个来自工人家庭的人,会对文化和文学如此的迷恋,会天然钟情于肖邦的《夜曲》,会因为选择文学而宁可流浪。我的第一位前妻,一个出身于红色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子,其父母全都毕业于旧上海最洋派的圣.约翰大学,曾经十分惊讶地再三问我说,你身上的贵族气是从哪儿来的?当她不无骄傲地指着她堂伯茅盾的照片对我说这个人是谁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别的不敢说,我此生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是茅盾可以相提并论的。她听了连连点着头回答说,我相信,我相信。
我也相信。我相信类似我这样的例子不啻一个。我还相信,这样的事例,可能也只有在上海才会发生。我记得在中学时代,到一个纺织工厂的车间里去劳动,见过一群浑身油腻的机修工人,居然在谈论交响音乐。其中一个非常自得地说,他喜欢听小提琴。他说,钢琴如同乐器里的皇帝,小提琴就像其中的皇后。这个比方,在我印象极深。
比起花园洋房的精致高雅,新村文化当然要粗糙多了。但新村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又具有石库门文化和小弄堂文化里的那种温情脉脉。我在纽约碰到同样从新村文化里奋斗出来的女高音歌唱家黄英,虽然在人文教养上不太精致,但她对歌词的领会和对唱腔的把握,却总能够恰到好处。人们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从工人新村里走出来的女子,能在巴黎上演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其海报贴遍巴黎的街头巷尾。我不仅听过她的唱片,听过她在舞台上的演唱,还听过她在朋友聚会上的演唱。对她在声乐艺术上的成就,我不敢随便置评。我只能凭借自己的印象说,她唱的几首中国民歌,风韵十足,形神并茂,其美丽,其飘逸,一如曹植的《洛神赋》。
当然了,新村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和花园洋房文化,和石库门小弄堂文化一起,在后来商业文明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复活之后,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现代白领。我曾说过,上海是个白领产地。全世界的白领当中,上海白领是最出色的。曾经有人跟我说起过对上海人的印象。说是上海人干活,你给他100元的工资,他不会给你干到101元,但也不会给你干到99元,而就是给你干100元,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没错,这就是上海人,这就是上海的白领,也同样是上海的蓝领。
我对上海的记忆,经常与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相关联。比如在某个饭店吃到一次炒蟮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吃到过。又如小时候八分钱就可以买到的鲜肉包子或者豆沙包子,长大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个城市里有许多非常出色的厨师,糕饼师傅,西装裁缝,等等相当专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活儿,让我想起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小说《品质》中那个把鞋子做到了如同艺术作品一样的鞋匠。他们一生兢兢业业地从事某个行当,以致他们的活儿超出了动脑筋的层次,上升为倾其心血而为之。就像当年西方的传教士跑到中国的穷乡僻壤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些师傅们用他们的手艺如同虔诚的教徒侍奉上帝一样地侍奉着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存在,使这个城市日常的市民生活,有了一种宗教般的人文情怀。我甚至觉得他们的活儿做得比这个城市出现过或者正在出现的那些诗人的诗作都更富有诗意。这个城市有没有诗人其实是无所谓的,但这个城市要是没有了具有如此一种品质和师傅,那么就会黯然失色。
当然,革命也给上海带来许多左派的印记,不仅有三十年代的左派,有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左派,还有如今伪人文精神那样的左派。当年的左派只是上海城市景观当中的很小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角,其时有诸如右翼文化和文学,还有鸳鸯蝴蝶派等等的存在,并且有着更多的市场。但如今的左派,却由于话语权力的集中,导致除了带有市民气的市民话语,几乎很难有其他声音与之相峙。
不过,所幸的是,上海人从来不以左派为骄傲。上海人引以为骄傲的,总是人情味十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革命者矫揉造作虚伪之极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故事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拼命搜查那张老唱片的秘密所在。他们虽然表面上装扮成革命派,但骨子里向往的却是上海人全都向往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情趣。他们企图像占有旧上海的一个美丽女人那样地去占有那张老唱片《月亮河》。他们通常在占有不成的时候,会断然毁坏他们得不到的东西。
我的朋友周桦,是延安时代革命作家哈华的儿子,他后来背叛了他父亲的信念,做了生意,如今正在写他的回忆录。他的父辈当年进城之后,就住进了上海的花园洋房。他告诉我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最惨的是那些花园洋房里的美丽女人。她们受到的折磨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其中当然少不了性虐待。而那些折磨她们的家伙,以前都是些连跟她们说句话都非常难得的二流子。革命对于到手不了的美丽,从来是毫不留情的。
但革命并没有征服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因为这种生命力是建立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对自由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渴望里,建立在他们行事做人的行为规则里。就像那个小开的后妈,那个美丽的姨太太,不管其模样有多么的弱不经风,她那种至死也不肯交出那张老唱片的顽强,足以让人想起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或者《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不知道李欧梵那样的哈佛大学教授是否能够明白这样的顽强,但我相信诸如哈贝玛斯那样的左派学者对此可能会是茫然的。因为这是诸如民间社会或者公民社会那样的词语所无法解释的。至于面对如此一种上海风格的“特洛伊妇女”,人们假如硬要搬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话语进行理解和阐释,那么不说可笑和可恶,至少是苍白和虚伪的。
一方面是革命对这个城市的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一方面是这个城市天然具有的自由精神对该城市在精神气质上的不断修复,在文化底蕴上的不断滋养。这就是上海这个城市历史流变的秘密所在。从60年代的上海青年话剧团,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海京剧团和革命交响乐,到诸如《红旗颂》之类的革命音乐,不管表面上多么革命,骨子里都多多少少地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文化信息。就好比旧上海的姨太太,哪怕是带上了袖套,拉起了粪车,却依然风韵犹在。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连环画,我想那些影片应该是当年青年话剧团演员所演的,里面的女主角之漂亮,气质之高雅,出演贵妇人根本不用化妆。由于革命,上海这个城市不知浪费掉了多少艺术天才和作践掉了多少优美女子。但这个城市却照样风韵犹在。上海银幕上当年的阮玲玉胡蝶周璇后来的上官云珠秦怡等等女明星形象,成为上海人心目中永恒的费雯丽和英格丽·褒曼。
革命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摧毁和上海对革命的消解,就好比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诸如蒙古女真等等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占领和反过来被汉族文化所同化一样,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历史文化现象。这种现象之饶有意味,举出江青和毛泽东的例子也可见一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影星江青,不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如何忠于如何追随毛泽东,不管毛泽东如何强调能否吃辣是衡量是否革命的标记,她在生活方式上却绝对不接受甚至丝毫不沾染毛泽东红烧肉加尖辣椒那样的革命泥腥气。及至文化革命,江青还照样设计出布拉吉,当作礼服穿在身上。上海当年的都市文化,对江青的影响刻骨铭心。即便是在组织策划革命样板戏,她也有意无意地掺进了许多上海那种西化韵味十足的气质。尤其是当年所谓的革命交响乐《沙家浜》,与其说是革命对交响乐的征服,不如说是交响乐对革命的潜移默化的消解和同化。
由于上海这个城市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创建时就被深深地种植了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底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成为一个最快在文学和文化上醒过来的城市。仅以话剧创作为例,其恢复之快便可见一斑。
北京为邓小平造势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宗福先就写出了《于无声处》。沙叶新最早的作品并不是像后来那种大而无当的什么马克思披头士之类,而是上海人看了忍不住会心微笑的恋情小品《约会》,以及体现上海人智慧的那种讽刺剧《假如我是真的》。那时候,上海的舞台热闹非凡。就我所记得的,就有诸如《天才与疯子》,《屋外有热流》,《红房间白房间》,《魔方》,等等。当时,大学里也是写话剧演话剧蔚然成风。我记得复旦大学一度领风气之先,其中文系的几个学生推出过一台《炮兵司令的儿子》,后来其历史系的一个学生又写过一出《秦王李世民》。我还记得我在上海师大读本科的时候,中文系的学生也相当热衷于话剧写作和演出。那时,我本人也写过不少剧本,其中有一个独幕剧,还在学校里演出过。
当然,在戏剧方面,张献的剧本一上演,其他所有的剧作全都偃旗息鼓了。有关张献的剧作,我将在后面专章论说。
在进入上海文学景观之前,我想提一提丰子恺先生。这是个十分顽强的文学老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倍受摧残,却依然笔耕不辍,写诗作画。没有相当的定力,一般人做不到如此的从容。丰子凯先生不仅悄悄地译出了日本文学的三个“物语”,即《落洼物語》、《竹取物語》、《伊勢物語》,还創作了《緣緣堂續筆》。同样的顽强,在一般的市民,可能体现在不交出老唱片那样的不畏强暴上。而在丰子恺则体现在默默无语的写作和作画里。老先生历经沧桑,内心却越来越透明,其透明可以他所说的一句话来加以佐证:“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我还想特意提及一位不仅许多非上海的学者作家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大部分上海文化人和文人所没有听说过的作家,叫做木心。这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上海,可说是十分鲜见的幸存者。我指的是,当年从上海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几乎全都被消灭了,就算没有被消灭,在精神上也被改造了。唯独这个木心却奇迹般的幸存下来,奇迹般地以1949年以前的感觉写作,或者说,以比张爱玲还要贵族的笔调写作。其小说在文化上的意蕴和在审美上的风格,与施蛰存或邵洵美他们相比,绝不逊色。木心小说里展现的,是典型的上海风格的都市心绪和都市风味,并且主要体现在人的内心和人的情趣的展示上。木心的小说,可说是独一无二的硕果仅存的当年上海花园洋房文化,并且是其中最为优雅最为精致的部分。此君如今蛰居纽约,与外界极少来往。我本人至今都没有见过,只是在朋友家里看到过他的照片,读过他在台湾出版的小说和诗歌。据说,今年纽约的亚洲协会为他举办过文学作品和绘画展览。非常遗憾的是,我没能抽出时间去一睹为快。好在上海作家陈村,也知道此君,曾经向人推荐过他写老上海的散文。我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上海的刊物上多多发表,让上海人看到地道的上海味作品。
我不敢过度赞扬木心的作品,因为此君极为自恋,怕说重了影响他的情绪。但我得指出在他的小说里,充满着上海人的那种自由精神,并且散发着相当忧郁又相当典雅的贵族气息。有许多上海作家写的上海,通常流于形似。木心小说里的上海,却十分鲜见地得了个神似。传神比写形当然要难得多,但这在木心,恰好得心应手。至于木心的小说语言,由于他本来就是个诗人,精致优雅得无以复加。我建议真心想了解上海研究上海领会上海的学者,不妨从阅读木心的小说开始。否则,光踩着作家协会的红地毯,将永远不会知道上海的精神上海的底蕴到底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