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历史备忘》第四章

第四章成也介人，败也介人

1。周介人的铜墙铁壁

　　记得是在1984年的年底，钱先生交给我一封信，叫我拿着那封信去《上海文学》找周介人。那封信没有封口，钱先生说，这是封介绍信，你可以看一下的。
　　我看了一下，信是写给《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的。很短的几句话，大意是介绍我跟他见面，然后是对我几句简单的评赞。我那时候天真得像个孩子一样，什么事情都不懂。拿了这封信，我就兴冲冲地去了《上海文学》编辑部，也就是上海作家协会的那个院子，巨鹿路675号。
　　当时老先生对我的关照，主要是由两个人体现出来的。一个是系主任齐森华，关照了我在中文系里的种种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周介人，关照了我在当时文坛上的林林总总。钱先生显然非常重视把我介绍给周介人，否则的话，他只消打个电话，甚至在什么场合碰上周介人随口提一句，都是可以的。但他特意郑重其事地写了封信。显然，周介人也明白这意思，所以看了那信，对我非常热情。
　　现在回想起来，老先生如此待我，可说是相当破例的。他座下弟子众多，不会随随便便地把其中哪一个推荐出去。在中国社会里，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比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轻松。《坛经》里的五祖神会给六祖慧能私授衣钵，其情形比移交一个江山还要紧张。老师之于学生，平日里也只能一碗水端平。但钱先生可能觉得很有必要把我放到文坛上去闯荡一番，所以将我郑重其事地介绍给了周介人。
　　我当时并没有领会此中的深意，还以为老先生是为了让我能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什么文章。其时，我虽然已经在《新文学论丛》和《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了长篇大论，但确实还没有在众人瞩目的重量级刊物上，比如《上海文学》的评论版，或者《文学评论》上面，发表过文章。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老先生此举是大有深意在其中的。
　　在84年左右，作为《上海文学》的主持者，周介人周围正在聚集起一大批青年评论家，从而成了后来所谓的上海青年评论群体的核心人物。周介人周围这些人，一一说来可是张很长的名单。择要而言，大概有这么些人物，吴亮，程德培，蔡翔，许子东，王晓明，陈思和，毛时安。还有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殷国明，南帆，他们两个毕业后，一个去了广州，一个回了福建。有时夏中义和宋耀良也会出现在这群人当中，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学校里。后来朱大可也加入进来。其他还有些什么人，我暂时想不起来了。其他且不说，光从这张名单中就可以发现，华东师大中文系以及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占了一半以上。
　　我去的时候，许子东已经以一个熟客的模样出现在那里了。我也见到了陈思和，但王晓明还没有像他们那样经常出入于《上海文学》编辑部。王晓明是在发表了《所罗门的瓶子》一文之后才跟《上海文学》热络起来的。但他好像有个情结，对这个刊物始终热情不起来。王晓明跟后来上海社科院和作协合办的《上海文论》关系特别好。周介人虽然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不仅发过王晓明的文章，还给王晓明颁过奖，但骨子里一直对王晓明有看法，私底下跟我就说过好几次。
　　不知是因为许子东的捷足先登，还是王晓明跟周介人始终不投契，王晓明即便后来发了文章得了奖，也很少出现在《上海文学》编辑部。我不知详情，但当时肯定有过一番曲折。我记得王晓明的父亲也因此公开发话。有一次在作协西厅的一个什么会上，王西彦突然发言说，要注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我当时心里十分激动，觉得王西彦也开始为年轻人说话了。可是接下去，他把话锋一转说，比如，我经常听我家的晓明，给我说许多新鲜想法，那些想法非常有意思。如此等等。
　　王西彦的发言听上去很随意，仿佛在拉家常一般，但一旦传到周介人的耳朵里，就不止只是一个父亲在为儿子说话，而是一个作协副主席对一个年轻人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批评。《上海文学》不管办得如何出色，在外面影响如何重大，毕竟是在上海作协的领导之下。
　　我对这些事情从来都不太留意，更没有心思琢磨。之所以记得王西彦的这番话，是因为我当时觉得非常突兀。我想，假如换了钱先生，不管他再器重什么或者再想着力推介什么人，也不会这么说。钱先生很少公开为我说话，除了替我评论集写序之外。他后来的公开为我力争，乃是在我倒了大霉，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之后，才不得不说的。
　　在那次王西彦的那次发言之后，周介人开始注意起王晓明，又是发文章，又是发奖的。有趣的是，在1986年10月北京的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周介人十分厌恶地指着正在台上发言的王晓明对我说，这个人说话阴阳怪气的。可是开完会回到上海，周介人旋即在11月的《上海文学》发奖仪式上给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一文笑容满面地颁了奖。周介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最为矛盾的那种人。他刚才还在对一个人表示不屑，转眼马上就朝着人家笑容可掬。他刚才还在对一个人表示由衷赞赏，转眼马上冷若冰霜仿佛从来不认识一样。
　　94年的年底，我去上海作协辞退作协会员时，顺便去看望了一下周介人。我对周介人说了一番话。我说，老周啊，我跟你跟《上海文学》交往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来，你把内心的认同留给了我，把所有的奖发给了那些想要得奖的人。周介人一听，不由叫了起来，哎呀，李劼呀，你说得真对。我是把那些奖都给了想要得奖的人，尽管我心里常常赞同你的文章。
　　但我接下去对他说的话，他却不以为然了。我当时在他桌前的椅子上，盘起双腿一坐，看着他说，老周啊，我看你气色不太好，脸色很暗，脸上有一股黑气。我建议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太阳做做深呼吸。
　　周介人一听，又叫了起来，啊唷，李劼呀，你怎么从一个孩子一下子就跳到李叔同了，这中间一点过渡都没有。哎呀，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情。一般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李叔同，要经过很多很多阶段的。可你怎么一下子就跳过去了？
　　我在周介人的眼睛里，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有时听到别人说我什么什么，他马上就说，哎呀，李劼么，小孩子一个，大人事体一点不懂的。
　　就因为我在他眼里是个小孩子，所以他从来把吃亏的事情让给我。反正我不懂，就算懂了，也不会计较。须知，假如换了别人，在《上海文学》发了那么些重要的文章，而《上海文学》每年发奖都轮不到头上的话，一定会向周介人发难的。我记得周介人自己就跟我说过，某先锋作家，因为没有得到该年的年度奖，给周介人打电话说，你可以不给我发奖，我也知道你有难处，但你能不能把我应该得的那笔奖金给我？周介人当时告诉我此事的时候，气得声音直发抖，说，李劼，你看看，竟然有这种人，有这种人！你当时还向我推荐他！你实在是太天真了！
　　天真，可能是我给周介人的主要印象。周介人因为我的天真，而不在意我说什么出格的话。也因为我的天真，周介人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更因为我的天真，在周介人的人际关系天枰上，始终是最没有份量的。周介人说我是个小孩，有很多层意思，其中就有可以不当回事的意思在内。
　　然而，周介人不把我当回事不要紧，但我对他说的有关他身体状况的话，他是不能不当回事的。所谓童言无忌，孩子嘴里出真话。再说，既然已经看出我从一个孩子跳跃到了李叔同，那他怎么就连李叔同的话都听不进呢？
　　真是太可怜了。由于全身心地活在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他除了留意大人物的发言和发话，从来不把我的话当回事，最后竟然把我最贴心的话当作了耳边风。试想，他假如听进了我的话，真的每天起来练练功，做做操什么的，他的病很可能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练掉了。
　　我写到这里百感交集。我对周介人是非常有感情的。我一直把他作为一个兄长般的人尊敬。我记得88年在山西开黄河笔会时，由于我跟他同住一室，谈过很多在我看来是很知心的话。但他实在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我后来曾经被德培嘲笑过。我告诉德培说，我跟周介人在笔会上住一室，谈得好好的，回来他就忘了似的。德培笑我说，同住一室谈心算什么呀？你这个人头脑太简单了。德培说着还转身对吴亮说，你看李劼这个人好白相么？居然把开会住一室谈心当桩事体！
　　程德培跟周介人在某些地方好像是相通的。90年代，我虽然被边缘化了，但我分别给周介人的《上海文学》和程德培的《海上文坛》推荐过人，他们全都接受了。周介人接受了我的朋友奚愉康，程德培接受了我的一个所谓的师妹。我其实跟那师妹没什么交往。但人家特意找上门来，我不知如何说不。那人说，她非常想去《海上文坛》。她通过什么人的推荐，去找了程德培。不料，程德培告诉她说，他只相信李劼的话。于是她转而找上我。我是个心肠非常软，并且十分好说话的人，而且从来不记前嫌。我曾经对她写的一篇有关华师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报道十分反感，全然一副官方口气，据说是受了校方什么负责人的指示写的。但我事过之后就忘了。我当时听她这么一说，马上就给程德培打了电话。程德培问我，她有没有什么特殊背景。我想也不想地回答说，没有。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上当了。我一直到最近在网上看见她的名字赫然列在一个研究所的名单里，才明白原来如此。
　　我给周介人推荐的奚愉康，与其说是周介人给了我面子，不如说奚愉康后来帮了周介人的大忙，帮他重新清理整顿了《上海文学》。奚愉康虽然有八面玲珑的周旋本事，但为人却十分义气。在周介人最后的日子里，最常去看望他的，就是奚愉康。当时奚愉康已经离开《上海文学》，有了自己的生意。
　　我想，程德培也罢，周介人也罢，他们都知道我是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的局外人，所以他们相信我的话。尤其是周介人，既然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当然听得进我的话了。小孩子嘴里出真话嘛。我其实给许多在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写过各种各样的推荐信。虽然不是个什么人物，但也特别的热心。难怪会被人当作小孩子。成年人是不会那么随便消费自己的关系和名声的。不过，我当时也知道周介人在编辑部被人弄得很狼狈，希望奚愉康去能有助于他。奚愉康倒也不负众望。所谓众望指的是，当时有不少朋友希望看到周介人能够摆脱那样的处境。
　　要是让奚愉康说起周介人，他也会有一番感慨。他曾告诉我说，你不知道，老周这个人，简直是个工作狂。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上班。一天到晚没有停的时候。手臂上永远戴着袖套。每一篇稿子，他都要亲自过目，十分仔细，从来不马虎的。而且，奚愉康也认为，周介人看作品看作家还是有一定的眼光。
　　周介人确实是有一定的眼光，虽然其感觉并不十分敏锐。不过，他挑剔起来，也让人吃不消。他仗着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是《上海文学》周围的朋友，对他们的作品特别挑剔。人家拿了最好的作品和文章给他，他还要从鸡蛋里挑骨头。这不仅在陈村深有体会，就是在我，也相当领教的。
　　我从1984年跟他交往，到1987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整整隔了三年。这三年里不知给他送过多少篇文章。他有时觉得太尖锐，有时觉得里面哪句话会让什么人不高兴，有时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点。诸如此类。他有一次引用李子云的话评说我的文章。他说，李子云读了你的文章说，这个李劼，在行文之中，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伸出一只胳膊来的。他觉得李子云评说得很形象，很精彩。但我后来想想，这不很像达利的绘画么？假如我的文章能写得像达利的绘画那样充满奇思异想，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无论是周介人和李子云，可能都没怎么看过达利的绘画，他们即便看了，也不会喜欢的。在我的记忆中，他所退的稿子，在别的刊物通常都是求之不得，拿去一字不动地马上就发表。
　　我在周介人主编的《上海文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副题为“文学语言学初探”。此文一点不夸张地说，是整个新潮小说评论的一个转折点。即从新潮小说的精神内涵，转向了小说形式本身的研究。或者说，从对写什么的关注，转向了有关怎么写的探讨。而第一节的小标题，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
　　周介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简直是赞不绝口，认为在当时所有的评论文章里，唯有这篇文章，才进入了实质性的研究云云。但这一年的年度奖，恰恰就把这篇文章搁到了一边。后来，我有一次跟吴亮说起周介人看人看事如何如何明白的时候，吴亮突然嘣出一句，不过，老周有时做起腻心事情来，也是非常腻心的。我顿时就卡住了。因为吴亮说出了我对周介人的另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恰好就是腻心。
　　我相信吴亮和程德培对周介人比我有更深的感同身受。我也知道他们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既是非常友情的，又是相当隔阂的。
　　周介人活得非常吃力，可以说，骨子里是个非常可怜的人。由于他出身地主家庭，好像是松江的什么地主，也许是青浦吧，从小到大，一直活在提心吊胆的紧张和恐惧之中。那样的心理，是我这种出身工人家庭的人所难以体味的。在毛泽东时代，出身在什么家庭，几乎决定人一生的命运。在工人家庭长大，虽然贫苦点，事实上在毛时代也没有什么富人，但不必胆战心惊。
　　我相信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们，出身富贵的，没有一个为自己的家庭感到骄傲，就像犹太人在希特勒治下一样。相反，他们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非常的自卑，总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许是为了赎罪，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有改造自己的决心，这些人通常以更加激进的言行，来表示他们的效忠。我想，周介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担任批斗巴金小组的组长，跟这样的心理是非常有关系的。他哪里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文革一过，巴金那样的人物再度成为国宝时，他正好又多了一重罪孽，并且因此永远也抬不起头来。
　　我记得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就是在那晚的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会上，我曾就刘再复说巴老要跟全国人民共忏悔的发言，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巴老的忏悔是巴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无关。至于全体人民如何忏悔，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大意如此。我不知道这个发言后来被上海作协的一家内参小报给发表出来了。周介人知道后，吓得脸色煞白。他那天像一个家长训斥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样对我说，你差点闯了大祸，差点闯了大祸呀！要不是我赶紧冲到那里，把你那段话给删去的话，那还了得！他当时说话的表情，简直像是天要塌下来，地要陷下去一般。
　　其实事情并没有他感觉的那么可怕。我的发言不是针对巴金，而是反驳刘再复的看法。再说，即便是批评一下巴金，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巴金本人早已不问世事，对外界的一切浑然不觉。我跟巴金女儿李小林及其主编的《收获》杂志，相处得很友好。他们当初开始发表先锋小说时，还找我帮他们组过稿。那样一次发言根本不影响彼此间的交往。《收获》后来还发表过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好像还发了我写钱先生的一篇什么文章，包括我跟钱先生的合影。
　　我记得《收获》的编辑程永新，当着我的面，对周介人说，老周啊，李劼你是管不了的吧？周介人马上回答说，管不了，管不了。我哪能管得了李劼。李劼是个小孩子，啥人都管不了的。
　　我对程永新最早的印象，就来自那次问话。这小子看上去面如桃花，问出话来一点不客气。后来他曾到我在华师大的那间陋室里打过一次麻将，感觉蛮大气的，不怎么在乎输赢。再后来就是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偶尔看到外面发进来的报纸上有他一段文字。说是跟一个女棋手下棋。里面有如此描写，纤纤素手，拈起一子。我读了忍俊不禁。
　　从程永新的问话里，可以看出，《收获》可能确实对周介人很保留。但吓成那个样子，也有点让人看不懂。也可能是我这样的人难以体会他那样的处境和心境。
　　周介人对我这样的孩子般人物，心肠很硬得出。彼此间这么谈得来，事涉利益，从来不含糊。而且当我把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索性痛痛快快地承认。假如巴金的家属跟他讲同样的话，他会如此干脆么？生活在阴影底下的人，很容易成为其他人的阴影。就像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的人，欺负起别人来，也同样的不留情。
　　但我依然同情他。他其实是个非常柔弱的人，唱起歌来就像个小姑娘一样。而他最喜欢唱的沪剧唱段，恰好也是小姑娘唱的。好像是《罗汉钱》里面，给人作媒的燕燕所唱。也许是另一个女人唱燕燕之类。反正是相当的女声女气。由于我自己也是本地上海人，喜欢听沪剧，所以听了没觉得特别不对劲。但要是让哪个不喜欢沪剧的人听了，也许会感觉怪怪的。以周介人的人文素养，其在音乐上的趣味不应该仅止于沪剧。我不知道他对交响乐之类有什么感觉，从来没听他谈起过。可能他很少有时间听音乐，他生命当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精力和时间，化在了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如何提防看不见的突如其来的伤害上。
　　他最膜顶礼拜的，乃是作协主席茹志鹃。曾有人打过一个比方，说周介人好比是作协主席的家奴。此话十分刻薄，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那样的体制，本来就意味着人身的依附。还有一个让他非常害怕的，则是原来《上海文学》管事者，李子云。据说李子云做过夏衍的秘书，在北京的上层文学圈子很兜得转，被称为通天人物。再加上《收获》的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那也是一个让周介人怕得什么似的人物。唉，周介人当年所出任的巴金批斗小组组长，并没有因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可能至死都还在无形中挂着呢。
　　上述三者，基于不同的原因，或者因为有权，或者因为有势，或者因为旧债，构成了一个铁三角，成为周介人心目中的铜墙铁壁，永远也打不破。有关其中的种种细节，我并不十分清楚，有待于将来的知情者细说，或者戏说也行。
　　比如，唉呀，从前有个周介人。。。就像周介人自己唱道，从前有个小姑娘。陈村曾说，要把周介人唱的从前有个小姑娘作为写周介人故事的题目。这听上去倒是确实很相像。
　　我后来是在美国听到周介人死讯的。虽然我走之前已经知道他住了医院，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没有前去探望他。那年对他说早上起来练功，可能是彼此的最后一面了。我后来倒是写过他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罪过罪过周介人”。罪过一语，在上海话中的意思是可怜，不是意指有什么罪孽。我写完之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老周，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罪过罪过周介人”。他一听，赶紧说道，是呀，是呀，我是老老罪过格呀。
　　这就是我跟他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他写的字，相当遒劲和大气，可是命却那么的薄，而且还把李叔同的话当作耳边风。周介人的感觉是相当奇特的。因为我后来在美国，有人无意当中看到我的前世，恰好就是李叔同。这同时也说明了，周介人是谁也救了不的。李劼救不了，李叔同也救不了。李劼和李叔同加在一起也救不了。我好像对他说过，你活的世界，我不太懂；而我的世界，你也不知道。是的。我所做的事，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而他的生活在我眼里，跟地狱没什么两样。但不管怎么说，周介人是地狱的受害者，而不是地狱的制造者。他假如也曾给别人制造过什么地狱的话，那样的地狱也是不堪一击的。跟过他的人，后来都纷纷离开了他。包括对他最为忠心耿耿的奚愉康。期间，各人有各人的原因，但共同的原因可能就是，谁也不想生活在他生活的地狱里。
唉，从前有个周介人，一个罪过极了的人。。。

2。站在新潮文学的海滩上

　　明白了周介人的铜墙铁壁，那么周介人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新潮所做的一切以及为什么会那么做，做到了什么程度上，还有什么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却没有那么做，如此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就精神气质而言，周介人绝对是个对高贵有感觉的人。他虽然活在十分为难的境地里，但他非常明白什么人是什么人。可以说，他所接触的所有人，在他心中都被列在一道十分清楚的光谱里。有的人他表面上非常尊敬，心里却另当别论。有的人他来往无多，心里却深怀敬意。我想，钱先生属于他内心深处怀有敬意的老先生。有一次不知说起什么事情，说到钱先生，他脱口而出，钱先生是顶顶明白的明白人。
　　周介人对高贵的感觉不仅在于知道高低深浅，还在于他生性不喜肮里肮脏的文字或人品。他骨子里是个非常要干净并且本身也很干净的人。但这样一个人碰到无赖就会束手无策，唯有碰上他认为不干净的文章，才可以表示一下拒绝。我记得他对我说起过朱大可的文章。他说，喔唷，朱大可写来写去，就是二个字，射精。他当时是用带本地腔的上海话说的，射字的发音听上去像浊字，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当然，朱大可也有朱大可的才气。这以后再细说。
　　与他在那个铁三角里苟活很不相同的是，周介人对来自北京的声音，很有独立性。当刘再复在北京提出主体论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介人并不表现出一副紧跟的样子。他好像私底下说过，刘再复主体论讲的意思嘛，钱谷融先生当年在《论“文学是人学”》里头，全部讲过了呀。还有就是对李陀经常以北京中央领导姿态向上海传达什么精神之类，周介人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醒。尽管李陀有许多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周介人对钱先生，对王元化先生等等上海的老先生们，非常尊重，但他对北京的一些文学豪门不太当回事。不仅是刘再复，还有王蒙等其他权高望重者，他至多只是敬而远之。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当然不会把李陀太当回事。但事实上，却恰好是李陀的推动，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发起了1985年的新潮文学变革，时人称之为一场悄悄的革命。
　　李陀在当时的文坛上扮演的是一个说客，类似于张仪苏秦之流。而他的主要游说对象，则是上海以周介人为核心的一批青年评论家。李陀可能是最早看出上海评论力量对后来整个文学发展将会发生什么影响和起到什么作用的人。我去《上海文学》之前，可能是在我去桂林开会的同时，反正是84年的年底左右，周介人领着吴亮程德培许子东南帆等一批上海的青年评论家，到杭州与李陀黄子平鲁枢元等评论家相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作家，大都成了第二年文学寻根运动中的中流砥柱。其中有阿城，韩少功，李庆西，李杭育，其他我记不得了。我后来是听周介人他们说的。具体可以让吴亮等人细说。我看见韩少功曾经专门撰文谈论过那次会议。那次会议对85年以后的小说确实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管周介人对李陀的信服程度如何，但他在那次会上肯定是受到启发的。否则，他不会次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那么多的新潮小说。然而即便如此，据说，马原那篇《冈底斯的诱惑》本来却是《上海文学》的退稿，退了之后由年轻编辑重新去要回来的。还有孙甘露那篇《访问梦境》，也是几经周折才出笼。
　　我拿着钱先生的信去《上海文学》找周介人，正值整个中国文学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记得小时候看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中有一句台词，叫做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夜是寒冷的。套用一下的话，那么中国五四以后那种所谓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1984年也走到了其最后一夜，不过，是热闹的。
　　从1970年代未到1984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历经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敲锣打鼓的闹了一阵子。其呈现的景观五花八门，其中花拳绣腿一类的特别多。当然，也由此涌现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作家。诸如伤痕文学里走出的刘心武，反思文学里走出的一大批当年被打成右派作家，诸如王蒙，陆文夫，张贤亮，邓友梅，丛维熙等等；知青文学就更多了，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梁晓声，张承志。上海的王安忆和陈村开始也都写过知青小说，因为他们都下过乡。广州的知青作家当中，比较出名的有孔捷生。我印象里，韩少功也写过知青小说。当然，知青小说写得最有境界的，当推阿城的《棋王》。从某种意义上说，阿城《棋王》一出，梁晓声轰动一时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或者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诸如此类的激情知青小说一下子变得陈腐，因而显得可笑起来。阿城发表在84年的《上海文学》上那篇《棋王》，可能是85年以后的文学开始之前，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事件。
　　在我看来，知青小说是区分84年之前的现实主义小说和85年之后的自由主义小说这两类完全不同的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分界地带。而其标记便是上述阿城的知青小说与梁晓声，张承志的知青小说的区别。
无论是在梁晓声的小说还是在张承志的小说里，读者都可以感觉到一股滚烫滚烫的红卫兵激情。这种红卫兵激情，又跟张贤亮小说里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老右派扮演被母亲责打的小可怜角色，沆瀣一气。这二类小说在这种激情和这种角色的掩护之下，理直气壮地朝着受尽折磨的知青和历经苦难的右派胡言乱语。正如张贤亮在小说中一面自慰一面自虐，梁晓声和张承志在小说中向世人再度高举红卫兵的战旗连同小将们当年手中的皮带，并且将两者同时在空中挥得呼呼作响。
　　于是，阿城开口了。阿城的《棋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被人遗忘的文化定力，默默地朝依然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张承志和梁晓声削出一剑。这是一柄木剑，没有杀气，却点在对方的死穴上。
　　阿城的《棋王》没有任何夸张的言语，没有任何故作的姿态，其效果却如同一道清澈的瀑布，飞流直下，一洗铅华。比起犹太人对纳粹时代那种不屈不挠的追捕和审判，阿城显示的是中国式的智慧和中国式的峻冷。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城于84年发表的《棋王》，成了85年以后的小说自由主义时代的一个先声。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从阿城的《棋王》里，人们也可以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缺少了些什么。当时人们也许怎么也想不出到底缺少了什么，就连阿城本人，也未必意识到。但事到如今，人们应该想起来，那时候的文学，缺少的是审判。或者说，紧跟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后面的，理当是审判文学。犹太人的追捕纳粹分子，在中国竟然没有相应的历史回应。一个红卫兵的命名者，可以在《胡涂乱抹》那样的小说里，肆意地发泄对改革开放年代的不满和敌意，从而朝国人继续挥舞精神皮鞭。然后，此人又可以迅速地躲进回教族群里，发出阴暗的不无恐怖主义色彩的复仇叫嚣，在回汉之间挑唆民族仇恨。作为中国的冲锋队，红卫兵的阴魂始终不散。因为历史没有向这批冲锋队作出应有的审判。比起当年的审判四人帮，对中国冲锋队的审判，无论在社会效应上还是在心理状态上，都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但这一审判却至今缺席。
　　由于审判的缺席，阿城的《棋王》在客观效应上，不得不成了一副国民心理的镇静剂和麻醉剂。冷静，却没有清醒。
　　相比之下，诗歌领域里的历史审视显然要鲜明得多。我指的是，1986年《中国》杂志发表的韩东的诗歌，《有关大雁塔》。韩东此诗是对杨炼一组文化组诗中的《大雁塔》作出的文化立场意义上和审美精神意义上的直接回应。虽然在杨炼的诗歌里，过去那种粗鄙的激情被抽象为比较精致比较文雅的文化反思式的审美观照，但敏锐的韩东一眼看出其背后的英雄主义情结，以及那种情结背后的历史阴影。韩东以极其反讽的语调，以十分平白的诗歌话语方式，一针见血地揭示出那种大而无当的英雄主义激情底下的粗鄙本相。就那样的本相而言，其最早的祖先，并不是屈原的《离骚》，甚至都不是项羽那种充满贵族气的感叹，而是刘邦《大风歌》里那种“威加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类的小人得志和陈胜吴广之类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比起阿城的庄子派头，韩东的出手显然要凌厉得多。只是杨炼并非是张承志那样的冲锋队员，也没有那样的冲锋队情结。在杨炼的诗歌氛围里弥漫着的，是一种皇城意绪，一种中心话语情结。这种意绪，这种情结后来被那个稀里糊涂地自杀的诗人海子，以生命为赌注，发展到极端。就此而言，韩东的诗歌对于那样的话语夸张和精神吸毒来说，无疑是一针很有效的清醒剂。换句话说，海子当年不再在北京苦度时日，而是转到南京与韩东《他们》为伍，也许就不会那么傻不拉几地自杀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与海子的自杀同样可惜的是，在小说领域，人们没有能够看到韩东式的质疑，致使后来的寻根文学在精神气质上充满又想振臂一呼又想悄悄妥协，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尴尬心态和由此而生的油滑气息，最后以贾平凹的《废都》，划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的《废都》废掉了整个一代寻根文学。该小说似乎在嘟哝，不用寻了，根部早已废掉了，有什么好寻的。
　　在当时的小说家当中，对张承志式的夸张作出最有力质疑的，可能是王安忆的一句调侃。她把张承志的小说，比着在胸膛上贴胸毛以充男子汉的行为。虽然这声质疑不过是一个都市女人的小声嘀咕，但也不失为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拒绝。不管怎么说，北方的河再牛逼哄哄，在上海这个城市里却是绝对流不通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八十年代文学步入一个全新的地带时，不是昂首阔步的，而是摇摇晃晃的，跌跌撞撞的。在这个新的地带里，精神层面上的内涵，由寻根文学在文化上或者成熟或者不成熟的思考滥竽充数了一下；美学上的变革，由马原，格非，孙甘露那样的作家填补了空白。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上，便是史铁生，余华，苏童，包括上海王安忆和陈村等作家在内的许多新锐作家的自由主义创作。至于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具有未来指向的憧憬，模仿，实习等等，则由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那群北京大院子弟，诸如刘索拉，王朔等主儿，先走了一步。那种非常具有皇城特色和40年代末之后的历史变迁意味的北京大院文化，和现代都市生活的古怪组合，可能是中国80年代文化的一大奇观。相比之下，最会生活，也最懂生活的上海人，在其小说世界里，却像是一群不会生活不懂生活的傻瓜一样。除了陈村对生活有些思考之外，其他就是伯伯阿姨叔叔姆妈之类，听上去就像是活在三十年代旧上海的芸芸众生。
　　以上所有这些，虽然周介人主动或被动地做了许多事情，开过许多会议，发过许多作品，组织过许多评论，但他骨子里是与之有距离的。周介人的审美趣味，既不在于寻根小说，也不在于马原格非式的实验小说。他对史铁生，余华，苏童他们的小说可能认同一些，但他最为醉心的，除了王安忆的伯伯姆妈叔叔小妹阿姨小说，便是他自己后来在《上海文学》上推出的池莉，方方那样的女作家。就连那些作家的名字，听上去都跟他所爱唱的沪剧《罗汉钱》里的人物十分接近，诸如燕燕，小韦之类。到了九十年代，据说唐颖也一度成为周介人十分推崇的女作家，并且冠之以新市民小说的名号。我读过唐颖的《丽人公寓》，感觉写得干干净净。而周介人恰好是个喜欢干净的人。周介人是绝对不会欣赏《上海宝贝》的。
　　不管王安忆本人如何看待周介人对她小说的评论，但我认为，周介人是王安忆小说的知音。周介人太懂王安忆小说了，以致他称呼王安忆时的腔调都非常有韵味。他叫出来的一声安忆，跟其他任何人叫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用上海话来形容，他叫得很糯。也即是说，周介人那声安忆是糯米做的，而不是粳米做的。
　　假如把王安忆的创作比作做花篮，每过一个时期，花篮的式样就会变上一变；那么周介人是王安忆历年所做的种种花篮的最热心最到位的鉴评家。周介人知道每一只花篮的来龙去脉，并且能够品味出别人难以品味的神韵。很可惜的是，周介人由于太过忙于各种事务，没能写出一篇经典性的文章，全面论说一下王安忆小说。假如周介人写过的话，那么其他人最好不要写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写过周介人。
　　后来听说在哈佛做教授的李欧梵也对王安忆的小说有浓厚兴趣，好像也凑了好几凑热闹。那可能就比较搞笑了。李欧梵离王安忆小说有多远，人们可以丈量一下从李欧梵的老家河南到上海之间的距离。从李欧梵写上海的那本书里，可以看出李欧梵就像还没离开过河南似的，对于上海这个城市，两眼一抹黑。而不知道上海，怎么读得懂王安忆上海风味很浓而上海精神却很淡的小说呢？
　　风味是市民的风味，精神是商业文明的精神和自由独立的精神。上海同时具有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却又互相依存的精神风貌。王安忆对上海的精神是隔膜的，但她对市民的风味却是相当熟悉的。当然，她之所以能写出市民风味，又跟她当年下过乡，离开过上海相当有关系。距离经常能够产生灵感。一个终身住在上海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的人，对上海的观照再清楚也是朦胧的。在这一点上，王安忆比张爱玲更有优势，至于小说写得是否比张爱玲更好，那就大家见仁见智了。顺便提一句，张爱玲离开上海之后，竟然一点写不出上海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谜语，值得有关专家好好猜一猜。相反的是，王安忆在84年到过美国之后，回来一下子就写出了与她过去和后来的创作全都风格迥异的《小鲍庄》，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写过第二篇相类的小说。这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想，也许周介人可以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惜他永远也不会开口了。真是莫大的遗憾。
　　周介人平时确实常常把人际关系放在第一位，万事临头，关系当先。然而，他的推崇王安忆，却并不因为王安忆是作协主席茹志鹃的女儿。我想，这是将来的人们很容易误解周介人的地方。周介人和王安忆的小说确实很相通。反过来说，王安忆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也跟周介人很相通。
　　举个例子。我在90年代赋闲的日子里，曾经请王安忆到学校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一次讲座。讲座结束的时候，学生开始提问。有个学生向王安忆提问说，你怎么看我们的李劼老师。我当时就坐在下面。王安忆远远地朝我看了一眼，回答说，你们李劼老师是个很有童心的人。我猜她本来是想说很孩子气的人，可能考虑到我的面子，改说了很有童心。但不管她如何表达，我明白，在对我的看法上，她和周介人是不谋而合的。
　　还有一次，那也是90年代的事情，我在程德培的《海上文坛》编辑部里坐着，王安忆正好有事进来。见了我，她笑吟吟地对我说，哎唷，李劼，你现在是成了英雄了。一旁的陈村马上打岔说，人家是英雄，你是美女，正好美女爱英雄。王安忆马上脸一红，说了声，十三，就走开了。王安忆当时说我是英雄的口气，听上去好像我捡了什么便宜货似的。她那一声哎唷，然后什么什么，与其说是同类人物之间心照不宣的一个礼节性招呼，不如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热烈问候。这声问候由于彼此在精神上的陌生感，再热烈也难以默契。正如我跟周介人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样，王安忆无疑生活在周介人所录属的世界里，当然了，她比周介人活得像样得多。
　　王安忆不需要像周介人活得那么紧张，虽然她也有她的不安。她是一个把小说世界和现实生活分得很清楚的人。她一方面俯瞰着伯伯姆妈之类的芸芸众生，一方面又十分警惕着不让别人闯入她的生活打搅她的宁静。她对编织小说世界的专注，与她对芸芸众生在骨子里的冷漠，是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你可以说，由于她专注于写作，所以无暇他顾；也可以说，因为她娥眉冷对众生苦，才得以专心编得花篮好。她对自由的理解可能是，既可以安安静静地活着，又可以消消停停地写着。假如她的小说笔触涉及到现代世界里的白领阶层，感觉可能会变得迟钝的。白领丽人的变数太多了，王安忆吃不消的。
　　这就要说到唐颖的小说。在王安忆感觉迟钝之处，恰好是唐颖小说开始写得有感觉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介人后来对唐颖小说的热情，倒也不失为一种开放心态。也即是说，他既对王安忆的市民风味有感觉，又能认同唐颖笔下由白领丽人所体现的精神取向。
　　唐颖由于其丈夫张献的原因，经常喜欢到张献的世界里走动走动。哪怕她有时弄不懂那世界是怎么回事，她也乐此不疲。这可能跟她当年从华东师大中文系那种自由氛围里出来有关。当然，从那里毕业出来的，也并非个个如此。她的小说虽然被周介人认同，但她喜欢去的世界却未必是周介人有兴趣的。远远地观望一下是可能的，但要周介人也走进去看看，他没准会吓得跳起来。哎唷，这个地方都是些啥格人啦？既呒没小韦，又呒没燕燕，一点不好白相。
　　至于周介人十分热衷的池莉方方，我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也许我自己也得量一量从上海到武汉的距离，然后才可能弄明白。但我愿意读读她们的小说。
　　1987年我曾搞过一个先锋沙龙，这里面的每一个小说作者，马原，格非，孙甘露等等，都在周介人的《上海文学》上发表过小说，包括我本人在内。但其中没有一个会认同周介人的审美趣味。假如说，在新潮小说的浪潮里，这些人几乎个个跳下去畅游了一通，那么周介人却始终穿着长袖衣裤衣冠楚楚地站在海滩上，连游泳裤都不肯穿一穿。
　　看着别人游泳，然后找个给大家看管衣物的借口，死赖在沙滩上不愿下水，这就是周介人在80年代中后期面对新潮小说的基本姿态。
　　但他毕竟给大家看管过衣物，给大家发表过文章，组织过讨论和评论。对于一个从历史很深很深的阴影底下走出来的人，对于一个依然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下，活在人际关系的铜墙铁壁之中的人，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也许人们很想问一声，周介人读不读诗歌？那么回答是让人非常失望的。他从来读不懂北岛舒婷们之后的诗歌。在这方面，周介人跟刘再复倒是非常相像的。
但周介人对评论有一定的评判眼光。相比于他在小说诗歌上的眼光，他在评论文章上的鉴赏力，可能是更为出色。虽然他有他的口味，虽然他把我的许多文章都看作是随便伸在外面的胳膊，虽然他死活不肯发表陈晓明的文章，但我还是得说，他懂评论。

3。成也介人，败也介人

　　周介人的懂评论，可以举他对南帆文章的评介为例。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说到南帆，(当时南帆已经毕业，回了福州，可能已经当上或者即将当上那里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了吧)，周介人说，张帆的文章呀，(南帆原名叫张帆)，兜来兜去，兜了老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他过了会又补充说，张帆是个有本事把一句废话说得头头是道的人。
　　南帆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跟他聊过一次，感觉很有才气。他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他很少跟人聊到如此深透的地步。周介人为什么会对南帆的文章有那样的看法？我起先不太明白，后来我明白了。南帆写文章很少面对作品，而是喜欢从概念到概念，做概念游戏。那情形就像玩碰碰车一样，驾驶着一个概念，在场子里跟其他许多概念碰来碰去的，碰完一个小时，文章正好结束。
　　说实在的，南帆的概念游戏还仅仅是玩玩而已，并没有其他图谋。比起90年代一些学术新贵在概念游戏掩护之下的夺取话语权力，南帆还真可算是个老实人。南帆的问题在于，他的感觉对作品缺乏穿透力，所以导致一旦做起文章来，只好退到概念上，力图从概念本身的发掘中，找到一条阐释道路。
　　我的印象中，南帆绝对是一个安份守己的学人。他很少表达自己的立场，通常以多数人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有时也会朝着权势方向默默地作出自己的倾斜。假如中文系的大多数研究生都在嘲笑殷国明，他也会跟着嘲笑殷国明。假如会议上的许多人都不以某人为然，他也会调侃某人几句，以示他站在多数人一边。他也许只有在被扔进荒山野地里时，才会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且我相信他有这样的能力。但他偏偏安然无恙地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不太可能走出那个不无温馨的地方。好在他生性不喜惊世骇俗，在精神上宁可站在立正稍息的行列里。不管是向左看齐，还是向右看齐，他都可以做得十分到家。
　　这恰好是我所做不到的。因为按照周介人引用李子云的说法，我总是会突然伸出一只胳膊，使整个队列变得乱七八糟。我平生最恨的事情之一，就是文革时代那种没完没了的军训做队列操练。后来读到爱因斯坦对普鲁士士兵操练队列的厌恶，我一下子对那位科学家肃然起敬，并且引为知己。有时候科学家的文学感觉似乎远远超过文学家。不知南帆以为然否？但我希望南帆能看到这段文字。
　　其实，周介人对南帆无论是人还是文，都是蛮喜欢的。尤其是起先的时候，恨不得把南帆行文的循规蹈距作为大家的榜样。再说，南帆是个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不会让人讨厌的人。我记得周介人对殷国明也颇有好感，一见到就眉开眼笑。在我的印象里，殷国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很多，后来他去了广州，其文章还不断在《上海文学》上露面。
　　周介人对陈思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负面印象，周介人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王晓明。这是王晓明自己都心知肚明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新时期十年会上。我刚刚发过言，说代表一批青年评论家，对刘再复的人道主义表示支持。王晓明上去发言时马上就说，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李劼代表在内。于是周介人就对我说了他觉得王晓明说话阴阳怪气。至于对王晓明的评论文章，周介人也有过非议，说是评来评去都是以前的作家。周介人指的是85年新潮小说起来之前的作家，诸如张贤亮等等。
　　周介人对王晓明那次发言的不以为然，可能还跟他对刘再复观点的保留有关。他觉得王晓明没有会上说出比较有份量的意见来。周介人虽然对我后来支持刘再复是赞赏的，但从观点上，他并不完全认同刘再复，他只是嘴上不说出来罢了。
　　我记得会后移到另一个旅馆里等候坐火车回家时，有人跟他谈论过会上的事情。那人说，看来还是我们上海的青年评论家有气度，既有自己的观点，又能理解别人。他听了不无得意地笑了笑，说，是呀。然后拍拍我说，李劼不错的。他说我不错，我感觉并不是指我理解别人，而是在会上说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很有意思的是，整个会议期间，他就没跟我说过一句，批评刘再复要注意分寸之类的话。我去开会的时候并不知情，但他是肯定知道就里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我是个率性而为的人，没有人能够左右我的立场和言行。这点周介人很清楚。除了他认为闯大祸的事情，他一般不会随便指手划脚。他只是在发稿上把关把得特别牢，毫不含糊。
　　周介人对蔡翔可能要求多一点，因为是自己部下的缘故。蔡翔好象并不太计较，有时说起，他常常嘿嘿一笑。不过，据陈村说，那是蔡翔的坏笑。
　　毫不夸张的说，周介人对我和吴亮程德培三个人对新潮小说所作的评论，心里是相当满意的，虽然嘴上总是说这里长了，那里短了。那时候，蔡翔由于做编辑，写作时间不太多。许子东正在动脑筋如何跟着李欧梵私奔去美国念书，也没什么心思关注新潮小说不新潮小说。王晓明陈思和在跟我合作过后，在作协和社科院新办《上海文论》上开了个重写文学史的专栏，整天忙着经营那块地盘。至于小说新潮到什么地步，他们似乎都不太关心。而且，他们评论起1984年以前的现实主义小说还行，比如，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批评张贤亮一类的作家；但要他们面对《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冈底斯的诱惑》一类的小说，就可能不知从何说起了。细心的研究者可以查一查，他们二位在80年代发表过多少有关当时的一些新潮小说的作家作品评论。
　　人们还可以做一个研究，在85年以后的上海文学评论作品中，假如拿掉我和吴亮程德培三个人的文章，然后看一看，上海评论家当中有关新潮小说的评论，还剩下多少？
　　当然，王晓明的《二十世纪文学史论》，已经如此做了。在他所选的作者当中，我和吴亮程德培全部被他消灭得干干净净。有关当时新潮小说的评论，加上他自己的总共选了三篇，其中一篇是朱伟写的，他是当年《人民文学》的编辑。一篇是个在80年代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叫做乐钢，听说是海外某校东亚系的什么人。还有就是他自己的评论王安忆文章。此书的目录，我将附在本著后面，读者可以一睹为快。
　　幸亏周介人过世了，要是活着的话，看到王晓明的这本史论，一定会有番话说的。当然了，周介人当年所犯的最大一个失误，恰好也就是没有及时地总结80年代的新潮小说评论。假设我们三个人作为他率领的什么团队为周介人争过光的话，那么到头来，他连一句赞扬的话都没有说过。事实上，周介人手中虽然当时有个《上海文学》，但是假如没有我们三人铺天盖地的新潮小说评论，他的底气和威望，显然要逊色许多。不管怎么说，我们三人也可算是他在外面说话的重要资本呀。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介人太不负责任了。要是当年周介人公开说点什么话放在那里，王晓明可能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难怪吴亮会说出腻心这个词。当然，假如站在周介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想一想，周介人也不可能为我们三人公开说话。因为说了我们三人的好话，可能会得罪所有的其他人。就像我后来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里盛赞了马原和史铁生，结果其他新潮作家全对我耿耿于怀。周介人不仅不会如此总结他人，不连他自己都不会总结。他内心有太多太多的真实想法，但除了私下里说说，绝对不会公诸于众，更不可能写成文字。我记得在太原开会时，彼此同住一室，谈了许多话。可惜，我当时都没太留意，现在想起来非常困难。当时他对我说的，大都是对周围人群的看法，诸如谁是怎么回事，谁这样，谁那样。正是因为听他说了许多平时绝对不会随便说的话，我才会产生他把我视为知己的感觉。程德培的笑我，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很看重周介人对我的这份信任。而且，他说的那些话，我全都忘得干干净净。由此，也足以说明，他找对了倾诉对象。
　　事实上，我们三人当中，除了德培有时跟他闹得比较厉害之外，我和吴亮基本上还是相当忍让的。我从来没说过他一句话。直到1994年，过了整整十年，我才对他说了那番话。可是他没有一点点歉意。也许有的，但他不愿流露出来。他一直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一个可以随便欺负的孩子。这么想想真是有点伤心。
　　有时，我觉得周介人很缺少人情味，虽然他唱《罗汉钱》时那么的动情。他很少夸奖一个他在人际关系利益上没有必要夸奖的人，比如像我这样的无足轻重之人。除了在那次会上他说过不错之外，他还对我说过一次赞扬话，他说，李劼好，李劼从一开始叫我老周，一直叫到现在，从来不改口。
　　我当时听了觉得很开心。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为了夸我，而是为了说别人不尊重他。
　　由于他当时没有继续说下去，谁后来改口不叫他老周，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读到陈村的回忆文章，《我的母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现在特地摘要如下。
　　我们去开张炜《古船》的讨论会，去的时候一路春风，喝啤酒撕烤鸡。在济南回沪的火车上，吴亮忽然发难了，说：周老师，我以后不叫你周老师了，像陈村一样叫你老周，好吗？一旁的程德培吓得不敢附和。他笑笑说：好的呀，叫我老周好了，蛮好的！过了一会，我看见他眼角流下眼泪。我也被吓住了，一时谁也不说话，只听得火车仍在“匡汤匡汤”地前进。
　　读到这里，我又有点同情起周介人来了。我现在搞不清楚，究竟是因为不被吴亮程德培叫周老师，所以周介人索性对我们所做的新潮小说评论不置一词？还是吴亮程德培碰到了后来连我都感觉到的不快，才决定不叫他周老师？这些细节，只好留给吴程二位以后回忆了。
　　其实，虽然程德培跟周介人有过不快，具体我并不清楚，但周介人跟吴亮还是相当要好的。我不止一次听德培说，周介人跟大头鬼(德培叫吴亮大头鬼)之间，像父子一样的。他们两个闹不愉快，别人最好不要插在当中。因为他们第二天就可能和好如初了。德培说，周介人和吴亮经常刚刚吵完架，当天晚上就会通上一，二个小时的电话，弄得比以前还要相好。
　　据说，周介人的儿子长得跟吴亮很相像，所以周介人在下意识里，对吴亮也有一种见其人如见其子的感觉。也许吴亮说出那番话来，也有点恃宠的意思在内。要不，程德培为什么就吓得不敢附和呢？
　　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三个之间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说去。我能说的，只是自己的感受罢了。
　　我记得，大概是在1988年，在王晓明陈思和两人主持专栏的那个《上海文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上海青年评论家的长篇大论，题为《草丛里的漫步》。该文是当时复旦大学一个研究生所写的。我不知作者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这篇文章是写着玩儿的，还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在里面。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文乃是一次真正的横扫，甚至是任意的作践。此文把上海的青年评论家比作草丛，然后在上面乱踏一气。而且非常有意味的是，只有两个青年评论家除外，就是王晓明陈思和。文章一开头就把他们两个撇在一边，声称这两个人是真正的学者，然后对其他人开始狠狠的踩踏。我相信假如这位作者如今回过头去看看自己当年所写的文章，也许会十分后悔。我相信假如他是一个有良心有良知的人文学人，也许会为自己当年的无知而感到惭愧。
　　我记忆中，我是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得知这篇文章的。当时，周介人非但没有对此表示愤怒，而且还哈哈大笑。也许我的记忆有差错，但他肯定没有对此文表示反感，至少没有在我面前表示反感。
　　1985年以后的上海文学评论状况，尤其是我和吴亮程德培三人所写的新潮文学评论，周介人是最最知情的知情者。他完全知道谁的小说因为谁的评论而如日中天，他完全知道一些有许多读者表示看不懂的小说，是因为谁的评论而使看不懂的吵闹声小了下去的。他不会不知道，我后来把对新潮小说的时评式评论，推进到了小说形式的研究尤其是小说叙事和小说语言的研究上，使对新潮小说的评论上升到小说美学的高度。他不会不知道，我后来在《钟山》上发表了那篇三万字的长文，第一次从文学思潮的宏观角度，对当时的新潮小说进行了整体上的论说。退一步说，就算我没有如许文章，仅仅是一个在他眼里微不足道的小孩子，眼看着别人对这么个小孩子一般天真的人如此践踏，他觉得好笑么？
　　当然了，所在这些，都是我现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想到的。也许我确实是太天真太可笑了，我当时竟然就没有对周介人当场说出这番话来！
　　周介人虽然在评论文章的鉴赏上很有眼光，知道谁的文章是怎么回事，但对我后来写的小说叙事和小说语言方面的文章，可能不太在行，他好像连罗伯·格里耶的小说都没好好读过。但这并不妨碍他说句公道话。就算王晓明那位身居作协副主席之位的父亲，对他有什么压力，他也不至于怕到连为李劼说一句公道话都说不出口吧？就算当时的作协主席也觉得我不是个听话的人，他也不至于到看着别人践踏一个天真的人，践踏一个除了向专制表示过异议从来没有伤害过其他人的人，感到快意吧？
　　周介人对我们三人的新潮小说评论有意无意的漠视，造成的后果便是，这段历史如今成了空白，然后被王晓明偷偷地拿去孝敬了他的那些小哥们，或者关系户。
　　周介人真是个周介人，说得好听点，叫做一介书生。说得难听点，就是一个小人。我相信名字里面带有命运信息，假如周介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周巨人，可能命运就会大不一样，至少为人处世会大气一点。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意味着为自己对他那份始终不变的信任而后悔。他活得太可怜了。处境的可怜，通常会使人丧失怜悯和慈悲。慈悲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品质，甚至可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指标。周介人这一世假如没有修出慈悲，那么下一世也还得继续修下去的。
　　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当年我没有因为他对我的不公，而跟他有所计较。虽然我感到非常遗憾，没能把他从那股病气里拖出来。这可能也是命中注定吧。
　　真正是成也介人，败也介人。其实最后成的，是介人；最后败的，也是介人。别人被成被败都不重要。别人有别人的活法，别人有别人的命运。
　　假如周介人下一世重新来到人间，依然叫做周什么人的话，最好叫做周巨人，不要再叫周介人了。老周啊，你听见么？
　　2003年9月25日
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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