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馨

原帖由 永德 于 2008-11-27 21:18 发表

很多学生的思维还是僵化的，比如在日本文化上，我说了下日本文化中的进步方面，立即就有学生指出我不爱国，潜台词就是崇日了

我认为这不奇怪的，你所说的每一个问题，学生都一致同意、叫好，那才是不正常的。学生可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他们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是很正常的，教师不要一下子给他们下“僵化”的结论。
也许他们今天认为你“崇日”，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认识有发展了，可能又认为你说的正确的也是有可能的。
当老师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学生，如果他提出跟你不同的意见，你可以让他们说说原因、理由，然后你也可以说说你的理由，相信这样交流之后，你也许会改变对学生的看法，对老师和学生都有益，这就是教学相长。

老木匠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到公安局，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这样的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

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鲜事，老师上课稍有不慎，被哪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学生看不顺眼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过两天，学校就要找你谈话了。但直接将老师告到局子里，而且居然能让公安局立案侦办，好像还很少听说。

   学生能不能告老师？当然可以。现在的老师，早就没了师道尊严，如果老师触犯了法律，做了类似收受贿赂，占女学生便宜的事，学生当然可以告，而且应该告。可惜，纵观海内，学生告老师，还真的就不是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金融学教授，涉嫌股市内幕交易，还是外面的股民嚷出来的，学生，即便炒股的学生也一声不响。看来，我们的学生，对于教授们真刀实枪的不法之举，都有较强的免疫能力，见怪不怪，就是喜欢让怪自己去败，打死也不说。同样，对于那些内容陈旧，言语乏味，听了不惟没有任何收获，纯属浪费时间的老师，这些学生也相当有忍耐力，从来不想想这些老师才真的侵害了他们的权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他们的金钱（学费）。反过来，一些学生的政治觉悟倒真是高，对老师的言论，严格把关，告了又告，这不，学生告老师的一幕，眼看就升级了。

   大概这些学生和立案的有关部门，忘记了华东政法大学是一所大学，被人告发的老师，是在课堂上讲课，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这回事的，即便有些人心里对学术自由不以为然，但面上总得讲究一下。学生认为老师课上的讲的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也应该鼓励学生讨论，甚至当场批评老师的观点，都无不可。比如老师批评政府，批评中国文化，你可以捍卫政府，捍卫文化，怎样捍卫都没问题，但因观点的不同，把老师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为此立案，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互告的时代，儿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批判大会上当众揭发的。据说，这是对反革命分子最有威摄力的震撼，只要被批判者在家里甚至夫妻间床上讲的那点事被揭发出来，人的防线就一下子崩溃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尚未变成反革命，经过觉悟特高的同事、同学、邻居，也包括学生和家人的告发，最终变成反革命的。这样的全民互告，并没有因为革命的结束而告终，我刚到人民大学，担任一个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时候，领导告诉我，一定要在班里培养一些积极分子，让他们随时把班里同学的情况定期向你汇报，学生积极分子能汇报什么呢？无非是谁讲了什么话。据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学生管理方式。我想，大概就是这种管理方式，最终引导我们的学生把老师告到了局子里。

   我本来以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因言而获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不公然煽动推翻政府，学术上有些不同意见，不会再惹上官司。现在，我发现我实在太乐观了，完全低估了传统管理模式对学生和老师的影响力，即使在讲究和谐的今天，在一个人们已经习惯了互相敌视，互相告发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老木匠

原帖由 李旧苗 于 2008-11-27 11:51 发表
如果交到“领导”手里，肯定会小题大做的，比如老木匠兄在论坛上的一些言论，如果有学生向学校揭发的话，谈话也是免不了的，呵呵。

俺和学生讲课，都是针对特定对象的，都有针对性，绝不会混淆。而且，毕竟我是在一个学生素质比杨师群那个学校高很多的学校。

至于旧苗在这里的言论，被他的党政上级知道，恐怕就更严重了，哼哼。

周泽雄

嗯，这件事的可怕性，看来是在立案上。出现几个一根筋的学生，总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公安竟然会立案，则非常可怕。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边走边唱

有些学生就是欠洗脑，我就见过告发老师言论反动的班级团支书，觉得他愚昧之外，还会有一点点心寒。。。。

永德

[原创]读《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有感
文章提交者：真文公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读《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有感
真文公http://zhenwengong200878.blog.163.com

我读了猫眼看人转帖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的《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一文之后，我除了同感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感觉。但是我看了一些跟帖，倒让我感到不吐不快。所以我也想就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一、有些左左怀疑两位女生称该老师“反革命”的真实性。看来左左们真是江河日下了，连左左们也觉得在今天还叫别人“反革命”也是一件丢人的事了（要知道“反革命”可曾是左棍们的口头禅），所以多么希望他们的同类们别如此丢人现眼了，于是倒打一耙，怀疑起该老师诉说的真实性。大家想一想，我们告别“反革命”这个词有几天？即使在今天，大家到毛泽东旗帜网和毛泽东网上纪念馆去看看，看会不会发现毛左们说别人是“反革命”的情况和字眼？不要回溯得更早，就从1949年起，共高喊了多少年的“反革命”？喊叫了几十年的反革命，会因官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概）不再使用，就立刻销声匿迹了吗？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去使用了吗？告说别人是“反革命”，有什么不可能呢？我的一个非常亲的人，我都不忍心去提（现在正在上大学二年级，也是个女孩），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来我家，具体讲什么不清楚了，主要内容还是批评共的不是。令我想不到的是，我还没说几句，我这个特别亲的人，脱口而出（请原谅，一个人很少把愚昧无知、脑残等与自己特别亲的人联系起来，所以我才感到吃惊。关于我这位特别亲的人的如此之类的情况还很多。）：“你怎么这么反动？”大家想想，我那么亲的人当着我的面质问我“你怎么这么反动？”那么一个非亲非故的学生说老师“反革命”有什么不可能呢？当时，我就差一点说她就是个洗脑儿，最后忍着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有关“中毒”“洗脑”之类的话。至于私底下别人说我“反动”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只是当着我的面不敢说而已。但学生说我反动，我知道的就有两次，都是因为已经反映到上方，然后领导找我谈话和开会通报时，我才知道的。因为有学生反映我讲了“反动”的话，领导就扬言如果我再如此，就要处理我，开除我的公职。究竟是谁说的，一次不知道，但另一次就是一个系的信息员（也是个女生，关于信息员，我在下面还会提到）。

二、跟帖中有的网友说现在有些高校有学生信息员，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见到的高校信息员是一个班级有两名，具体是哪个学生，是不让老师知道的。信息员实质上就是准特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和监视老师上课的言论，至于其他教学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包括，但那不过是个名头和掩护。大家想想，一个班有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要信息员干什么？其中有一次反映我的就是一个班的女信息员。领导先是告诉我某个系的信息员反映的，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的人名。我到课堂上，我就问这个系的信息员是谁？这个世界上凡是非个人隐私的事情，只要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反过来说，一个人只要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一言以蔽之，既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这就是一切特务准特务们的美好愿望，可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当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回答说自己就是信息员。实话实说，我之所以想知道谁是信息员，根本不是想着报复谁，因为我知道学生信息员其实也不过是受害者，被人当工具使而已，根本没有认识到“信息员”性质的严重性和信息员将是多么的“光荣”。我主要是出于对信息员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信息员（联想到特务）究竟是长着一副什么样面孔？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我非常执着地问到底谁是信息员？而且我保证绝对不会对谁怎么样（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交流一下（这是一个幌子），但还是没有人站起来。其中一位信息员实在熬不住了（是个男生），就站了起来，说：“不是我说的”。这个男生之所以先站起来，原因很简单，“不是他说的”，所以心理上放松一点。当时我以为一个班级只有一位信息员，所以认为他是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还是再三声明绝无要怎么样之意，只是想就教学问题沟通和交流一下（你既然反映有问题，为什么不愿意光明磊落地直接与教师沟通和交流呢，所以我不断地要求）这时，旁边的学生说，有两个信息员，我才恍然大悟。于是我立刻追问另外一个信息员是谁？，范围已经缩小，看到我问不出来决不罢休，最后那个信息员（是个女生）终于满脸通红地缓慢地站了起来。所有的学生立刻像看稀有动物一般将眼光投射了过去，紧张、鄙夷、吃惊、暗笑皆有之（不由得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其中有一个靠近的学生还忙不迭及地向这位信息员讲解言论自由的道理。这就是我遇到的高校信息员的情况。当然我知道学校有信息员比这要早，当第一次听学生说每个班都有学生信息员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真的，非常的震惊。当时的直接感觉就是这信息员绝非善类，一个班级，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应有尽有，要信息员干什么？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三、为什么在今天说别人是“反革命”等被大家认为匪夷所思（好笑和脑残）的事情会以女性居多呢？这是有道理的。第一，女性总体上缺乏理性思维，所以女性容易被欺骗和愚弄。这并非是对女同胞抱有偏见，而是一个事实。所以我在此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女同胞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尤其在面对单向度的官方宣传的时候，能够多动一下自己的脑子。当然我并非说所有的女同胞都如此，知性的女同胞在今天越来越多了。回想一下，我们告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才有几天呢？所以这样的事情以女性居多，一点也不奇怪。不要忘记，文革的时候率先打老师的就是那位宋彬彬女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中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女红卫兵，见了毛泽东紧张得，据说是幸福得晕倒的也是女人。第三，女性比较单纯易迷信且执着，所以别人说什么就容易相信什么，而且一旦被灌输进去，就非常执着，你想让她醒过来，她也不愿意醒过来，这一点爱情中的女人最典型。运用在思想政治问题上，也是如此。但是绝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有思想有主见的女性也不少，譬如同是“文革”当中，既有江青、宋彬彬之流，也有张志新、黎九莲等杰出的女豪。尤其讽刺的是，在开除刘少奇的大会中，所有的男人们都（不少是违心地）投了票，只有一个女人投了反对票。所以女人要是有思想有主见，那么女人的执着就非常可贵。如果只有执着，而没有思想和主见，那么就多半会沦落为像李锐的女儿的母亲那样可悲可怜的女人了。当然我在此还要说一句，在今天，男人当中的败类和无良之徒更多，为了那点骨头和油水，他们什么劳都效。

最后我需要补充两点的是：一、如果你没有遇上类似的事情，那只能说明你很少去批评当政者，你很少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或者你本身就是红色意识形态的中毒者和衷心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或者“反革命”从何而来？但凡一个正直的人，不愿意继续谎言的人，即使在今天，多半会遇上类似的事情。倘若遇不上，那就说明共的宣传真是连放屁都不如，但这可能吗？学校、报纸、期刊、电台、影视，包括网络，掌握在谁的手中？要是真的一点作用都不起，共会视思想政治工作是自己的生命线吗？会视宣传机器是自己的喉舌吗？二、但是有人说称呼别人“反动”或者“反革命”完全是宣传和灌输的结果，那么你就太小看了这些人。他们果真一点思考力都没有吗？如果没有，你试着和他（她）辩论，他（她）为共辩护的各种论据和角度都有，即使他（她）知道自己错了，他（她）最后也要千方百计证明只要是共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脑残”？这“脑残”背后的最坚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如此“脑残”是有利于自己的，有利于自己的家庭目前所处的社会位置的，简单地，他们之所以如此甘愿和顽固地“脑残”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或者社会关系都处于特权集团或者处于既得利益范围内。正如我那位特别亲的人，一方面明白无误地知道中国的官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另一方面却又亲口跟我说她觉得中国非常民主，当我问她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说法时，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对她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却还停留在这样一个思维水准表示遗憾和不解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她说，“我就是觉着现在这样，很满足的”。其实，她家相比大款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相比周围其他的人，却是“很满足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今天支共的人，大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与权力有紧密联系的既得利益阶层。道理很简单，如果实现民主，确立一种比较正义的社会秩序，他们发财致富所依赖的权力网，就会大大地减少其作用。

2008.11.6.

李大兴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11-29 10:59 发表
嗯，这件事的可怕性，看来是在立案上。出现几个一根筋的学生，总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公安竟然会立案，则非常可怕。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严厉控制言论，是党国光荣革命传统。

八十年代后新的愚民洗脑教育，虽然较毛时代有所不同，但其旨趣相同，也有相当效果。

tmsk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11-29 10:59 发表
嗯，这件事的可怕性，看来是在立案上。出现几个一根筋的学生，总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公安竟然会立案，则非常可怕。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很正常啊, 立案大概更多地是为了"杀一儆百",所以有人说是在炒作. 这是看到它的反面作用,但还有正面作用, 也不能忽视.

黄馨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11-29 10:59 发表
嗯，这件事的可怕性，看来是在立案上。出现几个一根筋的学生，总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公安竟然会立案，则非常可怕。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正是如此,不单一根筋的学生难免,一根筋的大人也无所不在。我们单位也有不少经常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人。
但是，到立案的份上，则是领导的思维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杨教授的思维也没有调整过来，他完全可以质问找他谈话的领导，要他拿出凭据来，据理力争，否则就是诬陷。
现在每天喊着公民权利什么的，身为政法大学的教授，遇到具体问题，怎么就知道喊窦娥冤，而不去行动呢？
是不是杨教授也怕得罪领导？其实，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某些领导的行为。

黄馨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8-11-29 10:59 发表
嗯，这件事的可怕性，看来是在立案上。出现几个一根筋的学生，总是难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公安竟然会立案，则非常可怕。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正是如此,不单一根筋的学生难免,一根筋的大人也无所不在。我们单位也有不少经常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人。
但是，到立案的份上，则是领导的思维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杨教授的思维也没有调整过来，他完全可以质问找他谈话的领导，要他拿出凭据来，据理力争，否则就是诬陷。
现在每天喊着公民权利什么的，身为政法大学的教授，遇到具体问题，怎么就知道喊窦娥冤，而不去行动呢？
是不是杨教授也怕得罪领导？其实，这也无形中助长了某些领导的行为。

黄馨

曾听说，即使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也不敢穿着制服公然进入大学的。
不过，那是人家的传统，从来也没有成为我们的传统.
_____________
即使这样,告密还是存在,记得<安妮日记>里安妮，最后因为一个很普通人的告密，在二战结束前夕被抓。

何萍

今天遇到杨师群老师，他表情比较平静，还在上课。

流星雨

“信息员”的说法很让人吃惊，好像90年以后让人吃惊的事越来越多，“他们”（我也不知道这个词语的确切所指）好像都不怎么在乎脸皮了哈？有点可怕……霍霍……

老木匠

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绝大多数学校都对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论开只眼闭只眼，是当作学术问题来处理的，学生告归告，当局一般不采取行动。出了事情的主要是因为和社会上的某些被认为“势力”的人有接触，即使贺卫方，允许其在学校、在学术会议上讲，但不许到社会上讲。

19年前，来了位新的党委书记，宣布要检查所有文科教师的教案，偏偏俺从来没有教案，只好临时编了一份交上去，再无下文。据说受到学校整个组织内的消极反抗未能成功的找到风波源头。

老木匠

发信人: fttt (fttt), 信区: square
标  题: 学生独家披露：我记忆里的华东政法杨师群老师
发信站: 一见如故 (Mon Dec  1 21:00:57 2008), 本站(yjrg.net)


四年半前的一天，也是我大学真正意义上开始上课的第一天。

那一天的课是汉语，老师是杨师群，同学都说他是传说中的四大名捕之一，极少给优，于是大家对着第一天的课，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和好感。

当时的我，跟吧里出国的几个愣头青一样，正为自己的命运不平。我高考失败了。从握有中国最顶尖大学推荐信并一直名列前茅的我心中洁白的象牙塔，到了当时这个还在建设中的，满目沧夷的地方，当时的我自然不会想到，正是这样一种见证，让我日后充满自豪。不过在那年夏天的我心里，悲观，颓丧交杂着对振作的信心和尝试，对远在异乡的忐忑和展翅高飞的理想和信心一同矛盾地构筑着自己虚幻的世界。一句话，我正在试图构筑自己的长城。体现在外在上，就是用虚假的谦虚试图表达自己内心的桀骜和不羁，从而掩饰自己真实的恐惧和空虚不安。

尽管日后我在华政得到了最宝贵的爱情以及许多值得珍惜的友情,其中包括几份将延续一生的血脉外的兄弟之情. 我必须承认,首先让我打开自己命运之门的,是杨师群老师的那堂课.

好吧,也许写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我在夸大其辞了,或者是因为特定的事件而把对某人的记忆及其情感突出化了.假如真的是这样,那我只能说,杨师群他的治学到治己,治世的哲学和笔直的风骨,在我大学的第一年开始,就深深地在我的记忆里自然而然地突出了.

从这里开始,我将直呼杨师群,而不再用尊称,他的风骨决定了他并不在乎这些繁文缛节,他的焦点永远在事实上,或许顶多是被讥讽为带着理想得孩子气的事实上.

那天毕业典礼,我和同学走在回寝的路上,恰好又遇到了他.我很惊讶,难道这是命运的拟像么? 无论是现实还是记忆中，我的大学从开始到结束,都最深刻地受到了两位老师的影响。其中一位我称为恩师,另一位,我叫他杨师群.

我走上去向他打招呼。“老师，你还记得我么”，“记得，怎么不记得，怎么，都毕业拉”。这里不得不说，我和杨师群，只有一个学期的交集。其余时刻，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时常请教的弟子，或者只是一个找上门来自认的学生。于是当相隔如此之久后，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这多少让我有些自得和感激。于是我决定坦白从宽，“老师，现在我就要走了，我想说你是我最崇敬的两位老师之一。我希望我也是您的得意弟子。”杨师群很郑重地对我说，你们都是。

这句话，很简单地揭示了杨师群的心理。他严格，却时常对规则表示不屑，并以他独特的见解和让人吃惊的在知识领域的广泛涉猎而出名。然而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他打心底里，就是一个温和的人文主义信仰者。
他的一切出发点，在于成为一名育人子弟的教授，而非权威，更非官僚。他不会为了顾及谁的感受而做某件特殊的，比如说告诉一个离校毕业的学生他是他得意的学生这样的话，因为他的原则和操守就是和纯粹的教育者。事实上，他的确是为每一个他的学生感到自豪的，或者说每一个他教导过的学生，都或多或少成为了他对这个世界近乎古人般执着风骨的信仰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他的学生，带着他的烙印，带着他希望传达给他们关于公平公正和争取真理的勇气走进他们各自的人生，这是他的一切。

我对他的尊敬，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接近纯白的最坚定的风骨，竟然一直以最平和的姿态表达出来，这是男人的哲学，在坚定的大理石下画着的是最不真实的梦想，我们称之为理想。

其实我们的第一堂课，有些戏剧性，还很爆炸性。

当一个很有原则的老头，碰上他认为是愣头青的毛孩，同时这个自认为自信比愣头青更适合于形容自己的正在长毛的孩子，碰上他听说是四大名捕之一的老顽固。假如这个毛孩没有来得太晚儿坐在了第一排，假如这不是他的第一堂课，假如他不是认为自己有些了不起，那么杨师群只会是我所有尊敬的老师之一，而非最尊敬的两个之一。

我想这堂课是我大学里面最记忆深刻的一堂课了。也是我最热烈地参加讨论的一堂课，因为这堂课貌似就只有2个同学被授权发言了，或者说，在第一个同学（现在是一个大外所很有前途和聪明的一个女律师）被授权发表完言论后，第二个被授权发言的毛孩就擅自把这委托权给越位到了爪哇去了。

课堂是怎么被这姓杨的老头拉到朝鲜战争上去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最记得的是关于朝鲜战争的这段。

貌似是为了说明历史是必须从两面上看的，而我们一直只看到了一面。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类似于拍案而起地蹦出“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一直过于关心让你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真相的群体知道你所关心的那部分“真相”，而过于歪曲了历史呢？”继而把一大堆自己从初中课本上学来的，觉得自己记得还蛮清楚，说得还蛮辣疯的那些历史观点从他们作者的名下拉到自己名头上来对抗这个我心头其实正在向他的四大名捕名头发竦的面色已经很不对头了的杨老头的。不过我的确很记得，我们争论了。他并没有像我经常在中学生全国作文文选里看到的优秀老师那样"事后教育",事实上，他很及时的，很开心地，很严谨地，逐一将我挂在自己名头上的那些个名头的根本枪毙在他没办法反驳的资料手上，天知道他为了侃大山，居然还会带上全副关于大山的资料，难道他忘了自己是来教汉语言的？……总之，到最后我已经只剩下赌气式的逻辑死角来反驳了…… （题外话，他带了关于朝鲜战争国内罕见的资料图片，详细地历史档案记录和他的比较，许多份文字资料……如果你打算哪天跟他比比对大山的了解，你应该做好认真的辩论准备……）

总之，我是不服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说我们所学过的一切所谓知识大多都是废物（后来我才知道我也一直知道他说得是真的），对于这种对一个年代的集体的毫不客气地否定，我是不认可的，现在也不。不过我是服了，对于他的严谨和博学。

可是他对于他所研究的毛主席的理解的确超乎常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愿意姓项的他接下来很顺利地通过我，把话题引到了他的本职上来，谢天谢地不是刚才的朝鲜战争了……可是对于他本职的概述，如果带着将刚才那位毛孩的表现作为典型支持材料的话，那对于这位毛孩来说可就真不是那么妙了……我一直觉得，后来我的课都基本早点去把后排占了，是受到这第一堂大学课的影响……总之，他通过驳倒我，顺利地证明了他想证明的，要从任何事物的两面去客观认识的课题……事实就是，这位毛孩昨天还在洗席子和铺床，而这位老狐狸早就把一揽子计划瞄准了今天可能上场的毛孩，结果只有他从两面去客观认识了。

如果这里结束的话，我相信即使我说他是我尊敬的许多老师之一你们都不会相信……

所以这楼还要再长两层。

直到快结束了。他对全班说，刚才这个同学，很有可能能在我的课里拿优，因为他敢站起来，并且站起来和我争论了。且不论他的争论是否有道理……=。=！…… 但是他的这种勇气和质疑的胆量，就是我们在治学中，在学术中，所需要的。这种勇气，才能保证自己的视野永远都能看到每个事物的两面。我可以上庭作证，如果不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过于严厉的表情和非常严肃的气氛，我会觉得他是专门为表达他对这个他算计了很久而且成功将计划付诸实施了的毛孩的少许歉意而作的这番演讲。不过很显然，就如他在辩论中真实地将一位毛孩作为自己的辩论对手一样，完全不知道好莱坞应该怎么走的他，只是一贯地履行他觉得应该让他的学生们受到教育的职责而已。

就那一堂课，我知道我的大学开始了，这种信号从未如此强烈明确。

因为从这一堂课，我知道了一个大学教授，应该是怎样的，虽然我的父亲就曾长期担任一份大学教授的工作，我从未从学生的角度去认识这点。

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知道了关于他的历史，我相信百度是不愿意我在这里说的。不过，尝试去想象吧，当一个男人，带着志向和如此明确的人生原则，遭受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和排挤，是什么力量仍然让他保持自己的信念，贯彻自己的信念，无畏于这些坎坷，无悔于自己的抉择的？

或许只有那首土的不能再土的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能解释他的人生哲学是如何这么刻板，坚强，应当被理解却少有人能理解的吧。


最后我是从他的课上拿到了全班为数不多的几个4.0，貌似是男生唯一一个。

到后来我们只是见面点点头而已，并没有走往，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如果知道一个智慧的老人能够给予你宝贵的建议，你就不应当放过这个机会。然而我太懒惰了……

到后来，我为了把自己成绩那V字的右边一半找回来而在大三选读了两倍于别人的课时，我请教了他我应该选哪些课，他破天荒地说，这个课不错，有价值，还能拿高分。

再后来，我找教授写推荐信，思考了很久，没有找他。

最后，他告诉我，他为我得意，因为我是他的学生之一。

我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他是一个好老师。

一个好老师，他的人品和才学，十分不开的，正如他的这一切都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他的学生身上，当他们走出课堂，他们都承载着他的梦，来自这个坚强而执著的男人的脊梁的最深刻的力量。

大学里我最喜欢看爱默生的书，他说，在我看来，没有神圣的事实，也没有不神圣的事灾。我只是试验者，我是个永不停息追索者，在我身后永远不存在“过去”。

“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是正确的，对所有的人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天才。说你潜在地有罪，是有普通意义的；因为最内心的东西在适合的的候会成为最表面的东西，当末日审判来临时，我们最初的思想复归于我们。正如心灵的呼声属于每个人，我们认为最高的功绩属于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他们蔑视任何书籍和传统，讲的不是人们的想法，而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一个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自己内心深处闪烁的微弱的光亮，而不仅仅是注意诗人和圣贤者辉耀天空的光彩。他也不可忽视自己的思想，因为它是他自己的。”

坚定不移而平和地试图向他的学生们揭示这他所相信的通向真正自由的大门的道路，就是他的人生哲学吧，所以在我们看来他对规则的蔑视，实际上是最严谨的呐喊！

--

小讨厌

这两个学生是中国教育失败的典型畸形儿。。。。

兮兮

其实，悲剧并非以暴烈的方式进行，往往是荒谬的方式。学生告密，只能说，在杨老师之前的老师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启蒙。对于学生，不能太责备，世界观未定之时，好多迷茫和错误。也许，更荒谬或者惊喜的是，有人会演化成为坚定的启蒙者。这事，有过。

老木匠

北大旁听生质疑教授 上书党中央

2008年12月01日14:08 　 南方新闻网　 陈东

周之金，14岁上书中央；18岁旁听北大，质疑张维迎；19岁，质疑厉以宁；20岁，再次上书中央，断断续续地过了6年“少年谏客”生涯，是非未定，争议频仍。

在北京大学旁听生周之金20岁的青春期里，已经混杂了很多跟其他青少年不一样的东西。

时尚界流行“混搭”，青少年的思想里也有了“混搭”的意味。其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当别的青少年还沉浸在网络游戏、谈恋爱之中难以自拨的时候，周之金已经思考“国家大事”好多年了。

六年漫漫上书生涯

在网络生态里看起来很嚣张的周之金，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成一个低调的人，不愿见记者，更不肯接受任何采访。在记者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之后，周之金才肯跟记者通电话，语调温和客气，有一股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

在北京大学游学的周之金寒假期间回到家乡广西富川，除了青少年惯有的正常的“吃喝玩乐”外，还给自己安排了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做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他说，在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自己设计的调查表发出去了1000多张，已经收回800多张了。目前他还没回北京大学听课，还要在家乡整理调查数据。

周之金很随意地说，赶在这个时候做这个调查，是想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就农民问题上书全国人大。

“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大约13岁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电话那头的周之金用广西味的普通话回顾。

中学时，周之金是个文学爱好者，跟其他这种属性的爱好者一样，曾经想写一本宏大的校园故事，后来发现已经有同龄人那样做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初二暑假的一次游历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思维。

那个暑假，他从广西到广东耍，一路上见识了很多事情。对他触动最大的就是残酷的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周之金说，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思考国家的现实问题，开始对政治和经济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政论性的书籍。因为兴趣使然，周之金本来不错的学习成绩就出现一些问题，变得只顾爱好，不顾其他，也不爱考试了，考试时往往只考一半就交卷。上课时还喜欢坐在后排做自己的事情。尽管他的父母和老师对他很好，对他充满期待，周之金还是固执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14岁那年，周之金把自己思考的“少年心得”写了下来，主要内容是对农民问题的思考，“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用我们写作文的纸一下子写了十几页”，然后去邮局寄给了中央领导，邮局的人很奇怪地看着这个孩子，有人对他说，你还是先好好学习吧。

周之金至今都认为，年轻时多做点事情，以后就不会后悔，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没多久，上头给他回了信，还勉励他好好学习。周之金说，这封回信对他鼓励很大，觉得自己的做法还是有些价值的。这封回信从此改变了周之金的生活。

只是周之金依然对《南方人物周刊》强调，即使当初没有这封回信，他依然会把自己的想法或者建议上书给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他“只想对自己的国家说实话”。

迄今为止，周之金已有6年上书生涯。

如今20岁的周之金仍在无怨无悔地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谏书”是一封一封地写，有的文章在网络上一登出来，就招来巨大的点击率和更多的骂声，周之金说，“对这些我不想说什么了”。

质疑张维迎和厉以宁

可能是以前写得太多，也可能是周之金疲倦了，现在的周之金对记者的很多问题三缄其口。传闻是，由于周之金长期上书，引起高层人士的注意，有要人建议他去北京大学旁听，并帮他办好手续。周之金对此不作解释，只说后来有人帮他办好了手续，于是他就来到北京大学旁听。而北京大学的一些老师要么不知道周之金这个人，要么就是很委婉地拒绝透露关于周之金的任何情况。

2004年底，刚到北京大学旁听还不到半年的周之金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这场波澜是听北大老师、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次课引起的。

2004年12月30日，周之金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化名“金之周”发文《侧面看张维迎所鼓吹和推行的“产权改革”的真实本质》，反对张维迎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一些说法，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各种声音鹊起。2005年1月31日，周之金再次发帖《张维迎，请给国人一个交代》。2005年3月28日，周之金再次化名“金之周”在强国论坛发帖《厉以宁——没有戏唱啦》，对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些说法表示疑问。到目前，两大学者在公开场合也没有对周之金的“批判”做任何回应。

这几个帖子出来以后，网络上掀起一股小小的“金之周热”。周之金在复杂的网络生态里，拥有了一批固定的“粉丝”和反对者，双方在网络上开战良久。

除此之外，周之金还写了一些文学作品，于是他的一些“粉丝”认为他比韩寒、郭敬明写得好，从当时的网络形势上看，周之金差点成为新一代网络写手形象代言人。

尽管周之金在北大游学时搞了这几出跟时局和政经有关的戏，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他身上同样具备同龄人身上的共性。比如他也打网络游戏，看韩剧，而无意中看到别的同学约会接吻，他也会有自己“后现代色彩”的想法，然后会写一些扯淡的放松的文字——“说实在的，从那我才真正体会到异性相吸的厉害。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在未名湖发现有两个学生搂着接吻（仅仅一个吻）持续时间大概长达有5、6分钟——我已看完了两个案例。确实厉害啊，我不得不拍屁股走人，不然肯定会有吸进去的可能，爱的力量真的太伟大了……要向我们国家的奥委会提个建议，把这接吻也当作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外国人也会同意的。若是那样就更有意义了，是中国的创造，我想奥运历史也会铭记中国2008的。”

对他所求学的北京大学，周之金有自己的看法，却依然很热爱北大。尽管此举遭到北大一些正式生的嘲笑，但是周之金依然坚持自己的热爱态度。

周之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自己也知道他有些话很偏激。只是作为公民，不去思考，那是社会的不幸。

因“马克思主义”再上书

质疑北大老师、经济学家的风波在去年差不多平息了。今年初，“周之金”这三个字在网络上又被放大，缘于周之金的新一封上书。网络上出现了周之金的一篇新帖子《重提马克思主义很可笑吗？》，这是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其主要观点是：“现在马克思主义正被严重边缘化，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本立国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正是应该重新特别强调的时候。”

此信一出，争议依然纷起。有人认为周之金是告密者，把老师在课堂上讨论的内容或者所说的话，很正式地公开地发布在网络上。

而周之金自己辩解说，“我不是告密者，我痛恨告密者，我知道那封信发出来之后，会招来很多人的误解和谩骂，但我不在意这些，我需要的就是对问题的探讨，我需要的就是辩论，就是对真理的追求，也是希望我们的民族能找到最光明的方向！也许我所做的方式不大正确，或许还是错误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选择，我必须要写出来，因为对真理的爱胜过于我活着的目的，胜过了我的生命。”

对上书党中央，周之金如今已经成熟多了。如今在北京大学这个平台上，其眼界远远比他14岁时那种普通的直觉宽阔得多，思考的深度也远远超过过去，至于思考的方向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眼前的形势，是否与时俱进，那是另外一个境界。看完网络上绝大部分关于周之金的文章和评论后，有人这样评论周之金。

虽然周之金不是北京大学的正式生，可是由于跟北大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北大的很多举动都会引起关注。“北大”或“PKU”这些符号本来就是产生新闻的要素之一，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先例，比如北大毕业生卖猪肉、串糖葫芦等都会成为热点新闻。如今，周之金在北大提出“重提马克思主义很可笑吗？”自然不会被人放过。

面对争议，周之金说，真不想说什么了。他只是把他思考的说了出来而已。他之所以多次拒绝采访，是因为担心别人认为他在炒作。周之金说他非常喜欢毛泽东，除了自己的父母、老师对自己有很大影响外，毛泽东的著作对他影响非常大。现有文字的想法和主张都是发自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作秀的机会主义者。

争议中的少年周之金

很多青年还在父母的翅膀下取暖的时候，20岁的周之金却有了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件不可理解和奇怪的事情。这也是网络上对周之金的质疑和评论那么热闹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人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有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记者获取的多种信息表明，20岁的周之金无疑是个善于思考和好学的人。三年前跟周之金有过接触的《现代教育报》记者朱寅年说，“那个时候，周之金正上中学，给我发来很多他的文章。有的想法很偏激，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那时，他说一放假就喜欢四处看看。”周之金自己也承认，正是自己早年从农村到城市的游历让他得到了很多东西。

有人放言，周之金的言行搅乱了北大。周之金在手机短信中跟记者开玩笑说，“他们都讲我无耻，是投机分子，是闹课堂的小流氓，是文革余孽，你想见我，难道你就不怕株连你吗？难道不怕你也被弄臭吗？有人打算骂死我呢。”

周之金还说，“我的故事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说不完的，反正该说的已经说了。”关心网络的周之金自然知道网络上对他的评价，没有感到压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些日子总是刻意地保持低调，也有朋友告诉他不要跟记者接触。

有人猜测周之金是“口是心非”，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但是周之金不止一次地说，那些都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如何证明这些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周之金看来还没找到办法，因此才要保持低调。

还有人认为，周之金年纪轻轻，能思考这么多问题，能有这样的责任感实属不易，只是周之金的某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另有教育界人士很悲观地认为，如果周之金这样的人多了，这一代人会没有希望。

由于周之金的上书，一些成年人也都卷入了这场争论和思考之中，他们对周之金这样的青年抱着很复杂的心理，据记者简单调查，这种心理属于既欣赏又担忧的状态。欣赏周之金的好学和思考，担心周之金越走越远，最后走向偏激。还有人说，担心北大被周之金搞乱是多余的，像北京大学这种“百年老店”，文化“锅底汤浓”，不会轻易被搞乱的。

2006年2月17日，周之金在强国论坛发表自述《我为什么不要考大学》，随后有人就把他跟早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做比较。网络上还“左”和“右”地争得很热闹。

在一些人怀着复杂心情看着网上关于周之金的争论时，周之金却远在北京大学千里之外的广西做着自己的农民问题调查，语气里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而充满激情，依然想“对自己的国家说实话”。

九船城

http://view.news.qq.com/zt/2008/gaomi/index.htm

腾讯网的今日话题《别借权利反对教授》

我们国家有具有很多特色。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范围内讨论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为讨论范围大小的变化会得到怎样的结论，又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现阶段，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有时会有东风西风的风向标。

小妖怪

我以为现在已经没有＂反革命＂这个罪名了呢．:

彼亦一是非

还有可怕的嘞，告密要从娃娃抓起~~~~

http://www.sqedu.com/new/2008/1102/article_1332.html

老木匠

杨师群上课时究竟说了些什么？

凤凰网 | 凤凰博报 | 圈子

发表于 2008-12-05 13:03:07

杨师群制作的课件幻灯片《古代汉语导论，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古代汉语导论
大学语文第一课的漫谈
大学与中学的区别
你对大学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期望？
大学的学习生活与中学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
你对大学老师的精神面貌抱有什么样的期待？
踏入大学的大门，也算半个知识分子了。知道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吗？

教育的目的与价值何在？
不能把人当作强制接受什么的容器。
孩子是成长中的自由主体，教育的目的是呵护他们的自由成长。
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真实信息、文化教养、职业技术或专业智能。
告之前辈经历过的痛苦和快乐、挣扎和奋斗、风险和焦虑、绝望和希望……
尊重学生的个性自由，发展自我同时有益社会。
什么叫素质教育？
什么是素质？人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是人格精神！
真正的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格独立和精神健全，这是万业之本、创造之源，也是人类发展的目的。
学习的乐趣，奋斗的幸福，创造的成果，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己发现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自己为自己开辟繁华似锦的精神天地和物质财富。
不要做社会、知识和人生的奴隶，而要做其主人。
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
2006年10月，耶鲁大学校长在中外校长论坛上的演讲：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应是教会学生如何独立思考？要让大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习惯。
芝加哥大学校长说：大学之所以名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为什么要独立思考？为什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习惯？人类进步及其社会发展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你思考过吗？
台湾学者殷海光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有时为此，他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为什么还要学古汉语？
中学不是学过了吗？大学我又不学汉语专业，为什么还要读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是文科的学习工具，是把握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工具。
任何一门文科学科都需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有关学科的发展史，工具是基础。
而要掌握这门工具又相当艰难，中国古代的主要学问几乎都凝聚于此，古人将这门学问搞得相当神秘、晦涩。
充满模糊概念的文字体系
儒家学说的“仁”、“仁政”、“理”
道家学说的“道”、“气”、“太极”
墨家学说的“天”、“天志”、“明鬼”
法家学说的“法”、“术”、“势”
阴阳家学说的“阴阳”、“五行”
以上术语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理念，如何把握这些理念是相当困难的，或者说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文化基础，就无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敢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
为什么中国上古社会要走向如此专制的政治体制？且影响深远？
如何评价秦始皇统一的历史进程？统一就代表进步吗？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权”概念，或者说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为什么中国有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到近代却如此愚昧落后而挨打？
美国为什么要指责中国人权问题？为什么不将其提案翻译出来，让人们看看美帝国主义是如何反华的？

大学主要是培养自学能力
大学与中学的差别：学习决不是背诵教课书上的所谓重点或标准答案，而是要独立思考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有所谓：中学求同，大学求异！
或者说，教育的目的不仅要你熟悉已有的成果，更要你怀疑已有的成果，能提出自己对它的解读。
这就要求你掌握自学的能力，其中文字功底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

文科课题没有正确答案
教师讲课的目的并不是将所谓的正确答案灌输给学生，让学生听之，背之。相反，教师只是把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或者如何研究得出其观点的过程告诉同学，让同学得到一定的启发，同时又不满足，于是进行补充、完善，以训练研究方法，培养创造性的能力。
同样，学生不能只知从老师那里获得一个所谓结论，要自己去探索，要从独立的思考中获得学业的进步。
要敢于怀疑一切！
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人们习惯于接受答案而不去辛苦地考虑其答案的探索过程，尤其是这结论是否存在真实的根据？于是其所谓“知识”不但肤浅，甚或是伪知识。
所以要获取大量的各类信息，认真思考这些信息，尤其是不同观点的信息。
然后是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教育模式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式，打开探索欲望的突破口。
中国人缺乏深遂的思想信仰
犹太作家赫斯说过：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两个不幸民族的典型例子，前者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后者只有灵魂没有躯体。
西方人重视灵魂而轻视肉体，灵魂的核心是信仰与理智，它主宰其他方面。
中国人虽也有“灵魂”概念，但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它只指一股生命之气，一种虚化的身和飘游的意识，不具有信仰、理智、主体方面的自定义功能，总体上仍属肉体范畴。
和为贵与稳定压倒一切
和为贵的倾向，使中国人在政治方面只要求安定，而不是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因此，一个政府只要能够维持安定的局面，中国人就可以让它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可以由它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感到不关痛痒。
西方那种在平等基础上，每个人、每个团体都为自己权利而斗争，不能容忍一个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压在众人头上的文化表现，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以实用为主
民以食为天！中国人重视感观享受，讲究实惠，最重视“吃”。
中国数千年悠久的文化中，最发达的是实用的政治统治术和一些生活技艺，最缺乏的是一种超验的彼岸信仰追求，由是跪拜在现实的权力脚下。知识者主要在权力的指挥下，运作自己的思维。
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若为自由故，两者（生命与爱情）皆可抛”的精神文化。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趋向于“团结”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喜欢整自己人的民族。
在中国人的政治斗争中，双方都将自己打扮为整体利益的代表者，都将“搞分裂”、“破坏团结”的罪名加予对方。
在保持“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下，彼此的斗争在“团结”的形式下进行。这种大家分不开但又必须互相整来整去的情形，就好象大家庭中的婆媳、妯娌斗法一般，彼此变成虐待狂与被虐待狂。

深入解剖中国文化基因         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础
从有关人的观念，从各类经济的运作，从社会团体的结构，从专制政权的形态，从法律文化的传统……各方面入手，而古汉语肯定是最基本的工具。
同时更需要用现代的普世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作为研究工作的目的，自觉进入艰苦的文化基因转型的社会现代化历程。

台湾学者殷海光 《文化的展望》
如果权力决定其他成年人只能知道他许可知道的，只能阅读他许可阅读的，只能发表他许可发表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对人类全体的侮辱。
任何人有追求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也有表述自认为是真理的自由。那种只许他人知道片面消息，造成民众井蛙之见，观念坐牢，这是虐政中最虐的一种。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与要求
主要阅读课文的篇目
每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有关文化传统。
弄通每个字、词的涵义，读懂课文，并能翻译词、句、段落。（不讲求语法）
从所读课文中得到什么启迪，或者有什么思想方面的收获。
主要培养对文字的把握功底，对文化遗产的独立思考能力，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及对今天的深刻影响。
勇于发言，畅谈思想
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办学传统：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遵循伏尔泰的名言：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
同学们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畅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平等的态度与老师争论，存在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不要屈服于老师，也不要盲从权威，而要在学习中找到自我。
如何对待不同的思想观点
有种革命逻辑声称：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你同意吗？
这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低级思维定式，它看不到事物的复杂而丰富的内涵。更为恶劣的是，人们会由此养成对不同意见持敌视态度的思维习惯，似乎只有观点一致才算正常，它使人们心胸狭隘。尤其是掌权人的偏执，不但许多无谓的争执和错误由此产生，更导致许多人间悲剧残剧的发生。
要学会宽容！
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宽容。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要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房龙《宽容》

周泽雄

很出色，意料之外的出色。原来以为是讲法律的，没想到也算我广义上的同行。致敬一下。

菜农

法国大革命经过几次革命与复辟。
现在四人帮复辟势力很厉害，表现在中小学的教材的编写组上，基本上四人帮得天下，大学里基本上是改革开放派，四人帮派属于少数派。

何萍

近日，杨师群老师在搜狐博客上发表了《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博文，博文中的相关内容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校教职工也有许多议论。对博文中相关问题我们作了专门的了解，现作出如下回应：

一、关于博文中涉及的公安局已立案的问题

经了解，公安局没有立案。

二、关于博文中讲到的学生告杨师群老师是“反革命”的问题

经了解，没有任何人告杨师群老师是“反革命”。

另，有些教师在议论此事时谈及，在课堂教学方面有何明确的相关规定，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相关规定主要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8条在教师的义务方面规定：

（一） 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

（二）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三） 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

……

二、zhonggong中央、国务院2004年第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定：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责任。广大教师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以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格给大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要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严格教育教学纪律，切实加强教材管理，在讲台上和教材中不得散布违背宪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党委宣传部

2008年12月4日

李大兴

学术自由在中国的处境从以下引文可见一斑，“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各个方面。...在讲台上和教材中不得散布违背宪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某某马甲

这几年历史学家的自传出了好多种。最有名的大概是何炳棣先生的《读书阅世七十年》，他长期在美国生活，基本上写的都是学界的事。国内的何兹全先生，赵俪生先生，傅振伦先生等，都写过回忆录，但与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相比，他们的书都很平平。原因之一，恐怕是他们写作回忆录和自传的时候，都已高龄，精力不济，勉强写出来的作品，不大可能精彩。去年台湾史家的自传，有两本引起过来，一是王叔珉的《慕庐忆往》，像一本流水帐簿。吴相湘是近现代史名家，他的《三生有幸》成书略早些，书中有上下古今的一些掌故逸闻，但作者亲身的经历着墨并不算多。因为学者的生活本来很简单，所以这些自传或回忆录，都不免有些文字是凑数的。 　 《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北：大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杨宽先生的自传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出版了，1995年出版了日文版。但因为他不肯出版删节的简体版，至今仍不得在大陆发行。前些年在北京图书馆的港台图书阅览室略一翻阅过，印象颇深。一个多月前在孔夫子旧书网的台湾某店内订购另外一本书时见到此书的新版，就顺手订购了一本。今天终于收到，花了大半个晚上粗略翻阅一过。 　　 作者杨宽先生是著名的先秦史研究者，江苏青浦（1958年划归上海）人，1914年生，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46年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1959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53年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转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70年专任复旦大学教授，1984年赴美国定居，2005年9月在此新版出版不久以92岁高龄去世。他少年早慧，十八九岁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墨经》的论文，大学毕业不久就在《古史辨》第七册发表《中国上古史导论》，名动史坛，被顾颉刚誉为古史辨学派的生力军。在这部回忆录中，作者对自己的治学经历一一详述，对他一生的几个主要经历，特别是担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人事纷争等等，娓娓道来，不厌其详。作者说：“我的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未尝间断的政治运动中消磨和损耗的，……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有责任记载、叙述、分析和评论那段反智的、半疯狂的历史，总结这史无前例的惨痛教训。”可见其用心所在。 　　 　　 杨师群档案。作者幼子。 　　最令人惊异的是作者专门用一节叙述作者与三个儿子断绝父子关系的经过。事情发生在1976年作者的妻子，也就是三个儿子的母亲病故之后。1977年春节大年初一，乘作者出门拜年之际，其次子（浙江大学数学系讲师）盗走存折、电视机、收音机等值钱之物。不久，乘作者到北京参加会议之时，其长子盗走其两千多册重要和贵重图书，作者称这比盗走钱物损失更大。1977年7月作者与一天主教徒医师再婚住进其岳父家后，其幼子多次寻衅闹事，四次钉门，其中一次把作者 80多岁的岳父关了12天。三个儿子闹事，无不为财产、房产。这本是家家都可能遇到的事，但他们采取了打砸抢一类的暴力手段。如此对待一个64老翁，原因为何？作者的解释是文革打砸抢流传给儿子媳妇们了，是阶级斗争导致的家庭斗争。因为早在他被关进牛棚之后，儿子媳妇就不给作者夫妇好脸色了。这个解释恐怕有点简单。但作者毫不讳言这段家庭的痛史，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再版时，也没有做任何删改，可见其痛心，至死不改。 　　作者一生勤勉治学，不大过问家事，恐怕对儿子们的教育也过问不多。而其前妻长期患抑郁，也不管孩子的教育。家中的生活照料，长期靠老佣人。不过，他的治学，还是影响到他的长子和幼子，后来他们都从事先秦史研究，都做到了教授，小有名气。作者的次子，没有从事文史，但也是浙江大学教授、研究所所长。三人都是为人师表的人物。这部书出版十多年了，没有听说他们有何辩解。倒是前些年听到他某子的同事怪老头子不该写这种“家庭纠纷”。现在他们最大的年过70，最小的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他们读到老父的自传，有何感想。 　　长子：杨善群，193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8年毕业，兰州大学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说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先秦时期特别是两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著有《孙子评传》、《越王勾践新传》、《孙子答客问》、《诗经里的世界》等。 　　次子：杨义群，1944年生，198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投资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破格并且越级晋升为教授。1992年起，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1995年批准为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经济管理学科组专家。已招收培养了20多位博士研究生。出版《投资理财的新型理论、方法与实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高级经济分析——兼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有关分析与深化》、《数量经济学》等专著，发表论文100多篇。主要研究金融投资与公司的财务管理。2005年与2006年连续两个年度，被学校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 　　幼子：杨师群，1951年生，现任华东政法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他自我介绍说：“本人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颠沛闯荡了八年，深入体验过社会最底层的相当原始的生活，为日后搞社会科学研究奠下一些基础。大学本科毕业，曾任教于中学、教师进修学校。研究生毕业后，在本校开设过必修课《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史》、《古代汉语》、《大学语文》、《实用写作基础》，选修课《中西方政治制度史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通史》、《旅游地理学》等课程。本人讲课信息量较大，能深入浅出地把握课程内容，并不时提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观点，以启发同学们的心智。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28万字）、《中华姓氏谱——孙姓卷》（28万字）、《中华姓氏谱——萧姓卷》（25万字），主编《三千年冤狱》（40 万字，主撰30万字）。为《中国历代名案集成》宋辽金元分册主编（主撰20余万字）。为《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主要撰稿人。并参与撰写《宋代司法制度》、《十大名案》、《申城旧狱》等论著书籍。发表万字以上重要论文五十余篇，有十余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收入《新华文摘》、《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史学新视野》诸书刊作论文摘要。本人共发表科研成果二百余万字。”

姚宏越

很想买本《历史激流：杨宽自传》

老木匠

[闾丘露薇] 连老师都不和学生说真话 谁是最终受害者呢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人物春秋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09141


做电视节目，即便是大家认为最最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还有有很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来自于几个方面：

因为受众的面广，面杂，因此需要顾及到不同层面的受众，这也就使得节目不可能像平时几个朋友之间聊天那样的随心所欲。

同样因为受众的原因，讲者也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形象建立的问题，一旦涉及到这点，顾忌就会因此而增加。

另外，最电视的，其实有一定的营销手法存在，至少语言要流畅，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清晰的表达，有的时候，要挑选受众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自己最想说的。

最后一点，不同的地方，对电视言论的监管程度不同，方法不同，但是至少粗话不能够讲，这一点是肯定的。不然，等着接观众的投诉电话好了，弄得不好，还会演变成为轩然大波。

但是在大学里面上课，面对的是大部分已经步入成年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和受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老师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提供资讯和娱乐的来源，而是教授知识，最重要的，是鼓励学生们学会和善于进行思考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把学生当成电视观众，教学里面带有一些表演因素，不能够推心置腹，或许会很好看，对自己来说，也很安全，但是却蹉跎了学生们的大学时光，而且，那些是来学习，而不是来欣赏老师们表演的学生，自然会看出名堂。

所以，一直觉得，深为大学学子，所承担的责任还有幸运的地方，就是能够在课堂上，听到在公共媒体上听不到的观点和声音，这些观点和声音会很不同，但是这个社会其实本来就不同我们从媒体传递的信息里面构建出来的，本来就很多元。

如果，当老师站在课堂上，对着自己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总是要不断地估量一下，接下来的表达是否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要表达的观点是否政治正确的时候，师生之间的互信，这个学习的基础，去了哪里？

上个星期在北大讲座上，在谈到一些人和事情的问题上，和同学的对答好像在用暗号交流，在这样一个几百人的讲堂上面，不管是我，还是提问的学生，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想为自己，为对方找麻烦，但是有抑制不住对问题的探究，于是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虽然听得人都明白，讲的人也清楚，但是却让人觉得心酸。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理念，因为真理的探索需要空间，如果连大学校园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对不同的观点给与包容的话，那麽大学也就是一个文凭的生产工厂而已。至于老师的观点如果听上去很刺耳，或者是不准确，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自然可以找出理据和老师来辩论个明白，而这样的过程的本身，就这就是为何要到大学来学习的目的。

学生有从不同途径举报的权力，如果要责怪，就是为何这末多年的教育，不能够培养出一个学生包容的心胸，接受不同观点的胸怀，以及学会在课堂上用辩论来证明对方的错误？更值得关注的，是接下来，司法是否真的介入，这位老师是否还有机会在大学课堂授课。

仔细想想，这位老师很弱势，因为事情的发生，发展，都不是他可以控制的。而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倒也提醒了其他老师，或者未来自保的方法，就是少说少错。

只是，连老师都不和学生说真话，谁是最终的受害者呢？毕竟，学习，是不能够光靠看电视的。

老木匠

[转贴]杨师群: 应该给大家谈谈这些天的感受了
文章提交者：zypsq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杨师群
      没想到我的事引发出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这些天我也经受了各种压力，酸甜苦辣……真一言难尽啊。

首先要谢谢那些关心我而并不认识的朋友，是他们写出的评论引起社会的重视。也要谢谢许多媒体的记者，不辞辛苦地采访、报导了有关事实。还要谢谢我校的一些老师和许多学生对我的支持，尤其是星期四（12月4日）这天让我特别感动。在上午的《中国新闻史》课前，08级新闻班的同学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贺卡和几张纸，上面签满了同学们的名字，贺卡的最上方写道：“我们最欣赏的杨教授：我们不强迫他人，仅代表自己，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桃李满圆。圣诞愉快，新年快乐。毫不动摇地坚定支持您！”有的同学在纸条上写道：“您永远是最棒的！”，“我们欣赏勇敢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支持您！”“支持杨老师！”一张小纸条上，一位没留姓名的同学写道：“真的谢谢您，是您让我感到大学还有些大学的样子。”……

看着同学们的卡片和纸条，我真的被感动了，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几乎从来不流眼泪的我，这时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我对学生说声“谢谢”时，同学们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甚至在下午的《旅游地理学》课前，同学们也用雷鸣般的掌声表示了支持……我没有想到同学会如此理解我，真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说明大多数同学心里还是很亮膛的，知道大学教育应该有怎样的内容，有自己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能力。欣慰之余，让我更坚定了要坚持下去的决心：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教育的改革，我们大学老师责无旁贷！

有关这事我所经历的实情，很快会在《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潇湘晨报》等报刊上报导。我把《古代汉语》课中最重要一堂课的课件都交给了记者，《南都周刊》记者电话问我，是否允许将它挂在网上，因为他们很欣赏这堂课的内容，我同意了。所以有兴趣的同仁也可从网上找来看看，并可作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上海的一些报刊已经被封杀，但我想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有些领导的领导风格依然停留在闭关锁国的旧年月，是否落伍了些？这符合共产党 “三个代表”的时代宗旨吗？中国当前的新闻体制如此的滞后，我想主要就是这些官员们依旧抱着陈旧的观念，以为只要用封杀新闻真相的手段就能使社会秩序稳定，其实恰恰相反。这次我也领略了新闻战线上青年记者的风采，非常令人欣慰。原来我在研究《中国新闻史》中当前现状的问题时，总不免相当悲观。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我认识到如今战斗在新闻媒体前沿的记者中，有一支相当出色的队伍，只可惜他们受到了太多的束缚。这里我作为高校新闻专业的老师，发出呼吁：领导们是否应该换换思路了！

这里我只想声明二件事：一我为什么称“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其中“反革命”罪名是如何来的？这并非是领导告诉我的，而是我的推论。大家想想，上面要我校领导核实我的两条罪名：宣传“xxx”与“酒瓶”，如这两条罪名成立，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和“反革命”有区别吗？其实它只是1997年《新刑法》公布前后的一个罪名文字的更换，其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少改变，这是不争的现实！同时我认为，刚进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不会有如此刻毒的心计，是不是后面还有人……就像如今网上的“五毛党”，竭尽漫骂之能事，肯定有一些背景。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呢？有必要如此穷凶极恶吗！

二对是否是那两位女同学告发的，也只是我的猜测，我不能肯定，因为领导不会告诉我是谁告发的，我只能猜测，现在想来实在轻率了点，因为根本预料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好在支持我的人想搞“人肉搜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和这两位女同学的对话，只在学校的走道上进行了一分钟都不到，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也早已忘了她们的面容（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因为这件事给我太深刻的印象，便在写博客时轻率写上去了，我只想告诉大家：在刚进大学的学生中还有如此愚昧者，足见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所以我最后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不是那二位女同学告发的，我应该深深地道歉，因为我没预料到网络有这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