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突出重围（连续更新中）

老木匠

【突出重围】—长津湖战役中的陆战一师
Breakout—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Korea 1950

马丁•罗斯(Martin Ross)著


Golf20网友翻译


原载战史沙龙论坛/朝鲜战争

这本书主要描述美陆战一师如何在长津湖战役中克服重重困难，突破九兵团的重重包围，完身而退的过程。

前言

连续几个星期，在这个和佛罗里达大小相似的国家，美军被一支农民组成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在北韩军队后方发起成功的反击，终於在战场上赢得主动权，象秋风扫落叶一样迅猛地消灭了大批北韩军队。对麦克阿瑟来说，朝鲜战争即将以精彩的胜利中结束，至少看似如此。

“我将粉碎他们！” 麦克阿瑟宣称。

9月底联合国军收复汉城，将北韩军队的残兵败将赶过38线。10月1日，麦克阿瑟向北韩领袖金日成发布了一份劝降书。

内容是这样的：你的军队和发动战争潜力终将被摧毁，为了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时，能将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作为联合国军最高指挥，我呼吁你和你所指挥的在朝鲜境内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两天以后，中国总理周恩来警告美方，假如联合国军越过38线，中国将介入朝鲜战争。10月9日上午，联合国军于越过38线，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他的部队加强抵抗，战斗到最后一人。他向部下保证他们不是孤立的，苏联和中国人民将立场坚定地支持他们。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宣称“美军侵略朝鲜，对中国的安全是严重的威胁，现在大批美军越过38线，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

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是少将查尔斯•威尔劳比(Major General Charles Willoughby)，他对形势作出以下判断：“最近中国领导宣称假如美军越过38线，就派遣军队进入朝鲜。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在进行外交恐吓。”

3天后中央情报局给杜鲁门总统的形势评估中说“虽然周恩来发表了声明，有部队调往满州，同时宣传中也充斥着对美军战争暴行和越过38线的控诉，但是依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zhonggong将派遣军队全面介入朝鲜战争。”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会面，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是否可能介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让总统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并告诉总统北韩的抵抗将于感恩节前结束。在这次90分钟的会面结束前，总统再次问起中国介入的可能性，麦克阿瑟说：“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月内介入，那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介入了。”

4天后，美军骑一师和南韩第一师攻占了北韩首都平壤，第二天麦克阿瑟观看了187伞兵团在平壤以北30英里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伞降行动，5星上将宣布这次行动将截住后撤中的北韩军队。过了一天，麦克阿瑟又在位於东京的司令部中宣布，朝鲜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即使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这样伟大的军事统领也忘记了预言胜利是很不明智的。就当他在向全世界宣布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时，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正源源不断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徒步行走，并且只在晚上行军，所以没被联合国军发现。

虽然他的误判后来被众人嘲笑，但是那时过於自信的麦克阿瑟还是被历史所原谅。在1950年10月中旬，北韩军队几乎不存在，所剩的仅仅是落荒而逃的散兵游勇。关于中国是否将介入朝鲜，在那时无论是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白宫，没有一个人更加认真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和麦克阿瑟一样乐观。考虑到当时北韩军队的薄弱(威尔劳比在一份备忘录中告诉他的上司“敌人已经失去了组织任何规模反抗的能力”)，我们也应原谅他分兵共进的错误决定。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并在9月底占领汉城后，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少将率领他的美第八集团军沿朝鲜半岛西侧北上，而阿尔蒙德少将的第十军则乘船绕到半岛东北面的元山港，从那里北上进军鸭绿江。崎岖的长白山将两支军队分隔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本书将主要介绍第十军于1950年11月到12月的战斗，焦点则是第十军的主力部队，陆战一师。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陆战一师和美7师参战部队的序列：

陆战一师，指挥官是奥利弗•史密斯少将(Major General Oliver Smith)，所属3个步兵团，是陆战第1，5和7团，师属炮兵是陆战11团。

每个陆战团包括3个步兵营。

陆战第1团团长是切斯特•普勒上校(Col. Lewis Puller) 。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唐纳德•施麦克中校(Lt. Col. Donald Schmuck) 。
第2营营长艾伦•苏特中校(Lt. Col. Allan Sutter) 。
第3营营长托马斯•里奇中校(Lt. Col. Thomas Ridge)。

陆战第5团团长是雷蒙德•默里中校(Lt. Col. Raymond Murray)。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约翰•史迪文斯中校(Lt. Col. John Stevens)。
第2营营长哈欧德•罗伊斯中校(Lt. Col. Harold Roise) 。
第3营营长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Lt. Col. Robert Taplett) 。

陆战第7团团长是霍默•利兹伯格上校(Col. Homer Litzenberg)。
他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
第1营营长雷蒙•戴维斯中校(Lt. Col. Raymond Davis)。
第2营营长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Lt. Col. Randolph Lockwood)。
第3营营长威廉•哈里斯中校(and Lt. Col. William Harris)。

(假如满员，一个步兵团大约有3500人，一个步兵营大约有1000人。)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美7师部队有：第31步兵团，团长是艾伦•麦克莱恩上校(Col. Allen MacLean)，第57野战炮兵营和第31坦克连。麦克莱恩手下3个步兵营的指挥官是：32团1营营长唐•卡洛斯•费斯中校(Lt. Col. Don Faith)，31团2营营长威廉•莱迪中校(Lt. Col. William Reidy)和31团3营营长威廉•莱利中校(Lt. Col. William Reilly)。

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在整个战役中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指挥官是费尔德•哈里斯少将(Major General Field Harris)。


[ 本帖最后由 老木匠 于 2008-12-3 10:14 编辑 ]

老木匠

这位Golf20网友大概生活在北美，前几年在几个论坛上连载了他翻译的美军（美国陆军）在朝鲜的战斗行动，俺曾经转载于本坛：
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 ... D%B6%B7%D0%D0%B6%AF

他的译笔很不错的，历史知识略差点，有时会闹点笑话。

老规矩，一天转一贴，他停俺也停啦

老木匠

陆战一师一直被看作是美军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传统任务是占领滩头阵地，并坚守到后续部队到达(通常是陆军部队)。在二次大战中，不论哪一方的陆战队都是最有效的战斗部队，这不是因为他们作战勇敢，也不是因为受到上帝的保护，而是因为陆战队的新兵从训练开始就确信他们属於一支精锐的军团，并由此激发的灵感，也是因为陆战队员忠诚的传统，在实战中这意味着每一个陆战队员格外信赖自己的战友，同时他自己也可信赖的。

当时多数的陆战队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战友。这种崇高的奉献精神换来的是一往无前的攻势和战斗的胜利。恩斯特•海明威曾在陆战队服役，参加过一次大战，知道在战场上谁最信得过。他写道，“只要世界上还有战乱，我宁愿让一个好陆战队员伴随我，即使是一个破产的陆战队员，也不会选择其他人。”

参加陆战队的志愿兵在巴黎岛和圣地亚哥的新兵训练营接受为期10周的新兵训练，为他们所引以自豪的军人气质奠定基础。在这期间，每一个志愿兵都被封闭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时刻准备在无底深渊的边沿执行任务。当一名尚有思乡之念的新兵被这样的训练而困扰，就象在战场上一样，他从心地里希望得到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最终他将喜欢命令，并懂得服从命令将带来安全和生存。

陆战队有一种不可否定的魅力，陆战队员都认为自己比那些经常和自己并肩战斗的陆军士兵优秀很多(陆战队员从不称他们自己是士兵)。总地来说，陆战队员富于创造性，刻苦耐劳, 比陆军那些少爷兵更敢於执行危险任务。陆战队先辈的灵魂—那些在的黎波里，莫特兹玛的山丘，贝露森林，瓜岛，塔拉瓦岛，硫磺岛，仁川和其他圣地倒下的队员—折磨着世界各地每一个基地中的陆战队员，要求他们协调合作，纪律严明，勇敢无畏和为完成任务的坚定奉献，即使这意味着将进入地狱的深层。

虽然他们是美军中最出色的部队，但是陆战队的服饰并不耀眼。没有一支陆战队的单位拥有象“热带闪电”和“尖叫的雄鹰”这样的名称。陆战队除了庆典时穿的蓝礼服，就是简单的绿色丛林作战服，普普通通，没有任何装饰，不象陆军的军服上有徽章，名牌，臂章，肩章和铜扣子。迈克尔•卡帕罗上尉(Captain Michael Capraro)是陆战一师的负责公关的军官，他说：“陆战队里的重要军官大多有着十分平凡的名字，象布朗，戴维斯，约翰逊，琼斯，史密斯，威廉姆斯，威尔森，等等。虽然我知道这并不重要，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名字的平凡正反映了军团的平凡”

这就是陆战一师，它由3个步兵团组成—陆战1团，陆战5团和陆战7团，每个团大约有3200人。师属炮兵是陆战11团。总共超过12000人，他们在长津湖战役中承担了主要的战斗任务。后方是大约10000人的支援部队，包括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

卡帕罗上尉继续说道：“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步兵师，我觉得这就象一只杜宾犬，一只皮带紧绷的危险的猎狗，一心只想咬住敌人，最好是一个黄皮肤的。。。” 很多陆战队的基层官兵来自于南方，有人甚至说陆战一师的前身是罗伯特•李将军带领的来自北佛吉尼亚州的军队。就象南方联盟军一样，陆战队员都是志愿兵，都喜欢打仗。

很多美国人认为陆战队是美国的国宝。众所周知，每当战争的号角响起，陆战队就已做好战斗准备，同时速战速决是他们的传统。

上等兵雷•沃克(PFC Ray Walker)来自陆战5团A连，他说他的战友和征兵海报上的光辉形像(漂亮，宽脸膛，肌肉强壮)完全不同。“很多还是孩子，刚开始刮胡子。他们是普普通通的青少年，也许比别人稍微顽强些。记者称他们是男子汉，但是假如你伴随他们在美国游玩，你会发现他们更喜欢糖果和冰激凌，而不是啤酒和威士忌。而且他们在女孩面前很害羞。面对女孩们的母亲，他们叫‘妈妈’。我指的是列兵和上等兵，他们占全师的大多数，他们承担了主要的战斗。”

这些年轻人有目空一切，得意忘形的倾向，当然陆战队的历史是他们的炫耀的资本。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朝鲜的东北部摧毁了前来消灭他们中国军队。

老木匠

美第十军军长是阿尔蒙德将军，他已经于10月20日将司令部安置在元山港。在等待陆战队登陆的时间里，周围没有敌人活动，他无所事事，整日忙於民政事务。这包括了与当地官员和市民代表的会面，场面盛大，与会者都有机会享受香烟和糖果。

美陆7师按计划将在陆战队后登陆，这两个师将穿过朝鲜半岛狭窄的腰部，与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在平壤北面会合。他们将跨越太白山，在崎岖的山区行军120英里。

史密斯师长得到行动命令后，对此忧心忡忡。虽然字里行间表现着明显的自信，但是这份命令却意味着陆战一师的单位在行动中将分散开来，失去操作上的完整。起始的行动区域南北长300英里，东西宽60英里。除了海岸地区外，从元山到平壤的道路多是崎岖的山路，不适合坦克和车辆行驶。一边研究着地图，史密斯慢慢地意识到他和军长之间的麻烦大了。

陆战一师的年轻人们大约一半是正规军，一半是后备役，后者是从美国各地的城市中召集起来的。他们在得到归队通知后，即刻报到，进入现役，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威廉•霍普金斯上尉(Captain William B. Hopkins)是这样的典型，他来自罗奴克，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两年前他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8月8日接到归队通知，他不得不关闭律师事务所。

“受到通知后我晚上睡不着觉，” 他回忆道，“盘算如何和家人和朋友告别。”

一个周日的上午，在昏暗的天空下，被招入现役的新兵们聚集到小城的体育馆，然后顺着海军预备大道向车站行军。路边的人们停下脚步，去教堂做礼拜的教徒们也站在教堂们外，静静地注视着这些士兵走过，他们的野战军靴踩在碎石路上，嘎嘎做作响。在车站，一名当地小报的记者拍下霍普金斯和他父亲握手告别的镜头，第二天这张照片登了报，标题是“再见，祝你好运，孩子。”

很多后备役兵都是二战老兵，5年前他们刚刚从战场归来。下士罗•培尔(Corporal Roy Pearl)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杜路斯的小城，他在二战中参加了布干维尔岛，贝里琉岛，关岛和冲绳岛的登陆战，战后进入后备役，他依然参加周末的训练和夏季的训练营，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下微薄的补助，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在车行的工作。向他的战友们一样，在接到这个意外的归队通知后，他毫无怨言地踏上征程，但是这不是件容易事。他很担心他的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才3个月，她们还没接受洗礼。“我终於放心了，”他回忆道，“当本地的牧师同意路过他家，并在客厅里为他的女儿完成洗礼。”

杜路斯小城的后备役士兵第二天一早来到火车站，海仑•培尔也带着两个女儿来此和丈夫告别。但是她却无法找到自己的丈夫，这是陆战队员们已经登上火车，即将出发，在近似于疯狂的搜寻后终於找到了他。海仑鼓足勇气，保持微笑，在仓促中交给丈夫一个纪念戒指，上面刻着“送给罗，海仑” ，然后和丈夫吻别。

中尉李周恩(1st Lt. Chew-Een)半个世纪后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离家时的情景。“我来自于一个清贫的家庭，我父亲的名字叫精生，在萨克拉门托靠向餐馆宾馆批发水果蔬菜为生。那天上午他没去上班，在家送我。我母亲叫金玉，特地为我做了一顿好饭菜。当墙上的时钟指向出发的时间时，气氛变得十分尴尬，我的母亲很勇敢，她什么也没说。我的父亲坐在那里在看中文报纸，我猜他是假装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很崇拜他。他站起身，突然握了握我的手，想说什么，但是又说不出来，就在这一刻，我母亲再也忍不住泪水，哭了起来。我是一家的长子，也许一去就不会回来了。这次分离是很困难的。。。他们不辞辛劳，为生存而奋斗，而我却这样离开父母。”

离开自己的家人是艰难的，但是离开自己的祖国也是痛苦的。弗郎西斯•派瑞少校(Major Francis Parry)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回忆道：“1950年9月1日傍晚，我们乘船离开圣地亚哥风景优美的港口，向落日的方向航行。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刻。当陆战队军乐队开始演奏“晚安，爱玲纳”(这是乐队在这种场景最常演奏的音乐)，几百名陆战队员聚集到贝费尔德号的甲板上，跟随乐队高唱起来，岸上的家属和朋友也跟着唱起来。轮船慢慢远去，经过楼马半岛，驶入黑暗的太平洋，港口虽然渐渐远去，但歌声却不断在耳旁回响。”

福雷德•戴卫森(Fred Davidson)，一名年仅18岁的步兵坐在火车上，他回想起远处黑色的山岭和灯火辉煌的城市，还有送别的合唱。“就象我是在一座巨大教堂里合唱团的一员。”

老木匠

第三章

上等兵戴维森于10月11日在仁川登上波克萨号运兵船，驶向元山。“等我们到了海上，” 他回忆道，“上级告诉我们任务的目的地：陆战队要到半岛的领一侧登陆，那里还有少数北韩士兵顽抗。”在船上他看着山峦起伏的陆地在船左侧慢慢向后移动，经过釜山港后，他们向北驶去。“大约是19日，我走上甲板，突然发现陆地在船的右侧，我们在朝南开！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我们要回到仁川，然后返回美国。但是后来船又调头向北，山峦又回到了船的左侧。真是活见鬼，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元山登陆原定在10月20日，但是通往港口的航道却布满了水雷。发现这一情况后，所有运兵船不得不在港外原地打转，等待扫雷舰清除水雷。结果陆战队员们就这样等了大约两星期，人们都将这段时间称为“游游行动”。陆战队战史称这是一段极其枯燥无味的插曲。(“从来没有如此困难地打发时间。”)

在乔治克雷莫运兵船上只有一部电影，【断箭】(Broken Arrow)，由詹姆士•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主演。机枪手上等兵帕特里克•斯丁雷(PFC Patrick Stingley)在这期间看了好几遍，除了吃饭，睡觉，擦洗武器，打牌，读小说外，他没任何别的事情干。“电影中有一个情节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斯丁雷回忆道。“一个印第安人拒绝别人的建议，说‘我走开’。年轻的陆战队员们很喜欢这句台词，都把它挂在嘴上。每当我们不想去干什么事情时，我们就象那个自豪的印第安人一样说‘我走开’。但是作为一名陆战队员，我们受到誓言的约束，无法随意离开，即使这样，让嘴过一下瘾也很有意思。”

在游游行动接近尾声时，船上的陆战队员听说飞行联队的地勤人员已经上岸了，更糟糕的是岸上的后勤人员已经观看了由几名著名演员慰问表演。失望之余，陆战队员们只能向那些还没上岸的地勤人员发两句牢骚。

潘德尔顿训练营是陆战队在美国西海岸的训练营，当罗伊•培尔下士来到这里时告诉上司他是一名熟练的报务员。“我三次非常礼貌地告诉他，但是他三次都非常不礼貌地告诉我现在我是7团A连的一名步枪兵。”培尔没有说‘我走开’。为了保持技能的熟练，他在游游行动期间到驾驶舱里练习收发电码。一天，有一名管理通讯的军官偶然路过，他正好需要一名熟练的报务员。“立即到雷蒙•戴维斯中校那里报到” 他向培尔命令道。

培尔回想起戴维斯中校给他的第一印象，他面貌普通，身高也一般，穿着合身的工作吊带裤。“他来自于乔治亚州，语音平和，从不粗声粗气，从不贬低对方，和他在一起工作感觉很舒服。”他后来了解到在瓜岛战役和格洛斯特角登陆战时戴维斯中校就已经指挥一个特种武器营了，后来还在富有传奇色彩的刘易斯•普勒上校手下担任过陆战一师1团1营营长。

李周恩中尉是一个机枪排的排长，他们乘坐一艘坦克登陆舰，船员是日本人。对很多陆战队员来说，这是有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在不久前结束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人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为了改善伙食，李中尉安排陆战队员们和日本船员交换伙食，用他们的C型战地套餐换取船员们的日本饭菜，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对双方都是错误的。“他们的饭菜很吝啬，”李中尉说，“我们总是饿着肚子”更糟糕的是，有些陆战队员的消化系统无法接受这些外来食品。作为陆战队中第一位华裔军官的李中尉并不欣赏日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他认为日本人还象野人一样生活，而他的祖先则早就发展精美的饮食文化。

李中尉眯着眼观察着日本船员，怀疑他们不注意食品卫生，因而造成船上流行痢疾。李中尉不管三七二十一九派一组陆战队员拿起水龙，将船从里到外冲洗了一遍。但是痢疾却没有因此而消失，不久船上的海军卫生兵威廉•戴维斯(Corpsman William Davis)用完了所有的止痛药，不得不到请中尉想办法，不幸的是中尉也没有高招。无奈之余，李抽了一下鼻子说：“一点痢疾整不死人。”

就象一名严厉的监工，李中尉每天拉陆战队员们上甲板操练，风雨无阻(据陆战队员们说)。枪械军事亨利•福斯特向中尉闪了闪眼睛，告诉他，假如是在陆地上，肯定有一半士兵逃到山里去了。但是李中尉的幽默感发育不良，以为福斯特是在开玩笑。

李渴望早日加入战斗，当名垂青史的仁川登陆战打响时，他的排却被安排去打扫运兵舰，这让他非常愤怒。“不象陆军，”他回忆道，“陆战队离开运兵舰时总要把她打扫的干干净净，所以任务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让别人抢在我前面去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使我很气恼。”当然上岸以后，还是有足够的仗让他打。

占领汉城几天后，李中尉的弟弟过来看望他。他的弟弟叫李周蒙，陆军中尉，在洛东江防线负伤，最近伤愈归队。他们的会面很短暂，哥哥看见弟弟身上的网式吊带很有用，可以用来挂手榴弹，就想要过来，弟弟很高兴地将吊带解下来。就在这时7团B连接到命令，立即上船前往元山。李周蒙从背包中拿出相机，给蹲在机枪旁的兄长拍了张照片，随后兄弟二人就互相告别，各奔戎程，他们都面临着艰苦的战斗。

在爱肯胜利号运兵舰上，18岁的乔治•克罗茨(PFC George Crotts)是一个后备兵，在游游行动期间他无聊至极，就到底舱里和别人打牌。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床铺有5层，睡在里面连翻身都困难。“除了吃饭没别的事干，”他说。“但是饭菜糟糕透顶，油腻的罐装火腿肉，疙里疙瘩的奶粉牛奶(肯定是三鹿牌的)，绿色的煮鸡蛋。”没人有吃饭的食欲，而且阴冷的黄海波涛汹涌，很多人都晕船。“陆战队员喜欢通过折磨战友来表达友情”克罗茨指出，“这时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将劣质雪加烟的烟雾喷向一个已经吐的两腮发绿的战友总能博得大家的笑声，或者你能听到有人问他的朋友‘嗨，你想要一大碗清蒸辣椒豆么？’而这时他的朋友正想方设法忍住呕吐。我记得那时躺在床板上，正设法忘记周围垃圾桶里呕吐物的恶臭，但最后我也忍不住加入行列，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

克罗茨属於陆战7团D连，是一名见习机枪手，他的主要任务是抗着弹药箱上山下山。别人告诉他机枪手的死亡率很高，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很多机枪手会在战场上被打死。他知道D连是一个屡遭厄运的连队，在仁川登陆和攻占汉城时D连的伤亡都很大。他的排级军士告诉他：“7团D连非常不幸运，一个半死不活的朝鲜兵会爬行半英里，就为了在咽气前向我们打最后一枪。”克罗茨惊讶地张大眼睛，不知这是真是假。“我到达元山时已经被吓得半死。”

1950年10月26日的清晨天气晴朗，气温已经开始降低，快要打霜了。很快对釜山防御圈炎热夏夜的怀念就象思乡之情一样在陆战队员间传播开去，但是现在的气温还算凉爽宜人。陆战队在元山的非战斗登陆虽然没有任何抵抗，但也出了点事故。上岸不久，两名陆战队员到海滩上去找烤火的木柴，看到岸边漂流着一堆原木就去搬运，结果触响了地雷。

爆炸威力强大，根据官方记载“两名陆战队员被炸得粉碎，以致于无法区分两人的遗体，所以他们被安葬在一个坟墓中。”他们是最早在朝鲜东北部战死的美军士兵。

这是中国的第四野战集团军——包括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已经跨过中朝边界上的鸭绿江，依靠黑夜的保护，跋山涉水，向南挺进。每个军大约3万人，兵力已经超过第十军。(译者注：这里作者明显失误，38，39和40军在西线，没去东线，怎么可以如此对比呢？当然西线志愿军兵力也超过第十军)

老木匠

有几件事让史密斯将军对第十军军长不满。在仁川登陆时，阿尔蒙德将军专横地调走了师属第七摩托运输营，现在在元山，他又命令陆战一师将4辆卡车转让给南韩第一军。对史密斯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是南韩军队的后勤，也不想开创这样的先例。” 为此，他给阿尔蒙德发去急电，希望他能确认命令，并同时指出这些卡车是陆战队整体系统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军部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回答。陆战队和陆军之间的摩擦早在釜山防御圈时就表现出来了，那时兵力薄弱的陆战旅以出色的战绩让陆军的各个步兵团非常难堪。在8月和9月上旬，沃克将军几次让陆战旅担任战场救火队的角色，在洛东江突出部战斗中，陆战旅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令人可耻的大量美军装备，有坦克，火炮，重迫击炮，卡车和大量弹药，这些都是陆军早先的战斗中丢弃的。

最严重的纠纷发生在仁川登陆前。阿尔蒙德将军，一名陆军少将，得到对登陆部队的指挥权，这对陆战队已经是严重的侮辱，因为登陆作战是陆战队的特长；但是他却宣布在第一批登陆的部队中，用陆军32团替换陆战5师。史密斯将军听到命令后，惊讶的目瞪口呆：32团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兵是南朝鲜兵，他们都是刚刚招来的新兵，没经过任何两栖登陆训练，和平民没什么区别。从外表上看，史密斯抽着烟斗，一头银发，是一位温和谦逊的绅士，但事到如此他不得不表现出他倔强的性格。他告诉阿尔蒙德假如不改变计划，他将拒绝执行命令。最后阿尔蒙德作了让步，陆战5团和他们的老搭档陆战1团执行了9月15日的登陆任务。这是军事史上一次最出人意料的行动。

经过这些纠葛，阿尔蒙德将军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放到陆战队黑名单上的第一位。陆战队的高级军官都认为他在军事指挥上是个笨蛋。阿尔法•布斯尔上校(Colonel Alpha Bowser)是史密斯的行动部长，认为阿尔蒙德性格多变，情绪浮躁。象斯巴达人一样的陆战队员对阿尔蒙德的私人车厢很不满意，那里面配有冰箱，热水淋浴和抽水马桶。第十军军部的餐厅里有精美的瓷器和亚麻桌布，银餐具和银餐巾环，每天远东空军用飞机给他们运来新鲜水果，蔬菜和肉类，所有这些都让生活简朴陆战队员觉得这个奢侈享乐的将军不可信任。

终于结束了在海上无止境的漂泊，陆战队员们都很高兴。陆战队1团1营登上火车，从元山南下40英里，到一个叫Kojo的海边小村去。他们的任务是和在那里看守一个军需仓库的南韩军队换防。Kojo是一个渔村，有白色的海滩和蔚蓝的海水，是陆战队员到朝鲜以来看见的最诱人的风景。前来接站的南韩军官告诉他们驻守在这里是很轻松的任务，他说附近有几个北韩的散兵游勇，但是这些从前金日成的精兵强将现在生存都成问题，就别提打仗了。陆战队员们不知道在附近的山岭中隐藏着大约1000名北韩士兵，他们是朝鲜人民军5师第10团的部队，由周日宽上校(Col. Cho Ii Kwan)指挥，他从前是元山共产党的书记。

陆战1团1营的指挥官是杰克•霍金斯（Lt. Col. Jack Hawkins），他决定占领小村周围的高地，除了临海的一面外。他命令维斯利•诺恩上尉（Captain Wesley Noren）率领B连跨过稻田，在小村南侧2英里处的3个山包上建立防御阵地。“没有炮火支援，”诺恩回忆道，“我们的阵地太突前了。”A连和C连驻守在小村西侧，营部设置在海滩上。

来自雷诺克市的霍普金斯上尉负责指挥营部连，他记得这天晚上是他二战后第一次睡在地上，“这是一个10月凉爽的夜晚，地面坚硬，而我的身体却是软的，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晨陆战队员们发现稻田里结冰了，这是入秋以来的第一次。“那些曾经在中国驻扎过的老兵不知道我们要进入山地多远后才能撤退下来，回到船上。”这是一个两栖作战师，装备并不适合深入内地作战，但是他们在战役结束以前在陆地上推进了78英里。

威廉•贝茨少校（Major William L. Bates）来自武器连，他看见一长队身穿白衣的平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步履蹒跚地走过火车站。当他发现一些士兵在驱赶他们时，他警觉地坐起身来。在队伍的尾部有一组人拿着铁锹。贝茨找来一个翻译便追赶过去，当他赶上时，步枪手们已经站成一排，那些拿铁锹的人将人群聚集到一个土堆后面。“很明显，他们的计划是等枪手们准备完毕，”贝茨说，“就将这些犯人赶到开阔地上，让他们成为活靶子。”

在沙滩上，霍金斯上尉刚刚巡逻归来，“我注意到随军牧师愤怒地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又垂下来。我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手指向一座小山包，‘那里将发生恐怖的事情。’他说。他告诉我当地的青年团将同情共产党的家庭都抓起来了，‘等他们的坟墓挖好了，就会被枪毙的。’”

贝茨少校找到青年团的头领，命令他立即停下来。面对美国人的干涉，青年团的头领很愤怒。他向翻译叫喊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死得其所。“也许这是真的，”贝茨说，“但是没有审判就大肆屠杀肯定是不公平的，而且这里大约有15名儿童，有的还不到10岁。”虽然站成一排的枪手严重抗议，贝茨还是将这些犯人带到车站，将他们交给一名南韩军官，让他们坐上离开Kojo的最后一列火车。陆战队的老兵推测这些犯人一到元山就会被枪毙的。

在B连远离村庄的阵地上，一个班的陆战队员正在修筑工事，这是山坡上走来4名提着篮子的朝鲜妇女，她们是送鸡蛋来的，陆战队员们停下手上的活，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村民们送来的礼物。没人去想她们可能是间谍，被派到109高地来侦察美军防御的。晚些时候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来了一名老妇人，身着白衣，向陆战队这边喊叫。陆战队员问翻译她想要什么，翻译不信任地笑了笑，说老妇人警告他们说在村子附近走动的人们都是装扮成平民的北韩士兵。班长向老妇人挥挥手，点点头，表示感谢她的情报，随后她就消失在黄昏的黑影中了。

陆战队员们修筑完工事，平静地等待又一个漫长清凉的秋夜。半数人要执行警戒，假如一个散兵坑里有两个人，则起码一人必须保持清醒。他们在前一天晚间看见山里有火堆，村中也有灯笼的亮光，但是这天晚上，根据霍普金斯回忆，“就像我在二战中经历的黑夜，哪里也没有一点灯光和火光，只有天上的星光。”

霍普金斯天一黑就钻进睡袋，这次他很快就睡着了。不久睡着的陆战队员们就被密集的枪声吵醒了，在手榴弹的爆炸和冲锋枪的扫射中，他们疯狂地拉动拉链，想从睡袋中解放出来，但是有的拉链却卡住了，睡袋成了他们的收尸袋。几名陆战队员就这样在战斗开始时被敌人用刺刀扎死。克莱顿•罗伯斯军士（Sergeant Clayton Roberts）的个人英勇表现挽救了一个排，他用一挺机枪掩护了他们的撤退。但是罗伯斯自己却陷入重围，最后战死。海军卫生兵多林•斯达福特（Navy corpsman Dorin Stafford）为了照顾一名受伤的陆战队员，也留在了后面。一名令人敬畏的中尉来到霍金斯的指挥部，向营长报告他的排守卫的阵地丢失了，霍普金斯听他告诉营长说他们排多数人都战死了，有几个是在睡袋中被刺刀扎死的。

战斗一缓和下来，霍金斯就给在元山的团部发出紧急战报。

“从日落后至第二天日出，在南北西三面受到敌人顽强的攻击。敌人的数量估计在1000到1200之间。一个连队还在激烈战斗中。平民告诉我们的信息显示，附近地区的敌人可能超过3000人。我们9人战死，39人受伤，35人失踪，可能也战死。丢失两处阵地，假如继续坚守占地，则需要一个团的兵力。敌人目前分布在南北西三面，但通往北方的道路依然畅通。”

天亮了，霍金斯正在调动部队，加强沙滩附近的防御阵地，这是隐藏在村落中的大约200名北韩士兵突然跑出来，越过稻田，向西逃去。陆战队员们和刚到达的11团F连的炮兵集中火力，屠杀了大约一半的敌人。

白天，巡逻队找到了罗伯斯军士和另外15名陆战队员的遗体，但是却没找到卫生兵斯达福特的遗体，一名俘虏说一名陆战队的卫生兵被俘，被指派去找看北韩的伤员。下午，17名失踪的陆战队员找回阵地。乔治•帕里什上尉（Captain George Parish）驾驶着直升机巡视周围的田野，寻找失踪的队员，看见一间农舍旁用稻草写着“救命”两字，他将这架脆弱的直升机短暂地降落在农舍旁，将兴高采烈的上等兵威廉•梅斯特（PFC William Meister）接上飞机。

当陆战队挖筑新的防御阵地时，青年团的头领来到营部，说他很不满意昨天美军对死刑的干涉。通过翻译他抱怨这使他很丢脸面，现在他必须离开这里，开始流亡。霍金斯和霍普金斯看着他向南方走去，没有一点同情。

这时修订的伤亡记录显示，昨晚的战斗中23人战死，47人受伤，4人依然失踪。战斗中估计打死250名北韩士兵，抓住83名俘虏，他们将转交给缺少仁慈的南韩军队。

团长刘易斯•普勒上校于日落前1小时坐直升机来到这里，陪同他前来的是他沉默寡言的卫兵伯地军士（Sergeant Bodey），普勒已经决定撤销霍金斯指挥权，因为在他的指挥下，陆战队员们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击退敌人的攻击。天色将晚，远山的阴影慢慢地走过稻田，笼罩在阵地上。普勒注意到这些年轻的陆战队员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恐惧，他们害怕敌人又在夜晚攻击。普勒从一个散兵坑走到另一个散兵坑，和陆战队员们交谈，鼓舞他们的斗志。霍普金斯依然记得上校巡回阵地时和陆战队员们说的话，简短却十分有效。比如“等敌人靠近了再开枪。。。你打中敌人才能把他们挡住。”普勒走到霍普金斯上尉身边坐下，打开一个牛肉罐头，吃了起来，跟他攀谈起来：“罗诺克人，情况怎么样？”

一边吃着冰冷的晚餐，普勒和上尉天南海北地谈了起来，还谈起了弗吉尼亚优美的风光。霍普金斯提起二战时期，他曾经在上校的兄弟山姆手下干过。

“他在关岛战死了。”上校说。

“是的，长官。”

“我想念他。”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霍普金斯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普勒他无法理解元山登陆背后的策略——无法理解为什么陆战一师在占领汉城后不是继续北进，帮助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占领敌人的首都平壤。普勒并不急着解答他的疑问，而是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谁在操纵这一切？”

“那还用问，是麦克阿瑟将军。”

“他是一名陆军军官，陆战队占领了汉城，对不？假如你是麦克阿瑟，你会让陆战队即占领汉城又占领平壤么？”

这天晚上敌人没有攻击，很多陆战队员都很失望，这回他们准备好了。

老木匠

10月的最后一天，普勒派里奇中校和他指挥的陆战1团3营前往元山以西30英里的一个小村，村子叫马转里Majon-ni。这里是北韩的散兵游勇向北逃窜的必经之路，村里最显眼的建筑是学校，是一个洋葱头式的俄式建筑。（陆战队官方历史记载上说：“这个虚荣的建筑和这个小农社会格格不入，这里不单单是教育孩子，也是为了给成人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里奇将营指挥所设置在学校里，开始执行任务。他的任务是占领这个交通要道，并审查过路的人群。难民中隐藏着惊人数量的装扮成平民的北韩士兵。假如一名成年男子剪着短发，脖子上有日晒的V型印记（这是北韩军装的特点之一），脚上有长途跋涉而长出的老茧，那他肯定就是北韩的军人，将立即被逮捕，然后扔进陆战队在学校附近建立的战俘营。

里奇将不会重复霍金斯在Kojo的错误，将部队过分分散而无法建立有效防御。观察地形后他发现制高点离村庄过远，不适合在那里建立连级前哨阵地。里奇在村子周围建立了环形防御阵地，在以后的几天里击退了敌人几次试探性的攻击。

11月4日，一支车队在A连的护送下来给3营运送弹药和给养。但是半路上遇到敌人顽强的阻击，当夜晚来临时，A连连长罗伯特·巴洛上尉（Captain Robert Barrow）决定最好撤回元山，等明天再运。第二天他改变了策略，让中尉唐纳德·琼斯中尉(Lt. Donald Jones)带领1个排走在车队前面大约1英里的地方。他估计敌人肯定隐藏在路边，等听到卡车的噪声时才进入阻击阵地，他们也许不会注意到这些步行前进的步枪兵。这个策略很有效，上等兵罗伯特·克泽尔斯卡（PFC Robert Kozelska）带领的4人火力组走在前面，当他们绕过一个急转弯时，看见大约有1个排的北韩士兵在山坡上吃饭休息，他们一阵扫射，打到很多敌人，剩下的逃跑的。

这时战俘营里已经关押了大约600名北韩战俘，人满为患。卡车卸下货物后，放下防雨帆布，装满北韩战俘，这样敌人就不会发现车上装的是什么，而试图营救。巴洛和A连的200名士兵一路提心吊胆，因为战俘的数量是他们的3倍。幸好一路平安无事，装满战俘的车队安全地回到元山。

工业城市咸兴和它附近的姐妹城——距离元山70英里的港口城市兴南——是两个枯燥无味的城市，到处是空空的仓库，铁道货场，遗弃的厂房。市民情绪紧张，离美军躲得远远的。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在咸兴的废墟中扎营，他们在这里度日如年。年轻的陆战队员们百无聊赖，慢慢便开始滋事生非。

迫击炮排排长约瑟夫·欧文中士(1st Lt. Joseph Owen)知道他手下的罗伯特·凯里下士(Corporal Robert Kelly )有收集东西的天才，换句话说，他很会捡破烂。在咸兴没有多少破烂可捡，但这也难不倒凯里，在一个货场他发现一辆蒸汽机车，他便向战友们宣布他可以将它开动，但是排里却没有一人相信他，这让他很没面子。

“我告诉你们，我会操作火车头。不信的话，骑驴看帐本，走着瞧！”他说完，踩着沉重的步子走向火车头，决心要给大家表演一下。

欧文中尉回忆道：“接着我们就看见火车头喷云吐雾，突突吼叫，开动起来，我们不得不赶紧给凯里的个人运输公司让路。（凯里在加入陆战队以前在伊利诺里斯中心客运公司干过锅炉工。）后来利兹伯格上校责问威尔考克斯上尉（Captain Wilcox），他的B连是不是坐火车在城里兜风。调查后连长发现是凯里干的，让他过了几天悲惨的日子，因为上校不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按照阿尔蒙德的不可理解的作战计划，陆战一师的三个陆战团——1团，5团和7团——分散得越来越开。史密斯将军不得不提醒军长他的陆战一师已经分散在大约170英里宽的战线上，阿尔蒙德同意改变部队的分布，同时允许史密斯将默里中校的陆战5师从新兴Sinhung撤回，因为那里没有敌人的踪迹。

10月30日，陆战7团的行动军官，少校亨利·吴斯纳到军部参加军事会议。在巨大的军事地图前，阿尔蒙德将军宣布，少将戴维·巴尔（Major General  David Barr）的陆军第七师和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将向北推进，第三师则将在少将罗伯特·苏尔的指挥下在后方保护运输线。“等我们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阿尔蒙德大手一挥，“南韩军队就会接替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朝鲜了。”

爱德华德·冯内上校是陆战队在军部的联络官，他给吴斯纳安排了一次空中侦查，让他去看看陆战队向长津湖水库前进的路线，这里远离海岸，距离78英里。从空军的T-6侦查机向下看，吴斯纳没看见敌人的踪迹，但是他注意到地形的陡峭，连接冲积平原和高原间的道路也崎岖狭窄。

在10月的最后一天，陆战7团B连派出一个由3辆吉普组成的巡逻队，向内陆前进大约30英里，到达水洞，访问守卫在这里的南韩第26团。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将于11月2日和他们换防。威尔考克斯上尉通过无线电向团长汇报说南韩部队颇为急于离开这个地区，南韩军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周围有很多中国军队。他们抓到16名志愿军俘虏，都来自于第四野战军，第九兵团，42军124师370团的一个弹药排。战俘们都说42军的其他部队将在北韩坦克的支援下，在长津湖水库周围的山区阻击联合国军。

第二天，阿尔蒙德将军亲自察看了这些战俘，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穿着典型的满洲棉军衣，。。。虽然不很精明，但是愿意告诉我们他们的行动计划，我们得知他们于10月16日在Manpojin跨过鸭绿江，然后一直向南步行，装备由骡马托运。”阿尔蒙德通过无线电告诉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他可以证实zhonggong的军队已经加入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则让他的情报部长到前线来亲自调查。第八集团军早就报告说他们在西线遇到过zhonggong军队，但是威尔劳比却宁愿相信这些仅仅是志愿人员——毛泽东派遣的一些象征性的军队，来满足他向北韩领导人金日成作出的政治保证。

10月31日傍晚，派瑞少校听到有人敲门，他一抬头，看见他手下的一名炮兵提着一个南瓜做的灯笼站在外面，从咧开的大嘴里可以看见里面烛光闪动。在这个凉爽的秋夜看见如此情景，让派瑞不禁回想起童年的万圣节，勾起一丝思乡之情。抬头远望，在明亮的月光下，派瑞看见在东北方远处黑暗的崇山峻岭。带着一点不详的预感，他认识到陆战一师即将进入那片山地，远离他们通常的行动地区：沙滩，海洋和舰船。

第二天，11月1日，史密斯将军得到情报，陆军骑一师遭遇大批zhonggong军队攻击，损失严重。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此时位于西南大约60英里的地方，已经停止前进。“没有人保护我们的左翼，”史密斯回忆道，“除了师侦查连，即便如此，第十军军部依然逼迫我们加快速度，向长津湖水库前进。”

陆战7团即将成为第一个打败zhonggong军队的美军单位，团长是利兹伯格上校，他是一位粗壮结实的中年军官，假如穿上双排扣的礼服，你可能以为他是一位银行行长。利兹伯格上校很清楚周围有大批zhonggong军队，为了让7团军官们达成共识，他将军官们召集到他帐篷旁的一座小山前，向大家讲话。他说这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我们一定要赢得胜利，这很重要，”他说道。“因为这次战斗的结局将传向全世界，我们要让莫斯科和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一小时以后，陆战7团开始向北进发。在这个凉爽的上午，远近的山丘笼罩着紫色的晨雾，在阳光的照射下，雾气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山坡上的草木显示出秋日的色彩。曾经在朝鲜半岛南部战斗过的老兵注意到这里的景色与南面不同，山高谷深，山坡上树木更加茂盛。

少尉派特里克·罗（2nd Lt. Patrick Roe）是3营的情报官，他清楚地记得从城市到乡村的变化。“那些砖房，柏油马路和下水道都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各种材料拼凑起来的住房，就像在其他亚洲城市的郊区。然后出现的是森林，狭窄的土路和两侧的稻田，偶尔看见一间草房，旁边停着一辆牛车，远处是荒凉的山岭。”

7团B连年轻的陆战队员走在路上，间距大约10到15英尺。象往常一样，李周恩中尉走在最前面。“我总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他说。“我那时最大的担忧是害怕过早负伤，无法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能力。”李经历了汉城附近的战斗，但是却不能满足他对战火洗礼的欲望。在汉城北部的一次战斗中，发现一些北韩士兵在山脊上探头探脑地向下观察，他一时兴起，从侧翼冲上山脊，向反向山坡投弹扫射，最后却发现敌人早已在他发动单人攻击前离开了。“我觉得这么做有点傻。”他事后说。

李并不期望能活过这场战争，“我希望能给我的父母留下些实用的东西，能给他们带来些利益，我很高兴当时我有价值一万美元的国家服务人生保险。。。是的，我很宿命。现在我很难理解，那时我期待年轻就死。”

在Oro-ri附近的田野中，李中尉欣赏着周围的田园风光，耕种的稻田，几列柿子树和上坡路边的一片葡萄园。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河谷长大的李对农业的周期和自然的平衡很敏感，他知道路边草房里的农夫仅仅收集了足够维持到明年春天的食物。天黑前，陆战队准备就地宿营，队员们开始四处搜集木柴，准备生火取暖，加热战地套餐。田地中站着一名农夫，他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些外国士兵将葡萄架拆开，将木条拿去生火。当李中尉看到这些，立即叫喊道：“你！把这些放回去！，全放回去！”虽然他是全师最矮小的人，只有5英尺6英寸，大约130磅，但是没人敢小看他，他手下的士兵都知道这点，中尉很高兴地看着这几名陆战队员将木条放了回去。

“向后传，”他喊道。“不许碰一针一线。”

就这样B连走了过去，这位身穿白袍，飘洒着几绺胡须，典型的朝鲜老年农夫站在路边，不住感激地向他们鞠躬。

几分钟后李中尉走到高处，偶然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B连后面的连队正在摧毁那些古老的葡萄架，中尉意识到已经晚了，无法阻止他们。老农依然站在下面的田野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李无可奈何地转过身，继续前进。

团的尖兵这时已经进入水洞峡谷，山地从这里开始。地形适合伏击战。利兹伯格上校通过对战斗的观察研究，发现“朝鲜战争对陆战队来说很新鲜，这是山地战，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训练。道路两侧的山岭通常高于山谷1000到1500英尺，山谷中通常有布满岩石的河床，水很浅，可以在徒步涉水过去。每一座山峰后面是另一座山峰，看上去总好像更高。我们必须控制占领制高点的欲望，否则我们会将兵力分布太广。敌人一直在监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不管我们到那里，就像一个移动的防御圈，时刻准备击退敌人从任何一个方向发起的攻击。”

11月2日中午，陆战队在水洞以南的阵地上和南韩26团换防，这里距离咸兴大约20英里。下士罗伊·培尔回忆道：“那些南韩士兵笑嘻嘻地从山坡上走下来，向我们招手，并指着北面说‘那里有很多中国人！’。他们是我在朝鲜看到的动作最敏捷的部队。”李周恩中尉说：“这些南韩士兵匆匆忙忙地离开这里，丢下几个战俘。威尔考克斯上尉让我去审问他们，我很快断定他们是老兵游子，什么情报也问不出。审问他们让我很恼火，这样下去搞不好我就会被调去当情报参谋。对一个说中文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不想去享受参谋们相对舒适生活。”

营长雷蒙·戴维斯中校派出一个巡逻队到村北面去侦察情况，很快那里便响起枪声，等硝烟散去，地面上出现几局亚洲人扭曲的尸体。下士弗兰克·斯多克曼（Corporal Frank Stockman）是A连的机枪手，回忆道：“我们检查了尸体，寻找纪念品，我从一局死尸身上找到一个背包，打开翻看。可以肯定，他是中国人。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一条毛巾，上面印着红色的宣传口号，一件绿衬衫，一条绿裤子，一双鞋和一管牙膏。那时晚上已经很冷，所以我就将缴获来的衣服和裤子穿在陆战队军服外面。我一直在想，假如我这样被俘虏，不知那些中国军人会怎么看我。”

老木匠

第二天，11月2日，陆战7团开始缓慢地沿着铺满碎石的道路向前推进。下午停下准备宿营时，车队在水洞峡谷中被阴影覆盖的道路上延绵大约4英里。当阿尔蒙德将军得知利兹伯格在这个秋日仅仅向前推进了一英里多一点后很不高兴。

698高地，朝鲜人称之为Yondae-bong，位于路西侧，它的顶峰控制着附近的一座桥和一个铁路隧道。假如志愿军控制这个山头，将威胁陆战队的后勤供应线。附近地形狭窄，无法绕到而行。在山脚下，E连的一个排长约翰•杨西中尉（lst Lt. John Yancey）给自己手下的班长分配任务，军士罗基拉•卡里奥迪（Sergaent Rugierre Cagliotti）将带领一个班攻右路，下士李•菲利普（Corporal Lee Phillips）带领另一个班攻左路，杨西自己则带领一个班从中路攻击。“等我们到能投掷手榴弹的距离时，”他说，“我会发令投弹，每人投出一颗手榴弹，等爆炸后，我们就在敌人反映过来以前一起冲上去。”他在自己的卡宾枪上装上刺刀，将自己的。45英寸自动手枪顶上子弹，然后对身边的陆战队员说，“伙计们，让我们去占领这个该死的山头，出发！”

（杨西在二战中是卡尔森特别攻击队的成员，在1942年袭击马金岛的战斗中被一颗迫击炮弹击中，在脸上留下很多疤痕。一名E连从前的卫生兵詹姆斯•克雷普（Corpsmen James Claypool）说杨西的形象——黑色的胡须，完美的姿态，紧绷着的微笑——就像饭店里专门照顾客人的服务员一样，“要不就是一个演意大利舞男的特性演员。”）

杨西和他手下的陆战队员跨过鞍部，开始从布满危险的东南坡爬山。山顶的机枪组成交叉火力向他们射击，杨西身边的陆战队员不断倒下，其他人开始犹豫不决，攻击受阻。“冲上去！”他叫喊道。“跟我来。”

一排木柄手榴弹向陆战队员们飞来，每个后面飘舞着导火索的布条。杨西说：“它们从天上飞来，就像一群黑鸟。”一发子弹打穿了杨西的袖口，但他依然高声喊叫，鼓励大家冲锋，不断有人中弹，人数越来越少。卡里奥迪军士胸部中弹，沉重地倒了下去。列兵斯坦利•罗宾森(Private Stanley Robinson)——杨西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怠忽职务的陆战队员——接替指挥，他带领着卡里奥迪班剩下的5名队员继续攻击。全排一多半人都倒在山坡上，剩下的人依然有足够的火力将志愿军赶下反向山坡。

杨西说：“罗比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我看见他瘦长的身影，在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中，他不断向志愿军射击，迫使他们四处躲藏。这场景让人看了很兴奋，不过假如他总是保持这个姿势，肯定会被打死。”

上等兵阿维德•霍尔特曼（PFC Arvid Hultman）走在杨西右边，一个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倒在岩石上，痛苦地扭动着。杨西挎上霍尔特曼的自动步枪，开始向在山下射击，那里志愿军正在集结队伍，准备反击。换弹夹时，杨西扫视四周，掌握了阵地上的情况。排通讯员上等兵瑞克•马瑞恩(PFC Rick Marion)和马歇尔•麦坎(PFC Marshall McCann)还没受伤，正在全力奋战。左面下士菲利普的班只剩下3人还在战斗，右面则只剩下罗宾森一个人了，其他人非死即伤。霍尔特曼忍着伤痛，爬到杨西身边，将身上带的弹夹交给他。等子弹打完后，霍尔特曼又爬下山坡，从其他受伤的陆战队员身上收集步枪子弹，装填弹夹。

“麦坎，”杨西说，“通知下面我们已经占领了这个该死的山头。”

过了一会儿，步话机操作员将小巧的SCR-563交给中尉，副连长雷蒙德•波尔中尉（lst Lt. Raymond Ball）想和他通话。

“干得不错，杨西，情况怎么样？”

“不是很好，这里还剩下6个能继续战斗的，志愿军正在准备反击，我们需要帮助。”

“好的，等一下。”

在路边的指挥所里，波尔和连长华尔特•菲利普斯上尉（Captain Walter Phillips）正在商讨是否现在派援兵上去，他们觉得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无法挽救局势，还不如将攻上去的陆战队员撤下来，准备明天再攻。这时，耳机中又传来杨西的声音：“假如你们赶紧派援兵上来，我估计我们能守住。”

“不行，”菲利普斯说。“山坡上的阻击火力太强了。”

“见鬼，”杨西说，“我们上来了。”

“但是只上来6个。”

3排排长是利纳德•克勒门茨中尉（1st Lt. Leonard Clements），听到了这些对话，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准备将3排留下一半保护指挥所，他带领17名陆战队员，乘战斗的间隙从698高地的西坡上山。就在这时，志愿军吹响刺耳的号角，开始反击了。

“他们上来了，伙计们，”杨西喊道。“不许后退，要象一个陆战队员那样勇敢战死。”

守卫在山顶的这几个陆战队员排成半圆形的防线，他们已经快没弹药了。霍尔特曼也疲惫不堪，无力继续搜集弹药。罗宾森还剩下两颗手榴弹和一颗白磷手榴弹。麦坎和马瑞恩趴在杨西两侧，已经上好刺刀，准备拼搏。下士菲利普斯躲在他用石头搭建的城堡后面。排级军士阿兰•麦丁在左翼持枪等待。

罗宾森将白磷手榴弹远远地扔下山坡，喊道，“去吧，这些混蛋！”其他人看着手榴弹落下山爆炸，发出橘黄色的闪光，升起一片洁白的云烟。杨西回忆道：“这颗手榴弹炸倒几个志愿军，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马上就会将我们从山头上赶下去。”

就在这危急的关头，一名身材矮胖的陆战队员跑上阵地，这是二等兵詹姆斯•哥拉赫（Private James Gallagher）。他怀抱着重达50磅的一挺带着三角架的机枪和一箱弹药，（卫生兵克雷普对他的评价是“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潜力有限的年轻人，在战斗中他是一名勇敢无畏的陆战队员，大约5英尺半高，长着一张妖精似的脸，强壮好斗”）机枪已经装上子弹，随时可以发射。哥拉赫将机枪安置在射角开阔的地方，扣动扳机，向山坡上的志愿军扫射起来。但是很快他就打光了子弹，无法阻止志愿军攻击，眼看杨西和他手下的陆战队员将丢失阵地。

就在这时，克勒门茨带领着他的半个排出现了，出其不意地从志愿军的侧面开火。“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漂亮的场面。”杨西说。“他们在志愿军攻到半山腰时出现，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

黄昏时分，烟台峰的战斗停止了，硝烟刺鼻的战场又寂静下来。这是志愿军和美海军陆战队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手，陆战队占了上风。

花间对影

老木匠已经转了这么多啦，做个记号，空时再来了解这段历史。

老木匠

这位译者已经登录了本论坛，成为本坛的网友了。

他不仅不问罪俺侵权转载之罪，还倒过来感谢俺哩！真是个大大的好人！

这次打算一章一帖，总要有两三个月，大家慢慢看！

花间对影

欢迎高境界的Golf20，好感动啊~~~
俺就慢慢学习吧。

老木匠

第七章

下士培尔站在夜幕中，警惕地环视四周，同时又有点想家。“我拉下耳机，听见四周响起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声音——喇叭声，号角声和哨子声——然后看见在河对岸升起一排照明弹。因为山谷的反射，回声不断，然后又恢复了黑夜的沉静，突然我听到营长戴维斯的声音：‘陆战队员们，注意了，敌人正在攻击河另一侧的连队，我们可能随时遭到攻击，准备好武器弹药并提高警惕，祝大家射击成功。’”

大约凌晨2点，威廉•戴维斯中尉听见大型履带车辆前进时特有的钢铁互相碰撞的声音，声音从北面传来。很多陆战队员都听见了，他们都认为这是陆战队的推土机。

“坦克！”这是戴维斯中尉手下迫击炮班班长参谋军士唐纳德琼斯（Staff Sergeant Donald Jones）的声音。

“怎么可能有坦克到这里来？”戴维斯问道。“这肯定是推土机。”

“中尉，我们这些老兵在二战时多次在晚上听到日本坦克的声音，这肯定不是推土机。”

大约100码远的地方，参谋军士克雷顿•冯德特（Staff Sergeant Clayton Vondette）正和两名二等兵在指挥所北面架设电话线，这时一辆坦克开着前灯转过一个弯道，向他们开来。冯德特认为这肯定是陆战队的坦克，驾驶员肯定不知道有灯火管制的命令。他跳上吉普车，向坦克开去，挡住它的去路。“关上那该死的前灯！”他向马达轰鸣的坦克徒劳地叫喊着。冯德特回忆道：“然后发生的是：一个舱盖打开了，露出一张亚洲人的面孔，坦克上的机枪开始向四周射击。我赶紧将吉普车挂上倒车挡，飞快地逃走，我那两名助手也尖叫着消失在夜幕中。”

这辆轰鸣的坦克顺着道路一直开到位于一处浅沟的指挥所前。戴维斯中尉和琼斯军士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怪物。“没什么比拿着一支卡宾枪面对坦克而感到更徒劳无益了，”戴维斯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巨大的机器停了下来，马达依然在转动，看上去就像一个独眼的怪兽，面对它的是排的60毫米迫击炮。它又继续向前行使，来到81毫米迫击炮阵地前。向那些被吓呆了的迫击炮手头上打了几炮后，这辆坦克掉头顺原路返回。培尔下士听见接线员愤怒地大叫道：“你把所有该死的电话线都弄断了！”

这时陆战队员们已经清醒过来，反坦克小组开始行动起来，但是并不十分有效。一发3.5英寸火箭弹仅仅打着了保护装甲的沙包。这辆坦克身上飘着火苗，挂着火星，叮当作响地转过路角，消失在水洞的那些草房中。这是一辆苏制T-34型坦克，属于北韩第334坦克团，这个部队在汉城的战斗中已经被摧毁。另外剩下的4辆坦克在水洞以北大约3英里远的地方等待着。

大约凌晨4点，参谋军士琼斯听见阵地前有脚步声。“他们来了。”他小声说。戴维斯中尉命令法瑞尔下士（Corporal J. D. Farrell）用2号迫击炮垂直发射一颗照明弹。戴维斯说：“这发照明弹会暴露迫击炮阵地的位置，但是水滴型的炮弹飞到大约250英尺的高度，打开降落伞，以11万烛光的亮度将地面上的一切照亮大约10秒钟。”在亮光中站立着4名身穿芥末色棉军装的亚洲军人。随着三声步枪射击声，三人倒下，剩下的那个眼睛瞪得像茶碗大，高举双手，听任冲锋枪在胸前晃荡。戴维斯中尉和一个通讯员——上等兵哈弗森（PFC B. V. Halverson）——过去查看情况。那里剩下一个幸存者，呆呆地站在那里，举着手，等待被俘虏。

“哈弗森，他们是中国人。”

“长官，真的？”

这时副连长尤金•霍瓦特（1st Lt. Eugene Hovatter）也赶到现场，借着远处照明弹的光亮看了看尸体，认为他们可能是北韩的散兵游勇。但是戴维斯坚信他们是中国士兵。

“你有什么根据？”

戴维斯很难解释，他曾经在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担任过警卫队长，只能说他感觉他们是中国人，但是没有什么理性根据。另一名曾经在中国服役的陆战队老兵也过来检查尸体，他也支持戴维斯的看法。

消息很快传开，培尔说：“我们都相当吃惊，昨天我们才听到谣言，说中国军队正在鸭绿江边集结，准备阻止麦克阿瑟将军进入满洲，但是现在我们却在鸭绿江以南100英里的地方面对他们的攻击。”

歪弟

记号O

老木匠

在河对岸B连的防区，谣言已经变为现实。中尉哈日尔•凯瑟尔（Lt. Harrol Kiser）说：“我们惊恐不安，都不敢闭上眼睛，搜索每一处山石，每一处灌木，试图找到志愿军的踪迹。”

参谋军士阿奇贝尔德•凡•维克尔（Staff Sg. Archibald Van Winkle）在巡视他们排的阵地。“我们有一个前哨阵地，很小，只有4名陆战队员躲在一个浅坑中。他们还是孩子，流传的谣言让他们感到紧张，所以我在那里多呆了一会儿。”

李周恩手下的一个班长是谢尔曼•里克特，他正紧张地等待志愿军开始冲锋，突然附近的一个陆战队员向他悄声说：“军士，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这天晚上的暗号是“深紫”，里克特喊道“深！”但是地平线上的阴影却没有回答“紫”。“好，”里克特说，“开枪打这小子！”

就这样，战斗在B连的防区开始了。凡•维克尔和身边的4名陆战队员听到四周响起哨声和号角声。“志愿军已经离得很近了，扔石头都能砸到他们。”凡•维克尔回忆道。“我对那4个年轻人说，‘赶紧离开这里，’不是我瞎编，这些年轻人转身就跑，我都不用重复第二遍。”

当志愿军大约以30人为一组攻击B连防线时，凯瑟尔中尉正在和连长威尔考克斯上尉通话。“连长在指挥所，听见阵地上的喧哗吵闹声，问道‘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告诉他，这里到处是志愿军，再过一会儿就要到他那里去了。”凡•维克尔说：“我观察四周，发现志愿军比陆战队员多，知道麻烦大了。”

B连的迫击炮排排长是约瑟夫•欧文中尉。他的两门60毫米迫击炮布置在半山腰，准备支援中尉威廉•加波尔（Lt. William Graeber）的排。“大批的志愿军向我们冲过来，”他回忆道，“他们从凯瑟尔排那边的防线上退下来，将山脚下那门迫击炮的阵地占领了。我当时太忙，没注意到山下那门迫击炮停止了发射，突然我们看见一名炮手在黑暗中爬上山来，告诉我们志愿军占领了阵地，将所有人都打死了，只有他逃了出来。糟糕！这是我第一场战斗，刚开始我就丢失了一门炮。”

“我召集了几名志愿者，准备下山夺回迫击炮。我带领着凯力和维尔走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我们能听到志愿军从我们附近跑开，我估计我们小小的反击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丢失的迫击炮，发现它竟然没架设起来，还躺在地上，两脚支架却不见了。这时我们发现志愿军火车隧道那边向我们射击，所以我们就架起迫击炮，准备向那里射击。”

“第一发炮弹哑火——炮弹留在炮筒里。即使在大白天处理哑火的炮弹也是件很麻烦的事，一人将炮筒底端慢慢抬起，直到炮弹从炮口滑出，另一人伸手在炮口处接着滑出的炮弹，我就是那个接炮弹的。然后我们继续发射，但是第二发炮弹也哑火，我们不得不重复这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程序。”

“有人建议我们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周围到处都是志愿军。这时我突然想起应该检查一下炮管，我们很幸运地在里面发现一块抹布。我们坚守阵地，没有撤退，向隧道那里的志愿军不断发射炮弹。过了一会儿，负责指挥这门迫击炮的军士找回来了，告诉我们志愿军如何突然袭击，导致他丢失了阵地。他说这都是因为我给他下达命令太晚，所以他进入阵地是已经天黑了，没时间建立防御。‘全是没用的废话！’我告诉他，‘你失职了！’第二天我就将他送回师部，在那里他成了一名碌碌无为的邮差。”

在B连的左翼，一线阵地丢失了。李中尉听见在山坡顶部有人在悄悄地说中国话。他很惊讶，没想到志愿军已经突破到这里了。他和枪械军士福斯特（Gunnery Sergeant Foster）将被打散的陆战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防线，让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我们几乎能摸到空气中的恐怖气氛。”李说。他决定必须和志愿军接上火，这样才能断定他们确切地位置和意图。李回忆道：“他们是不是将顺着山脊继续攻击？还是准备乘我们不注意渗透防线？我决定一个人上去侦查一下。当然这样很危险，但是山坡上到处沟沟坎坎，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隐蔽。”

为了吸引火力，他一边爬山一边叫喊，用卡宾枪射击，投掷手榴弹。“我叫喊了什么？我记不得了，我只是为了制造噪声，迷惑对方。”半路上他从一名战死的陆战队员身上补充了卡宾枪的弹药，还找到一挺自动步枪，向山顶扫射了一番。“惊讶中，我发现距离志愿军很近，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时继续向前比退却更安全，我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向前攻击。”

“‘不要开枪！’”我用中文喊道。“‘我不是敌人！’但是他们依然向我开枪了，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得继续攻击。我向喷射口焰的枪口投掷手榴弹，然后跑到右翼向他们整整发射了一个弹夹。我继续前进时，看见山石上出现三四个战死的志愿军，手里依然抓着武器。到达山顶时，我借着月光能看见志愿军已经顺着反向山坡撤退下去了。这时其他陆战队员在我后面大约100码的地方。我确实是冒险了，但是这是有计划地风险。”

“突然，我意识到我一个人只身将志愿军赶走，占领了山头。他们假如知道只是我一个人，肯定不会怕我。但是我东一枪，西一炮，这样他们以为是很多人在攻击。我坐下身来，喘口气，注意到周围是如此宁静，与周围山岭上的激烈战斗形成极大的反差。曳光弹四处横飞，陆战队的是红色，志愿军的是绿色，还能看到北韩军队的蓝色曳光弹。等我休息够了，转过身来，两手搭成喇叭，叫下面的陆战队员快点上来。”

直到今日李周恩依然记得在山坡上看见的那两名战死的陆战队员，心中充满着不安。“一个是二等兵迪蒙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男孩，一头金色卷发。在月光下，他就像一座希腊大理石雕像。另一个是排级军士隆，还在睡袋中，还没来得及爬出来就阵亡了。还有很多人也没准备好，被志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这是根本无法辩解的。坦率地说，我们没有达到陆战队的标准。我向你保证，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战斗开始时不在第一线，却在连队后方开会。我接受了教训，我将一直留在前线阵地，保证这样的事不再发生。”

天亮了，李回到他昨晚存放背包的地方。正准备坐下，给自己泡一杯咖啡。（“我总保持放松的心态，这是我保持战斗力的秘诀。在会议结束后，我能投入攻击，奋勇射击，但是没事的时候，我从不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

回到他的散兵坑，李将身上的吊带（在仁川从他弟弟那里要来的）解下，正想将它挂在树枝上，“突然就听到嗡地一声，一颗子弹就像铁锤一样击中我的右臂，巨大的冲击力将wo推出好几英尺，沉重地摔倒在地，顺着山坡滚了下来。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觉得全身麻痹，伤口剧痛。我的战友们飞快地赶到身边来帮助我，让我深受感动。我试着说话，想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却说不出生音来。我想说：‘记住带上我的背带，别弄丢了。’”

陆战11团的I连炮口朝天，整夜都在向附近的志愿军阵地射击。天亮后，志愿军的狙击手发现了炮兵阵地，开始向这里打冷枪，对这些宝贵的榴弹炮形成威胁。弗郎西斯•派瑞少校决定让I连连长将炮兵阵地顺着公路向后方撤退，转移到远离前线的地方。然后他开着吉普来到团部，向团长汇报。身材健壮，宽脸膛的团长正站在自己的帐篷旁边。

派瑞少校回忆道：“听了我的报告，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然后对我说，‘我命令I连留在原地，这是陆战队和志愿军的第一场战斗，我们不能现在就暗示我们要撤退。’”

Golf20

第九章

天慢慢亮了，烟台峰周围布满了晨雾。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杨西中尉很清楚他的E连被包围了。他们整夜都在向周围的志愿军射击，但是双方都没多少损失。“这些中国人行动很小心，他们就像是坐在门里的摇椅上一样。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所以谁也不出声，都在静静地等待。”

云雾中突然有人吹响了一支军号。山顶阵地上没几个陆战队员，距离很近，杨西不必提高嗓门，大家就都能听见。

“提高警惕，看到目标再打。”

大家都向前俯下身，扫视阵地前沿，希望能比志愿军早发现对方。“我们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然后就能看见他们的橡胶鞋和袜子。然后浓雾散去一些，显出了志愿军战士们的身影。我们立即开火，将他们一串串地打倒。我们从来没有如此干净利落地打仗。”

吹来一阵凉风，晨雾终于消失了。山顶上的陆战队员发现了紧急情况：一队志愿军占领的他们与河边指挥所间的地盘。卡尔·温斯洛军士（Sergeant Carl Winslow）回忆道：“到处是志愿军士兵。”韦伯·索亚尔少校（Major Webb Sawyer）说：“我们被魔鬼包围了。”

詹姆斯·斯坦普尔中尉（Lt. james Stemple）是A连的一位排长，他们正在道路东面阻击志愿军猛烈的攻击。“他们不断地攻击我的战地，我猜他们是磕药了。我向一名冲过来的志愿军打了4枪，都打在胸部，我看见棉花从他背后的弹孔中飞出，但是他还不倒下，直到扔出他的手榴弹。卡宾枪的威力不如M1步枪。任何人被M1步枪击中后，都肯定会被打倒的。然而4发卡宾枪子弹却无法挡住。”这天上午大约8点左右，志愿军终于决定撤退了。

一等兵维辛特·依斯特（PFC Vincent Yeasted）是一名自动步枪手，他将斯坦普尔中尉叫到他的位置上，这里是左翼，面对河。中尉从望远镜中看到一群群身着黄绿军装的志愿军正从698高地的北坡上跑下来，向铁路冲去，准备撤退。

“苏阿军士，”斯坦普尔回头叫道：“把你的机枪转移到这里来。”马拉雅·苏阿军士（Sergeant Malaya Sua ）和机枪手们立即在这里架起两挺机枪。“准备好就开火。”斯坦普尔命令道。苏阿的机枪随即便开始向河对岸聚集成一团的志愿军扫射。

下士罗伊·培尔从另一个角度目睹这一切。他听到有人喊叫道：“注意看这边！”培尔这时和戴维斯中校一起站在路边，听见喊叫声便向别人所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有一队志愿军，排成两列纵队，在光天化日下沿着铁路向北行进。培尔回忆道：“他们距离我们只有大约100码，但是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突然我们的机枪向他们开火了，其他武器也加入进来，这也有我的一份。正当我杀得性起，觉得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玩够了吧，培尔，’中校对我说，“赶紧回到你的岗位上去操作步话机。”

约瑟夫·欧文中尉说：“当我听说志愿军正在向铁路附近行动，就抓起一个步话机赶到一个观测点，指挥炮火。一会儿我们的小型原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志愿军的头上。我们称60毫米迫击炮是机会武器，告诉你，这是次绝好的机会。炮弹像张了眼睛一样，咬住志愿军不放，不论他们跑到水沟里，岩石后面，小山后面，还是在河床上。在60毫米迫击炮面前，他们无处藏身。”炮击停止后，陆战队员们看见最后几名活着的志愿军正疯狂地从战友的尸体上爬过去，试图离开这个绝望的地方。当他们接近步枪最远射程时，狙击手们漫不经心地将这最后几个目标消灭了。

弗里德里克·道萨特中校是利兹伯格上校的副手，他是这样总结在水洞附近的战斗的：“志愿军发动了协调良好的营级攻击，但是在连队和以下级别的单位中却缺少领导和智谋。我看见机枪在铁路附近打死半个连的志愿军，纯粹的屠杀，但是当一名志愿军军官吹响哨子，幸存者又开始列队前进，我们的机枪就又开始向他们扫射，直到最后剩下大约10到15人疯狂地四散奔逃。中国人不重视人的生命，也不重视自己人的生命。跟他们作战，我们需要特殊的战斗条例。”

战斗结束后，杨西中尉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他躺在地上，点燃一支烟，环视四周。一等兵詹姆斯·哥拉赫正好走过，杨西便和他谈起挽救阵地的英勇行动，杨西问道：“是什么让你这么干的？”哥拉赫笑了笑，对中尉坦率地说出了他的解释：“我妈妈从小教我不要做胆小鬼。”

斯坦普尔中尉还记得当A连下山之时，利兹伯格上校站在山脚下，端着一罐咖啡，在每一个路过的陆战队员背后拍一巴掌。上校的绰号是白色大牧师，他通常不表露自己的情绪，但是几天，他对手下的这些步枪手，迫击炮手和机枪手们的表现非常满意。他想起斯坦普尔中尉曾经是他身边的一名参谋，坚持让他停下来，同他一起喝口咖啡。“你说，斯坦普尔，我们是不是该向他们撒劝降传单了？”他轻蔑地说道。

“我觉得他们没全被消灭。上校。”

“对，但是至少他们能让我们清闲几天。”

“是的，长官，希望如此。”

罗伯特·高尔特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通常很少提及：他和他的助手负责处理战死者的尸体。利兹伯格上校总是在四处寻找称职的人，一天他注意到这名黑人陆战队员做事非常仔细，严谨，就问他是否愿意负责丧葬处的工作。来自印第安纳的高尔特，平时沉默寡言，做事稳重，接受了团长的命令。

“这个工作没正点，”他回忆道。“我们不停地来回运送尸体。我们一共5人，有一辆卡车。到达前线后，我们就停下车，徒步走到阵地上，那里陆战队员就会告诉我们死尸在哪里。我们将狗牌拿下来，然后将一块拴在脚踝上，一块拴在手腕上。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做这些工作，死者的朋友可能就在附近观看，希望我们能尊重死者。然后我们将死者的名字，军衔和序号登记入册，然后打开他的背包和口袋，寻找信件和其它遗物。有时狗牌在爆炸中被炸飞了，死者有没有家信，周围又没有认识他的人，因为他是刚到前线的补充人员。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搜集他的指纹，然后交给后方，让他们对照指纹，搞清楚死者到底是谁，然后给他的家人报死信。”

参谋军士凡·维克尔负伤后被运到营包扎所，在被运往咸兴以前，他的朋友常来探望他，向他祝福。他虽然很感谢前来探望的朋友，但是由于伤痛却难以和他们交谈。在一次反击中他的肘部被打中，失血很多。以至于当凯瑟尔中尉前来看望他时，还以为面对着一具死尸。“我从来没见过如此苍白的活人。”

李周恩中尉也在同一座帐篷中焦躁地等待军医，他坚信军医检查了他的伤势后，一定会将他送回B连，那里就象是他的家一样。在帐篷的一角，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二等兵，他将脸埋在双手中，默默地在哭泣。这场景对李触动很大，“你在这里哭什么？”他问道。“你伤在哪里？”

年轻的陆战队员抬起头，啜泣道，“我看见我的好朋友被打死了！”

李站起身，用左手扶着负伤的右臂，大步走到他的面前。“让我看看你的伤。”

但是这名二等兵却无法满足李中尉的要求，他的心理受伤了。就象乔治·巴顿将军在二战中遇到的类似的难堪事件一样，李觉得他对此无法忍受，对这名失去斗志的步兵没有一点同情。站在这名畏缩不前的二等兵面前，他用没受伤的左手比划着说：

“看看你的周围，这里的人都受伤了。比如这边这位，一块弹片打进他的腹部，那边那位，肩膀被子弹击中。你听见他们哭泣了么？”

李没有象巴顿将军那样打他耳光，他只是宣称这名已经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二等兵不是真正的陆战队员，给陆战队丢脸了。

“从现在开始，”李说道，“你闭上嘴，别出声，以表示你对这些勇敢的陆战队员的尊敬，听懂了么？”

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眼里还闪着泪花。

几分钟后营属军医检查了李的伤情，坚持认为他要到咸兴的野战医院去养伤。李中尉极力对，却无法改变军医的决定。欧文中尉还记得他满脸怒容地爬上救护车，向南开去。李拒绝向战友们告别，坚信他将很快返回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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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雅萍

:-)欢迎golf20，这下木匠老师不用辛苦搬运了，关注中

Golf20

第十章

11月3日，夜晚的到来标志着陆战队和志愿军之间的第一场战斗结束。志愿军124师所属两个团的残部后撤3英里，在通往黄土岭的道路两侧构筑阻击阵地。山路十分狭窄，坦克无法通过，后来陆战队的工兵拓宽了道路。这意味着北韩第344坦克团的T34只能留在山脚下。坦克兵们想方设法伪装坦克，希望能躲过第二天开始慢慢向前推进的陆战7团。（陆战队员们发现这些坦克兵近似于疯狂地保护他们的坦克，现在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平壤的英雄纪念碑上。）

陆战队的侦察兵在山谷中顺着铁路前进，很快穿过真兴里，来到窄轨铁路的尽头——三巨车站。这里有一座缆车，通向位于高原上的那个孤独的小村——古士里。下士约瑟夫·麦克德姆特（Corporal Joseph McDermott）是7团的尖兵，在路弯处发现一堆十分不协调的灌木和稻草。带上一等兵华尔特·科尔（PFC Walter Cole），他离开道路，前去搜查。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他们艰难地前进，走到一半他们就看出这是一辆T34坦克。麦克德姆特从后面接近坦克，掀开一些伪装，从后面爬上坦克。他先试着打开舱盖，但是没成功，就用枪托将潜望镜砸入装甲，然后莽撞地从缝隙中朝里看，不料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打了出来，擦着他的脸皮飞过去。他掏出一颗手榴弹，拉下保险拴，从潜望镜的开口处扔进坦克。

沉闷的爆炸声中喷出一团烟雾。过了一会儿，坦克的马达突然启动，象一头愤怒的巨象向前冲去。麦克德姆特急忙抓住把手，才没被甩下坦克。但是他也无法再掏出手榴弹，无奈之余只得跳下坦克，连滚带爬地跑到躲在一块巨石后的科尔身边。坦克转了一圈，又在他们附近停下了。科尔冒险的机会来了，他飞身一跃，跳上坦克，将一颗手榴弹塞进坦克，然后赶紧低头躲藏。又是一声沉闷的爆炸，火焰和烟雾从炮管和潜望镜中喷出。马达哼哼了几声，坦克又向前窜动了几英尺，然后就没了声息。

在公路上，唐纳德·沙龙中尉（1st Lt. Donald Sharon ）看见路边的一座草房倒塌下来，露出一辆T34坦克，它的85毫米炮管正咄咄逼人地向公路上行进中的队列转过来。陆战队员们赶紧散开到路两边，躲藏起来，并立即呼叫支援火力。不一会儿，反坦克火箭筒小组，无后座力炮和空中火力纷纷加入攻击。很快就将4辆坦克击毁。至此，北韩的第344坦克团全军覆没。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一幕幽默的喜剧却在后面上演了。戴维斯中校还记得昨天晚上，一辆孤独的坦克冲入阵地，让他措手不及。为了能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出现，他从反坦克连那里要来几颗反坦克地雷，装在麻袋中，放在自己的吉普车上。11月4日上午，他听说前面发现敌人的坦克，立即将他的传令兵一等兵瓦特森（PFC Watson）叫来。“我让他在路边的水沟中隐藏好，这里的陆基收缩，道路狭窄。我交给他一个地雷，告诉他‘假如坦克过来了，你就将地雷放到履带能压着的地方，懂了么？’”几分钟后，戴维斯又来到这里，看看瓦特森是否准备好了。“他显得很紧张，我猜他肯定是没弄清自己的任务，所以我又仔细地向他解释了一遍。他用心地听着，我注意到他的前额上冒出大颗的汗珠，当我向他解释如何逃脱时，他松了口气，说‘我的上帝啊，中校！’”

“‘怎么回事，瓦特森？’”

这个年轻人哆哆嗦嗦，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说，他原来以为我要他抱着地雷，将它送到坦克转动的履带中。“换句话说，”戴维斯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以为我要他象日本神风特攻队那样，用自杀攻击的方式炸毁坦克。我告诉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名字叫罗伯特·瓦特森，我不记得他的家乡在哪里，但他是一名优秀的陆战队员。”

11月6日，天黑以后，陆战11团的炮兵名向志愿军124师的残部发射了一系列密集的炮火。利兹伯格上校在后来的谈话中，就像一名商人一样地总结道：“当我们消灭了124师作为预备队的那个团，标志着这个师被彻底击败了。”

史密斯将军的评论也很温和，“一场鏖战”，他说。

迫击炮手约瑟夫·欧文的评论更尖锐，“我们把对手打得满地找牙，证明我们和在南面战斗的5团一样强大。”

陆战7团化了5天的时间肃清了在水洞周围的志愿军，不管他们是占据在高地上，还是躲在山谷里。7团的3000名陆战队员中大约50人战死，200人受伤。志愿军则在战场上留下大约1500具尸体。

满地的死尸对那些新兵来说是新奇的（但是对那些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来说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很多新兵在战场上巡视一番，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遍地密集的尸体，然后才继续向北面的山口进发。志愿军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的棉军衣和军裤，戴着边上镶有毛皮的护耳军帽，少数穿着镶着毛皮的靴子，绝大多数都穿着带橡胶底的帆布鞋，陆战队员们通常称之为网球鞋。情报人员打开他们的背包，发现里面装有大约四至五天的给养，有大米，玉米，黄豆，都已经炒熟了，这样可以因避免生火做饭而暴露目标。每个士兵带有大约80到100发子弹和几颗木柄手榴弹。

阿尔蒙德将军来到战场视察，一不小心又在陆战队面前出丑了。他注意到陆战队18门榴弹炮的炮口朝天——这样可以让炮弹落在反向山坡上——就对利兹伯格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还有高射炮。”这对陆战队来说已经是很滑稽的事，但是假如他们发现军长认为水洞的战斗是不值一提时，肯定会觉得胆寒不已。当陆战队在山谷中和志愿军奋战时，军长的战地日记上记载的却是：“检查了为第十军参谋人员准备卧车和大巴。”

在东京，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威尔劳比依然认为中国仅派了少数自愿者来到朝鲜，参加战斗，他于11月3日宣布，可能有一万六千五百名到三万四千名中国士兵在朝鲜抗击美军。这个估计和现实相差甚远。这时第九兵团的12个师已经像洪水一样漫过中朝边境，前来迎战第十军，与此同时，林彪的第十三兵团已经在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面前展开。此时此刻，大约有三十万志愿军进入了北朝鲜。

Golf20

第十一章

7团D连的上等兵阿尔·布莱德肖是后备兵，他谈起上前线的过程：“我在邮局工作，突然收到入伍通知，转眼就到了一个叫真兴里的朝鲜小村，向7团人事处报到。他们派我去道路西侧的山头，问E连要不要我。等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爬上山，E连的军官对我这个样子不感兴趣，认为我没有什么潜力。他们让我去D连去试试运气，这意味着我必须下山，跨过公路，然后再爬上路另一侧更高的山峰。在我的家乡圣路易斯，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山峰，不骗你。”

“在山脚下，我遇到了一点意外。突然有人喊道，‘注意！’我看到不远处站着一名志愿军，肩膀上挂着一枝步枪，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行动，就像是在站岗放哨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他有武器，这是我看见的第一名志愿军。我立即抬起M1步枪，和另一名陆战队员同时射击，将他撂倒。可能这个可怜的人只是想投降，但是谁能知道呢？”

“到了D连，他们将我分配到苏达中尉的排，等我在战线上落下脚，发现我的邻居也来自圣路易斯，叫埃尔·德门特（Irl Dement），他可是个人物。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打枪。第一天晚上，寒风将一张纸从我们面前吹过，他抬手就是一枪。第二天一早，连长密尔顿·霍尔上尉（Captain Milton Hull）就过来察看，问道：‘昨晚谁开的枪？打着谁了？’

“‘长官，我想打中一张飞过的纸片。’

“‘那好，现在就把纸片捡来给我看。’

“我和德门特赶紧爬出散兵坑去找，上尉双手抱在胸前，站在那里等着。我们在山坡下大约30英尺的地方找到那张纸片，拿上来给他看。

“‘好啊，’他说。‘上面怎么没有弹洞？’很明显，上尉不喜欢手下人无缘无故地向一张纸片开枪，更糟糕的是，埃尔·德门特居然没打中目标。

“这天晚上，我站在散兵坑边撒尿，突然听见左面有人在搬动枪机。我吓得魂飞天外，立即趴下，躲进自己的散兵坑。也许往战地套餐的空罐头里撒尿不是件很舒服的事，但是这也比挨德门特一枪好得多。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见德门特得意洋洋地朝我笑。

“‘我猜你昨晚肯定看见那个中国兵了。’

“‘埃尔，你这个疯子，那不是中国兵，那是我在撒尿。’

“‘噢。’埃尔有点吃惊。

“埃尔和我在圣路易斯时就是好朋友。”布莱德肖最后说。

这天夜间，从黄草岭山口那面不断传来号角声，刺耳的音符在山谷中回荡，经久不息。11月7日夜，志愿军突然消失在崇山峻岭中。

对于124师在水洞的意图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北韩的水电站，因为它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满洲提供电力。也有人认为，这是在保护中国的国境线。史密斯将军认为124师在黄草岭山口的任务是滞缓美军的推进，同时在北面完成大部队的集结。虽然陆战队在水洞赢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史密斯却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仍在思考着一个不解之谜——志愿军第42军的另外两个师现在躲在哪里？

在三巨车站旁，被击毁的T34还在那里冒烟。道路从这里突然变得陡峭起来。尼克拉斯·特拉普尼尔中尉（1st Lt. Nicholas Trapnell）回忆道：“陡峭的山路将我们引入一个神秘的东方帝国，没准食人的巨兽就隐藏在怪石突兀的地平线上。”

通过山口的道路崎岖狭窄，宛转悠长，一共大约8英里。路的右侧是山崖，左侧是深沟，很多弯道难以通过，卡车必须脱开后面的拖车，才能勉强通过。队伍不慌不忙缓慢向高原推进。在西面，凉风中野火在燃烧，空气中掺杂着淡淡的草木烧焦的糊味，就像温和的烟草一样，闻着很舒服。

老木匠

感谢Golf20兄弟！

Golf20

第十二章

奥立佛·普林斯·史密斯，55岁，假如有一类人能称为典型的的陆战队将军，他肯定不属于他们。他是一位平静的思索者，常叼着烟斗，没人会认为他是一位华丽的绅士。他出生于德克萨斯州，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渡过童年。就学于伯克利大学时，他四处打工（多数是护理花园的工作），加入陆战队后，于1917年成为一名少尉，后来到法国战争学院进修，在二战中参加了新不列颠岛，贝里琉岛和冲绳岛的战斗。

他有些小心翼翼，却并不胆小怕事。11月7日，他与阿尔蒙德将军会面，向军长陈述了他的目标和部队日益分散的现实。“我向他指出，陆战一师是一部强大的战斗机器，但是现在力量分散，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这时部队分散几处，相距远达170英里：普勒的1团在元山，默里的5团在新兴里，利兹伯格的7团在水洞以北。

“我再次劝说军长，因为冬季即将来临，以及山地对供应造成的困难，希望他考虑暂缓前进。阿尔蒙德同意集结陆战一师的部队。”史密斯听到军长这么说，刚松了口气。但是阿尔蒙德随即命令陆战一师越过黄草岭山口，穿过古士里，占据长津湖以南的交通枢纽——下碣隅里。

史密斯开始担心他毫无掩护的左翼，阿尔蒙德向他保证第十军的特战连将到那里去巡逻，保护他的左翼。军长的保票却不能让史密斯放心，他早就听说军部的这些所谓的特战专家打起仗来像狗熊。11月2日，一名特战军士搭乘一辆陆战队的卡车来求救，他说大约有300名志愿军在攻击他的连队，情况危在旦夕。陆战队第一坦克营恰好就在附近，立即派出由三辆坦克组成的巡逻队，前去援救。但是他们仅仅在文川以西大约1英里的地方遇到小股敌人，“轻而易举地将他们驱赶到山地中。”史密斯后来说。“特战连在战斗中的表现很差。在长津湖战役中，陆战队还将多次碰见这种表现不及格的陆军部队。”

师行动部长阿尔法•布斯尔上校回忆道：“我们陆战一师是第十军的进攻矛头，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已经注意到这个矛头正在原地踏步。我们故意地原地打转，想尽一切方法延缓推进的速度，希望在部队更加分散以前能发现志愿军的踪迹。同时我们沿途建立起供给站，屯集物资。”

李周恩中尉被运送到位于咸兴的陆军第121转运医院，他不是一个温顺的病人，陆军的卫生兵也不喜欢他。右臂上的伤痛不时刺激他的神经，折磨着他的思绪。他认为在后方的逗留是“绝对令人厌烦的，周围的人不期望我做任何事，我没有义务，没有责任，没有目的。”

无比失望的李默念道，“我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

参谋军士威廉·凯勒（Staff Sergeant William Keller）是一个81毫米迫击炮班的班长。他的大腿受伤，也在这里养伤。平静的生活也让他象李一样坐立不安。

“我要出去散步，中尉，你陪我么一起去么？”

在室外，两人在院落内漫无目标地闲逛着，凯勒走路一瘸一拐，李扶着疼痛的右臂。不知不觉中两人来到医院的停车场。

凯勒发现一辆吉普车的钥匙还插在车上，两人会心地对视一眼，都露出了笑容。在院子的另一角，几名陆军的司机围着一个铁桶在烤火。李悄悄地爬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凯勒也坐上车，启动马达。听见马达声，那些司机不约而同地转头向这面看，其中一人高声喊叫起来。但是太晚了，在轮胎刺耳的尖叫声中，吉普车飞快地开上了街道，向北飞驰而去，背后留下一排目瞪口呆的司机。快开出镇子时，李回头看了一眼，想知道是否有宪兵在后面追赶，却发现有三辆救护车紧跟在后，这让他大吃一惊。

“有人跟着我们，凯勒。开快些”

他们两人无法理解这三位司机怎么反映如此迅速，但当时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赛车开始了。他们时而穿行在郊外的森林中，时而奔驰于稻田间的路基上。李不断回头张望，发现救护车越追越近。

“再开快些！”李喊叫道。

“长官，再快的话——”

就在这一刻，道路突然向左转。这时车速太快，有翻车的危险，所以凯勒不敢猛打方向盘，但是也无法将吉普车维持在道路上。

“我们就像飞机一样飞离公路，”李回忆道，“平稳地落在一处干硬的稻田上。”吉普车向前滑行了一段，停了下来，后面的救护车穿过这个转弯，继续向水洞方向开去。“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在追我们。”颠簸的道路让他们的伤口疼痛起来，不由地又呻吟了几声，随后两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来到前线，李步履蹒跚地爬上阵地。欧文看见身材矮小的中尉又回来了，老远就用沙哑的声音向他打招呼，但是李假装没听见。又看见李的那张表情严肃，不以为然的面孔，B连的官兵都很高兴，慢慢聚集到他的身边，李简略地向他们一一点头问候。连长马荣·威尔考克斯上尉也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摘下眼镜，用手指按摩着鼻梁，对李说：“这是医院把你释放了，还是你自己想回来看看我们？”

“长官，我向你报到，听说格拉伯中尉被炸弹震伤了。”

上尉点了点头。

“我希望能接手他的2排”

“就交给你了。”

2排的陆战队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沮丧。他们知道李周恩中尉对手下要求严格，和威廉·格拉伯中尉完全不同。约瑟夫·欧文说：“李做任何事都遵循条例，比如说挖散兵坑，尺寸必须符合规定，还一定要有放手榴弹的小洞。他将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直到一切都无可挑剔。”

李来到后勤帐篷领取武器和给养，开始系统地准备下一场战斗。

“我不知道这样从医院逃跑是否为自己赢得了任何的荣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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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利兹伯格上校很担心没有任何保护的左翼，他决定派人去荒无人烟西北方向巡察一下那面的情况，然后再进入地形狭窄，适于伏击的黄草岭山口。巡逻的路程长达25英里，一路可能很危机四伏，为此他命令在全团寻找志愿者。

上等兵拉尔夫·波尔克（PFC Ralph Boelk）来自于7团1营的重武器连，他回忆道：“当上校说需要志愿者时，全团来了大约200人，有人想去击退志愿军，有的是闲着没事，想打仗，还有几个只是想运动运动。我属于第一种人”利兹伯格让他的三个营长每人推荐一名中尉，作为巡逻队长的候选人，让他挑选。威廉·高金中尉（1st Lt. William Goggin）最后被选为队长。利兹伯格后来解释道：“我挑选他，是因为他有办事仔细的声誉。一名军官可以富有攻击性，但是同时也应能细心关爱手下人的生命。”雷蒙·戴维斯中校为巡逻队布置了任务，最后对高金建议说：“假如你们迷失方向，就一直向东走，一直走到峡谷，然后下到公路上。”沿途有八个站点，巡逻队的代号叫“漂木”。

11月8日天气凉爽，但是雾气朦胧。15人组成的巡逻队中午出发，先向西面进发。第一段路程沿着一条山间小溪，大约3英里长。因为山地的阻挡，高金中尉在第一和第二站点都无法和营部联系。下午，巡逻队转向北，开始攀登陡峭的山坡，这段路也有几英里长，一直通向高原。到此为止巡逻队还没发现志愿军的踪迹。

天黑以后，高金决定停下休息几个小时。午夜时分，负责放哨的罗伯特·曼蒂奇下士（Corporal Robert Mandich）听见山坡下面有脚步声。听声音，像是有几个人在向他们接近。他便用美式语气向这些盘问道：“站住！那里是谁？”他们立即停下，转身吵闹地跑了。包括波尔克在内的几个陆战队员认为这只是几个无辜的平民，但是高金中尉却认为最好假设他们是一队志愿军。他带领的是巡逻侦查队，不是巡逻战斗队，所以最好立即收拾行装，继续前进。

等他们到达位于山顶的第三站，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发白。陆战队员们爬上树木生长线，回头一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狭窄的东西走向的峡谷，长津河从古土里西侧流过。波尔克会议道：“我记得天空还挂着一弯即将落山的残月，这是第一次打霜，原野被白色的冰霜覆盖。这是一个奇特而美丽的景观。山下有些简陋的房屋，炊烟从烟囱里冉冉升起，屋外拴着一些马匹。”

河对岸，一些平民在水中淘金。这对陆战队员们来说并不奇怪，他们使用的日文版的地图上标明这一地区有很多金矿。波尔克说：“一名志愿军走出房屋来撒尿，我们立即全体卧倒。等他进屋，我们又开始前进。没走几步，一条狗开始向我们咆哮起来，我们不得不再次卧倒。几名志愿军从屋子里出来查看，其中一人发现了我们。他们又跑进房屋，又喊又嚷，然后提着步枪出来了。我估计他们有三四十人。我们赶紧向东跑去，希望能赶紧离开这里”

双方对射一阵，高金中尉的手被击中。卫生兵詹姆士·华尔士爬到他身边，为他清洗了伤口并包扎起来。志愿军突然停止射击，将行李袋放上马背，向古土里方向撤去。巡逻队按原定计划在第四站——1413高地停留了一个半小时，监视四周的交通，但没发现任何其他动静。九十分钟后，陆战队员们继续前进，到达1328高地，这里可以俯视荒无人烟的古土里。波尔克回忆道：“等我们离开那里时，附近的灌木丛中突然窜出三四只梅花鹿，把我们吓了一跳。”

在峡谷边，负责操作步话机的唐纳德·汉密尔顿下士终于和营部取得了联系，这时是11月9日，下午2时47分。波尔克回忆道：“我听到步话机操作员叫戴维斯中校等一下，他去叫高金中尉过来。我听到中尉向中校汇报说，‘长官，我们在顶峰附近，马上就在会出现在地平线上，向你们挥手。’他担心下面的陆战队员会将他们误认为志愿军，盲目地向他们射击。下面的陆战队员们也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

高金中尉和志愿者们用了26小时完成了长达25英里的山地巡逻任务，路途虽然不算遥远，但是地势险峻，道路曲折。他们监视了东西走向经过古土里的道路，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物资。

在接下来的路程中，给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带来麻烦的仅仅是一只不友好的黑熊，11月9日夜，它咆哮着来到G连1排的宿营地，将几名睡袋中的陆战队员吓得半死，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爬上缆车。10日清早，7团又开始前进，戴维斯中校的1营走在前面，尖兵就是李周恩中尉的2排。部队终于缓缓地穿过黄草岭山口，进入高原地带。利兹伯格上校给史密斯将军发去一条简短的信息：“今日占领古土里。”

戴维斯中校的参谋将7团1营的指挥所安排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火车站。缆车在这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窄轨铁路。当戴维斯中校看到指挥所被安排在这里时，他否决了参谋的计划。他说：“这里是小镇的中心，但是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在指挥所四周增加了岗哨，然后将指挥所转移到几百码外的一处峡谷中。”然后戴维斯中校就在长津河中洗了个澡，河水从这里转向北流，10英里后在下碣隅里附近流入旷阔的长津湖水库。戴维斯在清凉的河水中清洁着身上的污垢，根本没意识到这已是深秋的最后一天了。

1950年11月10日是陆战队建军175周年纪念日，各部队在并不理想的条件下举行了庄严的纪念仪式，长官向大家发出生日问候，傍晚在师部餐厅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庆典仪式。在高原上，戴维斯中校向大家高声宣读了陆战队手册中指定的章节，然后用从北韩军官那里缴获来的一把剑切开生日蛋糕，第一块给在场最年长的陆战队员，第二块给最年轻的。

戴维斯说：“那天晚上，下面带来一位志愿军的逃兵，一个小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很饥饿，我们给他加热好战地套餐，他狼吞虎咽地都吃了，外加一块生日蛋糕。我们给他一个睡袋，他倒头就在营部里睡着了。等他醒来，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很多他的战友都想投降，他想进山去把他们都带出来。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让他带上战地套餐，香烟和加热药片，将他送出营地。他爬上山，回头向我们挥挥手后就消失了，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这里先介绍一下雷蒙·戴维斯中校的来历。他是乔治亚州人，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在芝加哥的一个后备营的总教官。他的中校军衔是11年前得到了，这样长期地得不到提升在陆战队并不少见，只有那些苦心训练，在考验中证明自己价值的军官才得到提升。

戴维斯的第九步兵营于清晨5点坐火车到达潘德尔顿军营。陆战队员们整齐地站在铁路边，面前就是101号高速公路，偶尔有车飞驰而过。这里他们被分成75人一组，在黑暗中离开了，训练他们的军官和教员再也没见过他们。“这天清晨，我的后备营在黑暗中被如此草率，毫无秩序地解散了，我觉得很愤怒。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家庭，突然被迫分散开来。在陆战队，我们做事一般都有条不紊。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北韩军队突然袭击，都快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了，假如我们要挽救南韩，就一定要快速行动。我知道这一切，但是。。。”

“‘你死到那里去了？’这就是当我向利兹伯格上校报到时他对我的问候。‘给你5天时间组织本团的1营，然后将他们带上船。’他只给了我3名军官，都是少校，我们立即开始组建部队。正好有几辆卡车从巴斯都军需仓库送给养来，我们立即将他们全部劫持。然后我们几位军官一人开一辆卡车，在基地里转悠。一看见有路过的陆战队员，不管他们是在干活，训练还是无所事事地闲逛，就拦下他们，问是否有人愿意跟我们走。去海外打仗是陆战队的传统，所以我们一会儿就将卡车塞满了。”

“在这以后的4天中，我们只有时间在潘德尔顿的山区举行一次野战演习，我们在野外一直干到整个指挥系统能够运行。最困难的是利兹伯格上校坐在直升飞机里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通过步话机向我提出各种问题。为了对付上司，我不得不派出监听哨，一听见直升飞机的声音就发出警报。等上校飞到我们的头顶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假装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

“一天晚上，熄灯号吹响前，我向全营讲话。‘我们要去打仗，我们这个营将是全师最优秀的。在工作上，我们要比7团其他部队更努力，在战场上我们也要全力奋斗。这里没有懒虫的位置。我们的任务艰巨，即使没人偷懒。我们即将登船出发，假如你们谁的家就在附近，可以请假回家和亲人告别。’”

让我们再回到1950年11月，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山区，气温骤降，预报显示更寒冷的天气即将到来。

史密斯将军回忆道：“我立即命令军需部分发冬季服装，这些大约占据半条货船的物资已经运来，都存放在兴南的沙滩上。但是和弹药食品混在一起，要费不少精力才能把这些急需的物资集中起来，送上前线。我们最先给7团送去，因为他们已经进入高山地区。这些物资包括山地睡袋，带羊毛里子的风雪大衣，防风裤，厚羊毛袜子和山地靴。这些风雪大衣是海军的那种，又长又大，适于那些在船上站岗放哨的士兵，在山地间长途行军的陆战队员觉得很不合适。那些山地靴适合野外狩猎，在陆战队员的脚上却很容易造成冻伤。”

利兹伯格上校知道志愿军很善于利用地形地物隐藏自己，避免被侦查机发现，所以他不相信志愿军已经离开这一地区。在水洞战斗前，陆战队的侦查机也没发现124师7500人的任何踪迹。约瑟夫·欧文说：“我们都怀疑在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无数的志愿军，在悄悄地等着我们。”
（第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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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很明显，麦克阿瑟将军对志愿军在11月初发起的攻击不屑一顾。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和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分别在西线和东线向鸭绿江挺进。等他们到达江边——也就是中朝边界——这场5个月以前开始的战争就将结束了。这是麦克阿瑟的如意算盘。

但是志愿军却不这么想。假如战局的发展象宋时轮将军预测的那样，陆战一师将很快分散在真兴里，古土里，下碣隅里和柳潭里。宋将军的部队就可以包围这些孤立的单位，炸断在黄草岭山口的桥梁，然后一点一点地将陆战一师吃掉。这是志愿军的期望。

一个典型的志愿军师有大约6500到8500名士兵，有三个团和一个炮兵营。三个师组成一个军。（由于山地，缺乏汽车，以及害怕美军空袭，宋时轮将大部分炮兵留在后方。）志愿军士兵穿着棉军衣，一面是黄绿色，一面是白色，戴着镶有皮毛边，带耳罩的棉帽。就像在水洞遇到的志愿军那样，他们穿着橡胶底的帆布鞋，后来的志愿军有穿半皮的军鞋，也有穿全皮军靴的。他们的通讯系统相当落后，团级部队才有无线电，营级以下几乎没有电话，在连级几乎只能靠通讯员，号角，哨子，信号弹或手电筒来传递信息。连级指挥员在几乎没有任何战术上的灵活余地，一支部队只会僵硬地执行战斗计划，直到将弹药消耗光，或者持续攻击敌人防御最强的地方。志愿军喜欢在天黑以后发动攻击，这样可以将他们的优势发挥到极点——战斗精神，隐蔽和数量。同时避开他们的弱点——容易受到空袭，缺少车辆运输和有限的火炮支援。在志愿军这边，没有什么叫光荣退伍；当一个农民加入这个队伍，他的下场只有三种选择，战死，被俘，或者因伤重而无法继续战斗。

他们中一些年长的军官和士兵经历过长征。1934年10月，毛泽东的红军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困，长途跋涉6000英里，跨过18个省，越过24条河流，平均每天行军24英里，连续235天。从江西出发时大约有十万人马，到达目的地延安时还剩下大约两万人。（宋将军42岁，在长征途中指挥一个团。）到了1950年，解放军的步兵大概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年秋天，宋的第九兵团带着双重任务进入朝鲜半岛东北山区，此时第十三兵团已在朝鲜西北部部署完毕，面对着毫不知情的美第八集团军，九兵团将保护他们的左翼，并同时在长津湖地区消灭陆战一师和其他属于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美第十军的部队。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将第十军深深引入朝鲜东北部的崇山峻岭是宋时轮的战略关键。

尽管阿尔蒙德向史密斯将军保证，他的陆军将帮助陆战队看守沿途设立的军需站，但是史密斯却怀疑陆军有能力将承诺变为现实。他在真兴里安置了一个守备队，现在又必须在古土里留下部队，以保证继续向前进发的陆战7团没有后顾之忧。史密斯很不原意让部队冬季战役，因为缺乏后勤准备工作，而且军部要求也不现实，他不得不延缓部队的进展，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地步。

志愿军也许暂时离开了战场，但是现在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出现了。这就是冬季的严寒，在水库地区它将给交战的双方造成巨大的损失，以至于比双方用枪炮造成的伤亡都要多。在11月初，这里的气候就和威斯康星州的季夏一样，但是现在夜晚是寒冷的，清晨雾气朦胧，连晴朗的蓝天也一去不复返。11月9日夜间，下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将荒凉的山岭染成白色。第二天，气温骇人地在几小时内降低了二十多度。到10日晚上，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2摄氏度，风速高达三十节的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人觉得更加寒冷。

中尉亨利·利特威（Lt.(jg) Henry Litvin）来自海军，是营级军医，他回忆道：“我一直很忙，没注意到降温，直到那天吃早饭时才发现。我们没有餐厅帐篷，所以我只能站在寒风中将那被称为炒鸡蛋的东西尽快地塞进肚子。味道恐怖，我只想赶紧吃完。我将金属咖啡杯放在一根木桩上，准备饭后享受一下。但是当我端起杯子时大吃一惊，杯子冰凉，我的手指被粘住，咖啡的表面已经结上了冰。这时是我在整个战役中第一次意识到天气的变化将给部队带来麻烦。降温对前线的陆战队员影响很大，有很多陆战队员因为震荡症失去战斗力，其实都是突如其来的严寒造成的。我们赶紧架起保温帐篷，点起炉子，为大家提供能加热战地套餐的热水。”

中校戴维斯叙说：“情况很糟糕，我赶紧和参谋们出去巡查部队，发现谁脸上或手脚上有蜡白的斑点，就让他去烤火取暖，因为这是冻伤的迹象。”

7团F连的卡尔·文斯路中士回忆道：“我一醒来就觉得混身快冻僵了，赶紧起来生火烧咖啡。前一天晚上我收集了些细树枝，正好用来点火。我戴上连指手套，划燃火柴，但是风太大，总是将火柴吹灭，虽然我用披风挡着。狂风中，我的披风随风狂舞，发出巨大的声响，吵得我什么别的也听不见。”

下士罗伊·培尔说：“我在明尼苏达州长大，所以我这样的气温不陌生，但是来得如此突然，让我很吃惊。我看到几个来自南方的战友都给冻哭了。我们从被炸毁的房屋里拿出些木板，浇上些煤油，点起篝火。我们的战地套餐被冻得硬梆梆的，即使放在火堆边也化不开，因为风太大了。”

阿尔蒙德于11月11日到达咸兴，将军司令部转移到这里。他立即命令史密斯将军派一个陆战队连队过来，为司令部提供警戒。史密斯认为这是对兵力的严重浪费，因为在咸兴和兴南地区有2000多人的后勤部队；即使如此他还是派出5团C连去军部，连长是杰克·琼斯上尉。这件小事又一次表现出第十军军长如何拙劣地使用他的兵力，不懂得如何节俭。同一天，阿尔蒙德将军蛮横地命令陆战一师继续向鸭绿江进发。史密斯在地图上量了一下距离，发现从黄草岭山口到中朝边界有大约150英里。

13日，天灰蒙蒙的，史密斯乘直升机到达真兴里。5团3营在这里看守军需物资，向罗伯特·塔普雷特中校借了辆吉普车，他便开始向山口出发。史密斯回忆道：“道路都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大部分是单行道，曲折弯转，每隔几百码就有让车线。旁边的峡谷有大约400到1000英尺深。”

在三分之二路程的地方，在上坡的这面有一个水电站，4根巨大的管道从这里经过，连接着深谷中的发电厂。在下坡的那面有一座水泥桥梁，桥下是无底深渊。史密斯说：“在我上山的那天，气温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路上不少地方都结了冰。我们发现山上的气温比咸兴那边低十多度。”在战后和历史学家马歇尔（S. L. A. Marshall）的一次谈话中，史密斯总结道：“长津湖地区不适合军事行动，即使是成吉思汗也不会去占据那里。”

Golf20

第十五章
李周恩带领着尖兵火力组小心翼翼地跨过长长的混凝土桥梁，桥下是湍急的长津河。气温是摄氏零下20度。陆战7团终于到达下碣隅里，小村位于长津湖水库南端，这个巨大的人工湖覆盖着蓝色的冰面，厚度已经可以支撑一辆吉普车。道路在这里分支，向左通向西北方的柳潭里，距离大约14英里。向右则靠着湖岸向北，根据年代久远的日本地图，一直通向延绵不断的山区。

一等兵阿尔·布莱德肖述说道：“桥上扔着一些破烂垃圾，我担心这里设置了诡雷。恐怖的感觉让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一直等我走下桥，来到村子的道路上才放下心来。上面的命令是别管小孩和老年人，但是把遇见的所有中青年人都监管起来。来到村子中心，我们开始工作，我们轮流地闯入路边的房屋，搜寻目标。等我们来到一座像是学校的房子时，轮到我往里面闯了。里面有几间教室和一个礼堂，和下碣隅里这样一个小村很不相乘。礼堂中有一个讲台，后面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照片（可能这个小兵不认识金日成）。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见讲台旁边有一扇小门，不知为何，一下子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

“门虚掩着，我一脚踹开，觉得后面有东西，原来门后有人，被我挤到墙角。他右手里拿着一只手枪。我用刺刀顶住他的肋骨，下了他的枪，将他赶出屋子。我正准备将他送到收容站点，没想到这小子撒腿就跑，转眼就绕过街角，不见了。我赶紧跑到街角，端起枪向他瞄准。正好他回头看见，知道再跑就要吃子弹，于是聪明地趴到地上。我跑过去，踢了他一脚，抓住他的领子，将他拖到收容点。‘放了这个混小子，’埃尔·德门特建议道，‘看他还敢不敢跑。’”

“‘搞什么鬼？’

“‘这样我就可以试射我的步枪。’

“‘你这个神经病’”

这时在铁灰色的云层下，7团2营还在前往下碣隅里的路上。新到的营长兰德福·罗克伍德中校正在调试他的望远镜。“对远距离的目标放大效果很好，”他回忆道。在望远镜中他看到路西侧400米外有一座矿井，铁门紧闭。罗克伍德派出一个火力组前去察看，带队的下士回来后告诉营长他们只发现那里有没来得及洗得碗筷，还有浓烈的大蒜味。罗克伍德说：“我们继续前进，风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用手套护住脸，或者转过身，倒退着向前走。”

霍默·利兹伯格上校是很受人尊敬的团长，但是在他手下工作不是件容易事。在阿尔法·布斯尔的印象中团长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荷兰人，喜欢和别人激烈争论，不能接受批评，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手下的军官要求很高，这是好事，但是他有些欺负手下军官，尤其是那些中校，吃不消他的态度。”但是有一位中校和他针锋相对，却没有被他搞垮，他就是兰德福·斯考特·德维·罗克伍德中校。他是哈佛的高才生，毕业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罗克伍德11月9日来到古土里向利兹伯格报到。上校恶意地盯着他看了会儿，矮胖，两颊粉红，脖子上挂着两副望远镜和一个相机，觉得他不是自己喜欢的那种头脑简单，作战勇敢的军官，虽然他知道罗克伍德受过很好的训练，积极上进，才智过人。

“我看你的体重超重了，”上校刁难道。

罗克伍德笑嘻嘻地反驳说山地作战将很快让他的体重降下来。

“我将2营交给你指挥，”利兹伯格命令道，此时此刻他没有别的选择，罗克伍德的军衔比韦伯·索亚尔少校高，所以理所当然应当由他接替指挥权。“不过，先告诉你，我可是个严厉的监工。”他略微带着点威胁的语气说。

“别担心，这个我听说了，上校。”罗克伍德回答说。

罗克伍德将指挥所安置在车站的机车车库，这里也是缆车的终点。然后就端起他的莱卡相机，在四周拍照。这项业余爱好能让中校暂时忘记苛刻的顶头上司，但决不会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

一等兵乔治·克洛茨说：“我们班在一条支线上发现一节车厢，就进去避风休息，我被指派去收集些点火的树枝。下碣隅里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是块贫瘠的不毛之地。轨道边是仓库，里面堆放着不知要运往何处的麻袋，装着碎玻璃或旧鞋子。在这里我找到一包筷子，特别适合点火，回去的路上我看见连野战餐车后面有一罐草莓果酱，路过时我顺手牵羊将它拿上。回到我们班时，大家简直拿我当英雄。我们用筷子点起篝火，然后再加上些大木块。糟糕的是烟太大，要么我们在外面会给冻死，要么在里面给熏死。我们在下碣隅里没住几天就转移了。这就是陆战队员的生活，今天还在这儿，没准明天就离开。”

兰德福·罗克伍德回忆道：“在这个贫困，几乎被战火摧毁的小村里，我们开设了一个小卖部。那里有鞋油——简直不可想象——还有雪茄和糖果。我来到柜台前问道。‘听说你们这里有雪茄，什么牌子的？’

“‘长官，我们有红点牌，5美分两支。’

“‘我要两包。’

“‘对不起，长官，但是雪茄限量供应，一名陆战队员一天只能买一支。’

“‘你的价格是两支5美分，我没法只买一支，怎么办？’

“‘这很简单，你每隔一天来买两支就行了。’

乔治·克洛茨也记得下碣隅里的小卖部；“那是轨道边的一个帐篷。他们卖雪茄，鞋油和糖果。我从来没抽过雪茄，那天也尝试了一根，那时我才18岁，脸上还没什么胡子，昂着头，嘴里高高地叼着雪茄。等我回到我们班休息的车厢，看见大家都在整理行装，满脸的不高兴，因为新来的中校发布命令说，每个人都要到防御阵地上去，监视敌情。小道消息说中校将再也不让我们回到室内休息。”

陆战队员和当地的居民几乎没有接触。F连的格雷登·戴维斯和他们班另外两名陆战队员和当地人有一次短暂的交流。“我们走进一间当地人的茅草房避寒，并借用炉灶加热战地套餐，顺便吃顿热饭。女主人在那里做饭，她的孩子流着鼻涕在墙角玩。烟囱从地下走过，所以屋里很温暖，我们好久都没享受这样的环境了。吃饭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人吹了几声口哨，是一首古老的赞美诗中的一段，没想到这引起了女主人的注意。她立即让她的孩子出去，几分钟后，将男主人领回家。全家人站在那里向我们笑。我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坐在那里发愣。男主人从一堆土豆中翻出一本破破烂烂的赞美诗集，然后一家人排成一排，给我们唱赞美诗，我立即明白过来了。”（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北朝鲜是传教士们在亚洲收获最大的地区。）

11月15日下午，陆战7团完成在水库南端的集结，第一工兵营的推土机已经开始修建飞机跑道。这天晚上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6度。罗克伍德回忆起当时奇特的气象现象：“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夹带着细微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在四周，气温计中的水银柱也不断下降。第二天，湖面上粉状的雪花被狂风卷起，就像水蒸气一样笼罩在湖面上。午夜时，冰面已经厚到能支撑一辆满载的卡车。”

在下碣隅里短暂的停留给杨西中尉和他的战友一个了解二等兵斯坦利·罗宾森的机会。“他是一个特例，”下士詹姆斯·克雷普尔回忆道。“我是在圣地亚哥的码头上船前第一次见到他的。宪兵将他和一组犯人押运过来。我看见他们正走上舷梯。我不知道罗宾森为什么能避免在朴次茅斯的海军监狱服刑，他几次擅自离队，被认为是无法挽救的。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师里缺少人手，四处搜罗能打仗的人，于是就让罗宾森选择是进监狱还是上战场。他是个高个子，很瘦，看上去像是个14岁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在698高地上他表现英勇，中士卡里奥迪受伤后，他接替指挥，现用手榴弹打退志愿军的攻击，后来又用白磷手榴弹消灭一个机枪阵地，并只身占领阵地达几分钟之久。”

克雷普尔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在和罗宾森的接触中慢慢地了解到他的问题。“在下碣隅里，通过和他的谈话，我了解得到他擅自离队的背景。他结婚了，年轻的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但是不知家里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他运气很好，加入杨西的排。杨西大概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陆战队员，但是他也非常热心帮助别人。他和罗宾森谈了5分钟，就了解了罗宾森的情况，而那些海军精神病医师花了几个月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罗宾森被告知现在他将向排长，副排长和连长负责，一夜之间他就转变为一名一流的陆战队员。他就像一个失意的人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事实上他不会干别的，只会打仗。几年后，我听说他在与科罗拉多州的国民警卫队的冲突中被打死。”

“陆战队的座右铭是“永远忠实！”。在战争时期，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小学生都知道，现在没人会理睬它。但是对陆战队员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概念。象罗宾森这样的年轻人在陆战队找到了知心的战友，并将忠实地和他们战斗生活在一起。”

“在下碣隅里时，他和我还有过默切的配合。一天，在小镇边上，我们一群人坐在火堆边烤火取暖，走过来一名朝鲜男子和一名大约8岁的小女孩。虽然有语言的障碍，但是年轻的陆战队员都很高兴有孩子在身边。和其他成年的女性不同，这个女孩一点也不怕周围这些军人。那名男子站在火堆旁，对我们微笑点头。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他不像是个农夫，也许因为他不到四十，表情紧张。我抬头和火堆另一侧的罗宾森对视了一下，同时站起身来，抓住这名男子，对他搜身。然后带他过桥，送到宪兵的收容点。那些被怀疑是间谍或同情共产政府的人都被送到这里来。回来的时候，发现其他人正在给小女孩喂战地套餐，设法逗她笑。”

“后来这天下午，利兹伯格上校坐着吉普来到这里。在排这一级，我们很少见到营长，更别说团级军官了。所以就像一位知名人士来访问一样，我们都站起身，盯着他看。原来他听说罗宾森在698高地上的英勇表现，想让他作自己的贴身保镖。团长将罗宾森叫过去，上下打量了一番，就吩咐他去收拾自己的行装，上吉普跟他走。”

杨西和其他人都以为再也见不到罗宾森了，很不情愿地看着他离开，但是他们没想到，斯坦利·罗宾森后来又再次擅自离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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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11月15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总统向世界再次保证美国没有任何将中国卷入战争的意图。他说到：“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热爱和平，并且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避免敌对行为在远东继续蔓延。”

同一天，麦克阿瑟命令阿尔蒙德改变第十军的行动计划。陆战一师的任务改为占据长津水库西面的柳潭里，然后越过太白山脉，占领55英里以外的交通枢纽武坪里。史密斯将军对部队过于分散的担忧现在更加剧了，因为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利兹伯格上校的陆战7团将从下碣隅里向西进发，默里中校的陆战5团已经通过黄草岭山口，正在向长津湖东侧前进。从表面上看他们能保护7团的右翼。但事实上由于距离太远，没有任何效果。普勒上校的1团还在50英里以外的后方。

准将爱德华·克雷格（Brigadier General Edward Craig）是副师长，他回忆说：“在阿尔蒙德将军离开我们的司令部前，特别强调要迅速行动。我们已经到达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他要让利兹伯格去占据西北方14英里外的柳潭里，默里沿着湖东岸向北前进。阿尔蒙德最后说：‘我们必须快速向前推进。’史密斯将军立即表示反对，但是阿尔蒙德假装没听见。他走后，史密斯将军私下对我说，‘在部队完成集结和飞机场完工前我们那儿也不去。’”

部队的过于分散和上司的置若罔闻让史密斯焦躁不安。为了试图改变现状，他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手段——越级申诉。他亲自给陆战队总司令克利夫顿·凯特斯将军写信，详细地阐述了当前的形势。

信中说：“虽然志愿军向北撤走，但是我没有逼迫利兹伯格快速前进。我们的左翼没有任何保护。第八集团军距离我们最近的部队在利兹伯格西南方80英里处。。。从咸兴到中朝边境只有一条山路，长达120英里。我不想让我的陆战师在这崎岖山路上排成一字长蛇阵。。。我们这里和利兹伯格那里的气温有明显差别。昨日9时，这里的气温大约摄氏零下8度，而下碣隅里的气温却是摄氏零下18度。。。虽然前线的陆战队员年轻气盛，装备齐全，有风雪大衣，山地靴和山地睡袋，但严寒的气候依然对他们影响很大。。。我对第十军军部缺乏信心，他们战场判断能力差，制定计划不切实际。在执行任务时，部队不断被分散开，使他们都成为孤军。我多次试图告诉军长，一个陆战师是一个强大的战斗单位，但假如被分散开，它的作战效能将大打折扣。我的任务依然是向中朝边境开进。而在西南方80英里外的第八集团军却将在20日才开始进攻。很显然，没有第8集团军的协同我们不应该继续推进。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完全突出的孤军。我确信在北朝鲜的山区进行一场冬季会战对于美军士兵和陆战队员们来说是难度很大的一件事情，并且在冬季的这种地形条件下，我也对补给部队的保障供应的能力和撤退伤病员的能力表示怀疑。”

第二天，史密斯乘坐一辆有暖气的旅行车离开位于兴南的师部，向北开去。在古土里和下碣隅里之间超过一辆敞篷吉普，他认出车上坐着的是少将菲尔德·哈里斯（Major General Field Harris），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史密斯在路边停下，请哈里斯少将上车和他同行。

哈里斯抬起冻僵的脚走下吉普车，爬上温暖的旅行车。“好家伙，这么舒服，你是不是还有一辆这样的旅行车？O。P。”

“我还有一辆，为什么？”

“能借给我用么？”

后来史密斯告诉历史学家罗伯特·莱克伊，这个小小的恩惠换来巨大的回报，哈里斯的陆战队第一航空联队在陆战一师被志愿军围困，濒临全军覆没时，给与他们最大的支援。

菲尔德·哈里斯儿子威廉·哈里斯6天前刚任命为7团3营的营长，自豪的父亲正赶往下碣隅里向他祝贺。父子会面之后，哈里斯又找到史密斯，二人开始在附近寻找“一块足够修建5000码跑道的平整开阔土地。”他们在村子的西南侧找到合适的地点，工兵们立即开始工作。陆战队第一工兵营的D连使用5辆履带拖拉机开始在冻土上开凿跑道，低温中，泥土冻得和混凝土一样坚硬。随着气温持续降低，施工变得越来越困难。后来工兵不得不在推土机前面焊上铁齿，这样才能挖开坚硬的土层。

这天最好的消息是默里中校的5团已经接近利兹伯格的位置了，哈欧德·罗伊斯中校指挥的2营已经通过山口。

7团B连开始翻山越岭，向水库西侧的小村柳潭里进发，李周恩的排走在最前面。李中尉的胳膊还掉着纱布，一动就疼，同时他的膝盖也开始不舒服了。“我的膝盖不能锁定，总是打弯。当然我没告诉任何人。”这些痛苦让他的脾气更加暴躁。半路上，他看见让他惊讶的一幕：B连的陆战队员在地平线上行进，彻底暴露在敌人狙击手的眼前。这是步兵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和扎堆一样糟糕。果然不出李的预料，突然从几百码外传来一声82毫米迫击炮发射所特有的闷响。地平线上的陆战队员停下脚步，等着看炮弹的落点。可是炮弹正落在大家最不希望的地方，炸伤几名陆战队员。这门隐蔽的迫击炮调整的角度，又发射了5发炮弹。正当炮弹飞过来时，迫击炮排欧文手下的一名叫弗兰克·彼福尔克下士见情况危急，情不自禁地向站在身边的那位身材矮小的军官喊道：“李！快趴下！”一排炮弹爆炸了，幸好没伤着人。但是李中尉却恶狠狠地转向彼福尔克：“你刚才喊什么？”

“长官，我。。。”

李用手指着地面说：“到这边来，立即过来。”

彼福尔克从山坡上滑下来，又一颗82毫米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飞起的沙石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彼福尔克没敢站起身，坐在怒气冲冲的李身边。

“站起来！”

彼福尔克赶紧站起身，保持立正姿势，这是又一颗迫击炮弹落下，弹片和碎石四处横飞。

“你在注意听我说么？”

“现在我绝对听你的，长官。”

“你永远不许再用‘李’来称呼我，懂了么？”

“我全明白了，长官。”

又一颗炮弹落下。彼福尔克后来说他当时以为自己肯定会被炸死。

“你应当叫我李中尉，或者李先生。明白了么？”

“是的，长官。”

这段故事很快就传开了，凡事都遵循条例中尉在弹雨中教训目瞪口呆的下级，让他遵循军事条例。约瑟夫·欧文目睹了整个过程，觉得这是整个战役中最玩闹的一刻。李自己却不认为有什么好笑的，几年后他对一位采访他的人说：“我知道那个可怜的人只是在考虑我的安全，即便如此我也没做错什么。”

烟尘散去之后，李坐下来抽起烟斗。（“我总在地图匣子里存放着烟斗和烟丝，战斗结束时可以享受一下。我从18岁就开始抽烟斗，因为我想培养些个性。

虽然没有任何敌人的攻击，陆战7团依然像蜗牛一样缓慢前进。（从11月10日到26日平均每日推进1英里。）阿尔法·布斯尔上校说：“我们集中精力囤积物资。最终目标是积累10个单位的弹药并将坦克运上来。第一工兵营的A连在下碣隅里以北建起一个锯木厂，为修理桥梁提供木材。请注意，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归功于史密斯将军的先见之明，最终挽救了数以千计的陆战队员的生命，也挽救了整个陆战师的命运。”

下士达罗·伯特(Corporal Darrell Burt)来自陆战11团，他回忆起24日清晨时的情形。“太阳升起来，天空晴朗，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冰霜，看上去就像是亿万颗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这片贫瘠的田野中却有如此美丽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还没到中午天就黑下来了，寒风怒号，雪花飞舞。二等兵派特里克·罗回忆道：“中午时分，一位兴奋的平民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一支志愿军巡逻队占据了Sinha-ri，那是下碣隅里8英里处的一个小村子，他们将所有村民都赶出来，因为有一万志愿军士兵需要藏身之处。当时这个巨大的数字十分荒唐，没人相信。我们那时不知道志愿军有惊人的能力，可以将大批的士兵塞进一间朝鲜的小草房。”

这天下午，大家拿到了感恩节大餐的菜单。在这样近似于残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下，菜单上的美味佳肴显得十分不协调；前餐是虾仁色拉，正餐是火鸡，肉汤，曼越橘酱油，甜土豆，甜食是水果色拉，肉馅饼，还有橄榄和热咖啡。海军卫生兵威廉·戴维斯说：“肉汤最先结冰，然后是土豆。”

7团1营此时距离柳潭里4英里。雷蒙·戴维斯中校回忆道：“我们是最突前的部队，等火鸡运来时，它们已经冻住了，厨师没法将它们化开。我们最后将火鸡堆在帐篷里，点燃火炉，然后用雪压住帐篷的四周，防止热气流失。整整烤了一晚上，火鸡才化开，厨师才能将肉切开，准备晚餐。我们这一天让各排轮流从阵地上下来吃感恩节大餐。李中尉的排是全营的尖兵，传令兵忘记通知他们下来吃饭，他们每人只得到一杯奶粉牛奶和两片面包。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李中尉回忆起感恩节那顿单薄的晚餐，说：“虽然不很丰盛，但是味道好极了。”（一位李中尉的匿名崇拜者最近发现，即使是一杯淡水和一片发了霉的硬面包，李也会喜欢。）

戴维斯中校说，“那是我们最后一顿热餐，然后我们17天都没吃上热食，当然我们那时根本没预料到这些。”

感恩节的大餐挑起了官兵们的思乡之情，但是除了给家里写封信，别的什么也做不了。7团F连的劳伦斯·施密特中尉（Lt. Lawrence Schmitt）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

今天我们唱了些爱国歌曲，《星条旗永不落》，《美洲》，《我的祖国》。随军牧师为我们祈祷，然后上校发表了讲话。我有很多感激之情要表达：我美丽的妻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家，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信仰。希望天主能继续对我们慷慨。

最爱你的
拉瑞

在阿尔蒙德将军的感恩节餐桌上有28名客人，包括两名陆战队将军，史密斯和哈里斯，和两名上校，普勒和布斯尔。“这真是一次盛大的宴会，”布斯尔回忆道。“在宴会的安排十分完备，就像是在华盛顿一样。有酒吧，白桌布和餐巾，精美的瓷器和银餐具，还有座位标牌。”我们已经说过陆战队员以苦为乐。在如此奢侈豪华的环境下进餐，让这四名陆战队军官感到很不舒服。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很多感激之情要表达，陆战一师的3个团马上将要再次集结起来，同时在过去的10天中几乎没有任何伤亡。

第二天是11月25日，7团进入山间小村柳潭里。中尉约瑟夫·欧文回想起那段最后的平静时光：“柳潭里，灾难就从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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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为了参加第八集团军发起总攻的仪式，麦克阿瑟特地乘坐《巴丹号》专机从东京飞过来。“加入这次行动成功，”他对记者说，“我希望能让士兵们回家过圣诞。”

前一天，他给前线将士写了份公报，分发到所有人手中。公报中写道：

联合国对在北朝鲜作战的新的赤色军的大压缩与包抄行动现正接近它决定性的努力。我们的空军在过去三周中，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完美的协调，有效地切断了敌人北面的供应线，严重削弱了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在东线，海军为我们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已经占据有利地形，对敌形成包围，将那里的敌占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将开始总攻，目标是包围敌人，消灭敌人。假如此战成功，朝鲜战争将就此结束，朝鲜半岛将恢复和平和统一。联合国军将迅速撤离，朝鲜人民将重新全权掌握国家主权，并将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这就是我们战斗的目标。

当天的军事行动却有点虎头蛇尾；没有任何抵抗。观看了发起总攻的仪式后，麦克阿瑟登上一架侦查机，命令飞行员先向北飞，然后再向东。五星上将想“依靠自己多年的军事经验，亲眼去观察分析战线后面敌人在干什么。”不幸的是他没看见一个敌人。“我眼前展现的一切，”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只有无边无际的不毛之地，险峻的山岭，无底的深渊和在冰雪覆盖下静静的鸭绿江。这是一片缺少仁慈的荒野。”

史密斯将军对麦克阿瑟的宣言的反应记录在11月24日的战斗日记上。“第八集团军开始进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往常一样，为即将发动的钳形攻势发布了措词华丽的公报，我们现在知道陆战一师是北面的分支。”

第十军命令陆战一师向西进发，这让史密斯的行动部长很扫兴。“这个愚蠢的命令，”布斯尔后来说，“让史密斯吓了一跳。”克拉克·罗夫纳（Major General Clark Ruffner）是阿尔蒙德的参谋长，他对这个命令的评价更尖锐。1979年他给历史学家埃瑞克·哈默尔的一封信中提到麦克阿瑟决定从长津湖水库向西攻击，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

李周恩的2排和往常一样，走在最前面。（李后来告诉采访者为什么他的排总走在最前面，“威尔考克斯上尉认为我的排是最可靠的，有最好的指挥。”）全排轮换着让三名陆战队员走在最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距离大约是50码。“我一直走在最前面，没有替换，因为没有换班的需要。局势一直在我的掌握之中。”

作为一名陆战队的基层军官不意味着扮演代理父亲或者大哥哥的脚色；他是一名指挥员，为了能指挥手下人，有时需要一些粗暴的态度。一等兵卡尔文·格恩是尖兵组的一员，他总是落在别人后面。一天李走到他的身边问道：“格恩，我注意到你跟不上别人，为什么？”

“我的脚疼，长官。”

“真的？”李靠近他，用卡宾枪的枪托在格恩的脸上砸了一下。“看见没有？等我把枪插到你的屁股里你会觉得更加痛苦的！”从此以后，格恩再也不拖后了。

在战役的这个阶段，李注意到另一名陆战队员对他很关心。李回忆道：“他的名字叫阿迪利奥·鲁帕琦尼（Attilio Lupacchini）。他是一名自动步枪手。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参加陆战队是为了退役后能成为美国公民。在去柳潭里的路上我注意到他总是走在我身边，为我提供警戒。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保护我，他告诉我他已经指派自己为我的贴身保镖了。”

柳潭里是一个孤独的小村，四面环山，紧靠着长津湖水库最西端的一角。11月25日下午，7团的两位营长戴维斯和哈里斯已经将部队安排到周围的高地上。山谷中的平地被开垦成麦田，而不是常见的稻田，麦田刚犁过，但是还有小片的麦子还没收割，依然站在田地中。陆战队员们有条不紊地仔细搜索了村中的房屋和茅舍，没有发现一个村民。

这天晚些时候，戴维斯的行动处长，少校托马斯·泰和（Major Thomas Tighe）发现山谷中的一处茅舍中有人活动，便亲自过去查看。他带着一名翻译来到喊话的距离，让翻译叫茅屋里的人都出来。没人回答。泰和然后威胁说再过一分钟就要防火烧这间茅屋。一名志愿军士兵这才小心翼翼地从里面走出来，两手高举，后面还跟着两人。泰和将他们交给上尉团情报处长唐纳德·弗朗斯上尉（Captain Donald France）。这几名战俘非常友善，仔细地回答了弗朗斯上尉的问题。他们说属于20军的58，59和60师已经与6天前来到柳潭里。他们三人是60师的步枪手。

弗里德里克·道塞特是7团副团长，他回忆道：“这些战俘说志愿军将用一个师从北面攻击柳潭里，另一个从西面攻，还有一个师将切断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交通。第四个师将攻击下碣隅里，切断通往古土里的道路。第五个师将切断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的道路。等陆战队有两个团通过德洞山口——大约是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的中点，就发起总攻。他们说攻击将于夜间开始，这样就能避开陆战队的空中支援。。。所有这些让人很感兴趣，但是我们怀疑普通的士兵能得到如此高层次的情报，所以我们不相信他们的供词。实际上，我们非常怀疑，认为这三名志愿军士兵是被故意安排在那里的诱饵，为了让我们得到虚假的情报。”

这天晚上一名兴奋的村民迈着沉重的步伐闯进3营的防线，也被送到弗朗斯那里。在审问过程中他说刚给一长队向西南方向行进的志愿军带路，正要回家。当问到队伍有多少人时，他回答说队伍有三小时长。他还说队伍中有牵引着火炮的马匹，也有骑马的军官。还有其他村民报告说在下碣隅里西南两面有大批志愿军部队。

史密斯将军说：“志愿军需要食品供应，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影响很大，他们被迫为志愿军带路，越过战线搜集情报。这些都表明志愿军兵力强大，并有切断我们的供应线和攻击我们的意图。”

11月25日晚，林彪的第十三兵团的18个师发动了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攻击。与此同时宋时轮的第九兵团也将在柳潭里，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带包围并试图歼灭陆战一师和进入这一地区的步七师的部队。然后志愿军将乘势歼灭步三师和步七师剩下的部队，以及顺着海岸线过来的两个韩军师。志愿军对第十军的行动将于11月27日夜开始。

假如志愿军从11月初和骑八团的战斗经验来判断，那他们就没有任何原因害怕美军。11月20日，66军司令部给每个战士分发了战斗经验公告。公告上说美军严重依赖火炮和坦克，但是他们的“步兵非常薄弱，士兵非常怕死，不敢勇猛攻击也不敢誓死坚守。。。他们通常白天行动。在夜晚逼近敌人就能抓住他的弱点。。。假如他们的供应线被切断，他们就丧失了斗志。假如切断他们的退路，他们将立即撤退。”

第九兵团的政治部印制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官兵。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很快你们就要在战场上和美海军陆战队交手。我们将消灭他们。等他们被击败，敌人的战线就会崩溃，我们的祖国将免受攻击的威胁。勇敢的战士们，就像在家里消灭毒蛇那样去消灭这些陆战队员！”

Golf20

第十八章

史密斯将军说：“我想做到的是延缓7团的推进速度，等5团和1团跟上来。直到11月26日我才成功。在那天，我将普勒上校的一个营安置在下碣隅里，一个在古土里，第三个在真兴里。他们负责守卫供应线。”在这天史密斯终于达到了一个月前的元山登陆就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将陆战一师集中起来。史密斯后来说，从事后诸葛的角度看，陆战一师在“最恰当的时机”集中起来了。两个团在柳潭里，另外三个营分布在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这样陆战一师占据的战区比以前减小了不少，乘坐吉普车，只需一小时就能从一头开到另一头。

阿尔法·布斯尔回忆说：“即使如此，我们也是孤军深入，天寒地冻，被冰雪包围。整个第十军被拉成一条长线，大约65到70英里长，我们在最前面。”

副师长埃德伍德·克雷格准将对5团和7团依然没有回合感到十分焦躁。虽然他们已经比前几个星期时靠近了很多，但是此时7团在水库南岸的西头，而5团才到东头。第十军军部依然倔强地想将这两个先锋团分开，以至于在危机出现时他们不能互相支援，克雷格知道危机迟早后到来。他说：“我对当时的形势非常担心。当我和史密斯将军谈到这令人担忧的形势时，他仅对我说，‘这就是陆军方面想要的。’我认为整个行动计划很糟糕。”

陆军的部队陆续来到水库的东岸，和陆战5团换防，最先到来的是费斯中校（Lt. Col. Don Faith）指挥的步七师32团1营。戴维德·巴尔将军（General David Barr）指挥的步七师状态不稳。战争突然开始时，步七师兵力严重不足，被认为需要补充8000南韩平民。（为了让情况变得更糟，还有大约1000名步七师的下级军官被抽调去充实其他陆军师。）巴尔将军后来在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些被强迫参军的南韩人都很年轻，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被推上战场。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转变惊呆，不知所措，军旅生活让他们疲惫不堪。巴尔将军被普遍认为能力低下，所以在长津湖战役期间，副师长亨利·霍兹准将（Brigadier General Henry Hodes）负责在前线指挥部队。

26日上午，霍兹来到费斯中校的指挥所，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威廉·莱利中校指挥的31团3营和雷·恩伯利中校指挥的第57野战炮兵营正在上山途中，很快就会和他们回合。阿兰·31团团长麦克拉恩上校将负责指挥这支混编的部队。

一名陆战队军官被分配在费斯这里，他就是埃德华·斯坦福上尉，负责指挥一个三人火力联络小组。他们的任务就是指挥海军的炮火支援和空中支援。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陆战队就发展了一套火力支援的技术，在朝鲜战场上被陆战队运用得炉火纯青，最终上升为艺术。后来的战斗证明，能和他们并肩作战是陆军部队的福气。

斯坦福回忆道：“开始我们不忙，我将手下三人安顿好以后，就和随军牧师布容纳特开车回下碣隅里参加弥撒，然后访问一位朋友，奥拓·斯珀尔神父，他是11团的随军牧师。我还记得斯珀尔神父对将派往内陆作战很不满，认为这是在误用训练有素的两栖作战部队。”

5团团长雷蒙德·默里中校和费斯会晤后，就开车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向西北方的柳潭里开去，那里是5团此次战役中的最终目的地。默里回忆道：“后来我才发现此行的意义，当时我只是在欣赏沿途的风景。在位于两地之间的德洞山口，我注意到一名亚洲人高高地坐在一块突兀的岩石上，监视着下面的公路。他就像一座雕像一样，在刺骨的寒风中一动不动。他肯定是在那里为志愿军收集情报。”

史密斯将军说：“到26日，在水库东岸的5团和陆军31团完成了换防。这些陆军部队匆匆忙忙地分批向北开进。由于行动仓促，他们只带了很少的帐篷和炉子。更糟糕的是，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合适的冬装和其他御寒的器材。”史密斯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一名陆军军官向他要冬季服装。“这些陆军31和32团的可怜鬼到我这里来要大衣的里子和其他御寒的衣服。我只能无奈地对他们说：‘你看，我们这里一人只有一件风雪大衣。’”

11月25日，星期六，在山下的真兴里，气温是摄氏零下22度。在35英里外的柳潭里，气温更低。

在西线，第八集团军比原计划推进得快，占领了大片地盘。华尔顿·沃克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非常自信，以至于让部队在没有侧翼保护的情况下贸然前进，很多先头部队也开始在火炮掩护范围外活动。

在落日时分志愿军开始行动，他们发动的突然袭击首先摧毁了南韩第二军的部队，使第八集团军的右翼整个崩溃。志愿军然后攻击劳伦斯·凯瑟尔少将的步二师，激烈的战斗立让步二师损失4000人，并丢失了所有的火炮。在柳潭里的陆战队还没来得及发起攻击以前，麦克阿瑟的规模宏大的圣诞攻势就已经结束了。

陆战一师原定的任务是配合第八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并歼灭大批敌军。第十军军部认为很有必要让陆战一师迅速越过太白山，减轻志愿军对第八集团军右翼的压力，但是那些部队已经开始在混乱中向南逃窜。后来史密斯将军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一个试图包围敌人的行动，需要一支部队吸引敌人，并坚守阵地，然后迂回的部队才有机会包围并歼灭敌人。在这场战斗中，守军是第八集团军，他们在11月25日就已经开始撤退，而等到作为迂回部队的陆战一师在11月27日开始攻击时，第八集团军已经在全线撤退了。所以我们的进攻根本不能改变第八集团军面临的危机。而且陆战一师自身也陷入与志愿军第九兵团的苦战之中。”

一直等到11月26日晚，阿尔蒙德才得知圣诞攻势已经被志愿军粉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遭受猛烈攻击，损失巨大，已经开始撤退，在志愿军的围追堵截下，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溃逃。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消息，阿尔蒙德和第十军军部却没想起应该通告前线的陆战一师。

杜雅萍

战况越来越严峻，关注ing

老木匠

该书的原作者好像不是很专业的军事史学者，对于一些战略战术的评价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陆战一师原定的任务是配合第八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包围并歼灭大批敌军。”

钳形攻势不错，但战役目的是追击与扫荡残余的北朝鲜军，驱逐试探美军实力的中国军队。

圣诞节攻势并没有打算进行围歼：兵力分散到如此程度，第10军和第8集团军间隔无法打通的80公里间隙，哪里有可能实行包围。

作者的评论与背景介绍经常发生错误，不是严谨的通俗军事史作者的风格。大概是新闻界出身的，精于采访，编辑故事，短于分析论述。

Golf20

第十九章

11月26日一早史密斯将军就坐直升飞机来到柳潭里。雷蒙·戴维斯中校正好在着陆点附近，当他看见直升机“象一块石头一样从10英尺高处落下来”时，不由得为师长的安全担心起来。幸好史密斯和飞行员都没受伤，只是被震得晕头转向。走下飞机，史密斯向戴维斯点点头，以他特有的谦逊态度询问利兹伯格上校的指挥所在哪里。

“就在那边，将军，您没事儿吧？”

史密斯说了声“没事儿。”就迈着大步走向那顶被寒风吹得啪啪作响的帐篷。

我们只知道史密斯和利兹伯格会面时告诉他默里中校的5团将接替7团先头团的位置，向西进发。生性好斗的利兹伯格听到这个命令时，肯定很不高兴。

当史密斯飞回兴南时，天气寒冷晴朗。从水泡形透明的机舱内，他扫视了下面的山野，在冰雪覆盖的山坡上没有发现任何敌人活动的迹象。

越来越多的平民向陆战队提供情报，说附近有大批志愿军部队。为了验证这些信息，利兹伯格上校决定向柳潭里西南方派出一支强大的巡逻队。26日上午，巡逻任务交给了7团A连，连长是中尉尤金·霍瓦特。他们的任务是判断敌人的力量，组成和意图。行动计划是沿着山脊向西南行进大约三千到四千码，然后走下山脊，顺着山谷中的道路返回柳潭里。

前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所以在山脊上行动很困难。陆战队员们觉得他们每时每刻都受到监视。接近黄昏时分，弗兰克·米奇尔少尉（Lt. Frank Mitchell）在前面加快了行军速度，迫使后面的人小跑着才能跟上。这样的行军发出很大噪声，霍瓦特不得不亲自赶到前面，告诉米奇尔降低速度。等他赶上尖兵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米奇尔和他的尖兵火力组正好来到山梁的尽头，正好俯视着山下一片房屋，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的Hangsan-ni。不一会儿，尖兵向后传话说，几个陌生人——原话就是这样的——正在下面的房屋间走动，谈话，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动武。霍瓦特认为他们是中国人，就准备和翻译一起走下山坡，想和这些没有武装的“陌生人”交谈。

霍瓦特问翻译下面这些人是不是中国人。

“是的，他们是中国士兵。”

霍瓦特中尉说：“我告诉翻译让他对下面的人说我们要下去和他们说话，并要他们保证不向我们开枪。金翻译用中文和下面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听懂了我的要求，并保证不开枪。我们就开始向山坡下走，尖兵火力组在上面掩护我们。还没等我们到达谷底，弹雨突然向我们袭来，又自动武器也有步枪。金翻译和我立即趴下，看见密集的子弹不断将身边的树枝打断。金不幸被击中了。在火力掩护下，志愿军的射击减弱了一些，我乘机抓住金，将他拖上山坡。”火力组长杰威尔·寇卡特下士（Corporal Jewel Coquat）和他手下的自动步枪手也被击中。

天渐渐黑下来了，在混乱中华尔特·欧戴下士（Corporal Walter O’Day）掉队了。巡逻队后撤，将这三人丢在山坡上——他们仅仅认为这是暂时的。战斗已经发展得越来越激烈，在黄昏的黑暗中四处都能看见枪口的余焰。突然霍瓦特看见米奇尔少尉又冲了上去，抓起被打倒的自动步枪手的武器和手榴弹，开始了他的单人营救行动。上士杰西·斯瓦夫德（Staff Sergeant Jesse Swafford）说：“米奇尔就象是装了发电机一样，有使不完的劲。他用自动步枪向志愿军猛烈射击，直到打光子弹，然后又扔出几颗手榴弹，直到他被一支苏制冲锋枪打倒。这家伙打起仗来不要命。”

一等兵帝米·克伊林（PFC Timmy Killeen）听见旁边有人说，“米奇尔真是脑子有毛病。”

没人愿意接受弗兰克·米奇尔少尉战死的这个事实。A连的迫击炮手威廉姆·戴维斯大概是唯一一个对米奇尔的死信不觉得很惊奇的人。他们两人在从釜山到元山的航程中分享一个舱室，米奇尔吐露了自己的心事，他预感到自己将死在北朝鲜。

虽然手下的排长认为应该留在这个地区，以便第二天早上寻找尸体，但是霍瓦特担心伤员受不了夜晚的寒冷。克伊林回忆道：“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满天的星星，就像是圣诞卡上画的一样，满山的积雪和松柏。但是寒风瑟瑟，能冻死人。”

霍瓦特说：“陆战队总以他们尽力抢救伤员和收回战友的尸体而自豪，所以将米奇尔，寇卡特和欧戴扔在野外让我很痛苦；但是假如我们去将他们找回来，肯定会造成新的伤亡，我认为那是很愚蠢的。我们第二天肯定会将他们找回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11月26日入夜时分，气温再次下降到大约摄氏零下十八度。北风在冰冻的湖面上怒号，鞭打着岸上的每一个陆战队员和其他军事人员。在柳潭里西面，一座密不透光的帐篷里坐着几名军官，他们是5团2营营长哈欧德·罗伊斯中校和手下的三位连长，正在讨论第二天向西行动的路线。三位连长分别是上尉萨米尔·史密斯(Samuel
Smith)，沃尔·皮特斯(Uel Peters)和萨米尔·加斯科尔卡（Samuel Jaskilka），他们得知行动将于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5团2营将穿过7团的战线，为全师开路。中尉威·里查斯（lst Lt. Wayne Richards ）的工兵排将支援先头营，航空队也将派出一架轻型侦查机，为陆战队提供情报，指挥空中支援。

营级军医亨利·利特威不知道5团2营即将成为全师的开路先锋。他回忆道：“当时我完全是不知所措，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也不知道要到那里去。我只知道这个地方比别的地方更加荒凉。我整天都忙着工作，都没注意到东面那块巨大的冰面。那是个水库么？叫什么名字？我对军事一窍不通，这不是因为我太笨或者太天真，这是因为我根本没接受任何军事训练。”

“当我们准备在仁川登陆时，一名后勤军士交给我一支卡宾枪，一把刺刀还有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我盯着这些金属，塑料和木制的物体看了几秒钟，又把它们还给军士，开玩笑说我都不知道该用哪头指着敌人。他找出一把。45英寸手枪和枪套给我，并告诉我如何射击。这些陆战队员们对我很耐心。第二天一早，我注意到外面吵得不得了，等我爬上甲板向外一看，只见登陆已经开始了。

“‘医生，你跟第八波登陆。’

“‘我的天！’

“我想法记住这个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过道里站满背着沉重的背包的陆战队员，我只能在他们中间挤来挤去。我知道我的上司是2营营长罗伊斯中校，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只认识卡勒·瑟德尔中尉（Lt. Karle Seydel），在横跨太平洋的航程中我就认识他了。他是D连机枪排的军官，身材魁梧，留着胡须。他看出我不知所措，就把我拉过去，让我跟着他走。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他的关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准备好了。背着他为我打的沉重的行李包，摇摇晃晃地站在过道中。这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将从船舷的网梯上爬下去，进入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的登陆艇。我四肢无力，你知道，我从来没参加过体育锻炼。

“‘医生，翻过船舷。’

“瑟德尔中尉在我身边翻过船舷，帮着我一路向下爬。我紧张得不行，双手抓着一根横向的缆索，双脚踩着下面那根缆索，整个身子就像一袋土豆那样挂在网梯上。

“‘两手抓紧了，’他说。

“‘好的，好的。’

“‘现在把你的右脚收回大约6英寸。。。很好，医生。现在慢慢地将右腿伸直。。。好的。现在将将右脚踩在下面那根横向的缆索上。’

“我上岸后的第一个伤员的大腿上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前线的卫生员在在伤口下放了一个止血器。我当时紧张不安，眼前的伤员更让我心慌意乱，不过至少我还能工作。我看着周围的卫生兵如何工作，很快学会如何在紧张混乱的环境中抢救伤员。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总卫生兵努恩（Chief Corpsman Nunn），他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外面战场上的枪炮声还是不时打扰我。当我们的战列舰第一次开炮时，406毫米的炮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就像一列货车从天上驶过。我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将双手压在地面上，好像想要躲过它似的。努恩对我说，‘别害怕，医生，那炮弹听声音不会落在这里。’

“‘哦！’我擦了下额头的冷汗说。

“我曾经在费城总医院实习过，你无法想象仁川的一个包扎所和医院的大手术室之间的差别。这里没有手术无影灯，唯一的光源是旁边卫生兵手中举着的手电。伤员就四处躺在地上。除了吗啡和纱布外，别的器具都没有消毒。不过至少我可以将他们送到后方去。但是在柳潭里我们被志愿军包围，无法将伤员向后方转移。很多卫生兵在通往汉城的路上战死，以至于海军不得不抽调军舰上的卫生兵来填补空缺。

“朝鲜战争中很多事情我终身难忘，其中一件事是这样的：当我们在仪政府时，一天晚上来了两名年轻的，满头金发的卫生兵。他们刚从船上下来，问我哪里需要人手，我送他们去了F连，因为最近那里伤亡严重。这两个年轻人是好朋友，二话不说，立即出发去上尉沃尔·皮特斯的指挥所。没想到，还没等到天亮他们两人就阵亡了。

“太恐怖了。。。他们上岸来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看看朝鲜的山水风光，农舍和稻田就战死了。我让努恩将他们两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将纸片放进我的钱包，直到现在我还为这两名满头金发的年轻人感到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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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在朝鲜战斗过的陆战队老兵，得过紫心勋章。我猜他肯定来自于陆战一师。不知道他的军衔，估计是尉级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