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裂石

农村大学生比例逐年降低 家长认为成本高谋生难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新华社1月初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因为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让所有人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可以推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但是倘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断地拒绝穷人，无异于在剥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此就容易陷入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恶性循环。     当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其中有30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如此此消彼长，比例自然会变化。而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工作是那么的难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难免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折射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农村在教育设施和教育投入上的远远落后。当城市集中大批优势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育设施，大办示范性高中时，农村学校却不得不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困难。再加上我们的教育表现出了向精英化倾斜的趋势，逐步冷落低收入贫困群体。教育一旦患上“嫌贫爱富病”，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不得不止步于高校校门之外。     教育公平本是最基础的公平，因为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教育也以其巨大的力量而塑造公平。但现在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公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不能不引起关注。也正是基于此，温总理在穷人经济学的基础上，曾经提出过穷人教育学的理念，“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可见，穷人经济学与穷人教育学之间，道理是相通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如何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首先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其次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如此才可能抑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作者: 李龙)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1/24/content_10712908.htm

裂石

十五年前上大学时，同宿舍除我外七人都来自农村，全校也多数是农村学生。其实在高中阶段已经出现这情况了，理科班全年级前百名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那时候学校里一是农村学生多，二是女生极少，三是家庭富裕的学生很少。

只过了几年开始以倍数扩招，97年比96年分数线暴跌，风气大变，增加了许多文科，女生也多了很多，校园里明显地开始不同。

从前努力读书上大学是农村学生改变人生道路的惟一途径，现在上了大学也找不着工作，反而成为继续负债的途径。

记得前几年在外贸学院工作，接新生时，进校门的全是车没有人，据说即使家里没车的也要租了车开来报道。正疑惑着大门那条大路怎么没有人行走时，发现了一对穷苦的农村父母领着一个女儿背着破棉被来报道。巨大的反差让我一直难以忘记，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穷人的女儿在那样一个几乎“贵族”化的大学里要怎么生活四年。

[ 本帖最后由 裂石 于 2009-2-3 11:33 编辑 ]

老木匠

现在自主招生中看到的学生，不要说是农村的，就是城市蓝领阶层的孩子都是少数。

kemingqian

教育有一个社会作用，即促进阶层移动（Social Mobility）。若农村、蓝领子弟学生在自主招生的招牌下减少了入学机会，后果不堪设想。

老木匠

原帖由 kemingqian 于 2009-2-3 21:01 发表
教育有一个社会作用，即促进阶层移动（Social Mobility）。若农村、蓝领子弟学生在自主招生的招牌下减少了入学机会，后果不堪设想。

这倒不是有意为之。因为农村学生受到的基本还是应试教育，一般来说，知识面要窄很多，见识有限。交流能力也比较差，在面试的时候很吃亏。而城市蓝领阶层也很难上到好的中学，受到的教育基本局限在教材上，而自主招生往往注重学生在教材以外的知识及综合能力。

金丝铁线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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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魔术：
8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9。39%，2007年底占45%。

老木匠

农村的不一定要超过一半，但现在确实是太少了点。

文革前17年时，工农子弟上大学的也并不多，红五类里真正在高考中得到照顾的是三革子弟。靠成绩上去的，大多是现在算白领的职员阶层子弟，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一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环境

emmer

2009年01月23日04:07  大洋网-广州日报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说，10年前他已在中山大学做过不完全的调查，“当时城市大学生已占90%，现在估计只会更多。”

　　“从儿子读高中起，我就要借贷付学费了，大学……”广东德庆县马圩镇荣村的村干部老戴感叹。

　　现实远不止此。当了18年中学教师的杨明伟说，在他执教的县一级中学里，每年只有25%的初中生会选择上重点高中考大学，而18年前这个比例是60%。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但在广东社科课题研究中处于“未完成”状态。连日来，本报记者着手开展了目前农村生源在高校中所占比重的深入调查，以求探询每年挤入高校大门的千军万马中，农村孩子的脚步为何逐渐迟疑。

　　“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在广东，总理的这句话到底是否符合实情？

　　无论今昔，孩子们都从自家起步。未作刻意筛选，上周本报记者着手调查的是粤西一条最普通不过的村庄。

　　儿子刚读上高中

　　老爸就开始借贷

　　德庆县马圩镇，隐藏在一条省级公路的旁边。时值砂糖橘的抢收季节，路旁杂乱地拥挤着一个又一个临时的交易帐篷。昏暗的光线里，布满了为这些果实忙乱不堪却心情烦躁的当地各村农民，他们希冀着在迎春年果市场做最后一搏。学校早已放假，各家各户赋闲在家的孩子们被大人们带领着，也投入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但是繁忙并不意味着丰收，“一窝蜂”的种植没有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交易市场内外，到处倾泻着因为来不及出售而腐烂的橘子堆。在距离镇政府不到5公里的荣村，村委会副主任戴兆楷一脸灰暗，“我种了十几亩橘子，辛辛苦苦一年，现在算算，卖掉这些橘子还要亏十多万元。”

　　老戴的宝贝儿子去年考上了县城最好的中学香山中学。“450人考中了90人，我儿子排30名。”言语之间他颇感自豪，并早早已经打探清楚，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年能考到大专以上院校的比例是1/2左右。

　　按照老戴儿子的成绩来看，考上大学并不难，然而能不能上却似乎是另一回事。“不瞒你说，我虽然是个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0元，这个钱连儿子在县城中学读高中一个月的伙食费都不够。”老戴儿子在香山中学的学费是每个学期1050元，“我们靠借贷交上的”。

　　但他表示，荣村在德庆还不是最穷的村，“也就中等水平左右”。“每个村民每年的收入不到4000元，连吃饭都很紧张，孩子上大学不借钱是不可能的了。”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创收的环境条件，目前该村的村民主要靠务农为生，几年前风光的砂糖橘种植现在已成了“鸡肋”，各地一哄而上造成了恶性竞争，“现在我们批发价格才0.8元一斤，成本都收不回来。”整个村子去年最大的一笔集体收入来于租地，仅9000元。

　　“供不起，这是最实际的原因，有钱谁不想供大学生，但是有实际困难啊。”老戴并不承认村里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数量比过去减少，“因为社会进步，孩子们的素质比过去有所提高，这些年村里每年都有两三个考上重点本科。但是能不能读上，客观困难还是存在，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单亲，去年考上了也没法读，先打工，后当兵去了。这在农村很正常。”

　　两年前，在教育部主办的“高校可持续发管理论坛”上，专家们提出“一个农民13年纯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如今依然是这样。

　　老戴说，儿子的争气多少给了他很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儿子就读的马圩镇中学里，招收的是全镇各个村办小学自然升读的孩子，“9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是全升的”。每一年，这所中学招收的初中生有450人左右，“毕业时其中70%以上会出去打工，大约30%会上高中。”具体到老戴儿子这一届，考上县高中的一共90人左右，其余的360多名孩子全部分流。

　　“我们村只能算中等状况。”老戴一再强调这一点。在马圩镇另一个村诰赠村的思落小组，村民大约有350人。在邻镇官圩镇沙旁中学任教的教师梁永波分外留意村民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有没有逐渐减少这个话题，他格外有兴趣。

　　“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大学生就业还比较吃香，村里都使劲培养大学生，才几百人的村民小组每年都有七八个大学生冒出来，最厉害的出国留学去了。”梁永波回忆，那是村里历史上最辉煌的几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听到有大学生出来了，我只听说2006年有一个考上了广东商学院。”

　　“主要是出路不好。”梁永波认为，“这几年村里每年都有五六个孩子初中毕业，其中有三四个选择读技校，有两三个被家里安排去种水果，基本上没有孩子会选择读高中，不读高中，自然就不可能读大学。”

　　初中毕业后孩子们

　　纷纷从校园“蒸发”

　　就在去年，该村有一个孩子初中毕业，会考成绩都已经达到香山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了，可是家里最终却让他去读了技校。这是让梁永波觉得最可惜的一个孩子。“家里人觉得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太高，但是出来后却可能连谋生都有困难，还不如早早出来打工做生意。”

　　“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我的感受是现在农村的重教风气确实不像过去那么浓厚了”，在德庆县一级中学悦城镇龙母中学任教的湖南人杨明伟已经做了18年的初中教师，多年来他的学生98%以上来自当地的农村。

　　“18年前，我教的初中班上，起码有60%的学生选择报考重点高中，而18年后的今天，顶多只有1/4的学生会考了。要了解为什么现在农村大学生越来越少，从初中开始就发生变化了。”他认为，让这些农村孩子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蒸发的最大原因有几个方面：学费高、就业形势和社会风气。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之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再往前追溯，中学并非农村孩子们进入大学的第一起点。农村的孩子们正在如何开启他们的求学之路？

　　回看荣村，全村人口约为1200人左右，该村村办小学容纳的学生数量约为200人左右。在过去的近20年里，这所建造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小学翻新过两次。“和我们住的房子相比，校舍还算可以，最大的问题是老师。”作为村委会副主任，老戴没少受村办小学校长的唠叨，“他每次跟我说的都是，能不能拨经费多招两个老师？”

　　年轻英语老师太抢手

　　只能在3个村“走教”

　　如今，这200名孩子的老师一共有7个。每天他们都在各个年级连轴转，一人身兼数个科目，“这实在太正常了”，老戴认为这简直不值一提。

　　让他最担忧的是英语老师。前几年，荣村村办小学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从肇庆师专毕业的年轻英语老师，“县级师范来的，很不错了，所以很抢手，只能几个村‘走教’。”

　　所谓“走教”，和孩子的“走读”不是一个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两三所村办小学都只有这一名英语老师，所以她必须每天“走着上讲堂”——刚在这个村上完课，就要马不停蹄地往下一个村子赶。不过，虽然“抢手”，这名英语教师的工资和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差别，都是统一的标准，月薪1600元左右。“她虽然辛苦，但是别的老师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样辛苦。”老戴说。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为解决农村师资短缺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乡之间的生活环境和办学条件的差异、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交通不便等，众多农村优秀教师流向城市的趋势已属不可逆转。

　　像荣村这样期盼多年才盼来一名英语教师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不愿到农村任教，即使来了也会迅速流失。据媒体报道，陕西省宝鸡市某农村高中统计，近三年就有10多名优秀教师流向城市，但县政府因财政不足，又拒绝大学生回县工作，造成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严重缺编。

　　去年12月25日，“南方网广东发展论坛”出现的一组紫金县旧塘小学岌岌可危的现状的图片，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学生，只有一名已届71岁的老教师。该校被冠以“广东省最破烂学校”的响亮名号，虽然情况极端，但多少浓缩了广东很多村办小学的窘况。

　　除了师资，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学校的教学设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没什么内容”。老戴坦言，村小学的孩子们从来不知电脑为何物，其他所有电教设备更是一应俱无，孩子们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们手里的旧课本。

　　“附近几个村子都这样，儿子说，读上镇初中后，终于知道电脑长什么样。”老戴憨厚地笑笑。

　　谁把农村孩子们

　　早早拦在了门外？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张敏强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扩招前最后一年，这一年张敏强正在担任中山大学高教研究所的所长。“教育部组织我们开会，谈高考改革。”没想到，这成为他关注农村孩子上大学问题的起点。

　　“当时我和广东省教育厅的一名领导上京，在恭王府闭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张敏强回忆，时任教育部领导召集各地高教专家，研讨英语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语考查的问题。“教育部领导拍板，广东有改革条件，先做试点。”

　　可是台下的张敏强，心里却暗暗打起鼓来。出生在农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这个改革对农村孩子将产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广东的教育资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说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就连优秀的英语老师都不容易找啊。连老师的老师都是中国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语、潮汕英语，对农村的孩子来说，考口语最先考的是当地师资的水平。”

　　与此同时，近几年大量师资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聚集效应”也让他深感担忧。“综观近几年广东的高考成绩，过去曾经很优秀的广东粤北山区如梅县等地，现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为师资流失。很多人说，粤北粤西等地区的中学就是珠三角的师资培训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东一直在推行标准化考试的高考改革。客观地来看，在高考改革中确实有很多不利于农村学生的因素。“很多农村学校，连必要的实验设备或电教设备都没有，怎样开展课程改革？农村学生从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连阅读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没多少，怎样适应越来越讲究考察综合素质的高考？”

　　“又比如实行3+X，可是在很多农村的学校，实际状况是连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师数量都不够，还怎么拨出老师来专门应付选择‘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班上只有一两个孩子选考某个科目，那么学校一定会因为没法配备老师而劝阻。”张敏强指出。

　　从那一年开始，张敏强敏锐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对农村生源的不利影响。因此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广州，他马上在中山大学开展了一项不完全调查——到底有多少大学生来自农村？

　　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1998年中山大学招收的大学新生中，90%都是来自县城或城市的学生。“和我读大学的时候区别太大了”，上个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张敏强记得，当时班上像自己这样的农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过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张敏强感觉到，虽然连年“扩招”，但不意味着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里有增加数量和比例的机会，“扩招对城市学生更有利，我没感到农村来的孩子有增加。”

　　在广东的重点高校里，目前来自农村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记者分别走访了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遗憾的是，各高校多年来都没有专门做过相关统计。“从来没有按照学生的来源做过分类，而且现在学生的户口界定也比过去复杂，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华南师范大学一名招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农村大学生比例30年几乎降一半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大的感觉，近几年农村孩子的比例在数字上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减少趋势。”华南农业大学曾经负责招生工作多年的邓基泽老师认为，这主要是过去10年里农村和城市发展差距拉大的结果。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处的有关人士则表示，该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内外达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来自农村的孩子，从每年的贫困助学数据看，农村孩子进入重点高校人数逐年减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如果广东确实存在这样的状况，这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坦言，目前广东还未就此问题作出相关的调查研究。“如果有足够的对比数字支撑，那么将是一个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问题。”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对半分，“那么理论上高校里的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也应该达到1：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因此有专家认为，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结果。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课题组同时还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2.3%，比1990年减少了5.7个百分点。

　　差距是高中阶段

　　机会不均等延续

　　与此同时，课题组对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调查表明，2003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这一比例7.9个百分点。这表明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瓶颈还是在高等教育前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张敏强认为。这一结论和相关调查不谋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2005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030.95万人，按毛入学率52.7%计算，将有3500多万初中生流入社会。其中，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农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远低于扩招之后的高考升学率。进入重点高中的竞争比考大学更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为影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最大瓶颈。”

　　张敏强指出，现实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是整个教育体系结构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积累和延续。

　　近几年积极进行的教育改革，埋藏着不少不利于农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养重点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来，不断加大城市高中的优势。但是资源集中不意味着最大化，结果就是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平衡。”张敏强表示，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把多年来给广州一所省重点高中和一所县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你就会发现可能是数十万元和几千元的对比”。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无论是师资流动还是资源分享，广东已经到了有条件也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一方面是农村师资严重缺编。能不能把大城市和县、镇、村级学校教师的工资标准统一一下，让教师像公务员那样统一待遇？也可以像选拔公务员那样选拔教师，抬高教师的从业门槛，从而使更多高素质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他指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上给予农村的倾斜政策确实不多。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现实状况，那么我们是应该考虑作出一定的调整了。客观来看，近年来城市的成长系统要比农村优越，如果确实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会与经济发展产生恶性循环。”郑梓桢指出。不过他也提出，也不应只把眼光盯在农村，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势群体”，比如城市的贫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会阶层，找出主要矛盾，是对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调整还是根本性调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需要谨慎对待。”

　　“不管如何，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寻找积极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们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学位为主的教育资源均衡化，能否通过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职业培训、剩余劳动力培训等方法来补偿农民缺失的大学阶段教育？”他认为。

kemingqian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2-3 21:35 发表


这倒不是有意为之。因为农村学生受到的基本还是应试教育，一般来说，知识面要窄很多，见识有限。交流能力也比较差，在面试的时候很吃亏。而城市蓝领阶层也很难上到好的中学，受到的教育基本局限在教材上，而自主招生往往注重学生在教材以外的知识及综合能力。

接老木匠的话题。

任何考试内容和方式都会对一部分人有利。农村学生或城市蓝领阶层子弟知识面窄，会在综合能力考试上吃亏，这一点无可置疑。只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学习能力差。这种因素是环境造成的，而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通过接受教育去改变自己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怎样公平地提供教育机会的问题。

从制度上来看，一个在美国大学里用的较多的方法是硬性规定比例，即各专业对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裔（有时包括女学生）招生数做死规定。这一做法被称为“平权措施（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有关平权措施的争论很多，但许多大学都用过或还在用这种方法来扩大对少数族裔的招生。

从入学考试的角度上看，除了笔试、面试，有一种方法是考虑学生在所处学校或学区的排名。具体例子如下：

学生A(大城市出身）
考试成绩：85分
高中排名：60% （比60%的学生成绩好）
调整得分：51 （85 x 0.6）

学生A(偏远农村出身）
考试成绩：60分
高中排名：90% （比90%的学生成绩好）
调整得分：54 （60 x 0.9）

用这种方法可以淡化掉教育环境对农村学生考试成绩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方法的基本设想是：当我们比较特定地区的1000个城市学生和1000农村学生时，各取前100名。他们考试的分数也许会很不同，但他们的学习能力则不会相差很远。

kemingqian

???金丝铁线 于 2009-2-4 00:27 发表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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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魔术：
8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19。39%，2007年底占45%。

不是很清楚这些统计数字。不知国内各地教育局有没有统计科。日本在一百多年前刚开始搞义务教育时就有详尽的教育统计。有一本关于石川县教育研究的资料，你可以看到100多年前个个村庄学龄儿童人数、学生数、家庭经济情况等等。国内大学要是能够公开大学生生源的数据就好了。

若没有这方面的公开数据，就需要有人加以收集。对这种数据的收集分析也能成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的。

邱晓云

我的意思是数据要综合看，综合理解。这个问题很严重，但并不象温说的在变得更严重，至少程度并不象他那组数据表面显示那样。
不同的解读会把矛头指向不同的矛盾：从贫富差异上理解，大学收费，尤其是一些合资高价班的开办，肯定会加重这个问题，但说到底不过是一些成绩弱一点的城市考生另外加钱买了受教育的机会，是件两利的事。
假如矛头指向城乡两制的制度，数据也可以作另外的解读，各位有没有想过，录取的农村考生都是父母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照现制度，受完高等教育就成了城市人了，我们的制度是不断将优质基因从农村拔出，将淘汰下的留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城乡录取比例相同，一定是考试出问题了。比较城乡同样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生养的孩子的录取情况，数据才有说服力。

周泽雄

赞赏晓云兄的分析角度。
不管情感上的倾向如何，看问题还得拿捏准了才行。

kemingqian

作为学者，发言凭“不完全统计”和“估计”来做依据，是不妥的。当你感到有问题时去寻找资料数据，找到的东西也容易是片面的。你是带有倾向性地去找。教育行政机构的工作内容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应该是教育统计。统计结果则要公布于众。这样搞研究的才会有客观材料，政策也才会放之有的。我们只有“不完全统计”和“估计，”这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失策，对教育行政内容理解不深。

晓云的“比较城乡同样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生养的孩子的录取情况，数据才有说服力”发言，与老木匠的不仅农村子弟、“城市蓝领阶层也很难上到好的中学”因此不利于被录取的意见，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蓝领阶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会多。当然，我们没有现成数据来证实我们的观点。

学者没有论证客观证据时发言要谨慎，决策者怎么办？我学的是教育行政搞的是企业管理，在企业管理中若没有充足的数据但你又必须做出决定时，靠什么？靠KKD主义：经验（KEIKEN）、感觉（KANKAKU）、勇气（DOKYOU）。这是闲话。

[ 本帖最后由 kemingqian 于 2009-2-6 00:38 编辑 ]

kemingqian

前面我提到过教育有一个社会作用，即促进阶层移动（Social Mobility）。这里再引进一下另一个概念：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网上查了一下，吴理财的【论贫困文化】一文对此概念的解释比较详细，先转贴如下。

[ 本帖最后由 kemingqian 于 2009-2-6 00:44 编辑 ]

kemingqian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贫困看作自然环境的产物，或者当作一种具体的经济问题，认为土地、资本乃至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是阻碍发展、导致贫困的罪魁祸首。因而，他们从不同方面对贫困进行物质的考察或经济、技术的分析。这类分析往往暗示，只要消除一种或几种障碍，社会发展的力量就会像打开栅栏后的野马一般狂奔而出。但是，许多发展的经验却表明，事实并非如他们分析的那样，即使消除了其中一种或几种障碍，也很难看到发展的一线曙光。
    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过分倚重物质或经济、技术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忽视一些更为内在的因素的潜在影响，例如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或思想等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有着更为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同时，在文化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对应性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企图把经济的发展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必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发展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

    （一）

    事实上，人们对任何一件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对贫困或是发展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在今天看来，诸如土地、资源、地理、气候等环境（或物质）因素对贫困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但是，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传统社会里，这些因素对人们的生活、生产乃至他们的命运，的确具有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在这种社会里，物质的限制对于落后的贫民们来说几乎是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贫困、落后，从物质着手，也就合乎他们的愿望与要求了。这也是传统社会漠视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环境等物质因素比在复杂的或他们当时还不可能这样称呼的文明社会里更具约束力或神秘力量，就丝毫也不奇怪。一旦人们开始认为他们能够认识环境，并能主动地改造环境的时候，现代性也就呱呱坠地了。它首先意味着人能够摆脱环境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人从神、命运或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解放，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进步。

    因此，“环境决定贫困论”对于贫困者可能是一个真理，因为当他们在环境面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的贫困又决定了他们与环境之间的狭隘关系，从而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贫困，还不如说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环境”。实际上，还是他们的文化内在地起着作用。

    相对于“环境决定贫困论”来说，将贫困视作一个经济问题，认为贫困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是一种较为时新的观点。诚然，贫困的经济学描述、分析，能够给人以直观的感性认知、明确的数量指标、精确的数据分析，有利于政府机构的政策行为，以及对反贫困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但是，却不利于对贫困真相的认知，因为它在强调贫困的经济学意义、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分析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⑴。

    如果对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脱离了贫困主体及其观念、思想和社会心理，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毫无用处，根本不能解释什么问题，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人们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经济开发计划，或者他们对经济发展项目的看法与实施者大相径庭，那么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经济开发计划或项目，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在实际中全然行不通。

    贫困者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发展，他们总是向往着一种与他们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无视贫困者的思想、“发展观”，只是盲目地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如果这些人民自身还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的这句名言除了讥讽贫困者以外，同时也警告了那些无视贫困者文化的热情的发展经济学家或现代  化改革家们。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必须考虑贫民的想法、思想以及他们的“发展观”，即他们所拥有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

    最早将贫困视作一种文化现象进行专门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Oscar  Lewis）。1959年，他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刘易斯的“贫困文化”涵盖了穷人的社会参与、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社区环境和个人心态等方面的描述，可谓物质与非物质生活，个人心态与群体互动关系兼具。实质上，他是把贫困看作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城市“贫民区”（或下层社会“Underclass”）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乡村型的社区贫困是否完全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它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

    那么，什么是“贫困文化”呢？“贫困文化”与“文化贫困”是同一个概念吗？“贫困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接下来，有必要具体地讨论一下“贫困文化”这个概念，厘清其含义及其主要特征。

    在许多文章里，人们常常将“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会注意到二者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的，后者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二者之所以被混淆，主要是由于二者包含的“文化”一词所引起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一词加以区别。

    “文化贫困”中的“文化”几乎可以等同于“知识”  一词的含义，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知识层面的贫困，即通常所指的知识缺乏、知识不足或文化素质不济等。我们不妨也将它分为绝对性贫困和相对性贫困，前者是指知识贫乏，乃至无知、低能；后者是指其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

    然而，“贫困文化”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的，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所言，“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Tylor，1871）⑴。这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较为正式的定义，但却不是唯一的定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文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据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克鲁克洪(C.Kluckhohn)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等对“文化”所下的160多个定义进行归纳分析认为，这些定义基本上都很接近，所不同的只是方法而已。他们认为：“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各种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文化的本质内核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传统的观点，一是与之相关的价值观。”⑵如果用一个更简单的名词来概括，不妨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⑶。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贫困文化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不得不首先适应环境以求得生存；对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必须面对贫困的事实，并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理念和价值体系。——正所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⑴，即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如果穷人的愿望或目标，超出了他们生活现实的范围，得到的往往是失望和无奈，极少会满足他们不切实际的要求。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⑵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穷人常常表现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所谓“种田为饱肚，养猪为过年，养牛为犁田，喂鸡喂鸭换油盐”，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广大贫困乡村普遍存在；而那种“手捧玉米糊，脚蹬暖火炉，皇帝老子不如我”的安贫乐命的落后心态，在一些贫困山区并不鲜见；对一些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农民来说，“春等救济粮，冬等冬令装，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也便不足为奇了。

    类似的“贫困文化”现象还有许多，如：“三口之家五亩田，种好家中本分田，舒舒服服享清闲。”你若跟他们讲富裕地区、富裕户的好日子，他们会说：“嗨！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比着过呢？人要知足，适可而止，钱挣多了会扎手，心想大了会扎肺，树大必招风，何必做出头的椽子？！”⑶他们自卑自贱的同时，又容易滋生自足自乐的心态。因而，一个贫困乡民（Peasant）的理想生活也不外乎“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很显然，如果他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不可能有热情去改变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会成为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只要不破坏他们现有生活的平静，维持他们脆弱的“收入——消费”平衡）；即使外部力量抱着善意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针对他们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反贫困计划也会在他们面前流产。

    荷兰当代哲学家皮尔森就曾注意到：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清除贫民窟，将居住者迁入较好住所的计划，常常遭到强烈的抵制。他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放弃虽然恶劣但却熟悉的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被他们当作自己的东西、已被承认很久的个性”⑷。其实，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贫困乡村极为常见——挂在贫困乡民嘴上的俗语便是：“饿死不离乡”，“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譬如，在“贫瘠甲天下”的“三西”地区，国家始于1982年决定从贫困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向河西、黄河可垦灌区计划移民70万人口，但遇到的阻力却令人“费解”——越穷越移不动，贫困者的反应是“人，住惯了哪儿，哪儿好，穷就穷一点，穷日子安份”。截止1988年，在已完成的20万移民中，70%以上是见过世面的复员军人、有文化的青年夫妇或跑过江湖的手艺人⑸。近年来，在一些贫困地区实施的“迁移扶贫”和“吊庄移民工程”中，也都遇到类似的阻力。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作用和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各种不同的社会效应”⑹。贫民的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其中，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解放的严重障碍。由此“产生了宿命论的意识和接受了被注定的状态，从而形成了自我保存的贫困链——加尔布雷斯（J.K.Galbrath  ）称之为‘对贫困的顺应’(accommodation  to  poverty  )”⑺。

    ——贫困文化是穷人自我维护的需要。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  “一物品的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⑴。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Hertzler）也认为，文化（或制度）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

    而且，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某一社会生活的经验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各个民族逐渐形成经验的统合；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合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在此文化里成为满足固有需要的策略”⑵。贫困文化也不例外，它也是贫困群体（或社会）生活经验的统合，满足他们生存或生活的基本需要。

    以婚育文化为例。许多人对贫困乡村屡禁不止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现象很不理解：即使你面对面地对他们宣传科学的婚配方式、文明的婚育知识和现代的生育观念，他们照样也要“我行我素”。但是，一旦你真正地深入他们的实际生活，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也符合贫困乡民（peasant）的生活需要。

    对于一个贫困乡民或贫困乡民家庭来说，婚娶是一生的大事，它往往要消耗他们一生拼命累积的大半财富，甚至为了婚娶倾囊而出、到处举债也在所不惜。有些家庭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对个别家庭来说，根本就是一穷二白，谈不上“节省”二字），他们就采取换亲、抱养童养媳或近亲婚姻的办法。而且，近亲婚姻有利于增强亲属网络在生活、生产上的合作（对于贫困乡民来说，除了家族网络和亲属网络以外，极少有其它的社会合作关系）。土家族有句俗语，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甜浆稀饭不放盐，表姊表妹不要钱”，“姑家女，舅家娶；舅家要，隔河叫”。

    在贫困的生活方式中，早婚早育也是很自然的事。俗语说得好：“早栽树，早乘凉。”因为贫困的生产方式一般都是粗放型经营，以劳力的投入为主要特征。为了维持他们简单的生产方式，贫困的家庭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因而，早婚早育就符合了他们的生产需求。另外，对贫困家庭而言，抚养子女花费并不大，只要孩子稍长一些，即可投入劳动生产，养家糊口。这从一方面助长了他们“早育”、“多育”的想法。与此同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是迫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刘易斯在“贫困文化”中提到的：长期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子，他们“性经验较早”，“小孩能享有保护及照顾的童年期相当短暂，轻轻的年纪即经验到了成人生活”，也是同样事实的反映。

    高生育率也与贫困的许多特性相关。正如世界银行在其一份减贫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贫困家庭的许多特性造成了高生育率。”在贫困社会中，由于缺乏最起码的社会保障，贫困家庭的父母只能依靠多生子女使其中一些成年后能使自己年老后有所保障。关于贫困与生育之间的关系问题，莱普和科林斯在《食物第一》一书中所写的一段话可能会帮助你认清事实的真相，他们写道：“据电子计算机测算，一对印度夫妇平均要生6.3个孩子，才能保证有一个儿子存活下来。如果更多的子女有希望存活下来，那么夫妇就感到无需生育那么多孩子了。因此，两位熟知非洲情况的医生得出结论说，最好的节育措施莫过于让孩子吃饱。”⑶贫困家庭的子女能提供劳动力，这对家庭有较高的经济价值⑷。这种现象越在贫困地区越突出。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这种现象就极为普遍。例如，甘肃陇南山区文县堡子坝乡的寨子合作社，被调查的两个自然村，生5个孩子的很普遍，30岁的社长已有9个孩子，还有11个子女的。这两个村共有51户，只有1户不缺吃穿。又如，江西万载县和宜春市6个特困乡的480户贫困户中，1981年以来的初婚妇女早婚率平均为32.6%，个别地方高达53.3%。有的15岁结婚，20岁已有两个小孩。婴儿近3/4是计划外生育的，平均计划生育率只有28.4%，多胎率高达42.2%，最多的生了9胎。而且，在这种贫困社会里，劳动力的多少和强弱直接同家庭生活状况以及在本社会中的声望、势力紧密相关。这一点，恰好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的赛•兰格的一句话作了最好的注脚，赛•兰格说：“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饿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以至这些贫困人口在“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轮回不已。

    在一个贫困乡村中，重男轻女，也就更不足为奇了。一是由于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能够承担较粗笨的农活；二是女孩子终究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相反，男孩子长大后还可以娶个媳妇，增加家庭所需的劳动力；由于社会保障的不足，三是养儿可以防老，这可能是贫困家庭所作的最长远的打算了；四是在贫困社会中，权力一般是以暴力维系的。很显然，男子对维系家庭的地位、声望或荣辱等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社会意义；五是在贫困乡村中，男性是家庭嗣业的象征，而女孩子（或女子）则不具有这些社会性、文化性价值。

    也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贫困乡村经常发生“溺弃女婴”现象。因此，要评价穷人的婚育文化，必须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具体社会出发。比如，如果要问在贫困社会普遍存在的近亲婚配、早婚早育和重男轻女等现象对贫困社会的作用是好还是坏时，我们却难以明瞭地给予回答，它们的具体作用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基本需求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生存需要的层面来谈论贫困文化的。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need  hierarchy  theory)，生存需要（包括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其次为友爱、交往与尊重的需要，然后是求知、求美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较基本的需要会操纵个人的生活，一直到这些需要满足为止。这就不难理解，温饱有虞的人目光所及也不过是些眼前生存的东西，他们不会痴想太多，也不可能看得长远。正如经济学家丹尼斯•古莱特(Denis  Goulet)所言：缺乏自尊和自由往往是因为人们生活水平很低，仅能维持生存。缺乏自尊和经济上的限制容易产生安贫认命的宿命论意识，而缺乏“进取精神”。同时，“贫困文化”却能使穷人应付“意识到根据这一较大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而无法取得成功”时所感到的“那种无望或绝望”。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穷人在大社会中自我维护的一种文化，尽管对穷人以外的人来讲，“贫困文化”是如何地妨害了穷人的进取和发展。这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对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意涵，因而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贫困文化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短暂的贫困可能是由于物质的原因引起的，但是，长期的贫困则主要不是物质因素作用所引起的，而是一些非物质因素（即贫困文化）作用的结果。由于贫困文化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它往往使贫困长期存在。这主要是由于：

    1、贫困文化具有“自己的结构和机理”。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它也会像其它文化一样，通过无所不在的各种各样的途径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生活其中的人，使其思维、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等都打上它特有的标记，并且会逐渐累积下来，进一步强化它自身的“结构”和“形式”。这样一来，它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而且往往不易觉察，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互动以后，它已经内化为人们个性的一部分了。

    2、贫困文化一旦出现或存在，在一个家庭（或社区）中，儿童必然会受贫困文化的影响，当儿童到了六七岁时，他们往往已经汲取了贫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要想阻止儿童吸收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十分困难的。而且，一旦吸收了，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便成了他们个性和特征的永久组成部分。实际上，每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犹如经过编码的“遗传因子”，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成为承递绵延这种“遗传因子”的载体，从而体现它的活性功能。

    3、即使一时消除了物质上的贫困，也不足以根除作为完整生活方式的贫困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决定的。在今天，文化被看作人们生活方式的表现，但是这种生活方式不再纯粹地局限于物质范围之内，更主要的是它的非物质或超物质的东西——通常所说的习惯、习俗、价值观、理念或意识形态——它们的变化往往要滞后于它们的物质形式或经济基础，并保持自身运行的一定“惯性”。因此，与其说“文化”是一个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词，它不仅仅是指一般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物质制品、建筑和艺术作品，也不消说是指工艺、技术、技能、知识或经验，而主要是指一整套的行为方式、礼仪、风俗、习惯和规则，以及与之关联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它们都具有活性功能，是个动态的范畴。因此，很早以前恩格斯就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列宁也曾指出：习惯势力是一种很可怕的势力。很显然，贫困文化作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它也必然地具有这些特性。所以说，如果仅仅是由于物质原因或经济因素造成的贫困并不足虑，最可怕的是文化性因素所造成的贫困。

    由此可见，贫困文化对穷人来说，一方面起着维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贫困长期存在，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矛盾地统合在一起。

    （三）

    下面，我们不妨再进一步讨论贫困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1）贫困文化是不是一种传统文化？对此，主要有两种看法。国内的许多学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一种传统文化，或者认为，贫困文化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例如：穆光宗将贫困文化（或精神贫困）的具体表现归结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得过且过的生活观，重农抑商的生产观，好逸恶劳的劳动观，温饱第一的消费观，有饭同吃的分配观，崇拜鬼神的文化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等等。高长江则直接认为，这种低品位的价值观，大都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的反映。具体表现为：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道、得过且过的幸福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生产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血缘伦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等。王培暄则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传统观念：①小富即安的狭隘满足观念；②挥霍浪费的消费观念；③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④轻视知识的文化观念。这些因素，像一剂化学缓冲剂，制约着商品经济这一新鲜成份并使其反应缓慢。赵秋成也认为，贫困文化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土壤，是长期与外界隔离的产物。倪虹也认为：贫困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抱残守缺、认命的固定的心理习性。由此，又产生出浓重的封建色彩的思想，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章国卿也是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他们拥有的是一套传统而且守旧的价值观念：第一，以农为本、重义轻利的封建小农意识；第二，婚育观念上的‘亲上加亲，多子多福’；第三，生活方式落后单一”。类似的观点还有许多，不一而足。它们要么视贫困文化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要么视作自然经济的反映，或者是符合小农文化的主要特性。

    然而，台湾学者林松龄则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例如印度、古巴及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多数社会，其穷人少有被贬抑、匮乏的感受；少有自卑、愤懑黠抗的心态。非但少有对困境的绝望之信念，更滋生了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同时少感受到被大社会中其他阶层所孤立。”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而不具备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他说：“相对的在发展层次较高的富裕社会，贫困非但指示着经济生活的相对缺乏，还表示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包括物质生活外的各项社会次级需求（secondary  need）的不平等。生长在这种社会中的穷人常将自己目前的困境归咎于各项外在的压迫，而导致心理上及情绪上的不平衡滋生了所谓贫困文化的各种价值。”

    我们则认为，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的确，传统社会（或小农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或商品经济社会）来说是落后而贫困的，但是贫困与贫困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总而言之，贫困文化是一种穷人所拥有的文化，至于它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性或者现代性，要视具体的社会条件而定。在我国的贫困乡村，贫困文化更多地受传统价值所影响，而在发达国家的“贫民窟”（或下层社会），贫困文化则不具备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的特性。

    （2）贫困文化与主文化的关系：很显然，贫困文化是一种次文化。由于这种次文化的影响，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这种“文化差距”（cultural  gap）产生了贫困阶层与社会其它阶层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实际上既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又是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3）贫困文化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关系：贫困文化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反文化，只有当它的价值、信仰、规范，直接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信仰、规范相对立时，这种次文化才是一种反文化。一般来说，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他们生存的脆弱平衡遭到破坏。但是，一旦这一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又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这一点很像S••亨廷顿对“农民”所作的分析那样：“农民可以是捍卫现状的砥柱，也可以是革命的突击队。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取决于农民认为现有体系满足其眼前的经济、物质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需要集中在土地的拥有、租佃、赋税和物价上。只要土地所有制的各种条件是‘公正’的，也能使农民生存下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条件不公正，农民生活于穷困痛苦之中，除非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革命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大有可能的。……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在农村推进改革的能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贫困（aid-the-poor）具有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功能。当然，这种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维持他们的独立性，又要实际地增加他们的利益。

    （四）

    说到这里，还有一点值得辨明的是，尽管贫困文化具有冥顽的活性功能，不易根除，但是，这也并不表示生活其中的人没有摆脱贫困的可能。无论是文化贫困，还是贫困文化，最终都会归结为“人”自身的问题。这也就是说，文化的贫困，最终还是“人”自身的贫困，而贫困的文化也是由“人”累积形成的。贫困文化也像其它形式的文化一样，“体现着和积淀着人的本质、能力与活动的自觉自为的‘人化’过程及其结果，是属于‘作为人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句话如果应用到“文化”上来，同样有效。正像文化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文化。诚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文化塑造人，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是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塑造。实际上，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是在不断地主动地改造着旧的文化，创造着新的文化，因为从本来意义上说，文化归根到底都是由人创造的。无怪乎，有人要说：“比起以往任何时候来，今日的文化更是一种人的战略。”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与贫困、发展之间更为内在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忽视了这层联系的存在，以及这种联系本身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可以片面地夸大文化的作用，否则，我们又将堕入“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之中，一如环境决定论、生物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一样而偏于一端。如果我们过分地夸大文化的作用，或者人们只是被动地接受贫困文化，那么，他们除了接受贫困的命运安排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一切的反贫困政策、计划和措施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这种对“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认识还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才逐渐深入人心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醒了人的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反对任何依赖。人由于受到他自己的创造力和知识的鼓舞，他要求仅仅依靠自己。他不再想成为上帝王国的一个臣民，而只想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但是，这只能发生在文化的神话阶段以后（皮尔森将文化分为神话的、本体论的和功能的三个阶段），因为在神话阶段，“人持有这样一种立场或态度：他感到自己完全被周围力量所控制着。他此时还没有能力把自己同环境和包围他的东西区别开来。……他甚至直接参与到了周围环境之中，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只有在文化的本体论阶段及其以后的阶段，人才具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显然，生活在贫困文化中的人最关键的是要具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和能力，一旦他具有了这种意识和能力，他才能认识到贫困文化对他的羁绊作用，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挣脱它的束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从命运之神的安排之下获得了解放。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多数传统社会里，贫困被当作一种自然现象，而将贫困归咎于命运而滋生安贫乐道、恬静寡欲的社会价值。所以，荷兰哲学家皮尔森说：“过去时代的不幸和陋习在今天越是显而易见，它就离我们今天的时代越是遥远。奴隶制是一件坏事情，这是现在人都同意的；可是在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中，能从中看出不正义的人实在是寥寥可数。……直到最近，在印度，贫困即使对于那些贫困的受害者来说，却被认为是当然之事；贫困和苦难经常以意识形态的理由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只要人们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就会彻底改变这种情境。因为所有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人都要变成了这种情境的挑战者，仿佛障眼物从他们的眼睛中掉落了下来。他们对自身情境的抗议被内在化了，变成了内心深处的不满：不再认可，转而反抗。”⑴显然，这完全端赖于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和能力了。


《社会》2001年第8-9期

[ 本帖最后由 kemingqian 于 2009-2-6 00:45 编辑 ]

kemingqian

阶层移动（Social Mobility）、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贫困循环（Cycle of Poverty）与农村大学生太少问题，话越扯越大了。再聊。吃午饭去了。

老木匠

克明兄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的介绍很有意思。

目前教育资源确实大多被中层以上阶层垄断。

周泽雄

八十年代那套“走向未来丛书”里，有一本小册子叫《富饶的贫困》，是关于贵州农村的社会学调查。作者向我们证明，以贵州物产之丰富，它本应该非常富饶，妨碍它富饶的唯一原因，就是人的素质，说大点，也就是一种进入恶性循环的贫困文化了。长期生活在这种文化里，即使在伊甸园，你也可能穷得揭不开锅。
相反的例子如以色列，环境如此贫瘠，还能走向富饶。必须说，他们那里存在一种富裕的文化。想起犹太《塔木德》里的信念：“任何有知识的人都不会贫穷。”

卓立

原帖由 邱晓云 于 2009-2-5 08:56 发表
照现制度，受完高等教育就成了城市人了，我们的制度是不断将优质基因从农村拔出，将淘汰下的留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城乡录取比例相同，一定是考试出问题了。比较城乡同样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生养的孩子的录取情况，数据才有说服力。

邱版这句，无论此制度是对是错，都只是从统治者的实用主义出发的。但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哪怕我们先设定比如这样的观点“中国只要依靠城市的优质基因人口维持局面就足以运转了”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这么实行它。对于资源分配严重失调的中国社会，对于底层的农村人，让他们的孩子通过上大学改变人生，几乎是惟一的可行的途径。这条途径在九十年代上半期高校改革前还是在的，现在却处于（或可能处于）失效状态。

另外，通过城市扩大化来说明农村学生比例没下降也是转移了问题。因为提出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这个数字是否精确，而是这个比例体现出一个社会公平下降的现象，即处于社会底层的这一大群人失去了“科举”这条出路。而因为农村人口众多，这个现象就显得很重要。当然，由于存在农村城市化的问题，这种样本的对比必须加入这个因素，才更精确化，但于此同时如老木匠说的，城市富人与穷人的情况也更加剧了，大量农村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的情况可能使这个统计数字出现两种可能：1、城市人口扩大，所以其实农村学生比例并没有下降；2、提高的城市学生比例是集中在富人或中产阶层，结果实际上穷困人口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实际上下降得更多。

邱晓云

原帖由 卓立 于 2009-2-7 01:02 发表


邱版这句，无论此制度是对是错，都只是从统治者的实用主义出发的。但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哪怕我们先设定比如这样的观点“中国只要依靠城市的优质基因人口维持局面就足以运转了”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能这么实行它。对于资源分配严重失调的中国社会，对于底层的农村人，让他们的孩子通过上大学改变人生，几乎是惟一的可行的途径。这条途径在九十年代上半期高校改革前还是在的，现在却处于（或可能处于）失效状态。

另外，通过城市扩大化来说明农村学生比例没下降也是转移了问题。因为提出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这个数字是否精确，而是这个比例体现出一个社会公平下降的现象，即处于社会底层的这一大群人失去了“科举”这条出路。而因为农村人口众多，这个现象就显得很重要。当然，由于存在农村城市化的问题，这种样本的对比必须加入这个因素，才更精确化，但于此同时如老木匠说的，城市富人与穷人的情况也更加剧了，大量农村人口转换为城市人口的情况可能使这个统计数字出现两种可能：1、城市人口扩大，所以其实农村学生比例并没有下降；2、提高的城市学生比例是集中在富人或中产阶层，结果实际上穷困人口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实际上下降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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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是:这个比例体现了社会不公平现象，但并没有如原文及你说的那样体现出社会公平下降的现象

邱晓云

哪怕我们先设定比如这样的观点“中国只要依靠城市的优质基因人口维持局面就足以运转了”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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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个就是抹黑了，你从哪儿看出我有这层意思？还有什么统治者的实用主义出发的什么什么，我反对的恰恰是统治者建立的城乡两制制度本身。

邱晓云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提高印第安人大学入学比例，对增加录取的这个印第安人有利，社会对整个印第安民族的印象也会加分；而假如我们提高的是农村子弟大学入学比例，对增加录取的这个农民子弟有利，如果他毕业留在城里，社会对整个农民的印象反而是减分。极端举例吧：如果现考试制度是将智商一百以上的农村子弟选走，进一步增加入取比例------将智商九十以上的农村子弟选走，我们对农民（剩下的农民）的评价就会更低，农民一词就更成了骂人的话。问题出在城乡两制制度本身。

邱晓云

旧科举制并没有这个问题：考上了，去当官，退休了，带着财富、文化、社会关系回到乡里，你不敢随便看低一个常熟乡下人----------他可能是翁相国的家人、近邻，或者孩子的同学，虽然这很俗，可所谓社会就是这样很俗的东西。

kemingqian

原帖由 老木匠 于 2009-2-6 10:05 发表
克明兄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的介绍很有意思。

平权措施（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开始于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在政府雇员招聘以及公立大学学生录取时，保留给少数族裔一定的比例。美国政府和大公司在寻找供货商时，也会注意给少数族裔和女性拥有的公司留有一部分采购金额，不然会吃官司。

美国人也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人开了公司后让老婆当CEO，钻一下政策的空子。

傻瓜也快乐

农村孩子读大学，的确有个投入成本和回收成本的问题，使得部分学生在初始阶段就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高额的大学读书费用是阻拦贫困学生进入的一道高墙。回想我们当初上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是比较高。那时不要学费，还有助学金措施，凡是生活困难的都可以申请领取。农村学生几乎无一例外享受到，而且是上线，这些钱够他们生活基本开销，还可以留下回家探亲盘缠。这就等于说，他们来读书就是包吃包住包行了，（毕业后还包分配）。而唯一的成本就是不能在家帮忙种地，地不会因为他们增多，只是减轻家人劳动强度而已。何乐而不为。

[ 本帖最后由 傻瓜也快乐 于 2009-2-8 13: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