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管锥编》之一：文艺家钱钟书

周泽雄

写《围城》的钱钟书是一名小说家，《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的作者是一个随笔家，那么，《管锥编》的作者呢？我发现，这个貌似不成问题的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着。钱钟书令人瞠目的渊博，看来已构成一种妨碍，当有人视他为“百科全书式”学者时，好像也顺便给自己赦免了归类的责任。一些学者热衷于把钱钟书说成“文化昆仑”，言外未必有而言内已充满的意思就是：钱钟书到底算哪类学者，大可不必纠缠：他什么都是。“文化昆仑”么，当然唯不择细流之大海可比了。

    在一些对钱钟书持激烈批评的文字里，同样透露出懒得归纳或无力归纳的倾向。某文学博士是这样舞剑的：“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显然，他把钱钟书当成哲学家了，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哲学家天然高出其他学者一头。同属此套拳法的常见批评是，通过拔高陈寅恪、顾准或李慎之等人，变相地贬低钱钟书。尽管，有一个事实让这些批评者难堪：偏偏是李慎之先生，给予钱钟书至高的评价。在题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悼文里，李慎之将钱钟书誉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并认为陈三立先生的诗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当然，这些批评并不值得重视，批评者徒以声浪炫人，凑近了看，你甚至发现，他们连《管锥编》都未必读过，其中还不乏把该书写成《管锥篇》者——后者是如此常见，以至我扫兴得都提不起反驳的兴致。他们与其说是批评钱钟书，不如说是借助批评来抟塑自身的伟岸形象。他们批评钱钟书时的那副狠劲与批评本身之脱离文本，适成炫目对照，弄得我难免会想：他们的醉翁之意原本不在文本，而是想借助钱钟书这块跳板，袅袅一番自己的勇敢。既然功夫原在“诗外”，试图从这类批评里获得教益，也就缘木求鱼了。有鉴于此，我更愿意把这类批评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以便从中把玩出若干世态人情。换个角度说，若非看到他们的表情那么切齿，单凭这类批评魔术，我简直要怀疑他们是钱钟书最狂热的粉丝了。因为我敢肯定，英国人不会因为莎士比亚的哲学素养低于休谟就贬低前者，法国人不会因为萨特的人文情怀高于普鲁斯特就奚落后者，至于俄国人拿普希金的诗才来讥讽别林斯基，或换个玩法，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牢狱生涯来奚落领取沙皇津贴的普希金，就更加难以想象。只有我们倒霉的钱钟书先生，在一拨亢奋批评者的捣腾下，不得不频频与那些并非学术同行的人物去同台竞技。我极度纳闷的是，一个可以被人用如此漫无章法的标准进行比较的人，为什么不是个怪物？即使钱钟书在所有这些人物面前一一败下阵来，那也像煞一种恭维。请问，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人，可以同时与那么多不相关的杰出之士进行比较吗？

    看来，技多也会压身，这是专属钱钟书的难题。不过，我还是想斗胆提出小见：《管锥编》的作者骨子里是位文艺家。我们不能因为他涉猎广博，笔花乱颤，就忽视其首要旨趣。“余雅喜谈艺”，这是钱钟书早年写在《谈艺录》卷首的夫子自道。除掉文学创作，钱钟书的所有文字，实际上都可视为“谈艺录”，谈文论艺乃是钱钟书持续一生的爱好。所谈之艺，亦有侧重，以诗文为主，旁及其他。钱先生学识淹博，但他对别种艺术（如造型艺术、影视）所知有限，故行文时每每藏拙不言。钱先生曾撰长文评论莱辛的《拉奥孔》，对雕塑艺术几乎未著一字；钱先生亦爱引用达•芬奇（他常写成达文奇），但钱先生笔下的芬奇主要是一位作者，而非画家。对中国书画钱先生偶有评论赏析，但大多浅尝辄止，并不敢深入艺术腹地。

    一定要为《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的作者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我觉得，只要我们忽视掉个性和影响力上的差异，则英国伟大的批评家约翰逊博士，庶几近之。后者正是一位不世出的文艺家，领导并传承着批评传统里“智慧文学”那一分支。

    我坚信，把钱钟书的身份限定在文艺家上，才是我们试图接近《管锥编》的真正开场白。

载《北京日报》2009年2月23日

周泽雄

呵，这就是老童提及的那篇文字，我和大兴、老童聊天时提到它，以为还没发表呢，没想到已经发了。这是我打算在《北京日报》开设的一个专题专栏。

姚宏越

期待这个专栏,此文算是开栏语吧.

周泽雄

谢宏越兄。可以这么说吧，不过，我下一篇好像还是开场白，是谈论“智慧文学”这个话题。第三篇还没写呢，决心接受一位朋友的告诫，每次聊一个具体的话题。

猪头猪智慧

钱钟书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 关天网刊
2009-02-24 11:07 | 阅读(2393) | 标签: 所见所闻

余杰

　　中国当代作家笔下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一九八零年，钱钟书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长篇小说《围城》，被重新发现并重版，一时洛阳纸贵。因为《围城》的语言方式和结构形式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主流文学如此不一致，让读者们感到新鲜不已。研究钱钟书的学者范旭仑后来回忆说：“其惊艳震撼之力，足以将刚学完的‘现代文学’教科书扫而空之。”此后，陈道明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在央视上演，钱钟书遂从精英的圈子普及至工农大众。依照钱氏之年龄，完全可以算作现代作家；但其作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八十年代至今，因此他仍可归入当代作家的行列。我同意小说史家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但最伟大的小说不是靠“有趣”和“经营”便能支撑起来的。《围城》可以说是一部有特点的也有明显的缺陷的小说，但绝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在“暴得大名”这个意义上，钱钟书属于“大器晚成”者。一个越是缺乏文化滋润的时代，便越是要制造出“文化昆仑”来撑起面子。然而，类似于“最后的大师”的种种美誉，并不足以掩饰钱钟书在为人、为文和为学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与百年来中国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相伴，钱钟书却既没有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更没有“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的情感取向。他当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但他的聪明仅仅是一种站在一旁油腔滑调地嘲讽在大地上艰辛劳作的同胞的聪明。钱钟书不曾拥有属天的智慧，即那种洞悉事物之善恶真假的智慧。貌似文弱的钱钟书，生存能力却大大优于大多数的同辈。他“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且相当长寿。钱钟书堪称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人格模式的交集，是“逍遥游”的哲学的最佳实践者。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无疑是超凡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能背诵无数的诗词和文献，能将经史子集随手拈来、头头是道，比起今天电视上外强中干的学术超女超男来判若云泥。但在互联网时代，人的记忆能力连一台普通的家庭电脑都不如。一名优秀学者，当然需要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见识和勇气。钱钟书的学问，大都停留在“资料汇编”的阶段。宗璞在小说《东藏记》中有一段情节影射钱氏之学问：主人公尤教授的原型便是钱钟书，有教授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教授立即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问到一处疑难，他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教授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别人的看法都了如指掌，偏偏就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与钱钟书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代词宗”夏承焘，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说过：“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如果说鲁迅在塑造阿Q这一人物的时候，对“非阿Q”式的生活方式有明确的坚守；那么，钱钟书在塑造方鸿渐这一人物的时候，已经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非方鸿渐”式的生活方式了。在此意义上，方鸿渐就是钱钟书，钱钟书就是方鸿渐。游戏即存在的本质：没有约，婚姻当然只能是围城。没有爱，他人只能是你的地狱。方鸿渐的那点小聪明，那点泡女孩子时候的贫嘴薄舌，不足以让他维持这段“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婚姻。在《围城》的结尾处，是作者对人性的深刻绝望——“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有了这绝望作底子，此后的生活定可“忍辱负重”，婚姻是如此，社交是如此，政治亦是如此。方鸿渐一再退却，以为自己可以游戏人生，却成了他人手中的玩物。但一个人既然自我贬低到“玩物”的地步，就已经不值得别人对他下手了。一九四九年之后，无论怎样暴虐的政治运动，对钱氏夫妇来说也不过是“洗澡”而已，他们自有化解之道。所以，杨绛的《干笑六记》可看作是《围城》之“后传”。
　　
　　一流的文学应当是被爱和同情心浸润的文学，应当是宣扬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文学。然而，在钱钟书的作品当中，读者找不到爱和同情心、找不到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围城》写于抗战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当中，作者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他深陷于一场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游戏之中，他的幽默之冷，与那个时代火热的氛围格格不入。在那场民族的大苦难面前，他做出一副居高临下、置身事外的超然姿态。事实上，钱氏当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无法忍受大后方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享受悠游自在地生活了几年，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抗战胜利之后，他因此受到过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友人之疏解，好容易才算过关。钱钟书一生都没有改变此种处世和写作态度，长期研究钱钟书的学者钱定平亦公正地指出：“钱先生聪颖博学，其实却跟老百姓并无切身关系。由于高明人羚羊挂角般的渲染，先生便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是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也成了他们知人阅世的一大局限。”
　　
　　很多人羡慕钱钟书的清高，这种清高是杨绛精心制造出来的，或者说是由钱、杨两人共同营造出来的。“假清高”的背后，隐藏的是“贱骨头”。钱氏并不是沈从文那样的“老实人”，也不是李慎之那样的“勇敢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人应当交往，什么人应当保持距离。他拒绝媒体的访问，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但他对掌握着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央领导，则“敬”而“近”之。他长期与清华老同学、官方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胡乔木是一代“左王”，他仍然倾心相交，以之为保护伞。学者傅国涌在《胡乔木表扬钱钟书》一文中指出：“根据杨绛在《我们仨》中披露，一九七七年，钱钟书之所以能住进‘部长楼’，是因为有胡乔木在背后帮忙。对于胡乔木的关照，不仅她们夫妇当时，就是今天杨绛还感念不已，津津乐道。胡、钱之间的私交不说，就是在思想表现方面，八十年代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的胡乔木对钱也是很满意，很赞许。”
　　
　　方鸿渐的人生是没有底线的，钱钟书的人生也是如此。关于胡乔木对钱钟书的“表扬”，顾骧在《晚年周扬》中披露了一段史料：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下午，胡乔木找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王若望谈话，讲了一段表扬非共产党员钱钟书的话：“我们是什么时代？钱钟书与夏志清有一个谈话，钱钟书说：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的书，许多事实都未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谈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杨绛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钱钟书夫妇是住干校的。钱钟书的宋诗选被当作废品展览。他在《谈艺录》中称赞宋诗比唐诗强。后来改变了观点，解放后不久，参加了毛选的翻译工作。像他这样‘桃花源’中人，对我们社会能作这样评价，值得我们想一想。”这次谈话“在一定级别的文艺工作者间进行了普遍传达”，顾骧根据的就是当时的传达记录。钱钟书正是以此种自我贬抑、自我矮化的方式，换取了权力阶层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围城》里面只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小聪明”。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有“大智慧”呢？同样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同样是写失败的知识分子的小说，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与《围城》相比便是两重天地。贝娄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打不过你我就沉沦，你欺负我我就堕落，用罪恶阿谀罪恶，用绝望撞击绝望”的时代，但他写出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贝娄不去赦免总统、议员、诗人、学者、流氓、骗子等人的罪行，而是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病态需求，来反衬知识分子赤手空拳的无奈——洪堡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他不是英雄，但决不当贱人。贝娄在《随笔——索尔.贝娄评知识分子》一文中写到：“我们无力掌握改变，它太巨大了，太快速了，胆敢尝试的人只会撞得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去了解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改变，这或许也困难，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在《洪堡的礼物》中，有许多如同《围城》般精巧而辛辣的讽刺，但更有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宽容、理解和温情，贝娄强调说：“人类必须恢复其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不再接受那些对灵魂的侮辱。得立即去做。”哪一个中国作家“立即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呢？

兮兮

好文，可惜似乎观点在以前文章里见过了。

周泽雄

回兮兮，我没在文章里专门谈论过“文艺家钱钟书”，但在论坛上，我可能说过多次。
本来没想着写，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客气，希望我在结束“左道批评”之后继续开设专栏，一时没想到别的题目，就打算聊聊《管锥编》，对我来说，这是个相对简单的活，不一定能做好，但大概还不至于做砸。

迅弟儿

原帖由 兮兮 于 2009-2-26 17:08 发表
好文，可惜似乎观点在以前文章里见过了。

你说的是哪篇？

周泽雄

迅弟儿，兮兮记错了，“文艺家”一词，在正式文章里我是首次使用。
兮兮记错也正常，在论坛上，我多次这么说过，包括小文里其它看法。我不少文章都来自论坛，论坛上随意唠嗑，得便，就把其中还有点意思的东西，敷衍成文。

剑影秋歌

周兄通读《管锥编》四通，谈起来可以头头是道了。

邱晓云

这个要等着看。

网事情缘

对钱钟书的文艺理论不熟悉，《围城》不很特别喜欢，跟在泽兄帖子后面补课吧。

emmer

同补课~~签个到。

周泽雄

谢谢诸位赏光兼鼓励。我会慢慢写的，力争不负诸位美意。
“周兄通读《管锥编》四通，谈起来可以头头是道了。”
——秋歌兄：谈不上通读，只是喜欢，平时经常翻翻。《管锥编》的体例决定了你无需以通读的态度对待它，大可“风吹哪页读哪页”，故所谓四遍，只是个大致估计。有些地方，可能读了七遍不止，另一些地方，也就读过一遍。另外，我不是学者，故虽然经常翻阅，但不曾从做学问的角度进行梳理，为了写这组文字，看来还得再做些札记。众所周知，俺可没有好记性。
再谢诸位捧场，大受鼓舞。

古呆

左手拍右手若干下。早就盼着先生讲《管锥编》了，虽然在论坛里看到你偶或谈及，但总是三言两语，如一闪而过的流星，使人惊喜之后马上陷入悠长的惆怅。现在好了，终于要做专题讲座了，急忙搬个小凳来，静候。

周泽雄

谢谢古呆兄，N久不见！

心中有刀

猪头在第5楼转贴的那篇，前一阵子已经掐过了。兮兮在第6楼说文章好象看到过，我想是不是指余杰那篇？——

http://yantan.org/bbs/thread-89017-1-3.html

周泽雄

余杰批评钱钟书的文章，我在论坛上见过多次，上次许刚兄也转过。还有上海一位葛博士，小文里引到的那句话（把钱钟书与海德格尔、尼采等人相比），就来自他的高论。原来刘晓波也写过，照例是把《管锥编》写成《管锥篇》的。批评当然可以，让人极度郁闷的是，这些人都没有流露出丝毫读过《管锥编》的迹象。他们之批评钱钟书，与我批评相对论，简直是一码事。
这拨批评者自以为高调，其实不过是一根随波逐流的漂木，在道德文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滔滔孟夏

胡文辉的“点将录”也将钱锺书先生定位为文艺家：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周泽雄

回孟夏兄：
有位秀艺网友曾经转贴过胡文辉的点将录，确是内行之论。
假如有人闲得紧，仅仅比喻一节，从《管锥编》里就不难摘出数万字的征引和表述。钱钟书对修辞（他爱说“修词”）的热衷，可见一斑。

滔滔孟夏

。。。

[ 本帖最后由 滔滔孟夏 于 2009-2-28 22:10 编辑 ]

亦工亦农

7年前，受博主一篇文章（《一瓢饮》）的蛊惑，咬牙狠心买了本《管锥编》。不得不老实地说，我品尝到的是阅读的痛苦。如周先生所说的“风吹哪页读哪页”不知翻了多少次，除了对一些文言生僻字（如俾、胥、洵）的义理有了不少长进外，我依然很难搞明白“造化钟神秀”的文化昆仑在这本书引号和引号加起来比文字还要多的奇书里想卖什么药。

很有意思，刚刚又翻了一下，痛苦似乎有所减轻。

[ 本帖最后由 亦工亦农 于 2009-3-1 17:14 编辑 ]

周泽雄

很抱歉。
说抱歉也不妥，我有什么资格替钱钟书先生作个揖呢。——开个玩笑。
好在，亦工亦农兄的痛苦已有减轻之象，俺刚刚脱口的抱歉，大概可以收回了。

栏杆拍碎

说不清和别的称号的大区别。
在我的意识里，文艺家就是一个统称。甚至梅兰芳也能叫文艺家。

丙辰龙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2-26 17:23 发表
本来没想着写，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客气，希望我在结束“左道批评”之后继续开设专栏，一时没想到别的题目，就打算聊聊《管锥编》，对我来说，这是个相对简单的活，不一定能做好，但大概还不至于做砸。

来跑题儿。
没发现燕谈之前，我在网上溜达，最多去的地方就是李静的博客。 我对她的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中国随笔年选》上面有她的照片，很奇怪，与俺想象中的一样！ 呵呵，只可惜广州没有《北京日报》，否则俺定会订一份儿报纸，好好粉丝一下李静。

周泽雄

原帖由 栏杆拍碎 于 2009-3-2 13:34 发表
说不清和别的称号的大区别。
在我的意识里，文艺家就是一个统称。甚至梅兰芳也能叫文艺家。

回栏杆兄：可以说成是个统称，我这么说，别无他意，只是把钱钟书从空泛的“大学者”“文化昆仑”或“国学大师”等名头里抽出来。
梅兰芳能叫文艺家吗？反正，我不敢这么叫。“艺”是其当行本色，“文”就勉强了。

周泽雄

原帖由 丙辰龙 于 2009-3-2 14:44 发表


来跑题儿。
没发现燕谈之前，我在网上溜达，最多去的地方就是李静的博客。 我对她的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中国随笔年选》上面有她的照片，很奇怪，与俺想象中的一样！ 呵呵，只可惜广州没有《北京日报》，否则俺定会订一份儿报纸，好好粉丝一下李静。

我告诉过李静，她在燕谈有一位资深粉丝，还是大博士。她高兴极了。
她没来燕谈，我宁可认为，是出于羞怯，担心受不了龙MM的大把鲜花。呵呵。

铁蛋

“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比之于钱钟书，一百个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又算什么呢？这是就术业有专攻而言的。但是，放之于中国，显然前一句更有说服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几千年真的产生了一百个或许更多钱钟书，可是，却没有产生一个尼采，就边际效用来说，如果中国能产生一个尼采，确实比产生一百个钱钟书更有价值，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中国真的改造成功了：中国也能产生尼采了，因此产具有产生尼采有土壤了，这无疑是比产生一百个钱钟书更可喜的事情。
   因此，“比之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一百个钱钟书又能算什么？”  这句话，是基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说的，而本文是就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说的。分不清这一点，基本是鸡同鸭讲。
    况且，钱之流行与国学之流行正是一脉相承，国学之流行又于几千年来，统治者把学者束缚于文字一脉相承。看不到这一点，一味论钱之高下，可谓糊涂了，徒文字好看而已。

[ 本帖最后由 铁蛋 于 2009-3-18 18:33 编辑 ]

王子晚

周老师……其实俺想说，其实俺的经历和亦工亦农是一样一样滴，俺也是受你的蛊惑买了管锥编的，周易正义没敢受教（毕竟还没看过周易呢）现在刚把史记看完，觉得钱钟书先生写的有百川灌河的境界，好比洪迈的三竖子，不过挺有感觉的……
不过猜繁体字很费时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钱钟书有时称太史公“马迁”？还有，为什么没有简体字版的面世，起码于启蒙有利啊…

[ 本帖最后由 王子晚 于 2009-3-19 18:43 编辑 ]

周泽雄

不敢不敢，罪过罪过。
在我看来，《管锥编》也是不妨浅尝辄止的，由于钱钟书的旨趣只是借古籍阐发艺理文趣，而并非针对古籍本身，所以，是否读过《周易》，完全没关系。钱钟书评论的书，十之八九我都没有读过，但这并不妨碍阅读理解《管锥编》。
我原来只稍稍翻过洪迈的《容斋随笔》，遗漏很多，你提到的“三竖子”，我还得去补课呢。
为什么称太史公为“马迁”？依我看，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习惯。语言天生是不讲理的，它遵从习俗、惯例的程度，远在遵从道理之上。好比说，今人管郭沫若叫“郭老”，管李慎之叫“慎公”，管张中行又叫“行公”，道理何在呢？只是叫得顺口罢了。“马迁”的说法，古人早就叫了，估计，最早这么叫的，只是为了凑三字令，同时避免复姓司马的重名率，才临机变通的。否则，大家都叫司马的话，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就难以区别了，远不如“马迁史、相如赋”来得悦耳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