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炜：刘道玉免职二十年后的告白

李旧苗

改革，是他唯一的名片
    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湖光山色的武汉大学校园里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重来：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现在他每天仍要坚持写下一点东西，就在我们相见的前一天，他刚刚完成并寄出了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他家客厅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老人近几年来的书作，几乎都是关乎“创造性教育”的主题论述。刘道玉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本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捉摸。
    75岁了，头发早已花白，双手有时会无意识的颤抖，耳朵也不灵光，需要紧挨着他坐下才能正常交流。而就在国庆前夕，他还是硬撑着身体，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一身青灰色西服的老人被安排第一个起身发言，尽管身体有些虚弱，刘道玉还是气流迸发式地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随后，是很长时间的掌声。与会者都是教育家，他们明白，台上这位垂垂老矣的长者为了“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突然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的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取消政治辅导员、贷学金和插班生制度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青年人最为向往的清新之地：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校友们回忆，那个时候的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作为老校长，他依旧迷恋着眼前的校园，只不过这已经不是1980年代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仍然屹立山间，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中国重点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开始一双布鞋踏遍珞珈山、骑着脚踏车沿东湖去省委开会的生活。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是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是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他又嘱咐秘书：凡是有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是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他还嘱咐自己：烟酒茶不沾、歌舞不会、既不吃请也不请吃。在这样的嘱咐声中，刘道玉赢得了师生的信任与赞许。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就连1980后、1990后出生的在校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子邮件，邀请他讲学、聊天。刘道玉说自己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教四楼的一间教室里，近500名在校学生为他鼓掌持续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老校长很动情地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这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跳身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而就在这一年，中组部约谈刘道玉，叫他去做团中央的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测验，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刘道玉去东湖宾馆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这三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甚至主动去找当时中组部干部局的局长，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诸多理由拒绝做团中央书记、当教育部长；还试图去宋任穷那里上访，“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这种有悖常理的倔强，将刘道玉短暂留在了他所钟爱的武大；1988年的3月6日，刘道玉以“换届”为由被迅即免去一切职务。人们对这个理由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刘道玉不死心。他不能容忍高校中与日俱增的种种诟病。没有了校长身份，他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的名义到处写信，这些信悉数寄往了教育部和北京的报社、杂志、电视台。信中，他对“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进行了痛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有些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里，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开展，那就是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心中的乌托邦。在他的晚年，这个理想被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离武大两个小时车程外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一辈子与高等教育难舍难分的刘道玉，每天清早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却在每一届学生中最受欢迎。1996年到1999年，课程开设了三期，直到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刘道玉押了一口茶，清了一下嗓子，自嘲地笑出声来，他不喜欢笑的：“中学关门的日子是2000年的12月19日，就像我被免去武大校长那天一样，空气中夹杂着愤懑、沮丧与失望。”
    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很不合理
    人物周刊：我知道很多人都想问你，为什么拒绝做官。当教育部长，舞台不是更大吗？
    刘道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个人的志趣，热爱教育，希望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抱负，我的抱负就是要推行创造性的教育，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教育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这个实验场它的对象就是受教育者。每一个有志于教育和教育改革者在这个试验场是有很大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决定。我说实话说直话从不隐瞒我的观点，比如说我就是说话不留有余地，做事不留后路。那么这样的个性是无法做官的，即使勉强做了有迟早要倒台的。我不愿意随大流，人云亦云。我从不来不吹捧任何一个领导，但愿为苍生说实话。我这样的人能做官吗？人各有志吧。
    人物周刊：但是校长这个官你是愿意当的。
    刘道玉：哈哈，校长你可以说它是个官，也可以说它不是个官。官和民历来是相对应的，学校还是民，并不是衙门。要做官也是个学术官，不是个政策官。不过现在的大学就变成了衙门。校长和书记也成了拼命地向官员去靠的人。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不靠我，我就不让你干，把你端掉。但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做我的事情。
    人物周刊：现在的大学领导都还保留着行政级别，不能说他们不是官，相反，官还很大。
    刘道玉：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位。现在有的校长工资不算，一个月的岗位津贴是一万。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65块钱，也没有觉得工资不高、级别不够，我照样做事。你工资高了做了事没有，你对得起你的岗位津贴吗？这样一个政策就把人们引导到追名逐利的误途上去。所以为什么要搞合校就是一个级别的反应。文革以前教育部直属的23所学校，80年代教育部直属30多所学校，现在直属72所。一旦变成直属学校，校长书记的级别就上去了。这归根到底涉及到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问题，不改革不行。
    人物周刊：怎么改革？
    刘道玉：首先你要确定要选什么样的人做校长，不是任何教授、院士都可以做校长的。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必须要实行职业校长制度，不能搞双肩挑的，既当院士又当校长，这样只能是误事误校。美国的大学校长都是职业化的，一旦他当了校长以后就不能搞研究工作，剑桥甚至规定一旦做了校长就必须把你的实验室、研究生和所教课程交出来。另外，不能有任期限制，只要你有能力，学校的师生认可你，你就可以继续做。哈佛的校长平均任期20年，最长的任期40年。像中国的这个4年换届，是典型的官本位表现。学校怎么能够实行任期制？任期是由工作决定的，不能用年龄和任期来限制。大学是十年树人，百年树木的事情。4年任期我播了种没有收获我就下台了。不知道收获如何，这种任期制和选拔制都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必须改革。第二个，遴选校长的权利必须交给教授们，让他们来选，这是世界通例。美国大学校长所有的教授都可以推荐，最后集中到五个人来发表治校演说。
    高校现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
    人物周刊：高校现在的弊病还是不少。
    刘道玉：很多。这些年中国经济大发展，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进步不大。现在的学风浮夸、浮躁、弄虚作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公开包庇。现在好多博士生导师拉着研究生打牌，成何体统？学校的干部特殊化，现在的干部留下来就是当官了，一天书都没教过就留下来当教授，还当博导。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教书，终生提不上教授，提不上博导，连我都不是博导，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我对扩招也有看法，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扩招，普及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而现在包括北大都扩招，因为学校扩招有利可图，每年多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的学费。重点大学也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研究，而普通大学也不能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大学的定位应当明确，研究型的、教学型的，建世界一流的、搞教育普及的。
    人物周刊：刘校长说过1993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刘道玉：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发展的成绩是肯定的，教育投资有增加，办学条件有改善，大学规模有扩大还有扩招。适当的扩招是必要的。这些我们都肯定，但是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盲目的追求高大全，追求豪华奢侈，铺张浪费。债台高筑，全国两千多亿的债，越是重点大学债务越多。大家以为教育发展就是教育改革了。发展和改革是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改革是质的问题。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以发展代改革的情况呢？
    刘道玉：我常说改革要有两个识，一个卓识，一个胆识。卓识就是你有远见卓识，你知道改什么，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抓准了问题，这由卓识决定。有了卓识你敢不敢去改，你敢不敢去破，那就是胆识了。不是说现在没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胆识，他不敢去改。这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个时侯有一批带头人，像上海交大、像中国科大、像武大。那么，现在的中国教育不改行不行呢？当然可以，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没有改革不是也实现了跨越吗？我们不是也获得了世界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一的桂冠吗？但是这讲的是量，而不是质。不改也可以，反正我们大学现在年复一年的招生，毕业了以后一波波的往社会上送人才，反正也不包分配，还照收学费，学费还越来越高。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大学就休想有世界一流水平，你就休想有世界一流的大师。现在中国有哪一个称得上是世界公认的大师？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人物周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刘道玉：有，那就是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第一，很多搞教育的不知道改革、不懂得改革，出了改革的假命题。第二，中国现在社会大多数人还置身改革之外，他们所思所想还是应试教育，还是怎么择校、怎么培优、怎么考高分、怎么上重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推动改革？西方大学的精髓我归纳了十个字，民主、独立、自由、指引、批判。这是西方大学近千年锤炼出来的，中国大学有这个吗？完全没有。大学的独立自治这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大学自由在世界教育是通例，大学民主是最高原则，指引精神是科学大门的钥匙，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这是我的思考，虽然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希望留下思考所得的一些东西，希望它能够警示后人。不过，现在大学的管理者们，甚至教授们，让我放心不下。
    人物周刊：你放心不下他们什么？
    刘道玉：因为现在高校用人混乱，教授成堆啊。我当校长的时候都还是讲师，教授很少的，现在这是互相攀比的结果。大学之间互相看你有多少教授、博导、你有多少个院士、多少个博士点。第二个，80年代评定职称都是国家评定的，现在各个学校自己都可以评，连点（博士点）都下放了，有了点以后评博导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阿猫阿狗都是博导，荒唐透顶。这是滥竽充数，追求数量不要质量。那时候校长都不是教授，现在简直不可想象了，所有干部到了年龄以后都是博导，我们那时候留苏回来的博士都当不了博导。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是非常有名的，他是院士，但是不是教授，因为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不退休或者不去世就不能代替。但是谁也没有说他是个讲师就水平不高，这是两回事情。教授是教学岗位，你可以当院士但是不能当教授，这是教席制。中国既没有教席制也没有教授定编，可以无限的膨胀。我们那时候教授少，大量的讲师，这个应该是个金字塔，基础是讲师、助教、副教授。现在是个倒金字塔，助教少、讲师少，副教授多，教授更多。
    人物周刊：现在可以亮化攀比了，有大学排行榜，每年都搞。
    刘道玉：排行榜的问题在国内外的争议很大，当然我们要辨证地看待。美国有700多所大学联合抵制排行榜，但也有大学赞成。我觉得，排行榜作为一个参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办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做排行的人要端正、求实，参数要科学、公正。泰晤士报就是胡搞，05年把北大排到世界第17位，06年是15，07都排到了第14位，北大都成为了世界第14位的大学，显然是胡搞。他把中国大国的地位和北大的学术地位挂钩，指标上北大其它的都很靠前，而科学研究是零分。我要说啊，作为学校要正确的看待排行榜，不以榜喜，不以榜忧，实事求是地看待。客观来说，北大在世界二百多名这是比较科学的。北大说要在2017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胡吹，21世纪中期都达不到，它现在列不出任何一个大师来，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迄今七百多名获得者，70%分布在世界各个重点大学里，牛津、哈佛都是40个以上的，北大一个都没有。
    人物周刊：你在谈高校发展问题，我想，“合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程。
    刘道玉：大在中国自古是一个情节。讲朝代要大汉、大宋、大清；讲街道要大街、大道；讲建筑要大厦、大楼。现在的书本尺寸也越来越大，书架又放不下。大家喜欢追求形式上的东西。普林斯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他们认为这会分散精力，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国内的大学，已经很大了，你像吉林大学，合并了那么多，还要跑到珠海去办分校，我想提个醒：重点大学在异地办分校一定要尽快刹车。
    人物周刊：“合校”风之后，是“大学城”风。
    刘道玉：现在，大家对大学城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建设大学城的方向也不对。据我的了解，中国现在有大学城54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上海松江大学城几平方公里，到现在的出现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学城。大学城的建设也越来越豪华。大学城的功能是教学生活，有的居然在建高尔夫球场、建高档餐馆、建桑拿，你在给谁用？学生用的起吗？我都没去过高尔夫球场。国外的大学城是历史上形成的，在大学城周围自然地兴起了为教学服务的商业单位。而中国是搞运动，是由政府和开发商来推动，并不是学校来搞的，是政府行为、商业行为。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开发商为利。实事求是地说，有些大学面积偏小，适当扩大是可以的，但是大张旗鼓的迁校是错误的。法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就在合用一座教学楼，哈佛也还是三百年前的那个校园没有扩展，匹斯堡大学还在街上。现在这些大学城很多都是好大狂的表现。我了解到，许多大学都有巨额债务，如果按照公司破产法，很多大学都要破产了。这是体制上的弊端。
    一生无怨无悔，但对不起妻子
    人物周刊：被免职以后，您在做些什么？
    刘道玉：我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被教育部免了职务，我的校长待遇也被取消了，现在没有任何级别和津贴，只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待遇，每个月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我已经知足了。我这20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一是病痛的困扰，泌尿系统做过五次手术，还患过一次脑梗，96年到美国开会回来得过一次中风，后遗症是现在右手不能写字了，用电脑写东西，用左手记笔记。这20年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8到10篇，每年一本书。我还办过一个民办学校，这个你或许听说了，但是由于投资人的投资不足，学校6年以后垮台了，对我也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我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是我还是用孔子的“三忘”来激励我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还是在继续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继续呼吁教育改革，现在我又在呼吁中国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人物周刊：从大学校长到中学校长，你为的是什么？
    刘道玉：改革！办中学是我为了改革试验，实现我的改革梦想。这个学校的理念是全国最先进的，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是武汉市名列前茅的，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我在这个学校开了一门创造思维方法课，亲自教了三年书，就此出了一本创造思维方法训练的书已经出版了一次，现在准备修订再版。武大出版社把我的五本书作为创造教育书系，放入武汉大学名人名著系列中结集出版。这五本书我有必要提一下：《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和《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但是，我太孤单了，这一套创造教育的构架至今没有人采纳，这也让我感到很痛心、很苦恼。我说我就像一只杜鹃一样日夜啼叫，甚至啼血。值得欣慰的是，2000年，我的“世界大学创造教育模式”论文在上海被一致评选为一等奖。但愿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分享和实践“创造性教育”吧。
    人物周刊：现在，你认为生活恢复平静了吗？
    刘道玉：算是吧，当然，看到一些不良现象的时候还是会拍案而起，却又是爱莫能助。还是渴望安静吧：早上我起床比较早，早餐以后工作一个小时然后去校园里散步，热的时候去山上，冬天就在有阳光的草坪上走走。毕竟现在年纪大了，一定要承认这个事实，我还有不少慢性病。但是，生活的安静不能停止思考。我感到满足的是我的思维能力还很好，记忆力基本没有衰退。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思维能力和记忆，将是非常痛苦的，什么事也做不成。
    人物周刊：我听说，现在在校园里，依然有学生认识您，问候您。
    刘道玉：这也是我最感到欣慰的，没想到我离职20年以后还会有这么多人想到我。不仅当时的学生，现在的学生依然崇敬我，愿意和我交流，这也是我最知足的一点。现在不少学生跑来跟我聊天，发电子邮件，离校的学生还会来看望我。我在校医院看病，医生叫我的名字马上就有很多学生围过来，在注射室里交流。
    人物周刊：网上也有人在骂你，说你是大骗子，搞个人崇拜，说你很极端。
    刘道玉：我尊重他们的看法，古今中外对人对事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各人有各人的价值，有人同意我，也有人不认同我，我不会生气。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说我好我也不飘飘然，这是我分内的事情。有人说我改革得很好，我说是因为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最近《楚天都市报》在评选影响湖北改革的风云人物，有人告诉我，我的得票很高，可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我不去关注这些事情。我只想做事，不争一官半职，也不参加任何学会，唯一现在还在搞的就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我写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读者买一本书就等于捐赠了两块二给这个基金会。
    人物周刊：你后悔过吗？
    刘道玉：真的没有后悔过。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失眠过一次，没有影响过一餐饭，也没有影响过我做学问。
    人物周刊：那你有过痛苦吗？
    刘道玉：如果说有，就是我免职以后，我的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因为她为我失去的太多。我的夫人是我同班同学。因为我当校长她放弃了出国的机会，不让人背后说我们搞特殊化。她没有得过我任何好处，但是骂我的人也都骂她。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饭做糊了，有人骂，他妈的让刘道玉来吃一吃，其实我夫人就在后面排队，她听了以后很难过。所以免职后我不是因为自己委屈，而是我妻子受了委屈。我受到审查的时候她正好要申请提教授，因为不愿意被人议论和贬斥就放弃了，所以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她的学生都是教授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对你的争议才会过去？你，不再是一位争议人物。
    刘道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的争议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认可越来越多，包括有些那时候对我的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有批评的人后来也认可了。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认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认为我带着武大前进了，而不是倒退。当然，正如你所说，争议依然存在。比如，在我那个时期没有提上职称的、没有提上工资的，没有出国的，他们都还会恨我。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的人越来越少了。

永德

教育改革，其实就是政治改革，对于D来说，教育和意识形态，这是它进行控制的两个基点。想改革，崩做梦了。一改革，学生都会思考了，教授都自由了，D怎么办？

兮兮

所谓劣币淘汰良币。

李旧苗

患难知忠交——忆诤友季啸风几件往事



刘道玉





    我与啸风司长并没有共过事，在1977年4月至1979年4月期间，我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时，他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任第三编辑室主任。我于1979年4月正式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获准于5月初回武汉大学工作。年初，刘西尧调离教育部，蒋南翔重新回教育部任部长。我离开以后，高教司一分为三，变成了高教一司、二司和三司。我估计就是在这时，南翔同志让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部分干部归队，以克服当时掺沙子进来的大部分干部不懂教育的状况。后来得知，中央任命黄天祥同志为高教一司司长、季啸风同志为副司长。
    我回武大后，先后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和校长。此后，啸风司长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我们接触也多了起来。从频繁的接触中，我们彼此信任，都热爱教育，主张说真话，励志教育改革，痛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于是我们成了知心的朋友。下面，我仅回忆几件往事，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笃信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因为我相信唯有改革才能振兴武汉大学。于是，我们选择教学制度为改革的突破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的教学制度，从而营造了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但是，一些思想守旧的人，说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搞乱了教学秩序，学风变坏了，等等。群众中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足为奇，问题是作为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也对学分制进行诘难。为了澄清是非，支持教育改革，黄天祥和季啸风同志决定，于1984年5月派出五人调查组，在武汉大学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写出了翔实、有说服力的报告，从而堵住了何东昌之口，也刹住了一股诋毁改革的歪风，这是对武大改革极大的支持。
    同年，我到北京出差，啸风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一次，他在教育部医务室看病，这时何东昌走了进来。他问季啸风：“你是哪个单位的？”季说：“我是江苏盐城地区教育局的。”何说：“啊，你们盐城地区的职业教育不错哇！”啸风感到哭笑不得，没有再搭理他。到了1985年整风的时候，啸风在会上讲出了他与何东昌在医务室的一段对话，并尖锐地批评说：“作为部长，首先要认识司局长，他们是部长直接联系的对象，如果连司局长都不认识，那怎么联系群众，又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在教育部啸风同志身兼二职，除了高教一司副司长的工作外，他还兼任文科教材办公室主任。他事业心强、魄力大，决定在全国建立三大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这对于文科教材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武汉大学出版社承担了全国经济、财经、法律类成人教育教材的出版，不仅满足了当时成人自考的需要，而且使武大出版社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为武汉大学出版社成为全国先进出版社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因励志改革而冒犯了何东昌，他以不正当的手段于1988年2月10日免去了我的职务。啸风得知以后，极力为我打抱不平，亲自上书多位中央领导，请求查处。我于2月28日收到他的来信说：“今日从刘益清（注：蒋南翔秘书）处获悉，中组部已接到批件，要对撤你职一事进行调查。是谁在什么文件上批的？不知道，估计不是叶选平的，就是你通过邓垦送上去的，也有可能是对两个报告，甚至是小人物我的报告。不管怎么说，一手遮天是不可能了！小婿告，你有70％人的拥护，上门慰问者达八百。寒假快结束，大学生回校，感想敢说，会出现什么情况，难料。”
    啸风同志给我来信，称我为“刘道或刘公”，而落款是“知名不具”。啸风同志年长于我，学高于我，所以我总是称他为“学长”或“季公”。由此可见，我们彼此肝胆相照，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六·四”以后，我因支持学潮而受到清查。他无所畏惧，为我所遭受到的不平敢于仗义执言。1985年，啸风同志主持编纂《教育大辞典》，他邀请我作顾问，可是“六·四”以后，一些人反对我作顾问，为此事他去找常务副部长张承先同志力争，但承先同志很为难地说：“此事我实在无能为力，请道玉同志谅解。”他编写了《教育群言》一书，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部分领导对此都表示反对，而啸风却坚持说：“宁肯不出书，刘道玉的文章不能抽掉！”
    啸风同志因病在邮电医院住院，1991年1月19日下午我去看望，我们谈论了中国教育中的很多问题。他主编的《中国大学变迁》一书，其中涉及到我的有一段话：“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曾获得法国总统最高荣誉勋章”。他把清样寄给武汉大学征求意见，学校在退回的信件上，删去了“著名”和“获法国总统最高勋章”几处。于是，他又写信给武汉大学副校长陶德麟，问他：“那是不是事实，为什么不尊重事实？”但一个多月了，他们根本不回复。最后，啸风自行决定：“反正文责自负，我也不管他们了。”
    何东昌思想保守，不仅自己不改革，而且还压制和打击别人改革，在教育界的口碑实在差得很。他在“六·四”前后的表演很充分，落得了一个“老白猫”的诨名，人们都盼望他早一点下台。1992年5月21日，啸风写信给我，开头他就说：“今有喜讯相告，‘白猫’左王5月下台。此事有人已见诸文字，有人得知上级已跟他谈过话，有人从组织部得到了证实。”
    在朋友和校友的支持下，经过武汉市人民银行和市教委的批准，1994年3月8日，正式创建了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1994年3月23日，我在给啸风的信中写道：“我成立这个基金会，是我对教育改革的钟情，是我参与意识的反映，也是我十多年教育改革生涯的继续。我曾说过：‘有人把我从改革的舞台上推下去了，而我要凭借自己的力量，重新屹立在教育改革的舞台上。今天，我的愿望实现了！’改革的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我有思想准备，也会知难而进。我愿作为教育改革的铺路石。在今后的活动中，您及其他朋友们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道治受我之托，欲请您担任本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职责谅卫已告）。如蒙应允，请赐复，随后寄上聘书。请向一良、明义先生一并问候！”
    周一良是教育部办公厅的主任，孟明义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室主任，他们与啸风都是基金会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都是知心的朋友。只要我出差到北京，我们四人肯定是要聚会的，谈得最多的是何东昌和教育改革问题。1994年5月4日，借庆祝五·四运动75周年之际，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师大顾明远先生也是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认真地讨论了基金会开展活动的计划，重点是研究、宣传和实践教育改革，奖励教育改革者和有重大创新的教育改研究成果。
    2000年1月20日，我收到啸风的信，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我国教育的关切和忧虑。他写道：“中国在腾飞，社会在进步，这是铁的事实。但许多落后、腐败现象，乃源于人的素质问题。而要从战略的高度，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我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在于教育。张謇在他所办的南通师范学校中，留下一份题词：‘何以救贫？何以救弱？何以救愚？教育，教育！’抗战前一年，我进入该校，对此名言，深为崇敬，将终生不忘！”他继续写道：“目前，中国教育尚没有提高到‘兴国之本’的战略高度。在高楼大夏拔地而起的年代，许多地方连教师的工资都发布出来。现在，人才外流，学术梯队青黄不接，都不是小事，光靠喊口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的这些看法都是很深刻的，但是国家教育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仅教育界的意见不听，即便是他们身边的离退的领导干部的意见也从不征求。
    在我与啸风交往的二十多年中，我深为他忠诚教育的赤忱之心所感染，今天我之所以仍然在追求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鼓舞与支持分不开的。可是，在啸风病重和逝世时，我竟然毫不知情，一个长期受教育部当权者打压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收他们的讣告，以至于我未能对诤友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借写这篇短文之机，以表达对这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和铮铮铁骨的挚友表示深切的怀念！
    2009年5月15日

李旧苗

“小婿告，你有70％人的拥护”


这个小婿，是指季啸风的女婿，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伐林，曾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现居美国。

网事情缘

一个可敬的老人。

如果他入主教育部，那么20年前的历史又会如何？可惜道老还是有糊涂的地方，忘记了中国的改革要掌握实际权力才能推进的。

tian295

如果他当了教育部长，在不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前提下，对中国的高校改革，会得到切实的推进。

网事情缘

tian兄，他若主政教育部，当时有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处理风波的时候可能会和赵总形成一定的呼应，说不定化解的更快些。若是，历史还有可能改写呢。

当然，只是个推测而已。

李大兴

小时候出没于教育部大院，季啸风先生和其女都是见过不少次的。旧苗信息很准：季思聪的老公是高伐林，现在帮助何频做多维网。

李旧苗

小时候出没于教育部大院，季啸风先生和其女都是见过不少次的。旧苗信息很准：季思聪的老公是高伐林，现在帮助何频做多维网。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7-28 22:39

季思聰與高歌的母女緣



世界日报，2003年12月21日



　　來自北京、現居新澤西州的季思聰，算是當「後媽」當得最有成就感的一位。她與繼女高歌情同親生母女，甚至比親生母女還要親。季思聰現任職新澤西州南布朗士維克公立圖書館，負責整編圖書目錄等。她文筆犀利，著有《葛林斯潘傳》、《黃金時段的無冕女王》等。畢業於耶魯大學的高歌雖然年紀輕輕，頗有乃母之風，著有《美國頂尖大學》和《美國讀書紀實》等中文書籍。
    季思聰原是《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初決定嫁給高歌的父親高伐林時，對自己婚姻的打算是「能維持三年就不白結」，她與高伐林「兩口子都性情火爆、強勢霸道，好點兒時各自吃軟不吃硬，糟的時候雙雙軟硬不吃，合起來整個兒一座活火山」，加上中間還有個「為人繼母」的問題，她坦言：「成親時就為分手作了鋪墊。」領了結婚證書就算完事，既沒有通告親友，也沒舉行任何儀式。
    她詼諧地說：「想想，要是又請客又收禮的，過幾天離的時候，怎麼在參加婚禮的那堆親友面前收場哇。」
    沒想到季思聰跟高歌特有母女緣，兩人從一開始就互動良好。她認識高歌時，高歌還不滿4歲，但在高伐林的同事和友儕中間，已是「小名人兒」。一來她是由單親爸爸獨自撫養，較為顯眼；二是因為她那麼小不點的，已可以自己讀書看報，逢人出口成章，令大人驚訝不已。她倆第一次見面就不認生，第二回就成了老熟人。季思聰覺得所有的孩子都不及高歌可愛，高歌則覺得在爸爸所有的阿姨朋友中，「季阿姨是最好的！」朋友們都說：「這就是緣份。」
    季思聰跟高伐林談戀愛時，還未到談婚論嫁的階段，高歌有天突然甜甜叫了她一聲「媽」，看著孩子清澈信任的眼神，季思聰格外感動。高歌不但嘴巴甜，還經常做出一些親密動作，如喜歡抱抱和親親季思聰。
    幾年後，季思聰嫁入高家，當她告訴高歌「從現在開始我就住在你家了」，高歌顯得特別高興，令季思聽覺得她這個後媽當得特順利。「季阿姨變成了我媽」，被高歌評為1987年頭等大事。常言道：「初生之犢不怕虎。」季思聰形容自己那時就是這種情況，憑著一腔熱情，不知什麼是困難。
    季思聰與高伐林結婚後，本來有機會要一個自己的孩子，但她擔心一碗水端不平，「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會不會偏心？恐怕很難擺平。」所以，她決定「不要自己的孩子」。
    高歌小時候的性格像男孩子，令父母頭痛不已，季思聰把她當成自己的親生孩子，罵過她也打過她，高歌一點也沒有其他想法，不以為忤，一天到晚膩著她。
    她說：「女兒上小學時淘氣異常，幹了很多調皮搗蛋的事情，而我對此基本上是無計可施，任何恫之以威或動之以情，沒有一次事後證明是對她起了作用的。」
    1989年，季思聰獲得到美國攻讀教育碩士的機會，高歌平時對她本來就很依戀，死活不肯放她離家出國，只是小人兒「人微言輕」，改變不了大人的計畫。季思聰問她肯不肯到美國，她說：「只要能跟媽媽(季思聰)在一起，上哪兒都不論。」季思聰頓生「士為知己者死」之感。
    季思聰獨自在美期間，寫了很多家書，高歌想媽媽，看到她寫的信就哭。分離15個月後，1991年，一家人終於在美國團聚，高歌當時11歲多，已經「開智」。季思聰慶幸女兒跟過去判若兩人，「調皮搗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用不著大人催，自己就很下功夫念書，急起直追學英文，進步神速，而她的中國文化也已有根基，一直堅持用中文寫作。
    季思聰教養女兒用的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策略，她形容就像「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她體會到養育下一代，是個「難活兒」，小時候照料吃喝拉撒，長大了操心教育成長，力是一定要費的，討不討好卻得看運氣。「我這個後媽，年齡上比女兒長不滿一整輩兒，有時候高興起來，大家還顯得代溝淺一點。女兒在學校書唸得不錯，來到美國後中文不僅沒丟，還能寫出書來，這兩點很令朋友們羨慕，便有人表揚我會養孩子。」
    季思聰非常滿意高歌對她這個繼母「鐵桿兒死忠」，說高歌始終「叛逆」不到那裡去，她天生性情隨和，從不當眾與父母頂嘴。從中學起，學習成績一直優秀，直至考進耶魯大學，朋友們都誇季思聰是個好母親，但她謙稱「這其中種種，實在功不在我，我頂多是她的『文具』之一，做點端個茶呀，遞個水的粗活，或是在旁邊當個搖旗吶喊的啦啦隊。」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季思聰是按照自己在中國的價值觀念衡量女兒，認為「好孩子」的標準應不僅是讀書好，她還希望自己的孩子具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為人質樸親切熱情，勤快肯幹等等。但高歌經過在美國學校的薰陶，一度在季思聰眼中變成「一個不知珍人惜物，不懂克己讓人、很看不慣的形象。」有時候，「在高歌自己還渾然不覺中，我已經氣得恨不得把她從窗戶裡扔出去了，弄得她因為不知所『錯』而不知所措。」
    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聽了季思聰的抱怨後，反駁她擐是用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念，去要求一個必須在另外一套價值觀念中競爭生存的女兒。「而從來沒想過，女兒用你的一套價值觀念，在她的現實中，是否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幾句話讓季思聰如夢初醒，頓開茅塞。她領悟到她與高歌的人生經歷、面對的挑戰和承擔的社會角色都如此不同，要想在價值觀念上一致，無論如何的「理解萬歲」，都是近乎不可能的，想通了，她就不再那麼「氣鼓鼓」了。　其實，季思聰這個繼母當得無怨無悔，平時提起高歌，左一句「我女兒」，右一句「我女兒」，真的是母女情深，她與女兒「能在一起沒大沒小的」，高歌很多隱私也都說給她聽，與她沒有隔閡和代溝。曾為單親爸爸的高伐林，看在眼裡，樂在心頭。他自言真的很幸運，另一半與女兒如此的親密無間，有時令他這個親爸看了都要吃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