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对好人是告密，对坏人是揭发？——仓促兼答施国英女士

吹笛在湖北

原来一直游移不决如何区分这样一件事情：它对好人是告密，对坏人是揭发。

    读了章诒和女士《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http://yantan.org/bbs/thread-90053-1-1.html），终于肯定了为什么西方对于告密者是绝对无条件否定的。记得初看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就依然不解，现在解了。

    没有好人揭发，坏人告密之分。因为单就揭发（告密）的“内容”而言，今天的错是明天的对，昨天的对是今天的不是，告密的内容时过境迁、没有恒久性。但告密（揭发）的“形式”，即其行为和人格却是恶患无穷。弄不好这习惯深入骨髓，浸入染色体，化作精神细胞。说轻点带来变态扭曲人格，说重点影响人种发展、人类生存。

    过去可能太执着行为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忽略了行为者本人的善恶。人的善恶比行为的对错更应受到重视。决定我们善恶的就是良心，良心就是个主观道德官能。服从或违背良心的指示，决定我们是善人或恶人。

    所以，人们往往原谅野心家，但绝对不原谅告密者。至少野心家还有主见性，还有责任担待，还有坚定的意志，还有张扬的野心。告密者是严重的墙头草，是依附者，是寄生虫，是立场不坚定份子。今天为你告密的告密者可能是朋友，明天可能另作他投，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告密者是最不安全因素，是最无根的人，更是所有产生邪恶的人的因素中最为根本性的因素。

    邪恶之花的存在绝不是生长于空气中的，一定是生长在广袤的人人之有的人性的土壤之中的。告密者有毒的关键是把人风、人道、人格，人的起码的胚子——人性的大地——搞坏了、毒化了、盐碱化了、魔沼化了。一个正当的社会是不会容忍告密者的，因为人与人的基础建立在光明正大上。一个告密者群发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从上到下人心惶惶的社会。文革是一个告密社会，可见当时红彤彤人海背面、心底里的一片阴暗，一缸烂酱。

    施国英女士对追问聂绀弩的遭际的告密者应当是谁，予以质疑（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90053&page=2），提出——

  1、披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揭露邪恶体制对人性的扭曲？还是为了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大时代背景下如浮萍一般无助的个人作谴责？
  2、到底是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真的是他的朋友们吗？
  3、那黄苗子和郁风在文革中坐了七年牢又是谁的功劳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也是反思追责过程的必经之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有一个对反思过程的基本肯认，即体制问题，包括封建主义、个人崇拜、专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它们作为制度性祸源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比制度性更根本的理念问题，建构“理想蓝图”革命理念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大家也已经认识到了。唯独认识尚未抵达的是个人责任担待问题。

    人们认识到了告密体制和个人独裁、集团专制的问题，为什么在现实中依然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呢？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表面原因看似压迫与反抗的力量对比悬殊问题，其实还是人心（最底部是良心）——包括当权者人心——真诚与否的问题。想一想哈维尔“要真诚地生活”、“要有道德地生活”的命题及其实践。现在的问题是到了理念、制度背后，去追究更根本的个人道德、社会伦理的问题上了。

    告密文化为什么在人人满怀恐惧的中国这么有生命力？告密为什么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中自然而然、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伦理？这个反思仅仅置于概念化的“体制”之上，追责仅仅抵达独裁者个人为止，说起来很容易、很轻松，但对于彻底解决告密遗毒，杜绝新的告密和告密者的出现是远远不够的。

    这犹如二战后对屠杀犹太人的追责。德国法西斯可以在同盟国的轰炸下崩溃，元首希特勒已经自戕，所有的德国人，包括德国的平民百姓都是法西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也一度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从权力地位上看他们的确是无辜，从利益占有上看也是无辜，从政治立场上看是无辜，从社会组织上看是无辜，但良心上呢？我们不可能仅执着于行为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忽略了行为者本人的善恶。作为个人不能因为也是一定程度的受害者，就可以逃避另一种程度上的罪责。追责从对体制、对独裁者个人，必然也必须延伸到对（德国）文化和（德国公民）个人身上，

    从无权者个人入手，才能抵达要害，找到解决苦难的谜底。因为权力是相对的，良心是绝对的。

    在西方，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对大屠杀的追责，甚至已经追责到被占领地的普通老百姓，乃至受迫害的犹太人个人身上。当然，这不是说要普通老百姓在法西斯强大的时候以弱小的力量起来挺身反抗，付出以卵击石的代价（尽管有人愿意这样做），而是追问为什么在普通个人中间良心居然被毒害，邪恶一面的潘多拉盒子怎么会被私欲偷偷打开？在现实中，为什么产生了普遍的默认者、大量的告密者，乃至不少的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者。他们的危害不亚于明火执仗的独裁者，它们是邪恶的汪洋大海和土壤。这就更触底地关系到个人道德问题（比如德国人自视高贵，不关心他人），日常生活伦理问题（比如德国人不问政治，只关注技术），终归是良心问题（人性的普遍性原则）。

    这些是产生独裁体制和独裁者的土壤，是反思追责最直接、最关己、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不能总把责任推卸在外在的世界，因为世界毕竟是个人构成，每一个个人毕竟有成为道德主体的潜能。我们虽然不能指出什么是正确的生活，但我们却能够认识什么是错误的生活；我们不能肯定什么是绝对的善，但我们却可以否定不道德的恶。所以，追责善恶个人，实质上是追问成为道德主体的能力；追究告密者，实质上是追问个人是否有成为道德主体的可能。人毕竟不是含羞草，在南亚成为树，在北方生成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意识到为什么西方文化——比如在电影《闻香识女人》所表现出的——对告密行为和告密者个人绝对无条件否决的原因了。

    所以，黄苗子和郁风不能因为在文革中坐了七年牢而无辜，而逃避追责。

[ 本帖最后由 吹笛在湖北 于 2009-3-22 14:56 编辑 ]

自觉的梦游人

笛子这一曲倒吹对了眼，赞一个。
把自己道德的黑暗处归咎于专制，是最省力的“反省”，对专制中自己良心的泯灭，不管这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用专制作为这种泯灭的最省力的答案，只能证明这种泯灭还会重复。只是因为可以再次泯灭的条件还不充分，就可以在那里守在专制受害者的立场，忘记了自己的良心曾经死过。良心死了，不管是被迫的，还是主动死的，死了良心是“最关键”的，这是每个想活着良心的人必须反省的。自己良心的责任不能让专制践踏，这包括不能把自己的良心的死去全部归咎于专制，因为那样做就是继续听任专制践踏自己的良心。

金丝铁线

很雄辩，很解气，但是靠不住。良心的意思是我们内心分辨出是非，不因为外界压力改变行为，但并不能保证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对的，所以我们没法说当年的揭发一定不是出自良心。
不揭发不告密，也受这条线影响：看见同学往校长车上倒垃圾，不说出来可能是对的，看见同学砸掉了校长的车，不说出来可能就是错的。

金丝铁线

要是看到同学杀了校长一家，不说出来肯定就是错的；但要是抗战时期，看到日本校长被杀，不说可能又是对的。
当年洗脑很彻底，每人每天早中晚互相揭发三次，判断是非的标准与今天大不相同，揭发还是告密真的要具体分析。
今天的人看到小偷在街上行窃，大都不揭发不告密，今天的道德标准就一定是对的吗？

永德

在专制之下，我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积极自由也就是做什么的自由，但是我们仍然有消极自由，也就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在专制之下，我不去伤害他人、不去配合恶、我保持沉默，我也保持了我自己的良知底线，我就不需要承担罪。将专制的罪恶归结于每个个体的不作为，高调要求每个人去积极反抗，这就是在减轻专制者的罪恶。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罪恶，只是专制者本身，他们想做的既是让你失去行动的自由，不敢反抗。这点由于技术的进步，拥有tank和machinegun的统治者们做到了。但他们想控制的另一方面，消极自由呢，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专制者很难在做到了。

  一切道德的黑暗都是专制者造成的，值得反省的是那些放弃了自己的消极自由者，他们才是专制的配合者。我保持我的沉默，作为抗拒，我就无过。

菜农

这是很难的，应该框定在说不清是非的政治范围内。一般的伤害人类的犯罪还是要告密。

黄馨

美国麦道夫诈骗案是儿子告老子爆出来的.

姜河月

举报和告密应是有区别的，很容易混为一谈。还有控告，不易说清，有请律师筒子 。

[ 本帖最后由 姜河月 于 2009-3-22 09:51 编辑 ]

李大苗

抽象说还是具体说，两者之间大为不同。就章诒和这篇关于聂绀弩命运的文字，我觉得，最令人动怒的不是揭发或者告密，而是时过境迁时不愧悔，不道歉，仿似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的姿态。这才是关于良知的事理。

花间对影

俺记不得是谁说过（兰姆还是蒙田）类似的话：有良知的大法官重视友谊甚于法规。

自觉的梦游人

主贴提到的问题引起我的兴趣，主要是专制制度和人的良心这一个对子。通常人们都能接受“人无完人”这么一个遁词，仿佛完人做不成，良心上的欠缺或不完全就可以不加反思的了，反正一切都是专制造成的，一切都是专制的罪恶，包括自己的良心的失去，也是专制要买单的。从对一种制度的批判来讲，总体的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于制度，并没有错，为了批判这样的制度，很多人还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专制制度下的被迫的或者不是被迫的违背良心表示宽容乃至理解。问题是专制制度下，还是出现了聂绀弩和出卖聂绀弩的人，这时候，将心比心的良心比较就有着关乎如何做人的特别意义了，其特别之处就是如何在专制制度下做人的问题。因此，在批判制度的前提下，问责每个人的良心也就不是在为制度开脱，而是相反，是对制度的更为深化的批判，其目的还恰恰是为了找回专制制度下人的尊严，找回人的良心。

周泽雄

照章诒和女士的描述，黄苗子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告密，差不多等同于蓄意构陷了。
特意花一大笔钱（20元，在当年绝非小数字）请客，骗取信任，再把老友的私房话，主动向上司汇报。所以依我看，告密和揭发，都还嫌用词太轻，准确的用法就是构陷。
当年的黄苗子，也非青涩年华，他完全知道这种做法的卑劣性，他还是做了。可怕的是，在别人记述里，黄苗子还是个性情格外率真、热切的人，一个乍看之下距告密者最远的人。
至于黄苗子日后同样蹲了大狱，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极权者的嘴脸，从来都是说变就变，一切以权谋为上的。你给别人做局，别人再给你下套，不过是进入了一个阴谋连环套而已。
别人是否原谅、如何原谅，那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不能改变黄苗子行为的性质。
黄苗子举报的内容，都是在所谓诛心领域，聂钳弩的言论不具有任何现实危害性，连一点小小的治安危险都不存在，若非当着友人的面说出，它们性质上更接近于“腹诽心谤”，这原本在任何层面都不构成犯罪的。
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专制，那是犬儒一族屡试不爽的借口，真正有尊严的人，决不会认同。人得为自己负责，你不去出卖，没有人可以糟蹋你的良心。——这话的例外项，只在于自己是否遭到了现实的、迫切的危险。黄苗子出卖朋友前，并没有遭遇严刑拷打，他充其量是怀着想象中的危险预感，下此狠手的。

金丝铁线

告发起码可以有三类原因：义、惧、利，出于正义感，还是出于恐惧或利益，虽然同是告发，对被告发者结果相同，可对良心的压力绝不相同。自以为出于正义，就可能完全没有良心压力。
我十岁的时候，文革爆发，我小，出身又不好，没资格出去革命，就在家里主动与外公做斗争。我相信自己绝没有错---------我已经精读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活学活用，在家里做阶级分析，毫无疑问，外公是资产阶级。就是别人不告诉我，外面不贴大字报，我也能分析出来：父母工作，外婆做家务，只有外公不劳动嘛，所以我一心要与外公做斗争，要是他有什么反动言论，我一定不会放过。良心绝无压力。
幸好，外公象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从没敢对政府有什么不敬，没让我有机会大义灭亲，然后又在漫漫岁月里，不断对自己良心辩解。当然这是我世界观改变后的暗自庆幸，要是我还相信马列主义，相信阶级斗争，这点不安也不会有------当时我才十岁嘛，年幼无知嘛。问题是有些人一辈子也就这点智力，良心问题，不难解释。

金丝铁线

《闻香识女人》是我很喜欢的电影，看过三遍后，还是为斯莱德中校那段著名独白激动：“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出卖任何人。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未来领袖所具有的品质。”但是，靠电影认识人生是危险的，电影中的道理是别人细心编好藏在里面的，同样一段故事完全可以讲出完全相反的道理，我都能作到。
偏僻的南方小镇上一所破烂的学校，全靠黑人校长汤姆苦心支撑着，KKK党反对黑白人同校，他们砸坏了汤姆借钱买的新汽车，白人学生西蒙看到了这一切，但不敢说出来，汤姆的小女儿急病由于没车耽误了医治，夭折了，西蒙终于下定决心在法庭上揭发出了真相，得到了法官雄辩的赞扬：“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包庇犯罪。朋友们！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正直，这就是勇气，这才是未来领袖所具有的品质。”狗屁情节吧？我们年轻时看的都是这类东西，随口编编就是。

吹笛在湖北

金丝铁线提出的情景很厉害，一时不知怎样回答。

[ 本帖最后由 吹笛在湖北 于 2009-3-22 15:06 编辑 ]

周泽雄

金丝兄思考得细致。这问题确实有其复杂性，告密，换一个表述也叫“检举”，对甲方算卑鄙告密的行为，对乙方则算英勇检举；同一种行为，有人视为大义灭亲，有人视为十恶不赦。
陷入正义门，就比较难缠，正义和自由一样，也是“多少罪恶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从现实危害性上去评估，比较准确。按这个标准，比如金丝兄所举的例子，还是存在现实危险性或现实紧迫性的，而黄苗子对聂钳弩的告发，内容无一具有现实紧迫性和危害性，因而不适用于检举。

施国英

拜托楼主和周泽雄先仔细看一下那位叫寓真的文本再指控。
没有证据表明所谓告发和郁风有关。老周12楼的帖子中说的花20元钱请客诱供的是另有其人，机关干部之类，不是黄苗子。
黄苗子做过的就是把聂绀弩送给他的诗上交，然后被要求注释那些旧体诗的内容。
黄苗子是在北大荒劳改过2年的右派。如果他收到“反诗”而知情不报，那就是“包庇罪”。章女士也提到另有人监视黄苗子。聂一贯大大咧咧，当然不可能想到赠“反诗”给朋友很可能连累别人。也收到赠诗的钟敬文那么担心害怕就很说明问题。

施国英

原帖由 永德 于 2009-3-22 08:08 发表
在专制之下，我们可能没有自己的积极自由也就是做什么的自由，但是我们仍然有消极自由，也就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

   在专制之下，我不去伤害他人、不去配合恶、我保持沉默，我也保持了我自己的良知底线，我就不需要承担罪。将专制的罪恶归结于每个个体的不作为，高调要求每个人去积极反抗，这就是在减轻专制者的罪恶。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罪恶，只是专制者本身，他们想做的既是让你失去行动的自由，不敢反抗。这点由于技术的进步，拥有tank和machinegun的统治者们做到了。但他们想控制的另一方面，消极自由呢，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专制者很难在做到了。

  一切道德的黑暗都是专制者造成的，值得反省的是那些放弃了自己的消极自由者，他们才是专制的配合者。我保持我的沉默，作为抗拒，我就无过。

你晚生了几十年，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消极自由。在这之前，任何运动人人都必须表态的。林昭最初就是因为替右派同学说话而遭殃。

[ 本帖最后由 施国英 于 2009-3-22 16:43 编辑 ]

周泽雄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2 16:22 发表
拜托楼主和周泽雄先仔细看一下那位叫寓真的文本再指控。
没有证据表明所谓告发和郁风有关。老周12楼的帖子中说的花20元钱请客诱供的是另有其人，机关干部之类，不是黄苗子。
黄苗子做过的就是把聂绀弩送给他的诗上交，然后被要求注释那些旧体诗的内容。
黄苗子是在北大荒劳改过2年的右派。如果他收到“反诗”而知情不报，那就是“包庇罪”。章女士也提到另有人监视黄苗子。聂一贯大大咧咧，当然不可能想到赠“反诗”给朋友很可能连累别人。也收到赠诗的钟敬文那么担心害怕就很说明问题。

谢谢施国英批评，我之前没有读寓真的文本，20元请客诱供的事，疏忽了。确与黄苗子无关。我收回之前一切与此相关的批评。
我没有说，告发和郁风有关。只是这对夫妇的事迹经常被人并提，若黄苗子如此不堪，我之前对郁风的好感，难免也要打点折扣。至少，我不会那么轻信了。
“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施国英，换了别人，而不是你自称的忘年友，你还会这么替黄苗子辩护吗？当然，不要求你回答。我只是说，你为自己的“忘年交”辩护，最好别太踊跃了。这种场合，沉默是比较得体的。
在那个恶劣年代，与寻常年代相比，出卖朋友确实存在可以原谅的因素，但所谓原谅，也只是“从轻”的因素，而不是承认出卖行为的正当性。毕竟，不出卖的人，大有人在。
20元请客诱供的事，只是视觉上比较刺激罢了。黄苗子主动把朋友的诗上交，并提供挖掘反意的服务，与所谓20元请客一事，差别并不太大。虽然指出我的错误，我是要向施国英感谢的，但如果你以为指出了这个细节疏忽，黄苗子的问题就减轻了，那就太遗憾了。
“你晚生了几十年，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消极自由。在这之前，任何运动人人都必须表态的。林昭最初就是因为替右派同学说话而遭殃。”
倚老卖老地教训年轻人，何其过瘾，可惜，你又暗渡了一把陈仓：人人表态，与卖友求荣或卖友自保，还是有区别的。人人表态，最起码，按照我们当时看过的样板戏里土匪栾平的做法，他可以抽自己的耳光，连说“我该死我该死”。黄苗子不是这样的。他是主动出击，为了自身的安危，不惜把朋友置诸死地。如此行径，是不可以用一句“人人必须表态”加以轻描淡写的。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9-3-22 17:12 编辑 ]

吹笛在湖北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1 18:00 发表
谢谢梅版转贴的文字，我全部看了。
我毫不保留地支持披露真相。但披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揭露邪恶体制对人性的扭曲？还是为了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大时代背景下如浮萍一般无助的个人作谴责？

——施女士好，一楼仅针对问题而言。

——问题的核心是“披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黄苗子、郁风到底做没做。问题的要点是，梅版转贴的文字（章女士）是不是在放过体制？在对“如浮萍一般无助的个人作谴责”？

——附带问一下：作为个人，我们对告密应当做什么？

施国英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3-22 17:10 发表

谢谢施国英批评，我之前没有读寓真的文本，20元请客诱供的事，疏忽了。确与黄苗子无关。我收回之前一切与此相关的批评。
我没有说，告发和郁风有关。只是这对夫妇的事迹经常被人并提，若黄苗子如此不堪，我之前对郁风的好感，难免也要打点折扣。至少，我不会那么轻信了。
“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
——施国英，换了别人，而不是你自称的忘年友，你还会这么替黄苗子辩护吗？当然，不要求你回答。我只是说，你为自己的“忘年交”辩护，最好别太踊跃了。这种场合，沉默是比较得体的。
在那个恶劣年代，与寻常年代相比，出卖朋友确实存在可以原谅的因素，但所谓原谅，也只是“从轻”的因素，而不是承认出卖行为的正当性。毕竟，不出卖的人，大有人在。
20元请客诱供的事，只是视觉上比较刺激罢了。黄苗子主动把朋友的诗上交，并提供挖掘反意的服务，与所谓20元请客一事，差别并不太大。虽然指出我的错误，我是要向施国英感谢的，但如果你以为指出了这个细节疏忽，黄苗子的问题就减轻了，那就太遗憾了。
“你晚生了几十年，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消极自由。在这之前，任何运动人人都必须表态的。林昭最初就是因为替右派同学说话而遭殃。”
倚老卖老地教训年轻人，何其过瘾，可惜，你又暗渡了一把陈仓：人人表态，与卖友求荣或卖友自保，还是有区别的。人人表态，最起码，按照我们当时看过的样板戏里土匪栾平的做法，他可以抽自己的耳光，连说“我该死我该死”。黄苗子不是这样的。他是主动出击，为了自身的安危，不惜把朋友置诸死地。如此行径，是不可以用一句“人人必须表态”加以轻描淡写的。

指控郁风是笛子在主贴里做的事，与你无关。
每个人的经历，视野，交游不同，我的决定了我从来不对别人做大义凛然的道德审判。不要说黄苗子，我连自己身边的“告密者”都不介意。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圣人，孔圣人还杀过异见者。
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等文化界名流，哪一个没有义正词严批判过别人？找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报纸看看就会明白。先批判别人，然后被另一批人批判。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专制极权。这是足以令人恸哭的“大悲苦”（借水笺网友语）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摆出道德姿态，我连表达“同情之理解”都来不极。
共产东欧变色后，解密的档案披露出有多少夫妻，父子，同事，朋友之间相互监视，彼此揭发。邪恶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有消除专制极权的土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告密者”---这就是我的矛头指向体制的原因。

施国英

原帖由 吹笛在湖北 于 2009-3-22 17:18 发表


——施女士好，一楼仅针对问题而言。

——问题的核心是“披露真相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黄苗子、郁风到底做没做。问题的要点是，梅版转贴的文字（章女士）是不是在放过体制？在对“如浮萍一般无助的个人作谴责”？

——附带问一下：作为个人，我们对告密应当做什么？

梅版转贴的是寓真的文字，章女士的文章已经是二手货。章文说是聂的朋友们一笔一划地把他送进监狱，无论她的本意如何，但这样的文字在客观上误导读者，并有为体制开脱的嫌疑。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别人再千笔万划，也不能把一个批判政府或首脑的文人送进监狱。
作为个人，我会对告密的情况具体分析。我前一个帖子可参考。

周泽雄

原帖由 施国英 于 2009-3-22 18:09 发表

指控郁风是笛子在主贴里做的事，与你无关。
每个人的经历，视野，交游不同，我的决定了我从来不对别人做大义凛然的道德审判。不要说黄苗子，我连自己身边的“告密者”都不介意。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圣人，孔圣人还杀过异见者。
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等等文化界名流，哪一个没有义正词严批判过别人？找一些五，六十年代的报纸看看就会明白。先批判别人，然后被另一批人批判。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专制极权。这是足以令人恸哭的“大悲苦”（借水笺网友语）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摆出道德姿态，我连表达“同情之理解”都来不极。
共产东欧变色后，解密的档案披露出有多少夫妻，父子，同事，朋友之间相互监视，彼此揭发。邪恶的体制对人性的扭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有消除专制极权的土壤，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告密者”---这就是我的矛头指向体制的原因。

施国英：我还是建议你就事论事，别胡乱引申。比如，在提到黄苗子出卖之事时，引用林昭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不想侮辱林昭的话。
另外，也别用一些想当然的大词来模糊事件的性质。对一件恶意出卖的行为表示愤慨，无所谓道德高调，那连道德低调都谈不上，而只是做人的底线。难道，批评别人触犯做人的底线，在你的理解里，竟然算得上“大义凛然的道德审判”了？
无论你在自我介绍时，把何等美德往自己身上涂抹，我只根据你的具体行事来判断。我看到的是，面对章诒和女士的据实揭露，你没有体现什么你声称拥有的“同情的理解”，相反，你忙着质疑人家的动机。而你之所以这样做，我能想出来的唯一理由，大概只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和章诒和女士吃过饭。
一个对近在眼前的恶意出卖蓄意无视的人，却还要侈言“大悲苦”，真是可笑。
指向体制，倒确实像一种言论高调。如果指向体制的结果，就是使当年的一切丑行劣举都得到开脱，这类“指向体制”，用你的惯用语，拜托还是省省吧。何况，撇开具体事件，只是一味浪言“矛头指向体制”，焉知不是一种掩饰思维能力拙劣的正义秀。

施国英

我引用林昭是针对永德的关于沉默的消极自由而言，和黄苗子无关。
别的就不做回应了。针对我本人和谁谁有否吃过饭更是无聊之极。

自觉的梦游人

最近看了（没有认真看了）《The Reader》，里面的女主角实际也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题材，笛子不妨找过来看一看，一个不识字的女子认为应该执行看守犹太人的任务，结果在关押犹太人的房子烧起来了之后，继续执行锁住他们的任务，导致了被关的犹太人全部烧死。战后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关进监狱。法庭上她始终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她必须执行任务。她后来出狱，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她，但是，最后导致她自杀的，是那个为她朗读的男主角也拒绝了她。影片最后放了男主角在女主角的坟前一脸后悔的特写，给我印象特别深，似乎他在自谴，因为如果他当时接纳了她，她就不会死；但是似乎又是在为她忏悔，如果她能够从良心上认识到她的“执行任务”是杀了人的，她不是昧了良心杀人，而是没有良心地杀人，她根本没有在“执行任务”时，想到过良心，这是她的最大的悲剧。电影对纳粹怎样把一个无知的女子变成一个杀人犯方面，有了不容置疑的揭露，但是影片给我最深的印象的，是在揭露了纳粹制度之后，人们对于自己良心的反思，包括自己认为是杀了女主角的男主角那张自谴的脸。

菜农

个人良心和体制可能是两个相关的因素，有点互动，有时候，体制再恶毒，有良心的人还是坚定做人之道。

文革中，一些有良心的人，保护了危险人物，自己也因此风平浪静，事后也不会被人所知，而一些没有良心的人，去告密揭发，虽然一时侥幸，但是也把自己置于是非之地，最后总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当然很多种告密情况，有些是囚徒困境，这与良知没有太大关系。

总之文革是恶业，假如我们燕谈的人处于文革，也没有多少能平安的。

吹笛在湖北

作者：邵颖波    发表日期：2006-02-20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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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费尔特没能坚持到和伍德沃德他们约好的时间。“我就是被称为‘深喉'的那个人。”当这句话出现在5月31日的《名利场》杂志上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这个声音就像是从十八层地狱甚至更深远的地心里发出来的，整个世界都为之一震。当水门事件的秘密被揭开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停止了他手上的工作，背上耻辱黯然离去，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现在，告密者“深喉”现身了，没有人在这一次摇晃中跌倒，但每个人的内心却受到了更强烈的冲击。

　　事实上我们都能够体会，心里藏有秘密通常都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中文里就发明一个词叫“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深埋一个秘密，想到它可能永远不被人知，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那简直可怕。因此你最少要将它传达给一个人。马克·费尔特已经91岁了，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我们应该宁愿相信他是出于心理上自然而然的原因，若要再怀疑他是希望通过公布这件事来发财、成名，那简直就太过分了，令人不耻，令人不屑。所以，尽管我像所有普通人一样，对于水门事件，对于“深喉”现身这件事几近痴迷，可当我看到这些以小人之心妄加惴测的文字，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呸！”

　　有人开始为马克先生算账了，说他若将这个故事卖出来的话大约可得百万美元，于是，这成了他现身的主要动因。说他可以借此为子女支付教育费用——他们把他想像成一个没有尊严的穷鬼。有人开始从另外一个很容易想到的方面出发--这个老头子实在受不了默默无闻的一生，尤其是和伍德沃德以及伯恩斯坦相比，这两个靠他提供的秘密线索做报道的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忌妒他们，要把自己应得的荣耀抢回来。唉！名与利，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支配着小人物们的思维。这类低级透顶的炒作因为完全经不起推敲而令人倒胃。

　　马克·费尔特1913年出生于爱达荷州。从爱达荷州立大学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于1942年步入联邦调查局，整个二战期间都在FBI的间谍部门工作。1972年，时任FBI副局长的他将尼克松窃听民主党电话的秘密悄悄地告诉了《华盛顿邮报》两个年轻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借此完成了记者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壮举，他们捅开了“水门事件”的内幕，在美国政坛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地震。1974年8月，在经历“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总统被迫宣布辞职。

　　马克·费尔特与两个记者还有一个主编商定，除非经过他个人的同意，否则告密者的名字就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告之公众。从那以后，这些信义之人一直顽强地坚守着约定，走到今年的5月31日。

　　但愿马克·费尔特能够长寿，这可以让他更好地享受说出秘密之后的轻松和快活。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段终于说出了这个秘密，据说这是在他的家人们不断地怂勇之下做的决定，他们不希望他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希望他能在活着的时候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轻轻松松走完生命最后一段路程。但是比这个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由他亲口讲出那段故事，并且用事实来证明他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为了美国的政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是值得美国人民感谢的人。他不是告密者，不是背叛者，在水门事件当中，他未图任何私利，他不是无耻小人。马克·费尔特的家人就希望别人这样看他。

　　在他生活在秘密的阴影里的时候，“水门事件”对于人类道德的影响只是局限在政治和新闻领域。有一些成果现在已经被记录在法律与伦理之中了，这包括人们对秘密消息源的认识和使用，也包括政治责任承担的形式。但是现在，人们要为如何评价“深喉”而思索了。

　　他在这起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公之于众。假如一切都像马克的家人所希望的那样，事实可以证明马克有一个颗勇敢而正直的心，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问题依然存在，他仍然是一个告密者。人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告密是一种善行。

　　每一个普通人几乎都在生活中受到过这样的拷问。我知道了一件事，我可以利用它来达到一个目的，要不要这样干呢？通常，人们是以这个目的本身是否道德来做出决定，比如它有助于大众，有助于战胜邪恶，有助于文明的前行，那么这样做就是可以的，有时候我们把这叫做检举揭发。如果单单只能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只是为了坑害他人，这样做就会被耻笑。然而，这个判断本身是私人的，在决定是否将之公之于众之前，你不可能和别人讨论。所以，每一个告密者在告发之后，还需要等待公众的判决。

　　马克一家人或许正处于这种等待的焦虑之中。如果他们一家都看过《闻香识女人》这部著名的影片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担心。

　　在那部影片中，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为了是否将同学不道德的恶作剧证明给校长深感痛苦。有太多的理由推动他去做这件事，但内心却有另一种力量与之对抗，在艾尔·帕西诺扮演的失意少校的帮助下他坚持到了最后，这两个内心中深受不同痛苦煎熬的人相互成为支撑，少年终因坚守个人原则而成为英雄。在这样一部影片中，告密行为无论附加任何前提都是耻辱的。

　　在此方面，确有一个悖论。人们在告密之前需要进行一个正义与否的判断，但是正义会倒过来审判你的行为本身是否正义。唉，到底什么是正义呢？在马克·费尔特这里，人们可以承认是他成就了一桩壮举，承认这件事的结果对于美国的文明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告密与背叛本身能否得到谅解却依然不能肯定。有人假设，文明的脚步是不可能被阻挡的，如果没有马克·费尔特的告密，也一定会有其它的事件发生，政治的腐败和阴暗都会被揭露，而且可能是会以更道德的方式来完成。

　　即使是对于一个好人来说，这样的假设也实在是太苛刻了。或许它表达的只是对于告密和背叛的反感以及对于提倡这种行为的反对。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提倡和鼓励告密，这甚至成为一些政治运动和管理者的常用手段，它可以达成一时的目的，但危害更深，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相互恐惧，使得整个民族的人格变得卑微。

　　马克·费尔特的家人惟恐他被这种鄙夷所伤害，他们希望人们承认他是美国英雄。或许，他原本就是一位毫无瑕疵的英雄，但这种担心正说明了整个社会对于告密与背叛的态度是多么强硬。

　　这个难解的问题也会重新勾起对先前的一些定论的怀疑。比如，在因为泄露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而被政府告上法庭的《纽约时报》事件中，法官们最终判定给媒体一些重要的权利，其中就包括保护秘密的消息来源。法律认可了这种做法，同时也让媒体在秘密消息源不准确、给他人带来伤害的时候，替代提供消息的人承担法律责任。那个著名的判决解决了这件事上的正义归属问题。但是，现在人们看到，这种权利正在被滥用。那些匿名的报道到处惹是生非，在很多地方它成了危害媒体信用的最大敌人。买卖消息来源成了新闻从业者的一种惯常的手段，以正义之名，以合法形式进行的肮脏交易比比皆是，远远多于动机纯洁的检举和揭发。以至于人们不再相信这里还存在正义。于是，有人高声喊到，以正义之名告密的人，你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否则，我们便不给你信任。

　　对于政治文明的促进也会因此而再受争议。尼克松犯下大错，但他勇敢地承担并且不实施任何调查与报复。这反而使他受到赞扬，马克勇敢地揭露政治的阴暗，但人们现在却在怀疑他是因为尼克松没有给他晋级的机会而实施报复（当时，局长胡佛下台之后，他存在转正的可能性）。一正一反，一褒一贬，恰恰印证了一种粗鲁的判断，那就是政治本身即是邪恶。老百姓从来不相信政客们是好人，即使是的话，他也会经常使用丑陋的、卑劣的手段，这样做的结果就一定使他变成一个坏人。

　　那么“深喉”也会是其中之一吗？

　　“深喉”现身了，你的好奇心把你吸引到这桩新闻事件中来，问题是，你打算关心其中的哪些问题呢？你愿意相信哪一种判断呢？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清楚地认识你自己。

李大苗

1945年,刘文学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渠嘉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集体,热爱劳动。1959年,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刘文学与坏人作坚决斗争,最后英勇地献出了生命,那时年仅14岁。

注：刘文学就是要告发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才遭如此厄运的。

姜河月

马克是尼克松部下、是FBI副局长，大目标上他和尼克松是一致的，他的告密是不光彩的，他可以用其它方法解决问题，他和尼克松应有矛盾，尼克松用错了人。

自觉的梦游人

一把辣椒，两条人命，这在其他国家将是不可思议的事件，但是，在刘文学要告发一个地主这件事上，两条人命就和一把辣椒联系起来了。小小的刘文学是出于他的阶级斗争警觉，还是出于一个顽皮的孩子的闹事心理，已经无法讲清楚了，但是把他归于无知还是可以的，至少显得宽容一点。现在来看这个地主，如果他被刘文学告发成功，他将面临的是再一次的血淋淋的斗地主，这种狠斗使他恐惧也好，使他仇恨也好，狠斗本身意味着他已经没有活路，或者没有活头了，这就使得刘文学必须去死。他碰到了不想活，或者活着也没有意思的地主，还要用告发来迫使他早点作出死的决断，双方都与良心擦肩而过，一个可能是无知，一个可能是昧着。假设刘文学能够看到那一幕由他告发所引出的血腥狠斗，那假设中的一辈子，刘文学就可以活得舒坦了？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