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从黄苗子是否告密看追溯历史真相的难度

李大兴

（一）

记得上高中时，偶然读到有关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记述，讲他虽然出身工人，但生活腐化，而且一被捕就当了叛徒等等。当时我稍感诧异的是，向忠发既然叛变，为什么被捕不久就给毙了呢？我也就是出于常识的这么一想，虽然算有点问题意识，但是从未深究。后来读到台湾的党史研究，也如是说。老一代人大多夹缠在国共对抗里，历史叙述往往不是截然不同、就是高度一致，各自黑白分明。对照着看，或映然成趣，或心里犯嘀咕。近年读杨奎松教授文章，指陈向忠发虽然被捕不久就招供，但有意含混不清，避免“造成太大破坏”，而“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论基于史实、合情合理；看似寻常，却是数十年来未有之见识。说向忠发是叛徒很简单，然而，理解对严刑和死亡的恐惧、所谓党人钢筋铁骨更多是神化，才能对向忠发一案做出新解、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日前，章诒和女士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指控黄苗子先生是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告密者，其根据是寓真先生“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章诒和女士文章一发，反响巨大。国内如贺卫方教授、国外如黄河清先生等知名人士，都已发表感想文字，采用了章女士的说法。在媒体推波助澜下，一时间黄苗子是告密者一事几成定案。
然而，多数人相信黄苗子告密，是由于相信章诒和女士。章女士屡经磨难、文笔感人，是近年国内良心知识分子重镇，享有很高声誉。她的几本大作，感动中国，作为个人回忆述往，有相当史料价值；而人物、细节栩栩如生，更近文学作品，或曰报告文学式的史笔。章女士本文学中人，如此写法自有其力量，但史家读时，就需小心些。仔细读来，这篇关于黄苗子先生短文是《聂档》的读后感，并无独立考证，只是将寓真先生以含蓄笔法表达的对王次青、黄苗子的怀疑挑明了。

从四九年到七六年，批判、揭发、检举是很多人都做过的事，划清界限、上纲上线乃至编造攀陷也不罕见；但长期监视一个人、经常向“组织”上汇报的线民，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且不管是怎样的时代，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不光彩的。所以，章女士的指控是很严重的，应该是以证据确凿为前提的。黄老先生只要神智清醒，也是应该对此正面回应的。不过，已经住院的黄老先生似乎是无法答复了。
奋起为黄苗子打抱不平的，是王容芬女士。王女士虽然没有章女士那样的知名度，却是早在一九六六年就上书毛泽东批判文革，为此被判无期徒刑的独立思想者。她经历囚禁十四年后倖免一死，尔后学成研究韦伯的专家。她最初的文章，从《今天》论坛转载的章女士文章未刊稿找出一处硬伤，由此推论“章怡和信口开河”，“黄苗子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他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这样的回应，构成对章女士的反控，但文中缺少有分量的辩驳；而且言辞愈烈，有时愈乏说服力。不数日，原定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内容大致相同而语气远为缓和的《黄苗子告密辩析》，竟被临时撤稿。《开放》主编金钟先生更在退稿信中明言，他已托北京友人查证，确认黄苗子是线民。如此一来，黄苗子告密案更仿佛铁板钉钉了。然而，金钟先生并未说明“北京友人”是怎样查证的，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证据。

具有辩驳力的，是戴晴女士的《档案调用的权力》一文，跳过章女士文章，直接质问《聂档》的来路与可信性。的确，无论编撰《聂绀弩全集》的“湖北出版界诸公”，还是其他关注聂绀弩、二流堂、以及那一代追随党却历经整肃的文人命运的学者，都无缘看到完整的聂绀弩档案。寓真先生是因为曾任山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所以能先睹为快，“凑巧”地成为第一个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人。这种真正的研究者看不到档案的情形，富于中国特色，由于持久而普遍，以致人们往往已经不再觉得荒诞。
幸好寓真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政法官员，而且诗词造诣颇高、对聂绀弩先生极其推崇；否则即使能够看到档案，《聂档》也无缘面世。近几十年的很多珍贵史料，就这样荒凉地躺在尘埃里。从《聂档》可以看出，寓真先生付出巨大心血、研究相当深入。但另一方面，寓真先生身在官场，或言说有顾忌、或思想有窠臼、抑或兼而有之，对当代史的要害处如毛泽东的评价，多不逾越《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即便是对聂绀弩本人的描述，亦似有可商榷处，只能视为而对聂的一种解读。目前，寓真先生看到的原始档案并未公开，而《聂档》是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写就，我所看到的电子版，全无引用、注释等，究竟哪些出自档案、哪些源于推证，无从说起。这种写法，加上作者功底深厚、世事练达，使《聂档》读来十分好看，但不能称为历史著作。《聂档》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其具体真实度，恐须通过第一手史料来予以印证。如此说绝无不敬之心，事实上，我对章女士洛阳纸贵的几本书，也不以为是历史著作，主张要分析地阅读。其中的文学想象、个人判断，从史家的角度，都需审慎辨别。
关于黄苗子，寓真先生的确写得最模糊，反衬出他心中的怀疑。但是，他为什么不明说呢？是因为档案只令人起疑尚不足以坐实，还是顾忌黄老先生的高秩与大名？如果是前者，很可理解；如果是后者，似乎不必。然而，为什么寓真先生仅仅曲折暗示，章女士却明确无误地说出来呢？是因为看到了原始史料或另有所凭，还是仅仅出于对《聂档》的理解与确信？若看文章本身，似乎是后者；但章女士对《黄苗子告密辨析》的“表态”据王女士言，“其实，还有很多更冷酷的事实，笔下还是留有余地的，还是有些不忍”，则接近前者了。金钟先生走得更远：“寓真只是沒有直接點名指出黃苗子，他文章中引用的不少材料就是出自黃苗子之手。”他紧接着说，“寓真文章要在大陸發表，他有所保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算是大陸的‘潛規則’之一種吧。”但中国的事，一归到“潜规则”就无异于混沌：寓真先生明明知道一切却有所保留，而这一保留岂不是要把档案里能够坐实黄苗子告密的材料都保留起来才算彻底呢？明明唯有请寓真先生帮忙把原始档案公开才能确知有无告密，但“潜规则”一旦发生作用，这些档案还能真的“解密”吗？

李大兴

由此可见，追溯当代历史真相的第一大难处，在于研究者不能自由接触到关键性的第一手史料。史料是史学根本，严格的历史研究，在于史料的考证与诠释。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如今却未必常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上个世纪下半叶的惨痛经验需要铭记与反思，章女士和寓真先生的文字，也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可贵努力。但是，与德国反思纳粹、俄国回顾前苏联不同，历史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和当下的现实紧密交织。所以，历史被刻意屏蔽、史料被湮没甚至销毁，反而不足为奇。在如此现状中，指望档案公开、接触档案的机会与权利平等未免不切实际。应有的一点史识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史料不足处，有疑而无结论。是因为“潜规则”也好，还是由于体制化的巨大混沌也好，没有公开史料支持，章女士的指控，只能构成疑问、并不意味真相已明。

另一方面，黄老先生的友人、那些敬重黄郁伉俪和二流堂诸公之人的大恸或大愤怒，在感情上足可理解，却恐怕无助于追溯真相。没有人否认，黄老先生晚年文章丹青成就斐然，更“挟着善行义举向天国行进”。但如果据此以为黄苗子告密绝不可能发生过，则只是出于对完美和完人的期待而已。这种期待虽是人之常情，却恰好忽视了人的多重性与丰富。昆德拉亦未免告密嫌疑，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是二十世纪经典；格拉斯毕生激进正义，虽然晚了些，终究承认自己曾经加入纳粹，而《铁皮鼓》也是深入人性的杰作。在极权肆虐时代，个人史的不完美，往往更接近真实。偶像的崩塌，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直面历史不得不放弃幻境，即使令人绝望悲凉。所以，即使黄苗子是告密者又如何？史学切忌以道德判断为目的。无论肯定否定、或是功过几分，背后都隐含着预设的价值取向，从方法论上不可取，结果难免选择性的夸大或忽略。打捞历史的第二大难处，正是因为我们急于辨明善恶、分清是非的内在冲动远大于对真相的追求，而当代史由于晚近乃至当事人还健在，更多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先入为主的印象等等。发表议论本来比史料考证的枯燥、诠释的审慎要痛快得多。不过旬余，在确信先有黄苗子、后有冯亦代告密大白于天下的前提下，评论界风起云动，从主张宽恕到要求忏悔不一而足。更有文章题目为“面对真相春暖花开”，显然是刚写完海子说滑了嘴。

一位网友在读罢有关这桩公案文章后感言“原来历史是最难的学科”，诚哉是言！按说我们历史悠久、史学也悠久，就连清代盛世的文字狱，也不但未湮没反而促成乾嘉之学，可是如今严谨的学术精神似乎越来越萎缩，这大约与我们对历史少些起码的尊重有关吧。且不说历朝历代都或多或少、于今愈演愈烈地篡改历史，我们的传统也从来不缺乏戏说故事的随意、人云亦云的轻信和不求甚解的糊涂。生活在市场经济里，人们在与切身利害相关处精明仔细，对某朝某代、某年某月的“那些事儿”则以写来赚钱为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妨马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语在被误解中空前流行，历史除了依然服务于现实政治、现在更大程度上还需要服务于消费。
历史近年很热、史学依旧很冷的对照，是无孔不入的中国式市场化的一点小小结果。史学本该是冷板凳，好的史学家一辈子不见得写几本书，并不必“著作等身”。史学更该是冷眼旁观，政治热情高涨固自多余，利益考量太多也会走样。也许，追溯历史真相的第三大难处，在于追溯者自身，在于冷静的态度，在于“为历史而历史”。当年太史公，以刑余之身，弃绝他念，遂有《史记》的不朽；西方史学的延绵发展，源自于数百年独立于社会之外、坚守于象牙塔内。反观中国史学主流，从官修断代史起，一直具有工具性，例外在于乱世与野史；到意识形态支配登峰造极时，干脆一点杂音也不容。总算熬至今天，言说虽未自由、口号早已空洞；城堡依旧坚固，但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初期阶段的突变，形成相当大的灰色空间。民间治史由是方兴未艾，且常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浸透。在大量史料仍未解密的情况下，回忆录、日记、口述史乃至纪实均弥足珍贵，虽然作者出于一己感情见识的抑扬褒贬，几乎不可避免。与其苛求于作者，不如自己多几分警醒：个人史叙述，难免着力于披露秘辛、臧丕人物；读史者的着力处，却在于通过个人命运的路径去把握逝去的时空。
“文史不分家”由来已久，古代史书里亦不乏文学笔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九十年代以来，由文学入历史入思想者颇多著作，而学历史或哲学出身的反而相对少得多。于是文人治史的图景多少重现，于是不知何时起，历史著作是否好看，成为一条很重要的评判标准，虽然怎么才算“好看”谁也说不清，虽然不少文学批评倒是日趋晦涩、以引进带“后”字的西方理论为主。日前邂逅一位著名美国学者，直言文学批评理论一枝独秀式的兴旺是由于易出成果，文本分析太费功夫。历史著作追求好看，是否也有一重讨巧的意思呢？在我看来，“好看”实在是次要的品质，比如史景迁的著作被认为好看，但其价值岂在于此？而《三国演义》好看，又怎能和《三国志》并论？如果仅仅强调好看，难免不流于演义，而且只怕蔡东藩的水准还写不出。
倘若文人笔下，不缺的是丰沛的感情、分明的爱憎，那么在史家眼里，这些恰恰是该尽量克服，以理性与考证代之的。这二者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无趣，但历史本来就不怎么有趣、真相更多半荒诞甚至残酷。不过，还有那么多往事隐藏着，每看到一点，已觉震撼，若能由小见大，令人省思我们仍在亲历的现代史，则更多惊喜。好在有时也能看到这样的著作，比如去年的《墓碑》，又如高华教授论红太阳升起、徐庆全先生记“丁陈反党集团”，读来也许感觉沉重，却提示着历史与人性的错综复杂。

附记：

小文写到一半，又读到章女士的《卧底》，这一篇不少内容引自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还标明页码，记述比前一篇要详尽得多。以冯先生原书为依托，自然就少许多争议。感谢章女士不为尊者讳、不介意人情的决然，更感动于冯先生不计荣辱，为历史公布个人见证。这些日记，如自曝其线人生涯，则冯先生晚年的勇气，鲜有其匹。

周泽雄

“如果仅仅强调好看，难免不流于演义，而且只怕蔡国藩的水准还写不出。”
——有一误植：蔡东藩吧？

李大兴

原帖由 周泽雄 于 2009-4-9 10:50 发表
“如果仅仅强调好看，难免不流于演义，而且只怕蔡国藩的水准还写不出。”
——有一误植：蔡东藩吧？

谢谢泽雄一字师，已改过。

周泽雄

大兴此文，具有极高的见解密度，启人思索。而看问题的平和公允，令俺感怀。

施国英

好文。
是啊，难就难在有些历史真相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姚宏越

我说历史是最难的学科，主要是指我们在看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时,总是看不到与它相关的全部史料,同时又缺乏一种得简的能力.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胡适说不疑处有疑,都是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的话，而罗家伦在评价陶孟和时的一句"得简"也深得我心,我以为罗的"得简"二字,不仅是将复杂东西简单化,将晦涩的东西通俗化的能力，更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符合逻辑的判断能力.研究历史,没有史料不行,没有这种得简能力也不行.这个得简应该是与怀疑相对的,怀疑是一种现象，而得简是一种能力.以本文看头向忠发的事情为例,杨奎松的结论之所以能够接近历史真相，第一是因为他占有了相对丰富的史料,第二就是他有一种得简的能力,当然有人会说了，这种得简的能力谁没有?不就是常情常理,不就是逻辑吗?未必.前两天偶然听台湾大学教授讲胡雪岩,大学教授,学富五车,应该有得简能力了吧,未必,举一个例子,我没看过胡的相关书,观点均来自他的讲坛。他先是言胡小时候怎样拾金不昧,怎样懂交际.这样的人按照常理应该有个好结果吧,偏偏胡死于发国难财,这样矛盾的史料,这位教授在解释时,偏偏以小事阴沟翻船搪塞过去,发国难财是小事吗?当时听完就想写篇小文,后来因事耽搁，也就无心了.
谈到档案材料权利问题,我想起了刚刚读的文摘报上一篇陈漱渝写的关于萧军日记的短文,萧军日记从未出版,陈能够看到，肯定与他在鲁迅博物馆工作过有关,相对于接触不到史料的研究者，其优势不言而喻，谢泳和丁东的新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暂时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李大兴

同意宏越兄，治史所需要的，正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符合逻辑的判断能力”，另冒昧引用宏越兄发言，在此谢过。

老木匠

中国历史研究还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档案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历代喜欢在档案里面塞私货，比如清朝师爷汪辉祖曾说，要从司法档案里发现案件真相，犹如是镜里看花、水中捞月。本朝尤其如此。此外，经常有计划有目的的销毁档案，留下的往往却是对某些人或集团有利的、变造（如果不是伪造的话）过的档案。

二是文化传统的问题。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深入人心，一旦揭示真相，即使其人已经过世，其子孙犹喋喋不休的要为死者讨说法，时常的诉诸法庭。弄得历史学家非得准备好与人打官司才能讲到人物的实际功过。比如方伯谦的后代一直在要求平反。“对死者不存在诽谤”的原则是不存在的。

治史经常需要的，往往还是一种常人的常识，恰如英国法中的“寻常人”概念，来评判人们的行为是否需要对于损害后果负责。

自觉的梦游人

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往往是两个概念，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可能是最不可信的，对此，孟子就采取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极端态度，孟子是针对不敢相信的书说的，其结果也派生了针对不可相信的书的效颦。而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史部就像模像样地汗牛充栋了，更不要说恐龙充栋的其他书了。对此，历来统治者是尽信书不如禁书，先把书分出可以信和不可以信的两种，禁去不可以信的，留下可以信的，本朝则传统大发扬，除了禁，烧，改等手法，还加上了“向前看运动”，“暂时不讨论运动”，“历史会做出公论运动”，“让子孙去讨论运动”等等虽然是我乌搞的，实际却正在发生的有意识地埋葬历史的运动。当局不怕亏待历史，就怕“历史”亏待自己，所以不仅要封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口，还要封历史的口，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历史善待自己，通过“可明真相”“研究”出来的“可以相信”的历史为自己歌功颂德。在这样的前提下，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逻辑，的确也就只能回到孟子去，尽信书不如无书！悲夫？

老木匠

从下井冈山后毛批示文件一直是B铅笔，说是有毛笔之粗无毛笔之累。这个风气延伸到各级，都喜欢铅笔批示。档案因此而模糊，事后诸葛亮得以层出不穷

李大兴

回木匠兄，档案真实性确是一大问题，但目前首先面临的是能否接触档案的问题。第一手史料，也需辨析，这正是史家职责所在，也是见功夫之处。本朝档案史料，木匠兄提到的问题都存在，但即使如此，应该仍然很有看头的。

回梦兄，一方面，“正在发生的有意识地埋葬历史的运动”，另一方面，当代史研究还是有些进展的，毕竟史料很多，还来不及都埋葬。我倒不那么极端，书不可尽信、更不可无。

李大兴

今天和一位朋友聊天，推测《悔余日录》里的“彭奇同志”，更大可能来自统战部，而章女士的：“某部”暗示，颇易导致误解。

施国英

国/安部好像在80年代才正式成立。

李大兴

作者：曹/长青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文革时“告密”，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zhonggong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么“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么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暑假时，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当时我热衷写诗，牡丹江有个镜泊湖，风景优美）。中午我住进林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么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管这个房客什么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让我们遭罪或倒霉。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等。于是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大家聊啊，侃啊，简直欲罢不能。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些年轻的面庞，那些对未来的渴望，那些飞翔的梦想，尤其是那份热烈的青春激情，实令人难忘。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我在他们宿舍谈政治的那个晚上，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方面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推测）。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么，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怎么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抗衡领导。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被留校反省时，这事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么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宿舍讲什么？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实在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代的情形，那么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广东的《深圳青年报》时。我在黑龙江那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姓关的处长，带着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市委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么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么清楚？后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都密告了市委。老关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听说现在还在监狱。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么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什么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国那么好，怎么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她翻看以前日记，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后果可能严重。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么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